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最强音菲律宾不听警告一意孤行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第一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最强音菲律宾不听警告一意孤行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最强音】菲律宾不听警告一意孤行，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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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罗援：菲撕破脸我们只能以牙还牙 等着付出代价!

2014-05-12 08:04 环球时报

菲要撕破脸，我们只能以牙还牙

罗 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9日表示，菲方针对中国渔民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菲政府却拒绝中方放人放船的要求，甚至称要对中国渔民进行审讯。或许菲律宾压根儿就不把我们的警告当回事。

先不说你出示的中国渔民捕猎海龟孤证的可信度，即便中国渔民在半月礁附近真捕获了海龟，那也归中国政府来管。菲律宾最多只有举报权，没有批捕权。事实上最应该接受审判的正是菲律宾，凭什么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到中国海域抓人？即便是在有争议的海域你也无权抓人!

既然菲律宾非要和中国撕破脸面，那我们只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采取“进一步措施”。

首先，我们应拘捕非法占据我国领土的入侵者。仁爱礁不是无主之地，不是避难所，更不是旅游点，它是我们的领土，我们对它有实际管辖权。我们必须勒令菲律宾“坐滩”在那里的军舰立即离开。否则，我们会有多种手段“清场”、“拔点”，勿谓言之不预也。如果说外交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那仁爱礁的“清点”行动最符合这三项原则，既有法理依据，又符合国家利益，也可有所节制、有所控制。我想国际社会也应理解。

其次，我们还应采取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多种手段综合施压，其中经济制裁不失为

有效措施。在外交层面，我们应该夺回话语权，不要总让菲律宾“恶人先告状”，在东盟峰会上我们应该主动出示相关国家在南海制造麻烦的事实。

美国在半月礁事件上不要多管闲事，你先查查自己在1898年、1900年和1930年分别与西班牙和英国签署的条约中确定的菲律宾版图是否包括仁爱礁等南沙岛礁？你先查查你在1951年与菲律宾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中，是否包括仁爱礁等南沙岛礁？如果没有，你就是师出无名，破坏南海和平与稳定。

美国也别假装什么公允，说什么只问“海龟”,不问“主权”。如果别国到你的领海内缉拿“犯罪嫌疑人”，你能允许吗？

我们已经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和忍耐。菲律宾侵占了我们8个岛礁，现在又抓捕我们的渔民。我们什么时候还击，在哪里还击，采取什么方式还击，完全由我们来定，菲律宾就等着为它的挑衅行为付出代价吧!

如果菲律宾到目前为止，仍对中国“保留的进一步措施”缺乏想象空间，那我提醒一下，比照一下美国、俄罗斯等遇到类似情况后的处理方式。中国不仅有维护和平的诚意和善意，也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这种决心的坚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要用行动来体现。起码有一点是明确的，“进一步措施”的题中之义，是拿回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如此而已，总不为过吧。▲(作者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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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6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悲剧 欢迎加入2014年池州事业单位群： 248612016

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2014年池州事业单位面试培训：“计生捆绑”还要引发多少

悲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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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计生与义务教育“捆绑”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所有的计生“捆绑式执法”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据《东方早报》报道，37岁的贵州兴义农民王光荣不久前割腕自杀，因为缴不起4个孩子22500元的“超生罚款”，而不交钱意味着孩子上学将受阻。

社会治理中一些坏的办法，总是一再地引发更坏的结果，王光荣之死正是一例。王光荣的死与“超生罚款”之间的联系，不会因为当地的“辟谣”而不存在。在报道中，王光荣的妻子表示，就在丈夫自杀的当天下午，三女儿从下坝小学回来后，还向她要“计生证明”。“计生捆绑”把一个生命，以及他身后的这个家庭捆绑了进去。

近些年来，将计生政策与其他政策“捆绑”的现象并不罕见。最近《新京报》刚报道过，湖南武冈一户贫困家庭，由于超生迟迟申请不了低保，丈夫将瘫痪的妻子“扔”在乡政府，最后导致“农妇之死”悲剧。除了上学、低保之外，各地和计生捆绑的还有医保、落户、购房、结婚登记、身份证明等各种“土政策”。

现阶段公民应当遵守计划生育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实现计生目的，就可以挟持公民权利。尤其是超生和交罚款的责任在家长，怎么能拿孩子的落户权、受教育权作为捆绑或代价？这种“捆绑”事实上是对于公民教育权利的挟持。而这种挟持的根本，则是社会治理中的“懒政”思维，更是公权力的犯规与越界。

在王光荣之死的报道中，一名当地人表示，“兴义教育部门对计生单位的要求有些迟疑，有教育系统领导提到不能因为计生工作让适龄儿童无法读书。”但是在不由分说的压力面前，这种迟疑是无意义的，反对更是无效的。而这种“捆绑”，不仅让一些地方的计生执法面临普遍合法性危机，也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国策应有的严肃与效率。

愈是国策，愈应在法治之内依法行政。值得注意的是，兴义计生“捆绑式执法”还曾被视为一种柔性执法：在2004年前后，因计生执法不当，兴义发生过两名计生干部被杀的凶案。凶案发生后，相关部门探索计生执法的其他方式，将最初的强制征收变为较柔和的“捆绑式执法”。但是许多学龄儿童无法接受义务教育，以及王光荣最终割腕自杀的事实，还能表明这种做法是“柔和”的吗？

就在不久前，32名律师、学者联名的建议信，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呼吁尽快清理各地新生儿落户与计生挂钩的违法规定，在全国范围取消计生与户籍的捆绑，消除“无准生证不能上户口”的不合理现象。其实，不独户籍，任何关于计生的捆绑都应当被取消。

现在已有江西南昌、山东等地出台新政，取消计生与户籍捆绑，获得民意普遍支持。为了避免更多悲剧，为了敬重法治和民意，所有的“计生捆绑”现象，都到了该用法律的工具好好清理一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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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京津冀一体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京津冀一体化已是人尽皆知，河北保定等北京周边城市房价飙升的消息也在铺天盖地。但切实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需要的不是概念炒作，而是在众声喧哗中保持冷静，找准并把握好节奏，顺利地把这块“热豆腐”吃下去、消化好。京津冀协同一体化的本意是为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实现行政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共享。但应当看到，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会一蹴而就，三方地方政府各自还需保持理性思考，演好自己的角色，切实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逐渐打破区域壁垒。无论是产业转移、人口分流，还是交通一体化，都要稳扎稳打，而不是“大干快上”。

“大跃进”式的急躁冒进发展，曾让我们吃过不少苦头，这样的歧路不能再走。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三步走”战略，我们方取得了成功经验。回顾历史，我们就明白：任何重大战略的成功，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都不能心急，要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

国家战略的实施，需要国家有关部委会同地方政府，认真组织调研，编制相关规划，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解决问题，以此突破藩篱、形成合力，绝不能容许“拍脑袋”、“一个领导一个蓝图”。笔者以为，京津冀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政策制定者认真做好调研，注重顶层设计。国家发改委9日首次公开表示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舆论和公众也需要给政府决策者留出时间和空间，力求政策不跑偏。当前，无论是房价的“涨声四起”，还是京企的外迁，小道消息满天飞，危害极大。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决策部门也要积极做好权威发布工作，对社会和公众及时作出有关解释和说明，这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应有的态度。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是人尽皆知的老道理。国家重大战略的推进，也应遵此理。如果硬吃“热豆腐”，只能烫伤自己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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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令人吃惊吗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令人吃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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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中指出：2012年，中国的贫富差距，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收入差距已达20倍。这个数字令人吃惊，于是有人梳理往年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均在3倍以上；其中，201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为3.23倍，2011年该数据下降为3.13倍。”现在一下子变成了20倍，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收入差距增至20倍是采用新比较方法的结果

此次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数据，应该是采用了一种新的比较方法。以往的比较方法是将全部人口分为城乡两部分，然后各作5等分，再将城市居民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与农村居民比。至于城乡差别，是将城市居民的收入平均数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平均数相比。通过这样的比较方法得出的结果，在表述上不那么“触目惊心”。而新的比较方法则是将中国的全部人口不分城乡统一分为5等份，再将20%的高收入群体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因此得出的收入差距是20倍。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2年基尼系数是0.474。需要解释下，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综合指标。它是个比例数值，在0和1之间。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时，被认为收入过于平均，0.2~0.3之间时较为平均，0.3~0.4之间时比较合理，0.4~0.5时差距过大，大于0.5时差距悬殊。0.4一般被国际公认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可以看出，如果放在国际大背景进行比较，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0.474，已经是非常高的了，其反映的是相当大的收入差距。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基尼系数进行排序，中国会在最高的10%之中，90%以上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比中国低。将基尼系数0.5的收入差距换一种表述方式，以20%的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与20%的低收入群体相比较，大约就在20倍左右。

基尼系数下降不意味着收入差距缩小

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想一下，如今中国月收入1000元及以下的大有人在，而月收入20000元及以上的其实也不少见，他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就是20倍吗？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说“常见”并不等于说“合理”。在中国，贫富差距问题显然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2013年初，还专门发布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但是，一年过去了，无论城乡，居民们对“收入增长”仍然谈不上有深切的感受。过去十年，我国基尼系数分别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这是2009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连续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来的最低值(2004

年同为0.473)。虽然最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但很难认为这样微弱的变动趋势就是收入差距开始缩小的表现。

缩小收入差距重在初次分配

于是，有人提出需要出台新的“收入分配实施细则”。在经济学理论中，分配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两个层次。像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初次分配可能是最重要的。譬如，中国内地就不太可能像澳门特区那样，每年给居民派发红包。

但是，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称，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8年的53%下降为2010年的45%。而从国际经验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占55%—65%。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主要是由“要素”决定的。一般认为，“要素”即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最新的观点有把知识作为第四要素的说法，即“知本”）。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哪种要素最稀缺，在分配中就更有利。因此，目前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无疑是资本拥有者在分配中拥有更加有利的地位。

出路在于“限高、扩中、提低”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劳动报酬普遍偏低，这在国内国外已经形成共识。2013年的收入分配方案中提出了“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限高”并不难，主要看政府的决心。最困难的其实是“提低”，因为需要“提”的低收入群体并非只局限于社会保障对象，而是占中国50%—60%，乃至比重更高的低收入工薪劳动者。

当这些低收入群体70%以上主要是在体制外企业就业时，国家干预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事实上，除了逐步提高“最低工资”以外，国家几乎别无他法。最低工资是保底性的，目前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620元，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角度看，仍然是非常之低。

按国际经验，行之有效的“提低”方式是“三方机制”，即在政府参与和协调下，劳动者和企业主直接谈判。但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劳动者处于劣势地位，资本者不会心甘情愿地提高工人的工资，政府在综合权衡下，也是左右为难。所以，“提低”始终只是针对社会保障对象采取了一些措施，譬如连续10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

“提低”不能奏效，“扩中”也就成了问题。当然，中等收入阶层还有其他的问题。譬如高房价，使得很多工薪劳动者难以真正向上流动，不能稳定地成为中产阶层。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收入分配改革有可能走进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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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20

2014年池州省考面试培训班：湖南农妇乡政府死亡事件丈夫

可能构成遗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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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湖南农妇在乡政府死亡续:或因超生没有享受低保

湖南武冈农民艾绍金，为上低保，将生活无法自理的妻子邓元姣抛到乡政府办公室里。数日后，邓元姣去世。艾绍金一家的低保到底为何申请不上？是当地政府在低保认定上存在问题，还是他家的困难程度确实不够？

记者赶赴当地调查。

为啥吃不上低保？

湖南邵阳武冈市晏田乡向东村坐落在大山的半腰上。山间多雾，雾中的村落，如同一道待解的谜题。

艾绍金的家是一栋外墙简单涂抹了水泥的红砖平房，一层、三间。客厅正中是邓元姣的遗像。客厅两旁，各有一间房，胡乱摆放着杂物和破旧的衣服。两间房各有一张床，床上连被褥都没有。艾绍金说，他就住在这里。

然而，这间房的左侧，是艾绍金两个儿子新建的红砖楼房，大概5间宽、盖了两层，尚未完工。新房子的二层还没装窗户，留着3个大窟窿，外墙还是光秃秃的，什么都没刷。但是相对于村里不少破旧失修的砖瓦房、木头房，也算得上中等的房子了。艾绍金说，两个儿子现在又去外省打工了。几年前，一共生下两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后，两个儿媳妇相继离开了这个家。

“没有低保，就活不下去了。”艾绍金说。他说，现在家里连粮食都没有。媳妇到乡政府每天能管一顿饭，“当时如果给我50元，有钱去买米吃，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当地村民徐继田却透露了一个细节：艾绍金3次“抛妻”，都是租他的车，车费每次200元，到地即付。艾绍金向记者证实，确实为了租车花了600元钱。

武冈市民政局认为，艾绍金家两个儿子外出打工，大儿子月收入3000元，小儿子月收入2400元。这些情况都是艾绍金以前自己提供的。此外，艾绍金家还种了5亩地。合起来算，他家里共有9口人(邓元姣活着的时候)，人均月收入达到600多元，远超当地人均月收入165元的低保线。武冈市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还说，除了月收入超标以外，艾绍金家还有彩电、洗衣机、摩托车以及牛、猪等牲畜，并不符合低保标准。

对于民政局的说法，艾绍金不同意。他说，去年旱灾，家里只收了1000多斤玉米，喂牲口都喂完了。大儿子打零工，收入只够孩子上学和自己糊口。小儿子月收入只有1800

元，每个月只给家里寄200元。而且，刚修的新房花光了两个儿子的积蓄。去年老伴瘫痪以后，家里情况雪上加霜。

在艾绍金家中，记者看到了彩电、洗衣机以及摩托车头盔。艾绍金也承认，家里养着牛和猪。而根据民政部的有关规定，低保的认定标准包括“家庭财产”，新房等显然在其列。

邵阳市有规定，因病、因残、因丧失劳动能力，或者因生存环境恶劣导致家庭陷入贫困需要救助的，可以享受低保。艾绍金一家，是否属于妻子大病之后，陷入贫困亟须低保呢？

苏是全说，去年4月，邓元姣因脑溢血住院，花费医疗费43716.32元，新农合报销30123.79元，艾家自己承担13592.53元。“他家的情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纳入低保。但是鉴于他家确实困难，政府给他发放了2500元的临时救助款。”

对此，艾绍金表示，自付费用不止13000多元，得有18000多元，对于其他数额，他没有异议。

那么，两个儿子的收入究竟是多少，给家里能补贴多少呢？

记者提出联系艾绍金的两个儿子。艾绍金说，大儿子没有电话，他也没有二儿子的电话号码。

低保跟超生挂钩没？

在武冈，低保分了3个档次：90元、105元、115元。低保按人头发放。如果艾绍金家评为低保户，他家按9口人算，每个月可以拿到810元、945元或1035元。

艾绍金说，政府不给低保，开始也没说他家收入高、不够格，只是说他家超生。他说：“2008年开始，我给二嫂申请低保，一直没申请上。去年老婆出事了，我才开始给我家申请。但是村里和乡里一直说二嫂和我家都超生，不能领低保。”

对于艾绍金一家的情况，村支书彭兰英认为，村里低保户，绝大多数都比艾绍金家困难。低保户是党员小组投票选出来的，大家不选他，是觉得他不够困难。

彭兰英、村主任邓向东、晏田乡人大主席马清平都告诉记者，当地没有低保挂钩超生的政策，只是村里的党员代表、小组长们会觉得，超生违反国家政策，所以评选低保时，会不投超生户的票。当问及向东村的低保户里有没有超生户，彭兰英和邓向东态度模糊，最后都说：“不太清楚。”

武冈市政府表示，从湖南省到邵阳市再到武冈市(县级市)，都没明文规定低保和计生挂钩。民政局副局长苏是全说，在实际操作中，如果低保户超生，基层工作人员会视作其有隐形收入可以负担生育成本，可能会影响享受低保。

武冈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干部说，当地计生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基层工作人员误解了省上“超生者不能享受民政奖励优惠政策”的条款，认为低保也是优惠政策，但这是错误的。

记者采访时，武冈市市委、市政府和民政局表态：基层若存在低保和计生挂钩，属于工作偏差，要马上纠正。低保方面若有违规，将予以纠正并严厉追责。

死亡责任如何认定？

邓元姣的死因，艾绍金一家和当地政府至今没能达成共识。

法医的尸检报告认为，家属不同意尸检，所以无法确定颅内出血的性质。“不用尸检，看监控就能知道了。”艾绍金说，“我一直要求看监控，但是他们不给我看。”

在邓元姣出事的办公室，并没有监控。只有乡政府大门口有4处监控。所以监控并不能提供死亡的具体原因。死亡现场已经无法还原了。但双方已经签订了调解书。调解书显示：经调解，当地政府以困难帮助金的形式，补助了4.6万元。艾绍金和两子一女，都已签字表示同意。

因处理不力，当时的晏田乡党委书记何雪峰已被免职。

但是，将邓元姣弃于此地的，是她的丈夫艾绍金。当时，邓元姣除了瘫痪、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外，已经口不能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有乡政府干部告诉艾绍金，你把老婆扔在这里，出了事要负法律责任的，把她接回去吧。艾绍金拒绝了。

武冈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晓清说：“公安部门仍在调查，没看到全部材料之前，我们不能先下判断。等公安部门把材料报送我们，我们综合所有材料的情况，才能决定是否应该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京剧《宋士杰》中，讼师为告状者写状纸，往往要加上几笔夸大情况的话，这叫“牛吃房上草，风吹千斤石；一字入公门，不赖不成词。”

艺术源于生活。现实中，有这样一条路线图：“诉求者以非常手段‘维权’——舆论一边倒施压——政府被迫灭火”。这样“维权”，社会成本巨大。非常手段本身会造成不可测后果，破坏正常路径，还会鼓励“大闹大得”。因为不尽属实，每次“悲惨故事”的传播，对政府公信也都是不小的伤害。

事态的复杂性在于，维权者往往有令人同情的身份，有可怜悯之处，也不乏合理诉求。所以，必须条分缕析，还原事实，辨别“赖词”和实情。既要充分考虑到其困难情况，满足合理的权益诉求，又不纵容过分的个人欲望。这为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http://chizhou.off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