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鼎家事审判：专断家庭那些事儿

第一篇：福鼎家事审判：专断家庭那些事儿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老话古已有之。但在福建闽东一基层法院，却有着这样一个法庭，专门评判家庭的那些事儿。

2012年6月，福建省福鼎市人民法院总结家事案件特点，在原有“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的基础上，设立了全省首个婚姻家庭审判庭。在审理过程中，婚姻家庭审判庭的法官们本着“帮人要帮心，帮心要知心，知心要诚心”的原则，积极做好原、被告双方的调解工作，切实有效地化解了社会矛盾，促成了一个个家庭重归和睦。

■添动力——

用独立机构“专断”纠结家事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审判实践中，以往“家事”纠纷都散落在法院的各个法庭，存在归口管理难、司法尺度统一难等问题。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些家务事，福鼎法院设立了这个婚姻家庭审判庭。

该庭下设温馨调解室，以粉红色为主色调的房间内悬挂着中国结等小饰品，温馨的布置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房间正中则是一张造型呈三颗连心的“谈判桌”，代表了夫妻双方和孩子，象征着一个完整的家庭；墙上张贴着“家庭是子女获得成长、安全的地方„„”等语句，让当事人理智对待家庭矛盾„„谁都无法想象，庄严肃穆的法庭也可以有这样别样的风情。

据该院首任婚姻家庭审判庭庭长陈秋媚介绍，设立这个调解室就是希望通过营造一个温馨的氛围，让当事人有家的感觉，用温情去化解双方矛盾、疏导孩子的思想。

“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好法官，原以为法官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但陈庭长却改变了我的想法，她是法官但更像妈妈；对于她的付出，我们非常的感动。”说这话的是一案件的当事人李女士。

李女士出生于1987年，上海人，大学毕业才两年；她和丈夫王先生是同班同学，毕业时由于有了孩子而不得不结婚。婚后，双方由于工作的原因长期分隔两地，致使感情渐渐淡薄。

2012年9月21日，李女士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并由自己抚养两岁多的幼女。受理该案的正是陈秋媚。庭前，陈秋媚了解到双方自孩子出生后便一直分居至今，婚前感情基础也不深厚，同时王先生也同意离婚，但希望女儿能跟随他生活。

于是，陈秋媚把双方带到了这个温馨调解室。也许是调解室的温馨氛围，也许是陈秋媚的苦口婆心，也许是孩子随母亲在上海生活更有利于她的健康成长„„太多的也许打动了王先生，最终王先生答应放弃孩子的监护权，让孩子跟着李女士去上海生活。

看着他们如此平静地对待即将结束的婚姻，陈秋媚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们：“希望你们以后能慎重对待自己的婚姻，也希望你们以后能各自拥有自己精彩的生活！”末了，两个80后年轻人开心地与陈秋媚挥手道别。

这个案例只不过是该院婚姻家庭审判庭在审理过程中的个案。具体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但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该庭审判人员都深含包容之心，真心实意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到让当事人“和也温馨，离也温馨”。

■添合力——

让细节之力“缝合”破碎家庭

“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福鼎法院婚姻家庭审判庭的法官们充当着“黏合剂”，促成一个个家庭破镜重圆。法官目光更柔和，语气更温情，态度更可亲，充溢着庄严、公正，却不失人情味，成为许多当事人的切身感受。

“很多时候人们都有一个错觉，认为法院总是扮演着一个冰冷的审判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过程中，我们更注重用温情去化解双方矛盾。就像我们的调解室，我们希望通过营造一个温馨的氛围，从而引导原、被告双方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做到‘离也温馨，和也温馨’。”陈秋媚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有着自己的理解。对此，张女士与其丈夫深有感受。

原来，张女士与丈夫林先生于1997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子。近几年，林先生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张女士多次好言相劝，可丈夫依然故我，甚至对张女士暴力相向，也因吸毒多次被公安机关进行强制戒毒，但每次戒掉后没多久又复吸，时常将家中财物变卖充做毒资。百般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院提出离婚申请。

在开庭当天，林先生并未到庭。在庭上，张女士语气中虽然充满对丈夫的气愤，但法官们还是感觉到她和丈夫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但如何打开心结，这得需要一把“钥匙”。陈秋媚决定延期宣判并听听男方的想法。

开庭结束后，陈秋媚多方打听终于联系上林先生。在一番坦诚的交谈后，林先生终于打开了心扉。他告诉陈秋媚，他对张女士有很深的感情，并且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之前的错误，愿意悔改，希望法庭能帮忙说服张女士撤回起诉。

林先生诚恳的态度让陈秋媚感觉到这对夫妻还未走到婚姻的尽头，她决定用亲情唤回林先生夫妻俩疏远的感情。于是，宣判前陈秋媚找来夫妻俩进行最后一次调解。在调解中，陈秋媚规劝他们要珍惜幸福家庭生活，特别强调了一个完整家庭对于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重要性。陈秋媚一席话让林先生当庭声泪俱下，请求张女士再原谅自己一次，并当庭下跪，忏悔自己所犯的过错，张女士见此有些许动容。见此情形，陈秋媚及书记员悄然回避，给双方一个独立的空间。调解室中温情氛围唤起了张女士对过去幸福时光的回忆，在丈夫的忏悔下，张女士终于答应再给林先生一次机会。而林先生也当庭写下了保证书，表示今后一定改过自

新，善待张女士和孩子。

“通过我们的温情攻势，不少关系紧张的夫妻重归于好，这样的调解虽不是审判却胜似审判。”陈秋媚自信满满地说。

在福鼎，用细节之力“缝合”破碎家庭从来就不是个案，该院还把婚姻家庭审判与少年审判进行有机结合，吸纳15名高素质的妇联干部、教育工作者为人民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中对“家事”案件涉及的未成年孩子进行心理疏导。

让婚姻家庭审判庭法官们感到最自豪的是，看到一对夫妻从哭哭闹闹地来到高高兴兴地走。据了解，在这个调解室中，已有近两百对夫妻被这温情的氛围唤起了对过往的美好回忆，从而破镜重圆。

■添活力——

使千家万户“增添”和谐能量

“‘家事’案件虽然是传统的民事案件，但其明显不同于一般纠纷案件，它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私密性，处理起来难度大，要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难度更大。”该院院长董宇介绍说。

判前——“察”、判中——“活”、判后——“导”，福鼎法院给婚姻家庭审判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为主要处理婚姻生活案件的法庭，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下堂听案’而不是‘坐堂办案’。而面对面送达给了我们一个接触当事人的好机会。虽然面对面送达比邮寄费时费力，但能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接触到被告，了解到第一手的材料。”陈秋媚说。

2012年10月的一天，张女士向福鼎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诉状中，张女士描述丈夫赵先生是一个好吃懒做，并有家庭暴力倾向的男子。

该案件立案后，陈秋媚就带着书记员来到福鼎市某村寻找赵先生，为他送达应诉举证材料。由于该村地处偏僻，且没有赵先生具体住址，花费了近4个小时陈秋媚才找到了赵先生，此时已是下午6时。虽然天色渐晚，但陈秋媚还是耐心地与赵先生交谈，并在村中细心走访。通过与村民的交谈，陈秋媚发现赵先生是一个当地公认的老实人，对张女士也呵护备至，根本不存在张女士所说的家庭暴力。

“那次走访，使我们后来对整个案件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陈秋媚说。

为了将应诉举证材料送到当事人手中，陈秋媚和同事们吃了不少苦。在被告家门前默默等候数小时是常有的事，有时甚至需要翻山越岭去寻找在山上忙农活的当事人。对于这种辛苦，婚姻家庭审判庭的女法官们却毫无怨言。

“只要能掌握到最真实的情况，就算累点也值了。”婚姻家庭审判庭的法官彭莉莉笑着说。

“审判一个案件，也许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作出关乎当事人一生的裁判。但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不应简单地以权威性裁判来‘分清是非’，而应将弥合感情、消除对立作为纠纷处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需要办案人员做大量的调查和调解工作。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案件，我们想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调解方式。”陈秋媚介绍。

在婚姻家庭审判庭内，调解主要分为庭前、庭中、庭后“三部曲”。开庭前约齐双方当事人面对面坐下来，耐心劝解，努力化解双方思想“疙瘩”；庭中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审判法官找准矛盾焦点，耐心调解，努力促使双方当事人对争议焦点达成一致；休庭后及时开展“背对背”倾心调解，给当事人留出一定的考虑、缓冲和思想转变时间，促使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2012年8月21日，因为与继子、婆婆在先夫财产继承上存在矛盾，张女士来到法院，要求对先夫遗留下来的房产进行重新分割。考虑到被告之一的婆婆已年过七旬，陈秋媚希望双方能达成调解，避免诉累。但几次协调下来，原、被告双方的坚决态度让调解陷入了僵局。

如何是好？陈秋媚灵机一动，将当时热播的电视剧《母亲母亲》作为切入点，和张女士谈起了该剧中继母金国秀为家庭及继子所做的贡献，开导张女士与继子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讨解决方案。

陈秋媚的话使张女士感触颇深，经过一番考虑终于同意与继子、婆婆再次进行协商。最终，原告与被告在婚姻家庭审判庭的调解下对财产分割达成了一致。

自2012年6月成立以来，婚姻家庭审判庭共审结婚姻家庭案件663件，其中调解、撤诉386件，真正实现了从“案结了事”到“事了人和”的转变。福鼎论坛编辑

第二篇：家事审判合议庭操作指引

家事审判合议庭操作指引

第一条 为适应新形势下家事案件数量不断增长、案情渐趋复杂的特点，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审理家事案件中的司法能动作用，实现家事案件审判的规范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本省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审理家事案件以发现客观真实、追求实质公正为价值取向，以化解矛盾、促成和谐为根本目标。

第三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应注意处理好审判与维权的关系，发挥好合议庭的职能作用。既要提高家事案件审判质量，真正发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功能，又要促进当事人自我维权意识的提高，增强案件的辐射功能和社会效果。

第四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在试点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内或者具备条件的基层法院派出法庭内设立，由审判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协调能力强并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审判人员组成，并配备专门的书记员。

第五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成员应相对固定，并至少有一名女法官。根据案情的具体情况，可以邀请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熟悉家事纠纷当事人心理特点的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第六条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家事案件，可以由家事审判合议庭组成人员中的一名审判人员独任审理。

第七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含独任庭，下同）主要受理下列案件：（1）离婚纠纷；（2）婚姻无效纠纷；（3）撤销婚姻纠纷；

（4）家庭成员间损害赔偿纠纷；（5）抚养、扶养、赡养纠纷；（6）监护权、探望权纠纷；

（7）同居关系析产、子女抚养纠纷；（8）收养关系纠纷；（9）确认亲子关系纠纷；（10）分家析产纠纷。

第八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应积极与当地妇联组织等有关单位沟通协调，充分利用妇联组织等机构在解决家事纠纷方面的职能优势、人才优势和经验优势，拓宽处理家事案件的方法和途径。对社会影响大或者有关部门关注的案件可主动邀请当地妇联组织派人旁听，并及时沟通和反馈案件审理情况。

第九条 合议庭成员应互相尊重、密切配合。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应充分尊重陪审员依法享有的权利，认真听取陪审员的意见，并将其意见记入合议笔录。

第十条 合议庭审理家事案件，应当将调解贯穿整个诉讼过程。积极贯彻落实省法院、省妇联《关于做好诉讼调解与妇联组织调解衔接工作的意见》，充分运用基层组织、工会、妇联和其他社会组织中妇女干部善于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的优势，发挥其缓和矛盾以及参与调解的作用，尽最大可能促使矛盾化解，并应注重调解的质量和效果。

第十一条 合议庭审理家事案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审理涉家庭暴力案件中，采用以下举证责任分配方式：受害方需要举证证明其受侵害的事实；在受害人完成上述举证的情况下，由对方承担证明其并非侵权行为人的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的，推定其为侵权行为人。

第十二条 对于当事人难于举证又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事实，合议庭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线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查清案件事实。

第十三条 当事人法律水平不高又未聘请律师的，合议庭应主动进行必要释明，包括明确诉讼请求、申请法院调取证据、证据规则、法律理解、裁判结果等释明，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第十四条 当事人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条件的，应当引导当事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符合《司法救助规定》规定条件的，应当引导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减免诉讼费用，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家事案件的受理，由各试点法院立案庭或者派出法庭负责立案审查。

第十六条 承办法官接到家事案件后，如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应当在两天内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

第十七条 案件开庭前，应当进行下列工作：

（1）普通程序案件，书记员应当在确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三日内向当事人送达合议庭成员告知书。

（2）承办法官应认真审核当事人提交的诉讼请求和证据，厘清案件的法律关系和争议焦点；对诉讼能力不强的当事人，应注意依法引导其举证。

（3）进行庭前调解。合议庭应当在接到案件后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庭前调解，庭前调解可视情况邀请街道、工会、妇联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协助进行。

第十八条 开庭审理时应注意下列事项：（1）庭审中，对表述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在诉讼请求、答辩、举证中予以必要的引导。

（2）围绕当事人争议焦点展开法庭调查，准确查明事实、分清是非。

（3）针对家事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的特点，注意采取合适的辩论原则、处分原则。

（4）边审边调，最大限度地消解当事人之间的恩怨，并充分发挥陪审员的有利作用，尽最大努力促进矛盾的化解。

（5）寓教于审，将法制教育、家庭伦理教育融入庭审当中。第十九条 合议庭评议时应结合家事案件高度的人身属性、强烈的伦理情感色彩等特点，并注意从有利于受害人身心健康的角度出发，对案件的处理进行综合评判。

对涉及家庭暴力等受害人身处困境急需解决的案件，合议庭应当优先审结，尽量缩短办案周期。其他家事案件的处理，为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和功能，调解期间可不计审限，如确实无法调解的，应当及时判决。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应当庭作出判决。第二十条 案件宣判前，应注意把握机会，尽一切可能组织双方再行调解。如仍无法调解的应及时宣判。

第二十一条 案件宣判后，合议庭应向不服判决的当事人解释裁判依据，宣传相关法律政策，作好疏导工作，力争服判息诉。第二十二条 家事审判合议庭应定期进行工作总结，积极探索审理家事案件的经验、方法。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调查研究，提高审理家事案件的专业化水平。

第三篇：“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综述

“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综述

2017年5月5日，“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协办，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承办。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国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等领导，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华东政法大学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等多个省市法院的法官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与会代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这一主题，分别就“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离婚案件抚养权”“离婚案件探望权”“亲子关系认定”等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深入探讨。

一、家事审判制度改革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王建平提出，为了奠定今后少年审判规范化运作、可持续发展乃至于立法完善的基础，建议建立符合少年家事审判规律的诉讼程序，进一步规范现有的离婚纠纷审理法则；谨慎处理抚养权归属纠纷；探索建立诉讼期间先予执行探望权制度、绿色通道制度、多元调解制度、圆桌审判制度、不公开审理制度、社会观护制度、诉讼引导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心理干预制度以及回访帮扶制度等；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监护权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应对《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遇到的新问题。王建平庭长认为，少年家事审判工作涉及政府和多个社会领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一条龙”的工作机制。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社区管理和学校管理等问题，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有关机关和单位堵漏建制，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项措施，强化司法预警、引导和保护功能，增强办案效果。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认为，当家事诉讼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时，现行立法与诉讼程序已难以有效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主要体现为：第一，未成年人无独立的诉讼地位，诉讼能力不足；第二，法官单纯消极居中裁判，易导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损；第三，刚性的审理程序难以抚慰家事诉讼中遭受情感损伤的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第四，诉调对接与调解机制尚待完善。王伟法官建议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模式进行如下改革：第一，转变审理思路，变更审判模式，将能够帮助控制、转变非理性情绪的审理要素纳入到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去。第二，将诉前调解作为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的起点，利用调解更易于被接受、更具柔情的性质，有效发挥居中人员的能动性，实现调判的有效衔接。第三，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身心发展、认知能力的不同，在诉讼引导和释明上作相应区别对待。另外，还应当贯彻社会观护制度和心理干预与矫治制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夏孟宣等人认为，当前涉未成年人家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诉前重视父母离婚自由而轻视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诉中重视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处理而缺少对未成年人人格和情感的保护；诉后重视约定协商的内容而轻视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内容的实际履行效果。对此，夏孟宣法官等人建议，在婚姻关系上，从家庭自治到公权介入，限制有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明确界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在诉讼程序上，从平等对抗到弱势倾斜，建立特殊的家事证据裁判规则，强化法官审理案件的职权探知；在位阶次序上，从权利本位到义务先行，从离婚自由向涉未成年人保障优先转变，父母探望由权利向义务转变，抚养费由道德约束向强制转变；在权利保障上，从涉未优先到利益最大化，突出未成年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设未成年人独立代表人制度，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夏孟宣法官提出，虽然家事纠纷本属家庭内部自治的范畴，但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则应从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未成年子女角度出发，强化职权主义，打破家庭自治和个人协商的状态，实现国家公权力对家事诉讼的合理介入，促成离婚自由前提下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最大化。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佩指出，离婚案件的处理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情感纷争，而且要承担起调整、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等功能，维护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但是我国目前离婚诉讼制度中关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维护现状堪忧，原因在于：第一，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离婚诉讼中主张、保障未成年子女被抚养、教育权利的具体措施和途径；第三，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权益不能得到救济的法律后果；第四，长期以来将子女问题作为离婚案件附属问题的审判思维和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为此，李佩法官提出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救济制度的构想：第一，在婚姻法中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第二，细化未成年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权利；第三，在离婚诉讼中建立未成年人权利救济制度，协调好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宝勇、江或超指出，随着我国监护制度公法化步伐的前进，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促使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对监护失当的未成年人给予司法保护，是当前司法实践的热点与难点问题。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陈宝勇法官和江或超法官在分析了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提出以下设想和路径：第一，构建亲权与监护制度相区分的立法体例，将父母与其他监护人进行严格区分。第二，取消由群众自治组织和单位??任监护主体的规定。第三，明确监护人资格条件，并应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以便于实际操作。第四，设计关于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特殊诉讼程序。第五，完善、细化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并充分发挥当地基层组织的指导和监督作用。第六，完善监护监督制度，及时发现监护不当和侵权行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卞文林、张钰梅认为，有必要建立监护人失责处分制度，责令对未成年人放任不管、缺教少护、教而不当的监护人承担必要的行为责任。其中，处分的种类包括公开训诫、强制接受亲职教育培训、罚款，并纳入监护人的个人信用记录。具体而言，公开训诫的内容通过报刊或互联网等媒体予以公示；罚款则是责令失责的监护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其教而不当行为的惩罚，以此督促监护人履行管教职责；强制接受亲职教育培训，则是责令失责的监护人到指定的教育机构接受一定期限的亲职教育辅导。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林晓萍认为，我国目前对困境未成年人（指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危险、疾病、遗弃、虐待和其他形式伤害的未成人群体）的监护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如何进行监护补位这一问题存在立法空缺。第二，没有规定委托监护中监护人、被监护人和受委托监护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第三，单位监护徒有虚名，难以操作。第四，对监护情况缺乏监督和管理。对此，林晓萍法官提出将社会监护制度作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快予以修订完善：第一，将监护主体划分为自然监护人和社会监护人；第二，将监护方式划分为法定社会监护、指定社会监护和意定监护；第三，在社会监护的介入上，应明确设立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人；第四，在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础上补充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建立完整的监护权变更、撤销、转移、恢复等制度。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雪梅针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国家应当将每个未成年人都纳入监护的范围；第二，应当将监护机关划分为监护权力机关、监护执行机关、监护监督机关和监护保障机关；第三，国家监护制度应当包括监护监督、监护救济和直接监护等内容，构建监护事件发现报告制度、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以及紧急救助制度等监护辅助制度。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法官姚毅奇和天津师范大学教师冯源认为，对儿童监护事务的处理，应该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替代儿童优先原则，建立家庭与国家之间分工协作的模式。姚毅奇法官和冯源老师针对改革监护能力评估机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细化尊重儿童的自决权，结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尊重儿童对于监护模式、监护人选择的意见表达；第二，家事审判逐步引入心理测量、评估、分析、治疗等方法；第三，聘任符合相应条件的群众担任家事调查员，协助开展家事纠纷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郑玉平认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监护缺失，会使家的屏障作用弱化甚至消失，从而导致留守儿童没有安全感，直至出现厌学、校园欺凌、女童遭受性侵害、交通事故、自杀等严重后果。为了保障留守儿童的权益，在法律层面应当进行三个方面的完善。第一，赋予未成年人探望权，将未成年人列为探望权的主体。第二，健全委托监护制度。我国的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并不完善，现有的规定没有明确委托监护的性质以及委托监护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因此，应当对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合同的订立、内容、变更与终止，委托监护中的责任承担等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促进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的完善。第三，对长期不探望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适用撤销监护资格制度，但是要规范适用流程和条件，且要征询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法官陈程认为，我国缺少家庭教育专门性立法，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长期得不到确认，由此导致家庭教育工作人员的选任与管理、家庭教育市场的发展与培育、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的投入与保障、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等都难以得到有力支持。为此，陈程法官针对家庭教育立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立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包括三类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即家庭教育实施（狭义的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家庭教育指导法律关系、家庭教育指导管理法律关系；第二，立法应明确政府和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和管理中的相关责任；第三，家庭教育法的制定应突出倡导性、原则性条款，不宜出现较多的惩戒性、强制性条款。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杨晓萍法官指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因主体的边缘性受到了长期的忽视，其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受到严重威胁。杨晓萍法官认为，我们需对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问题予以特别关注。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的犯罪预防工作，应当以福利关怀为主，审判机关通过一系列服务管理措施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具体而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模仿效应。未成年人很有可能认同父母的价值观，模仿父母的犯罪行为。第二，标签效应。服刑人员子女被标签化为潜在犯罪者，他就逐渐自我修正，真正成为犯罪者。第三，受挫后的攻击效应。现实的社会排斥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受挫，报复社会。对此，杨晓萍法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提出了建议。在立法层面：第一，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第二，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第三，发展寄养制度，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第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重视执法的人性化。在司法层面：第一，设置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由经过培训的合适成年人担任未成年人的“拟制家长”“临时父母”，来替代无法到庭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参与诉讼；第二，设置法庭教育制度，将教育和审判相结合，使未成年人在审判中接受教育，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第三，细化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三、离婚案件抚养权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娜和延吉市人民法院法官石勋波提出，在以下三种对未成年人不利的情形下，不宜准许离婚：第一，夫妻双方均同意离婚，但是均不同意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张娜法官认为，离婚时，夫妻双方均不同意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基于离婚的目的“被迫”同意抚养未成年子女，子女易脱离监护，可能会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第二，双方均同意离婚，且双方均要求抚养未成年子女，冲突激烈的。原因在于，?x婚双方均要求抚养未成年子女，为此互不让步，冲突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因担心影响自己与子女的关系，双方均给子女灌输不利于对方的所谓事实，并爆发长期的激烈冲突，甚至拒绝对方探视子女，这会对尚处于心理、生理发育期的未成年人的成长、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可能造成未成年人的人格缺陷。第三，双方均同意离婚，但离婚后生活条件明显下降，影响未成年人成长的。

江苏省射阳县人民法院法官孙栋针对目前处理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的法律规定不健全的现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规定支付抚养费的义务人对法院或权利人有答复关于其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的义务；第二，对涉及未成年人利益的事项，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以弥补未成年子女在诉讼中举证能力的不足。第三，法院应当审查离婚协议中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部分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并听取具有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

江西省南丰县人民法院法官赵霞针对抚养费的拖欠、执行难等问题，提出以下保障抚养费支付的建议：第一，通过诉讼调解提高抚养费支付效率；第二，在离婚诉讼的调解过程中，涉及到抚养费支付争议时，审判人员通过了解双方的经济状况和当事人的相互信任状况，可以适时提醒当事人协商设立抚养费担保；第三，运用“司法调解第三人”模式，邀请对争议解决有助益的第三人参与到调解中，促进争议的解决。

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法官陈晓静等认为，夫妻之间婚姻关系的解除，代表着夫妻权利义务的终结。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在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无和好可能的情况下，作为未成年人父母在不能为子女提供良好的亲子成长环境的情况下，尽最大能力保证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是法定的义务。父母双方离婚后，“子女归一方抚养，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量的抚养费”，这一做法并不能保障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具体的离婚协议或者司法文件可以将“随谁生活”和“由谁抚养”两个问题分开表述，即首先概括指出离婚双方均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与义务，然后确定双方抚养子女的具体方式，即子女随一方共同生活，另一方支付抚养费并履行其他抚养义务（如陪伴义务等）。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法官薛箴言建议，在离婚过程中，引入?Ψ蚱匏?方直接抚养能力的量化赋分制，合理设置各类抚养因素的考核分数，这样有助于相对客观地考量双方的抚养能力，并实现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薛箴言法官认为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贯彻应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及情感，子女生活的主要照顾者，子女的身体、心理、教育和人格发展上的需求，子女对家庭、学校和居住地的适应，父母的心理和身体状况及对子女的影响，父母的抚养意愿及满足子女需求的能力。薛箴言法官指出，量化赋分制是新生事物，包括法官在内的各方在观念上都需要有一个接受及熟悉的过程。在赋分评定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走访调查，应配套建立家事调查员制度。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法官林阿慧提出，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非婚生子女亲子关系确定的证明责任不利风险、抚养权之诉缺乏权利救济、抚养费强制执行难等问题。林阿惠法官认为，为了有效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抚养权，针对上述问题必须完善非婚生子女抚养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以期实现我国非婚生子女健康快乐的成长与良性发展。

四、离婚案件探望权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王蕾提出，探望权是家事法律中一项重要的权利，是基于父母子女身份关系和血缘关系的一种派生权利，也是父母和子女情感上的必然需求。但是现行的探望权制度立法以及司法理念将探望权定位为家长权利本位，忽视了孩子的独立人格及主体地位资格，忽视了子女的情感需求和利益。而且，探望权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将使权利成为空谈，极易激化矛盾。关于完善探望权制度，王蕾法官提出，首先要转变理念，回归子女权利本位，其次要强化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最后要完善立法，破解探望权执行难的问题。

福建省将乐县人民法院法官郑翠榕、李霞认为，目前关于探望权的有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探望权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未涵括（外）祖父母、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当事人以及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等人；第二，关于探望权的行使方式、中止探望权以及探望权执行问题存在制度缺失；第三，探望权救济方式单一，制裁措施也仅限于对一方当事人进行罚款和拘留。对此，郑翠榕法官和李霞法官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扩大探望权行使主体的范围；第二，明确规定中止探望权的情形，对“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进行明确和细化；第三，把探望作为一种法定义务在立法中予以设定；第四，规定实现探望权的救济方式。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谢建才、张惠凉认为，固守于传统的价值定位所作出的关于探望权的权利义务规定并不合理，现行婚姻法关于探望权制度的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和片面性。谢建才、张惠凉法官建议借鉴域外立法经验，赋予子女探望权，即未成年子女有权探望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母一方，也有权要求不直接抚养自己的父母一方履行探望义务，以更好地体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五、亲子关系认定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法官金红、叶涵提出，为了在涉亲子关系认定案件中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应当明确《婚姻法解释

（三）》第2条必要证据的范围，将隔代亲缘鉴定报告列入必要证据范畴，并针对原告已提供必要证据，但被告无正当事由拒绝亲子鉴定的情况，对被告苛以警告、罚款等惩戒措施。同时，借由目前家事审判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在涉未成年人特色审判机制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扩展亲子关系保护的内容。

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法官俞朱明、李阿盈认为，对于亲子鉴定的启动只能是一方提出申请，且征得被鉴定人的同意。亲子鉴定涉及人身关系，启动亲子鉴定程序需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法院不能依职权强制启动鉴定程序。亲子鉴定程序无法启动的情况下，对于婚生子女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评判只能通过依照一定规则的推定得出结论。亲子关系诉讼中推定规则的适用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基础事实得以必要的证明，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二是另一方未提供相反的证据且拒绝做亲子鉴定。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角度来看，如果一味强求一方当事人对存在亲子关系进行举证，轻易判决否认亲子关系，而忽视未成年子女的实际需要，那么将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六、小结

司法实践中，解决好涉未成年人问题往往是有效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关键，保障未成年人权益必须放在家事审判的首位。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涉少年的家事审判制度改革得到了与会法官的高度关注。与会法官认为，建立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相适应的涉少年家事审判制度，对于在离婚、抚养等案件中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有重要意义。与会法官以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为依据，对监护制度的改革、抚养权裁判方式的改革、探望权制度的改革等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这些建设性意见，对于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篇：论文 浅谈对家事案件审判的一些看法

浅谈对家事案件审判的一些看法

－－－－民商事审判制度改革初探

应然法与实然法之间总是存在裂缝和差距，每一个法律人在实践中孜孜以求的目标，应该就是竭尽所能填补这些裂缝、缩小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为之奋斗终生！（陕西省商南县人民法院富水法庭助理审判员 罗俊）

近年来，笔者长期在基层人民法院农村基层法庭工作，深刻体会到改革开放及经济社会的变迁带来的农村社会的变化，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总是超越于现行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加之法律本身的滞后性、立法解释的不足、司法解释的有限性，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面临很多的困惑与挑战。比如基层法庭受理的很多家事纠纷中，法院的审判模式不能为涉诉群众所普遍理解和接受，法官基于法律知识、正义感和司法良知对案情作出的判断与老百姓的要求严重脱节，从而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批评。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由于家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家庭关系，法院解决家事纠纷不能简单地评断对错是非、就案办案，而是要以消除对立、弥合亲情、恢复情感为目标，真正实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大局目标。⑴对于如何解决此类问题，业内同行各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众说纷纭，在这里，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在民商事审判中更好地解决家事纠纷谈谈一些

粗浅的想法，希冀获得广大前辈法官同志的批评指正。

一、审判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在一些涉及伦理道德及农村风俗习惯的家事纠纷案件具体审判实践中，有些具体实务问题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或现有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各地法院有不同的做法，究竟应该如何办理，亟待法律予以明确统一规定。就笔者亲身经历而言，主要有以下情形：

1、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原告一般为婚约中的男方，被告一般为婚约中的女方。但是，由于给付婚约财产（彩礼）的具体情况不同，具体案件中，出现了各种情形，原告有将女方列为被告的情形，有将女方及其父母共同列为共同被告的情形，还有将女方、女方父母、媒人（彩礼经手人）共同列为共同被告的情形。究竟诉讼主体如何规范确定较为适宜，有待解决。

2、赡养纠纷案件中，原告为赡养权利人（一般为父母），被告为赡养义务人（一般为子女）。但是，具体案件中，在赡养义务人为多人的情况下，原告仅列其中部分赡养义务人作为被告时，是否追加其他义务人为共同被告，各地法院做法不一。有的是办案人行使释明权后原告明确表示仅起诉部分义务人，法院在查明事实后仅处理该部分义务人所应承担的赡养份额；有的是办案人在查明有哪些义务人后将所有义务人均追加为共同被告，然后在征得原、被告各方当事人同意后，按原告对其中履行赡养义务无争议的义务人放弃主张

诉讼权利处理，实体处理仍仅处理原告对履行赡养义务有争议的被告份额；有的是办案人在原告仅起诉部分赡养义务人时，视为原告对不起诉的义务人放弃主张诉讼权利，实体处理时将该部分未被列为被告的义务人应承担的赡养份额分出后，对起诉的义务人应承担的赡养份额作出处理。这些做法中，究竟哪种更为规范和符合法律精神，亟待明确。

3、离婚案件中，原告同时提出请求退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是否可以合并审理，法院内部也有多种看法。甚至还有的案件中，原告提交离婚诉状中提出退还彩礼诉讼请求，所列被告不仅包括婚姻当事人，还有女方父母，有的还将彩礼经手人媒人列为被告，这样的诉状笔者认为从立案审查上讲诉状就不符合规定，更不用涉及合并审理的问题，但法院内部同样有多种看法，有同志认为不仅诉状没问题，离婚和退还彩礼还能合并审理。孰是孰非，有待确定。

4、追索扶养费案件中，原被告双方为婚姻关系，原告不要求离婚，仅要求追索扶养费，理由为自己在生活上需要照料、生病时需要护理时，被告未尽作为配偶的扶养义务。在具体处理时，对于扶养费的范围、哪些情况下应当由被告支付扶养费，法律规定不具体，亟待对此明确。另外，同样的案件中，如被告应诉后提出离婚，是否构成反诉，是否可以和扶养费案件合并审理，同样存在争议。这些问题有待解决。

5、离婚案件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财产和

子女抚养问题及债权债务均协商不成，在判决时，双方所提出的离婚理由均不构成婚姻法规定的“夫妻感情破裂”情形之一，对于判决是否准许离婚，审判实践中同样存在争议。

以上是审判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具体如何解决，法律规定不具体，各地审判实践中具体做法不一，常常出现案件进行合议时有不同意见，究竟如何处理，有待商讨，法律规定亟待统一。

此外，由于家事纠纷当事人之间一般为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且大多数家事案件发生在农村，当事人由于自身文化、思想、素质、性格的差异，往往是出于自己的立场自说自话，并不顾及法律规定。家事纠纷还存在着“事实和法律严重脱节”的情况，当事人之间有时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但法院办案中如果单纯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和“分清是非、划分责任”，往往在明确证据、分清是非之后，处于优势地位的当事人得理不让人，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碍于面子顽固硬扛，矛盾反而升级激化，对于纠纷的解决“治标不治本”，有时虽能解决发生纠纷的事由本身，但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情感、关系问题，甚至使当事人之间的亲情在诉讼结束后毁于一旦，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二、解决问题的制度设想

通过对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上述问题的思考，笔者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在这里进行阐述。

1、对审理家事纠纷适用特别程序，这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⒈性质因素决定。家事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它不仅涉及法律问题，更涉及伦理、感情问题，单纯的法律判断难以达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

⒉特点因素决定。基于家事纠纷案件高发、频发、亲情基础浓厚易于调解、隐私程度强需要特别保护等特点，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家事诉讼程序，专门用于审理除遗产继承、财产分配之外的婚姻、收养、亲子关系等家事身份关系案件。⑵

⒊审理方式因素决定。由于家事纷争的隐匿性，当事人自主解决的先决性，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在一审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专门的家事诉讼程序，适用法官职权主义，处理纠纷要对情、理、法予以充分考虑，有效化解家庭矛盾，维护社会稳定。⑶

⒋社会效果因素决定。家事纠纷不仅是财产纠纷，更重要的是情感纠纷。家庭是社会的纽带，恢复情感对社会和谐意义重大。家事审判的宗旨就是要弥合亲情、化解矛盾、促进和谐。至于适用的特别程序具体情况，笔者初步设想为立案程序简便、不必拘泥于举证规则⑷、法院根据案情需要主动调查⑸、加大调解力度、考虑多方联动协调、送达方式多样，总之，以当事人血缘、亲情关系为依托，以当地风俗民情为助力，以解决矛盾、恢复情感为目的，以构建和谐家庭

关系为最终落脚点。

2、设立家事法庭，以专业水准专门办理家事案件。设立家事法庭很有必要：⒈全院家事案件数量很多，仅离婚案件就占受理的民事案件总量的20％还要多。⒉鉴于家事案件具有高度的人身属性，当事人在诉讼中不愿意过度公开个人隐私，当事人收集证据十分困难，需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⑹ ⒊家事案件的上述特点对审判的专业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审判人员不仅具有扎实的法律知识，也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具备较为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技巧。

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合议庭，有利于实现审理此类案件的专业化，有利于更好地处理家事纠纷。笔者初步对家事法庭做如下构想：

⒈组成人员的要求。家事法庭成员应当在家事纠纷案件处理上具有丰富审判经验、社会阅历深、年龄优势明显、且素质较高。家事案件不仅涉及法律问题，还涉及伦理、感情问题，单纯依赖法律专业知识难以达到彻底解决纠纷的目的，所以家事审判合议庭在坚持审判人员相对集中的基础上，应安排具有婚姻家庭经验和人生阅历较为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⑺家事案件中很多案件当事人是女性，例如涉家庭暴力案件中绝大多数受害方是女性，所以合议庭最少应配备一名女法官，同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邀请人民陪审员（尤其是妇联干部）组成合议庭。家事合议庭可以委托妇联

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由法院予以司法确认。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可能存在心理疾病，有必要挑选具备心理学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增加审理工作的针对性。⑻

⒉工作特点。

家事案件不仅涉及家庭秩序的稳定、和谐，也涉及对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维护问题，在此类案件中更需要加强调解工作，在家事案件的全程审理过程中应当进行调解，最大程度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家事法庭应当坚持调解优先原则、不公开审理原则、维护家庭成员关系改善与和好原则、倾斜保护弱势家庭成员利益原则，坚持做好巡回审判、诉讼释明、主动调查取证、民意吸纳、综合治理、司法关怀延伸工作。⑼家事审判合议庭设立之后，合议庭可以着力研究此类案件的特点，提高审理此类案件的专业化水平和效率，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同时，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和依法释明工作，切实保护案件当事人尤其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在审判庭的场景布臵上，应当突出浓厚的家庭的温馨和谐气氛，采取“圆桌式”布臵，可以摆放鲜花、水果等，按照家常方式营造家庭氛围。

⒊审理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风俗习惯。

笔者工作辖区在当地农村，深感审理案件不能脱离实际，不能不充分考虑当地社会风俗、农村习惯。习惯是人类

社会最古老也是最普遍的法律渊源。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指出：法律的根基在于法与道德的共同母体——习惯。⑽从社会规范的分类上讲，道德与法律分属不同范畴，但是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从来都没有被截然分开过。林肯指出：“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中西方法理学者的共同认识是“任何社会的法律都必然或多或少地反映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道德”。⑾在中外各国的民事法律领域，尊重善良风俗是一项基本原则，而善良风俗就是一个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术语,各国立法中也不同程度将善良风俗等法益作为保护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第17条规定：有关组织调解案件时，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行性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参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当地善良风俗等行为规范，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一条款的确立，极大地丰富了调解的依据。⑿法律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善良风俗和交易习惯，并使之上升为成文法的内容。更多的习惯，并未进入国家正式法体系，以非正式规范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法院在调解中应注意风俗习惯的作用。⒀在调解中，参考当地交易惯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和善良风俗等规范，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比较容易为纠纷各方所接受。当然，这也给调解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那就是必须熟悉当地的风俗习惯，分出“良俗”与“恶俗”，将“良俗”引入调解工

作之中，家事案件更是如此。⒁我们要把长期以来农村各地方所沿袭下来的善良风俗巧妙地跟法律结合在一起。我们做当事人的工作，更多的还是要尊重他们风俗习惯，只要尊重了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反过来讲，他们对法律也会非常尊重。⒂善良风俗习惯来源于群众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同时习惯是法律的重要渊源，审理案件充分考虑风俗习惯，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脱离群众，最大限度将法律与实际相结合，将“应然法”转化为“实然法”，拉近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使法律深入人心，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3、可将马锡五审判方式贯穿始终。

家事案件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和情理特征，当事人间多为家庭关系、当事人普遍诉讼能力不强、较难取得证据分清是非、隐私性强、特别需要在诉讼中为当事人间保留情面、当事人多在农村生产生活出行不便。家事案件中，虽然在表象上当事人是向司法机关寻求对法定权利的保护，但在实质上，其所追求的不是类似案件得到类似处理，而是裁判者个人对自己的同情和对他的个案的特别处理。⒃

与此相应，家事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审理家事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的要求：其一，诉讼程序上不拘泥于形式。具体表现为诉讼程序及运作过程的不拘形式、当事人便利主义，诉讼可以没有律师参与，法官定期下乡，即时、就地开庭解决纠纷，当事人提起诉讼不是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个别情况下可以口头提起诉讼。⒄法院庭审不必一定遵循举证、质证等

固定形式，法官可以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简化庭审程序。其二，解决纠纷方式的多样性。基本上是基于个案在审理过程中借助道德、社会舆论、情理判断事实，说服当事人，积极发挥调解的特殊作用，追求结果的合理性，特别重视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社会舆论的评价等。其三，法官在诉讼中须有主动性。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开庭与庭外工作并举，不仅把调查证据和对当事人的说明、解释作为办案的需要，而且将其视为自己的道德义务。法官在依法办案的前提下，为当事人着想，并极富人情味，与当事人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对话和交流关系。其四，审判过程重视乡土知识。由于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在农村还有残留影响，人民法庭的工作需要大量地方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知识。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重视乡土知识，但同时也注重无论调解抑或判决，最终都落实到法律规则和法律权力的框架内，依法进行。家事案件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在家事纠纷案件中更加需要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巡回审理、就地开庭、方便当事人诉讼等审理方法和审判原则，需要的正是法官善于利用地方性知识、善于发挥个人人格魅力的工作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区分情况不同处理，体现司法为民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马锡五审判方式有如下基本特点：（1）法官全面调查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2）发动和依靠群众，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3）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4）实行巡回审理、田头开庭等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

⒅马锡五审判方式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步骤：查明案件事实、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解决方案、说服当事人接受。⒆具备灵活便利和乡土化特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能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个案，还使国家司法权的行使深入到农村社会底层，真正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宣传法制，促进和谐，维护稳定。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法官调查研究，查明案件事实，这充分回应了当事人对查明“真相”的要求；其次，充分考虑群众意见作出的裁判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后，当事人在社区舆论压力下，也容易服从判决和调解结果。因此，马锡五审判方式既满足了当事人对法官“为我做主”的客观期望，又能让当事人的情理要求得到表达。在家事案件中也更能体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人民法院为人民排忧解难、主持公道。

三、仍需解决的新问题

诚然，理想是美好的，关于家事纠纷的解决还有很多遥远的设想，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我们仍需冷静面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期待同仁探讨如何解决。

1、过分强调调解结案造成的延迟和强制调解导致的当事人的不满如何解决。由于法院系统目前普遍追求调解率，办案中不可避免地造成承办人努力追求调解结案的趋势，但是强调调解并非都能为当事人所接受，当事人甚至可能出现不满，这些问题如何应对

尚需解决。

2、过于追求方便当事人，有可能被某些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或者缠讼。办案中有时为了便民，尽可能在法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是，某些当事人可能为了其诉讼利益滥用诉讼权利，如不当行使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权异议、以调解为筹码拖延诉讼，甚至利用诉讼讨价还价企图达到其他目的。

3、在法院主动调查取证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司法良知的差异，导致其只调取对一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而对其他证据视而不见，或人为利用调查取证促使案情向有利于一方当事人的方向发展。

4、在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中，某些当事人不配合法院工作，受传唤时接电话但不来法庭、送达法律文书时避而不见，这涉及一些审判实践中尚存在争议的问题，是否可对这类当事人采取留臵送达、交其同住成年家属转交，对一些必须到庭的被告，是否可以拘传。还有，在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中，某些被告本人不到庭又不办理委托手续，其近亲属是否可代其应诉、调解，尚待商榷。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目前亦无成熟的解决思路，期待有志同仁共同探讨。笔者认为，审理家事纠纷案件，有三点应注意的问题：找准案件争议的焦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找准矛盾转化的交叉点，引导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找准法律与情理的融合点，综合发挥法律与道德规范 的双重作用。⒇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纠纷，司法机关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家事纠纷的和谐解决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司法和谐”理念强调了对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家事案件的处理要注意充分运用调解机制，发挥人民调解、仲裁调解、行政部门调解等矛盾调处机制的作用，扩大家事矛盾非诉讼机制的适用范围，从而真正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问题路径。我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社会利益和冲突的多元化、社会主体关系的多元化、价值观与文化传统的多元化必然要求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因此，加快构建多元化家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社会主体和纠纷当事人提供符合他们利益和偏好、可选择的纠纷解决途径，既有利于缓解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压力，也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

备注： ⑴《家事审判 中山试水一年间》第二段，作者李志金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3/28/content_25013.htm

⑵《民事诉讼法修订的几点建议》第四部分第九段，作者姜启波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9/15/content_15629.htm

⑶《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诉讼制度》第五部分第三段，作者张先明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4/14/content_25793.htm

⑷《司法能动与司法被动的三重辩证关系》第三部分第三段，作者王建林 伍玉联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8/20/content_14289.htm

⑸《如何破解家暴案举证难》第五段，作者张中梅 刘英团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4/01/content_25238.htm

⑹《广东法院试点组建家事合议庭》第三段作者林晔晗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3/24/content_6292.htm

⑺《专业审理铺就家庭和谐之路》第二部分第二段，作者林劲标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4/19/content_7817.htm

⑻《探望权纠纷强制执行途径》第一部分第一段，作者杨芳 杨才清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03/03/content_4923.htm ⑼《家事法庭专断家长里短》第二段，作者刘秋苏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1-03/29/content_25055.htm

⑽《习惯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第一段，作者黄鸣鹤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⑾《法律，一刻也不曾离开道德》第三段，作者张智慧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http://palj.dbw.cn/system/2010/05/26/052530702.shtml

⑿《习惯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第二段，作者黄鸣鹤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⒀《习惯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第三段，作者黄鸣鹤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⒁《习惯在调解过程中的作用》第十段，作者黄鸣鹤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0-12/10/content_19813.htm

⒂《化解百姓矛盾就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第一部分第四段，作者屠少萌http:///article/201103/14/444444.shtml

第五篇：关于家事审判制：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法

家事审判制：家事诉讼程序与家事法庭

蒋月

提要: 家事案件因其高度人身属性而不同于普通民事争议，当事人相互之间的关系既具有终身性又可变的两面性，彼此利益既统一又分离;双方的自由合意和处分权受到较大限制。为更好地适应家事争议当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应对家事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促进家事争议处理质量的提高，我国宜借鉴德国、日本、英国等国司法改单经验，制定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在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乃至家庭法院，配备擅长于调处家事纠纷的法官及专职辅助人员，尽快构建家事审判制度。宜把司法裁判定位为解决家事争议的最后手段;鼓励当事人利用和解等多元化途径解决家事争议，化解家庭矛盾和冲突，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综合效果。

家事案件即我国人民法院所称的婚姻案件、家庭案件、继承案件及其他亲属关系纠纷，主要包括亲属身份争议和以亲属身份为依据所生的财产争议两大类。家事案件，不仅数量占居了民事诉讼总量近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其审理复杂而特殊。从世界范围观察，家事法院或家事法庭的普遍建立是20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家事审判制度已相当成熟：家事法院或法庭，配备有兴趣并有特殊素质的法官、辅之以社会工作者和其他适合于此的专业人士，适用家事诉讼专门程序，全面系统地处理所有婚姻家庭法律事务，取得了较理想的社会法律效果。我国的家事审判尚未专门制度化。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我国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有必要制定独立的家事审判程序法，在人民法院设立专职审理家事案件的家事审判庭乃至家庭法院，以更好地适应日益增大的家事案件司法审理需求，提高家事争议解决的司法效率和社会效果，同时更好地借助其他专业力量，多元化地解决家事争议，促进家庭和谐。

一、家事案件司法管辖与审理适度独立的依据和意义

从家事案件的特点、数量、价值追求、解决方式等方面考虑，将家事案件和普通民事案件分别管辖和审判，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和法律意义。

首先，家事案件具有高度人身属性。其权利义务争议不同于一般财产法上的利益争议。一方面，家事案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婚姻家庭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之一。特定的亲属身份是主体相互之间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婚姻家庭关系既是法律关系，又是伦理关系。而一般民事案件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亲属身份，某种亲属身份即使有，也与彼此争议的财产利益无关。另一方面，家事案件当事人的心理较复杂，既希望解决纷争，又不愿意亲属关系因此交恶;既要求分清是非，又存在辈份、亲情等顾虑;既要求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公平处理纠纷，又不愿意过度公开个人、家庭、家族隐私，也不可能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家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和质量高低，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终生利益乃至数代人恩怨。为此，家庭案件的解决和司法审理，在时间、场合、方式、程序等方面有很高要求，又需要较大灵活性。

其次，家事诉讼程序与普通民事程序有所不同，具有自身特点。家事诉讼的法律政策定位和解决结果往往长久地影响社会生活。家事案件的裁判，不单纯以追求当事人孰是孰非为目的，而是重在调整人际关系，使当事人回复到生活常态。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公权会较多地干涉家事案件的解决，提供指导服务。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受到严格限制;在证据制度上。婚姻无效等凡涉及公共利益的家事争议，不限于当事人举证，法院依职权主动调查当事人未主张或提出的事项。而在一般民事诉讼中，法院严守不告不理原则。在有的国家或地区。公权力代表还会全程参与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受理家事案件的法院承担着为当事人提供指导和服务的职责，引导当事人相互谅解，尽可能促成当事人保留原有法律关系。通常需要同时适用诉讼程序与非诉讼手段。过多的举证、质证、辩论等攻防性诉讼活动容易激化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利于争议的解决。鉴于家事诉讼的公益性、社会性和连带责任，德国、日本、英国、韩国等国家都制定了“家事事件程序法”，满足解决家事事件之需。

其三，家事诉讼程序独立，有利于调判结合化解家事争议，促进司法效率最大化。法院审理家庭争议时，除以裁决平息纠纷外，更要鼓励当事人通过协商、和解等方式化解争议。这需要很多的事前咨询和辅导;不得不裁决时，须着眼于家庭最大利益。调解集法、理、情于一体，能较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有效节省司法资源，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佳方式。法院应当依法加大家事诉讼的调解力度，引导当事人客观对待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婚姻家庭纠纷。家事法庭或家事法院专司家事案件，配备熟悉这类案件并有丰富专业经验的专任法官，能够更有效地开展工作。高水平的家事法官，犹如家庭医师，对各种家庭情况有更全面了解，更容易获得当事人信任，有助于纠纷的调解和解决。专门化的固定审判机构，能更好地适应家事案件审理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和社会效果。

其四，有利于配置相关资源适应家事争议解决的特殊需求。家事范围广，法院审理家事案件，不只是在法律上分是非，而且涉及家庭人际关系相处、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等。当事人生活背景不同，对家事争议的理解和处置就不尽相同。家事法官。不仅需要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要求具备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掌握调解技巧等，始能赢得当事人信任，使审理达成最适当效果。同时，家事案件涉及的心理学、社会学、社会保障与福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若能配备相应专业机构或人员为法官提供专业辅助，纠纷解决成效将更优。家事诉讼程序独立化能够更好地整合相关资源，更合理妥当地解决家事争议。

二、域外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

鉴于家事案件的特殊性，德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都制定有专门适用于家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法。

在德国，家事诉讼属于特殊类型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06条、第621条规定由家事法院专属管辖，适用该法第六编中的“家事事件程序”。“婚姻案件的一般规定，在许多方面与普通程序的规定不同”，家事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某些情形下有经特别授权的律师强行介入;双方当事人应亲自参加听审，否则，须缴纳罚款，依照主流观点还可强制当事人到庭;如果婚姻关系有继续的希望，法院依职权可中止离婚程序;辩论主义受到了强烈抑制，双方当事人的处分权限受到限制。[1]德国强调应当对离婚案件

和因离婚引发的特定的家事事件，在准许离婚申请的同时一并作出裁判。除婚姻案件以外的其他家事案件，大部分属于非讼事务。

日本的家事诉讼适用《人事诉讼程序法》和《家事审判法》。家事事件法定区分为两类：一是不经调解的案件，主要是有关选任监护人、认证遗嘱等诉讼争议较少但要求法院依职权介入的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时，有权向高等法院实时抗告：再有不服，还可以向最高法院特别抗告。二是须经调解的案件，包括婚姻费用分担、离婚时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争议;认领、否认婚生子女等不许当事自由处分的身份关系为标的之争议案件;有关离婚、慰抚金等案件。不同类型案件在适用调解程序、当事人合意的效力、抗告等方面有较大区别。日本强调家事案件审理适用调解程序，对具有讼争性的家事事件，调解是审判的前置程序。家事调解由调解委员会执行，遵循非公开程序，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自主解决家事纠纷。随着社会变迁及价值观的多样化，家庭纷争增加，家庭自行解决争议的难度加大。1992年至1998年间，日本家事法院仅每年受理调解的家事案件在9万至11万。[2]。调解作为化解家事争议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英国《1973年婚姻诉讼法》和《1984年婚姻和家事诉讼法》专门适用于家事诉讼。《2003年法院法》第75条至第81条还赋权法院制定不同于民事程序的“家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提供“家事诉讼指导”，使“家事审判程序成为可接近的、公正的、有效的”。[3]尤其是离婚诉讼程序传统上很特别。离婚判决需经过附生效条件离婚判决和绝对判决两个阶段。当事人若有未成年子女，法院只有在认为未成年子女已有妥善安排的情形下才会制作和宣布绝对离婚判决。涉及儿童的案件，英国十分强调社会福利等相关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为法院提供更有效的儿童福利服务。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家庭法逐步认可、支持和解程序，和解如今已成为英国家事诉讼程序的重要内容。英国法院认为，和解能帮助当事人挽救婚姻;修复当事人之间应有的良好关系，现实地理解和客观对待因离婚而生的法律后果;尤其在离婚诉讼初期，应当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方法激励当事人和解，特别在当事人有未成年子女时，和解对当事人和子女都很有益。[4]

在中国台湾地区，处理家事案件与一般民事案件有较大差异。受理家庭案件起诉后，家事法院应随时注意试行和解。只有性质上不许当事人自由处分或不能依和解发生效力的案件，不得成立和解。调解家事案件时，可邀请当事人的亲友或有关专家或延请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派员到场，为事件处理提供参考意见。家事事件裁判，应注意依法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在裁判前，当事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就未成年子女争议成立和解时，法院应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为原则予以审核。地方法院设立有家事商谈室，依当事人申请或依职权，在申请或起诉前以商谈方式协助其解决家事问题。

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家事诉讼程序独立化，其意义不只是在于独立本身，更在于突出其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价值定位，更加贴近家事纠纷的解决需要，提高纠纷解决的效果。

三、家事法院(法庭)专司家事案件经验述评

设置家事法庭或法院专理家事案件，是不同法律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近半个世纪来共同经历的成功经验。

1.大陆法传统国家和地区的家庭法庭或法院。德国、日本设立有专职管辖家事案件的独立家事法院，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等国法院内有相似机构。[5]法国虽专司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但其大审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由专门的家事法官承担，也反映现了家事审判的某种独立性。在德国，从1977年开始，家事法院作为专门性法院统一管辖家事案件。与德国法院组织结构相适应，家事法院划分为三级：地方初级法院家事法庭、州法院家事法庭、州高级法院家事法庭。[6]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是家事案件的第一审法院，由1名法官独任审理;州高等法院家事法庭是家事案件的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联邦最高法院的家事法庭是审理上告和抗告的法院，通常由5名法官组成。地方法院内的普通民事诉讼部门与家事法庭之间的管辖权分配属于法定业务分工。1976年《德国婚姻法和家庭法第一修正案》确定了家事法院制度的三个目标，即由专业知识渊博的家事法官集中审理家事争议或法律问题，使纠纷尽可能获得客观公正解决;简化程序，加快程序进行;促进司法统一，提升司法利益。[7]家事案件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六编中被区分为婚姻案件和其他家事事件。“其他家庭事件”包括民事诉讼事件和非讼事务，前者例如，以亲属身份为

前提的法定抚养义务争议、有关婚姻共同财产制争议、未婚母亲权利争议、涉及子女的案件;同居关系案件。家事法院可以发布命令督促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义务或有效判决确定的义务。1997年《子女改革法》生效后，为了更好地保护儿童权利，德国“家事法院的任务领域被扩大”了。[8]

日本的家事法院是在1948年修正法院法后设立的，主要审理家事案件和儿童案件。[9]日本《法院组织法》第2条规定，法院体系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事法院、简易法院构成。家事法院可以设立分院，负责家庭事件的审判、调解和少年保护事件审判等。根据《日本家事审判法》第18条规定，人事诉讼和一般家事案件，须先向家事法院申请调解;协商不成，才能提起诉讼。日本将诉讼区分为物之管辖、职务管辖、人事诉讼事件等十余类，家事事件构成人事诉讼的主要项目，由专门裁判所管辖早在明治时代已实施，[10]历史悠久。

中国台湾地区设有家事法庭专理家事案件。家事案件包括《民事诉讼法》第九编规定的人事诉讼、《非讼事件法》规定的基于亲属身份引起的财产管理、监护及继承事件;因婚姻、亲属关系、继承或遗嘱所发生之民事事件。地方法院可设置包括家事法院在内的各专业法院。根据《家事事件处理办法》，地方法院设家事法庭办理家事案件;家事案件较少的法院，则指定民事庭专人兼办家事案件。家事法庭，设置法官若干人，担任案件的调解及裁判。家事法官经遴选由对家事事件具有研究并资深者充任。候补法官及未曾结婚的法官，原则上不得承办。

此外，法国虽未设立家事法院，有关人的身份、婚姻、离婚、分居、亲子关系、收养关系、国籍、宣告失踪、改名争议由大审法院专属管辖，但由家事法官专职审理。[10]

2.普通法传统国家和地区的家庭法院或家事法庭。普通法传统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独立的家事法庭(法院)的历史更悠久。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设立有专司家事争议的家事法院、家庭法庭，美国也有类似司法组织。

英国家事案件的司法管辖复杂，并有很大独立性。英国为创设统一的家事法院系统进行了长期而广泛的努力。[11]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家事案件由治安法院的家事诉讼法庭、郡离婚法院、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管辖。家事诉讼法庭通常由两男一女3名法官组成。郡法院被划分郡非离婚法庭、郡离婚法庭、郡法院家事审理中心、郡法院照护中心。郡法院照护中心可以审理所有类型家事案件;家事听证中心审理有争议的私法案件;郡离婚法庭审理离婚、婚姻无效、司法别居、辅助救济等申请，发布家庭暴力禁令，宣告所有权收益分配。有的家事案件可任选上述法院之一审理，有的案件则须由指定法院受理;公法案件的申请通常须向家事诉讼法庭提起;私法案件的申请人则有权选择法院。自1970年开始，高等法院内设置由1位主席和16名法官组成的家事分院(The Family Division)，受理复杂家事案件的一审和家事案件上诉审。家事案件可被移送到有管辖权的三级法院中最合适的法院审理，这与其说是为了保持争议解决的稳定性和严肃性，不如说是为了充分利用司法资源，将尽可能多的案件留给低级别的法院审理。事实上，约75%的公法案件是由家事诉讼法庭审理的;绝大多数家事案件是由郡法院审理的。家庭法官均是经特别挑选的，并接受过有关儿童发展和社会工作实践等专门训练的，“以保证他们对每个法案的原理和思想有清晰的认识”。[12]家事法庭可以签发居住令、交往令等八种命令。英国人希望家事法庭在家事诉讼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仅是裁决者。

澳大利亚独立的家事法院体系建立于1976年，现有29个家事法院。家事法院是高级法院，其权力由制定法赋予。家事法院由首席法官、副首席法官、首席执行官和执行官、执行咨询官、法律顾问、司法官委员会组成;执行官又区分为主书记官、主调解官、执行主任、执行指导官。每个部门均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13]家事法院的法官拥有与联邦法官或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相同地位。第一审程序的家事案件由1名法官独任审判。上诉案件由家事法院的扩大庭受理，一般由3名法官审理，在某些案件，是5名法官。经特别许可或涉及公众利益的家事案件，可直接上诉于高等法院。受理简便、处理快捷的联邦治安法院，其管辖范围与家事法院基本一致。[14]家事法院履行职责时依法须考虑下列因素：第一，维护作为一男一女联合体的婚姻之需要，排斥第三人介入。第二，最大可能地保护、帮助家庭;特别对儿童负有提供照顾和

使其接受教育的责任。第三，保护儿童权利，增进儿童福利。第四，确保不受家庭暴力伤害。第五，帮助婚姻当事人双方和好或改善双方及其与孩子的关系。[15]

新西兰的家事法院是根据《1980年家事法院法》成立的专门性司法机构，系联邦地区法院的下属组织。[16]全国现有58个家事法院，家事法官43名。家事法院受理婚姻、遗产、收养、儿童利益、家庭暴力、婚姻财产分割、出生、死亡、亲属关系等类型案件。[17]家事法院认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并非一定要诉讼，通过接受法院提供的咨询或者相关服务也能使问题或者争议得到解决。[18]家事法院旨在帮助当事人通过咨询、协商、调解解决婚姻家庭问题。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掀起创设独立家庭法院运动，约有1/3的州建立了特别法院审理家事案件，其中约有12个州建立了独立的家事法院体系;未设立家庭法院的州和城市，也在法院内设立审理家事案件的专门法庭或家事分院。各州高等法院均设有家事法庭。家事法官由县有专业兴趣和特殊能力的法官、社会工作者和专家担任，审理更灵活，更少对抗性。[19]家事法庭(院)管辖婚姻家庭案件和家庭内部发牛的犯罪与少年事件等。例如，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下辖的奥兰吉(Orange)县法院，由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家事法庭、陪审团、少年法庭、遗嘱认证、小额诉讼法庭构成;其中家事法庭管辖儿童抚养、监护和探望、婚姻终止、家庭暴力、父母子女关系、别居、婚姻无效、家庭资助等案件。[20]洛杉矶县法院的家事法庭、[21]华盛顿州肯恩(King)县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受案范围相同;并为无诉讼代理人的家庭诉讼当事人提供资讯服务、为涉及儿童的诉讼提供调解、评估等，并配备有辅助机构。[22]美国律师协会在1993年提议，凡涉及家庭和儿童事务的审判应当统一到最高法院下属的家事法庭制度中，应当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需要的所有服务和援助;家事法官审判应当仅限于要求司法专门知识并需要利用对抗程序的案件。[23]

可见，为了公平、合理、高效地解决家事争议，设置家事法庭或法院，配备专长于家事争议处理的法官，并为家事裁判提供更多的专业辅助服务，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司法改革长期的着力点之一。家事法庭(院)独立化值得我国借鉴。

四、构建中国的独立家事审判制度

中国内地未形成独立的家事诉讼制度，家事案件审理适用《民事诉讼法》。尽管我国现行法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家事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之间的差异，有若干条款只适用于离婚诉讼，调解是离婚裁判的前置程序;也有少数民事诉讼规则被明确排除适用于家事案件，但是，对家事案件特殊性的认识和重视还不充分。我国应尽快建立起独立的家事审判制度。

1.制定独立的家事诉讼特别程序。为更好地促进家事案件的快速、公正解决，我国应考虑创设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主要应包括预先试行和解制、调解制、开庭审理、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等。

设立预先试行和解制度。在法官向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之前，提请当事人尝试经法官的简单劝解和指导，实行和解。当事人未经开庭举证与质证，矛盾未经法庭对抗性程序激化，更有可能促成和解。法院向当事人签发试行和解通知，告知时间、地点，并要求当事人各方亲自出席。预先试行和解期限以30天为宜。试和解，尽量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又有可能免除了开庭以节约资源。

设立强制性调解制度。凡家事案件，除无明确被告或者被告缺席的以外，原则上均应先行调解;唯调解不成，才能裁判。司法调解是开庭后采取的协商解决纠纷的程序，是平息纠纷的有效途径。家事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不仅不能选择，而且不论当事人相互关系好坏，亲属身份往往是“终身制”。家事争议解决，不能单纯追求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非此即彼的裁判，而是通过法官的指导和专业帮助，找出婚姻家庭生活争议的原因，消除对立，使当事人的感情和心理得到疗伤，消除引发冲突的因素。调解是家事诉讼程序追求当事人福祉的一个要素。家事纠纷当事人心理不稳定，甚至陷于感情纷扰无法冷静思考。司法调解人际关系以安定当事人的情绪，向当事人传达正确信息，促使其客观应对纷争，在法律原则允许范围内自主作出判断，自主解决纷争，化解积怨，使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在经济和精神两个层面上获得解脱，顺利回复生活常态，有利于双方长期和平相处。当事人合意达成的解决纷争方案，执行也易落实。

规范争讼程序。开庭期间，法庭对家事案件的庭审程序与普通民事案件的典型程序无大差异。不过，家事案件审理，因全程涉及个人隐私，应将不公开审理作为基本原则。只有当事人合意公开的，才能公开

审理。如此，可以避免当事人双方将各自亲友团叫到法庭旁听，在法庭内外相互指责对峙，进一步恶化社会关系的情形发生。

设立非讼案件程序。当事人依法提出的请求，虽无争议，但须接受司法监督或须经司法裁定的，可以采用非讼程序予以解决。例如宣告失踪案件、宣告死告案件、确认亲子关系案件等情形，虽然也存在潜在的争讼可能，但是，被告不明确，争议尚未出现的，适用非讼程序处理，会比适用普通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更简洁明了，效果也不会受到影响。

设立专业咨询和辅导机构，协助人民法院家事案件审理。家事案件涉及心理、社会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家事案件涉及非法律的专业知识的，家事法官需要其他专业配合与协助。可考虑借鉴英国等外国成功经验，设立或指定若干相应公益性服务机构，及时为当事人提供相关专业服务，配合法院审事家事案件，使家事案件的和解、调解和裁判更有效益。

2.设立家事法庭(院)应成为中国司法改革选项之一。在中国，为家事案件审理配置专门化司法组织机构，除了前述理由外，还有家事案件数量巨大、现行审判机构有可完善空间、提高司法效率等多方面考虑。

首先，巨大数量的家事案件要求配设独立的专门法庭。家事案件是我国民事司法上最大宗的案件类型，占民事案件总量的1/4左右比例。1998年至2002年间，经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抚养、赡养、扶养、继承和家庭财产分割案件共计678万件，比前五年上升了5%。[25]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纠纷案件，2003年为1266593件，占全国法院系统当年审结民事案件总数的26.2%。[26]2006年为1159437件，同比为21.8%。[1]很显然，现有知识产权等各专业法庭承担的工作量，均远远低于家事类案件。近20余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数量成倍增长。居高不下。在1980年为27.2万件的基础上，平均每年增长8.1%，到1999年已达119.9万件。虽然由于各种类型民事案件持续增多，离婚案件, 在民事案件总量中的比重每年减少近1个百分点，已从1/2下降到1/3左右，但是，人民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数量在持续上升。[27]此外，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等新型家事案件增加。这些情况对于司法改革中思考组织资源配置和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设立家事法庭专理家事案件能够充分发挥调解程序的作用。调解是审理家事案件的重要的有效的方法。婚姻家庭矛盾通常是日积月累起来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当事人双方相互之间存在客观上不能割舍的血缘关系或者曾经在过的良好情感，当事人对于平和地解决家事争议的愿望和期待，较之一般民事争议更为强烈。在家事法庭中，职业和生活两方面经验均丰富的法官，通过建议、劝告、协商、谈判等调解活动，帮助转达善意和诚意，引导当事人克服心理障碍，梳理情绪，疏通感情，消除误会、化解恩仇。恢复亲情，能够解决大部分家事纠纷，重建和谐的家庭关系。相对于“裁判容易，了事难”，调解具有判决不可比拟的弹性和灵活度。

其三，民事法庭审理家事案件的现行机制存在不足。我国长期以来，家事案件统一由民事法庭审理，适用一般民事诉讼程式，对家庭案件的特殊性关注不够。尽管新中国以来的每一部婚姻法都坚持调解是裁判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然而，在民事庭统一审理的体制下，迫于结案压力等原因，调解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甚至常常流于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家事案件被错误地视为“婆婆妈妈”的琐碎争议，许多民事法官不愿意主审家事案件，甚至不安心于担任家事法官。主持审理家事案件的许多法官，过于年轻、阅历浅，生活经验少，对婚姻家庭纠纷的理解和判断有时存在简单化倾向，调解工作缺乏耐心和技巧，难以获得当事人信任。有必要对现行法庭制度进行适当改良，以消除不利因素，更贴近实际解决纠纷。

其四，家事法庭专理婚姻家庭案件将有助于完善家事司法审判程序，提高质量。在中国，没有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法，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适用《民事诉讼法》。但是，该法仅针对离婚诉讼有少数专门条款规定，完全未涉及其他类型家事案件。这反映了我国现行司法审判制度对家事案件的特殊性的漠视，对家事争议规律性的认识相当粗浅。主审家事案件的法官，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家事争议解决专门训练。没有适当的程序保障，家事审判高质量也难以断论。因此，从充分发挥司法资源的效率出发，也有必要制定完整的家事诉讼程序，设立家事法庭(院)，更好地服务于家事审判。

具体构建审理家事诉讼的专门机构，在设置上可先在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家事法庭，待经验成熟后，再设置独立的家事法院系统。根据我国家事案件由基层法院受理的规定，考虑方便诉讼原则，宜在基层人民

法院普遍设立家事审判庭，依法审理第一审家事案件。针对家事案件上诉较多的现状，结合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中级人民法院应设立家事审判庭，受理家事案件上诉的同时，受理重大复杂的家事案件、涉外家事案件的审理。中级人民法院设立家事审判庭，还有助于对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的业务指导。高级人民法院设家事审判庭。虽然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家事案件的机会很少，但是，这种状况与其他类型民事案件的情形相似，且高级人民法院仍有机会受理由中级法院一审的家事上诉案件。高级法院担负着指导全省(直辖市、自治区)家事案件审理的职责，设立家事法庭有利更好地履行该职责。最高人民法院有必要设立家事法庭，不过该庭主要职责不在于审理个案，而是重在研究家事案件审理，为全国家事审判提供指导。高级法院、最高法院的家事法庭，通过审理家事案件、调查研究等，发现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引导下级法院家事法庭发挥其应有作用。家事法庭的管辖范围，主要是婚姻案件、涉及儿童权利的案件、亲属关系争议、监护权争议、基于婚姻财产制引发的财产争议、继承争议、家庭暴力案件等等。随着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一切与儿童利益有关的争议，都可以纳入家庭法庭的管辖范围，由司法作出裁决。此外，家事审判庭的法官选任，除应考虑法律专业水平，应强调其具有较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善长于人际沟通等，还应适当考虑到法官的年龄。

总之，民事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为当事人提供能够理解又能便捷利用的民事裁判制度，实现公正的司法救济。充分重视家事案件的特殊性，促进家事诉讼程序独立化，设置家事法庭及相应辅助组织，公正地、高效率地审结家事争议，止争息讼，是中国民事司法改革应考虑的步聚之一。你好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