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的表现[范文模版]

第一篇：阶级斗争的表现[范文模版]

阶级斗争的表现

在经济领域。这里既包括在生产领域资产阶级为了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对职工采取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压低、克扣和拖欠工资等行为，也包括工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在市场上与国有企业为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所施展的种种手段，也包括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对其不正当行为所进行的斗争；既包括资产阶级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种种不法行为，以及为侵蚀国家资产对国家干部行贿送礼拉拢收买的种种行为，也包括国家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这些不法行为所进行的斗争。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是经常的，大量的，人们往往因为司空见惯，不把它当做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但是，它恰恰是每日每时都实实在在进行着的阶级斗争。

第二，在政治领域。经济斗争必然要发展为政治斗争。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政治斗争的主要表现，一个是走什么道路，——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或者说，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再一个是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这两个问题表现在改革开放上，是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尖锐对立。当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争论，实际上也清楚地反映了这两种不同改革开放观的对立：中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而有些人却提出了“民营化”（这不过是“私有化”的另外一个说法），实质上是要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抽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什么？为了在这个道路之争中取得胜利，就必然要争夺政治上的领导权。在这方面，资产阶级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有一份材料说，“某些私营企业大户认为；现在是官商结合的又一个时代，企业要想蓬勃发展，必须和官方结合起来，而现在的基层政府机关都想搞点额外收入增加机关的费用开支来源，跟我们合作，能使他们有一笔可观的收入。”他们提出，“必须与当地的土地爷交朋友”，“无论如何必须（把他们）抓到我们自己手中”，甚至提出“与中央完成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可见其野心之大。这些年，国家机关很多领导干部落马，令人触目惊心，应该说，这和一些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也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资产阶级还积极钻进共产党内部，希图逐步改变共产党的政策并进而改变共产党的性质，以实现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目的。现在，由于私营企业主中有些人原来就是党员，这几年在私营企业主中新吸收的党员也不少，根据〈中国私营企业年鉴2000年〉的材料，截止到2000年，私营企业主中的党员比例已达到19．8%。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工人农民中的党员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总人口中大约5%的比例。22这件事也是很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的。

在政治领域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军事斗争，是武力解决问题.。那些过去被推翻的阶级的残余势力，由于不甘心其失败而进行的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和我们针对他们所进行的反对破坏、分裂和颠覆活动的斗争，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我们反对“台独”、反对**集团、反对“东突”以及其它民族分裂势力的斗争，是保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我们爱好和平，但也不怕战争。为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当然应该随时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以便在需要时用武力解决问题。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邓小平曾在1983年10月12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象、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在也不能容忍了。”邓小平的这一番话是21年前说的，现在的情况如何呢？依我看，现在的情况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问题比当年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别的不说，这里单说经济学界的情况。在21年前，虽然经济学界也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情况，但是，那还只是少部分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还是大多数。

但是，现在的经济学界，处于主流地位的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学期刊来说，创刊最早（创刊于1955年）、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经济学专业性杂志《经济研究》，在21年前还大量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在今天，居然成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一统天下，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岂非咄咄怪事？！经济学界如此，哲学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也好不了多少，有的甚至还要严重。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也很突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被一些人抛在一边，文艺创作远离现实生活，在文艺舞台和影视屏幕上很少看到工农兵的形象，而歌颂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的东西却堂而皇之地充斥着我们的舞台和屏幕。“**”以后，邓小平曾带总结性地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11p324这一深刻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现在党中央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工作，虽然在时间上稍晚晚了一些，但是，这毕竟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举措，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不过，人们还需警惕，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在新的条件下，还会利用机会，打着创新的旗号，继续兜售他们的私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应该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复杂的、长期的，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篇：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内容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一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虽然不能说是沉默的群体，但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由“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代为发出的，正如gail hershatler在分析20世纪 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时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人的声音往往以各种形式被压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人们想要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把它作为符号来欣赏、申斥、管理、治疗，挽救、消灭等等时，妓女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

正是这些构成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精英在谈论他们自身面临的矛盾、问题，寻求困境的出路时，在构建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 发展 的宏大叙事框架时不断变换叙事对象在宏大叙事中的角色，对于妓女如此，对于农民同样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断建构重塑。

从晚清清议 政治 中的农民、土地、封建问题到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农民”消逝于“国民”的一般讨论中，五四时期农民也未作为一个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运动讨论的焦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众目所向的舆论阵地，对此问题一直未曾集中讨论过，廖廖数篇涉及到的如关于农村的《社会调查》2和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3等诸文章也只是充满了改造旧农民、旧农村，倡导新人格、新国民、新文化、新风尚的意味。

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强国富国的价值目标逐渐转移到了“社会”本身的扶贫济弱上来，杨念群在分析社会史时就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切入进行的。”4 而这种对社会有机体“和谐运转”的追求又转而突出强调了社会本身蕴藏的种种矛盾和不平等，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问题突显出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简单、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义和信仰。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说，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社会中“被压迫”的群体。而瞿秋白、陈独秀等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两者在阶级的觉悟和阶级利益上是有区别的，在农民中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和意识的，就如陈独秀1923年在分析中国各阶级时就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艰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5

但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问题成为国人举目关注的话题，就连一向只谈“大政要闻”，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东方杂志》也逐渐开始注意起国内的“社会”问题来，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专刊刊登了覆及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贫雇农，中富农，地主等农民阶层相互的关系占了调查的核心6。而这时期，中共开始一直强调并争执着革命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社会性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而如果说在1927年前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十分丰富（比如包括对于“农地”，从政治 经济 上加以整理；对于“农业”从 科学 上加以经营；对于“农民”从社会文化上去加以训练和 教育。7 还包括了禁赌禁烟、和乡党睦宗族等8等），许多政策是温和而实际的，那么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与国民党不同，而又为打倒国民党作合法性依据的革命叙事，阶级斗争理论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后，可以看见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以此来审视其中农民扮演的角色，为其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本身性质的认定和内部贫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划定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下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形象被不断建构、支解、重塑。“农民”的形象由它整个革命叙事中角色界定。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由他的阶级成分而赋于地“阶级形象”。

这一点不仅从萧邦奇对最早的农民运动发起点浙江衙前丝丝入扣的分析中，从他对农民斗争逐渐出现“名重于实”而致国共合作于失败的感叹中得知9，还可以从1927年前后中共高层的文件中得知10。虽然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在中共内部三次“左”倾路线与后来历史标准答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断有矛盾和争执，特别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更存在着徘徊和斗争，对“农民”的定位、对“农民”内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些中共内部的争执可以说在1927年以后就几乎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在一套共有的革命叙事中来夺取解释权和支配权，这种对革命史叙事的承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解释方式的承认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游戏者之间的共谋”，形成了他们竞争基础。而像1930年左右的陈独秀另辟蹊径，只能是被扫地出局。而象后来在农民问题上，面对如何建设一支由农民构成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如何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化”的一套话语体系也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视野，而只能是象布迪厄说的：“游戏者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但也可去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11在游戏者们的斗争中，“共谋”的舞台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尽管对“农民”的态度有褒有贬，对富农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争执不休，但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以阶级斗争来审视农村关系和不同成分的农民形象。不同成份的农民具有其因存的阶级形象，而这种阶级形象又决定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使超出这种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现象融解于其阶级斗争的解释与解决办法之中的挑战。”

二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有着切身的体验，诸如彭德怀自述中深切肌肤的让人悲悯和童年回忆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这种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天下为己任，扶贫济弱，以此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获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阶级的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如农民分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而贫雇中农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地主属于打倒对象——抗日战争中，政策上认为地主也可联合，而富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直争执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时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存需求，使贫苦破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过这个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有着主义信仰，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宏大叙事体系和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持的政党，它面临的问题、出路毕竟是与农民不一样的。这里，不仅是通常所说农民可能会抵制共产党力量的进入，不仅是农民具有“保守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知识构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些知识精英有很大区别的。“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 自然 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农民不只是阶级整体的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13这种身份和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

但是，在革命史叙事中，农民的形象被单一化了，历史叙事也相应地“逻辑化”。在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更进一步的解释；也使得不需要把农民刻画成一个历史的能动者，他们在这样的叙事中变得只能是充当历史叙事的消极服从者和被解放者。因为在这个叙事中，农民的阶级形象决定了欢迎、支持这种解放是必然的，翻身作主的贫雇农形象是在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论中取得的。

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革命史的历史叙事，而且也支配着在历史现场的人们的理论逻辑。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个体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历史的能动者，他们与进入农村聚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仅是主动与受动的关系，而应是更鲜活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阶级斗争视野里的农民形象不同的农民行为和意识提出的挑战、设置的困难，而解决这些困难、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又深深影响、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对中共今后的路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的关系创造了更丰满鲜活的历史。

三

一些学者已对革命史叙事的这种逻辑提出了挑战，比如胡素珊在探讨中共在农村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中共在农村的胜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满足了农民贫苦阶层的小私有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宏大叙事与农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联系的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场域”的共振，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在这种观点中，农民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时期以“民族矛盾”为号召改变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则又重新颁布《五四指示》恢复彻底的土地政策，对于这种政策变化产生的问题如农民如何建立对中共政策变化的信任？对于民族矛盾农民如何认知？在抗日时期温和的减租减息是如何发动贫苦农民的？针对这些问题，胡素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仍然能发动农民在于政策执行中一直“左”倾，通过这种“左”倾——激烈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民的财产平分需求，满足农民的小私有性，体现一种均贫富的路线14。

与胡素珊观点类似的是秦晖，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满足了农民的小私有性，正是这种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场均贫富的运动，马克思所谓的为了反对“共同体”对“个人”的压迫而倡导的“反封建”运动成了一场反对“个人”对“共同体”压迫的均贫富的农民运动。这里秦晖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对农民小私有性的满足基础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15

在这种思路中，革命叙事被还原成经济利益，两者的一种场域的“共振”——在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胜利。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绩，大大拓展了历史的现实感，把农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使这种逻辑为我们所理解接受。

在这种叙事中，农民因其经济理性构成了对历史的能动性，中共在农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这种小私有性考虑进去，并通过“满足”这种经济利益需求来获取农民的支持，以动员农村的各种关系。这样，这种思路就使历史成为两者更好互动的关系的结果。

第三篇：暑假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报告——美利坚阶级斗争

暑假研究性学习课题研究报告——美利坚阶级斗争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不论有着多么复杂的阶级构成，全部的社会阶级都可以被分为两类，即始终处于相互对立地位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他们之间的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但是，在资产阶级掌权之后的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巨头，美利坚合众国，以一个霸主的姿态屹立在太平洋东岸，俯视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却有着与生俱来的矛盾和隐患使资产阶级越强大就越接近死亡。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撼动着资产者统治的根基，一场接一场的对外战争正在美国民众中激起抵触情绪。在本世纪，一场浩劫将降临在美国资产阶级头上，但对于美国无产者来说，却应当是长期斗争所换来的、来之不易的胜利。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制度来看，美国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虽然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健全，以至于每一个美国民众都有被选举权（即被选为总统的权利），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的选举费用动辄千万美元，多则上亿美元，其数额之巨大令人咋舌，也远非美国普通民众所能接受。从这一点来看，不是大资本家或背后没有大资本家做经济后盾，觊觎总统地位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激化社会革命的根源，即使是当代也毫无疑问存在着。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所以这对矛盾也一直处于变化发展之中，其概况已远不像十九世纪那样简单。

1.剩余价值

资产者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是资本增长的基础和动力。

十九世纪，即资本主义处于快速上升时期，那时的工人阶级面临着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也是通过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的。然而，在当时生产力尚不算发达时（与今天的资本主义大生产相比），贪婪的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采取的往往是延长工时的方法。这种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强加的剩余劳动时间，所获取的主要是相对剩余价值。但是这时的无产阶级却要承受每天十三、四甚至十四、五个小时的恶劣环境下的工作，因此工人大量死亡。回顾这段历史，所有人都会觉得那时的工人阶级是真的被剥削者，相较之下，今天的工人就要好得多了。但事实情况如何呢？

经过第三次科技革命，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十九世纪水平，现代科技在生产中的应用，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另外，十九世纪以来的工人运动，虽未能将资产阶级彻底推翻，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并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成果固定下来。例如英国的《人民宪章》等都对工作日作出要求。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实行着八小时或九小时的工作日规定，似乎剥削剩余价值已不存在。但是，每一个工人都因该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科技发达了，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少了，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就多了。于是，资本家们不必再延长劳动时间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只需要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就可以在法定工作日内获取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快超乎想象，过去一个工作日才可以生产的商品，在今天可能只需要一小时，那么，今天一个工作日所创造的价值就相当于过去八天或九天才能创造的，如此，资本家们何必再延长工作日呢？再加上，现今社会脑力劳动占主流，也不会出现十九世纪时那种剥削惨状了。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今年8月上这期的《格言》有一篇题为《铁锹的技术含量》的文章，介绍了美国著名的发明家和管理学家，科学管理的创始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佛拉德里克·泰勒对铁锹进行研究改造，并给工厂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原来需要600人干的活，现在只需要140人，物料装卸费用节省了50%，而在产料岗位上工作的工人工资却增加了60%。”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未改革以前每个工人的日工资是1美元，那么600人就需要支付600美元，改革后就是1.6美元，140人需要支付224美元。假设物料装卸费用为50美元，改革后就是25美元。所以，在未改革之前，泰勒要为他的工厂每天支付的费用为600+50=650美元；而改革之后，每天支付的费用为224+25=249美元，节省了61.6%，给工人的工资上涨了60%，这里差不太多，但是从数额上看，节省了401美元却只为工人上涨了84美元。另外，所节省的费用与节省的工资相差无几，反而产生了460人的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增加了大约3.3倍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可以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也可以用于轮流工作，所创造的价值就是原先的4倍！但是工人的工资是原来的1.6倍，——工人还是被剥削着！

2.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在我们看来，美国工人高收入，低支出，生活很是殷实，用一组数据来说明一下：

就说在中国月入八千，在美国也月入八千，拿物价做一个比较。

在美国买辆奔驰E-320，50000 元，相当于半年多的工资。

在中国买辆奔驰E-320，980000 元，相当于十年多的工资。

在美国买双意大利皮鞋，50 元上下。

在中国买双意大利皮鞋，1500 元上下。

在美国租一套三居室，1000 元上下。

在中国租一套三居室，2000 元上下。

在美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4 元。

在中国吃份麦当劳的巨无霸，20 元。

在美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500 块差不多了。

在中国置套好点儿的西服，2000 块还不够。

在美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顶死了1500。

在中国买台苹果G5计算机，怎么也要 30000。

在美国买斤瘦猪肉，三元。

在中国买斤瘦猪肉，十元。

在美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十元。

在中国订一个大生日蛋糕：二百元。

在美国买一课哈根达斯，三块！

在中国买一课哈根达斯，六十！

在美国 Holiday Inn，七、八十块。

在中国 Holiday Inn，七、八百块。

在美国加满一箱汽油，三十块足够。

在中国加满一箱汽油，三百块也足够。

在美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50 万。

在中国买套25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要花 250 万。

在美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0 元。

在中国办一年的有效签证，1240 元。

在美国用手机，一个月5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中国用手机，一个月5000块基本可以随便打。

在美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8块！

在中国看电影；新大片儿： 50！

在美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元。

在中国买件羊绒衫，差不多1000元。

这是一位在美国生活过的华人的文章中写的，应该比较可信。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如此一来不就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得非常好，衣食无忧，根本不用担心食不果腹、流离失所，也就没有阶级矛盾可言吗？

· 我们要看到，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诸如上述日用品，都是从世界各地进口的。美国有着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可比拟的经济实力，所以美国民众也有着强大的购买力。在世界上，美工就像一个货商，世界就是他的市场，他总能花最少的钱买到最好的东西。美国便宜的东西都是可贸易品，即可以进口、也可以出口的产品。超市里的食品和水果可以从墨西哥进口；汽车可以从日本和德国进口；沃尔玛里面卖的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从中国进口；房子使用的土地不能进口，但造房子的建筑材料都可以进口；等等。而对于本国生产的商品，既印有“made in USA”字样的商品，BUBBERY，一件衬衣200多美金，大约是同档次品牌但产自发展中国家的衬衣的三到四倍。这样的衣服当然也是有人买的，但已远非普通美国百姓所能接受。尤其是人工服务，如理发中等价位也要14美元外加2美元小费，折合人民币120元，是北京的6倍。

所以，如果没有世界工厂，美国人民单靠美国货过日子，恐怕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尤其是经济危机来临，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国家率先走出低谷并且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美国恐怕又要像上世纪30年代一样了。

那么，结论就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存在，美国工人阶级可以买到全世界最便宜的商品，以至于生活不是那么困难。但是在经济危机时期，美国国内商品堆积、滞销，美国政府一定会限制进口，然而这加速了恶性循环，使美国民众尤其是工人阶级更加无力购买本国商品，导致了危机的扩大。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急速恶化，社会矛盾激化。但总的来说，现阶段美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良好，这也是暴动和革命并未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3.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

美国政府每年花费大笔预算为工人提供就业和训练服务, 并补助暂时失业的人, 各州和联邦政府合作援助贫困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有学龄儿童的家庭, 并且为老人和病者开设各种机构, 为精神上及身体上有缺憾的儿童开设特别学校, 目前的福利措施大多导源于一九三五年的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及其以后的许多修正案, 今天, 这项法案已普遍适用于所有美国公民, 正因为社会安全制度对美国公民的种种保护措施, 社会安全号码(美国人每人都有一个)就成为最重要的身份证件之一。

美国现行的社会安全制度包括:(A)年老(退休)保险(OLD AGE INSURANCE)(B)医疗保险(MEDICAL INSURANCE)(C)残疾保险(DISABILITY INSURANCE)(D)遗族保险(SURVIVORS INSURANCE)(E)失业救济(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F)公共救济与福利(pUBLIC ASSISTANCE AND WELFARE)等六个主要项目, 这些救济经费的来源主要来自民众的捐税。社会安全税是由雇主和雇员各分担一 半, 这些钱由政府征集后设立基金供各项福利措施支用。

(A)年老退休保险

当年满六十五岁, 正式从服务的公司(必须是参加社会安全制度的公司)退休时可以获得全额的国民保险年金,如果六十二岁就想退休时，可以获得八成的年金，如果被保人死亡其遗族可以获得给付, 当然给付金的数目视情况而定。

(B)医疗保险

接受社会安全制度之医疗保险者可以享受住院(或疗养院)治疗90天以内不收费的保险，但不包括医生的治疗费用，不过65岁以上的公民每月仅花少许的额外保费, 即可获得该类保险。另外有一项医疗保险措施系由联邦与州政府(亚利桑那州除外)共同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公民承担其医疗费用。

(C)残疾保险

如果有一工人在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无法工作时可以获得与年老退休者相同的年金，又如果该工人系因工作时受了伤害以致无法工作时，可以获得额外的员工伤残补助金，这项补助金的保险费用是由雇主负担，同时这项保险制度归州政府管理，不在联邦社会安全法案的范围内。

(D)遗族保险

当工人死亡时, 其遗族可以获得按月津贴, 给付金额视该工人之收入, 子女的人数与年龄而定，(E)失业救济

失业工人在找到新工作这前每周可以获得失业补助金, 原则上不超过三十九个星期, 这项补助措施是由州政府根据联邦政府的要求办理, 补助金额因州而异, 一般而言, 每周不会超过一百元。

(F)公共救济

社会安全法案允许联邦政府支援各州政府去照顾需要接受救济者, 尤其是那些有学龄儿童的贫困家庭, 同时也对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穷人提供医疗救济。社会安全制度实行至今, 毁誉参半, 反对者谴责接受救济者懒惰, 不知进取, 他们认为花了大笔钱却仍无法消除贫穷, 那不如把这项制度废除掉。事实上, 美国确实有不少人的家庭靠救济金生活, 这些人或家庭的生活水平依然赤贫, 他们为了领取救济金, 必须填写各类表格, 联邦政府似乎也渐渐体会这种制度实在不合乎救急不不救穷的原则.因此, 如何提供工作机会并训练这些人就业的能力, 将是美国政府未来的工作方针。

但不管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多么健全和完善，有一点必须清楚，这些资金都是人民所缴纳的税收。也就是说，这种福利制度也不过就是把人民的钱又还给了人民（是否尽数奉还还不得而知），与我国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相似。但是，美国的税制却比中国要复杂的多，税收也要繁重许多。联邦税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公司所得税为主，此外还有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包括一般消费税及专项用途消费税）暴利税、印花税等。关税是由关税署负责的税种各州一级税制不完全一致,一般有销售税、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和继承税、机动车牌照税、州消费税等。地方主要以财产税为主。此外有对旅馆营业供电电话使用征收的营业税、许可证税等。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资本家们的丑恶嘴脸，一方面榨取着剩余价值，给工人小于自己劳动的工资；另一方面，强迫工人缴纳赋税，再次榨取工人们仅有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好心地”返还给他们，多么卑鄙的行径啊！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顽固存在，经济危机还会频频爆发，终有一天美国政府不堪重负，或下令取消这种制度，或减少救济范围、数量，不论怎样，对于已吃惯了救济粮的一些流氓无产者都是致命的，很可能会引起一场浩大的共产主义运动。

4.宗教

欧洲基督教的创建者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圣人，然而又是压迫阶级的帮凶。

宗教中阐述的原罪论使被压迫者不肯或不敢反抗，也就助长了资产阶级为所欲为的气焰。我们可以看一看“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斯托夫人著名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虽隔得时间比较长，可汤姆的思想也许代表了每一个被压迫者的思想。

“老爷，你病了，碰到了麻烦，或是中了邪，我还可以救你，我可以把自己的血全都献给你，如果把我这老骨头里的血一滴滴放出来能够拯救你的宝贵的灵魂的话，我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血全给你，就像上帝把他的血给了我一样。”

“你这卑鄙的可怜的人！你再也没有办法了，我从心底里宽恕你！”

在这本小说中，类似这种的话还有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从汤姆的言行中看出欧洲被压迫者的思想状况。从这一点来看，基督才是最大的压迫者。资本家剥削的只是肉体，而基督剥削的是灵魂。

5.美国工人运动

美国当地时间2005年12月19日晚，纽约公交工人工会（TWU）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MTA）经过数日的紧张谈判后，没能达成新的合同，公交工会宣布整个公交系统，包括地铁、公共汽车、市内火车等，于 12月20日凌晨3时开始全面罢工。这次罢工约有3.3万名公交工人参加，至23日凌晨结束。这是纽约市继1966年和1980年之后，25年来的第三次公交大罢工。此次罢工持续近3日（前两次分别持续了12天和11天），不仅使纽约市遭受近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且使工人阶级在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待遇问题凸现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是什么原因引发的？产生了什么后果？与以往的工人运动相比具有什么新的特点？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A）纽约公交大罢工的过程及影响

这次罢工是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围绕薪水、福利、养老金等问题，在进行了5天谈判而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发生的。大都会捷运局拟将新雇员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55岁提高到62岁，并且要服务满30年。在工会表示反对这一计划后，大都会捷运局同意将这一退休年龄重新调整回目前的要求——55岁和服务满 25年，但仍然坚持新雇员必须拿出工资中的6%来缴纳养老金，而此前员工只需将工资的2％用于养老金的缴纳。此外，捷运局给员工加薪的幅度也没有达到工会的要求。大都会捷运局先是提议3年内每年给雇员涨3％的工资，但工会方面认为这一数字太低，大都会捷运局又将这一计划修改成3年中每年分别给雇员涨工资3 %、4%和3.5%，远没有达到工会的要求。在医疗保险方面，捷运局要新雇员拿出工资的1%来支付医疗保险，而目前纽约公交工人不需要为此支付分文。这些傲慢苛刻的提议引起工人们的强烈不满。

在罢工期间，纽约居民经受了长达60多个小时公共交通系统瘫痪带来的不便和痛苦。许多纽约市民不得不步行上班，进出曼哈顿岛的汽车排成了数公里的长龙，纽约商业区冷冷清清。据统计，罢工当天拨打求救电话的人数上升了50%，拨打咨询电话的超过17万人次。商家客流量减少45%，博物馆游客减少80%，50%的学生不能到校上课，20%的公司员工不得不在家办公。为维持市区安全和社会秩序，纽约市出动了1.6万名警察，人数是平时的4倍。此次罢工使纽约市遭受了近1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并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震动。美国东部时间12月22日下午，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主席图桑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工会执行委员会投票，同意结束罢工，同时继续与捷运局就新合同展开谈判。到23日凌晨，纽约市的地铁、公共汽车、市内火车等全部恢复正常运营。罢工结束后的第5天即28日，纽约公交工人工会与纽约大都会捷运局就工人的工资、养老金以及医疗保险等问题达成了一份临时协议：保留了原有协议中养老金系统，纽约公交职工将在今后3年获得10.9%的加薪，但他们要为医疗保险付出工资的1.5%。

（B）纽约公交大罢工直接和深层的原因

这次罢工直接起因于纽约公交工人工会要求更高的工资收人和福利待遇，而纽约大都会捷运局不能接受，在养老金、工资和医疗保险等方面双方谈判破裂，未能达成共识。目前，纽约公交工人的年薪大约是3.5万～5.5万美元，高于普通工人年薪2万－3万美元的水平。在罢工过程中，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和纽约市长布隆伯格都严厉谴责工会的罢工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布隆伯格在电视讲话中称，这次是年薪4万6万美元的人罢工，使得许多年薪2万美元的人因上班迟到而被扣钱。为什么是收人较高的公交工人而不是收入较低的其他工人发动了罢工呢？除公交工会是纽约最具实力的工会组织，敢于组织全行业的工人维护自身的利益之外，深层原因是近20多年来包括公交工人在内的美国工人阶级遭到垄断资产阶级更加严重的剥削和压迫，其实际收人和福利待遇遭到大幅度的削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有显著改善，收人比战前有较快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1948年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人的工时普遍缩短，实际工资收人有所增长。以美国非农私人部门平均小时实际工资为例，1947－1973年间增长了79%，平均每年增长2.3%。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综合征和低速增长，垄断资产阶级推行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政策，放松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减少资产者的税收，削减工人的工资，导致资产者的收人高速增长，而工人阶级的实际收人增长缓慢，甚至绝对下降。据美国政策研究所和“争取公平经济联盟”1999年联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过去20年里美国工人和公司高级经理之间的收人差距越拉越大。1980年，公司高级经理的平均收人是工人的42倍，到1998年就扩大到419倍。据国际劳工局《1999年世界劳动市场主要数据》，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工资，如以1980年为100，1990年则下降为93.8，1997年进一步下降为92.8，1997年比1980年下降了7.2个百分点。由于美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同物价挂钩，而由国家通过法令不定期做出调整，所以在物价上涨快的情况下，最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往往是下降的。1997年，一个全日制工人当年的最低工资为10482美元，其实际购买力反 而比1968年的最低工资下降了33%。美国一位学者根据《总统经济报告》披露的材料说，从1973年以后的20多年里，美国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3%，但第一线职工（不参与管理监督他人劳动的男女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下降14%，实际周工资下降19%，实际工资收入倒退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水平。目前，纽约公交工人的年工资收人虽然比其他工人高，但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消费物价水平的上涨、上层社会的暴富相比，是相对下降，甚至是绝对下降的。

纽约公交工人罢工还与捷运局削减工人福利、使工人遭受更重的盘剥紧密相关。纽约交管局要将新雇员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年龄由55岁提高到62岁，并且要服务满30年，或者要新雇员多拿出4%的工资缴纳养老金，另外拿出1%的工资支付医疗保险。这不仅直接削减了公交工人的实际收入，而且在福利保障制度方面损害了公交工人的权益。2006年1月13日，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院讲学，当问及对纽约公交工人罢工有何评论时，他说：“这次罢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美共有些同事在公交工会工作，他们了解到纽约公交工人的工作条件比较差，每年都有许多人因工伤亡。在中国发生恶性工伤事故时媒体都给予曝光，但在美国发生工伤事故时媒体大多封锁消息，公众也就难以了解公交工人的实际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当纽约公交工人与捷运局就提高工资待遇进行谈判失败之后发动罢工，向政府表示不满和抗议，引起公众对其工作和生活状况的关注和同情就不足为奇了。

（C）从纽约公交大罢工看当今美国工人运动的特点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受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共识，使左翼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占主导地位。这些共识包括：(1)由于大萧条的影响，一代经济学家失去了对市场“自发能力”的信念，认为国家应该在市场运作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2)国家的作用除了 纠正市场失灵之外，还应致力于实现“社会正义”、“社会平等”，提供必要的社会福利；(3)承认劳工组织的作用。在这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比较活跃，罢工次数较多、规模较大、成果较多。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右翼政党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加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形成“强资本弱劳工”的政治格局，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陷人低潮。新自由主义的劳工政策强调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劳工活动非工会化，极力削弱工会权力、降低劳工成本。集体谈判和罢工是工会维护工人权益的重要手段，更是遭到资方和政府的抵制。据统计，美国的集体谈判覆盖面1980年为26%，到1994年下降为18%，许多工人失去了集体谈判权而享受不到集体谈判的成果。1980年，美国发生了187次罢工，到1995年下降到31次，不仅罢工的规模减小，而且往往遭到资方和政府的压制。例如，1981年，美国1万多名机场塔台指挥人员举行全行业罢工，全部遭到政府的解雇。美国的工会组织率，战后最高时达到34%，现在已下降到大约14%。一些工会人士感到“工会一百多年取得的权利有丧失的危险”。

在资强劳弱、资攻劳守的形势下，纽约公交工会组织的这次大罢工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美国工人运动相比，必然带有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纽约公交工会的斗争手段是以对话谈判为主，辅之以必要的罢工示威。纽约公交工会同捷运局不持“对抗关系”，而是尽量建立“社会伙伴关系”，靠签订有效的“社会契约”来解决工人的工资待遇问题。他们只是在对话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才被迫采取了罢工手段。即使在罢工过程中及罢工结束以后，也与捷运局进行对话谈判，坚持以对话谈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第二，这次罢工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纽约公交工人的利益，同时也兼顾了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次罢工只持续了三天，其中不乏对公众利益的考虑。在罢工结束后，工人代表詹姆斯·罗德里格斯还发表声明，向公众道歉。他说：“关于罢工的事情我表示歉意，但是最后我们得到了想要的。”罢工开始时，公交工会受到多方面的指责，《纽约时报》的社论 称这场罢工原本就不应该发生，是“无意义的罢工”。但当工会结束罢工时，民众对罢工的同情增加了。纽约电视一台对罢工态度进行的独家民调显示，415的纽约人认为工会和捷运局双方都有责任，27%的人认为捷运局方面须负全责，只有25%的人认为工会方面应负全责。从总体上看，罢工虽然给纽约市民的出行造成了诸多不便，但仍然得到了纽约半数以上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这次罢工在对工会非常不利的形势下，仍然取得了局部的、有限的成果。早在1966年纽约发生公交工人罢工之后不久，纽约州就制定了《泰勒法》（全名是《公共雇员公平雇用法》），明文规定公共事业的员工罢工属于非法行为，罢工工人和工会要受到严厉处罚。这次公交罢工发生后，纽约市立即对罢工工人和工会进行制裁——工人罢工一天，扣发两天工资；工会则每天处以100万美元的罚金；工会领导人在宣布罢工结束后仍面临入狱的威胁。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公交工会仍然坚持罢工，工会内部以及工会与工人之间团结统一，共同维护公交全行业工人的利益，最后迫使捷运局做出一定让步，答应工会代表全行业工人提出的加薪10%、保留原有养老金系统等主要部分的要求。这次罢工与2005年10月4日开始的法国大罢工、2006年1月8日开始的伦敦地铁罢工相比，具有更大的成果和社会影响力。

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来看，劳资关系在经历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国范围内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国范围内的“资本与劳工相对平衡”格局之后，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的“强资本弱劳工”格局。这一格局预计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最终才能转变为全球性的“资本与劳工相对平衡”的新格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工人阶级只有提高组织化程度，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实行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方式，才能逐步改善自身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地位。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每个国家都有类似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美国也不例外。

美国共产党建立于1919年，是一个具有90年光荣斗争传统的老党。如今在全美国只有3000名党员。美共仍是个极其活跃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在工人和大学生中间。

美国共产党在二战前曾利用国内外反法西斯的大好时机，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把国内的反战和平运动推向高潮，党员人数曾一度达到10万之众，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左翼力量，在国内的政治 生活中发挥重大的影响。二战后，由于国内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加之党本身“左”倾错误的影响，使党的力量遭受了重大的损失。苏东剧变更使美国共产党跌入了低谷，但以党的主席格斯·霍尔为首的美共中央坚持不改党名，不变党性，从组织和思想上保全了党。目前美国共产党已处于从低谷中复苏、并在积极独立探索美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阶段。在2000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美共完成了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工作，年富力强的萨姆·韦伯接任党的主席。新的领导集体上任后，根据世纪之交的新情况，对党的一些理论和策略进行了新的调整，这些调整集中体现在对党章的修改上。

美共全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一幢八层大楼里，在这里工作的专职人员不是老人就是大学生、甚至高中生。2000年以后一直担任美共主席的塞缪尔?韦伯说：“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不再用总书记这个词，而是用主席，美国人更容易理解。”65岁的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说：“很多人都说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可能会很美好，却不可能实现。我们应该让他们相信，这不是空想，而是一场每天都要坚持的斗争，它所遵循的原则非常简单：重人轻利。”

美共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仍坚持正统路线，坚守似乎永恒不变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美共的目标很实际：就是要给共和党内“彻头彻尾的资本家”设置障碍。泰纳羡慕地说：“当我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我想社会主义在这里完全有机会执政。”

美国共产党有着忠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一直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拼搏，在一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他们的处境必定十分艰难，但他们能够坚持斗争，实属不易。

但是我们并没有常常听到美共领导了几场大罢工或者武装起义的，这又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首先要明确自己的斗争对象，是要打倒资本家，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斗争必须坚持，但不能时时发动一场场工人运动。现代美国的阶级矛盾并不是十分尖锐，盲目地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势必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并且可能对共产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要伺机而动，在资产阶级忙得不可开交时，从背后给予致命的一击！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所以，每一个共产党人首先要将自己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要明白在一个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内进行无产阶级斗争是怎样的艰苦。其次，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担负起导师的义务，不断向工人阶级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再次，共产党人要比工人阶级更先进，看的更加长远，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工人阶级是衣食无忧的，但是这赖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救济，如果想永远地改变经济状况，那就必须改变政治地位，夺取政权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经济问题。

在不被资产阶级同化和收买的前提下，进行合法的议会斗争也是可行的，毕竟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和国家都是最理想的结局。但是对于美共这个只有3000多党员的小党似乎要经历更长的道路。况且，妄想资产阶级会将政权拱手相让并且毫无怨言，那是修正主义者才有的思想，唯有暴力的革命才能彻底地将资产阶级打倒，并建立社会主义。

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在美国有可能爆发吗？

1.经济危机

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身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现象。这一罪恶深重的制度从它出生之时就昭示着它的灭亡。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不仅给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带来深重灾难。不毁灭资本主义制度，就永远不会为经济危机在人类历史上尽快划下句号。

经济危机期间，各种矛盾突出，正是进行革命的最佳时机。资产阶级政府无力再承担人民的救济费用时，正是群情激昂，革命情绪高涨之时，也正是革命最一触即发之时。

2.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社会主义苏俄，第二次世界大战诞生了社会主义中国、朝鲜及东欧各国，那么，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诞生一个社会主义美国呢？

世界大战是异常惨烈的，并且会激化国内的一切矛盾，并且给予共产党有利的时机，在资产阶级忙于外战时，在国内掀起革命的浪潮。

在21世纪内，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呢？虽然说世界大战的爆发有其深刻的原因，但偶然因素仍不可忽视。或许新的世界大战就发生在三八线朝韩对垒的两军中。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就很可能酿成一场大战。

至于深刻的原因，也不是没有。第三世界的日益贫困很可能要比核战争还要有威力！而导致他们贫困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些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上，美国就像一个大资本家，剥削着第三世界这些无产阶级，可能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无产阶级们将发动一场革命，将美国这个资本家打倒，并将其改造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3.武装力量

假如革命有爆发的可能，那么美国应该是最容易爆发武装革命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即其独立战争时，美国的普通民众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遗留下一个传统，那就是枪支私有。如果说资产阶级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这一点不假。美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依靠广大民众，当他们丧失政权时，靠的还是广大民众。

我想，每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客都还记得莱克星敦的枪声。尽管资产阶级拥有军队，每一个美国人民都是战士，每一个工人都是红军！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间，无产阶级必将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懈奋斗！

所以，只要时机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有可能在美国爆发，而且必将发生在本世纪！而且，本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发生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垮台！而这一切，都需要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努力奋斗！

在我所述之外，还有人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斗争归结为另一种形态的阶级斗争，此不赘述。

我们需相信，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内，必定会出现无产阶级斗争的曙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应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应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第四篇：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知识讲话第四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阶级和阶级斗争基础知识讲话第四讲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

和阶级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是我们党对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所作的最深刻的分析，是我们正确认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指针。

一、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它既不同于历来的阶级社会，也不同于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开始了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澈底完成后，紧接着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已在全行业范围内实现了公私合营，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也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道路，取得了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接着，在1957年，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又取得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这一系列的胜利后，我国国内的阶级状况如何呢？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处在动摇的过渡状态。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

有人会问：既然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那么，消灭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阶级当然也就被消灭了。我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早就被没收了；资本家在他们的企业公私合营后，也不再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很多资本家都已成为企业的职员；农民已经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成员，和工人阶级基本上没有区别了。怎么能说今天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呢？

这是因为，阶级的划分固然是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但是，消灭阶级的概念要比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概念广泛得多。一个阶级的存在，不仅有它的经济基础，而且还有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一整套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等。这些上层建筑形成后，对经济基础有相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一个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是不会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消灭而立刻自行消失，也不能用暴力加以消灭，而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在着。一个阶级丧失了它的经济基础，即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了，这对于消灭这个阶级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只要这个阶级的成员还没有改造好，只要这个阶级的政治思想影响还存在，就不能说这个阶级已经被彻底消灭了。它还是作为社会上的一种政治力量而存在着。

我国的地主、富农，买办资产阶级和蒋介石反动派，是早己被打垮了。但是，目前还有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其他残余反革命分子。他们是作为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势力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而存在着。他们还不断散布反动的政治观点，一有机会就要兴风作浪地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们绝对不能忽视这一反动的社会力量，以及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已经不占有生产资料，但是，目前他们还拿定息。从经济上看，资产阶级也仍然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着，和工人阶级在经济上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而更主要的是它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生活习惯等等，在我国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解放以来，我国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做了不少工作，他们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个改造还远没有完成。他们政治上的两面性还存在着，对资本主义旧制度、旧生活还很留恋，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不坚定的。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中间总是有一部分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动摇，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还是深刻的。

广大农民在党的不断教育和引导下，和工人阶级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成为集体经济的成员。但是，他们还是集体所有制的成员，他们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和保守狭隘的习惯势力仍然存在。特别是他们的富裕阶层中的一部分人，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因此，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差别和矛盾还会长期存在着。

由此可见，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我国十三年来国内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也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国际国内斗争形势还在继续说明这一点。谁看不清这个事实，谁就要迷失政治方向。

二、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建成 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就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着手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建成共产主义准备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反抗。他们总是存在着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行动。这个斗争是极为尖锐的，如果无产阶级不继续战胜资产阶级，就不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就会丧失社会主义成果，使资本主义复辟。

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必须和广大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大农业。无产阶级在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和他们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农民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同时，还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是资产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武器，而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是促进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力的武器。因此，无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方面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乃是过渡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革命胜利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资产阶级则不断对无产阶级进行反限制、反改造的斗争。早在刚解放不久的1949年冬，正当党和国家大力稳定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民生活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利用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长期恶性的通货膨胀，进行操纵市场、囤积物质、投机倒把等活动，向无产阶级发起了第一次进攻。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对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给予严重的打击，把资产阶级的进攻打退下去。此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资产阶级这时又得意忘形了。他们利用他们在轻工业生产和商业方面的经济力量，利用土地改革后国内市场的扩大和抗美援朝中需要大量工业品的时期，用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生产建设、市场管理和金融物价的稳定，企图摆脱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和改造。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不得不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在1952年初发动了一次五反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五反斗争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教育了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加速了，到1956实现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就基本上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这个时期，虽然没有出现像“五反斗争”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限制、反限制，改造、反改造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系列的斗争，都是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农村中，党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就通过互助组的形式，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1953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合作化运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56年就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合作化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农村中的富农分子和已被打倒的地主阶级极力破坏统购统销政策，破坏合作化。而一部分富裕中农，也对统购统销政策、对合作化运动抱着消极抵触情绪。他们中间有少部分人相当顽固地拒绝走集体经济道路，囤积粮食不卖给国家，甚至还想雇工剥削，从事投机活动，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因此，在合作化道路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战胜城乡资产阶级，把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的斗争。

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生产资料支配权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否因此而熄灭了呢？没有。资产阶级并不因此而心悦诚服地服从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了。特别是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依仗自己的知识，依仗他还有政治地位、政治资本和政治影响，决心与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较量一番。因此，在1957年夏天，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我们党整风的机会，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我国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在他们进攻的影响下，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也乘机而起，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部分富裕中农也大叫合作化搞糟了，闹着要退社。在这种形势下，党便领导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并在劳动人民中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次斗争深刻地反映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在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都已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这几年里，由于我国建设事业上有了暂时的困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发动了进攻，攻击三面红旗；国内各种残余的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小部分富裕农民和小商小贩想脱离社会主义道路；而

资产阶级由于条件限制，难于回头去搞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在思想感情上是同情和支持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他们中有些人还从事投机捣把和各种经营的活动。由此可见，在过渡时期，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始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就是环绕这个主要矛盾而展开的。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呢？这是因为阶级的存在还是一个长时期的事情。我们知道，所谓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不仅要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且还要消灭工农的阶级差别，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这就是说，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阶级和阶级斗争才能消灭。

在我国，资产阶级的剥削根子还未最后清除，从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在社会上的影响，则是要经过更长期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到地下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列宁全集，28卷，53页）而对于人们政治观点和思想意识的改变，又不能用简单粗暴的行政手段和压服的办法，而必须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进行长期的、耐心的说服教育。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会相当长时期地存在着。

同样，改造农民也是个长期任务。农民的小生产者的心理状态和习惯势力在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后。会长久地存在，不断地发生影响，表现出种种自私自利和保守因循的弊病。我国原是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因此改造农民的任务也就特别繁重。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又是复杂的呢？这是因为在过渡时期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中，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既有经济上的斗争，又有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斗争；有公开反对甚至武装叛乱，而更多的则是采取隐蔽的手法。这些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形式的斗争，常常混合交织在一起，使斗争呈现为非常错综复杂。不仅如此，在今天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往往是和国际的阶级斗争相联系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总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寻找代理人；而国内被打倒的反动派和其他剥削阶级，总是想取得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当国际阶级斗争尖锐时候，常常会引起国内一部分人动摇不定；而国内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国际反动势力总是想乘机而入。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就会使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更加复杂化起来。例如，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是，他们的进攻，却又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这就和人民内部存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斗争复杂化了。又如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是劳动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这些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背后，又往往有地主和富农的支持，他们借机来反对合作化，反对社会主义。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也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产生各种机会主义思想，形成党内的意见分歧和斗争。这种国内国外各种矛盾混杂在一起的情况，要求我们更加细致地慎重地加以区别和处理。

为什么说阶级斗争又是曲折的呢？这是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于自已的失败的，他们会因自已的被打倒而十倍、百倍地疯狂起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斗争手段，流血的或者“和平”的方式来实行资产阶级复辟。即使他们遭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打击，他们还会不断地积聚力量，伺机反扑。在没有被彻底消灭以前，他们是决不罢休的。因此，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曲折性，首先表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可能出现资产阶级的复辟。其次，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曲折性，还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势常常是高一阵、低一阵，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坚持革命的立场，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复辟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这种一高一低、时起时伏的阶级斗争形势，在过渡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四、两类矛盾，两种方法

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虽然是极为复杂的，但归结起来可以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我们应该遵循毛主席的教导，采用不同的方法去对待和处理对敌我矛盾，就要采取专政的方法处理，不让敌对分子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采用民主的方法，教育的方法，说服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矛盾。

在我国，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人民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对于他们必须采用专政的手段，镇压他们对革命的反抗，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说来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对于他们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而是采用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

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在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和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这是两条道路性质的矛盾。但是这仍属于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农民同工人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工人阶级用说服的示范的方法，能够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必须认真细致地区分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并且正确地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既不要把敌我性质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又不要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孤立和打击少数的反动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

第五篇：德才表现

鉴定材料同志德才表现

（一）政治思想表现好，觉悟高。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积极参加政治学习能用科学发展观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思想上和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事关方向和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具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较高的政治觉悟。

（二）团结同志，一道工作。黄付堂同志针对本单位的现状，与支部其他成员一道，确立了工作重点、目标和任务。即：狠抓班子的团结、民主；狠抓干部的作风，以干部带动士兵，认真抓好带倾向性的问题，形成向心力。他能经常交心通气，主动与党委其他成员搞好团结，经常谈心，交流思想，做到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对分管的工作落实到位，始终顾全大局，以实际行动维护了支部“一班人”的团结。

（三）业务熟悉，原则性强。能坚持原则，严格落实部队管理有关规定。

（四）以身作责，表率作用好。在部队管理方面，能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纲要》要求部队，依法治警，严格落实安全防事故工作规定，确保了部队的安全与稳定。他在担任支部书记期间，公正廉明，一身正气。在部队建设、战士入党考学、学技术转士官、立功受奖、经费开支等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上实施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氛围，他坚持“十不准”，严格自律，受到官兵的一致称赞。

总之，黄付堂同志在担任指导员职务以来，政治思想表现好，大胆抓工作，组织指挥有力，部队管理等各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