第一篇：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衔接的路径探寻
【内容提要】 加强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沟通和衔接，是当前进一步发展和开拓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本文试图对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衔接的方式、方法做粗浅的探讨，详细论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效力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实际情况下，应着力提升人民调解协议书的约束力，实现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从而进一步降低调解成本，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充分地发挥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关 键 词】 人民调解 法院调解 衔接
调解是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三大制度之一，尤其是在我国，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人民调解在处理居民之间的民事纠纷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讲究和谐精神与协调一致[1]，人们有“厌诉”心理，发生纠纷时往往更多地求助于调解；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调解不仅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迅速解决，并且有利于减轻法院的诉累。
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一旦反悔，调解协议书就成为一纸空文，这不仅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巨大浪费。无疑，这样的制度不仅是不公平的，特别是与当下社会要求建立一个信用社会是背道而驰的，十分不利于建立一个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与环境。
因此，人民调解工作与法院调解工作加强沟通协调，采取优势互补，是发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时代要求，是拓宽和完善调解制度的积极路径。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人民调解的优势（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人民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人民调解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人民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人民调解的缺陷（相对于法院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二、二者衔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面对新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当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的成功率，降低投入人民调解的成本，迅速、彻底地把矛盾消灭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快节奏，真正达到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工作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大调解的公信力，开创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局面。
“调解书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寻求新途径解决争议。”[2] 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后，法院应认定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应判定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除非不履行调解协议书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调解协议书。
为什么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契约）的效力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调解的范围仅为民事性纠纷，属于私法的范围。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谛在于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己责任。调解协议书是当事人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签订的，虽然双方可能都做出了让步，牺牲了自己在纠纷发生时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们最终发现，“只有与对手彼此都接受双方同意的约束，即契约，才是唯一现实的选择，”[4] 这正是当事人自主参与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参与生活，必须把理性判断作为交往的前提。自主参与者对于参与所导致的结果负担责任，即自己责任，这是自主参与的必然逻辑。如果当事方不履行调解协议，意即当事方存在过错，根据意思自治理念，有过错的加害人必须对加害行为负责，即过错责任。既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承认意思自治原则[5]，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当事人自治的结果呢？
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认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同时也符合程序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在此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履行调解协议，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上法律做出的是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没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选择权，反言之，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该款随即规定：“当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规定并没有说，当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从条文规定中也推导不出这样的意思。反过来，如果认为推出这样的意思，显然与该条文的前半句“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条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该条规定只是赋予当事人在不履行调解协议时除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之外的另一解决争议的新途径，即诉讼。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是起诉权，而不是胜诉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反悔方起诉，还是对方起诉，在民事实体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担不履行协议的法律责任，除非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6]
2、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通过第一部分的论述，我们解决了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基础效力问题，然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3）法院审理的结果。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审理结果可能有几种情形：一是，一般情况下，经过审理，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应依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法院调解书，要求双方当事人要调解书上签字，加盖人民法院印章。二是，如果独任庭认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不清或者违法或者有欺诈、强迫等情形的，应认定协议书无效。在双方当事人愿意再行调解的情况下，可以主持当事人达成新的协议，并以此制作调解书。三是，如果在独任庭制作调解书前，当事人双方撤回申请的，应裁定撤销案件；一方当事人撤回申请或不同意法院调解的，另一方当事人坚持不撤回申请的，应驳回申请，告知不撤回一方可以另行起诉。法院受理起诉后，在审理时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合同的效力。
4、人民调解协议书适用证据规则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是否与这一规定发生冲突呢？我们认为，不发生冲突。
第67条的规定是针对法院主持的调解或当事人庭外和解而作出的，其目的是消除当事人害怕在调解或和解中因承认案件事实而在其后诉讼中给自己带来不利的顾虑，鼓励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中作出让步，从而促进调解或和解协议的达成。从条文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这项证据规则只对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才适用，如果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般情况下不适用该项证据规定，除非当事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10]的规定提起再审。因为当事人一旦签收了法院制作的调解书，调解书即具备了法律效力，本案已经结束，不存在“其后的诉讼”，第67条证据规定失去适用条件。当事人要按照调解书的内容履行义务，当事人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对己不利的后果一旦列为调解书的内容，当事人同样必须履行。
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区矛盾调处中心主持下进行调解与法院主持调解同样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在人民调解过程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同样不能在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但是当事人之间一旦达成协议，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后，人民调解协议书就具备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则不能就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在诉讼中引用第67条证据规则，除非当事人证明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如果人民法院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审核后制作法院调解书，则适用法院调解书的效力，如前段的分析，一般也不再适用第67条证据规则。
值得一提的是，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参考文献：
[1] 详见赵震江主编：《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9页。
[2] 黄进、张丽英主编：《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 同上，第22页。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详细阐释参见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6] 此处法院认定调解协议无效并不应是随意的，而是应依照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与可撤销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8、59条、《合同法》第52、54条），并参照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核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58条）来进行。
[7] 参见陈桂明、宋英辉主编：《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8] 《上海市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第30条第1款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由纠纷当事人约定，一般应包括下以下条款：
（一）纠纷当事人基本情况；
（二）争议事项；
（三）协议内容。”
[9] 书面审理方式，应该说不违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第二审程序中，可以只进行书面审理。但此可以借鉴用之。对人民调解协议书而言，社区矛盾调解中心已进行一次调解，法院的审理在衔接的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
第二篇：做好法院调解工作
树立大局服务意识，做好法院调解工作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无讼”是执政者的追求，普通百姓对以诉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地方官员主要是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调处息讼”是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法律规定顺应时代的要求，几经变化，调解工作的提法也由“调解为主”逐渐转变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司法政策的导向，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实践中注重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法官的中立、消极态度，提倡判决，公正和效率成为衡量案件审判质量的标准。政策的变化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设臵使得司法实践中一度轻视调解工作，强调审判活动的正规化、技术化的建设，法院调解结案率显著下降。
二十世纪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步入转型时期，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激增，在新形势下诱发产生了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根据国家政策的应对调整，为大局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理念在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在司法领域，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矛盾激化、注重社会效果成为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和目标，调解工作作为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纠纷处理方法又重新被强调和重视。
笔者认为当前司法政策上对调解方式的引导并非是对我国以往十多年的审判方式改革的否定。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司法政策的调整是顺应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是优先侧重解决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体现。
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审判严格依照法律，追求法律效果，裁判结果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法律的适用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稳定法律秩序的建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关系格局重塑的条件下，这种作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我国民众普遍法律意识淡薄，树立理性的法律思维要从长计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强调程序正当而得出的形式正义的裁决与民众心中追求的实质正义有差异时，得不到民众的理解，频发上访、闹事等暴力事件；由于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判决执行率低，买卖判决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对司法权威信任的丧失。这些事件表明法院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没有发挥好，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矛盾的对抗和紧张。而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相比判决而言调解实现这一目的更有效果，所以着重调解工作是新形势下的选择。
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主要出现在在婚姻、家庭、相邻、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几个领域，这些纠纷的共同特点是经常发生在熟人社会。在家庭、邻里、熟人之间，如果对立的情绪没有消除，这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交往非常不利，甚至会产生新的纠纷。如果直接依法判决，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矛盾，既不利于判决的执行，也给社会安定留下了隐患。调解主张“心服”而非“压服”。通过调解人员的居中沟通工作，营造公平、自愿、缓和的环境，当事人双方互相谅解，容易理
解和接受调解结果，更有利于以后的履行、执行，达到案结事了，有利于安定团结。
另外，调解在程序方面体现为简便、常识性、非形式化，不必严格遵守举证、质证等规则，在当前我国民众普遍法律意识不高、律师代理率低的情况下，有利于民众进行诉讼活动。法院通过调解结案，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减少了诉讼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省了诉讼资源。
当前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形势下，法院应当重视调解工作，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纠纷的优势，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坏境。
第三篇：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介绍
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以人民满意为目标，把加强民商事调解工作作为司法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径，依法加大调解力度，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468件，以调解和调解后撤诉方式结案2000件，占收案总数的81，与前几年同期相比调解结案率整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开创了民事调解工作新局面。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党委重视营造一种氛围
前几年，由于学术界曾经对调解制度提出了“否定与替代论”质疑，一些法官对调解工作的认识也一度出现偏差，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多、上访多、申诉多、息诉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来，院党委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民事调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围内努力营造了一个“人人重调解，全员齐参与”的良好调解工作氛围。
第一，推出一项制度。院党委针对一些法官存在重判决、轻调解的观念，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于去年初出台了《衡阳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将之纳入了全院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体系，把调解业绩作为评判民事审判活动、考核民事审判人员工作成绩及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事调解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调解率、即结率、息诉率进行综合考核，将“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切实增强了审判人员做好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成立两套班子。为加强民事调解工作的领导力度和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水平，院党委经研究决定，分别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调解课题调研小组两套班子。其中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凌玉良亲自任组长，主管民商（请登陆政法秘书网）事审判的院领导为常务副组长，全体党委成员为副组长，民一庭、民二庭庭长为成员，负责协调全院民事调解工作的日常事务、基层法庭的调解业务指导、组织调解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调解课题调研小组同样由院长亲自任组长，主管调研工作的院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全体审委委员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为成员，负责召开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研讨会，组织业务庭开展专项调研，提高全院调解工作水平。去年以来，我院已开办专项培训班6期，组织参加上级法院业务培训30人次，召开调解经验交流会3次，研讨会8次，组织专项调研2次，撰写调解工作调研报告、论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报》、《湖南审判研究》等报刊、杂志刊登，营造了良好的调解工作氛围。
第三，给予三种倾斜。为使调解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院党委想方设法，根据我院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对民事审判工作给予关照。一是力量上倾斜。考虑到民事案件数量多、工作压力大及调解率的高低与审判人员素质有直接关系等因素，院党委尽量把精兵强将派往调解一线，充实调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审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龄35岁，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强的集体之一。二是物质待遇上倾斜。我院规定：调解一线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一律优先落实；每年组织一次“调解能手”评选，对“调解能手”予以重奖。去年，我院评选的一名“调解能手”不但拿到丰厚奖金，还被推荐评为全县政法系统“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倾斜。对调解工作做得细致，社会反响良好的法官，我们在提拔使用干部，评先、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去年底，我院有17名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法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3名成绩特别突出者，分别被院党委提拔为庭长、副庭长。
二、积极探索更新两种观念
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以前调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时发现，墨守成规是制约调解工作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我们深刻领会审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积极探索，尝试在调解工作中引入新观念、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审调”观念，不拘一格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工作几乎只限定在庭审中进行，使大量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纠纷进入审判程序，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象，审判人员往往不堪重负。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打破“庭审调”这一常规，引入庭前调解机制，以方便当事人为原则，将调解贯穿于立案、送达、保全等各个环节，灵活运用调解方式，力争在庭审前就息诉止争。
一是立案时调解。在案件立案时，我们通过审查起诉状、询问有关情况，了解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摸清当事人的性格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不必要开庭和有调解可能的纠纷，在立案时及时进行调解，防止诉讼中矛盾升级。去年以来，我们在立案时调解处理了此类纠纷134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6.7。
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为由起诉离婚一案，我们在审查诉状时，发现王某仅仅只是为了一条手机短信生疑，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双方婚姻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王某已经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听了很气愤，准备找王某“算帐”。我们分析此案有调解可能，而且尽快调解还可以防止其他纠纷生成，于是一个电话将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批评了王
某的家庭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引导双方回顾恋爱的过程，使双方重归于好。
二是送达时调解。在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同时，利用接触当事人的机会，讲解法律、组织调解，争取消除矛盾，息诉止争。去年以来，我们在送达时成功调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8。如原告李某某诉被告王某等3人赡养纠纷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赡养母亲，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无着。我们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达应诉文书。在送达时，耐心地释明法律，讲清道理，并以“今为人子、明为人父”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们羞愧难当，送达时即调解结案。
三是保全时调解。对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案件，我们不是简单地一裁了之，而是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时，依靠强制措施的震慑力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去年以来，我们在财产保全时调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10。原告廖小兰诉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我们在依法扣押李明的营运的士时，对李明肇事后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告诉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结案时。李明慑于法律的威严，经权衡利弊，在保全中与廖小兰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当天就撤了诉。
另一方面，更新“单一调”观念，多管齐下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模式固定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说、当事人听，方法单一，调解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创新调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调解结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调解法。当事人作为社会个体，不可避免地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实践中，我们认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调解时，利用当事人可亲、可敬、可信的关系人，邀请他们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调解。
二是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法。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大多是原告经过反复考虑，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诉诸法律的。因此，我们注重查明事实，掌握纠纷形成的症结、焦点，揣摸各方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运用法律心理学知识，因人因案而异，区别情况，“对症下药”，使当事人达成协议。
三是掌握时机，冷热处理法。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准确掌握时机，分别情况采取“冷处理”或“热处理”的方法，对那些不及时处理会影响生产、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热处理”，多方启发，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对那些因一时冲动而起诉的案件，在审限内采取“冷处理”，“以静制动”，待当事人心态趋于缓和时，组织调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多管齐下，调解了一大批民事纠纷。去年以来，我们采用此法调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75.3。如2003年农历12月26日，我们受理了龙山县65名民工诉西渡镇某村机砖厂老板曾某拖欠工资案。当时已临近年关，65名民工在县政府门口静坐，案情重大。院长、主管领导与民一庭的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了“热处理”的指导思想，决定尽快调解。一方面迅速派员调查被告的关系人，以便邀请他们配合法院促成调解；另一方面派员调查被告不付工资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通过调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书记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时又是被告的表叔；未发工资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笔5万元的红砖债权未收回。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找村支部书记，邀请他配合法院调解；另一路找被告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向其承诺法院年后将会全力帮其追回债权。通过多管齐下的调解，曾某在村支部书记的规劝下，主动付清了民工工资，该案得以圆满了结。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三、措施得力彰显三种效应
由于我院高度重视民事调解，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并灵活运用到审判实践中，使调解工作彰显出三种效应。
一是“稳压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少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当事人的友好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实现“双赢”结果。去年以来，我院通过调解，牢牢地稳住了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后再审率为0，涉法上访率为0，矛盾升级率为0，防止民转刑案件21起、防止群体性械斗33起、阻止自杀事件1起，有力的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如王某诉李某离婚一案，双方为婚前一万元彩礼款应否返还的问题争执不下，在诉前各自的亲友就已经为此发生过一次打架。诉讼中，王某扬言此款如不返还，将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认为按习俗，“男反女，不退礼”，表示如法院判决返还彩礼，就服毒自杀。我们见此情况，没有急于判决，而是组织双方坐下来，释法释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让互谅，最终促使他们达成了调解协议，使一例极有可能诱发更大冲突的婚姻纠纷圆满调处了。
二是“助力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轻诸多方面的工作压力，实现助力作用。一方面，减轻了上级法院二审民事审判工作压力。以我院为例，目前的判决率不到19，由于在调解过程中已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也比较高。去年以来，我院判决的民事案件实际上诉率仅为2，大大减少了市中级法院二审民事案件收案数。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审判委员会研究疑难民事案件的压力。2002年我院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为33件，2003年以来由于调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数仅为7件。此外，还可以减轻执行工作压力。由于调解结案率的上升，使义务自动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当庭兑付、自觉履行。去年以来，我院成功调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给付内容的当事人，自觉履行了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没有进入执行程序。
三是“节能器”效应。调解能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达到案结事了、息诉止争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节约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与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上访多等现象相比具有显而易见的节能效应。如前年我院审理的刘某诉李某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双方为琐事发生口角后，李某将刘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烂，实际鉴定价值160元，刘某起诉非要索赔1000元。此案因刘某拒不接受调解而不得不判决，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经二审判决维持后，刘某还是不服，又提出再审请求，被驳回后，刘某又进行无休止的上访、告状，共花费诉讼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项费用5000余元，耗时1年，刘某得不偿失，后悔莫及。今年刘某又与黄某发生争执被打伤，向我院起诉后，主动请求法院调解，结果仅用1天就结案了，刘某只负担了50元诉讼费。刘某最后主动和我们讲，前年都怪自己没有听法官的意见，导致损财又呕气。
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在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深知，与兄弟法院相比，我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将锲而不舍，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衡阳，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争取更好的成绩。
第四篇：法院做好人民调解工作实施方案
XX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实 施 方 案（二OO四年九月）认真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为推进我院新时期支持和指导好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促进我市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改革发展，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和中办、国办转发的《意见》精神，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坚持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工作方针，全面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及时化解纠纷、实现社会稳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第一防线”作用。努力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并消灭在萌芽状态，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二、具体措施对人民调解指导工作做到“三明确”
1、明确指导原则。要求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指导要依法进行，不得越位。即只能针对一般性法律问题、调解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进行指导，不得直接介入正在进行的调解个案，或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发表意见；
2、明确责任。本院民一庭、民二庭、小龙潭法庭为具体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部门，要确定具体的联系人及联系乡、镇（含街道、社区，下同），要求责任人对所联系乡镇的调解员在对个案调解过程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予以解答；
3、明确工作日程。要求责任人每年至少安排二次到所联系乡镇司法所指导工作，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所联系乡镇专职调解员来集中参加典型案件的庭审及调解观摩；责任人每年在司法局组织的全市专职调解员们集中培训时，安排不少于一节专题讲座。建立院与局、庭与所两级联系制度
1、法院与司法局联系制度以本院办公室为责任部门，建立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主要任务为：汇总本院各人民调解指导工作责任部门的信息；与司法行政机关互通情况；交流调解工作经验；协调本院各个指导联系点及责任部门的关系。
2、庭与所联系制度本院的民
一、民二及小龙潭法庭与各自确定联系的各乡镇司法所保持密切联系，不定期召开联系会议。主要任务为：对人民调解员定期进行业务培训；接受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咨询；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公开开庭的案件审理；进行法制宣传活动，总结实践经验并上报院办汇总；收集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典型民事案例以供学习借鉴；根据总结针对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以帮助所联系部门或社区、村委会查找涉法及规章方面的漏洞。建立对口联络制度
1、民一庭负责与本市XXXX处、XX乡、XX乡、XX乡、XX乡及所辖各村民委员会建立联络负责制；
2、民二庭负责与本市XX处、XX乡及所辖各村民委员会、有关企业调解委员会建立联络负责制；
3、XXX法庭负责与XXXXX处及所辖各村民委员会、XX矿务局、XX国电集团XXX电厂建立联络负责制；
（四）开办法律门诊、开通法律热线
1、开办法律门诊在本院民一庭设立法律门诊部，确定值班员及值班制度，可预约接受人民调解员的咨询；预约到所联系点进行业务指导。
2、开通法律热线将本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责任人的联系电话及联系方式通告其联系点，树立随呼随应、尽心尽力的服务思想。
（五）确定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责任人工作职责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责任人工作职责为：
1、主要是侧重于通过办案，在业务上指导监督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
2、主动检查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帮助人民调解组织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3、检查调解组织执行政策、法律的情况，看有无调解不当或者违反法律、政策的做法；
4、对于违反政策、法律而调解成立的协议，要及时纠正，并用其警示调解人员，预防类似情况发生；
5、检查调解协议书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文书的要求，如有无遗漏协议条款等。
6、检查调解笔录的制作，是否符合法律规范，是否遗漏当事人主要陈述或主要观点。
7、定期参加调解工作例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及时讨论解决调解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三、建立考核和奖励机制支持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完成任务情况将纳入各责任庭岗位目标考核范围，并对工作实绩突出的庭室及法官进行及时给予表彰和奖励，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四、以上方案从下发之日开始实施。附：XX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联络员名单。XX市人民法院2004年9月1日
第五篇：法院、法庭人民调解工作情况汇报
**法庭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情况汇报
近年来，为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法庭始终把人民调解工作作为化解矛盾纠纷、减少涉诉信访的重要举措，不断提高调解意识，讲究调解艺术，丰富调解手段，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人民调解工作经验，有力地指导了人民调解工作。
一、制定方案
认真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是推进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为推进支持和指导好人民调解工作，努力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促进我辖区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改革发展，我们对人民调解工作做了具体规定。
二、具体措施
（一）对人民调解指导工作做到“三明确”。
1、明确指导原则。要求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具体指导要依法进行，不得越位。即只能针对一般性法律问题、调解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进行指导，不得直接介入正在进行的调解个案，或对个案的具体处理发表意见。
2、明确责任。我庭指定了某人为具体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确定了具体的联系人及联系乡、镇，要求所联系乡镇的人民调解员在对个案调解过程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予以解答。
3、明确工作日程。要求人民调解员每年至少安排二次到所联系乡镇司法所指导工作，每年至少安排一次所联系乡镇专职调
解员来集中参加典型案件的庭审及调解观摩。
（二）建立庭与所两级联系制度。
由本院的法庭与各自确定联系的各乡镇司法所保持密切联系，不定期召开联系会议。主要任务为：对人民调解员定期进行业务培训；接受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咨询；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公开开庭的案件审理；进行法制宣传活动，总结实践经验并上报院办汇总；收集并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典型民事案例以供学习借鉴；根据总结针对问题提出司法建议以帮助所联系部门或社区、村委会查找涉法及规章方面的漏洞。
（三）开通法律热线。
为了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我庭开通了法律热线，由人民调解员具体负责热线电话的接听，可预约接受人民调解员的咨询，预约到所联系点进行业务指导，树立起尽心尽力的服务思想。
人民调解工作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便利当事人等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使法庭的各项工作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案件质量、办案效率、社会满意度都有所上升，从而有效地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树立了人民法庭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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