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主要历史意义与贡献

第一篇：《资本论》的主要历史意义与贡献

《资本论》的主要历史意义和贡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揭露了它的内在本质和矛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其基础是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根据这一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必然要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资本论》以深沉犀利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对资本主义及其辩护士进行了严厉的指控，是具有鲜明的党性的著作。马克思的思想武装了全体工人阶级，并在政治经济学上完成了 一个伟大的革命。全书所涉及的有关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反映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和阶级斗争学说。因此，《资本论》也是一部天才的哲学著作，同时，以其对英国社会经济历史的高度概括又可称得上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资本论》是一百多年前的著作，当今世界的形势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它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天的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的思想已经获得全人类的意义，他不仅为19世纪的人类所拥有，为20世纪的人类所重视，而且，作为人类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在以后人类各个世纪中，它都将被继承、被发扬光大。这部巨著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以数学般的准确性证明这一发展的方向必然引导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确立。《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光辉灿烂的科学巨著。《资本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科学地论证了劳动创造价值，整个社会财富都是劳动者的成果，从而在本质上回答了劳动在经济社会的位置。这为我 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对待劳动者，如何保障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提供了科学的根本立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对劳动最终转化为自由劳动，描绘了美好灿烂的画卷。认真全面地理解马克思这一理论，对于理解我们新近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对于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资本论》在根本上回答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昭示了穷人通往富裕的基本方向与途径，它在立场上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它为劳动者提供了认识经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我们透过经济现象看到经济内在本质提供了认识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理念，同时也为政府制订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全人类共同富裕，奔向金光大道给出了科学路径。

第二篇：历史意义

历史意义: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军事斗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成功尝试。通过这一斗争，驱逐了荷兰殖民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捍卫了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而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1624年（明天启四年），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占中国台湾。清初，郑成功下决心赶走侵略军。1661年（清朝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亲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

他们冒着风浪，越过台湾海峡，在澎湖休整几天准备直取台湾。荷兰侵略军听说郑成功要进攻台湾，十分惊恐。他们把军队集中在台湾（今台湾东平地区）、赤嵌（今台南）两座城堡，还在港口沉破船阻止郑成功船队登岸。

郑军乘海水涨潮将船队驶进鹿耳门内海，主力从禾寮港登陆，从侧背进攻赤嵌城，并切断了与台湾城的联系。

战斗中，侵略军以“赫克托”号战舰攻击，郑成功一声令下，把敌军紧紧围住，60多只战船一齐发炮，把“赫克托”号击沉。与此同时，又击溃了台湾城的援军。赤嵌的荷兰军在水源被切断，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向郑军投降。

盘踞台湾城的侵略军企图负隅顽抗，郑成功在该城周围修筑土台，围困敌军8个月之后，下令向台湾城发起强攻。1662年（康熙元年初，南明永历十六年），侵略军头目被迫到郑成功大营，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郑成功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沦陷38年的中国神圣领土台湾。

郑成功，是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民族英雄，原名福松、森，号大木，福建南安县石井村人。其父郑芝龙，是南明隆武朝“建安伯”，曾组织向台湾移民，积极开发台湾岛。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21岁的郑成功在福州受到隆武帝朱韦健的召见，颇多赏识，被认为本家，赐他国姓（朱），改名成功，因此中外尊称之为“国姓爷”。1653年（南明永历七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又封他为“延平郡王”。

郑成功领有台湾之后，建立了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也带来一波汉人移民潮。郑成功虽然在攻下台湾的同一年逝世，但继位的郑经与郑克塽持续统治台湾21年，并在陈永华的规划之下，引进中国明制的宫室、庙宇和各种典章制度，奠定了台湾在日后成为一个以汉民族文化为主的社会，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海外华埠。因此有学者形容此役“决定台湾尔后四百年命运”。此外，郑成功是南明最后一个具有实力的抗清领袖，他将大本营移到台湾，使得反清士气崩溃，也宣告了反清事业的结束。当时明朝遗民对郑成功颇不谅解。张煌言就说成功此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郑成功的老师钱谦益也赋诗表示遗憾。

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问题：改土归流。清朝雍正年间在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实行流官制的政治改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其中一支厄鲁特蒙古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公元1646年，清朝顺治皇帝赐给和硕特部顾实汗甲胄和弓箭，委托他负责管理厄鲁特蒙古。此后准噶尔部首领和土尔扈特部首领等随同顾实汗一同到北京，明确表示归顺清朝政府，以后不断向清政府朝贡。

土尔扈特部原来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县）附近，过着游牧生活。明末因受准噶尔部的严重威胁，被迫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下来。西迁后与祖国相隔甚远，但始终向往着祖国，在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与祖国保持着联系。他们的和平安定的生活不断遭到沙俄的破坏，沙俄还企图诱迫他们脱离祖国，归顺沙俄，但他们坚决予以拒绝。

土尔扈特部多次派使者回到祖国诉说苦难，清朝康熙皇帝曾两次派官员前往慰勉。其首领阿玉奇对使者说：“我们是蒙古族的后代，穿的服装与祖国的差不多。我们与祖国亲如母子，而与沙俄格格不入。”阿玉奇的儿子还向康熙帝赠送鸟枪一支，祝皇上长寿万岁，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17世纪下半期，沙俄进一步加强对土尔扈特部族的压迫与奴役。大量征调土尔扈特部的青壮年充当炮兵；对他们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强迫他们放弃本民族信奉的佛教，改信东正教。沙俄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使他们渴望早日回归祖国。

18世纪中叶，清政府镇压了沙俄支持的准噶尔部上层分子的叛乱，为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创造了条件。公元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1月，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阿玉奇之孙）毅然率领部众169000人，离开居住长达170多年的伏尔加河地区，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冲破沙俄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难险阻，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行程万余里，终于在1771年6月胜利地回到了祖国，到达伊犁城。

在回国途中，他们在哈萨克草原上遭到突然袭击，90000蒙古族战士奋起低抗，壮烈牺牲。饥饿和疾病又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生存下来的只有70000人。到达伊犁后，渥巴锡向清政府献上了土尔扈特部祖先于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受到敕封的汉篆玉印一颗，以表示土尔扈特部人民忠贞不渝、热爱祖国的赤忱。

土尔扈特部蒙古族人民从踏上祖国疆土的那一天起，就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清政府乾隆皇帝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了渥巴锡和其他人员，封渥巴锡为克里克图汗（蒙语英勇、刚毅之意）。

1771年，清政府又在承德避暑山庄狮子沟中，仿照西藏布达拉宫样式，修建了一座普陀宗乘庙，庙内有乾隆皇帝特地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碑高5米，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写，记述了土尔扈特部众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动人故事。

原因:

1.中国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延续.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

2.中国封建统治着妄自尊大的心理.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向来具有“天朝上国”“四方皆蛮夷”“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的传统自大思想，这就导致了他们无视西方的存在，认为闭关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我天朝毫无损伤。

3.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利于专制统治.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

4.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5.当时许多明朝残留的抗清力量如郑成功等，大都被赶到海上去了，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地位，断绝郑氏集团和大陆的经济联系.顺康年间,清政府施行了野蛮的禁海迁界政策

闭关锁国政策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闭关自守，不与外国往来；严格限制对外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的交流。出处《周易·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1]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让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盲目的排斥外来东西，没有好好与外界沟通，选择了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最终导致自己的落后。无论是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难以追上世界的潮流。因此，我们必须要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联系，了解这个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技术来不断的提高自我，不要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墙，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由于对出海贸易横加限制，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其结果正如魏源所说：“以通事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位，莫悉其离合。”

目的：明修长城是为了抵御蒙古族和女贞族的边境侵扰。

明代大规模修长城从明英宗土木堡之变以后。为了阻止蒙古人进中原，大规模地在在山西、陕西、内蒙修长城，防止蒙古人进攻。

明代万历后，蒙古一带被大将李成梁打得无还手之力，戚继光开始经营辽东防线，大修防御工事。威继光、李城梁去世后，女贞人崛起，戚继光的辽东长城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后陆续且战且修，直至明亡。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区别于由秦始皇所修的万里长城。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采经近两年的调查与测量，于2009年4月18日首次公布明长城数据：其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峪关，明长城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百五十六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

明长城中，人工墙体的长度为六千二百五十九点六公里；壕堑长度为三百五十九点七公里；天然险长度为二千二百三十二点四公里。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对明朝防御掠扰，保护国家安全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开发边远地区，保护中国与西北域外的交通联系都起过不小的作用。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城墙是长城工程主体，墙体依材料区分为砖墙、石墙、夯土墙、铲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壕榨等类型，随地形平险、取材难易而异。除蓟镇长城的墙身全部用条石、青砖砌筑，其余诸镇长城多采用夯土墙，仅关门、敌楼包砖。

铲山墙指将天然山体铲削成陡立的墙壁；山险墙一般依靠峻峭的山脊用砖石垒砌；木柞墙指树林中的木栅栏墙；壕榨指挖掘壕堑后于一侧的培筑土垣。城墙断面下大上小呈梯形，高厚尺寸亦随形势需要而异．城墙顶面，外设垛口，内砌女墙，两面皆作垛口者。

砖、石结构的长城以北京八达峙居庸关为例，用整齐的条石砌城墙身外侧，内部填充灰土碎石，平均高7～8米，基宽6～7米，顶宽5～6米。

顶部用青砖砌成垛口、女墙，垛口高约1．8米，女墙高约1．2米。垛口开有隙望孔和射孔。墙体顶面用方砖铺砌，两侧设有排水沟和出水石咀。墙身内侧间隔修砌券门暗道，以供守城士卒上下。

小说：明清小说创作有三个高峰时期，明初洪武年间，产生《三国演义》、《水浒传》；明嘉靖、崇祯间，出现《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清康、乾时代，《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问世，它们分别是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古典小说的精华。徐渭，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著作《青藤书屋文集》，所作《南词叙录》，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南戏的著作，所作杂剧有《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合称《四声猿》，分别叙写弥衡击鼓骂曹，花木兰从军，女子扮男装中状元等轶事。传奇兴起后，杂剧逐渐衰落。徐渭的剧作品可视为明代杂剧的代表。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这个时代的小说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小说是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宋代前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带来了都市的繁荣﹐为民间说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和观众﹐不断扩大的市民阶层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大大地刺激了这种发展﹐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话本。

明代中叶﹐白话小说作为成熟的文学样式正式登上文坛。明代文人创作的小说主要有白话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两大类。

明代的长篇小说按题材和思想内容﹐又可概分为五类﹐即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小说等。

《红楼梦》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曹沾﹐号雪芹﹐满洲正白旗人。曹家曾三代居江宁织造任﹐后因事被抄而家道衰落。该书以曹家生活为原型﹐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要线索﹐描写了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反映出进入末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不可避免的崩溃结局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红楼梦》情节缜密﹐细节真实﹐语言优美。作者善於刻画人物﹐塑造出许多富有典型性格的艺术形像﹐如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取得卓越的艺术成就。但曹雪芹只写完《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今通行本後四十回一般认为系高鹗所续。

除《红楼梦》外﹐比较著名的清代长篇小说还有《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绿野仙踪》﹑《隋唐演义》﹑《说岳全传》﹑《女仙外史》﹑《镜花缘》﹑《雷峰塔传奇》等。话本小说则有《醉醒石》﹑《五色石》等。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则是白话短篇小说艺术成就的代表。

第三篇：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

辛亥革命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

历史意义：

政治影响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思想影响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经济影响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社会影响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生活文化影响“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

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国民党。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便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作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而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今年是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回顾辛亥革命，怎能不对前人在那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业绩肃然起敬？所以在庆祝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之时，对这次革命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关系加以剖析，既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也能为进一步认识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

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在殖民主义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自然经济正常发展进程的情况下开始的，六、七十年代，列强凭借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所攫取的特权，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

真正迈出现代化实际步伐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发动了“洋务运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开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活动。他们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催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和注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观念。但他们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不敢越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秩序雷池半步。这就使得他们的现代化努力受到极大的制约，并使现代化变成了不可实现的梦。

资产阶级维新派较之洋务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懂得，发展经济和文化，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条件。于是，他们首先致力于政治的革新，发动了“百日维新”，力图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但他们的先天不足在顽固派的反击下，冰消瓦解，一败涂地。但他们的斗争是有意义的。这些成了呼唤辛亥革命到来的强大推动力和社会要求。

事实证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初成果，为辛亥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为辛亥革命锻造了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主要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又接受了西方政治观念的留学生和新式知识分子。这部分社会力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他们正是早期现代化的产物。革命派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华侨和新军。没有早期现代化，就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而没有这些社会力量的汇合，辛亥革命的发动和展开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孙中山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系统的、契合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以实现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纲领，他的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大主义，能够在二十世纪之初提出并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除了他本人的杰出贡献之外，还需要一个是社会环境。正是早期现代化的历史，创造并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生活方式等涌入中国，而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甚至镇压的态度，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政权衰败没落的本质。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深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首先必须集中全力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权，埋葬封建帝制，求得民族的独立，争取政治的民主。他们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正是为走向现代化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

所以说辛亥革命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不是偶然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全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发生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基础上的一场革命。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

“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了一生。他从事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富国强‟，使中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按照当时的标准实现现代化”。

“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在《建国方略》等著作中，擘画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初步蓝图。无论是提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还是表明欲赶超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应该实行‟开放主义‟。” 这说明孙中山及其建国理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初绘蓝图。

所以说，辛亥革命为中国进步打开了闸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这是辛亥革命一笔巨大的无形遗产，令后继者受益无穷。

政治上，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是直接缔造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谱写了开篇。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结果，同时也是它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最大的贡献，是它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一举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之久并已日趋腐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铲除了中国封建势力最顽固的堡垒，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重要一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济上，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次腾飞，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兴高采烈地说：“今专制业已推翻，破坏之局已终，建设之局伊始。”又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而实现民生主义最切实的举措，就是发展实业。孙中山于民国创建伊始，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黄兴以民国元勋的身份努力倡行实业建设，激发了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工商业的热情，极大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勃兴。近代民族工业出现了第三次高潮。

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使得当时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历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由于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枷锁，中国的思想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各种主义、思潮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得到

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选择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随之摆脱失败的迷惘，走上革命道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承传了辛亥革命的志业，并把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终于取得了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

“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和必需的基础，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把长期束缚于封建主义精神枷锁中的人们解放出来，并使其实现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更是走向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切不可低估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

毛泽东郑重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事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切爱国力量，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并且把孙中山先生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根源在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软弱性，中外反动势力夹缝中的资产阶级不可能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使命，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这些伟人和学者的言论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也证明如此。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有两种：年长的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年轻一些的大多也受到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由上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随后，又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到它存在的严重弱点，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始新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胜利。

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今日之中国，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民族复兴的伟业，孙中山先生７６年前的临终遗言，依然震聋发聩；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望。孙中山先生生前一直非常关怀处于日本殖民者统治下的台湾同胞，曾三次去台湾，对台湾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继承先生遗志，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香港、澳门已经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了繁荣稳定。实践证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绝不允许改变。而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站在新世纪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和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逢其时。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在新世纪的三大任务。这既是百年来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宏伟事业的新的开端。在新世纪新起点，让我们认清辛亥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并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将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推向胜利吧！！

第四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本文通过对其历史沿革的发展，运用辩证唯物的研究方法并结合我国发展现状，深入探讨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发展与产生、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正文：

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在古代社会，思想家只是对社会经济问题留下了一些片段性的研究。到了15世纪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把人们的经济关系从各种关系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这时，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开始产生。此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陆续经历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等。马克思和恩科斯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系统的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同时，批判性的吸收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伟大革命。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

（1）、物质生产资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2）、社会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揭示经济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方法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抽象法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意义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劳动者立场对其经济意识的系统概括，摆脱了资产阶级利益的限制，克服了古典学派的根本缺陷。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其独特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等方法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变化规律。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的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指明了发展的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逐渐增强，和平成为时代的主题，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战争没有了发生的可能。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又极大的促进了不同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社会思想空前活跃，各种观念相互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各种思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广泛传播。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于经济、科技实力，极力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推向世界，高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始终是其重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发展，我们内部也产生了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广泛吸收和正确借鉴国外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丰富实践，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另一种是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和科学价值，否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意义，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的经验和理论，主张全盘西化，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改造中国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便有了其现实的意义。

1、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能使我们认清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2、有助于正确认识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帮助我们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更好的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对于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方向上的可靠保证。

3、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适应性，对其的继续研究和学习可以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了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深刻的改变了世界对比力量的格局，壮大了世界的和平力量，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4、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习可以提高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总之，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使我们清楚的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抵御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入侵，并有助于我们确立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终生的目标。

第五篇：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与启示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签署的《莫斯科宣言》规定，战后将把战犯押往犯罪地点，由受害国根据国内法审判。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签署的《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进一步规定，由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无法确定其具体犯罪地点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统一审判。

那么，纽伦堡审判有何历史意义与启示呢？

一、记录历史，警示未来

纽伦堡法庭判决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怎样忠实地解释过去，它的价值在于如何认真地儆戒未来”。

整个审判并不完美，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总之，在那样一个仇恨、报复甚嚣尘上的年代，纽伦堡审判毕竟用理性的笔记录下一个癫疯时代的终结。因此，大多数人（包括德国人在内）对审判的过程和结果都感到信服，认为纽伦堡审判实现了正义。这非常有利于铲除战后德国纳粹思想的遗毒。

可见，纽伦堡审判更为成功。因为它不仅记录了历史,还有效地警示着未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事实证明，只有牢记历史、深刻反省才能赢得尊重，才会迎来和平、美好的明天。

二、限制主权，保护人权

民族国家的主权观念发端于1648年的维斯特伐里亚和会。该和会结束了信仰新教和基督教国家间的战争。但不论是教皇还是皇帝都无权对地方君主行使管辖权。国家间依旧战火频仍，世人饱受摧残。纽伦堡审判前的三百年，是绝对主权观念盛行的时代。面对民族国家及其领导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人们难以在当时的国际法中找到有效的遏制方法。国家元首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别国动武，民族国家对人权的侵犯也成为家常便饭，国际秩序混乱不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民还一度被希特勒的“扩张主权即意味着更多安全”的谬论所蒙蔽。纳粹德国不择手段地侵略扩张，其结果是无数的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幕幕的历史惨剧警示着人们：绝对主权的滥用将导致绝对的不安全；而从某种程度上讲，限制主权就是保护人权。

三、创立模范，导引审判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纽伦堡审判为其后的国际刑事审判创立了学习、效仿的模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挥着引导作用。

在进行纽伦堡审判的过程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于1946年5月3日开庭审理日本甲级战犯。尽管东京审判存在着操作上的诸多不足，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性质、职责及管辖权方面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基本一致。

纽伦堡审判堪称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宣言”，即使在今天仍具有导引作用。

四、制止暴行，共承使命

纽伦堡审判后的世界又是怎样的呢？在冷战期间，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给世界带来的是累累伤痕。那么，冷战结束后的十几年来，情况又如何呢？结果也许仍令人失望。由于国际局势正处于单极化向多极化过度的转型期，世界上出现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的那一刻，人类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面对着在短短一百年中曾饱受战火与暴行蹂躏的世界，我们的心情却无法释然。人们应当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面对独裁者的暴行，要同仇敌忾，共同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光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