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我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医疗主要是中医中药、西医很少。但是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均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小城市的医生几乎很少，农村更是十里八村或有一位中医大夫或神婆虽然技术有限，仍然忙的不可开交。大部分农民患病只有听天由命，请医生治疗几乎是一种妄想。一旦遇到疾病流行，各村死亡几人或几十人是常有的事。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送瘟神>>就充分说明了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状况。党中央国务院为了改变我国传染病肆虐流行、民不聊生的贫穷落后面貌，走捷径，迅速在全国农村培养了赤脚医生，成立了卫生室，在我国办起了农村农民合作医疗，开创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农村医疗卫生的新局面。

赤脚医生大部分都是用新中国的建国理念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成年和青年，早在五十年代他们有的就积极响应党的消灭地方病的伟大号召、在疫区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特别是在1965年毛主席的6•26指示发表以后、在国务院和卫生部的领导和部署下赤脚医生迅速在全国普及。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们就积极的投入到了全国性的防病治病卫生大军。她们有的师承力学，有的在公社医院或卫生局举办的各期赤脚医生学习班或医士学习班学习。他们一边学，一边临床实践治疗，一边又在群众中宣传普及卫生知识。学习毕业或结业后、各自回村在当地卫生防疫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安排下，带领村民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对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进行全方位的防治，对重点疫区重点防治。定期打扫街道。夏天定期往水沟里撒药消灭蚊子，往村民家庭里和厕所里撒药消灭臭虫和苍蝇。往田间放药消灭鼠患等等。在疾病流行季节，除集中整治环境卫生外，有选择性的在各流行地、为各年龄段的适龄人群、免费进行口服预防药或预防接种疫苗。如接种天花疫苗（牛痘疫苗），百白破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破伤风疫苗，麻疹疫苗，卡介苗，乙肝疫苗，婴儿瘫糖丸，疟疾药，血丝虫病药等等。在山东的邹县、藤县、峄县（现在改名枣庄市）一带除疟疾和其他传染病流行以外，血丝虫病的流行更为广泛、危害更严重。血丝虫进入人体以后、在人体内滋生繁殖、严重破坏人体的淋巴系统。造成橡皮腿，鞘膜积液，乳糜尿等。当时在当地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民谣：“邹、滕、峄县，粗腿大蛋，不论男女，染上完蛋”。在普查普治血丝虫病和疟疾病的年代、为了消灭血丝虫病，疫区的防疫人员、要确诊血丝虫病人，必须为疫区的人民查血、查到血丝虫才能确诊。所以赤脚医生白天要整理好村民人名单表格和查血涂血用的玻璃片等物，到晚上9至10点以后待村民熟睡时、再到村民家里叫醒村民进行抽耳血涂片、以备化验查找血丝虫，一直忙到夜晚1----2点钟才能回去休息。有时因为时间紧、季节不等人。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抽血查血人数。时常要通宵达旦的工作。有时要几个公社协同作战。离家远的赤脚医生一般要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他们吃着自带的瓜干煎饼和咸菜；喝的是白开水，从没有一个叫苦的。在确诊血丝虫携带着以后、再针对性的给与药物治疗和全民药物预防。在疟防工作中，为了彻底消灭疟疾病，赤脚医生也和预防血丝虫病一样，除了给现症病人服现症治疗药以外，还要为全体村民服预防药。赤脚医生要带着疟疾药，挨家挨户地送，把药送到每个村民的手里、看服到肚才算完成。为了达到预防效果，不漏服每一位村民、有时赤脚医生要为一位村民来回跑几次、说很多好话村民才能把预防药服下。有时赤脚医生还要带着预防药、茶水和茶缸跑到田间地头，把药送到干活的村民手里看服到肚。经过全国医务工作者和全国赤脚医生几年或几十年的努力，在我国基本消灭和控制了各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甲类传染病和大部分乙类传染病。2003年非典爆发流行的时候，乡村医生在没有任何防护和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认真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防护任务。在实现全国卫生防疫的一盘棋上做出了贡献。在治疗方面，赤脚医生以合作医疗为依托，坚持【三土•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中草药。中西医结合为村民防病治病。在很多地区村民就诊一次、只要交5分钱的挂号费药费全免。这在6•70年代无不是个奇迹，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在庄稼成熟的季节赤脚医生就身背药箱和村民一起到地里一边收庄稼一边就近为村民治疗轻伤小病。保证和支持了当时农村劳动力的出勤率，有力的支援了农村的夏种秋收。也彻底改变了农村无医无药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赤脚医生的自学成才，治好了无数受疾病折磨的病人，挽救了无数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生命。保证了村民的身体健康。使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使老百姓普遍感觉到了共产党给人民办了实事。感到了共产党的温暖。人们普遍有一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幸福感。有力的支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老百姓说得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为了改变赤脚医生亦农亦医的身份，1981年2月27号《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指出：【凡经考核合格者、相当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对考核不合格者发给„卫生员证书‟••••••】。根据以上通知精神，全国大部分省份于1982年对赤脚医生进行了考试考核。考试及格者发给了乡村医生证书。从此{赤脚医生}改为了~~~“乡村医生”。可是乡村医生相当于当地民办教师一样的待遇至今没能落实。赤脚医生的名称改了，实际上仍然是赤脚医生。1983年“人民公社”更名“乡、镇”，生产大队解体，农村第一次合作医疗也随之跨台，村里给赤脚医生的待遇也随之解除，从此一部分赤脚医生和大部分卫生员转行他业，剩下大部分热爱本职职业的赤脚医生转由乡镇卫生院管理，有的在自己家里、有的租房办起了简单的卫生室，合医不合药继续为村民防病治病。到了1991年乡镇卫生院对赤脚医生重新进行了培训再教育、对卫生室进行了整顿。抛弃了一批炕头卫生室。在没有卫生室的村庄建了新的卫生室，填补了没有卫生室村庄的空白。卫生院对整顿后的卫生室实行了【两管•五统一】的“异体”化管理。村民治病仍然合医不合药。赤脚医生以药养“医”*。注*：赤脚医生的以药养“医”的这个“医”除医治疾病以外还包括：“儿童计划免疫、卫生宣传、村民健康管理、计划生育宣传和卫生室的水、电、暖、笔、墨、纸、桌、椅、登、以及各种学习费用、各级各部门的各种检查费、证件费，还有贫穷村民和五保户看病的减免，地痞无赖的赖账，小偷的盗窃等等”。一旦出了医疗事故全由赤脚医生自己承担，有的甚至倾家荡产。由于赤脚医生提心吊胆的工作，加之收入过低不能维持正常生活等，又有一部分赤脚医生相继转行他业。特别是边远山区的村庄再次出现了卫生室的空白，村民又回到了无处治病的境地。长期以来，“赤脚医生”即是农村卫生的三大支柱之一又是农民健康的第一守护人，也一度成了干活有人叫，吃饭无人管的公共人物。大部分赤脚医生之所以能从6•70年代默默无闻的工作到现在。他们除有„悬壶济世‟的精神支撑之外、主要是盼着和民办教师一样的待遇，盼着成为一名正式的医生。

同胞们想想看，据有关统计数字资料报道：全国有400多万医生，要为全国13亿多同胞医疗服务，这是什么概念？其中有100万赤脚医生要为全国近8亿农民同胞服务，这又是一个什么概

念？俗语说得好：“一人难称百人意”。可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人民的生活普遍提高的今天，部分人却失去了做人的道德底线，处处自以为是、不把同胞情民族爱放在心里，更不把公共道德放在眼里。个别人因就诊看病、不随自己的心愿、就对救死扶伤的一线医生大打出手，有的甚至危及医生生命。特别是100万弱势的农村赤脚医生、从20世纪6•70年代就赤着脚为农民治病。至今21世纪还是“赤着脚”、仍是农民为农民治病••••••。几十年来她们无怨无悔地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现在她们已经人老珠黄、最小者也已近花甲，至今仍是三无，她们老无所依多么渴望改革的阳光照到她们身上！！。

同胞们想想看：70年代以前我国有多少传染病和地方病？如：几乎每家都发生过的疟疾病，天花所致的“麻脸”的人，因婴儿瘫病所致的“爬行儿童”，缺典造成“大瘿脖子”等病人。山东省从曲阜到台儿庄一带、到处可见因血丝虫所致的“粗腿•大蛋”的血丝虫病人，浙江省嘉兴一带血吸虫所致的“大肚子细胳膊”的血吸虫病人等等。还有因黑热病，麻风病，天花，鼠疫，霍乱，流脑，乙脑，中毒性麻疹，中毒性疟疾、白喉、破伤风等病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现在看看，这些病在社会上还有多少？这些疾病的消灭，无不倾注着祖国医学科学家、对传染病潜心研究的心血，无不倾注着赤脚医生、对传染病防治消灭的艰难。在六•七十年代全国有近一百五十多万赤脚医生和一百多万卫生员，现在仅剩不过100万赤脚医生，其中六•七十年代的老赤脚医生仅剩30余万。这30多万当中、现在还在不断减少，这个减少不是他们转行，而是他们怀着和民办教师一样待遇的期盼、和担心传染病再在世上流行的双重心里、永远地离开了个世界。他们这样一个忠心耿耿为祖国建设服务的弱势群体、多么期盼公道、公正、公平和尊严。

胡锦涛主席明确指出：“构建和谐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在全国城乡和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一片呼声中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进行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于2004年在我国实行了新型合作医疗，特别是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

伍建设的指导意见】下发之后，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加大了农村卫生室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填补了空白村的卫生室；对赤脚医生进行了培训考核，进一步提高了赤脚医生的医技水平。赤脚医生又重新搬进了集体的卫生室。使我国大部分农村村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遍布全国各地区各民族、服务与各地各民族，她对维护各民族的团结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根据形势的发展，为使老百姓真正享受到国务院规定的农村合作医疗政策。让赤脚医生更好的发挥她们的作用。

建议：特提出如下建议：

1、制定全国统一的乡村医生政策。

2、转换赤脚医生身份，3、将赤脚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享受乡镇卫生院职工待遇，乡医+村医=真正的乡村医生，人员可互动。

4、使卫生室成为卫生院的直属单位，收支归卫生院。

5、对60岁以上的老赤脚医生医和卫生员职工一样退休，根据从医年限给她们应得的退休金，给她们尊严！这样既体现了对老年人的关怀又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光辉形象，又符合新型合作医疗稳定人才的需求。织牢三级医疗网的网底、是对全国人民的负责。农民给农民看病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也不符合我国的国际威望。赤脚医生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农村卫生的发展史，解决了赤脚医生的归属问题，是写好新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让赤脚医生变成真正的乡村医生，更好地服务于农民，切实夯实我国的国民基础！。

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第二篇：政研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都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艰辛探索。

新中国6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思想理论上说，这是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丰碑。怎样总结它的基本经验？这有多种视角，可以进行这样那样的概括。本文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思路着重论述五点。

一、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指南

实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辉煌成就的伟大指南。

首先要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实事求是思想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伟大贡献。作为思想路线，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工作取得成就的基本经验。新中国60年的历史发展也证明：凡是凯歌行进之时，就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所获得的丰硕成果；凡是发生曲折和挫折之时，都是违背实事求是思想种下的祸根；最后纠正错误、拨乱反正，也要高擎实事求是思想旗帜，才能使党的路线和作风，重新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新中国60年按照历史的发展，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先看前“30年”的情况。新中国建国后头8年在总的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遭受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新民主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一五”计划进展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邓小平同志说：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政策是恰当的，发展是健康的，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当然，在个别方面也存在不实事求是的缺点。但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就逐渐违背甚至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邓小平同志总结这段历史指出：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后来又搞“文化大革命”，走到“左”的极端。这一“左”，差不多整整20年。他强调：“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对前“30年”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

1978年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就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高扬实事求是思想的“30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实事求是思想本身的内涵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被正式确立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被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虽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但它被明确为党的思想路线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由邓小平同志首次倡导的。他在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982年十二大的新党章基本沿用这个表述。邓小平同志还十分强调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他在许多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统统归结为“实事求是”，明确指出“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在党代会报告中，比如十四大和十六大报告在论述思想路线内涵时，对邓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和江泽民同志讲的“与时俱进”思想还展开作了分析，强调改革开放实践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也是从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拓展实事求是思想的内涵。

二是创造性地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拨乱反正，制定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直接之源。

实事求是被明确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后，也就成为在实践上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上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上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基于这个思想，在进行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同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始了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变历程。实事求是思想是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获得辉煌成就的伟大指南。

二、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新中国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邓

小平同志讲到我们国家的历史经验时多次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还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是说到了问题的根本。

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认为社会主义有五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构成社会主义的总体概念。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开始探索这个问题，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制度，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正确政策，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过长时间深邃思考，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这个界定，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在于不了解我们国家所处的社会主义历史方位。即一是没有把握好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那时犯“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我们党在1981年的《历史决议》中就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问题。党的十三大，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两个方面，阐发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强调在这个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2月，中央领导人撰文，进一步指出：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它有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这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个创造性发展。

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政治路线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二大要素，即作为一个基本点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大要素，即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

如果说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主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则主要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基本路线的初始思想，在改革开放前已经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有三大要素。第一大要素，即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党的八大决议已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第二大要素，即作为一个基本点的四项基本原则，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尽管那时没有这样的说法。另一大要素，即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在党的八大前后也有许多很好的思想，但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这两大要素都不牢固，没有一以贯之。上面三大要素更不可能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提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不断总结经验，十三大对党的基本路线内容第一次作了明确概括，并将其称为我们党的主要经验。此后，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最重要的是要全面理解和正确处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进一步强调它的理论意义说：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

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新中国发展进步选择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经济体制和机制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具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大难题。上世纪2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就在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它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但一直没能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认识，但毛泽东同志等已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难能可贵的是有的经济学家（如孙冶方等人）对此作了艰苦的探索，但是不仅被埋没了，而且被视为“异端”遭到了批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们党逐渐找到了破解这个理论难题的途径。从实践层面说，一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引发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二是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为探索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说，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论断，为探索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作了重要理论准备。党的十四大，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做报告，明确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使我们国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理论的创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破解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大难题，使我们党不仅实现了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认识的飞跃，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巨大改变。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伟大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观的重大发展。

五、提出科学发展观为新中国发展进步，探索到正确的发展理念，总结出正确的发展规律

新中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对发展的认识不断地走向全面和科学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都在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进行艰辛探索。既然是探索，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就会有胜利的欢悦，也有曲折的痛苦。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发展问题上误入了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也包括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内，从此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当然，党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粗放到集约、由把握精要到更加科学全面的过程。由于国情的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发展巨变的同时，前进中仍面临着不少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新的发展观，在实践上回答了在中国以什么样的发展理念，采取怎样的发展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实现了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上述三个问题，即一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二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在我看来，是许多法宝中最重要的三大法宝。

新中国60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良好开端。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继续坚持创造性地探索，回答前进中的各种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第三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1949-2007)和成就（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1949-2007）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1949-2007）和成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1956），第二个阶段（1956-1966），第三个阶段（1966-1976），第三个阶段（1978-2007）第一个阶段：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过渡，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中国真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确定了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1953年开始的这会主义改造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1956年的完成标志着中国真正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改造过于激进，粗糙留下了许多问题，但是总体上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回复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时期主要取得的成就是，成立了新中国，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并且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顺利的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过度。

第二阶段：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国力增强，主要是发展生产力，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建设中出现了种种“左”的错误，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虽然进行了改正但是不彻底。加上当时气候的干旱不仅没有真正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反而使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但是凭着当时人们的强烈热情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三阶段：是十年的大动荡时期，由于毛泽东对于形势的判断失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国家都处于混乱之中，由于被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破坏，经济发展也进入一片混乱之中，打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连国家领导人也不例外被打成“左派”。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交通工业和科学技术在这一时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时间里国家建设基本在徘徊中前进。

第四阶段：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和国家的一次伟大的转折，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确立了一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并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在思想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国开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春天。国民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经济，科学，文化，都走向了春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但是也面临这种种挑战，一直困扰人们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在这时被解决。这时以江泽民为代表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接过重担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21世纪。以与时俱进为先锋号，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辉煌。2002年中共十六大，建立了以胡锦涛为中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重要指导思想，并创新的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行到底。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在航天科学事业，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以取得世界领先的水平。

第四篇：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近些年来，不同类型的公共卫生事件在农村地区频发不断，不断影响着广大农民的身心健康，给政府和农村卫生事业工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在新医改方案的背景下，如何抢抓机遇，加强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夯实农村三级医疗保健网络的网底和基石，最大限度减少各种疾病给农民带来的危害，是摆在各级政府和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管理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和挑战，本文根据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现状，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与办法，为我国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一、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战略重要性

（一）农村公共卫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迫切任务

当前我国农村卫生工作比较薄弱，特别是农村公共卫生发展水平与飞速增长的农村健康需求水平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日渐突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全面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完善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基础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公共卫生服务功能，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意见》还指出，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卫生，建立健全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医改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国家重大决策能否真正落实，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这一目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公共卫生是农村卫生和公共卫生的交汇点

首先，农村公共卫生是农村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卫生关系到振兴农村经济、维护社会发展和稳定和谐的大局，对提高全民族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公共卫生事业的延伸、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不断丰富着农村卫生工作内涵，使农村卫生工作内容逐步多元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当前，各级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将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工作作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精神的重要举措来抓，说明了农村公共卫生在农村卫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农村公共卫生是公共卫生工作的网底。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很丰富，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精神卫生、卫生监督、计划生育等。因此，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必须将精力和财力向基层领域倾斜，将更多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向广大农村延伸，才能够真正实现《意见》中提到的促进城乡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

二、当前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农村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缺乏运行保障机制

由于当前对农村公共卫生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健全，使得农村公共卫生防控工作形势严峻，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精神卫生、爱国卫生以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等能力极为薄弱。从当前了解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农村基层卫生单位将工作的定位放在谋求生计上。为了生存，基层医疗单位依然走着以药养医的老路，缺乏足够的精力和财力来发展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这种现象在村卫生室表现得尤为突出。绝大多数村卫生室都没有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多为自负盈亏，主要靠开展基本医疗业务创收，且收入十分有限。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收益仅仅只有每个月的100 元左右。业务收入微薄及公共卫生服务补贴不到位决定了村卫生室一方面在人员配置上不足，大部分村卫生室只有1～2 名村医；另一方面要多看病，多创收，其结果是导致在公共卫生服务上精力不足。当前，能配备专职防疫保健医生的村卫生室麟角凤毛。因此，从整体看，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网底功能弱化，缺乏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长效激励机制，主动开展公共卫生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村卫生人才极度缺乏，且配置不合理

由于农村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的限制，导致农村卫生人才严重不足。目前能长期在农村基层医疗单位工作的大学生很少，大部分是学历不高，年龄偏大，知识技能掌握不够的人员。在乡镇卫生院，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人员学历偏低，未接受过公共卫生或预防医学等专业教育，且由于财政困难所导致的人员编制缺乏，使得很多应该开展的公共卫生工作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三）农村卫生资源乏匮，医疗设施落后

首先，目前我国城乡卫生资源配置和结构尚不够合理。数据显示，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2/3 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卫生服务和农村卫生资源严重不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农村卫生工作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原有的卫生筹资机制、办医形式以及农民健康保障制度等受到影响。近年来，农民健康水平提高缓慢，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城乡卫生状况和居民健康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如农村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均高于城市3倍，一些农村地区重大传染性疾病、地方病发病率和患病率居高不下，甚至死灰复燃。其次，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边远地区农村中，农民普遍缺乏卫生知识，自我保健意识淡薄，小病扛、大病拖的后果往往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导致劳动力丧失，甚至倾家荡产。因贫致病，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在变成中国城乡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巨额医疗费用或劳动能力的丧失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降到贫困线以下。县乡村三级医疗防疫保健网本是我国卫生体系的特点和优势，在第一次农村卫生革命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中，乡镇卫生院是三级保健网的枢纽，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担着预防保健、基本医疗等多项基本卫生服务；村卫生室是网底，在为村民群众提供安全方便的常见病诊治服务，在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批专业医疗人员从农村返回城市，乡镇卫生院的人才大量流失。加之乡镇财政实力有限，大多数乡镇卫生院所获的补助是越来越少，生存面临危机。

第五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杨书群

发表发表单位: 市委宣传部

2009.12.24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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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建国以来我国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展开探讨一直以来在理论界较为重视，本文对其研究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并把这两个时期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划分为五个阶段，全文对此五个阶段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发展艰难曲折，所经历的五个阶段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建国初对其发展的肯定到一度遭到否定再到充分肯定的认识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这是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质的飞跃和提升，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认识政策演变

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之后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非公有制经济，是一个长期困绕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949年10月开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艰辛的探索，既经历过重大的历史挫折，也取得过灿烂辉煌的成就。回顾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历史和政策演变过程，分析这些政策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助于深入了解我国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与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轨迹，尤其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党的十五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新思路、新政策，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更加坚定地贯彻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战略决策。

建国6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历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以前为第一个时期以及从改革开放以后迄今为第二个时期，在先后继起的每个时期，由于我国政策的变化比较大，因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和明显的中国特色。

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从1949年到1978年，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认识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限制利用阶段（1949——1952）。从1949年建国到1952年底是我国认识和处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党和政府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成果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分析判断，采取了正确的政策。

早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在这一纲领的指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没收和接管了属于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的金融和工商企业，从而构成了新中国最初的国有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向建立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经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大经济纲领实现之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主要由五种成分组成。在五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处于领导地位，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实施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达到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国家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积极扶持合作经济、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国营经济，政府在接管官僚资本的过程中，由于贯彻“原职、原薪、原制度”的政策，较好地调动了管理人员和职工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民主改革，使国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为明显的提高。对于私营经济，一方面实行以“节制资本、统制贸易和加强计划”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政策，通过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诸方面对私营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予以限制；另一方面，国家通过调整工商业，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市场流通，并且扩大了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收购，从而使私营经济获得了正常利润，能够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在新解放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使三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七亿多亩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土改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2]，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贷款，推广技术等方面大力促进农业个体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的积极因素，促进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52年底，各种经济成分按比重大小顺序排列，“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占41.5%，私营工业占30.6%，个体手工业占20.5%，公私合营工业占4%，集体所有制工业占3.3%；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私营商业占60.9%，集体商业占18.2%，国营商业占16.2%，农民零售占4.3%，公私合营占0.4%；在国民收入中，个体经济占71.8%，国营经济占19.1%，私营经济占6.9%，集体所有制经济占1.5%，公私合营经济占0.7%”[3]。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和主体地位的乃是各种非公有制经济。

这一时期，我国的国民经济之所以能够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恢复，与当时采取的经济政策，充分调动了各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是分不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农民获得了土地，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城市手工业者摆脱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官僚主义的压迫，得到了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格局，非常适合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各阶层群众的认识水平。如果当时我国能在一定时期继续坚持这种政策，新民主主义经济将会取得更大的发展，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打下更加良好的基础。

2、根本改造阶段（1953——1956）。从1953年社会主义改造酝酿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地位降低。

在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我党经过充分酝酿，于1952年底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核心是“一化三改造”。从1953年开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经历了统购统销、加工订货、公私合营等阶段。对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了合作的道路。个体农业的改造经过了农业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个体手工业经过了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工厂三个阶段。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数的87.8%；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4]。

当时我党认为，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即把当时非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变为公有制经济占主体阶段，从而使我国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民收入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国营经济由19.1%上升为32.2%，合作经济由1.5%上升为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为7.3%，以上三种经济成分之和由原来的21.3%上升为92.9%，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则分别由原来的71.8%和6.9%下降到7.1%和0.1%。在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占67.5%,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32.5%,资本主义工业接近于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占68.3%,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和由原来的小私商组织的合作化商业占27.5%,私营商业只占4.2%”[5]。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不仅是由于在这一阶段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从限制到消灭的政策，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党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教条的理解和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党内绝大多数人由于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能由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所占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能相容的经济成分。对非公有制经济理论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严重脱离我国具体实际的分析，是我国过早过快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层原因，也是从所有制上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原因。历史地分析，当时我国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已取得了优势，但还不能说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特别是当时的私营经济的存在还有能力和可能干扰国家经济秩序。因此，我国主张对其改造是必要的，但是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那样如此彻底迅速的改造，其必要性则很值得怀疑，出于党内存在的让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则更是极“左”的观点。事实上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各种措施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限制、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话，完全可以把非公有制经济引导、限制在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范围之内，更何况我们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作后盾。

3、取缔消灭阶段（1957——1978）。从1957年到1978年间，我国对个体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积极探索，逐步返回正确道路到完全陷入迷雾的过程。

党和国家领导人于1956年底开始认识到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于是在翌年初对个体经济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再探讨，提出了利用个体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系列正确思想：提出了长期保留个体经济独立经营的主张；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个体工商户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新思路；提出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并未从根本上突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框架，也未制定具体的政策加以巩固，仍然把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完全公有制当作我国现实目标去追求。对个体经济在我国的积极作用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必然性认识不牢固，因此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1958年之后，由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党内经济建设方面急躁冒进思想的发展和政治上“左”倾观念深化，经济体制的变动服从于“大跃进”的需要，服从于提前建设社会主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需要，对“三大改造”后剩下的个体工商业者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一是组织入社，对个体手工业户，除极个别的特种工艺手工业户外，都要组织加入手工业合作社；二是把集体工商业并入或转入国营企业。1958至1959年，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留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保留了形式，实际上都归对口国营企业统一核算。

“文革”期间，由于更加盲目和片面地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式，一方面，排斥公有制以外的其他任何经济成分，把个体经济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异己和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连个人修修补补的，理发的、卖油条的等行业都不能容忍，都要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割，甚至把调整时期刚刚恢复的集体商业、手工业、个体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加砍伐，并提出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等等荒谬口号；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搞所有制的“升级”，“穷过渡”和“合并运动”，将“一大二公三纯 ”作为判断所有制形式先进与否的标准。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经济几乎不存在。在国民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56%，集体所有制经济占43%，个体经济仅占1%；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54.6%，集体商业占43.3%，个体商业占0.1%，农民零售占2.0%”[6]。至此我国的经济结构已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公有制，事实上这一结构已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及政策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批判地继承前述认识的基础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发展已经有了重大性突破，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

1、允许发展阶段（1979——1996）。从1979年到1996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领导人深刻反思了国内外有关所有制结构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出发，经过不断的实践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的非公有制经济观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1979年开始，我党及时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逐步开放了城乡市场，恢复了多年来几乎绝迹的个体生产经营，个体饮食服务行业、个体专业户、农民搞贩运相继出现，带徒弟、请帮工和雇工经营的现象应运而生。我党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一改过去歧视、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观念，不是取缔而是容许、不是压抑而是支持这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及时给予总结和充分肯定。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之一是：“在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在改革与建设的新时期对个体经济的最早认可，也是我国重新认识个体经济的起点。

1981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的规定》的文件，该文件从个体经济对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角度进一步深化了对个体经济的认识，认为“从事个体经营的公民，是自食其力的独立经营者”。1982年12月全国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都把肯定个体经济适当发展和合法地位的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后的私营经济，是我国所遇到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中最为敏感且又复杂的新问题。最初我党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规定个体工商户经批准只可以请一、二个帮工或不超过五个学徒。由于私营经济大都是从个体经济发展而来，因此这一限制性的个体工商户雇工政策实际上就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各地出现了不少雇工人数远远超出了这个限定的“个体大户” 或“雇工大户”。而对私营企业的大量出现和剥削现象，经中央政治局慎重研究，采取了“看一看”的方针。1983年中央《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文件，提出对私营经济实行 “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实质上就是对私营经济的保护。从此全国出现了一大批雇工大户，有的雇工达数百人。

1987年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必然同具有优势的公有制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的巨大影响”[7]。1988年七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维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有关法规，从立法角度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存在和健康发展。从此，中国私营经济才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国家统计报表上，也就是说才正式领到“出生证”。它代表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由1953年以后的改造和消灭政策，向允许、鼓励政策的转变已经完成。从此，非公有制经济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先出生后发证”的过程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道路是先有实践后有政策的道路，我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是对客观实践的正确反映，而不是主观臆造的产物。

1992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非公有制经济有了突破性的认识，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首次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的模式；第二，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第三，指出“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经济形式的联合经营”。这表明，我国已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同公有制经济共同处于一个所有制结构之中，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社会主义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方针作了进一步说明：一是“就全国而言，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应占主体地位，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换言之，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非公有制经济甚至能占居优势，如我国的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如温州、珠三角的佛山市基本上是如此。二是“国家要为各种所有制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这就突破了以往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划等级、划分优劣的观念，意味着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和公有制企业在市场中都是平等竞争的伙伴关系，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2、鼓励发展阶段（1997——现在）。从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迄今，是改革开放以来认识非公有制经济的第二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时期。

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历史性突破还是在党的十五大上，着重体现在十五大报告中的“一个基本、两个重要”的理论阐述上。关于“一个基本”的表述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这一新的界定和理论说明，走出了长期以来把公有制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误区。事实已雄辩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本来就不应该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而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大家庭，个体、私营经济和国有、集体经济一样，都应该是这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关于“两个重要”的表述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样的阐述，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从“补充” 上升到“重要组成部分”、“重要作用”上来。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属于非主体经济，但过去认定它是一种“补充”，则把其视为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经济成分，而现在认定是“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作用”，则把它看成是不可没有、无法替代、关系全局的经济成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同时还指出：要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是十七大在非公有制理论上的重大亮点。

十五大以来关于非公有制经济论断的科学表述既突破了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过渡时期消灭私有制的观念，又突破了列宁、毛泽东曾经提出过的关于在过渡时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的思想。由此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像公有制经济那样，具有铁的必然性、崇高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结语

通过以上对非公有制经济观的回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认识经历了五个阶段，与此相对应，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先后经历了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并列——从属——非法——重要补充——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体现在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上，即是我国的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由多元所有制到一元所有制（或单一所有制）再到多元所有制的否定之否定过程。纵观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史，反映了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上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党的十五大至十七大我党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一系列崭新的认识和阐述，使人们的认识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和提升，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一次遇到了温暖的春天。笔者相信，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加快我国生产力发展方面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必将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加速发展会变得更加的牢固。

（作者系中共佛山市委党校经济学部，经济学副教授，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