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理[范文]

第一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处理[范文]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要件及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前款行为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是指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的。

法条释义：

一、概念和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税收征管和发票管理规定、为他大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税收管理制度。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已、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已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虚开、是指行为人违反有关发票开具管理的规定、不按照实际情况如实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他可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之行为。如没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却虚构经济活动的项目、数量、单价、收取金额或者有关税率、税额予以填写；或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开具发票时，变更经营项目的名称、数最、单价、税额、税率及税额等，从而使发票不能反映出交易双方进行经营活动以及应纳或已纳税款的填实情况。主要有：（1）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

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2）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民应税劳务但为他人、为自已、让他人为自己、介绍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3）进行实际经营活动，但他人为自己代开其余的对不能反映纳税情况的有关内容作虚假填写。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具体行为方式有以下四种：

l、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指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明知他人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而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了应税劳务但为其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

2、为自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指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和个人，明知他人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情况下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却为自己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

3、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门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指没有货物购销或者没有提供或接受应税劳务的单位或者个人要求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友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者即使有货物购销或者提供或接受了应税劳务但要求他人开具数量或者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者进行了实际经营活动，但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

4、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指在合法拥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与要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单位或者个人之间沟通联系、牵线搭桥的行为。

关于犯罪追诉数额，各地规定有差异。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均为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另外，单位也可成为本罪主体，单位构成本罪的。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一般具有牟利的目的。

二、本罪认定

1、对于无实际的购销活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如何确定“虚开数额”？

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给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发票后，为了弥补自身的进项增值税发票不足，有往往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发票。在此情况下，由于虚开行为人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从而不存在向国家交税的义务，计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时，只应该计算“销项数额”，而不能将两个数额相加。

实践中，由于行为人所虚开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非常分散，加上取证上的困难，有时并不是能够查证每一笔虚开的销项税额，这就会出现行为人虚开的进项税额大于其为他人虚开的、已经查证的销项税额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具体销项税额难以查证，而事实上的销项应大于已经查证的进项数额，所以，为了正确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应以行为人自己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的数额计算。或者说行为人虚开了进项增值税发票，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这种有证据证明虚开的销项确实小于他人为其虚开进项的情况，也应以较大的进项数额认定为虚开数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存在行为人为他人虚开销项的危险性，刑法规定“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也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的一种。

总之，实践中对于“无实际生产经营的行为人既为他人虚开销项发票，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发票的”，应当按其中虚开数额较大的一项计算虚开的数额.2、关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的计算

对于只给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单位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的，或者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自己用于正常经营中的抵扣税款的，一般只计算销项或进项中实际抵扣的税款作为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即可。但对于一些无生产、销售经营活动的行为人在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其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应以查实的销项增值税中被实际抵扣部分作为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因行为人并未进行真正的货物买卖或提供劳务，就没有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义务，因此，行为人虽然虚开了进项增值税，但这种虚开并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的损失，让他人虚开并申报的进项税额不能计算在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之中。

在实际生活中，情况错综复杂，税务机关办理申报和抵扣不见得一一对应，往往是按月结算，有时进项会大一些，有时销项会大一些。在进项大于销项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减去销项税款后，还有剩余进项税款无法扣减，通常将这一数额存在税务机关里面，待以后有了销项再予扣减。所以，这时虽然进项申报抵扣了税款，但销项发票尚未开出，因而也就无法抵扣，国家尚未造成实际的税款流失，只是为行为人以后给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再予抵扣提供了条件。因此，对于为他人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后，为了掩盖其向他人虚开的事实，又让他人为自己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不论他进项是否申报抵扣，都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一般只能是按照其所开出销项发票的受票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并抵扣的税款数额作为其给国家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当然，这样计算的前提，必须是行为人的进项和销项都是虚开。如果行为人自己正常经营，让别人为自己虚开了进项以后，既为自己的正常经营抵扣税款，又掩盖其为他人虚开的事实，那么就要分两部分计算，即把自己正常经营抵扣的进项发票的税款再加上虚开给别人的销项发票被别人抵扣的税款，作为其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给国家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时，对于行为人为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预缴的税款和行为人及其家属向国家退赔的款项，应从实际被非法抵扣的税款中予以扣除。

三、与其它罪的区别

（一）、本罪与偷税罪的界限

本罪与偷税罪，二罪往行为方式上有些竞合之处、如涂改单据，伪造帐目等，尤其是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最终目的就是用来骗取（抵扣）国家税款，从实质上说是偷税。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二罪之间存在着手段与目的关系，即“虚开”只不过是偷税的手段之一，它们之间呈牵连犯关系、按照从一重处的原则，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定罪量刑；但“虚开”行为又不完全包容于偷税罪之中，“虚开”有着它自己的一套相对独立而又比较复杂的行为过程，只有当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去抵扣税款时，才与偷税罪发生关系。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的成立并不必然以抵扣税款的出现或实现为必然条件，只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达到法定数额（即便是没有抵扣），就可构成犯罪，“虚开”和“抵扣”，是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的两个选择性条件，因此，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与偷税罪之间的竞合还是很有限的。从总的行为方式上看，二罪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偷税是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使国家得不到应该得到的税款；而“虚开”是没有缴税而伪装缴税，将国家已经得到的税款通过抵扣再骗回来。

（二）、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l、行为人伪造或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后又将其虚开的情况，应属于数罪，但因为行为人的前一行为与后一行为存在着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因此应视为牵连犯，而应以其中的一个重罪论处，即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罪论处，对于伪造或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或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行为，可作为一个从重的量刑情节对待。

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后又以此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情况下，存在着行为同时适用本罪与本法第204条骗取出口退税罪、本法第201条偷税罪的可能。这属于一罪同时触犯数法条的法条竞合，应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即本法第205条是特别法，第204条、第201条是普通法，应以本罪论处。

（三）、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与走私罪

行为人(个人)走私普通货物后，在境内销售该批走私货物时，非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即为对方开具增值税发票，但不向对方收取增值税)应如何定罪?笔者认为，从通常意义上讲，虚开增值税发票应指在没有货物交易时才发生，在有实际货物交易时不发生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但在上述情形下，行为人没有资格开具增值税发票，然而行为人进行了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因行为人进行的是非法的交易，其在工商部门也未办理税务登记，故其虽开具增值税发票(增值税发票有四联，其

中，第二、三联交交易对方，第一、四联由售货方保留)，但只交给对方第二、三联，自己根本不保留第一、四联，其不必向工商部门纳税，在交易时也不向交易对方收取增值税，但其为对方非法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在客观上可以给交易对方抵扣税款。行为人开具增值税发票并非完整意义上的合法的开具行为，但因为行为人的非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国家的税款流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人非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也应该视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因此，行为人非法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可以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那么，对上述情形，定一罪还是数罪?如何定罪呢?在司法实中，有人提出，走私是为了销售货物，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也是为了销售货物，视为牵连犯，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进行定罪量刑。比较两罪，一般情况下，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重罪(一般的情况是虚开增值税的数额比偷逃的关税要大)，应按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进行定罪处罚。笔者认为，对于该种情况，宜以数罪并罚原则处罚。行为人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关税的行为构成走私罪；行为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虚开行为与走私行为不存在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况且，如果对于上述情况只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那么，走私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至少，走私罪中行为人偷逃的关税没有得到反映。为了使行为人偷逃的关税与给国家造成的增值税的损失都到反映，对上述情形宜定两个罪为好。

四、量刑

(一)、最高院有关规定

虚开税款数额1万元以上的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千元以上的，应当依法定罪处罚。

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严重情节”：（1）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5万元以上的；

（2）曾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受过刑事处罚的；

（3）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虚开税款数额50万元以上的，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国家税款被骗取30万元以上的；

（2）虚开的税款数额接近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的；（3）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第二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2)

当企业与宝钢签订合同后，被告人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又没有增值税发票时，当被告人刘**感觉到如果不找发票抵扣税款，就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税款，感到很不公平。在有人能提供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杨立新只想让企业不多交税，而不是偷逃国家税款。其让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发票，完全存在具体的业务即铁精粉的购销事实，只是实际送货的与开发票的不是一个主体。被告人刘**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来顶替没发票购买的货物。此行为是国家税务法规规定和实际脱离造成的。望二审法官考虑：被告人刘**所在公司有很多购买的货物没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实

际比国家法律规定多交了很多税款，而无法主张权利。

二、一审法院在计算国家税款被骗83万元，没有将实际购买铁精粉应抵扣的税款扣除，计算错误，事实不清。两公司共购买了多少铁精粉并供应给宝钢，应开而没开的发票分别应抵扣多少税款，公平交税应交纳的税款是多少，这些事实都不清楚。两公司将铁精粉销售给宝钢，仅卷内材料就有开给宝钢有211张增值税发票，每张平均销项含税金额为9万元多，如果按7万元(可能比此还高)计算进项税价，应抵扣税款7*211*13%=192.01万元。而税务机关认定的是两公司共收到铁精粉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为83多万元，此税款远远达不到如果开发票实际应抵扣税款192.01万元。因此，按公平交税，分别粗略计算，两公司根本没有骗取税款,更没有骗取税款达到30万元以上，税款的合计也没有达到30万元。被告人杨立新作为两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量刑情节并不严重。一审判决不应适用抵扣税款3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一审判决对本案抵扣国家税款简单地按照两公司从税务机关取得税款合计计算，已包括两公司多交的税款。此种计算方法不符合事实情况，也是非常不公平，更违背了纳税人公平纳税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应为公司，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作为被告人的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只是作为负责人或经办人而构成犯罪。被告人刘**于2002年3月和2001年11月，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并分别成为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负责人。被告人刘**成立公司和经营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正常的货物买卖。公司成立前，被告人刘**并没有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预谋。因企业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都没有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刘**只是偶然两次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以顶替没有增值税发票的个体户送来的铁精粉。被告人刘**是在工作中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占公司业务极少部分，其中出资的是公司，公司财务人员也都参加，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抵扣的税款也由公司所得。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职务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与专门为虚开发票而设立公司不同，也与自然人虚构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同。同时，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书也均对其公司进行处罚。

因此，本案犯罪的主体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只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公诉机关以所开公司类似个人公司为由只起诉个人，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

四，被告人刘**没有认识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严重性，主观恶性较小，且是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积极退回了全部税款，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应从轻处理。被告人刘**和其所在的公司都不是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本身有着正常的经营业务。只因被告人对法律政策的不精通、不熟悉，对公司财务管理不严格、不规范，造成触犯法律结果。在明白自己的行为后，被告人刘**积极配合办案机关，主动交待问题，对此，希望合议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理。

辩护词

（二）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刘海川律师受被告人委托，并且经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刘**的二审辩护人，经过查阅卷宗和会见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的事实不清，计算抵扣税款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现就此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以下：

一、国家税法关于增值税的规定，与生产实际相脱离，造成企业间纳税不平等。企业为了公平纳税，产生代开发票的行为，法院审理应考虑到当前国家税务法律政策的这方面因素是产生本案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公平、从轻处理被告人刘**。

关于增值税的有关法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购买原材料需要供货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税率17%或13%。企业交税只是交纳生产货物增值部分的17%或13%税款，即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企业按照生产过程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为上游企业提供原材料。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货物销售价格的税率6%交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就不能给一般纳税人供货，此规定阻碍了市场流通，与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符。市场经济需要物品的充分流通，国家法律法规应促进商品的充分流通，才能促进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迫使有的一般纳税人不得不购进无增值税发票企业或个体户的货物，由此产生购进货物无法抵扣税款的情况，致使有此情况的一般纳税人必然要承担这部分货物总价款的17%或13%的高额税率，远远多于法律规定的6%或增值部分的17%的税负，实际上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很多税款，很明显造成企业间税负的很不公平。这些都是税务法律政策规定不符合实际和不完善造成的。本律师咨询了税务机关，税务机关都表示认可，但也没有办法。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实际情况。

本案被告人刘**所在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3%。经营货物品种很多。在大量业务中，凡是供货企业能够提供增值税的货物，都没有虚开增值税发票，都是据实接受发票，照章纳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人刘**并没有故意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偷税的主观故意。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李军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其作罪轻辩护：

一、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销货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购货方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发生实际的经营活动，才产生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问题，也即只有当行为人有实际的经营活动，而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时候，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如果开票方和受票方都没有实际经营活动，那么双方均没有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即使利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也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结合本案，被告人李军成在与安阳方面的三家公司即受票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受票方作为进项进行了抵扣。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具了真实有效的销项，那么受票方用李军成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属于不应当抵扣而进行抵扣，无疑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但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

具的销项增值税发票不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受票方用被告人为其虚开的进项税额抵扣自己的虚假销项，即受票方“以虚抵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国家税款损失的问题。从安阳方面侦办孟庆林和吴现平案件的笔录中可以看出，接受李军成虚开发票的三家公司，对外都没有实际的销售，这样，这三家公司向第三方开出的销项也属于虚开，其以李军成虚开的进项抵扣虚开的销项，就是 “以虚抵虚”。所以，被告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被抵扣，但鉴于上述分析，并不能将受票方的抵扣数额认定为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自然也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二、安阳及其他方面的税款已经追缴或者正在追缴，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鉴于增值税这一税种的流转性，几乎所有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都形成“连环案”，本案也不例外，从2009年11月5日的《安阳日报》可以看出，安阳方面及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已追缴4000多万元，并且辩护人从安阳市检察院公诉处了解到，安阳接受李军成虚开的三家公司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包括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也正在追缴中。综合这些情况，国家税款损失总体上减少。

三、被告人从学校毕业后想努力创业，开办公司，也进行了一段实际生产经营，纳税额达30多万元，在纳税方面有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一情况也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

四、被告人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案发后深感痛苦，追悔莫及。归案至今，如实坦白，确认证据，没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之情形，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悔罪态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被告人李军成实际纳税30多万元，并且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故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今天依法出庭为被告单位北京首科软件及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被告公司）辩护。针对今天庭审查证的事实，依据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被告公司的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的辩护意见。

从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人员的调查及目前帐目情况看，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为此而得利5万元的问题。被告公司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基于其经营负责人张某的行为而涉案。因此，被告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确定被告公司是否也构成犯罪。

据庭审查证的事实，辩护人提出三点辩护意见：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财务平帐，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犯罪故意；二是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三是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下面，阐述如下：

一、被告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就是为了抵扣税款。其社会危害性就是危害国家的税收。因此，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宜以犯罪论处。本案中，公诉人指控的是因套取现金为财务平账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故意内容非常清楚和特定，具有唯一性，显然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故无犯罪的主观故意。

现代企业管理，应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立按劳取酬和适应于竞争与生存的财务管理制度。而现有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奖勤职工和业务的需要，利用各种方式提取现金，本质上不属违法行为，而是应由内部进行调整的违规行为。本案中，签定假合同，并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平帐，是提取现金必然产生的后果：产品的流通中购

销发票，只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要用发票平帐，就不得不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造成税收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多年的争论，已达成共识，不按犯罪处理。

二、不能认定为被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点是不存在货物交易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货物交易，是判定是否虚开的关键。本案中的事实是：合同已签，货款已付，货未交，货款也未退，张伟说是假合同，经纬公司认为是真合同，因房屋装修和纪委查案导致未能履行交货义务。上述事实说明：结果没出来，即要么履行交货义务，要么退款。没有结果，就不能定案，不能确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是存在货物交易的可能性，即存在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性。据辩护人了解，此合同中，已履行义务的权利方并没放弃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确定为虚开。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辩护人认为应按证明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运用推定的方式。显然，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推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没有证据证明不存在货物交易。对张某的供述，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在与经纬公司所签定的几千万的交易合同中，经纬公司并未确定用031012号合同不履行了而是用来提现金，张某自己认为不履行了，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为，一旦经纬公司要求履行，张某无权决定不履行。因此，张某的口供只能反映出个人的意思，不能确定案情的真实情况。

三、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被告张某称按10%留取费用，经纬公司的负责人承认按7%留取费用，事实上55万的款均在被告处。即使指控所称的按百分比留取费用，也未确定此费用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个费用就是被告单位开发票时先行支付的税款，并不是被告单位的非法收入。因此，指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以上意见，请考虑。

第三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成功辩护词

辩护词

——不以骗取增值税为目的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不构成犯罪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第四被告人韦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现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予以参考。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首先要对公诉人表示敬意，因为本案最初公安机关认定被告人韦某所在的海南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和第三被告人刘某之间没有任何实际货物交易，但公诉人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的听取了本辩护人的意见，并两次退回补充侦查，最终认定韦某所在的某公司和刘某之间有货物交易，并且认定韦某没有骗取增值税的主观目的，对于公诉人认真严谨的办案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但毕竟辩护人和公诉人所处位置不同，对事实和法律的理解认识不同，因此，辩护人实难认同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韦某的指控，我认为韦某的行为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理由如下：

一、韦某主观上没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因此没有犯罪故意。

1、韦某虽然让刘某将“施坦宁”药物的单价由7.5元（含税价）虚开到了17.6元和20.4元（均为含税价），但虚开部分1855530元（含税价）韦某已经按照17%缴纳了增值税，因此，韦某缴纳的增值税正是发票上显示的税额，那么某公司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和其已经交纳的税款完全相等，因此韦某主观上并没有想通过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多抵扣税款，没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主观目的。对此事实，公诉机关已经认定，因此我对此事实不再赘述。

2、《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观上必须要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无此目的则无犯罪故意。

本罪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司法机关应以一般的经济运行方式为根据，判断是否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根本不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的可能性，则不宜认定为本罪。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需要说明的是：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这一观点已经被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界认同

（1）、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于2000年4月25日对卢才兴案作出的判决证实了本辩护人的观点。宁波市法院认为《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多抵扣税款的故意，该法院正是基于此而认定卢才兴不构成《刑法》205条的罪名，该法院被浙江省高级法院维持，后被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在2002年版的《刑事审判参考》第三卷.下册，并且加上裁判理由，最高法院定期公布案例正是想让下级法院遵照执行，以免造成同一事实而不同法院却作出不同的判决的尴尬局面。

（2）、2000年12月28日上海高级法院第二次刑庭庭长会议，最终作出了《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认定和本辩护人的观点完全相同，上海市高级法院同样认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

该《意见》13页第二行明确：“认定本罪，还必须查明或证实虚开行为在实质上具有偷逃国家税款的实际危害性或者造成该种危害的现实可能性......如果缺少这一实质特征（即虚开以后如实申报缴税），则意味着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没有实际侵害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因为主观和客观要件均有欠缺，故单纯具有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该意见第14页还对几种不宜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行为进行了列举，这几种行为均属主观上没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的情形，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上海市的各级法院均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主观上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目的和故意。

（3）、刑法学理论界亦认为此罪必须有骗取增值税的主观目的。

刑法学泰斗、北大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兴良老师便是此观点的支持者。陈老师发表在《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上的文章——《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虚开发票行为之定性研究》明确了此观点。

陈老师在此文中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没有抵扣税款的目的，只是一般的虚开，它不会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是一般的违反发票管理的行为，不能构成本罪。

以上列举的判例、《意见》及陈兴良老师的文章都在不断的重复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目的犯，构成此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要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目的，无此目的，便不构成此罪。当然，辩护人也知道，我们国家是成文法国家，判例、知名法学家的观点、法院系统的内部意见均不属于法律渊源，但辩护人同样知道，我们国家适用的是同一部《刑法》，如果相同的事实，不同的法院却出现不同的判决，那么无疑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一种嘲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将荡然无存，我想这正是最高法院定期的公布一些疑难、典型案例的目的，各个地方的高级法院经常出台一些“内部意见”、“会议纪要”其实也是基于此目的。因此，我相信审判长、审判员定会慎重考虑辩护人列举的判例、上海市高级法院的《意见》及理论界的观点，以免出现不同地方作出不同判决的尴尬局面。需要说明的是：在《刑法》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一个重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刑法》为什么对虚开票据行为的刑罚规定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形式上的虚开行为就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危害吗？不是。是因为这种犯罪的危害实质上并不在于形式上的虚开行为，而在于行为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以达到偷逃国家税款的目的，其主观恶性和可能造成的客观损害，都可以使得其社会危害性程度非常之大。因此对形式上的虚开行为不能予以刑事处罚。

鉴于以上判例、《意见》、陈兴良老师的文章，本人已经交至法院和公诉机关，故在此不再赘述。

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韦某的行为没有侵犯税收征管制度，没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此罪。

《刑法》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那么本案韦某的行为是否侵犯了税收征管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韦某虽然让刘某将药品单价高开了，但韦某已经按发票上显示的数额如数的缴纳了税款。如果刘某如数将代收的税款上缴南阳市税务机关，那么国家的税收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所以，国家税款流失的责任完全在刘某，韦某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买家将增值税缴给卖家后其义务已经结束，至于卖家是否缴税不是买家需要考虑的，也是买家无法控制的。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刘某将税款如数上缴后，那么国家是不会少收一分钱的税的。造成的后果只是南阳的税务机关多收了税，海南的税务机关少收了税，但国家的税款不会流失。

所以，韦某的行为没有侵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不具备《刑法》205条规定罪名的犯罪客体，不构成此罪。其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法规，应受行政处罚，但绝不构成犯罪。

三、即使本案构成犯罪，对被告人韦某的追诉也应以单位犯罪的成立为前提，控方脱离单位行为，以自然人犯罪追诉韦某显属不当。

1、韦某不管从刘某手里进货还是将药物卖到上海医院，均是以海南某公司名义进行的。

2、刘某让南阳医药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是开给海南某公司的，韦某将药物卖给上海医院也是海南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且抵扣税款也是海南某公司在海口市税务局办理抵扣手续的。

3、韦某属于海南某公司的业务员，具体负责某公司在上海地区的“施坦宁”药物经销、结款手续。对此事实，我们提交的海南某公司的证明及2002年.2003年的《授权委托书》均可以证实，而且韦某不管在购销货物或是办理结算手续时，均是以海南某公司业务员的名义办理的。

四、公诉人称韦某为了达到少交所得税的目的，而让刘某将增值税发票数额高开，此说法没有理由。

我们庭审中向法院提交的海南当地的税务政策、某公司的损益表等均可证实：海南某公司2003年、2004是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既然某公司不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自然韦某没有偷逃企业所得税的目的。其实韦某让刘某将发票数额高开的目的只是为了经营方便，因为如果韦某按照原价进行交易，那么某公司要将利润交给韦某，但某公司不愿给韦某现金，而且非要将此钱通过银行打入公司的帐户，但韦某没有公司，所以只好借用朋友公司的帐户，这样韦某取钱时很不方便，而且有风险（怕朋友的公司赖掉钱款，且又有洗黑钱的嫌疑），所以才产生了让刘某把发票数额高开，这样刘某就可以把某公司多付的货款直接交给韦某。

五、公诉人称虚开增值税发票专用罪属于行为犯，不属于目的犯，因此只要有虚开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此说法是对法律的误解。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行为犯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行为犯并不对应目的犯，行为犯对应的是结果犯、危险犯、举动犯，这四类犯罪是刑法理论界在划分犯罪的既遂形态时的划分方式。行为犯中有目的犯，结果犯中也有目的犯，目的犯与行为犯并不矛盾。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属于行为犯中的目的犯，属于非法定的目的犯，行为人构成此罪，必须主观上要有骗取国家增值税的主观目的。

六、公诉人称最终刘某及其上家没有将收取的17%的税款如数上缴国家，因此国家的税款得到了流失，韦某的行为因此有社会危害性，此说法无法律依据。

根据增值税发票政策的相关规定，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就是由卖家代收的，卖家将代收的税款是否上缴不是买家需要考虑的，也是买家无法控制的。因此，刘某及其上家没有将税款上缴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责任不能算在韦某头上，与韦某无关。

综上，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韦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任何犯罪都要主客观相一致，即不仅客观上实施了犯罪行为，主观上还要有犯罪故意，并且该种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侵犯了犯罪客体。本案韦某虽然客观上实施了让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但因其主观上没有骗取国家税款的故意，也没有侵犯国家的税收征管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国家的税款不会因此行为受到任何损失。主观要件和客体要件均缺乏，韦某的行为只是一般的违反税收政策的行为，不构成此罪。另公诉机关脱离单位犯罪，直接追诉自然人也显然不妥，指控不能成立。因此恳求法庭能够对韦某做出无罪判决.

第四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案例

不久前，××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行公开宣判：被告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人民币１２万元予以追缴。这个在没有货物销售情况下，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发票，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并在外潜逃了五年

之久的案犯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一

××１９６５年出生在××一个小乡村。初中毕业后，在当地某企业打工的他看见许多人开公司发家了，也萌动了开公司发财的念头。１９９３年，２８岁的××摇身一变，当上了××宝龙电器设备公司的法人代表，有了经理的头衔。但他没有想凭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展公司，他想的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两年过去了，“横财”迟迟没有砸到他的头上。就在××苦苦寻找发财机会时，１９９５年４月的一天，××遇到了杨恒俊。杨恒俊向××指点迷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就是不尽的财源。

杨恒俊和××合计，干脆将宝龙公司悄悄地变成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业务对象由杨恒俊介绍，发票由××开，杨恒俊按××所开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数的百分之一给其作回扣。两人一拍即合。

二

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是现成的，只要有“业务”就可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塞进自己的腰包了。两人利欲熏心，他们的“专开增值税发票的公司”很快开张了。杨恒俊首先介绍来广西钦州市物资局那彭物资站。为了“行事安全”，他们跑到上海某招待所内进行交易。１９９５年４月８日，××按照杨恒俊的指示，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给对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６份，价税合计２５０４万元，税额４２５．６７万元，这一次，××从中非法获得２．５万多元。

牛刀小试，马到成功，尝到了甜头的××开始大干：事隔两天，４月１０日，他向安徽固镇县凯达物资有限公司一下子虚开专用发票６份，价税合计４７６３万元，税额８１０万元；接着又向安徽固镇县化工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１０份，价税合计５３５８万元，税额９１１万元。××疯狂了，一次比一次数额巨大。他本人则一步一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三次作案时间只有一个星期左右，短短几天的时间内，２２份专用发票，平均每份价税合计近５００万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一周内竟然开出１．４９１亿余元的增值税发票，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开始对其关注。

５月５日，××市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立案侦查。传讯室里，××百般搪塞和抵赖，但在政策的感化和强大的审讯攻势下，最终他的精神防线崩溃，××交待了犯罪动机和过程，并坦白了藏匿专用发票存根联的地方。根据××交待的线索，检察人员在其楼房二层下水管的焊接处，获取了专用发票存根联。

就在此时，××跑了，这一逃就是五年。

三

五年中，××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抓获他，公安部门发出了全国通缉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潜逃五年的××终于在安徽铜陵落入法网。

××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有关部门认为，按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规定，所开出的发票都应有产品合同、入库单、银行汇款等作为依据；开办具有一定纳税人资格的公司必须具备资金、场地、仓库、产品四个条件，才能领带增值税发票，而且发票数额有着严格限制。就此而言，我们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仍需加强。

另据了解，××的“入门师傅”杨恒俊涉嫌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近日已被检察机关起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于１９９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４月，在没有货物购销的情况下，单独或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３８份，价税合计人民币２亿余元，其中虚开税款３８００余万元，杨恒俊非法获利２０余万元。

第五篇：浅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成因

法学11-1班 张瀚辰 110714107

浅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成因

——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1994年，我国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新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特点是层层抵扣税款，生产者只需就本生产环节增值的部分缴纳税款，避免了重复计征的弊病，使税制简明、公正。增值税形成了一根链条，在这根链条上，上串下连的环节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保证着链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关系着税制改革的成功与否。而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一大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一、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一大税案

从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金华县共有218户企业参与虚开专用发票，开出专用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 63．1亿元，直接涉及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154人，党政干部、税务干部24人。案件涉及全国3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3030个县、市的28511户企业。此案涉及企业之多、范围之广、历时之久、数额之大、涉案犯罪分子被判重刑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也是1994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442 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中绝无仅有的。

1997年1月8日，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调查人员来到浙江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价税合计3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姜堰棉纱厂已承认此票为虚开，此行他们需要通过金华税务部门向开具此票的“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调查取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协查，按发票上标明的地址找到的却是某机关大院，压根儿就没有这家企业。公安民警与税务稽查人员深夜伏击，抓获了吴跃冬，并从埋入他家墙内的保险箱里搜出增值税发票6本、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和银行账户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现金、存款等。据吴跃冬交代，从1996年6月至案发，他共骗购专用发票52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时间里共虚开价税合计1．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508万元，案件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8个县。此外，由他妻子单独虚开的价税合计近700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014万元。在吴跃冬案侦破后短短几个月中，金华市、浙江省和国家税务部门仅部分查实，就发现金华县辖内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0多亿元。冰山一角，暴露出这个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活动的猖獗。经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间，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受票单位已经申报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之后司法机关抓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被一审判处死刑。涉及此案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

二、地方保护养痈遗患

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这个县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是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以支定收”的财政税收缺口。他们置国家税法于不顾，随心所欲，疏于职守，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愈演愈烈。税制改革后，金华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税收法规政策不甚了解。为了所谓的“低税竞争”，县有关部门打出招商引资广告，声称：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减半。这项无视国家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在遭到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收回。但县财税局负责人依旧提出实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属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以收税为前提，政策上放宽”，借口“新税制的实行起码要有三年的磨合期，有许多问题需要试验、需要探讨”，鼓励“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并且作出了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背景解释”，在全县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查案中发现，金华县不少财税所管理混乱，未经认定就给那些“皮包公司”以一般纳税人的待遇，有的上级明确不予认定的企业，也照样给它们发售增值税发票。有些税务干部不按“验旧换新、限量限额、审核报批”的规定办事，却私自将增值税发票送上门，拿多少算多少，以致案发时竟想不起哪本发票在哪家企业。

三、以权谋私助纣为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偷骗税的犯罪活动往往与腐败现象交织在一起。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打开税务征管的缺口，采取拉拢腐蚀的手段，在干部队伍中寻找代理人，而某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不惜践踏法律，为犯罪分子开绿灯。税务稽查大队是掌握执法大权的重要部门，而金华县原担任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的杨尚荣却贪赃枉法，为虎作伥，极力庇护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分子。当他得知税案的“一号人物”吴跃冬被警方拘押后，便迫不及待地到处游说，试图把吴带回县里“处理”。后来，查案风声越来越紧，他就指使虚开数额最大的胡银峰外逃。随着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泛滥，金华县相继有不少国家干部陷入腐败的泥沼。犯罪分子侵吞大量国家税收而暴富后，便掏出大把的钱来“答谢”那些“照顾”他们的干部，而这些干部眼看这些犯罪分子一本万利，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丰厚的回报。在此案被判刑的干部中，就有14人犯有受贿罪或贪污罪，其中，原县国税局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杨尚荣被一审判处死刑，曾任县委书记的原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国梁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县检察院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原孝顺财税所所长陈刚、原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原罗埠财税所所长朱锦平、原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原罗埠财税所副所长胡懿群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特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可以明确的说是1994年1月1日实行增值税制度以后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条件新形势下新型犯罪种类。此类违法犯罪对照法律条文讲：是违反刑法第205条之规定，就是以无中生有或以少开多手段，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开具虚假税款额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主要形式分为：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虚开、以逃税为目的；为自己虚开、以逃税为目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营利为目的；介绍他人虚开以及其他目的的虚开等多种行为。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区别于一般经济犯罪，且固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具普遍性。新型的增值税制度虽已实行多年，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换过来的，人们的纳税意识到行为习惯还没有能够得到扭转。且由于存在着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可以依法抵扣纳税款的制度，还使得不少社会闲散人员也加入此队伍专业从事此行，不惜以身试法。

2、渐成气候且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可以依法抵扣交税款，动这些脑筋的人才多了起来，正好合一些从事此行的社会闲散人员或不法人员的心意，以“虚开的所在地的财政和税收并没受损，减少了虚开者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税收收入”之说加以渲染叙述，说服公职人员，因而也导致了相关工作人员产生“何乐而不为” 的想法，甚至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为不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3、团伙作案并跨地区作案致难以查处。有些不法分子利用那些因故停业而没有注销的企业名称，以私刻的章印以他人之名虚开以及利用虚假身份资料、虚假的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类似情况在跨地区、各地工商，税务部门的相关信息难以互通，使得犯罪分子利用地区差和时间差得以逃脱监管而得逞。

五、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成因。

通过剖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同样如此：

1、其主要形成原因：税制与相关环节不配套。增值税是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的一种征税形式，因其可以抵扣利税，对企业较合理，但由于它的不全面性，不涵盖所有商品和劳务，导致目前还有不少品目仍然保留营业税，消费税的征收尚未普及。

2、行政管理之间协调不力。当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做的很实，但在现实中行政管理之间协调明显不力。譬如：税务在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核实时，仅注重某单位或公司的办公场所的存在，对于已变更项目的却没办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仍照发给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虚开行为逃避了有效监督。而工商部门只负责登记和相关行政管理，对申请人是否利用假名、假址、假身份办理真登记不加辨别，甚至坐堂核实经营场所和使用的联系方法等，从而为不法人员税务办证和领取增值税发票创造了有利条件。

3、相关执法与宣传不到位。税收执法是税法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国地税分设，机构之间缺乏统调、装备落后，对税务的控管宣传程度不高，且缺乏全方位、高效地信息情报及宣传网络，故对涉税犯罪的行为反应慢且至监管不力，加之社会面的法律宣传不到位以及1997年之后由公安侦办的涉税犯罪均由税务先查实后才移交，原税务查证在刑诉中又不具备证据效，需重取证，致

使本来警力不足、经费就严重缺乏、在侦查中受到处处制约的公安机关，面对繁杂的、面广量大的涉税犯罪行为查处打击显得苍白无力。

4、暴利与私欲驱动致“双赢”。经济案件不同于一方受损的抢劫、诈骗或侵占等经济类刑事案件，这里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却出现了所谓的“双赢”的皆大欢喜局面，虚开者得到2%-8之间不菲的手续费，而接受虚开的一方也得到了抵扣逃税的目的。直观上看没受害者，而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