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笔记

第一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约翰密尔所著，1859年出版。此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

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阵营的父亲和功利主义阵营的边沁影响，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作为个人主义的宣言，《论自由》一书被不少人视为与1785年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并列的自由主义完成的标志。

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先总述文章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必要性。第三章论述个性与自由的关系及其意义。第四章论述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第五章就几个案例讨论本文教义的应用。

《论自由》的哲学基础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主义，即必须把人当做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依据。关于自由与权威的斗争，禁止防御官府的政治暴虐是不够的，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同样要清醒并抵制。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个所要抵制范围的边界在哪里，从而导致混乱和悲剧。密尔提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因此，只有个人行动会直接、最初地影响到他人的部分必须受社会干预，剩下的就是人类自由的适当领域，这包括，意识的内向境地（良心的自由），追求趣味和订立生活计划的自由，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条教义虽然并非首创，亦广为认同，但在实践中所受阻碍极大。古代共和国认为自己有权实行自己对人的优越性，古代哲学家也赞同用公共权威制约私人行为的每一部分。被强敌环伺的小国亦需要意志统一来保证安全。事实上，贡斯当已深刻地指出了所谓古代人的自由的局限性，而且现代世界中，政治群体体量变大，不再需要斯巴达式的全民军事教育，还有最主要的是，政教分离原则被广泛认同，可自由原则的贯彻在当代仍受重重阻碍。据思想家们所论述，现代道德压迫的机器应更有力地反对在仅关本人的事情上与统治意见有所分歧。而且世界上还广泛地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要把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通过舆论和立法力量不适当地加以伸展。因此，密尔想要论述自由的重大意义，筑起一条道德信念的坚强堤障以反对这种祸害。

关于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重要意义。1）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是真确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迫缄默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迫缄默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不能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批判人们对于不信任他们所重视的信条的人抱有意见的大众心理，指出这种不见血的社会诋毁导致了人类心灵中全部道德勇敢性的牺牲；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至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用光，我们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进步了。在第二部分的论述中，密尔指出禁止思想言论自由会导致“既定意见的沉睡”，信条因人们顺从接受而反而与人心隔离，把人心僵化起来儿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其他一切影响，指出真理在辩驳中更能感动人心。在第三部分中，密尔指出所有意见都是真理与错误交织的产物，并通过指出基督教的一些不足告诫人们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最后指出正争辩上的道德尺度应该是不可由辩论者的观点如何推断其品德，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冷静客观地倾听每一个意见的人。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的方面，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对，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

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美丽而高贵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在个性的发展过程中，欲望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个完善人类的构成部分，强烈的冲动和强烈的意志构成富有精力的性格，这才是真正的有生气的人。而现在威胁人性的并非个人的冲动失于过多，而是失于不足。给你自由，你敢要吗？很多人是不敢的，萎缩的个性使人类生活变成一潭死水。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换句话说，人的价值只应来自自己的内心。自己的价值依靠外界来给予是一件危险而可怕的事情，要么会导致人性的崩溃，要么就只能人云亦云，失去自我，失去个性。密尔指出人类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我不禁想到了曾经以及现在颇受追捧的一个事物地球村，这种追捧其实不也正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所谓方便管理之类的原因而扼杀个性，消灭多样的一个方法吗？。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又常被指责为为己国之利而战的自私的异端，但或许其中也包含了一些旨关人

类福祉的东西吧。正如密尔所说，商业和交通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标甚至最好的目标都开放给普遍竞争，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性格，而成为一切阶级的性格。密尔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怕的图景：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於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这一日，将会是人类灭亡之日吧。

• 对于论述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虽然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利以各种不同办法使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此后，密尔批判了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如回民国禁止任何人食猪肉，新英格兰、大不列颠清教徒取消公众甚至私人

娱乐，美国与禁止纵饮烈酒的禁令，厉行安息日制度，用“文明军”结束其眼中文明中的倒退。但对于密尔所说的解决办法，我还是觉得有些不严密。据密尔所称，人们有权不与不同意见的群体合群，甚至警告他人不与之合群，又称社会不应根据共享的或主体群体的道德或习俗干预个人自由，但孤立不同意见体难道不是一种干预吗，这与作者之前所指责的社会对个性的惩罚似乎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结果不仍是把异端边缘化，终至扼杀个性吗，孤立了不同意见的群体，所谓思想言论自由又如何实现呢，难道是让不同意见只发表于各自的孤立的群体内部吗，而且其惩罚判断的基点仍只是社会主流的个人意见。事实上，关于惩罚的度的问题，恐怕也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其实若当社会素质较高时，度便可放低，大众亦相对较易划分得清楚正确，同时高素质带来的理性的宽容也是“度”易于操作。但要使社会大众素质较高，具有较清楚地理性，又要先任其个性发展，这竟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或许人类社会只能以真正的自由为一个大方向，在不断的错误与纠正中，一点一点地无限逼近。而作者所说社会对于个人不良品质的惩罚其实也很难与社会对个人生活方式的批判清楚地分开。或许，个性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内心，本来就不以世俗评判为意吧。

•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了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所要办的事，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个人，个人办会比政府办更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使他们形成公共意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行政管理的标准是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最大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密尔用贸易自由、教育设计、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的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政府对于纯关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之道，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的风气，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国家对于它所认为违反当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许可的同时不应加以某种间接的打击。对于几种若干人在共同事情上相互同意而共同规定的自由，如奴隶契约，婚姻，子女教育问题，密尔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若通过诺言或行动鼓励另

一个人信赖他会继续某种行动，对其发生某种期望，则他对那个人负有一系列新的道德义务，这些义务他可以决意放弃，但不能忽略不理；若因缔约双方的关系而对他人引起某种后果，则双方对第三方负有义务； 国家对于公民的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求并强迫他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反对国家教育的理由只适于后者，不适于前者。

最后，密尔坚定地指出，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蒂还在组

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总之，《论自由》一书以其严密的逻辑、全面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固然，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也从不同方面批评了自由主义的一些理论缺漏，主要观点有，自由主义过于乐观，高估了个人理性，削弱了群体权威和社会基础，使得国家职能的发挥软弱无效，人是社会中的而非孤立的人等。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人性要求的价值导向和原则，是值得尊崇的。

第二篇：《自由论》读书笔记

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以赛亚·伯林是我喜欢的一个思想家，他是20世纪伟大的为自由辩护终生的哲人。他的《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时代》等都是延续着相同的主题——如何维护得来不易的自由。

虽然是哲学书籍，但却没有古奥不可解、拖泥带水般的拖沓弊病。阅读伯林的书，让你感受到的是他语言风格的清新流畅，以及他的思维的缜密及凌厉。

《自由论》是伯林最重要著作《自由四论》的修订与扩充版，在其基础上增加了《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一篇，“论自由的其他作品”四篇，“传记性附录”三篇，《伯林及其批评者》一篇，以及一个资料翔实的“索引”。在英国政治思想史上，本书被誉为继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穆勒《论自由》以后第三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伯林因此成为二十世纪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价值的最重要思想家之一。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拉脱维亚的里加（当时属于沙皇俄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

在本书开始的部分里，伯林思考了信仰问题，反思了革命的逻辑。当人们迷醉于狂热的革命理想的时候，其他目标与价值都被遗忘了，尽管人们承认其他价值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尚的革命理想下，人们感应到的是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越来越多的人甚至准备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赢得这种安全感，让广大的生活领地受制于那些不管有意无意但系统地挤压活动疆界的人，这些人操纵人类，把人类训练成整体模式中的一个更易整合的部分——可以互换，几乎可以预制的部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信仰，更强有力的领导或更科学的组织。它需要的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少一些弥赛亚式的热诚，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特异性的宽容，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地多一些达到目标的办法，为那些其趣味与信念在多数人中很难找到共鸣的个体或少数人实现他们的目的多留一些空间。”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的价值多元论。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是针对长期统治西方思想传统的价值一元论提出来的。1

柏林认为，基本的人类价值是多元的，诸如自由和平等，它们既不能按照一种绝对的等级加以排序，也不能被转换成一种具有共同特性的单元。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对于人类来说，追求一种唯一的、最后的、普遍的结果，无异于是追逐海市蜃楼。有许许多多的理想值得追求，而且其中有些理想是互不相容的。从经验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得出理想是多元化的结论。人是自己的人，是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活着，有权利去追求自己坚持与钟爱的任何理想，这是人的基本的权利。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把其他人的自由和幸福扛在自己的肩上，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人作出选择。对于伯林来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宗教迫害、纳粹政治以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的极权主义正是绝对主义价值观的结果。在伯林看来，不同价值的不可比性和矛盾性，决定了人们必须时刻面临着选择，并且必须去选择。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供人们来依据，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意志活动，意愿是唯一的标准。他把选择能力和对生活方式的自我选择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要素，看作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基本特征。正是基于这种选择活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才产生了不确定因素，人类也因此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这就决定了人在本质上是自我改变的和永未完成的。

而本书的主题——自由，则是伯林最为人所知的思想贡献，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作者用大篇幅阐述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别与联系。之所以要区别出这两种自由，是因为它们都是西方思想中的要素，尽管它们是对不同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解答，但人们却常常把它们二者相混淆，而其中任何一种自由被滥用都会引起恶劣的后果。

按照伯林的分析，这两种自由的区分对应于两个逻辑上相互区别的问题。如果有人问：“是谁欺骗我？”这一问题的答案就可以说明“积极自由”的内容。一些人可能会回答：“我欺骗我自己”，这就是积极的自由。如果有人问：“其他人干涉我的生活到什么程度？”答案就将说明“消极自由”的内容。有人会回答：“很少”，这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涉及的是机会，而积极自由涉及的是能力

和资源。伯林还认为，手段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因为手段是与自由的运用有关，而不是与自由的拥有有关。如一个人太穷或太无知而不能利用他得到的自由，那么并不能说他没有自由。门仍然对他开着，虽然他不能走出去。

不可否认，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任何有尊严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避的问题。“一个社会为这两个问题所做的答案便可以决定这个社会的性质是自由的还是专制的，民主的还是暴政的，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私有的还是共有的等等。这两个概念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均被歪曲过，并向其反面发展。”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把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表现作为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而“积极”自由的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

作为英国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思想在当代英国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伯林的《自由论》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理论著作，是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

纵然柏林的自由价值超越了一元论，却仍然受限于多元论的天空下。因此我想，自由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并不是完全没有束缚,然而恰恰是这个限度才是其价值的真正所在。

第三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本文的写作背景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英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取得政权并已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国内，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扩大统治权；在国外，要求保持并不断扩大殖民地。在当时的主要思潮就是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破除一切障碍，实行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便肆无忌惮的追求利润。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他有选择与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与许多新思想的重大营养成分结合在一起，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证自由主义，使二者成功融为一体。《论自由》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密尔深受父亲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把早起的功利思想与许多新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

《论自由》分为五部分，以公民的自由为中心，分别是：一，引论；二，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三，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四：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五：本文教义的应用。

自由，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无数的人们追求它，并试图为它找到理论支撑的基础。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的历史。《论自由》中讨论了自由的含义、个性自由、社会权威的限度以及个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问题，为自由主义的新发展开辟的道路。

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提出它这篇论文的主题是：“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认为干涉社会成员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应是“自我防卫”──防止对他人的危害。宣布自由是在不剥夺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公民和政府都在讨论与倡导自由，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本位出发，公民希望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自由多数是从自己希望得到的利益出发，而政府希望公民和社会得到的自由是在自己容许的范围内，并在这个范围内尽可能最大的对政府有利，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在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控制之间做出适当调整就是自由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二章论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密尔认为“一个自由的社会要承受并保护这种自由——可被说服而不可被强制的权利”。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个性和智慧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一种观点或理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真理，需要自由讨论和论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如果禁锢人的思想，用某种权威或教条压制各种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的发表，只是妨碍思想和社会进

步的，应该制止。权威可以以各种方式来限制人的言论，却不能左右人的思想，权威可以做到的只是将人的某种思想扼杀使之不能传播，人与人之间缺少了交流，文化不能传播，思想不能流动，整个社会充斥的只是权威所允许所要求的言论思想，那么社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社会的进步就会被扼杀。思想和言论虽应当获得绝对的自由，但并不是说毫无节制。一切意见是应当允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需要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人们不能进行漫骂，讽刺，人身攻击等，但这种限制不能动用法律和权威。

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认为这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会使人对自由、对他人更有价值。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反对社会习俗的专制。每个人所应注重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

为了个人各种能力的最高度调和的发展，就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首先就涉及第二章提到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敢想敢说不为习俗和陈规而左右，形成自己独有的个性。自古以来，各种习俗和专制一直都是压抑人们思想妨碍社会进步的持久障碍。想到中国的帝王专制、文字狱、文化大革命，这些都阻碍了个性的发展，使人们不能不敢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创新去创造去进步，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一片昏暗更不敢说前进了。在这章中，密尔曾说“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能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但凡伟大的天才，总是以各种稀奇古怪常人不能想的奇特思维开始，很多人认为很多天才古怪不合世俗，在当时的时候天才的思想可能会被扼杀，但是多年后再看，这些天才总是不朽的。因为他们的成就就是自由的发展，不受世俗的规范，勇于去探索去挑战，使得个性和自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四章讨论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密尔认为必须提出一些公认的原则来测定社会干预的当与不当，这条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份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理由。…任何人的行为，只有在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这就是密尔著名的“群己权界”。密尔强调保护个人自由和权益，反对集体意见对个人自由的干预。而个人的自由也有一个限度，即相对的自由，那就是不能妨碍别人的利益，并且要履行自己义务上应该做的事，当有义务而不做时，那就要对社会负责。

第五章重申两条基本原则：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个人行动若有害于他人利益，个人要向社会负责，要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本篇主要讲自由在生活中的应用，特别是在经济生活中。密尔主张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在自由竞争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合法的竞争中取胜，那必然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在自由竞争的原则下是合法正当的，社会与他人并不负有责任。密尔认为，对竞争应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不能对其约束。“约束就是罪恶”，对贸易的约束、竞争的约束将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还有就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限度，存在三种情况是政府不应干涉的：第一，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还一些；第二，即使未必能比政府办得好也可交由个人办，因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锻炼判断能力，获得知识；第三，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

密尔的《论自由》中的思想早就已经影响着我们，其中文本最早由曾经留学英国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翻译，名为《群己权界论》。自由一词就是在后来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下慢慢醒悟并追求的。其中的观点，不仅是在他那个年代还是在现代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观念是永远值得我们去思想和追求的。

第四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一书是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自由主义之圣”。他的一生出版过许多作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本人极看重《论自由》一书，在本书中他曾说“《论自由》往往比我写的其他作品影响更为长久”，他把这本书看作是“一本关于一条真理的哲学教科书”，它的出版也宣布了性格多样性和个性自由发展在不同方面对社会和人类都很重要。

密尔所论的自由，并不是自由意志，而是指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在这里，他引入了“权力”这一概念，自由被定义为权力实施的限度。密尔主张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对他而言，合理的社会即意味着自由，而个人自由的适用范围即是社会干预的限度。这样，他就把自由解释为确定社会合理使用权力，并且提出了一个测试合理性的标准实验，即“任何一个不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都是不合理的社会。如果它侵犯了个人正当的权利，社会就不能使用其权威。”这是评价一个社会是否合理的标准，一个社会必须在保证尊重个人自由的前提下行使其权威，那么如何界定一个社会是否干预了个人生活侵犯了个人自由呢？米尔给出了解答：“本文的目地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使凡属社会的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或是公众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绝对以它为标准。”

在密尔看来，有两种主要方式干预了个人自由，一是法律惩罚，而是道德压迫。这涉及到本书最重要的部分，即那条“极其简单的原则”就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的或者集体的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由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何一员，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滥用权威会侵犯社会合理的限度，侵犯个人的自由。密尔自由论的核心便是“危害标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明一种行为危害到其他人，那你就不能用法律或社会道德压力来阻止该行为。比如说，一个人看到别人溺水，但是他没有施以援手，这件事被报道，于是这个人受到了各方的谴责，极大的影响了他的生活。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这个人没有救溺水的人本身并没有危害到他人，但是来自社会的道德谴责却伤害到这个人，这就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侵犯。只有一种条件下可以限制个人行为，即当其行为将会危害到其他人时。如果法案超出危害标准的限度，社会将威胁人身自由，所以说道德压迫和法律惩罚都有可能干预和侵犯个人自由。

这条标准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怎样的才能被判定为危害呢？身体上的伤害很明显是伤

害，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算是伤害吗？我们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感情或心理受到了伤害？在现代法律中，受害者的情感或心理受到极大伤害是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精神赔偿的，这表明一点，情感和心理上的伤害属于危害的范围。但是一旦我们将精神伤害界定为危害的一种时，我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去判定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了伤害。这种判定是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即使是在法律中也没有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和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可以再次以上述溺水的案例为例，如果当时只有那个人在场，在他没有援救也没有找别人来援救，而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溺水的人死去，那么这种行为虽未伤害到其他人的身体，但是否伤害了溺死之人的家人的情感，是否伤害到了公众的道德感呢？如果是，那么这个人的行为就已经构成了对他人的危害，公众对他的道德谴责也就是合情合理合法了。密尔的理论值告诉我们如何去设定限度，却忘了进一步告诉我们实践的标准。

除危害原则之外，他在文章中指出早在自由合理性试验之前，他就已经提出了合理性原则。在进行测试之前，首先应该证明社会符合合理性的标准。因为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自由的和平等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使用的。这条合理性原则就被概括为：没有文明的思考就没有自由。在社会文明开化的前期，所有干预个人行为的人或事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密尔最后将自由诉求功利，事实上他在编写《自由论》的同时，也在完成另一部伟大的著作《功利主义》，揭示了功利主义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人把密尔称为“披着自由外衣的功利主义者”。密尔将自由与功利联系起来，他解释道：“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的；但是这里所谓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且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功利是最广义的，他指的是一种行为、一个决定或是一件事产生幸福或减少痛苦的能力，或者用约瑟夫〃普里斯特的话说是“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不是个人的自私，而是大多数人的自私。在做决定时，我们应优先选择功利，但有两条件：一是要以永久利益而不是暂时性快乐为根据；二是要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真正的功利主义是研究怎样才能让一个人快乐，怎样才能帮助人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获得幸福。

密尔在《论自由》的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中提到了言论自由，它是现代自由论中最基础的一部分，也是对密尔影响最大的部分。一开始，密尔就提出人们应该认识潜在的原则，这一观点是他在“出版自由”的基础上提出的。“出版自由”是反对腐败政府或是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在这一方面，它是指限制一个不是建立在民主和公众控制下的政府。没有一个在利害关系上与人民不一致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可以硬把意见指示给人民并且规定何种教义或何种讨论才许人民听到。首先，出版自由是公认的概念，他的一贯原则便是

“如果一种权利或是政府不能代表公众的话，那他就不能控制公众的思想。”如果政府不是代表公众意志下的执政时，旧的自由就不能在保护自由的言论了。

密尔遇见了一个黑暗的未来：没有自由的民主。在这样一种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由理论。旧的自由只是服务于当权机构。密尔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词可以有另一种理解方式，他做出了新的解释：限制多数派一致的自由言论。密尔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关于自由的传统教条不能保证自由的民主性。出版自由可以保证人民的讨论自由，但密尔指出随意使用这个词会产生反作用，出版自由有可能成为某些教条的基石，也有可能成为民主化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密尔进一步将传统意义上的出版自由解释为没有政府可以限制公众讨论，除非政府可以完全代表公众讲话或与公众利益一致时。在公众意见方面，政府做得越好，证明“限制多余思想这种行为”的正当性方面就会越差。就得自由主义成为新的暴君产生的基础。同样的自由，在一个时代可能是革命性的，在另一个时代也许支持政府镇压。

本书的第四章中，密尔论述了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他指出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个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和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也就是上述讨论过的危害原则。最后一章中，密尔开始讲到了实际应用，他用贸易自由、教育设计、禁酒会、毒品买卖、鸦片贸易的几个例子具体讨论了政府权利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或者政府对于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之道，直接损害只涉及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禁止，但若公开做出来会破坏良好风气，因而犯及他人，故可以予以禁止，国家对于他所作为违反当事人的最好利益的事，在予以许可的同时不应加以某种间接的打击。密尔强调不同的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国家的价值应该从长远来看，归根结底还在组成他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现在看来，《论自由》中最实用的观点似乎都已经过时了，但其中有些一般的概念仍然起着作用，特别是关于自由的基础和原则以及个性自由等观点依然是自由主义中的经典，值得推敲探讨。

第五篇：《论自由》读书笔记

功利主义视角下的自由

——《论自由》读书笔记

《论自由》是英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密尔（John Mill）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密尔从小深受激进主义思想的父亲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边沁影响，但是，他在继承功利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和修正，并对自由理论和功利主义的关系做了深入的阐述，他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出发论证了自由主义，使二者融为一体。“凡是可以从脱离功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权利观念推出我的论证的任何有利条件，我都未予利用。在所有道德问题上，我最终诉诸功利；但是，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1《论自由》一书的出版，对其继任者以赛亚•柏林、约翰•格雷等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约翰•莫利（John Morely）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是否在那个时代或者任何其他时代有如此短的一本书曾在当代人的思想中产生如此广泛、如此重要的影响，如同密尔的《论自由》在那个时代对人的思维和社会产生的震动一样。”2及至今天，《论自由》也是法哲学领域的重要文献。自由主义理论家从《论自由》中寻找自由理论的经典解释，并试图从中发现可以回答当今问题的思想启迪。其他一些理论家则试图通过剖析密尔的《论自由》展示自由主义法哲学的内在缺陷及危险后果。

关于《论自由》的写作背景，密尔所处的英国，正处于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推进时期。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也得到不断壮大。在密尔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虽然英国在经济和综合国力等方面达到了鼎盛，但在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风尚乃至社会道德上，对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限制依然存在。早期的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将功利主义的主旨概括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是这种多数人的幸福主要指人的物质上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即强调人所追求的趋利避苦的简单量的计算。密尔早年接受了边沁的这一理论，但后来，他积极批判边沁的功利主义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而漠视人的精神和情感层面需求的观点，即人的幸福应体现在量和质两个层面，且应当更注重幸福质的追求。因此，密尔甚至一针见血地指 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

[美]苏珊•李•安德森：《密尔》，第31页。出，“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3

《论自由》全书分为五个部分，以公民自由为中心，对自由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第一章是导论部分，总述了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同时，确立了一条自我保护的“极简原则”，并以此原则为线索推动全文的展开。第二章论述了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认为人类应当自由形成意见、自由发表意见，否则便是人类理性与德性的毁灭，阐述了思想自由的伦理依据和伦理正当性。第三章阐述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方式多样化以及首创性的伦理价值。认为个性是人类幸福的首要因素，主张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提倡生活方式的自主性和多样化。第四章讨论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提出个人对社会的义务源于社会对他的保护，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要互不损害利益和权利，只要为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受损害与妨碍而承担责任，就不受社会强制。第五章将所得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同时重申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

在《论自由》的导论部分，密尔开篇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他所要讨论的主题不是所谓的“意志之自由”，即不幸与那个被不当地称呼为哲学必然性学说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即社会可以合法地施加于个人的权力之性质和界限。4他在此把社会自由与哲学上相对于必然性而言的自由明确地相区分，而且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密尔指出他全书的要义就是两条格言：“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仅涉及自身而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利益，他就不必向社会承担责任。第二，对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则需要承担责任，并且在社会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身时，个人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简言之，密尔致力于划清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界限，强调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益，那就不应该受到限制，他就是自己最高的主权者。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治者的暴虐的防御，人们主要采取两种限制手段来谋求自由。第一 34 英] 约翰﹒密尔：《功利主义》，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条途径是要取得对于某些特权即某些所谓政治自由或政治权利的承认，这些自由或权利，统治者方面若加侵犯，便算背弃义务，而当他果真有所侵犯时，那么个别的抗拒或者一般的造反就可以称为正当。第二条途径，一般说来是一个比较晚的方法，要在宪法上建立一些制约，借使管治权力方面某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须以下列一点为必要条件：即必须得到群体或某种团体的想来是代表其利益的同意。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这一观点，并将其列入社会需要警惕的祸害之一。但是，密尔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我们更应警惕的“社会的暴政”这一问题。“像其他的暴政一样，这种多数人的暴政，人们起初以为、而且至今仍然庸俗地以为，其可怕性在于它主要通过公共权威的行为而发挥作用„„因为它虽然通常不以极端的惩罚为支撑，却几乎不给人们逃避的途径，它更深地涉入生活的细节，并且奴役灵魂本身。”5这种社会暴政之所以比政治暴政更可怕，是因为社会暴政使人无处可逃，影响人的生活细节以及奴役人的灵魂。关于个人独立性与社会控制之间的恰当调节，密尔认为，必须通过法律和舆论来设置准则。

接着，密尔提出并论述了“极简原则”。“本文旨在确立一条极简原则„„其准绳是自我保护，即人类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其唯一正当理由是旨在自我保护。”6但是，这条“极简原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仅适用于能力已经成熟的人们，对于孩童、尚未达到法定成年男女年龄的青年以及野蛮人，则被排除于该适用范围。密尔总结出关于他对人类自由所涵盖的三个领域。“„„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所以在实践上是和思想自由分不开的。第二，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第三„„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7密尔在导论的最后，再次强调要对道德压迫和精神统治的倾向保持警惕，特别是面对社会权力膨胀、个人权利萎缩的情况，更要警惕“无论作为统治者或者作为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56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7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除非缺乏权力”。

关于思想和讨论自由，密尔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其对于人类精神福祗的必要性。（1）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真的，禁止思想和讨论自由就使人类失去了一个获得真理的机会；（2）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是谬误的，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在与谬误的争辩中获得对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的机会；（3）如果被权威压制的意见部分是真理部分是谬误，使人类失去了一个完善已经认识的真理 ；（4）教义的意义本身有丧失或减弱并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8密尔在论述过程中采取了既破又立的方式论证以上四点。如在论述的第一部分中，他反驳因担心错误意见误导社会而禁止言论思想自由的理论，提出不该为了不许对某言论驳辩而假定其真确性，人的智慧的来源在于人的错误时能够改正的，在驳辩中可加深对真理的理解；反驳政府有义务保护某些对社会福祉有用的信条，指出由功利性导出真确性是荒谬的，对教义的信仰因基于对其真理性的认同；反驳拒绝听自己认为错误意见的看法，指出其实质默认了自己判断的不可能错误性，同时举出了苏格拉底等著名案例揭示因不自由而导致的司法罪恶给人类带来的悲剧。反驳真理会永远战胜迫害的意见，指出这不过是一个过于乐观的谬误，真理的浮现会因人们的错误而推迟，造成损失；反驳认为异端者沉默不算灾害的意见，指出这不仅使人们丧失对异端意见透彻讨论的机会，更严重的是，败坏了不仅使异端者还有费异端者的心灵，使其丧失生气和独立，号召思想家的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并结合时代背景痛心疾首地指出，欧洲近代三个辉煌历史时期的思想的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耗费殆尽，我们如若不再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新的进步。

密尔在论证思想和言论自由时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是强调人类认识的可错性。这种人类认识的可错性不仅表现在单个个人、而且表现在集体共识之中，有时甚至出现在整个人类和整个时代的认识之中。关于这一点，密尔列举了卢梭这一事例进行论证。“每个时代都曾持有许多被后面的时代认为不仅错误而且荒谬的看法；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流行的许多看法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就像现时代抛弃许多过去曾经流行的看法一样。”9

关于论证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密尔先划出了个人个性发展的空间，89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8-19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即个人应在仅涉及自己的事情上按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断活动，不论在他人及传统习俗看来是否可取。“人性不是一架机器，不能按照一个模型铸造出来，并且开动它按部就班地为它规定好的工作；它毋宁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活物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并在各方面发展起来。”10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一点：

第一，从社会发展层面来说，首创性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保护首创精神，并为天才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土壤，因为人类社会永远需要有些人不但发现新的真理，不但指出过去的真理在什么时候已不是真理，而且还在人类生活中开创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开明的行为和更好的趣味与感会的例子。人类不仅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依靠他们。

第二，从个人发展层面来说，个人发展需要个性的张扬，不应该遵从习俗惯例。每个人对自己的福祉有最深切的关切，对于一个人如何发展，他人的经验也许是错的或没有解释效力，或者即使对了却根本不适合他，毕竟他人对其的利害关切远比不上其本身，当然前提是个人是能力已臻成熟，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个人的智力在运用过程中才能得以发展，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在对自己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和选择中使自己的存在有了更大程度的生命的充实。“要想每人的本性得到公平的发展，重要的是应当允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任何一个时代行使这项自由的程度有多大，该时代值得后代关注的程度就有多11大。”习俗的专制在任何地方对于人类的前进都是一个持久的障碍。人们的悲剧现在不仅在于个性屈从于习俗，更在于把习俗当成了自己的“个性”。这种后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价值观念的歪曲，想要以牺牲个性换来社会对自我的认同，做一个平庸的顺民。但须知人固然需要肯定，但这肯定应当来自自己的内心，而非依赖外界，尤其是习俗。“一个社会标新立异的数量，一般总与该社会所含有的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密尔通过自己所推导出的理论，列举英国和中国进行论证，针砭时弊、发人深省。

“生活中主要涉及个人的那部分应当归属个性，主要涉及社会的那部分应当13归属社会。”密尔主张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是绝对的个人行动自由，而认为个人1011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12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13 [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的自主权是有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正当的。为此，他明确规定了这样几个限制条件：第一，个人彼此互不损害利益，且不损害法律明文规定成员在默契中认作权利的确切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遭损害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一份责任；第三，如果某些行为有害于他人，或对其福利缺乏应有的考虑，但又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法律的惩罚。

关于社会对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指出了每个人对社会遵守的某种行为准绳应该是彼此不损害利益，且每人都要在为了保卫社会或其成员免于遭受损害或妨碍而付出的劳动和牺牲中担负他自己的一份责任。个人有些行为会有害于他人，或对他人的福祉缺乏应有的考虑，可是又达不到违犯其任何既得权利的程度，这时，违犯者便应当受到舆论的惩罚，而不是受到法律的惩罚。他人有权以各种不同办法对某人观感不佳的意见发生作用如：预先给予他警告；不与之合群；警告他人也同样避免与之合群。他人对其干预的界限是（1）她可以从他人手中受到极其严酷的惩罚；但是他之受到这些惩罚只是作为那些缺点本身的自然的和也可说自发的后果，而不是有谁为了惩罚之故有目的地施罚于她；（2）一个人若只在涉己行为上招致他人观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应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与那种判定密切相关的一些不便。至于人们因为自由而产生的对自己的伤害而带给社会的损失，这一点点的不便利，社会为着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够承受的。接着，密尔批判了一些民族禁止人们食猪肉等几个社会道德扩张侵害个人自由的例子。

最后一章密尔论述了本文教义的应用。密尔首先再次陈述了贯穿于全文的两条格言：（1）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2）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其次，密尔说明了不涉及侵犯自由问题而反对政府干涉的三种情况：（1）代办的事情由个人办可能比由政府办来得好；（2）有些事个人办虽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的好，但仍宜让个人来办，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地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习的知识；（3）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害。密尔用禁酒令、毒品买卖、鸦片贸易、贸易自由以及教育制度几个例子具体探讨了政府权力的界限问题，说明了社会或政府对于纯涉及个人自身的错误行为可以通过防止或惩罚的途径而加以正当干涉，直接损害只及于本人自身的行动，不应遭法律的禁止，但若公开做 出来会破坏良好的社会风气，据此危及他人，则可以予以禁止。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应遵循这一原则：“保持符合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力分散；但也尽最大可能使信息集中并将之从中心散播出去。”14

密尔的《论自由》一书深受德国思想家洪堡、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以及其爱妻哈莉特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全文以其缜密的逻辑推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论证了个人自由的“极简原则，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奠基，是社会演变的活水源头。虽然密尔的个人自由主义存在或多或少的端倪，但个人自由作为一个符合社会潮流和人性需要的重要原则和价值导向，是值得推崇的，我们将为实现全面自由而努力求索！

14[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