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外主要螺旋桨制造商现状

第一篇：关于国内外主要螺旋桨制造商现状

关于国内外主要螺旋桨制造商现状

船用螺旋桨是一个铸造工艺复杂、加工方法特殊、技术要求又比较高的产品,加上螺旋桨材料是价值比较昂贵的铜合金,因此传统的价格较高。但是由于现代生活对环境质量的高要求，使得螺旋桨制造这种高耗能，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在发达国家的生存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于是他们就把这种螺旋桨制造产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现代造船业重心的东移导致了中国造船业的迅猛发展，由此带动了螺旋桨厂的发展，中国的少数几家螺旋桨生产厂已经无法满足造船市场的需求了，恰逢此时诸如芬兰德国日本等国家将螺旋桨生产重心迁往中国，由此在珠三角东北等地的国营，民营，合资螺旋桨制造厂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始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原镇江船舶螺旋桨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专业螺旋桨制造商。芬兰瓦锡兰集团的螺旋桨制造厂则是由于高耗能和高污染的原因在国内无法生存，于是把制造厂转移到中国来，国内则只保留了设计部门和小规模的生产厂。于是在2004年6月1日由原镇江船舶螺旋桨厂和芬兰瓦锡兰集团合资的螺旋桨制造厂正式开始运营。瓦锡兰为合资公司带来了其卓越的定距桨设计和生产技术以及 LIPS 商标，在提高公司整体水平的同时也为其进一步的技术革新和市场开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比如说日本的三菱重工与江苏政田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制造大型螺旋桨。芬兰瓦锡兰、德国肖特和ZF-船舶、日本的川崎等等均已在江苏、上海、广东和武汉落户。有的如日本的中岛、川崎本部、R.R公司的卡密瓦则在中国采取分散采购螺旋桨和叶片部分，回国再进行组装，尽可能转嫁

自身环保的压力以及对资源的消耗,如此等等。螺旋桨制造对环境的污染主要是废砂的污染和噪音。目前业内螺旋桨的铸造普遍在使用的是水玻璃二氧化碳固化砂,因这种砂无法再生,只能一次性使用,一般废砂多用于填海、填埋沟壑。水玻璃废砂对环境目前虽还未发现有多么严重的危害，但至少废砂会使农田土地沙化。其中残存的水玻璃，又是一种含氧化钠的强碱性材料，可使土壤碱化和板结，污染水源或地下水。螺旋桨手工加工时采用风动工具产生的高分贝强噪音至今也还无法解决，成了环保难题。虽然国外的螺旋桨制造厂在中国扎根落户对中国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样的也把那些高污染，高耗能，耗资源等的问题带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引进那些高污染的企业。

纯粹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做可行性分析，螺旋桨行业的确是一个比较赚钱的行业，但那是在各种专业人才具备、企业管理规范、资金充足、投资环境良好的顺境下的设想。事实是，螺旋桨是一个特殊的有相当技术难度的产品，要使工厂在建厂后顺利投产还将要走过一段相当长的成长路程，企业从领导到职工要经历一番艰苦的历练。目前国内的螺旋桨制造厂过于繁多，竞争压力太大。一般的螺旋桨制造商比不过国有的资金，合资的技术再加上船市的惨淡，使得那些厂商在对订单竞争力上完全处于劣势。所以对于大厂商来说也是一个合并扩大自己的好机会。总之，在船市惨淡的今天，对于生产船舶配件的厂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同样也是个巨大的机遇。

第二篇：国内外现状

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已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当前社会高素 质劳动力的主要培养者和提供者，然而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却常常受到就业单位的怀 疑，就业单位认为大学毕业生虽然具有充足的知识，但是缺乏合适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 验。由于以就业能力为基础的教育一方面可以保证教育的实践性，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 就业单位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国外就业能力研究对象逐渐转移到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 生，对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成为就业能力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胡尊利在《国外大学生就业能力研究及其启示》中指出：与国外相比，国内在大学 生就业能力研究起步较晚，特别是在就业能力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指导框架的研究上与发 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到的差距[3]。加拿大会议委员会认为就业能力构成要素包括三个基 本要素：(1)沟通、管理信息、思考解决问题等基本技能；(2)负责、适应性、安全工作 等管理技能；(3)参与项目任务的团体技能。美国培训和开发协会认为就业能力构成要 素包括 6 个类别：(1)基本技能；(2)沟通技能；(3)适应能力；(4)自我发展技能；(5)个体交往技能；(6)影响能力。罗纳尔德和科林认为就业能力构成要素包括 6 个方面内 容：(1)本质属性；(2)个人品质；(3)基本可转换技能；(4)关键的可转换技能；(5)高水平的可转换技能；(6)资格和教育程度、工作知识背景以及劳动力市场等。

朱新秤在《就业能力：内涵、结构及其培养》中指出：对于国内外有关就业能力的 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1)就业能力可分为三种：核心定义、宽泛定义和全包的 定义。核心定义指个体在特定的劳动力环境中取得成功的潜力。宽泛定义把在各种工作 中取得成功的能力及意愿整合起来。在全包的定义中，就业能力除包括前二种定义外，还包括环境因素对个人就业能力实现的因素。(2)从社会角度看，就业能力是就业的一 个指标；从组织角度看，就业能力是供需之间匹配可能性的指标；从个体的角度看，就 业能力是个人职业指标。(3)就业能力不仅包括个体获得工作的能力，还包括在工作中 能保持工作岗位以及重新获取新的工作岗位的能力。Law、Wong和Mobley认为就业能力 主要由三个方面组成：第一，人们具有适应性的个体差异，包括积极的自我概念、高职 业风险容忍和高学习动机；第二，实现与环境的有效交互作用，包括主动的职业导向、求职自我效能、人力资本；第三，职业身份的风格与身份自我[4]。瑞士联邦工业大学高等教育中心主任M·L·戈德斯密德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归纳出使大学生顺利就业并取 得职业成功的 5 个要素：(1)良好的个人素质，包括坚忍不拔的毅力、严谨的工作作风、充沛的体力和精力、灵活的应变能力等；(2)人际关系技巧，包括交际能力、适应能力、与人合作能力等；(3)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包括具有综合性、跨学科的知识组合及多 元文化的教育背景等；(4)有效的工作方法，包括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策 划运筹能力等；(5)广阔的视野，包括即具备创业者及企业家精神，能多向思维方式分

析和处理问题，能在世界各地寻求发展等。尽管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起步比较早，然而大量的研究成果的产生和应用也只是近几年的事情。英国教育部鼓励多种研究机构和大学研究和制定培养学生就业能力的政策，目前英国多数大学均已制定了符合学校特色的就业能力政策和措施，并将就业能力作为大学毕业生能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大学生就业能力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在我国高校就业制度改革之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问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专家在对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大学生就业能力开发与培养的研究课题，对大学生就业能力主要有以下 2 种提法：一是可雇佣性、职业指导所面临的选择不可能是简单的适应，而是要提高人的可雇佣性；二是就业能力、这实际上就是要增强人们的求学能力、求职的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

第三篇：国内外养猪现状

国外养猪业现状

养猪业是畜牧业中发展较快的产业之一。世界猪存栏数，1975年为6.84亿头，1995年达9亿头；2004年为9.50亿多头，其中中国4.80亿多头，占世界猪存栏数的一半。2006年世界猪肉总产量1.05亿吨，比1980年增长一倍。美国的养猪业高度发达，是资金和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目前，美国已是全世界猪肉生产大国之一，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仅次于我国居世界第二位，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猪肉出口国。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养猪业逐年提高，2001年为例，生猪存栏为5980万头，生猪屠宰总量达到9950万头，猪肉年产869万吨，这些数字都占世界产量的10%左右。美国生猪的年销售额达到10亿多美元，整个养猪行业为美国提高8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2010年，生猪存栏为6393万头，猪肉年产882万吨。预计2012年达到964万吨。

综合分析，国外养猪业具备以下几方面的发展特点： 1.1 种猪资源优势明显

长白猪、杜洛克猪、约克夏猪都属于世界著名的猪种，全球分布广泛。控制出口种猪是世界养猪强国的典型特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种猪出口国，有核心群母猪700-2000头。丹麦2006年-2007年共出口种猪7万头，而2010年-2011年增加到20万头。加拿大现有种猪场630个（原种猪场250个），登记的纯种猪有10万头，长白猪、杜洛克猪、约克夏猪分别占37%、15%、44%。1.2 规模化养殖

1970年美国共有养猪场87.1万个，平均出栏商品肉猪100头；1975年有64.7万个养猪场，平均养殖规模为87头；1994年养猪场减少为20.8万个，平均出栏商品肉猪为458头；2005年减少到6.94万个养猪场，平均养殖规模增加到871头。据统计，1992年养猪规模在1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占全美国的84.2%，其出栏的商品猪头数占全美国的22%，1000-2000头的养殖场占8.9%，出栏商品猪头数占全美国的20%，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占6.9%，出栏的商品猪占全美国的58%。日本的养殖户由20世纪60年代的70.2万头减少到90年代的1.9万户，户均养殖规模由5.7头增加到545.2头。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调查，1993年饲养规模在29头以下的农户每头猪的生产成本是40201日元，饲养规模在500头以上的农户每头猪的生产成本是29990日元。

丹麦的养殖模式也不断扩大，1984年养猪场有5.2万个，1994年减少到不足2.8万个，1994年存栏数在1000头以下的养殖场占全丹麦79.3%，其养殖数量占全丹麦的24%，1000-2000头以上的养殖场占全丹麦10%，养殖数量占全丹麦54.3%。

荷兰在2000年拥有2.92万个养猪场，而2006年养猪场减少到2.12万个，平均养殖规模则不断增加，100头以下的猪场从1998年的7454减少为1701个，而饲养规模大于1000头的养猪场从1998年的1757个增加到47378个。1998年-2008年十年间，养殖母猪头数大于250头的农场从1139个增加到1746个。据报道，2009年荷兰生猪出栏数超过1万头的养猪场有136个。

总体看来，全球养猪强国的养殖规模在不断增加，猪场数量逐年减少，逐步走上了工业化的养猪道路。1.3集约化、自动化生产

美国的养猪场大多采用集约化管理，专业化程度高。大多数猪场不设围墙，没有专门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也没有饲料加工厂等。种猪场只负责生产仔猪、育肥场只负责育肥、保育场只负责保育，不同养殖场的分工明确，日常管理专业性强。同时，集约化、自动化、工厂化、机械化、现代化程度较高。养殖场内采用全自动控制的饲喂系统，定时、自动添加饲料；自动饮水系统保证猪只24小时内自由饮水，而且可向饮水内添加药物。在美国，一个饲养1200头猪的养殖场，只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将仔猪断奶头数和断奶重、配种的繁殖母畜头数、妊娠母猪的配种日期等数据输入计算机，可以用计算机管理整个猪场，从而大大降低了养殖场的管理人员数，节约成本。

荷兰的养猪场自动化程度很高，除了30%的养殖场应用母猪自动化饲养管理系统外，大多数的养殖场都可以施行场内自主供暖、自动通风、自动饲喂。但是，产房的自动化应用难度较大。由于荷兰的人工费用高（每小时30欧元左右），所以产房的管理较为粗放，经常发生无人接产，新生仔猪死亡率的情况，给养殖场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在此情况下，荷兰自主研发了可升降的产床，该产床的漏缝地板可以升降。母猪站立时，产床自动下降，仔猪无法进入母猪的躺卧区，从而有效的避免了母猪躺卧压死仔猪；母猪躺卧后，产床自动上升，仔猪可以随意进食。

加拿大的养猪场也采用自动化的饲养方式。生产过程分为五个环节：配种、妊娠、产仔、保育和肥育，其中，产仔、保育和育肥环节实行单元式全进全出。不同的生产环节都采用计算机自动喂料、饮水、清粪、自动控制舍内温湿度和通风。

1.4完善的管理制度。

美国养猪业的管理法规比较健全，从饲料、种畜禽，兽药生产到饲养、加工、运输环节都有法规可循。例如针对猪肉产品安全卫生的《联邦肉类产品检查法》等多部法律法规，为了有效执法，联邦政府有7600多名监督员，分布在6000多个单位，负责食品安全卫生监督检查工作。美国生猪交易市场的管理也很健全，具有多种交易方式。其中生猪期货市场对于稳定生猪生产，维护生产者利益均起到一定作用。

荷兰的养猪场大都有一整套完善的猪群登记制度：给每头初生仔猪建立养殖档案，直到出栏。一方面可以积累必要的原始资料，为育种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跟踪制度，有力的监管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保证生产健康、安全、优质的猪肉产品，有利于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荷兰养殖户的准入制度较为严格，必须达到以下条件，才可以从事养猪：（1）有销售订单；（2）有粪污接收者证明；（3）有生产许可证，每个许可证450欧元；（4）在制定区域建厂。

加拿大的养猪行业具有严格的卫生和防疫制度：对种猪采用PSS DNA测试，淘汰含有PSS基因的猪只；外来人员不得接近猪场；卫生消毒程序严格。通过以上措施加拿大已经消灭了猪瘟、口蹄疫和伪狂犬等疫病。采取以下措施控制其他的猪场疫病：（1）全面推广人工授精技术；（2）采用“三点式”生产方式，仔猪、母猪和商品猪分开饲养，距离大约在3千米以上；（3）兽医定期到养殖场抽检，根据检测结果针对性的指导猪场的采取疫病防控措施。1.5专业化、多样化经营 美国养猪业有4种成功的经营方式。分别是独自自营、合同生产、公司经营和生产合作社。独自自营是所有产品都是自己生产的，自产自营，家族（家庭）式，完全独立的经营模式，家族拥有（租赁）全部的资产，承担全部的债务，债权和收益。这种模式相对较少。合同生产是一种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双方签订合同，确定某一时间以某一固定的价格提供固定数量的断奶仔猪。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猪场是自己的，与公司签订的代养合同也是自己的，另一种农户与公司签订了代养合同，但猪场不是自己的，而是由其他有猪场的人提供，代建或者合作。公司经营是由各自股东共同投资组成公司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养猪业之前并没有特别多特别大的养猪公司，随着养猪业发展，公司经营模式的出现，规模越来越大。猪场和猪场之间为了扩大规模优势，不断地联合兼并，一些原来并没有养猪的人或者投资机构加入了这个行业，与原有养猪的人合资组建了更大的公司等。生产合作社作为一种合作经营方式，通常不提利润只有管理人员工资。早年的养猪合作社中，会员养猪户大都是一条龙生产，后来不少合作社的养猪户共同建立母猪场，各农户就不再养母猪了，而是从公共的母猪场引进断奶小猪来养。

养猪业由副业生产向集约化、商品化、专业化、工厂化方向发展，发达国家养猪场主体规模将由1000头扩大到1万头。高效健康养殖模式成为新时期养猪业的必然发展趋势，如丹麦、美国、加拿大等养猪业大国不仅在繁育体系、品种改良、性能测定、饲料营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还开发出相对完善的肉产品市场体系、建立信息技术平台和服务组织，率先完成健康养殖模式的成功推广；美国、荷兰相继开发出SHOAT模型、畜禽舒适环境模型，成为世界上猪场环境应激的典型预警系统；欧美等发达国家建立了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规、组织执行机构、控制处理等横向动物疫病监控体系。另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的“危险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正被世界多国借鉴并实施，主要体现在“从地头到餐桌”全过程管理的纵向管理体系，包括相关制度和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与国际技术标准接轨的监测检验系统的形成等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际上畜禽养殖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代谢及其调控、养殖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动物应激及其福利、动物排泄物无害化增值处理方法研究、技术开发和标准制定、动物产品安全生产及其检测技术等。当前国外健康养殖的发展趋势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健康养殖的关键技术研究;采取多学科集成和交叉研究;增强本领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速度的数字化与标准化研究。国外养猪业发展趋势

2.1 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化

高度集约化工厂化养殖与完善的饲养管理措施是现代养猪生产的主要特征。虽然世界各国都能养猪，但是由于经济与环境保护以及动物福利等原因，生猪的生产主产区逐渐向饲料主产区进行转移，从而来节约饲料的运输成本。2.2 更加注重食品安全，禁用抗生素

1986年瑞典已经开始在畜禽饲料中禁用抗生素，丹麦于2008年禁用抗生素，用于治疗用途的抗生素需要兽医师同意。欧盟在2006年规定禁止在畜禽饲料中添加抗生素。

2.3 提高疫病防控能力

随着规模化养殖的不断扩大，以及抗生素的逐渐禁用，动物的健康及疫病防控成为了养殖场的重点环节。养猪高度化发达的国家将采取更加科学化的疾病预防、控制和治疗体系。如巴西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提供口蹄疫的接种疫苗，瑞典则规定猪场必须采取“全进全出”的饲养模式，避免疾病交叉感染。2.4 关注动物福利

在目前的养猪生产中，大多采用全漏缝地板或半漏缝地板，妊娠母猪饲养于限位栏内。欧盟规定，到2012年母猪配种后四周内可以饲养在限位栏内，其他时间则禁止饲养在限位栏内。养猪发达国家多采用替代系统来养殖生猪。欧洲部分国家，例如美国、英国等将母猪饲养在舍外，妊娠及哺乳母猪饲养在具有防寒设施的草地上。虽然舍外养殖可以满足空间的要求，但是容易受到气候条件、环境压力、疾病防治措施等的影响。所以在未来的养猪发展过程中，寻求合理、优化的养殖方式是提高动物福利的重要方面。2.5 加强环境保护

在养猪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氨气不仅危害饲养员的身体健康，还成为大气、土壤和水质的重要污染源，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低碳生活”口号的提出，全球将更加关注环境问题，畜牧业的减排势在必行，各个国家将会研发更加环保的废弃物处理与利用措施，减少畜牧业带来的环境危害。例如，荷兰大部分养猪场的猪粪、尿都是排放到猪舍封闭的水池内，用粪车抽走后回田。每个环节都处于封闭状态，既减少了粪尿中挥发性氨氮的挥发，又降低了环境危害。同时，荷兰严禁使用杀虫剂，通过专门的公司生产寄生蜂，猪场购买后，将蜂卵产在蝇卵上，抢夺蝇卵的营养，从而使其不能孵化，达到控制猪舍内的蚊、蝇的目的。加拿大对猪场排放的粪尿采取堆肥处理，生产复合肥或直接用于作物，按照规格打包的堆肥可以作为室内花卉的肥料；对猪场的污水循环利用，通过污水处理、发酵后，作为农作物的肥料。我国养猪业现状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环境复杂、气候差异大，使得地方猪品种数量较多，拥有丰富的猪种遗传资源。目前，世界上有300多个猪品种，我国就有126个。已经收录在《中国猪品种志》的地方品种48个，培育品种12个，国外引进品种6个。其中，有以繁殖率高著称的太湖猪；有适应寒冷气候的河西猪猪；有许多具有不同特点的地方品种如金华猪、香猪、两广小耳猪、藏猪等。同时，培育品种有哈白猪、北京黑猪、三江白猪、上海白猪、苏太猪、湖北白猪等。

我国生猪产业的主要分布为：长江中下游区（川、重庆、鄂、湘、赣、苏、浙、皖）的猪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3.8％；华北区（冀、鲁、豫）占全国总产量的21.6％；东北区（辽、吉、黑）占全国总产量的6.3％；东南沿海区（闽、粤、桂、琼）占全国总产量的13.2％；长江中下游区和华北区是全国猪肉的主产区和调出区，东北区成为养猪新区。

我国是世界第一养猪大国，2000年我国生猪存栏量为422563千头，出栏商品猪519772千头，猪肉产量40314千吨；2001年存栏量为457430千头，出栏商品猪549367千头，猪肉产量41845千吨；2004年我国生猪存栏量为4.92亿头，约占全世界总存栏量的49.8%，出栏商品猪5.76亿头，约占全世界总出栏数的47.49%，猪肉产量4457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7%；2009年我国生猪存量量为46983万头，出栏商品猪64465万头，猪肉产量为4889万吨；2010年我国生猪存栏数4.54亿，母猪有4890万头，每头母猪年产肉为1050kg。猪肉产量为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一猪肉生产国，但全国出栏商品猪的2/3来自散户养殖。

自2004年来提出一系列专项措施。2008年来生猪期货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列支9亿元专项经费扶持乡镇畜牧兽医站的建设。国家六部委发布了《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暂行)》，还发布了《全国生猪优势产区区域规划》，将进一步深化畜牧业结构调整，鼓励规模化养猪。目前，我国养猪业主要有以下特点： 3.1 传统散养转变为现代化规模养殖

2001年-2009年，我国养猪规模化程度逐年提高，尤其是2007年以后，呈加速增长趋势。2006年、200年万头猪场数分别为1300个和1800个，2008年、2009年分别增加到2500个和3000个。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2007年政府加大对规模化养殖场的补贴力度，其二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农村养殖户逐渐减少，使得农村养殖数量快速下降。

图 2001年-2009年生猪规模化程度（国家统计局）

3.2生产方式由量到质的转变

本世纪初，由于一味追求养殖经济效益，我国猪肉产品质量多次出现安全问题，造成消费者的恐慌。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约束肉品市场，使得猪肉产品逐步走向安全健康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育种上，养殖场更关注肉色、肌肉脂肪含量等肉品质指标，并将其纳入育种计划；二是生产中，更注重饲料配方的合理搭配及营养，用药也更加规范；三是加强肉品质量检测及监督。通过以上措施的施行，有效改善了我国猪肉产品质量，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猪肉产品质量仍然较差，尤其是优质优价的市场体系仍不健全，部分养殖人员没有提高猪肉产品质量的动力，未来还有待加强相关方面的工作。3.3 经营模式多元化

随着我国对规模化养猪的不断推进，目前已形成了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主要包括：以产业链经营范围划分的多元化和专业化模式；以生产经营者划分的公司自养、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养殖小区等多种形式。多元化模式大多为公司实力强的集团公司，在养殖业的相关环节上不断延伸和拓展，兼营饲料业、屠宰业、加工业和动保业等。如以单胃动物饲养为主的广东温氏，正在发展产品深加工、饲料业和屠宰业；以饲料业为主的青岛六和、大北农、双胞胎等，已经进入养殖业，并且正在发展动保业。专业化模式是只从事养猪业，不经营其他的相关产业，在我国，大部分猪场采用此种经营模式。虽然该模式有利于提高猪场的专业化水平和打造自己的种猪品牌，但是也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综合竞争能力较弱。如深圳农牧、河北裕丰、山东日照原种猪场、北京华都等。公司独立自养分为一条龙饲养和阶段性饲养，大型养猪集团多采用一条龙的模式，自建自繁原种猪场、父母代场、祖代场。中小企业多采用阶段性饲养模式，只建立原种猪场、或者商品场、或者育肥场等。公司+农户模式是指公司自建自养种猪场和繁殖场，农户按照与公司的合同饲养育肥猪，同时公司为农户提供猪苗、饲养管理技术、防疫程序以及饲料等，代表企业为广州温氏。司+基地模式主要是面向出口，要求合作的基地规模较大，设备先进。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是农户在公司建立的养殖基地内进行饲养，公司提供猪舍、猪苗、饲养管理技术、免疫程序、饲料等，大大降低了疫病风险和资金无法及时回笼的风险。养殖小区是将散养的农户集中到一定的区域内，建立养猪园区，实行一家一户独立经营方式。该模式管理混乱、防疫困难，目前发展难打较大。3.4 疫病严重

威胁我国养猪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疾病主要包括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仔猪副伤寒、猪瘟、口蹄疫等。近年来，随着种猪和疫苗引入的不断增加，一些新型传染病也随之进入我国，如猪繁殖呼吸综合征、仔猪多系统衰竭综合征等，目前还未研究出治疗的有效措施及药物。3.5 环境污染严重

随着传统养殖业向现代规模化、集约化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养殖规模及饲养密度急剧增加，养殖及加工过程产生的排泄物和废弃物严重威胁到畜禽养殖环境，甚至是人类生活环境。主要表现为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方面。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有效利用畜禽粪便和污水，而是一味的处理。要合理治理养猪业引起的环境污染，首先要加强研究降低养猪场臭气排放、粪便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和关键养殖技术，建立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养殖模式。3.6 肉质安全问题频发

2001年广东发生“瘦肉精”事件，2003年爆出药物残留和重金属残留，2005年四川发生猪链球菌，2006年上海爆出“瘦肉精”中毒事件，2009年，猪流感席卷全球，2011年3月发生双汇“瘦肉精”事件。自本世纪初，肉品质量安全频频出现问题，每次事件都会引起消费者恐慌，对养猪业造成严重打击。虽然国家一再出具相应的政策法规来规范肉品市场，但是由于养猪业的产业链太长、中间环节众多，质量问题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在未来的养猪业发展过程中，食品质量问题仍然是头等大事。

4.我国养猪业的发展趋势

4.1 规模化、工厂化养殖

传统的饲养模式由于具有：（1）防疫条件差，饲养管理水平落后；（2）资金投入不足，对市场波动的风险抵抗性较差等特点，并且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农民收入增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等原因，散户养殖将逐渐被规模化、工厂化的养殖模式所取代。近几年，我国猪场的规模化不断发展，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约有2500多个。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大，规模化、工厂化的养殖场将迅速增加，集约化的养猪企业迅速崛起。由于规模化养殖企业的投资大、猪场建设结构合理、饲养管理体系健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生产盲目性，具有一定的市场预测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使我国的养猪业更加健康稳定发展。4.2关注动物福利

目前，世界养猪发达的国家通过提出相关的规章制度，组建管理机构来提高动物福利。合理的措施来提高动物福利，不仅能够改善动物的生长环境，还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动物的生长潜力，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工厂化养猪道路上，应研发养猪的关键饲养管理措施和生产工艺，改善养殖环境，提高动物福利，从而促进我国的养猪业健康可持续发展。4.3 保护环境

传统的饲养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及生态问题：猪场排放的臭气污染养殖场及周围的大气环境；粪便等排泄物既污染土壤，又可能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从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的生活环境。为了减少环保压力和提高养殖经济效益，猪场可以采用发酵床养猪技术，大大降低猪舍的臭气排放，提高养殖效益；也可以采取种养结合方式，利用粪污还田、生态循环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4.4 建立健全疾病预防制度 在饲养管理、饲料营养、消毒、动物免疫、预防治疗、福利保健、重大事件应急处理等方面密切配合，构建有效的防疫体系。

首先，提高防范和防控意识，对引入的后备猪进行彻底隔离观察和有效的病原检测后进入生产区；对后备、初产母猪发生的疾病加强重视，及时对猪群进行有效净化。其次，增强管理意识，对猪场实行全封闭式管理，饲养人员或外来人员不能随意出入养殖场，在必要时，要进行严格的入场消毒。并且建立疾病档案，做好疫病诊断记录。同时，加强监控意识和有效的检测手段，将兽医师的临床诊断与实验室的分析检测相结合，对疫病做出及时的预测。另外，最后，提高饲养管理水平。（1）培养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在我国大部分中小型养殖场，技术人员相对年轻，实践经验不足，造成免疫程序的混乱不合理和药物的盲目使用。通常认为注射疫苗越多越好，不进行药物敏感性试验，盲目的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使得病原产生耐药性或者变异，造成抗生素残留、疾病无法有效控制。（2）建立有效的管理体制。根据自身养殖场的资金投入、基础设备建设、当地的养殖环境、市场的变化等，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体制，防止生产环节之间相互分离，影响养殖场的整个运作。（3）提高环境控保护意识。随着国家对环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养殖业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目前，有些养殖场舍内、舍外污染源重重：苍蝇、老鼠成群结队；舍内外病死猪不及时处理；医疗垃圾到处乱扔；粪便、污水随意排放，臭气熏天。针对上述情况，提高养殖从业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刻不容缓。

第四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与评价；

（1）国外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研究现状分析: 水是人类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是自然界中不可再生的资源，其总量是有限的，我们天天饮水，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数量，充分说明水对人体的重要性，同时水又是影响公共安全重要因素之一。水资源危机与饮水安全问题在各个国家都备受关注，很多国家根据本国的饮水安全现状和水资源的条件从多个方面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以此来有效地保障饮水工程正常进行。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政府应该担当何种角色来保障饮水安全，应该采取什么体制措施来解决饮水安全问题。

国外的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主要起步于二战后，60、70年代是其高速发展的时段。经过近70年的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发展历程，国外经验比较成熟，然而直到2009年，世界上仍有超过10亿人无法享用安全的饮用水，其中大部分人口位于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村饮水工程的开展主要是因为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然而集中供水主要在城市，偏远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不经净化就被直接饮用，导致各种水生疾病在农村肆虐。

国外农村安全饮水工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1、加快国家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并促进国家经济转型；

2、制定保护农村水源地的法律法规；

3、积极开展水利工程建设；

4、加快农村饮用水管理体制建设；

5、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6、鼓励新技术发展。

下面介绍两个国家的实例：

日本：日本的政府支持对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起了决定性作用，启动‚供水设施前景‛计划以提高供水设施的管理水平，将小型供水设施合并节省成本，并提出公众与私人合作，政府负责供水设施而私人机构负责技术维护。

韩国：韩国起步较晚，从农村建设简易的管道供水系统起步，特点是借助外力，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了农村饮用水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占主导地位，不惜重资投入。

总得来说，国外发达国家对水资源的利用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对于饮水安全保障以及饮水安全的管理问题，他们仍然研究得不是很充分，要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饮水安全问题多是侧重于分析饮水的水质问题。国外的很多研究主要分祈了水质被破坏的表现，并探讨了其成因，以及对人民生活水平及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其解决方案多从净化处理等技术层面提出。虽然这也为改善饮水的水质问题提出了很多颇有价值的建议，但是缺乏对危害的预防等深入性的研究。对于如何挖掘影响因素、造成水质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也分析地较少。第二：，发挥政府的管制作用是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基本共识。很多专家学者发展了这方面的研究，大量文献研究政府如何参与饮水的安全管理、如何在保障饮水安全方面发挥规制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在政策、法律、水源保护、监管等方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很多思路，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提出了许多保障饮水安全的具体措施。

第三，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水价的制定问题，为水价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供水成本实证研究为基础，提出了多种切实可行的水价制定方法。国外相关的研究大都认为水资源的稀缺性应当在水价中有所体现。这样也能为供水单位的供水服务带来更大的动力。这一观点为中国水价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但是国外的研究很少涉及水价与饮水安全的关系、市场化手段与饮水安全保障等问题。国外在饮水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工程运行管理的研究方面，还缺少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我国在这些问题的研究方面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每个国家的饮水工程建设模式都与自己的特殊国情相关，各国有各国的特点。我国要根据本国特色借鉴国外经验部分。

（2）国内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对饮水安全问题特别是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的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逐渐幵始了关于饮水安全的研究。从年开始，国家加大饮水解困工作力度。2001—2005五年时间，国家共投入资金223亿元，其中中央资金117亿元，地方自筹配套资金106亿元，解决了6700万人的日常饮水困难。工程建设的标准以解决人畜的饮水困难为基本目标，供水系统的管道通常只能到达公共的供水点；一般年份时人均日生活供水量为升，干旱年份人均量有所降低，一般为12~20升，供水水质严格达到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标准。至此本解决了我国农村群众饮水困难问题。

2006年8月，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要解决1.6亿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虽然根据近年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卫生部组织的全国农村饮水安全现状调查评估结果，全国农村饮水不安全问题仍然很严重。饮水安全问题包括饮水水质不安全以及水量、方便程度或保证率不达标。然而10年来，我国累计完成农村饮水工程投资1786亿元，解决我国将解决3.26亿农村居民和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受益人口比例由2004年的38%提高到2011年的63%。以下是我国供水工程建设工作突出的地方实例：

广西兴安县：立足水利工作实际，坚持‚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实施、统一验收‛的原则，全面提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完善全县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机制，划定1000人以上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水源保护区，有效控制水源保护区养殖污染，建立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测体系，农村群众饮用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致力于促进城乡供水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助力生态乡村建设新面貌。

目前我国农村供水工程管理模式大致如下：水利部门组织专业机构管理、乡镇水管站管理、村集体管理、用水户协会管理、股份制企业管理、租赁（承包等）出让经营权管理以及农户自行管理。供水形式主要分为直型井供水以及小型自来水厂供水（水源来自地表水或地下水）。

目前我国农村集中供水的普及程度较低,而且规模较小,主要以单村供水为主。我国农村饮水工程数量大、分散、规模小，服务对象为一般村，群众承受能力有限，水费标准低且收取困难，给工程的维护管理和经营带来许多困难。农村饮水工程的运行管理是目前农村饮水工程建设管理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多年来，我国各地在农村饮水工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多方面开展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我国还存在一些严重影响工程长效运行机制建立的深层次的问题：

1、部分工程产权不清，管理责任不落实；

2、工程单位性质界定不明晰，运行经费没保障；

3、供水成本过高，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尚未确立；

4、人员专业水平低，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

我国的‚十二五‛饮水规划是：一要统筹兼顾，分步实施。优先解决严重影响居民身体健康的水质问题、涉水重病区的饮水安全问题以及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二要规模发展，注重实效。有条件的地区发展规模化集中供水，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采取分散式供水或分质供水。三要防治结合，确保水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完善水质检测与监测制度。四要建管并重，促进节水。建立健全县级供水技术服务体系。积极推行用水户全过程参与建设和管理。认真落实节水政策和措施，促进节约用水。五要坚持政府主导，农民参与。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管理由地方政府负总责，中央给予指导和资金支持，群众投入以投工投劳为主，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南昌市: 南昌积极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由于地质和地层构造等原因，江西省部分地区地下水的铁、锰、砷、氟等含量超标，加上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不达标排放，农药、化肥用量的不断增加，一些地方江河湖库及山溪、池塘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从2005年起，江西省开始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各地积极利用已建成的城镇自来水厂，开展农饮工程、集中供水工程和自来水工程等项目建设,并通过管网延伸方式，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从2005年到2013年，累计投入农村安全饮水各类资金79.5亿元，建设了6万余处工程，有效解决了1572万农村居民和125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据了解，南昌市2014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总投资8886万元，项目实施直接惠及14.76万农村居民和4.189万农村学校师生。现在，这些项目已完成总投资8069.99万元，占总投资计划的90.8%，其中5处工程已经全部完成。南昌市将在2015年继续投资12.97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解决22.27万农村居民和5.66万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

随着研究层面的越来越广泛，有关饮水安全的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内有关饮水安全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饮水安全的内涵及评价体系、饮水安全问题的主要危害以及对饮水安全的保障举措等。国内的学者们关于饮水安全的概念的界定以及关于饮水安全评价指标的研究更加全面、合理地反映了农村饮水安全的内涵，更加客观地描述了饮水安全的现状，更加实际地为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提供理论依据，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

（3）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评价

水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获得安全饮用水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事关群众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生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水资源污染日益严重，如我国农村高氟、高砷、苦咸、污染等水质问题长期存在并对农村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农村饮水安全问题，直接关系农民群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力实施建设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强调一定要把‚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作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奋斗目标之一。保障农村饮水安全是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本要务。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多措并举提供安全工程管理方面的技术支持和相关服务，认真做好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工作也是对党和政府的必然要求。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有利于保障群众的生命健康，生命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饮水工程的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又能通过改善农村经济拉动GDP增长；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能力，提高管理能力，同时也增强了政府的权威；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繁荣了农村经济，保障了居民健康，缩小了城乡差别；有利于维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促进环保事业的发展，对群众宣传了水资源的重要性并整治污染型企业，使水资源得到保护；

然而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存在着许多制约条件，如资金需求量大而官员腐败现象严重，农村居民收入少，难以负担水费而导致工程成本难以回收，农村居民习惯于使用传统水源而抗拒收费自来水等。

第五篇：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人口和机动车辆与日俱增，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成为当今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在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科学的进行交通控制，提高主干道车流速度已经成国内外学者的共识。近几年来,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将各种新的控制理论应用在交通系统控制中,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达到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挤问题的目的。

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理论的发展是同自动控制理论及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动控制理论及技术在道路交通控制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理论及其系统的发展。

1、国外城市道路交叉口研究的现状

用信号方式控制交通流的思想最早诞生于19世纪，在1868年，英国机械工程师纳伊特在伦敦威斯敏特街口安装了一种红绿两色的信号灯，这标志着城市使用交通信号的开始。随后在1918年，纽约的街口安装了一种手动的三色信号灯，真正意义上的信号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

在二十世纪初，国外对交叉口的信号控制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1926年，英国在沃尔佛汉普顿第一次安装和使用自动化的控制器来控制交通信号[3]，世界各国开始研究控制范围较大的信号联动协调控制系统，建立模拟各交叉口交通流状况的数学模型，以解决信号配时的优化问题。

20世纪70年代初各国都开展了对交叉口信号控制的研究，从固定周期到可变周期、从定时到变时、从点控制到面控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英国交通与道路研究所（TRRL）于1996年研发的TRANSYT系统；澳大利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发的SCATS系统，；英国在TRANSYT的基础上研发了自适应系统SCOOT。

1977年，Pappis提出了城市单向单路口模糊控制方法[6]，首次把模糊数学应用于交叉路口的信号控制中，这为城市路口信号的控制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2001年，Park[7]等提出了一种对于固定周期的信号控制优化方法。该方法利用一种的接口与仿真模型相结合来对周期长度、绿信比、相位差同时进行优化。

2006年，Yi Jiang[8]等人提出了基于车队的主次干道的交通信号配时方法。

2007年，Ghassan Abu-lebdeh等人提出了拥挤状态的交通信号控制方法[9]。

2.、国内城市道路交叉口研究的现状

国内早期的技术主要是引进和学习外国的技术，我国智能交通技术应用的比较晚，北京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引进了TRANSYT和SCOOT交通控制系统。我国目前有天津、宁波、上海等城市在使用SCATS系统[10]。

我国的交通工作者和研究学者最近几十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与本文有关的研究如下：1992年，我国学者徐冬玲[11]提出了基于感应控制思路的单路口模糊神经网络控制 方案，仿真结果比较理想。

1998年，陈森发等[12]提出了关键车流和非关键车流的概念，一研究了非关键车流对控制效果的影响，并且对的算法进行了优化，仿真结果优于Pappis方案[11]。然而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城市交叉路口左转车流较小的时候，当左转车流较大时信号控制还必须采用多相位控

[13]制。同年，东南大学的顾怀中、王炜等人，在考虑交叉路口的延误、停车及通行能力的情况下，提出了交叉口信号配时的模拟退火全局优化算法，对交叉口的信号周期时长进行优化。

1999年，刘智勇、朱劲等[14]人根据对多相位单交叉路口交通指挥决策过程的研究，设计了一种模糊感应控制器，把队长作为控制目标，综合分析相邻相位车道上的车队队长。

2004年，张莉、马岩等[15]人提出分形几何控制理论应用于交通流控制，看似复杂、无[5][4][2][1]

序的交通流背后隐藏着非线性的可控几何规律,在微分成单元以后,各台车的几何构成要素与信号灯前车辆排列仿射的图形将形成一定的相似几何图形,分形理论恰恰能揭示这些几何图形的规律。该理论所提出的控制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尤其适合我国目前的城市混合交通状况。

2006年王秋平、谭学龙、张生瑞[16]通过分析单点信号控制交叉口交通流特性与通行能力基础上，建立以平均延误时间最短、平均停车次数最少为目的，以有效绿灯时间、饱和度及周期长度为约束条件的城市单交叉口信号配时优化模型，采用遗传算法及遗传模拟退火算法对其进行求解。

参考文献：

[1] 张莉,于国海,马岩。分形理论在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系统中的应用[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3,31(2):54-56

[2] 杨海东.基于人工智能的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7:1-25

[3] 许智.混合交通条件下信号交叉口配时优化方法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8,5:1-20

[4] 陈洪仁.道路交叉设计[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6

[5] Jeffrey I.Adler,Victor j.Blue Tzu,Li Wu.Assessing network and driver benefits from bi-objictive in-vehicle route guidence.Transportation Reseach,1997

[6] Pappis C P,Mamdani E H.A Fuzzy logic controller for a traffic junction[J].IEEE Transacions on systems,man and cybernetics.1977,7:707-711

[7] Rouphail,N.M,B,Park and J.sacks.Direct Signal timing optimization: strategy.Development and Results[R].XIPAN.AM conference.2000

[8] Jiang Y，Li S，Shamo D.A plat-based traffic signal timing algorithm for major-minor intersection types[J].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40,2006:543-562

[9] 周辉军.基于模糊理论的水下机器人运动控制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论文.200812

[10] 蔡磊.城市平面交叉路口交通信号优化控制[D].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7,4:2-13

[11] 徐冬玲,方建安,邵世煌.交通系统的模糊控制及其神经网络实现[J].信息与控制.1992.02

[12] 陈森发,陈洪,徐吉谦.城市单路口交通的两极模糊控制及其仿真[J].系统仿真学报.1992.02

[13] 顾怀中,王炜.交叉口交通信号配时模拟退火全局优化算法[J].东南大学学报。1998,03

[14] 沈国江,王智,孙优贤.城市区域交通智能控制研究[J].信息与工程.2004,01

[15] 张莉,马岩,崔淑华.城市主干道主车流分形几何控制的可行性分析[J].黑龙江科技.2004,6:85-87

[16] Gartner N H,Tarnoff P J,Andrews C M.Valuation of the optimized polieies fot adaptive control(OPAC)strategy[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1324.1991:10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