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医疗场所消除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与歧视的倡议书

第一篇：关于在医疗场所消除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与歧视的倡议书

关于在医疗场所消除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与歧视的倡议书尊敬的医务界同行：

自从1981年人类首次发现艾滋病以来，它以惊人的速度在全世界蔓延。在20多年的时间里，艾滋病的流行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演变成为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社会进步的严重社会问题。

近年来，我国艾滋病的流行也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据专家估计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已达到78万人。早期感染者已相继发病，死亡的高峰期日益临近，迫切需要采取有效的干预和治疗措施。

在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中，向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关怀和支持，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是控制艾滋病进一步传播的有效策略之一。它对于保持社会稳定，降低艾滋病的社会影响，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实现党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社会公众对艾滋病认识的缺乏，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与歧视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现象在医疗场所也时有发生。个别医务工作者拒绝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提供服务；推诿病人；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不能在检查、治疗、教学活动中注意保护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隐私；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下进行HIV抗体检测；治疗中的知情同意不到位；自我防护过度等等。这些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羞辱和歧视，也不利于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正常进行。

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的各个方面和每一个社会成员共同做出努力。作 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呼吁医务界的同行，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正确认识消除医疗场所与艾滋病相关的羞辱与歧视的重要意义；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正确看待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尊重他们的合法权利；努力消除对他们的羞辱和歧视；向他们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同时，致力于宣传、普及艾滋病知识，消除社会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消除他们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偏见。倡导全社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提供综合的关怀与支持，为改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生存环境而努力。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全面实现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柘皋镇中心卫生院

2014年6月20日

第二篇：“健康歧视与艾滋病权益保护”研讨会成功举办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

“健康歧视与艾滋病权益保护”研讨会

成功举办

为加强艾滋病权益保护和反对健康歧视领域的理论与实务交流，深入探讨国际社会关于艾滋病相关问题的劳工标准，8月28日至29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与国际劳工组织、法国驻华大使馆合作举办了“健康歧视与艾滋病权益保护”研讨会。

28日上午9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林教授致开幕词，她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对国际劳工组织和法国大使馆对于此次会议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各位学者、法官和仲裁员积极参与此次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她指出，就业歧视和艾滋病歧视在中国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司法作为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消除歧视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人应当在消除歧视，实现社会正义方面勇于承担责任。这次会议由国际组织、学者和法律实践者通力合作，必将为消除就业歧视和艾滋病歧视提供有益的帮助，为未来进一步实现就业平等和消除艾滋病歧视提供有益的示范。

随后，国际劳工组织亚太地区局高级地区顾问Richard Howard致辞，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达了积极的期望，他表示，中国已经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果中国能够在消除艾滋病歧视方面继续努力，那将有可能成为消除艾滋病的领导角色。最后，法国大使馆政府合作处合作官员Philippe Devaud致辞，他介绍了法国和法国大使馆在消除就业歧视和艾滋病歧视方面所做的工作，提到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对于实现平等就业和消除歧视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此次会议意义重大并祝愿会议圆满成功。

第三篇：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实施办法

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实施办法

市卫生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为落实重大传染病等病人的医疗救治措施，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帮助艾滋病特困人群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十二项民生工程促进和谐安徽建设的意见》（皖政〔2007〕3号）和省卫生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实施办法》，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施医疗救治的对象

全市范围内确认的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全市贫困的现症结核病患者；全市范围内经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的人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霍乱病人或疑似病人、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病人以及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人。

二、实施生活救助的对象

全市范围内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因艾滋病导致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60岁以上的老人。

三、医疗救治及生活救助工作原则

（一）坚持适当减免、分级负担的原则。对符合医疗救治或生活救助条件的对象，实行医疗费用或生活费用部分救助，所需经费除中央财政专项补助和省补助外，由市、县、区财政负担。

（二）坚持注重实效、避免重复的原则。对已经参加城镇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重大传染病患者，专项救治要与医保救治相互配合、互为补充，避免重复救治。

本方案要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机结合，充分发挥资金效益；医疗救治及生活救助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逐步提高。随着财力的不断增强，今后将逐步扩大救治(助)范围，提高救治(助)标准。

四、医疗救治与生活救助对象的确定

（一）医疗救治对象均需要提交：申请人申请、身份证（户口簿），不同的救治对象还需出具以下材料：

1、艾滋病医疗救治对象：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

2、结核病医疗救治对象：当地县级医疗机构或疾控机构诊断证明等相关临床资料以及证明其为贫困人口的证明材料(包括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农村五保户证、当地乡政府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特困证明材料)；

3、其他重大传染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对象：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确诊证明。

（二）生活救助对象均需要提交：申请人申请、身份证(户口簿)，不同的救助对象还需出具以下材料：

1、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2005年前未开展CD4检测的病例除外，下同)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以及县级以上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劳动能力丧失的证明材料；

2、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或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确认实验室出具的其父(母)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以及父(母)死亡证明；

3、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出具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

4、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60岁以上的老人：艾滋病确认实验室出具的其子女的HIV阳性感染者检验报告、CD4检测报告和其他相关临床诊断资料、子女死亡证明以及当地乡政府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无其他赡养人的证明材料。

五、医疗救治、生活救助的标准与资金来源

对符合治疗标准的艾滋病病人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及CD4检测，由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资金解决；对有治疗需求的艾滋病病人进行抗机会感染治疗，按照每人每年最高限额4800元标准给予补助，全部由省财政负担。

（一）对因艾滋病造成的特困人群给予生活救助。因艾滋病导致劳动能力丧失的特困艾滋病病人，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父母双亡的孤儿，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父母一方亡故的子女，按照每人每月6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按照每人每月1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因艾滋病导致子女亡故且无其他人赡养的60岁以上的老人，按照每人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以上生活救助经费，由省财政承担。

（二）对肺结核病病人实行免费检查（痰检及一次胸片）、免费提供抗结核药，由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项目资金解决；按照结核病诊疗规范，对现症贫困结核病患者给子辅助诊断、辅助治疗和并发症治疗，按照每人每年最高限额900元标准给予补助，按实际发生额由当地结核病定点收治机构予以减免，所需经费由省财政负担。

对经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确诊的人禽流感病人或疑似病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人或疑似病人、霍乱病人或疑似病人、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新发传染病、不明原因传染性疾病病人以及重大或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人进行医疗救治，按实际发生额，由省负担50％，市、县（区）负担50%。主要对发生的医疗费用、消毒隔离费用、专家会诊费用及省级财政部门确定的补助费用进行补助。

六、资金使用程序

（一）各县（区）每年底前根据本当地救治（助）人数，向市卫生局、市财政局上报下医疗救治计划，向市民政局、市财政局上报下生活救助计划，市相关部门审核后报省相关部门。

（二）救治（助）经费的支付实行报账制。医疗救治经费由相关实施医疗救治的单位在完成救治工作7个工作日内，向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附上医疗救治对象的相关资料；同级卫生行政部门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签署审核意见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同级财政部门收到有关材料后，符合条件的，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至实施救治的医疗卫生机构。

（三）生活救助经费由被救助对象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资料，报当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当地乡镇政府或街道收到申请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实工作后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同级民政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复核。救助对象凭民政部门出具的书面通知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金融机构领取救助资金。

（四）补助到实施救治的医疗卫生单位的，被补助单位必须提供以下资料：前述的医疗救治对象确定所需要的资料及其他必需的相关资料（如姓名、工作内容、补助金额、单位、住址、联系电话等）；医疗文书及可以证明其工作真实性的相关材料；工作实施总结报告；同级财政、卫生行政部门认为需提供的其他资料。

（五）补助到个人的，救助对象本人需提供以下材料：前述的生活救助对象确定资料及民政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七、资金使用与管理

（一）救治（助）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市、县（区）财政部门对救治(助)经费要实行专项管理、专项核算。

（二）各地必须严格按照省实施办法规定的救治（助）对象、救治（助）范围、救治（助）人数和救治（助）标准使用救治（助）经费。医疗救治经费必须按规定补助到实施医疗救治的单位，生活救助经费必须补助到患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三）救治（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要坚持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充分发挥资金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努力实现规划目标。

（四）各相关实施单位、组织应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日志及可以证明其工作真实性的相关材料。

（五）具体实施单位要将救治（助）范围、对象、标准等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布，接受广泛监督。

八、组织与实施

（一）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卫生、民政、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成立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与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领导小组，负责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和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工作的组织、计划与安排，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市、县成立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专家技术指导组，负责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工作技术指导，医疗质量抽查与评估等工作。实行重大传染病病人定点医疗诊治制度，加强防治能力建设和救治工作的业务技术培训，确保医疗救治工作安全。

（三）凡经确定的救治（助）对象，县级卫生、民政行政部门必须建立专门档案，并逐级填报汇总表报上级卫生、民政行政部门。

（四）各县区要定期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及艾滋病病人生活救助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及时向市卫生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提交专题报告；市级卫生、民政、财政部门汇总后报省卫生厅、民政厅、财政厅。

九、考核与评估

各级政府及卫生、民政、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及艾滋病特困人群生活救助工作的督查，加强对定点诊治机构的监管，建立核查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重大传染病病人医疗救治、艾滋病生活救助、定点诊治机构及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考核、抽查。

第四篇：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专项培训试题及答案（精选）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专项培训试题及答案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 医疗场所暴力的预防与治理

第五篇：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6年第10期

教会医疗事业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顾建洋院长

***

（阜宁协和康复医院基督教会医院）

摘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其传教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直接、间接方面对于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其它传教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但是，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上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一切都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关键词：基督教

医疗事业

近代中国

19世纪以来，新教在华医疗事业（简称教会医疗事业）有较大的发展规模，规模最大时拥有教会医院330所、诊所223所[1]、教会医学院校10多所，另有众多的护士学校。关于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有学者对医学传教士在传教中的作用作过探讨。本文拟对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全面的探讨，以进一步加深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教会医疗事业在基督教传播中的作用

（一）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的间接支持

教会医疗事业是一种世俗性很强的传教事业，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对传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作用。

首先，医学传教打破了初期传教的障碍。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传通的过程。本土文化中心主义是跨文化传通的严重障碍。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就面临着这一严重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厉行海禁和禁教政策也严重阻碍了中西间的正常往来。因此，19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遇到很大的阻力。马礼逊来华时托身于东印度公司才得以在中国立足，但在严守夷夏大防的社会氛围下，他很难与中国人自由往来。所以，首先取得与中国人的接触对于传教是相当重要的。教会医疗事业在这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伯驾早期行医的影响就是明证。1835年，他在广州设立眼科医院，第一天无人应诊，第二天才有一个孤寡妇人前来求治，到第三天就有6人前来求医（[2]，p.122）。此后，求伯驾治病的人日益增多，不少官员也到他的医院去求治。这样，行医为华、“夷”接触提供了方便，并为传教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对此，有传教士说：“当欧洲的大炮不能拉开一个门闩时，伯驾却用手术刀打开了中国的大门。”([3],p.232）继伯驾之后，雒魏林、合信等医学传教士先后来华。他们在各处行医时都产生了与伯驾同样的影响。诚然，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早期医学传教士的传教效果并不明显，他们却使西方差会从医学传教中看到打开传教局面的方法。

两次鸦片战争使传教士获得了诸多特权，他们开始进行公开的自由传教。但是，由于传统文化心理的根深蒂固，中西接触上的文化障碍并未立即消除。传教士初到一地，无不受到中国人的本能排斥。1860年以后，频繁发生的教案就是明证。教会医疗事业却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虽然医学传教士在各地行医之初，也会受到当地人的猜疑，甚至引起教案与冲突；但是他们却通过先进的医术、免费施诊送药，逐渐博取一些中国人的信任。许多中国人纷纷抛弃偏见、歧视，络绎不绝地请医学传教士治病。有的中国人还与医学传教士结成友好关系。这就为传教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便利，奠定了许多地方传教事业的基础。浸信会“华东差会传道工作的始基”就是“医院工作”所奠定的([4],p.131）。

教会医疗事业不仅取得了一般民众的信任，而且逐渐取得了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官绅的认同。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在北京的京都施医院，“显宦贵官亦均有来就医者”[5]。许多地方官员在受惠于教会医院或医学传教士后，不仅对教会医疗事业和传教事业在租地等方面提供方便，而且在提供主动地为传教事业提供保护上或提供资助。因此，教会医疗事业被称为“打开传教的楔子”([6],p.252）。

不过，这里的“初期”不仅是指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而且指其在华某个区域传教的初期。20世纪初，传教士永伟理在澜沧勐角董的细筒达佤族传教时，“由于治好了一个已被全寨弃置寨外、生疮将死的族人而导致全寨人的敬服和皈依，全寨的佤族群众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放弃了他们延续了几代人的鬼魂神灵崇拜而改奉耶稣为崇拜对象。”([7],p.101）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传教界还说：“在较边远和传教不充分占有的区域，它的先锋作用还是必要的。”([6],p.252）

因此，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武力所不能打破的文化接触上的障碍，间接上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因此，190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通过决议指出：“教会医疗事业不是打开和推广传教的暂时工具，而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不可分隔的、永久的组成部分。”([8],p.288）

其次，医学传教在传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中起了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事业在华迅速发展，教会医疗事业也达到相当规模。有的传教士说：“行医只是在开辟传教的初期有作用，使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偏见、获取信任和建立教堂”。“当以上几点实现后，传教就毫无困难，行医这种方式也就应当取消了”([9],p.12）这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事实上，教会医疗事业对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医学传教士通过行医继续与中国百姓和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为教会医疗事业乃至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柏乐文在苏州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就是明证。他通过行医与苏州及附近的各阶层结成了很好的关系。他不仅为别的传教士租地建房提供方便，而且为东吴大学的创办起了重要作用。1900年东吴大学创办时，柏乐文的任务就是“征集苏州、无锡、常熟和南浔等地上流人士的赞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是他的病人，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10],p.20）。

民国时期，教会医疗事业依然对传教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民初，东北教会中的中国人就说：“教会与官民联络感情，得力于医院者不甚少”([11],p.48）。20世纪20年代，滁县基督教会还称：“医院方面，卓著声誉，深得社会信赖，尤为辅助本会推行教义之得力团体。”([12],p.120）

以上是从教会医疗事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分析。就它与传教事业的关系来讲，教会医疗事业对基督教的传播也起了重要的间接作用。教会医疗事业不仅为传教士及其家属的治病提供方便，还还为其它传教事业提供保健服务，如为教会学校的学生治病、定期体检等。最为重要的是，教会医疗事业的慈善性质正是上帝关爱众生的现实表现。这比空洞地宣讲基督仁爱更为直接，更容易引起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兴趣和信任。此外，基督教是一神教，反对迷信和偶像崇拜。有些传教士主张利用科学传教就出于这种考虑，近代西医恰好有力地冲击了中国人医药观中的迷信和偶像崇拜。所以，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事业提供了多方面的间接支持。

（二）教会医疗事业直接传播基督教的方式

教会医疗事业在直接传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其具体情况如下：

1、特殊医疗单位的传教。这主要是指在戒烟所、麻风病院、疯人院进行的传教。戒烟所中的传教常常是由传教士到戒烟所宣道，有时医学传教士也进行一些传教活动。麻风病院的情况与前者大概相同。在疯人院里进行传教，情况稍特殊一些。以创办最早的广州疯人院（惠爱医院）为例，院长恂嘉理指出该院的宗旨是：“不特疗治有形之癫狂，使能愈者得起沈疴，不能愈者亦免流离失所，更兼以基督真理，感化人心，使之知罪改恶，可获永生之福”([13],p.186）。该院积极在病人和病人亲友、医院职员、施诊送药时的病人间进行传教，具体作法是：院内附设福音堂，每天上午祈祷；并设有女传道三人、男传道一人，由他们向上述各种人传教；至于病人中的传教则是针对“留医中之颇有智识及渐渐病愈之人”([14],p.248）。

2、教会医、护学校的宗教活动。宗教教育在教会医、护学校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初，教会医学校都进行宗教教育。汉口伦敦会医学馆专门规定：来学者必须早晚礼拜，还要同牧师读圣书([15],pp.86－87）。有的医、护学校还要求学生参加医院的传教活动。后来，随着教会医学院、校的正规化，其宗教活动基本上是在学校里进行的，它们一般都将宗教教育定为必修课。在上海女子医学院，“《圣经》课在四年中都要开设。这是由一名医学教师来讲授的，以特别引起对医学职业中的宗教问题的讨论。”([16],p.757）20世纪20年代，受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教育有所淡化。1927年后，各教会医学校向国民政府立案，宗教教育由必修改为由学生自由选择。尽管如此，教会医学校的宗教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除学校开设宗教选修课、组织宗教活动外，学生还组织青年会进行宗教活动。在这种氛围下，教会医、护学校培养出来的医生和护士大都是基督教徒。

3、医学传教士的巡诊布道。医学传教士在医院、诊所从事活动外，有时还到附近进行巡诊。在巡诊时，他们顺便进行传教，或直接宣教，或散发随身携带的宗教宣传品。这在医学传教的早期较受重视，后来由于医院工作的繁重、医学传教的世俗化，这种方式日渐式微。

4、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中的传教活动。公共卫生教育运动似乎与传教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医学传教的特殊方式。1917年，中华博医会指出：“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在与知识阶级建立有效接触方面的媒介价值，它为对一个人数众多影响极大的阶层进行直接宣教工作铺平了道路；又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实用教义的具体表证的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护教办法。”([17],p.978）因此，医学传教士积极利用公共卫生教育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传教活动。

5、医院和诊所布道。教会医院和诊所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起初，一些教会医院和诊所附设于教堂，教堂与医院、诊所合二为一，难辨彼此。1891年，刘坤一指出：“美国租界里，虹口有耶稣教堂一所，即体仁医院”([18],p.711）。随着教会医院的发展，教会医院独立出来。许多教会医院都附设有自己的教堂，有的则设立宣道室。

在教会医院或诊所里，传教方式主要是直接传教、散发宗教读物等。这些活动起初主要是由医学传教士从事。同时，一些院外的传教士积极利用教会医院或诊所的特殊环境进行传教。后来，由于医学传教士医务的繁忙，各差会都向医院派遣专职布道的牧师。在此过程中，教会医院和诊所将传教活动制度化。1860年以前，雒魏林就将上海仁济医院传教制度化，“医院每天早晨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都必须到大门内集合，听外国牧师讲道并参加祈祷。下午门诊开诊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院同事的家属，也都必须集中听各国牧师的宗教灌输，不管病人愿意与否，一概先听道后看病。那些重病人起不了床的，外国牧师就到病房里去讲道。”([19],pp.105－106）晚清时期，各教会医院和诊所一般都在早上、候诊时进行传教，并向病人发放宗教读物，有时还在周末进行特殊的宗教活动。

民国时期，教会医院和诊所继续实行传教制度，苏州博习医院等教会医院设立了宗教科等管理机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传教形式。据1915年的调查，教会医院采用的布道方式有14种，常见的是候诊室宣道、早礼拜、病房布道、与病人交谈，其他10种是：（1）散发宗教读物，如：散发宗教小册子、提供有关消息或医药的读物（均附有《圣经》章节）、给私人病房里的文化人提供宗教著作；（2）放映关于基督生平的幻灯片；（3）教病人读书，并把《圣经》发给学会读书的病人带回；（4）通过医院布道者为病人做善事（如为不识字者写信等）把病人引向基督教；（5）周日下午举行问询活动；（6）周一早晨让病人重复一周所学的宗教知识；（7）为病人开办主日学校；（8）建立病房图书馆；（9）通过医院中职员的工作感化病人，如精心照顾病人、同情病人等；（10）为医院里的中国职员开设读经班等([20],pp.306－307）。

以上14种方法是许多教会医院所采用的传教方法。此外，两广浸会医院除运用一般布道方法外，医院“宗教组负责按月两次，请得美国新闻处放影新闻片、宗教片、教育片、医学片”([21],p.8）。有些大的教会医院在职工中进行制度化的布道活动，苏州博习医院“每天早晨全院职工必集于一处，同做晨祷（早礼拜）：先全体合唱赞美诗，后由主领牧师或朗读圣经，或宣讲福音，晨祷为时约5到10分钟。”([22],p.28）院内传教的同时，教会医院还进行跟踪传教，由医学传教士和医院布道者访问病人，或介绍受感化的出院病人到其住所附近的教堂去。

比较前述五种传教方式，前三种方式易受传教对象影响，影响范围不大；第四种方式开始较晚，且受财力所限，在传教中的影响不大。第五种在接触对象和接触范围上都比前三种有优势，较少受外界干预。因此，教会医院或诊所是教会医疗事业中的主要传教场所。

二、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分析

（一）医学传教的客观效果

医学传教与直接布道、文字布道、教育传教等传教方式一样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关于这些传教方式的效果，李提摩太认为：教堂讲道花费时间太长，传教士接触信徒的数量有限，很难影响全体中国人；用办学校的方法去传教也是比较慢的，因为传教士不可能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起学校，学生经过好多年的培养才能在社会上起作用；开办医院“收效也不很大”，因为“通过医院所接触的都是病人，而病人又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他认为文字布道是最有效的，别的方法只“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23],p.7）李提摩太的说法虽有道理，但是过分强调了文字宣传的作用。比较医学传教与其它方式的利弊，可以发现它对基督教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有效作用，但也有难以克服的弱点。

首先，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传教的进行起到了其它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一方面，医学传教在打开传教局面上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传教士为了在华传播基督教采用了诸多方式，这主要有直接布道、翻译或散发《圣经》等宗教读物、借助文化出版布道、教育传教、医学传教、借助慈善活动传教等。在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初期，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如教会医疗事业一样打开在华传教的大门。就直接布道而言，在禁教政策下，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举步维艰。因而，直接布道长期以来很难打开传教的局面。最早的华人布道者梁发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24],p.199）教育传教因关涉到价值观，中国人顾虑较多，很少有人愿将子女送到教会学校去读书。文化出版方面，传教士曾发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但收效甚微。因此，在传教初期，甚至在1860年以后，医学传教之外的各种传教方式都不能打开传教的大门。医学传教却能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中国人，消除其偏见、歧视，取得国人信任，打开传教的大门。

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对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育、慈善、文化出版在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教会教育能够培养教徒精英以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宗教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反对的，其宗教教育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如有的学者指出：“教会大学的宗教影响实际不如中学、小学和医院。”([25],p.263）慈善活动又太受局限，其中的育婴事业又常与迷拐儿童相连，儿童死亡较多，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反对；文化出版只能在知识阶层中进行，影响范围有限。而且，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以上诸种方式所起的作用都会减弱或受到限制。医学传教则可以在诸多阶层中进行，不受时空的限制，加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落后，因此医学传教对于传教的进行可以起到长期的持续作用。民初山西教会人士还认为山西“全省之防病卫生事业，教会独负其责，而晋省教会借医病布道，亦独有之良时也。”([11],p.60）同时，治病可以使病人直接受益，从而使传教界与取得信任的中国人建立多方面的友好关系，并为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便利。

其次，医学传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对基督教的传播起了直接和间接的有效作用。教会医疗机构可以吸引大众的集聚，为传教提供了便利。“中国教会最初的定期宣道叙集”就是在伯驾的医院里进行的([24],p.223）。许多人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一些学者往往以伯驾传教的成绩不理想而认为整个医学传教是不成功的。的确，到伯驾的医院就诊的人虽多，但是差会对传教的结果并不满意。到1847年，他才有一个华人信徒([26],p.156）。然而，该看法忽视了传教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条件下，传教事业举步维艰，到1847年中国的基督教教徒仅有9人。[27]相形之下，伯驾有一个教徒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行医与传教的两难选择之下，许多医学传教士尽力处理好二者间的关系，加上职业布道者的帮助，医学传教取得较好的效果。在东北，司督阁在行医传教的头两年就洗礼了14人([28],p.485）。而且，因医学传教而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教徒中占有较大比例。1884年，德贞指出：“医院病人中的入教者占教徒人数的比例大大超过通过直接布道而入教的人所占的比例”([29],p.9）。1925年，马雅格称：中国“有一半以上的教徒第一次听讲《圣经》是在教会医院里”([30],p.585）。此外，有些病人皈依基督教后积极进行布道。([31],pp.304－305）因此，1925年，马雅各说“医学传教已经被证明是教会所拥有的最为有力的传教工具。”([32],p.585）

从非医学传教士的态度，我们也可看出医学传教的效果来。不少专职传教士都主张以简单的行医辅助传教，认为这对传教“有很大的价值”([33],pp.380－381）。在台湾传教的马偕就让他手的华人布道者多少学些医药知识，从而便传教。([34],p.435）。

但是，同其它传教方式一样，医学传教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教会医疗事业是花费较高的传教事业，它往往不能达到西方差会所期望的传教效果。因为，到教会医院治病的人很多，但是皈依基督教的人所占比例并不高。然而，这些弱点并没有导致医学传教的终止，相反更多的差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有效的传教方式。因此，美国学者古利克评价美国公理会医学传教政策的转变时说：“伯驾关于医学传教的观念被公理会整整抛弃了一代，但是却被其它差会拾起，并取得显著的成绩。”（[35]，p.143）

（二）医学传教现实遭遇的原因分析

医学传教虽然为传教做出了贡献，但是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人数毕竟只占全体病人的一小部分。这种现实遭遇正是中国特殊文化背景下文化选择的产物。

首先，这与医学本身的特性有关。中国传统医学虽然有较高的水平，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落后使广大民众有病难医。同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被排斥在儒家六艺之外，不涉及儒家思想的核心。这些不仅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对医疗的需求，而且决定了接受西医少有正统观念的束缚。医学传教士带来的西医建立在科学之上，治病较灵验，很容易给接受西医治疗的人带来切身的利益。因此，西医初来中国时虽遇到一些抵制，但很快为中国人所接受。这正是医学传教能够广泛接触中国人，进而打开传教大门的原因。这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医学传教的认同，更多的是倾向于行医。医学传教士行医治病的功能因此得到发挥，他们往往忙于行医，很自然地将行医的地位放在传教之上。难怪，伯驾说他每天要医治大量病人，“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他说自己身上“世俗医生的精神太盛”，而“传教精神太少”([36],p.41）。医学传教士虽然可以通过治病的影响来传教，但是病人对医生的依赖性来自医生的职业权威([37],p.228）。这决定了医生必须注意行医的质量。因此，许多医学传教士很难兼顾传教与行医的双重功能，二者发生分离是必然的。20世纪，医学传教士直接从事传教的日益减少。他们在行医中的作用日渐突现，在传播基督教上的作用日趋间接化。此外，大量病人给医院专职布道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们往往忙于应付，同时由于病人来源地复杂，他们很难从事医学传教士所主张的访问病人的跟踪布道。其它传教士又不能充分利用治病带来的机会。因此，医学传教固然对传教有很大影响，但是现实却决定了其影响是有限的。

其次，与中国人的宗教观有关。近代以来，伴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教徒人数不断增加，但是无论教徒怎样增长，他们都只能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很小比例。这说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困难，医学传教也不能例外。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中国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度，中国人对宗教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临时抱佛脚”，“入仕为儒，辞官为道，身死为佛”，这些日常谚语就是最好的写照。在这种宗教态度影响下，真正能信仰基督教的很少。加上基督教是外来文化，又随西方侵略而来，所以它遭到中国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的本能抵制。同时，中国社会毕竟有着许多宗教信仰和偶像崇拜，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信奉基督教就意味对这些信仰的放弃。当一个地方对基督教尚未达到宽容的时候，放弃本土信仰就会遭到当地社会的排斥。因此，一些中国人在信奉基督教上很有顾虑。如19世纪90年代，医学传教士在苏州附近开办诊所进行医学传教，一些病人想信奉基督教，但是却不无担心地说：“如果我们放弃了偶像，民众就不会容忍我们，因为在迎神的时候，他们将会让我们为迎神捐资，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会来到我们家里，拿走任何东西。”([38],p.20）所以，医学传教虽然可以用科学改变中国人在治病上的鬼神信仰，但是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在国民心理积淀很深的宗教和信仰。这不仅是医学传教的困境，而且是整个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困境。

综上所述，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传播过程所起的作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治、文化封闭的环境里，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局面的打开起着其它方式所不可替代的间接作用。在中国社会开始走向开放之际，教会医疗事业充分发挥其直接和间接的传教功能。进入20世纪，教会医疗事业虽然仍发挥着重要的传教功能，但是它的世俗功能却处于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有传教士说：“作为传教开启之楔的医学传教的早期功能在过去的时期里减轻了重要性”，其基本目标也应转变为“现实地展示基督般的仁爱和服务，培养基督教团体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以变化的形式向基督教团体、非基督教徒展现基督教的理想”。([6],p.252）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方式变化的产物，而且是教会医疗事业适应中国社会的结果。

〔参 考 文 献〕

[1] Kenneth Scott Latoura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2]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IX, 1888.[4] 吴立乐：《浸会在华布道百年略史》，上海书店，1996年。

[5] 《京都西医院》，《申报》同治癸酉六月初十日。

[6] Henry Fowler, Medical Mission Policy,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 No.3-4, 1923.[7] 钱宁主编：《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8]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4th issue, 1913.[9] Robert Case Beebe, Hospital and Dispensary,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Vol.XV, 1901, No.1.[10] 文乃史著，王国平等译：《东吴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11]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四期，1917年。

[12]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七期，1923年。

[13]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二期，1915年。

[14]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八期，1925年。

[15] 李楚材辑：《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

[16] France W.King, Woman’s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L., No.8 , 1926.[17]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编：《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五辑

（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

[19]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0]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6th issue, 1915.[21] 《两广浸会医院卅周年纪念刊》1947年。

[22] 《苏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苏州第一人民医院院志（1883－1983）》（上册）1986年铅印本。

[23] 江文汉：“广学会是样一个机构”，《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

[24] “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25] 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7]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附录C”，1914年。

[28]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I, 1885.[2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V, 1884.[30]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No.7, 1924.[31] 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年。

[32] James L.Maxwel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VIII., 1924, No.7.[3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 1889,.[34]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XXIII, 1892,.[35] Edward V.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36]（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37] F.D.沃林斯基：《健康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Minutes of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China Mission Conference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1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