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恶意行为的认定

第一篇：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恶意行为的认定

文章标题：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恶意行为的认定

在办案实践中，经常碰到开票单位已被确认是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但是对受票单位如何认定是善意还是恶意取得的呢？确定取得行为的恶意还是善意是构成犯罪与否的关键。怎样围绕涉案人恶意取得行为调查取证，达到打击犯罪、追缴流失税款之目的，是经侦民警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合近几年的办案经验，我认为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查取证：

（一）围绕资金流向调查。如果货款流向开票单位或者送货单位则属善意，若流向第三方则是恶意。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票货款一致，避免现金结算露出破绽，在资金流向上大做文章。他们用银行票据结算货款，表面上资金汇给开票单位的，开汇票方与付款方二者所指方向一致，造成虚假业务的表面真实性，实际上这张汇票经过几次背书转让后，最终又回到付款方或另外设立的私人银行帐号上，而后将货款直接用现金付给实际销货方，这些显然都是恶意的行为。

（二）围绕货款支付方式着手调查。一般企业正常运作中多用银行票据结算，直接以现金支付货款的方式较少，且有限制。涉案人为掩盖虚开行为用现金支付货款或开票费，并从第三方或开票方取得伪造的收款收据。一旦事发，则称：业务员上门推销，并带来发票，不了解售货单位情况，就一次业务来往，以后没再联系过。这样办案人员无法进一步调查取证。因此，当涉案人频繁大量现金支付货款，应特别警惕，重点调查其货款来源，从中发现破绽。

（三）围绕入库单、出库单、运输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数量、时间上进行调查。购货单位一般是取得专用发票在前，验收入库单在次，过磅出库在最后。如这三者每次在数量上一致，且每次验收入库的数量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相符，应判断涉案人有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此外，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数量与实际运输货物数量及货物入库数量与帐上是否相符，涉案人是否存在多开运费抵扣或不开运费等异常情况，在侦办案件中也应重点注意。

（四）围绕税负情况调查。正常情况下，企业销售商品的销售价大于进价，企业应为正税负，不可能出现零税负或负税负，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因市场供求及商品品质变化等因素而引发价格波动，亏本销售，导致企业税负为零或负。但如果长期存在进销倒挂，高进低出，应警惕该企业是否存在故意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抵扣税款的恶意行为。

（五）围绕发票内容进行分析认定，即从虚开的发票份数、金额、性质及时间综合基础上分析。2003年7月份以后，取消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脑版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要经过金税网上抄报认证，企业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大多是属“失控发票”，他们怕频繁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容易被发现，最大的特点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对较大，另一特点是：如果是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有几张，即使取得多张也只单独从一个单位获得；如果涉案人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不会只取得一张或几张虚开发票就会满足，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它会不断变换地点从多处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打一枪，换一炮，取得虚开发票的份数多，然后迅速走逃，这显然是故意的

总之，要判断涉案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适合四“小票”）是“善意”还是“恶意”，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在侦查办案过程中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疑点，运用比较分析法、综合平衡法、查询法、逻辑推理法及财务异常数据综合比较法等，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判断，涉案人是否存在“恶意”行为就一定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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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审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指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故意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审计工作中经常需要面对、认定与处理的违法情形，本文尝试结合审计实务对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予以阐述。

一、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主要犯罪手段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其主要犯罪手段为：

一是开具“大头小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在存根联、记账联填写较小数额，在发票联、抵扣联上填写较大数额。销货方在纳税时出示记账联，数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应减少;购货方以抵扣联抵扣进项税，数额较大，抵扣税额相应增多。销货方和购货方均可通过此种方式偷逃国家税款。

二是“拆本使用”，单联填开发票。销货方把整本发票拆开使用，自己保存的发票存根联和记账联按照商品的实际交易额填写，开给购货方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填写较大数额，从而使购货方达到多抵扣增值税税款的目的。

三是“撕联填开”发票，又称“鸳鸯票”。将增值税发票的记账联、抵扣联、发票联、存根联拆分使用，各联内容不一致。

四是“对开”。即开票方与受票方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互相为对方虚开增值税发票，互为开票方和受票方。

五是“环开”。即几家关联单位或个人串通，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一个接一个，成环状虚开增值税发票。

六是“代开”。即开票方应第三方要求，按其指定的受票方名称、商品品种、数量、金额等虚开增值税发票。

二、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为“虚开”，“虚开”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三、认定罪与非罪应把握的关键点

一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行为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只有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构成犯罪。为粉饰报表，企业间对开增值税发票。由于这种行为双方互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同，税款一致，方向相反，双方增值税的进项税和销项税刚好可以完全抵消，从整体而言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属于一般的发票违规行为，不属犯罪。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虚开增值税发票直接侵害的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行为之一，且达到定罪标准的，即构成犯罪，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是非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发票也是犯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为他人如实代开发票行为只违反了增值税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尽管对于代开者来说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取得发票者毕竟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如实代开是“实开”而非“虚开”，不应定罪处罚。对此类观点，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在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代他人实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如何定性的请示”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自己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但为他人经营活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为他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代开实质是虚开的一种形式，应追刑责。

三是票货不符，如非故意为之，不构成犯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税收征管制度的相关规定，却有意违反，开具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过失不够成本罪，行为人由于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熟悉，或工作失误而造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结果则不构成本罪。

四是利用伪造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开，应归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属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如果行为人先伪造增值税发票，后利用其虚开偷税，后面的行为是前面行为的目的，二者有牵连关系，则应以其中的一罪重罪论处，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五是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认定本罪。购货方与销售方发生真实的交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的发票是销售方让他人虚开的、内容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种情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应当认定接受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六是以单位名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应甄别是否属单位犯罪。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是由其负责人决定而实施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此外，那种个别人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七是地方税务机关自身“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的行为不属“虚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对《审计署关于咨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题的函》的复函指出：“地方税务机关实施‘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等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造成国家税款重大损失的，对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根据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查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主要审计方法

一是从“物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分析销货方(或购货方)生产报表中的原材料消耗量、耗电量等指标，推算企业的产品产量(或入库商品)是否属实。将货物出库单(或入库单)、货运单据等与企业留存的发票各联相核对，确认增值税发票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二是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银行存款账、销售收入账、生产成本账，往来账相核对，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三是从“票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贷方存根联、记账联与购货方的发票联、抵扣联相核对，看发票中的项目是否一致，将购销双方的会计账目以及货物出库单、入库单、货运单等相核对，从时间、数量、金额等方面，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四是从“税务监控”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货方或购货方留存的增值税发票、纳税申报表与税务机关的税控系统内的数据相核对，重点核实发票号、缴税时间、数量、金额等项目是否与税务机关系统内的相关内容相吻合。

第三篇：几种典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中虚开税款数额认定

几种典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中虚开税款数额认定

编者按：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是实践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法律问题之一。由于经济贸易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情形复杂繁琐，导致虚开税款数额的认定极容易产生事实不清及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可能会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下文笔者结合几类典型交易中涉及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详细分析虚开税款数额应当如何认定。

所谓虚开税款数额，是指行为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所载明的税额，即应税货物的计税金额和其适用增值税税率的乘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往往表现为以下三类情形：

（1）没有货物购销交易而为他人虚开或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自己虚开或让他人为他人（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2）有货物购销交易但是为他人或让他人为自己或让他人为他人（介绍）开具数量或金额不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3）有货物购销交易但是让他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实践中，上述三类虚开的行为往往重合或加叠在一起，需要针对具体的情形具体认定虚开税款的数额。

1、无真实交易下单向虚开的情形——虚开税款数额或接受虚开税款数额

无真实交易单项虚开是指在开票人和受票人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开票人向受票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人不向开票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开票人的虚开税款数额是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受票人的虚开税款数额是其收到开票人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开票人和受票人的虚开税款数额是一致的。

2、无真实交易下双向虚开的情形——虚开税款数额与接受虚开税款数额之和

无真实交易双向虚开是指开票人与受票人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开票人向受票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受票人或者其他第三人或者开票人自己又为开票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开票人构成双向虚开，即开票人即是开票人，也是受票人。

在这种情形下，开票人的虚开税款数额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开票人向受票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也包括第三人或者受票人或者开票人自己向开票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见，开票人构成双向虚开的，其虚开税款数额往往更大，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更为沉重。

3、部分交易真实下虚开的情形——虚假交易部分对应的税款数额 这种情形是指存在货物购销交易，但是开票人开具了超过其真实交易数量或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人和受票人针对这种开票行为所产生的虚开税款数额应当以多开具的税款数额进行认定。

当行为人存在部分交易真实并且双向虚开时，应当针对其每一个单独的虚开行为以多开具的增值税税额为依据加总计算其虚开税款数额。如果行为人以真实交易作为掩护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也应当以行为人多开具的税款数额为依据计算其虚开税款数额，不能够“一刀切”地忽略真实交易部分的增值税税款。

4、行为人代开的情形——代开税款数额

代开是指开票人与受票人之间没有真实货物购销交易，但是受票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真实货物购销交易，并且由开票人向受票人开具数量、金额与真实货物购销交易一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这种情形下，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货物、数量和金额与真实交易没有差别。但是，真实交易中的销货方是第三人，而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销货方却是开票方，两者不对应。

在代开情形中，开票人、第三人及受票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虚开税款数额以开票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记载的金额确定。

下面笔者以两个案例来详细分析各类数额对量刑的影响。

1、无真实交易单向虚开案

甲公司由于当期销货量大，为了减少当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寻求乙公司向其开具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两者之间没有真实交易。2015年8月20日，乙公司向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为41.2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7万元。

本案中，甲乙公司之间没有真实货物购销交易，双方经合谋由乙公司向甲公司开具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税款数额为7万元。

2、无真实交易双向虚开案

甲、乙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购销交易。甲公司向乙公司开具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为200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34万元。甲、丙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购销交易。丙公司向甲公司开具虚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款为100万元，增值税销项税额为17万元。

本案中，甲、乙、丙公司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甲公司虚开税款数额为51万元，乙公司虚开税款税额为34万元，丙公司虚开税款税额17万元。小结

实践中，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我国税法具体规定的简单化、概括化特点导致认定虚开税款数额时容易产生争议。本文对几种典型交易应当如何认定虚开税款数额进行了归纳。除虚开税款数额外，虚开案件还涉及诸多其他法律问题，纳税人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税务争议的，应当向专业税务律师寻求法律帮助，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篇：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二审辩护词(2)

当企业与宝钢签订合同后，被告人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又没有增值税发票时，当被告人刘**感觉到如果不找发票抵扣税款，就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税款，感到很不公平。在有人能提供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杨立新只想让企业不多交税，而不是偷逃国家税款。其让人为自己代开增值税发票，完全存在具体的业务即铁精粉的购销事实，只是实际送货的与开发票的不是一个主体。被告人刘**的行为实际上是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来顶替没发票购买的货物。此行为是国家税务法规规定和实际脱离造成的。望二审法官考虑：被告人刘**所在公司有很多购买的货物没能开具增值税发票，实

际比国家法律规定多交了很多税款，而无法主张权利。

二、一审法院在计算国家税款被骗83万元，没有将实际购买铁精粉应抵扣的税款扣除，计算错误，事实不清。两公司共购买了多少铁精粉并供应给宝钢，应开而没开的发票分别应抵扣多少税款，公平交税应交纳的税款是多少，这些事实都不清楚。两公司将铁精粉销售给宝钢，仅卷内材料就有开给宝钢有211张增值税发票，每张平均销项含税金额为9万元多，如果按7万元(可能比此还高)计算进项税价，应抵扣税款7*211*13%=192.01万元。而税务机关认定的是两公司共收到铁精粉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为83多万元，此税款远远达不到如果开发票实际应抵扣税款192.01万元。因此，按公平交税，分别粗略计算，两公司根本没有骗取税款,更没有骗取税款达到30万元以上，税款的合计也没有达到30万元。被告人杨立新作为两边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量刑情节并不严重。一审判决不应适用抵扣税款3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一审判决对本案抵扣国家税款简单地按照两公司从税务机关取得税款合计计算，已包括两公司多交的税款。此种计算方法不符合事实情况，也是非常不公平，更违背了纳税人公平纳税的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三、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应为公司，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的职务行为。本案作为被告人的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只是作为负责人或经办人而构成犯罪。被告人刘**于2002年3月和2001年11月，先后注册成立了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和上海**发展有限公司，并分别成为二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经营负责人。被告人刘**成立公司和经营公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公司所有的业务都是正常的货物买卖。公司成立前，被告人刘**并没有进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预谋。因企业收购铁精粉的个体户都没有增值税发票时，被告人刘**只是偶然两次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以顶替没有增值税发票的个体户送来的铁精粉。被告人刘**是在工作中让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占公司业务极少部分，其中出资的是公司，公司财务人员也都参加，目的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抵扣的税款也由公司所得。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为公司职务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刘**的行为应与专门为虚开发票而设立公司不同，也与自然人虚构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不同。同时，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书也均对其公司进行处罚。

因此，本案犯罪的主体应是两公司，被告人刘**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只承担法律规定的责任。公诉机关以所开公司类似个人公司为由只起诉个人，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对此没有查明。

四，被告人刘**没有认识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严重性，主观恶性较小，且是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积极退回了全部税款，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应从轻处理。被告人刘**和其所在的公司都不是专门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本身有着正常的经营业务。只因被告人对法律政策的不精通、不熟悉，对公司财务管理不严格、不规范，造成触犯法律结果。在明白自己的行为后，被告人刘**积极配合办案机关，主动交待问题，对此，希望合议庭酌情考虑从轻处理。

辩护词

（二）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刘海川律师受被告人委托，并且经山东盈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被告人刘**的二审辩护人，经过查阅卷宗和会见被告人，通过刚才的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起诉的事实不清，计算抵扣税款有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过重。现就此发表具体辩护意见以下：

一、国家税法关于增值税的规定，与生产实际相脱离，造成企业间纳税不平等。企业为了公平纳税，产生代开发票的行为，法院审理应考虑到当前国家税务法律政策的这方面因素是产生本案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按照实际情况公平、从轻处理被告人刘**。

关于增值税的有关法律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购买原材料需要供货方提供增值税发票，用于抵扣税款，税率17%或13%。企业交税只是交纳生产货物增值部分的17%或13%税款，即销项税额减去进项税额的差额。企业按照生产过程分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下游企业为上游企业提供原材料。小规模纳税人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按照货物销售价格的税率6%交税。小规模纳税人因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就不能给一般纳税人供货，此规定阻碍了市场流通，与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符。市场经济需要物品的充分流通，国家法律法规应促进商品的充分流通，才能促进市场的繁荣，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迫使有的一般纳税人不得不购进无增值税发票企业或个体户的货物，由此产生购进货物无法抵扣税款的情况，致使有此情况的一般纳税人必然要承担这部分货物总价款的17%或13%的高额税率，远远多于法律规定的6%或增值部分的17%的税负，实际上比法律规定的多交了很多税款，很明显造成企业间税负的很不公平。这些都是税务法律政策规定不符合实际和不完善造成的。本律师咨询了税务机关，税务机关都表示认可，但也没有办法。一审法院没有考虑这些实际情况。

本案被告人刘**所在企业为一般纳税人，税率为13%。经营货物品种很多。在大量业务中，凡是供货企业能够提供增值税的货物，都没有虚开增值税发票，都是据实接受发票，照章纳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被告人刘**并没有故意虚开增值税发票来偷税的主观故意。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作为本案被告人李军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现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其作罪轻辩护：

一、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增值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销货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应纳税额为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购货方购进货物或接受应税劳务，所支付或负担的增值税额为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扣除。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只有发生实际的经营活动，才产生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问题，也即只有当行为人有实际的经营活动，而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时候，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如果开票方和受票方都没有实际经营活动，那么双方均没有向国家缴纳增值税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即使利用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也不会出现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结合本案，被告人李军成在与安阳方面的三家公司即受票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其虚开增值税发票，受票方作为进项进行了抵扣。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具了真实有效的销项，那么受票方用李军成虚开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属于不应当抵扣而进行抵扣，无疑会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但如果受票方与第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向第三方开

具的销项增值税发票不是真实有效的，那么受票方用被告人为其虚开的进项税额抵扣自己的虚假销项，即受票方“以虚抵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国家税款损失的问题。从安阳方面侦办孟庆林和吴现平案件的笔录中可以看出，接受李军成虚开发票的三家公司，对外都没有实际的销售，这样，这三家公司向第三方开出的销项也属于虚开，其以李军成虚开的进项抵扣虚开的销项，就是 “以虚抵虚”。所以，被告人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虽被抵扣，但鉴于上述分析，并不能将受票方的抵扣数额认定为国家税款的实际损失，自然也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二、安阳及其他方面的税款已经追缴或者正在追缴，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鉴于增值税这一税种的流转性，几乎所有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都形成“连环案”，本案也不例外，从2009年11月5日的《安阳日报》可以看出，安阳方面及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已追缴4000多万元，并且辩护人从安阳市检察院公诉处了解到，安阳接受李军成虚开的三家公司的案件正在审理中，包括其他涉案单位的税款也正在追缴中。综合这些情况，国家税款损失总体上减少。

三、被告人从学校毕业后想努力创业，开办公司，也进行了一段实际生产经营，纳税额达30多万元，在纳税方面有力所能及的贡献，这一情况也请合议庭在量刑时考虑。

四、被告人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一时糊涂，误入歧途。案发后深感痛苦，追悔莫及。归案至今，如实坦白，确认证据，没有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之情形，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悔罪态度较好。

综上所述，本案中国家税款实际损失不能认定，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抵扣的200多万元不是国家税款的损失数额），与本案有关联的其他案件的损失已经减少或者将会减少，被告人李军成实际纳税30多万元，并且系初犯，无前科，归案后如实坦白，悔罪态度较好，故恳请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以上意见，请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今天依法出庭为被告单位北京首科软件及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为被告公司）辩护。针对今天庭审查证的事实，依据我国的刑事法律，提出被告公司的行为不宜按犯罪处理的辩护意见。

从对公司的业务和财务人员的调查及目前帐目情况看，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为此而得利5万元的问题。被告公司之所以成为被告，是基于其经营负责人张某的行为而涉案。因此，被告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确定被告公司是否也构成犯罪。

据庭审查证的事实，辩护人提出三点辩护意见：一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目的是为了财务平帐，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犯罪故意；二是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证据不足；三是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下面，阐述如下：

一、被告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主观故意。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是直接故意犯罪，其主观故意的内容就是为了抵扣税款。其社会危害性就是危害国家的税收。因此，不是以抵扣税款为目的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宜以犯罪论处。本案中，公诉人指控的是因套取现金为财务平账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直接故意内容非常清楚和特定，具有唯一性，显然不具有抵扣税款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故无犯罪的主观故意。

现代企业管理，应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建立按劳取酬和适应于竞争与生存的财务管理制度。而现有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不适应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奖勤职工和业务的需要，利用各种方式提取现金，本质上不属违法行为，而是应由内部进行调整的违规行为。本案中，签定假合同，并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平帐，是提取现金必然产生的后果：产品的流通中购

销发票，只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只要用发票平帐，就不得不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此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没有造成税收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经多年的争论，已达成共识，不按犯罪处理。

二、不能认定为被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点是不存在货物交易而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存在货物交易，是判定是否虚开的关键。本案中的事实是：合同已签，货款已付，货未交，货款也未退，张伟说是假合同，经纬公司认为是真合同，因房屋装修和纪委查案导致未能履行交货义务。上述事实说明：结果没出来，即要么履行交货义务，要么退款。没有结果，就不能定案，不能确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是存在货物交易的可能性，即存在不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性。据辩护人了解，此合同中，已履行义务的权利方并没放弃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此，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确定为虚开。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辩护人认为应按证明的原则，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运用推定的方式。显然，指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推定为不存在货物交易，而没有证据证明不存在货物交易。对张某的供述，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在与经纬公司所签定的几千万的交易合同中，经纬公司并未确定用031012号合同不履行了而是用来提现金，张某自己认为不履行了，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认为，一旦经纬公司要求履行，张某无权决定不履行。因此，张某的口供只能反映出个人的意思，不能确定案情的真实情况。

三、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被告张某称按10%留取费用，经纬公司的负责人承认按7%留取费用，事实上55万的款均在被告处。即使指控所称的按百分比留取费用，也未确定此费用的真正含义，事实上，这个费用就是被告单位开发票时先行支付的税款，并不是被告单位的非法收入。因此，指控被告单位非法收入5万元的依据不当。

以上意见，请考虑。

第五篇：浅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成因

法学11-1班 张瀚辰 110714107

浅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成因

——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1994年，我国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税种的新的流转税制。增值税的特点是层层抵扣税款，生产者只需就本生产环节增值的部分缴纳税款，避免了重复计征的弊病，使税制简明、公正。增值税形成了一根链条，在这根链条上，上串下连的环节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保证着链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关系着税制改革的成功与否。而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一大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就是在这时发生的。

一、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一大税案

从1995年3月至1997年3月，金华县共有218户企业参与虚开专用发票，开出专用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 63．1亿元，直接涉及虚开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154人，党政干部、税务干部24人。案件涉及全国3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3030个县、市的28511户企业。此案涉及企业之多、范围之广、历时之久、数额之大、涉案犯罪分子被判重刑人数之多实属罕见，也是1994年以来全国发生的1442 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审理中绝无仅有的。

1997年1月8日，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调查人员来到浙江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价税合计3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姜堰棉纱厂已承认此票为虚开，此行他们需要通过金华税务部门向开具此票的“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调查取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协查，按发票上标明的地址找到的却是某机关大院，压根儿就没有这家企业。公安民警与税务稽查人员深夜伏击，抓获了吴跃冬，并从埋入他家墙内的保险箱里搜出增值税发票6本、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和银行账户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现金、存款等。据吴跃冬交代，从1996年6月至案发，他共骗购专用发票52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时间里共虚开价税合计1．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508万元，案件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8个县。此外，由他妻子单独虚开的价税合计近700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014万元。在吴跃冬案侦破后短短几个月中，金华市、浙江省和国家税务部门仅部分查实，就发现金华县辖内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0多亿元。冰山一角，暴露出这个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活动的猖獗。经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间，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受票单位已经申报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之后司法机关抓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被一审判处死刑。涉及此案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

二、地方保护养痈遗患

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这个县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是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以支定收”的财政税收缺口。他们置国家税法于不顾，随心所欲，疏于职守，给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活动愈演愈烈。税制改革后，金华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税收法规政策不甚了解。为了所谓的“低税竞争”，县有关部门打出招商引资广告，声称：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减半。这项无视国家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在遭到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收回。但县财税局负责人依旧提出实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属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以收税为前提，政策上放宽”，借口“新税制的实行起码要有三年的磨合期，有许多问题需要试验、需要探讨”，鼓励“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并且作出了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背景解释”，在全县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查案中发现，金华县不少财税所管理混乱，未经认定就给那些“皮包公司”以一般纳税人的待遇，有的上级明确不予认定的企业，也照样给它们发售增值税发票。有些税务干部不按“验旧换新、限量限额、审核报批”的规定办事，却私自将增值税发票送上门，拿多少算多少，以致案发时竟想不起哪本发票在哪家企业。

三、以权谋私助纣为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偷骗税的犯罪活动往往与腐败现象交织在一起。一些犯罪分子为了打开税务征管的缺口，采取拉拢腐蚀的手段，在干部队伍中寻找代理人，而某些意志薄弱的干部不惜践踏法律，为犯罪分子开绿灯。税务稽查大队是掌握执法大权的重要部门，而金华县原担任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的杨尚荣却贪赃枉法，为虎作伥，极力庇护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分子。当他得知税案的“一号人物”吴跃冬被警方拘押后，便迫不及待地到处游说，试图把吴带回县里“处理”。后来，查案风声越来越紧，他就指使虚开数额最大的胡银峰外逃。随着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泛滥，金华县相继有不少国家干部陷入腐败的泥沼。犯罪分子侵吞大量国家税收而暴富后，便掏出大把的钱来“答谢”那些“照顾”他们的干部，而这些干部眼看这些犯罪分子一本万利，便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丰厚的回报。在此案被判刑的干部中，就有14人犯有受贿罪或贪污罪，其中，原县国税局税务稽查大队大队长杨尚荣被一审判处死刑，曾任县委书记的原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叶国梁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原县检察院税检室副主任戴利明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原孝顺财税所所长陈刚、原白龙桥财税所副所长张岩、原罗埠财税所所长朱锦平、原白龙桥财税所所长戴志建、原罗埠财税所副所长胡懿群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四、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特点。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可以明确的说是1994年1月1日实行增值税制度以后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条件新形势下新型犯罪种类。此类违法犯罪对照法律条文讲：是违反刑法第205条之规定，就是以无中生有或以少开多手段，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开具虚假税款额且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主要形式分为：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虚开、以逃税为目的；为自己虚开、以逃税为目的；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以营利为目的；介绍他人虚开以及其他目的的虚开等多种行为。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区别于一般经济犯罪，且固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

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具普遍性。新型的增值税制度虽已实行多年，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换过来的，人们的纳税意识到行为习惯还没有能够得到扭转。且由于存在着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可以依法抵扣纳税款的制度，还使得不少社会闲散人员也加入此队伍专业从事此行，不惜以身试法。

2、渐成气候且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增值税专用发票额可以依法抵扣交税款，动这些脑筋的人才多了起来，正好合一些从事此行的社会闲散人员或不法人员的心意，以“虚开的所在地的财政和税收并没受损，减少了虚开者所在地以外的地方税收收入”之说加以渲染叙述，说服公职人员，因而也导致了相关工作人员产生“何乐而不为” 的想法，甚至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为不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3、团伙作案并跨地区作案致难以查处。有些不法分子利用那些因故停业而没有注销的企业名称，以私刻的章印以他人之名虚开以及利用虚假身份资料、虚假的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些类似情况在跨地区、各地工商，税务部门的相关信息难以互通，使得犯罪分子利用地区差和时间差得以逃脱监管而得逞。

五、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成因。

通过剖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同样如此：

1、其主要形成原因：税制与相关环节不配套。增值税是我国借鉴国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形成的一种征税形式，因其可以抵扣利税，对企业较合理，但由于它的不全面性，不涵盖所有商品和劳务，导致目前还有不少品目仍然保留营业税，消费税的征收尚未普及。

2、行政管理之间协调不力。当前、我国的依法行政做的很实，但在现实中行政管理之间协调明显不力。譬如：税务在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核实时，仅注重某单位或公司的办公场所的存在，对于已变更项目的却没办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仍照发给增值税专用发票，致使虚开行为逃避了有效监督。而工商部门只负责登记和相关行政管理，对申请人是否利用假名、假址、假身份办理真登记不加辨别，甚至坐堂核实经营场所和使用的联系方法等，从而为不法人员税务办证和领取增值税发票创造了有利条件。

3、相关执法与宣传不到位。税收执法是税法得以有效实现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国地税分设，机构之间缺乏统调、装备落后，对税务的控管宣传程度不高，且缺乏全方位、高效地信息情报及宣传网络，故对涉税犯罪的行为反应慢且至监管不力，加之社会面的法律宣传不到位以及1997年之后由公安侦办的涉税犯罪均由税务先查实后才移交，原税务查证在刑诉中又不具备证据效，需重取证，致

使本来警力不足、经费就严重缺乏、在侦查中受到处处制约的公安机关，面对繁杂的、面广量大的涉税犯罪行为查处打击显得苍白无力。

4、暴利与私欲驱动致“双赢”。经济案件不同于一方受损的抢劫、诈骗或侵占等经济类刑事案件，这里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却出现了所谓的“双赢”的皆大欢喜局面，虚开者得到2%-8之间不菲的手续费，而接受虚开的一方也得到了抵扣逃税的目的。直观上看没受害者，而实际上损失最大的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