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及处罚
摘要本文在介绍逃逸的含义的基础上,就逃逸情形的认定、逃逸与自首的关系和对逃逸的处罚作了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对相关司法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所助益。
关键词逃逸 自首 交通事故
一、逃逸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逃逸”一词是指“逃跑、逃走”的意思。1995年6月20日公安部关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查缉工作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故意驾驶车辆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案件。„逃逸‟即是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逃逸应当具备以下几方面特征:
1.主观方面:首先肇事者应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这是认定逃逸主观方面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肇事者的行为虽然已经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而其本人并不知情,也就构不成逃跑的故意。其次肇事者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这种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即肇事者作出的行为是在积极追求逃避法律追究,如果肇事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则不构成逃逸。
2.客观行为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逃离:包括驾车逃离或弃车逃离,驾车逃离既可以是肇事者本人驾车,也可以是其他同车人驾车。
(2)场所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逃逸规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而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因此,逃离场所应当是没有限制的,不能仅仅局限于事故现场。
(3)时间的限定:逃逸应当发生在事故发生以后至公安交警部门对其第一次讯问这一时间段内。
3.主体:逃逸的主体即为交通肇事的主体,一般是指交通肇事者。
二、几种逃逸情形的认定
1.醉酒肇事后逃离的。行为人醉酒肇事后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但其逃离现场是否要认定为逃逸,则应区分对待,应当综合考虑肇事者体内酒精含量、举止言行及清醒后的反映等。
如某甲酒后驾驶农用四轮车将一名男子撞死,随后弃车逃至附近一浴室,打电话给其亲属,称撞了人,现在某某浴室。当其亲属至浴室时,甲已失去自控能力,亲属随即报警。甲清醒后称不记得肇事经过。从甲肇事后的行为来分析,可以推断甲当时并未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甲逃离现场且事后拒不供述肇事经过,应当可以认定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表现,构成逃逸。2.事故发生后肇事者因被打伤或怕被殴打而离开事故现场。肇事者离开事故现场的原因是为了自身的人身安全,主观上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因此,一般不应认定为逃逸。
3.肇事者自己受伤后先到医院治疗,后才到公安交警部门投案。这种情形一般也不认定为逃逸,因其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
4.事故发生后,没有保护现场而直接到公安交警部门报案。主要要看肇事者供述的真实性:如果肇事者不作如实供述,掩盖罪责,那么肇事者不保护现场目的是干扰交警部门查清犯罪事实,主观上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应属于逃逸;如肇事者作如实供述,一般不认定为逃逸。
三、逃逸与自首的关系
有的学者提出,行为人在肇事后虽然离开了事故现场,但后来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自愿接受法律的追究,从整体上看,其主观上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笔者认为将逃逸与自首相对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自首与逃逸作为不同的法定量刑情节,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内,自首情节只能认定其在自首时有愿意接受法律追究的故意,但不能因此证明其在离开事故现场时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肇事后逃逸又去自首的,只能说明其主观故意发生了变化,因此,既认定逃逸又认定自首并不矛盾,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也是大量存在的。
对肇事者报警后又逃离现场的,虽然其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其又离开现场,说明其不愿意接受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因而只具备逃逸情节,不具备自首情节。
四、逃逸的处罚
从逃逸的定义来看:“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逃跑的行为。”逃跑是一种行为,只要行为人一着手即视为逃跑行为已完成,并不需要一个实行过程,要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视为行为的完成。因此,逃逸应当属于举动犯。举动犯无既未遂之分,着手实行犯罪就构成既遂,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举动犯存在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预备形态、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故逃逸也就存在既遂、预备及预备中止三种形态,在处罚时也应根据其所处形态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1.只要肇事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一作出逃跑行为的,不论其是否成功逃离现场,都应认定为逃逸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对肇事者为逃跑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如借他人的机动车辆准备逃离、支开事故现场的证人而准备逃离等等,都属于逃逸预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可以比照逃逸既遂犯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3.肇事者在预备逃跑过程中,自动停止了行为,放弃了逃跑的,属于逃逸预备中止,与上述二种逃逸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显然很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于逃逸的前提是在交通事故已发生,也就是说在逃逸之前被害人已造成了损害,而逃逸预备阶段的中止,对被害人进一步的的损害是微乎其微的,因而可以对该行为免除处罚。
第二篇: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如何认定交通肇事逃逸后投案自首?
1、逃逸人主动到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投案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2、逃逸人委托他人或打电话向交管部门或其他公安部门报案,等候处理并如实交待罪错事实的;
3、逃逸人途中向交管部门或当地有关部门报案,等待接受处理的。另外,根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认定为刑事案件并移交刑侦部门立案处理: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故意致被害人伤亡的;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因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或严重残疾的。
以上认定标准在全国各地交管部门和法院具有共性。
第三篇: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浅议“交通肇事逃逸”
舒城县人民检察院 王敏 丁海棠
一、基本案情
2011年9月4日23时许,袁某驾驶皖NJX005号小型普通客车,沿G206线由南向北行驶至1106KM+680M处,遇潘某由东向西横过公路,袁某对道路情况观察疏忽而撞到潘某,造成皖NJX005号小型普通客车受损、潘某受伤,后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袁某在事故现场拨打了120救助电话和122报警电话,并在120救护车来了之后,协助救护人员一起将伤者送上了救护车,后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而当其得知被害人死亡,未等交警到达,便无故离开现场。次日上午7时许,袁某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调查处理并称其离开现场的原因是害怕遭受被害人亲友殴打。经认定,袁某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案发后,双方当事人就人身损害赔偿达成协议,且已履行。
二、争议问题
本案中,袁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但对其在交警到达前离开现场的行为如何认定存在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袁某离开现场的行为属于“逃逸”行为。“交通肇事逃逸”一经实施逃离现场的行为即告成立,袁某在交警部门首次处理前离开事故现场,第二天才到交警部门接受调查处理,且其离开现场并无为救助被害人或其它正当理由,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另一种意见认为,袁某离开现场的行为不宜认定为“逃逸”行为。“交通运输肇事逃逸”是指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事故发生后,袁某积极履行救助义务,拨打救助电话和报警电话,并将伤者送上救护车,而其离开现场是因为得知被害人死亡害怕遭受殴打,袁某主观上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不应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
三、案件评析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据此,笔者从以下几方面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成立要件进行分析。
1、“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解释》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款
(一)至
(五)项规定的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八种情形,根据《解释》第三款的规定,行为人只有具备这八种情形之一,即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其“逃逸”行为才能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如果行为人肇事情节轻微,负事故次要或同等责任,未造成人员伤亡或得重大财产损失的,由于其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即使其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也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即行为人交通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是“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2、“交通肇事逃逸”的时间要件
《解释》将“逃逸”的时间界定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那么是否事故发生后的任何时间逃跑,均可认定为逃逸?如,行为人在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讯问确定为事故行为人,并采取刑事拘留或者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其逃跑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肇事者接受公安机关处理后,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为逃避责任经传唤不到案,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期间逃跑,实质是一种违反诉讼程序脱逃行为,均不宜认定为“逃逸”。我们认为,只有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处理机关将行为人列为肇事嫌疑人采取首次处理措施前这段时间内的逃跑行为方能成立“逃逸”。
3、“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
《解释》未对“逃逸”的场所作出限定,就其立法目的来看,“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是指逃离事故发生现场或与事故具有紧密联系的场所,如抢救事故伤亡者的医院、调查事故责任的交警部门等。交通肇事逃离现场的行为是逃逸 2 的典型情形,但由于逃逸行为本质是对抢救义务的不作为和对责任承担的逃避,因此认定肇事人“逃逸”不能仅仅看肇事人是否离开现场,其关键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时具备“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和“立即投案”的行为特征,二者缺一不可。肇事人肇事后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并立即报案在医院守候等待公安机关的审查处理,虽然离开了肇事现场,但系为了救助被害人所致,当然不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反之,肇事人如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后而逃跑的,或者虽然肇事人立即报案,且有能力履行却没有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均应认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为。
4、“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要件
《解释》将“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目的限定为“为逃避法律追究”,即指行为人在明知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履行相关法定义务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产生逃跑直接故意的主观动机。但在实践中,交通肇事行为人在肇事后离开现场的原因和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有的是害怕被害人亲属和群众的报复殴打,有的可能是正在去投案和抢救伤者的途中,因此正确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法律追究”这一要件对于认定行为人是否属于“逃逸”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对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认定可采取推定原则。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迅速报案、听候处理等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行为人无正当理由离开现场的主观动机应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正当理由”须经查证属实。
(二)本案袁某行为的认定
笔者认为本案中袁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理由如下:
首先,袁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前提要件。
其次,袁某在交警部门首次处理前,即在交警部门将其列为犯罪嫌疑人对其进行审讯、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处理措施前,离开事故现场,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时间要件。
再次,袁某离开事故现场后,家人、交警均与其失去联系,次日才到公安交 3
管部门接受调查处理,且非因为“积极履行救助义务”将被害人送去医院,也非因为“立即投案”去往交警部门的途中,其逃离了事故发生现场和与事故具有紧密联系的场所,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空间要件。
最后,袁某称其离开现场的原因是被害人亲属的报复殴打,实践中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同时实践中也很难判定其逃跑动机。本案中袁某并未被殴打或者面临被殴打的实际危险,其逃离事故现场后并未立即报警并接受公安机关处理,且无证人或其它证据证明其无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或证明其确实害怕遭受被害人亲属殴打,另外若其辩称成立,其离开现场后应是立即去公安交管部门,而不是次日上午才前往,因此,袁某离开现场的主观目的应推定为“逃避法律追究”,具备“交通肇事逃逸”的主观要件。
本案袁某的行为虽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但该“逃逸”行为并未逃避救助义务,案发当天其父母也积极配合交警查找袁某,事后也积极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天清晨袁某也主动投案自首,相比较交通事故发生后直接逃跑或者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明显为逃避法律追究逃跑,其情节明显较轻,社会危害性小,可以建议对袁某酌情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
第四篇: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
第三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
第二款第(一)至
(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即,所谓交通肇事逃逸就是行为人在交通运输肇事中具有以下情形并因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4)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5)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6)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7)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8)严重超载驾驶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第五篇:交通肇事后逃逸相关问题的认定
交通肇事后逃逸相关问题的认定
曾昶明 俞元开
正义网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发生交通事故达到构成犯罪的严重程度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交通肇事罪是现代社会过失犯罪发案率最高的过失犯罪,是过失犯罪之王。近几年,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案件不断增多,而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及相关责任的规定不够清楚,使司法实践出了很多疑难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认定
(一)行为人在逃逸时主观上必须明知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并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而离开现场,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即使发生了重大伤亡,也只能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强调的是刑罚的轻重,要与客观的罪行和主观的责任相适应。假如说有二起伤亡结果完全相同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一起是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发生了死伤结果而逃逸,另一起是行为人主观上并不知道发生了死伤结果而离开现场,如果不考虑主观因素,那么这二个行为人可能都是3-7年刑罚,这样的量刑明显对主观上没有恶意的行为人不公正。
(二)行为人逃逸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逃避法律追究,即包括当事人逃避刑事责任,也包括当事人逃避应负的民事责任,还包括追究当事人的行政责任。实践中,当事人逃逸的目的有多种,不限于上述讲的法律责任,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调查事实时要查明当事人逃逸的目的,不要认为只要当事人离开现场,就认定当事人逃逸,从而按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罪处理。如某甲驾车通过一集镇时,本地人某乙驾驶摩托车突然快速横穿公路,某甲避让不及,将某乙撞成重伤,甲看到好多人围上来,担心自己被殴打,慌忙拦了一部摩的逃跑,然后主动到交警大队报警。虽然在这起案件中,甲逃跑的目的是怕自己被打,并不是想逃避法律的追究,甲的主观恶性要比逃避法律追究的人小得多,因此不能认定为逃逸。实践中有的公安交警部门往往认为逃离事故事场的就是逃逸,不考虑行为人是否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意思,这是不正确的。
(三)关于对逃逸的理解
逃逸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为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这一点我们都能理解。比较关键的是行为人从何时何地开始离开才构成法律上的逃逸行为。有的认为,逃逸应界定为逃离事故现场;有的认为,肇事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应认定为逃逸。应该说,我国刑
法规定的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不仅指当场逃逸或逃离现场,也包括事后逃逸,关键是看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与社会危害性。如果仅将逃逸界定为逃离现场,那么性质同样恶劣的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就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追究,可能会影响对这类犯罪行为的惩处。根据前文所述,以下几种情况均应认定为逃逸:事故发生后行为人将被害人送往医院后逃跑;行为人报警后逃跑。
(四)逃逸必须是以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基本犯为条件。
所谓结果加重犯,就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了基本的犯罪构成,或者说实施了一个基本的犯罪行为,该行为同时又造成一个作为加重法定刑的结果。结果加重犯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该犯罪加重结果必须是刑法分则有规定,否则,无论造成多大的结果,也只能按基本犯来处理;二是结果加重犯表面上看构成了几个罪,但是法律上认为是其基本罪行导致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不作为一种犯罪来评价,而是作为基本罪行的加重刑罚的后果评价。因此这种结果不作为数罪并罚的情况来看,而仅仅作为加重某一罪法定刑的情况来处理。从刑法第13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看,构成逃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为逃避法律的追究。因此刑法第133条对逃逸行为量刑标准为3-7年有期徒刑,如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后致人死亡的理解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要件是:(1)交通事故的被害人受伤当场未死亡,如果被害人当场死亡,也不能认定为逃逸致人死亡;(2)行为人有逃逸行为,即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3)逃逸行为延误救治与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对于逃逸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司法实务中比较棘手的是:有的被害人伤情并不严重,但由于被害人是老年人或生前有严重疾病以及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这类案件争议较大,肇事者认为被害人死亡是其自身体质问题而死亡,而死者家属则认为主要是延误了抢救时间而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认定是否属于逃逸致人死亡,一方面要从案发后及时调查了解案发经过、案发到死亡经过的时间、发生死亡的情况、送往医院时的情况以及对死者的抢救经过,以综合判断死亡与逃逸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相应的医学鉴定机制,需要对被害人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必要时要通过尸体解剖以判明死因,依据医学科学理论准确认定死亡原因、结果与逃逸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4)行为人至少有过失。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发生交通肇事致人重伤,如果主观上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而逃逸致被害人死亡,按逃逸致人死亡来定罪量刑,这一点理论界没有什么争议。现在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是行为人发生交通肇事后,明知被害人如不及时抢救可能死亡而逃逸,最后导致被害人死亡,对此类问题的处理,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为过失,按逃逸致人死亡的加重犯处理。而事实上,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有死亡可能而放任不管,此时行为人主观方面应至少为间接故意,而从基本犯与结果加重犯前后二种主观方面构成要件上看,如果基本犯主观上为过失,加重结果是故意的情况,那么结果加重犯的罪过将难以理解。因此,上述观点也有不合法理的地方。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主观上至少为间接故意,被害人受重伤的情形因行为人的行为而引起,行为人负有救帮助义务,行为人有能力履行救助义务而逃逸致被害人死亡,应按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处理。这种观点也有不足之处:一是故
意杀人犯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强度很高的违法行为,不作为的杀人与作为的杀人没有同价值性;二是这种情况与行为人将被害人隐匿、移往难以被人发现的地方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如何处理交通肇事后,单纯从现场逃逸,但又明显放任被害人的死亡情况,还值得进一步讨论。
三、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共犯的理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案论处。因此,司法实践中,遇到这类问题都是按交通肇事罪的共犯处理。但这种观点按照我国刑法共犯理论来看还是存在瑕疵的。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根据刑法第14条关于故意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因此,刑法理论上的故意是指对犯罪结果的故意。而在交通肇事共同犯罪案件中,被指使人对违反交通规则是故意的,但对造成死亡的结果是过失。另外,共同犯罪每个行为人的行为是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实施,而本处的指使人的行为是在被指使人已完成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时实施的。目前,对于此类问题的处理,有人提出按共同过失犯罪分别对指使人与被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论处。也有人认为被指使人应以交通肇事罪论处,对指使人以包庇罪论处。纵观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比较合理。
四、逃逸后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在司法实务中,行为人肇事逃逸后的责任认定,交警大队习惯作法是:无论事后责任是否能够弄清,也认定机动车驾驶者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交警大队这样做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交通大队的这种做法受到质疑,因为在肇事者逃逸,但事故责任事后很容易查明而且能够决定逃逸者责任很少的场合,不能违反事实,强行推定肇事者负全部责任。
以规定驾驶人对被害人负有救助义务的道路安全法作为根据来论证刑法上的责任,并将二者完全等同,并不是没有疑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驾驶者的报告、救助责任是事故发生时应当采取某种措施,协助交通警察的活动,但未协助时的责任,他与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并不完全对应。因为交通肇事罪的责任,并不仅仅指对违反规章制度、法律法规所要承担的责任,而是对事故的最终发生,即死亡结果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交通行政管理上的责任和刑法上所讲的责任不是同一层次上的概念。在确定交通肇事罪是否成立时,对行为人是否负有责任,必须从刑法进行责任的实质判断,这种判断要严格按照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而不是直接按照交警大队的事故认定结果。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过错很少,被害人负主要责
任,行为人负次要责任,但因行为人因为胆小怕事而逃逸的,在行政管理上会认定行为人负有责任,但不能仅仅根据其逃逸这一情节就认定其构成交通肇事罪。又如,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行为人为救助被害人而顾不上保护现场,交警部门往往因为责任无法认定就推定行为人负事故全部责任,这对在行政上及时处理事故,维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推定在刑法上是属于责任尚未分清的情形,根据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高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