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

一、当前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主要做法

（一）基本情况

近年来，基层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以调解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从几个基层法院的统计数字来看，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多在60％至70％左右。有的是逐步下降；有的是稳步上升；还有的是先下降后又上升。下降的原因有以下几个：一是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调解的力度被削弱；二是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的调解，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三是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在下降；四是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重判决轻调解，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五是其他社会力量的不当干预，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二）主要做法

各地法院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1.送达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时的“送达调”。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就地审理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或到当事人住所，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2.询问被告答辩时的“答辩调”。即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起诉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3.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的“即时调”。4.庭前准备阶段在交换证据时的“听证调”。5.庭审阶段的“庭审调”。6.发挥双方委托代理律师的作用，促使当事人庭外和解的“庭外调”。7.定期宣判送达前，当事人行使请求调解权的“庭后调”。

基层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探索了一套调解的方法，积累了一些有益的调解经验。如西安市碑林区法院建立了法官主导下的“适度社会化诉讼调解模式”，扩大调解参与人的范围，试行专家参与调解，聘请人民调解员为法院助理调解员，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中聘请调解员并邀请他们参与案件的调解等。该院还制定了《纠纷调解劝导手册》，即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案件的调解由法院提示引导到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使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形成双联互动的关系。针对农村民事纠纷案件的特点，咸阳市渭城区法院创建了特邀协调员制度，即由法院聘请当地村、镇干部担任特邀协调员，邀请他们协助法院参与调解工作，并通过他们直接调解本村、镇发生的民间纠纷。关于调解工作的经验，各地法院普遍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理念；2.强化调解工作的观念不能动摇；3.要坚持合情、合理、合法相结合的调解原则；4.要创造性的开展调解工作；5.要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6.要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二、当前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体会

对调解的功能，各地基层法院有着清楚的认识：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针对前一时期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的调解“否定与替代论”，各地法院普遍持反对态度，认为调解不但已深深扎根于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制度之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且是在保证公正与效率前提下减少诉讼成本、使诉讼效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因此，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逐步改进和完善，而决不是淡化、排斥和取消。目前应以学习贯彻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2002年9月27日在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就加强法院调解工作的讲话精神为契机，进一步完善调解制度，建立独立的调解程序及规则，从程序上保障调解合法、有序进行。

调解能否适用与案件类型有着一定联系。有具体给付内容的民事案件适合以调解方式结案，原因在于此类案件调解的目的性很明确，就是为了促使双方能够对给付内容进行有效的协商，以便自愿、合法地达成协议。若是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如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案件、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破产案件等，则会因诉讼标的的特殊性而无法进行调解。

适用调解与审判资源有效利用的关系可从两方面审视：一是对于审判机制整体运作而言，适用调解可以减少诉讼环节，加快结案时间，特别是无须经过上诉程序，能够节约诉讼成本和审判资源；二是在民事案件一审过程中，适用调解不一定能够直接起到提高审判效率的作用。实践证明，结案总数与调解的比例普遍是成反比的，相对于判决而言，调解的有效适用对法官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法官投入的精力也相对更多，而基层法院普遍案多人少，过分强调调解会使有限的审判资源难以有效利用。

三、当前基层法院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同时，对调解中自愿、合法的规定也过于原则，审判实践中认识不一。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片面强调调解结案率的做法欠妥。调解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

7.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8.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9.“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送达是指法院依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建议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主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建议最高法院尽快修改和通过有关调解的司法解释，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程序和调解的方式等予以明确规定。首先，规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哪类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哪类案件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进行调解等。其次，规范调解的程序。从送达受理或应诉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询问调解意愿、调解次数、调解时限、调解不成的后续程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再次，规范调解的方式。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3.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

4.建议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5.建议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简易程序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中，分不同情形规定了三种样式的民事调解书，但因其之间差异不是很大，没有必要。

6.建议严格掌握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当事人对调解书可以申请再审。审判实践中，因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条件掌握过宽，导致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为了维护调解书的审判效益，建议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条件应严格掌握。

7.建议采取倡导调解和鼓励调解的工作机制，对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要求不得规定硬性指标。另外，建议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在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规定经上级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一次。

第二篇：做好法院调解工作

树立大局服务意识，做好法院调解工作

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无讼”是执政者的追求，普通百姓对以诉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地方官员主要是运用道德教化来解决法律纠纷，“调处息讼”是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法律规定顺应时代的要求，几经变化，调解工作的提法也由“调解为主”逐渐转变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司法政策的导向，推进审判方式改革，审判实践中注重举证责任分配，证据效力，法官的中立、消极态度，提倡判决，公正和效率成为衡量案件审判质量的标准。政策的变化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设臵使得司法实践中一度轻视调解工作，强调审判活动的正规化、技术化的建设，法院调解结案率显著下降。

二十世纪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步入转型时期，各种不稳定的因素激增，在新形势下诱发产生了新的尖锐的社会矛盾。根据国家政策的应对调整，为大局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理念在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在司法领域，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矛盾激化、注重社会效果成为民事审判的基本任务和目标，调解工作作为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纠纷处理方法又重新被强调和重视。

笔者认为当前司法政策上对调解方式的引导并非是对我国以往十多年的审判方式改革的否定。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司法政策的调整是顺应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是优先侧重解决事物发展变化中的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体现。

审判方式改革过程中审判严格依照法律，追求法律效果，裁判结果不仅仅是解决纠纷，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法律的适用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稳定法律秩序的建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关系格局重塑的条件下，这种作用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

由于我国民众普遍法律意识淡薄，树立理性的法律思维要从长计议。在当前形势下，通过强调程序正当而得出的形式正义的裁决与民众心中追求的实质正义有差异时，得不到民众的理解，频发上访、闹事等暴力事件；由于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判决执行率低，买卖判决的现象时有发生，从侧面反映出民众对司法权威信任的丧失。这些事件表明法院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社会功能没有发挥好，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矛盾的对抗和紧张。而当前我国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就是维护好社会的和谐稳定，相比判决而言调解实现这一目的更有效果，所以着重调解工作是新形势下的选择。

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主要出现在在婚姻、家庭、相邻、借贷、人身损害赔偿等几个领域，这些纠纷的共同特点是经常发生在熟人社会。在家庭、邻里、熟人之间，如果对立的情绪没有消除，这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交往非常不利，甚至会产生新的纠纷。如果直接依法判决，并没有真正解决社会矛盾，既不利于判决的执行，也给社会安定留下了隐患。调解主张“心服”而非“压服”。通过调解人员的居中沟通工作，营造公平、自愿、缓和的环境，当事人双方互相谅解，容易理

解和接受调解结果，更有利于以后的履行、执行，达到案结事了，有利于安定团结。

另外，调解在程序方面体现为简便、常识性、非形式化，不必严格遵守举证、质证等规则，在当前我国民众普遍法律意识不高、律师代理率低的情况下，有利于民众进行诉讼活动。法院通过调解结案，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费用，减少了诉讼时间，提高了诉讼效率，节省了诉讼资源。

当前在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形势下，法院应当重视调解工作，充分发挥调解化解纠纷的优势，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坏境。

第三篇：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

法院调解工作先进经验介绍

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以人民满意为目标，把加强民商事调解工作作为司法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径，依法加大调解力度，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为全县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468件，以调解和调解后撤诉方式结案2000件，占收案总数的81，与前几年同期相比调解结案率整整提高了30个百分点，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开创了民事调解工作新局面。我们的主要作法是：

一、党委重视营造一种氛围

前几年，由于学术界曾经对调解制度提出了“否定与替代论”质疑，一些法官对调解工作的认识也一度出现偏差，在对案件的处理上往往简单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从而导致案件上诉多、上访多、申诉多、息诉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来，院党委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民事调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围内努力营造了一个“人人重调解，全员齐参与”的良好调解工作氛围。

第一，推出一项制度。院党委针对一些法官存在重判决、轻调解的观念，在认真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于去年初出台了《衡阳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将之纳入了全院目标管理综合考核体系，把调解业绩作为评判民事审判活动、考核民事审判人员工作成绩及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民事调解各个环节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对调解率、即结率、息诉率进行综合考核，将“软任务”变成了“硬指标”，切实增强了审判人员做好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成立两套班子。为加强民事调解工作的领导力度和提高审判人员的调解水平，院党委经研究决定，分别成立了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及调解课题调研小组两套班子。其中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凌玉良亲自任组长，主管民商（请登陆政法秘书网）事审判的院领导为常务副组长，全体党委成员为副组长，民一庭、民二庭庭长为成员，负责协调全院民事调解工作的日常事务、基层法庭的调解业务指导、组织调解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调解课题调研小组同样由院长亲自任组长，主管调研工作的院领导任常务副组长，全体审委委员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为成员，负责召开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研讨会，组织业务庭开展专项调研，提高全院调解工作水平。去年以来，我院已开办专项培训班6期，组织参加上级法院业务培训30人次，召开调解经验交流会3次，研讨会8次，组织专项调研2次，撰写调解工作调研报告、论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报》、《湖南审判研究》等报刊、杂志刊登，营造了良好的调解工作氛围。

第三，给予三种倾斜。为使调解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院党委想方设法，根据我院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对民事审判工作给予关照。一是力量上倾斜。考虑到民事案件数量多、工作压力大及调解率的高低与审判人员素质有直接关系等因素，院党委尽量把精兵强将派往调解一线，充实调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审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龄35岁，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强的集体之一。二是物质待遇上倾斜。我院规定：调解一线人员的各项福利待遇一律优先落实；每年组织一次“调解能手”评选，对“调解能手”予以重奖。去年，我院评选的一名“调解能手”不但拿到丰厚奖金，还被推荐评为全县政法系统“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倾斜。对调解工作做得细致，社会反响良好的法官，我们在提拔使用干部，评先、评优时予以优先考虑。去年底，我院有17名调解工作成绩突出的法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3名成绩特别突出者，分别被院党委提拔为庭长、副庭长。

二、积极探索更新两种观念

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以前调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时发现，墨守成规是制约调解工作发展的一大“瓶颈”。为此，我们深刻领会审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审判实践中积极探索，尝试在调解工作中引入新观念、新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审调”观念，不拘一格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工作几乎只限定在庭审中进行，使大量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简易纠纷进入审判程序，由于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现象，审判人员往往不堪重负。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打破“庭审调”这一常规，引入庭前调解机制，以方便当事人为原则，将调解贯穿于立案、送达、保全等各个环节，灵活运用调解方式，力争在庭审前就息诉止争。

一是立案时调解。在案件立案时，我们通过审查起诉状、询问有关情况，了解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摸清当事人的性格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对于不必要开庭和有调解可能的纠纷，在立案时及时进行调解，防止诉讼中矛盾升级。去年以来，我们在立案时调解处理了此类纠纷134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6.7。

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为由起诉离婚一案，我们在审查诉状时，发现王某仅仅只是为了一条手机短信生疑，并没有确凿证据证实，双方婚姻基础还是比较牢固。王某已经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听了很气愤，准备找王某“算帐”。我们分析此案有调解可能，而且尽快调解还可以防止其他纠纷生成，于是一个电话将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批评了王

某的家庭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引导双方回顾恋爱的过程，使双方重归于好。

二是送达时调解。在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同时，利用接触当事人的机会，讲解法律、组织调解，争取消除矛盾，息诉止争。去年以来，我们在送达时成功调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8。如原告李某某诉被告王某等3人赡养纠纷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赡养母亲，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无着。我们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达应诉文书。在送达时，耐心地释明法律，讲清道理，并以“今为人子、明为人父”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们羞愧难当，送达时即调解结案。

三是保全时调解。对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案件，我们不是简单地一裁了之，而是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时，依靠强制措施的震慑力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去年以来，我们在财产保全时调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10。原告廖小兰诉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案，我们在依法扣押李明的营运的士时，对李明肇事后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告诉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担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结案时。李明慑于法律的威严，经权衡利弊，在保全中与廖小兰达成了调解协议，原告当天就撤了诉。

另一方面，更新“单一调”观念，多管齐下调解。以前，我们的调解模式固定在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官说、当事人听，方法单一，调解效率低下。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更新观念，创新调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调解结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调解法。当事人作为社会个体，不可避免地要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实践中，我们认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会环境和背景，调动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在调解时，利用当事人可亲、可敬、可信的关系人，邀请他们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调解。

二是找准症结，对症下药法。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大多是原告经过反复考虑，为达到一定目的而诉诸法律的。因此，我们注重查明事实，掌握纠纷形成的症结、焦点，揣摸各方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运用法律心理学知识，因人因案而异，区别情况，“对症下药”，使当事人达成协议。

三是掌握时机，冷热处理法。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准确掌握时机，分别情况采取“冷处理”或“热处理”的方法，对那些不及时处理会影响生产、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热处理”，多方启发，因势利导，趁热打铁；对那些因一时冲动而起诉的案件，在审限内采取“冷处理”，“以静制动”，待当事人心态趋于缓和时，组织调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们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多管齐下，调解了一大批民事纠纷。去年以来，我们采用此法调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调解案件数的75.3。如2003年农历12月26日，我们受理了龙山县65名民工诉西渡镇某村机砖厂老板曾某拖欠工资案。当时已临近年关，65名民工在县政府门口静坐，案情重大。院长、主管领导与民一庭的同志认真研究，确定了“热处理”的指导思想，决定尽快调解。一方面迅速派员调查被告的关系人，以便邀请他们配合法院促成调解；另一方面派员调查被告不付工资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通过调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书记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时又是被告的表叔；未发工资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笔5万元的红砖债权未收回。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一路找村支部书记，邀请他配合法院调解；另一路找被告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向其承诺法院年后将会全力帮其追回债权。通过多管齐下的调解，曾某在村支部书记的规劝下，主动付清了民工工资，该案得以圆满了结。好范文版权所有，全国文秘工作者的114!

三、措施得力彰显三种效应

由于我院高度重视民事调解，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并灵活运用到审判实践中，使调解工作彰显出三种效应。

一是“稳压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少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当事人的友好关系，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实现“双赢”结果。去年以来，我院通过调解，牢牢地稳住了各类矛盾、纠纷。调解后再审率为0，涉法上访率为0，矛盾升级率为0，防止民转刑案件21起、防止群体性械斗33起、阻止自杀事件1起，有力的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如王某诉李某离婚一案，双方为婚前一万元彩礼款应否返还的问题争执不下，在诉前各自的亲友就已经为此发生过一次打架。诉讼中，王某扬言此款如不返还，将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认为按习俗，“男反女，不退礼”，表示如法院判决返还彩礼，就服毒自杀。我们见此情况，没有急于判决，而是组织双方坐下来，释法释理，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让互谅，最终促使他们达成了调解协议，使一例极有可能诱发更大冲突的婚姻纠纷圆满调处了。

二是“助力器”效应。靠调解方式结案，可以减轻诸多方面的工作压力，实现助力作用。一方面，减轻了上级法院二审民事审判工作压力。以我院为例，目前的判决率不到19，由于在调解过程中已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也比较高。去年以来，我院判决的民事案件实际上诉率仅为2，大大减少了市中级法院二审民事案件收案数。另一方面，又减轻了审判委员会研究疑难民事案件的压力。2002年我院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为33件，2003年以来由于调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民事案件数仅为7件。此外，还可以减轻执行工作压力。由于调解结案率的上升，使义务自动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当庭兑付、自觉履行。去年以来，我院成功调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给付内容的当事人，自觉履行了调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没有进入执行程序。

三是“节能器”效应。调解能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达到案结事了、息诉止争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节约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与高判决率所引起的上诉多、申诉多、上访多等现象相比具有显而易见的节能效应。如前年我院审理的刘某诉李某财产损害赔偿一案，双方为琐事发生口角后，李某将刘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烂，实际鉴定价值160元，刘某起诉非要索赔1000元。此案因刘某拒不接受调解而不得不判决，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经二审判决维持后，刘某还是不服，又提出再审请求，被驳回后，刘某又进行无休止的上访、告状，共花费诉讼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项费用5000余元，耗时1年，刘某得不偿失，后悔莫及。今年刘某又与黄某发生争执被打伤，向我院起诉后，主动请求法院调解，结果仅用1天就结案了，刘某只负担了50元诉讼费。刘某最后主动和我们讲，前年都怪自己没有听法官的意见，导致损财又呕气。

我院的民事调解工作在院党委的高度重视下，通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我们深知，与兄弟法院相比，我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将锲而不舍，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调解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衡阳，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作出更大的贡献，争取更好的成绩。

第四篇：对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思考

对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的思考

法院调解,也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指导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主协商一致,解决相互间存在的民事纠纷的活动。近年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越来越显现出对于及时、彻底地解决民事争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为了今后更进一步做好民事调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基层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谈点粗浅看法。

一、要深刻理解诉讼调解的本质与内涵

诉讼调解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并且不违反当事人处分原则的前提下，由人民法院主持，依法通过协商来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全面理解诉讼调解的本质是做好民事调解工作的基石，树立正确的诉讼调解意识是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有力保障，而以“三个至上”要求审判人员运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是做好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保障。

二、要灵活开展调解工作

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易于履行，可直接调解的案件暂不排期开庭，限定时间直接进行调解；对进入审判流程的其他案件，主要实行开庭调解；支持庭上调解与庭下调解相结合，把调解重心放在庭上，庭上调解不成 1的，可休庭后再进行调解；判后也可以调解，但原则上要案结事了，以防影响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就是“庭前、庭中、庭后”调解法。

庭前调解，就是将婚姻、家庭纠纷、简单债权债务纠纷、一般人身权纠纷纳入庭前调解范围，要求承办法官耐心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找准争议焦点进行调解。庭中调解，对一些案情复杂，双方争议较大的案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耐心细致地给当事人讲解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做好疏导和说服工作。庭后调解，对当庭难以调解的案件，为了双方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权衡利弊，承办法官可采取庭后个别谈话、分别做工作，进行背对背的调解。通过分别做调解工作首先控制好当事人的情绪，使之能够理性认识问题才有调解解决的可能。

三、必须强化“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

无论是民事诉讼法还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执行规定，都赋予了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形成的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一般有三个原则：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和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进行诉讼调解必须建立在合法高效的基础上，首先是自愿，其次是合法，再者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司法实践中，承办法官往往更注重前两者而不在意或模糊第三个原则，笔者认为极为不妥。如果在调解过程中删除或弱化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

则，那合法化的审查将变得表面化和形式化，就会从制度上为恶意串通调解提供了生存土壤。弱化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也就弱化了国家权力机关对启动国家强制力合法性、正当性的审核。一旦个案的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虚构事实通过调解程序启动国家强制力实现自身的非法目的，则人民法院不应当确认。即使在执行阶段能发现问题，但生效调解书的撤销需要经过再审程序。如果发生了调解侵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第三人启动再审程序将会有一定的难度。即便启动成功，再审也会给第三人造成诉累，法院也需要动用相当的人力物力。所以在制度上确保避免恶意串通调解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调解过程中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四、着力化解矛盾，预防和调处群体性纠纷

如果一个案件处理不好极有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既影响社会稳定，也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笔者认为，对可能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案件，需要认真落实两条方针，即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维护群众利益，注重社会效果；同时，要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加强对企业的法律指导，使企业能够在发生此类纠纷时配合法院工作。

五、多边结合，达到调解的最佳效果

对已经由乡镇司法所及街道指导的案件可以邀请相关人员参与诉讼调解，增大案件调解的成功率；对一些因家庭邻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以及群体性民间纠纷来法院咨

询或来信来访的，由法院包片法官进行及时妥善的劝导，向其讲明人民调解的优点，调解协议的效力以及诉讼风险等问题，力求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化解纠纷；对涉及到经人民调解委员会处理过的民事案件审结后，法院应将处理结果口头或书面反馈给调处过的调解委员会，对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案件，则由审判人员整理成书面材料，反馈给辖区的乡镇等调解委员会；对一些群众反映强烈、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过多次又难以解决的案件，如赡养案件、赔偿案件等，采取就地办案方式，组织广大群众旁听，这样既可以起到宣传法律的作用，又可以有力推动和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

第五篇：论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

论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

【引言】

基层法院是案件审判的第一线，是司法产品的“第一道工序”，是“司法大厦”的最大基石。基层法院要做到司法为民，减少上诉、申诉上访，实现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就要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诉讼调解是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形式，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式，是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

随着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急剧上升，诉讼调解逐渐成为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中重要的工作形式，实践中也逐步强调“能调则调”。但近几年，以诉讼调解方式审结的民事案件在案件总审结中所占的比例却逐渐下降。以我院民一庭为例：2005年收案总数为168件，以调解方式结案为54件，占总结案数的32.14%；2006年收案总数为180件，调解结案55件，占总结案数的30.56%；2007年收案总数为145件，调解结案41件，占总案数的28.28%；2008年收案总数为122件，调解结案36件，占总结案数的29.51%。如此，全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而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的降低必定会增加案件的上诉率；尤其是在基层人民法院，人民群众的矛盾也会因解决不好而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基层法院的诉讼调解工作亟待改善。下面笔者即从考察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因及价值入手，就基层法院如何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谈谈自己的拙见。

一、深刻认识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

(一)诉讼调解的定义。诉讼调解，也称法院调解，是指对民事案件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主持下，诉讼当事人双方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认可，以终结诉讼活动的一种结案方式。诉讼调解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诉讼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诉讼活动，行使审判权，审理结案的一种方式。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方式解决。诉讼调解的作用：l、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调解时法官通过对当事人做大量的工作，促使双方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自愿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这时就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协议也能顺利履行。

2、法官通过调解，采取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的方法，可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思想觉悟，平等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安定。

3、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禁止的，增强守法观念，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从而可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①

(二)诉讼调解制度的产生。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在解放区普遍推行，当时的人民政权本着便利人民、有利人民考虑，先后提出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的八字方针以及“依靠群众，调解研究，调解为主”的十二字方针。建国以后，诉讼调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l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十二字方针，即“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将诉讼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法律上做了定位。

(三)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因分析。诉讼调解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社会总体的法律意识水平和法治氛围的形成是息息相关的。调解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并巩固于建国后的数十年闾，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权力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因为当时我国还没有系统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也没有建立起专业的司法队伍，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是比较模糊的。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资源要靠国家计划来配置，人们大都生活在熟人社会里，生活空间闭塞狭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朴素的，相互依附的程度比较深，纠纷很少，即使产生了纠纷，也是依“情”和依“理”，依靠自立或者传统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规范。当时，这样的办案方式不仅处理了纠纷，而且也迎合了中国“化干戈为玉帛”的传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至于破裂，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②

(四)诉讼调解的现实意义。传统的中国不仅社会文化底蕴深厚，而且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从西方社会传来的法治意识，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需要一个很长的同化过程，它不可能抛开中国的国情和现有资源空谈法治口号就能完成。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的时期，不符合法治要求的因素很多，如司法的独立、社会法律意识水平的普遍提高等，实现法治的道路还相当遥远。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虽然以其反程序性而与法治社会治理形式不相适应，但对于基层法院来说，如果盲目抛弃一味追求理想中的法治，就会失去工作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并破坏与其他社会单位融洽的生存环境而使自己陷入困窘的境地，这样，司法裁判权就难有施展的空间，人民法院也难以从法律至上的观念出发作出公正的裁判。事实上，在我国目前，一个在法律上做得比较好的判决不一定就会产生好的影响。②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的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诉讼调解就在我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乐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对于一些案件来说，一个规避了法律的调解结果不但能够彻底解决纠纷，而且也能迎合现实社会对审判权的现实需要。同时，诉讼调解的反程序性仅限于法学家们的评论，并不为社会所重视和理解。虽然在实践中很多人因为热衷于追求法治而对反程序性的诉讼调解不屑一顾，甚至出现了重判轻调的局面，但是，理想代替不了现实，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国的国情，也不会随着人们的意愿而能够马上实现。眼下诉讼调解再一次受到重视正是“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与人们对法治社会的认识过程，以及诉讼的本质规律和诉讼调解的优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美好愿望离不开中国现实的法治发展水平。②

二、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

（一）基层法院基本情况

据统计，目前我国有3133个基层人民法院，l0290个法庭，148555名基层法官。这些基层法院无论是办案数量，还是法官和法院其他工作人员数量，在全国法院系统都占80％至90％以上的比例。自2000年以来，基层法官克服审判任务繁重、新类型案件增多、审理难度加大、工作条件艰苦等困难，依法审结各类案件2078万余件，诉讼标的金额l0310亿元人民币；依法执行案件9299361件，执结标的总金额5288亿元；审结和执结案件分别占全国法院审结案件和执行案件总数的89.7％和94.16％。③事实证明，基层人民法院队伍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基层法制现状

首先，随着基层法院审判职能的加强及受案范围的扩大，法院逐渐成为“调整和处理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屏障”，因而受理案件的数量在逐年增长，而这些案件中又有不少是群体性、集中性、复杂性的矛盾纠纷。如2008年我院所审理的民事侵权案件、财产损害案件和人身损害案件中，大部分都是村与村之间、村民之间、房族之间为了土地、通道、采光、水事等纷争或其他生活中的一些小磨擦互打而引起的。这些纠纷与其他纠纷案件有所不同，虽然案件的标的不大，但案件的当事人积怨深，对立情绪严重，轻则闹个不休，重则会引起宗族械斗。这时候基层法官在审理时如果处理不好，就易激化案件中潜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其次，基层人民群众法律知识贫乏，法制观念不高。社会的进步，虽使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广大人民群众一旦有了纠纷都会起诉到法院，会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同时，由于基层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工作还相对滞后，多数当事人对法律知识知之甚少；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一些群众，他们大多还是以传统的道德良心来判断是非，证据意识不强，对基本的刑法及刑诉法、民法及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知之甚少；还有些当事人虽然对法律有一定的了解，但在理解上还存在局限，只会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去看问题……人民群众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制观念的淡薄，将直接影响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及司法的社会效果。

因此，社会形势的变迁虽然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持调解的社会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基层法院，法官们所面对的大部分当事人都还是身处偏远山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在他们生活的区域里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相应的法律规范体系、法律意识水平、法治氛围等均没有形成，这些因素决定着诉讼调解仍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基层法院不能弱化诉讼调解工作。

(三)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面临着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基层法院的调解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首先，人民群众的矛盾在内容、表现形式、主体上呈扩大化及多样化的趋势，导致了基层法院民事审判领域逐渐扩大，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繁重，调解工作的压力随之加大。其次，市场经济中发生的大量纠纷主要表现为财产关系，过去是出于对维护彼此之间关系的需要，但现在当事人则更加重视经济利益的得失，因为调解中作出让步就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这样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的难度增大，基层法院往往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裁判来解决纠纷，调解的功能由此弱化。再次，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部分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因当事人的个人主体意识和权利观念增强，法官的耐心说服教育已很难收到原有的效果。最后，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法官曾经享有的高度权威已开始动摇，调解工作有可能因某些当事人怀疑法官的能力、素质或法官人格方面的问题而降低认同感，加大调解的难度。

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处在审判“第一线”的基层法院不能弱化诉讼调解工作，其必须担负起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重任。而基层法官们要真正做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在实践中必须耐心、细致地从思想上和心理上去给双方当事人做说服教育工作，要“坚持能调则调，调判结合，调解不成再判决的原则，要防止„一判了之‟的做法”，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作用，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矛盾激化，减少上诉、申诉上访，维护社会稳定。

（四）当前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基层法院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案件，为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及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民法院调解工作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日益暴露出来，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第一，调解指导思想不明确。一些法院和法官对调解的意义认识不足，从而重判决轻调解；还有一些法官为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忽视当事人的权益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或拖延时间、对案件久调不决。第二，调解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4年ll月1日颁布施行，该规定对原来争议较大的调解制度，如调解案件的审限、当事人的反悔权、调解书的生效时间等问题都作出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对民诉法有关调解内容的进一步完善，但实践中有些基层法院没能认真学习并贯彻实施，仍沿用传统的调解原则和方法去做工作。第三，部分法官调解能力和调解水平下降。实践中许多民事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调解意向，只要加以引导是可以调解结案的，但由于有的法官对调解策略缺乏研究而导致调解不成。

因为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也引发了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调解率下降，增加了案件的上诉率，从而增加诉讼成本，也容易产生二次冲突，增加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二是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三是为了追求调解结案率一味促成当事人达成协议，由此会产生部分是非不分甚至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的案件，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四是不利于培养当事人法律意识和诚信观念。调解中让步方往往是合法的当事人，致使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小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也可以获得利益。长期以往，淡化了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五是损害法院权威，在调解过程中，有的法官过分追求调解的结果使得当事人一方有恃无恐，得以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从而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不负责任的倾向，动摇了司法权威的形象。

三、规范基层法院诉讼调解工作、提高民事案件调解率

在当前民商事纠纷案件逐年上升，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曰益繁重的形势下，诉讼调解要想在基层法院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其需要在以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深刻剖析调解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并继续深入探索和研究提高诉讼调解质量和水平的途径及方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国调解制度的优势，提高基层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一)牢固树立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理念。要做好案件调解工作，首先要坚持以公正廉洁为本，依法调解；同时在调解过程中要认真实践司法为民原则，要从保护和实现当事人利益的原则出发，尽可能地做好原、被告双方及其代理人的工作，在依法的前提下使当事人双方做到平等协商、互谅互让。

(二)强化调解工作的观念不动摇。诉讼调解适合基层民情，基层法院应在工作中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指导，把努力做好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新时期人民法院“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确保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重中之重”来抓。

(三)坚持合情、合理、合法相结合的调解原则。

1、调审合一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把诉讼调解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就意味着它不仅适用于简易程序和普遍程序，在一审、二审和审监程序同样适用。并且，调解原则还应融入到诉讼中的每一个环节，那种主张调、审分离的做法在实践中并不适用。

2、合法原则。调解必须依法进行，当事人调解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应当认真履行审查的职责，不能违法调解。

3、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有权放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自主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认可，不能强迫调解或以压代调。

4、当事人申请调解和法官依职权调解相结合原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有义务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协商调解的机会，因此只要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即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同时，法官在征求当事人的意见之前，也可依职权先就庭审中已查明的事实对案情作个简单的小结，同时向双方宣传调解的意义，如在此基础上当事人若还表示不愿调解，才可以放弃调解。

5、依法独立进行调解的原则。在民事案件调解中，法官必须排除种种干扰，依法独立进行调解，但并不排除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当事人亲朋好友在调解中的作用。如多次做工作当事人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就要终结调解，及时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6、调解与裁决并重原则。民事判决与法官调解结案都是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所制作的调解书也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法官不能片面追求任何一种结案方式，应当充分遵循当事人主义，视案件具体情况具体适用，既不重调轻判，也不重判轻调。

7、维护社会稳定原则。民事纠纷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这种矛盾如果能通过法院的调解得以平息和化解，那么当事人之间就可能继续和睦相处，有利于公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否则，纠纷扩大，矛盾激化，民事案件演化成刑事案件时社会就难以稳定。

(四)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首先要坚持以公正廉洁为本，以良好的法官职业道德取信于民，把调解工作建立在平等、公正、真诚和心与心相通、法与情相融的基础上。其次，要自觉学习调解知识，探索调解规律，总结调解经验，并借鉴国外调解制度中好的做法，开阔自己的视野，逐步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和调解能力。第三，以法官的人格魅力感化当事人。在民事诉讼调解中，法官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包括法官对案件及相关法律的熟悉、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当事人心理的了解和把握、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力、依法办事等等，法官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这些优势去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力争让他们感到心服口服。

四、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认真贯彻实施调解法律法规，尤其是2004年ll月l曰已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诉讼调解制度，如明确规定了当事人有决定是否调解、调解开始的时间、调解方式、是否达成调解协议以及调解书生效方式等方面的自愿，确保了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诉讼调解自由。另外，该规定还对调解启动、调解方式、调解组织、调解协议内容、调解协议的确认、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生效、调解书的执行做了明确的规定，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够充分行使。基层法院在实践中应充分适用这些调解规定，以确保依法、公正、高效地审理调解案件，正确履行调解职能。

（二）灵活把握调解的时间、范围。(1)调解作为民事审判的一种主要方式，应该贯穿于整个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庭审前、庭审中、庭审结束前，甚至案件宣判前只要双方当事人愿意都可以进行调解。(2)民事案件除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以外，都可以进行调解。离婚案件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必须进行调解。此外，以下几类民商事案件应尽可能以调解结案：一是矛盾易激化的群体性案件。群体性案件涉案人数众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此类案件，法官要尽力调解，理顺情绪，化解纷争。二是是非曲直难断、真伪对错难辩的案件。有的案件时过境迁，双方的证据都不充分，事实不清，真相不明，若判决结案，一方或双方申诉上访的几率较大。三是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增加当事人讼累的案件。这些案件如能调解解决，有利双方继续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五是涉及婚姻家庭、继承、亲属间财产、邻里关系等纠纷的案件。这类案件的当事人有的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有的抬头不见低头见，通过调解可以化解矛盾，增进家庭和睦，共同发展。

（三）有针对性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

1、在调解标的及争议不大、当事人具有一定社会地位或对法院比较信任以及初次涉讼等纠纷时，可在案件受理时立即当面做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这样可把纠纷处理在萌芽状态，有时当事人会因自感理亏即在开庭审理前申请撤诉。

2、当案情较复杂、当事人感情较冲动、对立情绪较大时，法官可采用“冷处理”的方法，在庭审调查及辩论结束后先休庭而不急于调解，待“冷”一段时间后，当事人气消了，情绪稳定了，时机成熟了，有了调和的余地和基础时再做调解工作。

3、在调解当事人抹不开面子、一气之下引起的纠纷案件时，法官在调解初期可不让当事人直接接触，只让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分别给他们做调解工作，并反复转达一方的意见给另一方直。这样可避免双方当庭对立，有利于协议的最终达成。

4、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时，在当事人中往往有几个威望较高、有号召力的带头人，他们所说的话较有影响力，法官可先做这些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然后再通过这些人的言行去改变其他当事人的思想观念，这对消除误会、化解纠纷常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5、调解草率诉讼或诉讼另有其他目的的纠纷时，法官可先给双方当事人宣传法律法规，之后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各自的调解方案，如他们不愿拿出调解意见或意见过于轻率、情绪化、欠缺考虑、不计后果时，法官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并结合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摸清当事人的真正用意后提出一个较合理的建议性方案，然后再围绕这个方案合理、合法地做调解工作。

6、讼中当事人常会找熟人、跑关系，对此法官除坚持廉洁自律、依法办事外，可充分借助当事人的代理人或其亲属反过来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这些人给当事人讲法律、讲道理，当事人往往能耐心聆听，认真思考，从而很好地避免了当事人的盲目抵触情绪，有利于改变当事人的观念，消除误解，进而化解矛盾。

【结语】

法院是人民的法院，基层人民法官要做到“以民为本，想民生，解民忧，排民难，保民安”，就必须充分发挥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优势，平息纷争，化解矛盾，提高法院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这样才能充分实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注释】：

①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第二版，第182、183页、第65页。

②裴秀峰、任玉峰：《诉讼调解的价值分析与实务问题研究》，中国普法网2005年1月l7日。

③《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人民法院基层建设剪影》，载于《人民法院报》2004.7.16期第八版。

作者：韦瓞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