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挪用公司虚开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的定性
挪用公司虚开发票非法套取资金行为的定性
【案情简介】
被告人方某于2011年5月至12月期间，经“凯利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并延续公司2010年的做法，在无货交易的情况下，通过王某(已被判刑)从“栅桥贸易公司”虚开5份普通发票，票面累计金额为60万元人民币，并从“凯利公司”提取现金人民币60万元存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中。随后，被告人方某利用担任“凯利公司”总经理职务之便，在未经“凯利公司”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挪用该公司资金15万元归个人使用，直至案发后才退还；2011年12月24日，被告人方某又擅自挪用凯利公司的35万元人民币，用于其个人开设的有限公司的经营活动。
此外，被告人方某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35331元人民币非法占为己有。案发后其已退还了上述所有款项。
公诉机关以被告人方某的上述行为分别构成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意见分歧】
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方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出现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方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凯利公司”采用违法的手段提取分红资金，但该60万元款项未完成分配程序，每个股东都不能私自使用，资金的所有权自始未转移，仍是公司资金，被告人方某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司委托其保管的资金，构成挪用资金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方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凯利公司”通过他人虚开发票手段提取分红资金60万元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款项不再是该公司合法拥有的资金，而挪用资金罪中的“资金”应当是公司正常、合法的钱，故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律师评析】
深圳马成律师认为，被告人方某的行为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争议焦点在于该法条中的“资金”是否包括违法所得的资金。
从法益保护原则上来看，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从某种角度而言，刑法本身就是一部法益保护法。“无法益保护，就无刑法，换言之：倘无法益受到侵害或危险，则无刑罚的必要性。”刑法将挪用资金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意在保护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本单位资金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上述即为该罪保护之法益。而作为法益，必须与法相关联，某种利益尽管能够满足主体的需要，但当它并不受法保护时，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法益。因此上述被保护的单位占有、使用、收益权理应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方能体现法益保护原则，亦是刑法公平正义的彰显。
本案中，该笔60万元的款项虽为“凯利公司”所有，但却是以虚开发票手段套取所得，应认定为公司非法行为产生的利益。对于该公司非法来源的资金，已不属于法益，无刑法保护之必要。而被告人挪用上述资金之举也近似于导致其公司内部对于违法行为所得赃款分配不均的行为。因此，只需对该公司虚开发票套取资金的违法甚至涉嫌逃税犯罪的行为给予依法处理即可。若对被告人方某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那么刑法无异于保护了该公司的前一违法行为，明显不合法理、有违原则，也势必戕害刑法的实质正义。
法律适用的疑难不止于个案的争议。我国刑法在以单位财产作为犯罪客体的相关罪名的规定中，对于单位财产是否应具有合法属性缺乏明确的解释，而对于法条中的公民私人财产在刑法总则中有所定义。刑法第九十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但若将此条文中的公民财产的合法性要求扩大应用于单位财产，则难免有违刑法禁止类推、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而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利用法益保护的原则理解刑法规定亦是无奈之举。为此，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或者出台司法解释，对于以单位财产作为犯罪客体的相关罪名，明确规定其中涉案的单位财产应当具有合法来源、合法属性，以解决法律疑难，指导审判实践。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九十二条 【公民私人所有财产的范围】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第二百七十二条 【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篇：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审计实务中“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指为了牟取非法经济利益，故意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国家造成损失的行为。虚开增值税发票是审计工作中经常需要面对、认定与处理的违法情形，本文尝试结合审计实务对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予以阐述。
一、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主要犯罪手段
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可以分为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违法形式，其主要犯罪手段为：
一是开具“大头小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货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在存根联、记账联填写较小数额，在发票联、抵扣联上填写较大数额。销货方在纳税时出示记账联，数额较小，销项税额相应减少;购货方以抵扣联抵扣进项税，数额较大，抵扣税额相应增多。销货方和购货方均可通过此种方式偷逃国家税款。
二是“拆本使用”，单联填开发票。销货方把整本发票拆开使用，自己保存的发票存根联和记账联按照商品的实际交易额填写，开给购货方的发票联和抵扣联填写较大数额，从而使购货方达到多抵扣增值税税款的目的。
三是“撕联填开”发票，又称“鸳鸯票”。将增值税发票的记账联、抵扣联、发票联、存根联拆分使用，各联内容不一致。
四是“对开”。即开票方与受票方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互相为对方虚开增值税发票，互为开票方和受票方。
五是“环开”。即几家关联单位或个人串通，在无贸易背景的前提下，一个接一个，成环状虚开增值税发票。
六是“代开”。即开票方应第三方要求，按其指定的受票方名称、商品品种、数量、金额等虚开增值税发票。
二、增值税发票行为的刑法定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为“虚开”，“虚开”的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税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税款被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抵扣税款或者骗取出口退税100万元以上的，属于“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造成国家税款损失50万元以上并且在侦查终结前仍无法追回的，属于“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基本内容。
三、认定罪与非罪应把握的关键点
一是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是行为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虚开增值税发票只有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情况下，行为人才构成犯罪。为粉饰报表，企业间对开增值税发票。由于这种行为双方互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相同，税款一致，方向相反，双方增值税的进项税和销项税刚好可以完全抵消，从整体而言没有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属于一般的发票违规行为，不属犯罪。这是一种错误认识，虚开增值税发票直接侵害的是国家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只要实施了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四种行为之一，且达到定罪标准的，即构成犯罪，并不要求有危害结果的发生。
二是非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如实代开增值税发票也是犯罪。有的审计人员认为，为他人如实代开发票行为只违反了增值税发票的独立使用原则，尽管对于代开者来说没有实际经营活动，但取得发票者毕竟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如实代开是“实开”而非“虚开”，不应定罪处罚。对此类观点，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在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代他人实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如何定性的请示”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自己未进行实际经营活动但为他人经营活动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对为他人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决定》第一条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代开实质是虚开的一种形式，应追刑责。
三是票货不符，如非故意为之，不构成犯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税收征管制度的相关规定，却有意违反，开具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增值税发票。过失不够成本罪，行为人由于对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熟悉，或工作失误而造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结果则不构成本罪。
四是利用伪造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虚开，应归属于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属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如果行为人先伪造增值税发票，后利用其虚开偷税，后面的行为是前面行为的目的，二者有牵连关系，则应以其中的一罪重罪论处，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
五是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认定本罪。购货方与销售方发生真实的交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的发票是销售方让他人虚开的、内容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此种情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应当认定接受发票的行为属于善意取得，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六是以单位名义虚开增值税发票的应甄别是否属单位犯罪。如果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是为了单位的整体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是由其负责人决定而实施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此外，那种个别人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
七是地方税务机关自身“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的行为不属“虚开”。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对《审计署关于咨询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题的函》的复函指出：“地方税务机关实施‘高开低征’或者‘开大征小’等违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造成国家税款重大损失的，对有关主管部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根据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查处虚开增值税发票行为的主要审计方法
一是从“物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通过分析销货方(或购货方)生产报表中的原材料消耗量、耗电量等指标，推算企业的产品产量(或入库商品)是否属实。将货物出库单(或入库单)、货运单据等与企业留存的发票各联相核对，确认增值税发票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二是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银行存款账、销售收入账、生产成本账，往来账相核对，从资金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三是从“票流”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贷方存根联、记账联与购货方的发票联、抵扣联相核对，看发票中的项目是否一致，将购销双方的会计账目以及货物出库单、入库单、货运单等相核对，从时间、数量、金额等方面，检查有无异常情况。四是从“税务监控”的角度，核实增值税发票内容的真实性。将销货方或购货方留存的增值税发票、纳税申报表与税务机关的税控系统内的数据相核对，重点核实发票号、缴税时间、数量、金额等项目是否与税务机关系统内的相关内容相吻合。
第三篇：彩票公益金频遭套取挪用 巨额资金存
彩票公益金频遭套取挪用 巨额资金存“舞弊”风险
2016年08月26日01:01 经济参考报
彩票公益金频遭套取挪用 巨额资金存“舞弊”风险 2014年本报记者通过内部渠道反映彩票公益金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审计署此后的专项审计查实有四分之一的彩票资金存在违法违规使用现象。近期，天津、山西、福建等地的记者再次追踪彩票公益金流向发现，无论是分配端还是使用端，都存在“粗线条”管理现象，社会公众无法监督，巨额彩票公益金仍然存在“舞弊”的风险。对此，有关人士建议，加强彩票公益金的信息公开和审计、法律监管。
公示“粗线条”加大监督难度
近年来，我国彩票公益金收支信息在公开方面有所进展，但整体上看，有关信息公开的管理工作仍然“粗线条”，存在公开信息过于笼统、信息公示不到位、使用单位不了解资金属性等问题，社会监督困难。
彩票公益金是政府非税收入形式之一，指按照国家规定发行彩票取得销售收入扣除返奖奖金、发行经费后的净收入，专项用于社会福利、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资金，不用于平衡财政一般预算。逾期未兑奖的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政策，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体育行政等有关部门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随着我国经济和彩票事业的发展，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政策也进行了几次调整，其分配比例也随之调整。根据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调整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的通知》（财综〔2006〕7号），目前，我国现行彩票公益金的分配政策为：彩票公益金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50：50的比例分配；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在社会保障基金、专项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将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分开核算，坚持按彩票发行宗旨使用，由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商民政、体育部门研究确定分配比例。
尽管分配政策几经调整，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分配端还是使用端，彩票公益金仍然存在“粗线条”管理的现象。在分配端方面，一是地方财政部门已经公开的彩票公益金收支情况，信息过于笼统。比如《天津市2015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情况公告》提到，2015年彩票公益金支出107546.5万元，其中体育彩票50972.5万元，福利彩票56574万元，但列出的支出项目较为“粗线条”。
记者看到，这些项目包括“十三运”新闻中心和指挥中心建设款14100万元、退役运动员保险经费2000万元等。“一笔支出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其实等于没有公开，我们老百姓(50.320, 0.00, 0.00%)怎么监督？”天津市市民段端说。
二是除了国家和省级（直辖市、自治区）财政、民政、体育等部门定期信息公开，区县级的各类福利机构、体育项目等彩票公益金的具体支出环节，则很少公示其彩票公益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山西省民政厅一名部门负责人说，省里的福彩公益金唯一的公示渠道是民政厅网站，没有要求市县级再公示。
三是少数地区的彩票和公益金相关部门选择了本地报纸作为公示平台。由于地区报纸相对封闭，影响力有限，导致了公示信息查阅的不便，不利于公示信息的披露与传播。
在支出端方面，使用彩票公益金的部分单位也不了解资金属性，带来监管盲区。根据天津市财政局公布的2015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使用情况公告，天津市第一养老公寓、第二养老公寓、天津市救助管理站等单位均是福利彩票公益金的受益单位，用于多功能厅及老人房间维修、老人室内设施更换、设施设备维修等。
记者向有关机构核实对于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的具体金额和支出明细，大多表示不掌握具体情况。天津市救助管理站有关负责人说，救助管理站的资金统一从财政划拨，但资金是否是彩票公益金、有多大比例等，则不太清楚。
山西省一家福利院院长说，每年福利院大概能领取10万元至20万元的福彩公益金，究竟公益金有多少、二次分配怎么分，基层并不了解。另一家民办养老院负责人反映说，2008年以来养老院曾领取彩票公益金资助，中间停了3年，2015年开始又重新申领发放，但2015年全年政府给养老院下拨的这部分公益金资助目前仅申领到70%，还有30%一直没有下发，原因不清楚。
巨额资金存“舞弊”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单位对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开的主动性不强。另一方面，全程“粗线条”操作和社会监督缺位让巨额资金存在“舞弊”的风险，虚报套取、挤占挪用、违规采购等乱象丛生，同时缺乏有效管理也导致出现资金沉淀，大大降低了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效率。
福建莆田市体育局办公室负责人何宜好告诉记者：“福建省要求公布公益金使用情况，我们文件也对区县转发下去，甚至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要求公布情况。但现在还有一些项目未公开，心态是能拖则拖。”
2015年，审计署发布彩票资金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抽查的658.15亿元彩票资金中，审计查出虚报套取、挤占挪用、违规采购、违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贴补贴等违法违规问题金额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73%。
莆田市审计局今年4月公布了对本市前几年的体育彩票公益金和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审计结果，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据市审计局经贸科负责人林光介绍，市本级体彩公益金部分资金没有纳入预算管理，未能严格按照基金管理规定执行。同时，还存在违规使用体育彩票公益金的问题。审计发现，莆田市体育场地管理处违规将体育彩票公益金20万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等，“去年已经改正，挪用的公益金现在已经补上。”
莆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有关工作人员说，市里的福利彩票公益金每年在一千万元左右，前几年确实存在未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问题。部分福利彩票公益金未按规定及时分配、使用。另外，部分福利彩票公益金沉淀未使用，譬如市福利院等单位，截至审计日，福利彩票公益金余额计833.55万元未拨付使用。
由于社会监督的缺位，普通市民对彩票公益金部分支持项目感受不深。2015年，天津花费1184万元彩票公益金用以补助大型体育场馆免费开放，花费797万元开展“全民全运、全运惠民”假日健身主题活动及市级示范性活动。“说是花了这么多钱，但也没有感到有多大变化，”一位董姓市民说，“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啥猫腻。”
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汤黎虹认为，公益金乱象频现，关键在于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彩票管理部门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制约；彩票资金管理仅止于部门管理规章，没有纳入立法轨道，缺乏法律强制性，也使一些部门在公益金和发行费使用上无所顾忌。
打好公开和监管“组合拳”
针对彩票公益金管理使用方面的种种乱象，有关专家、彩票管理部门负责人建议打好监管和公开的“组合拳”，包括优化管理信息公开，加强社会和审计部门监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简化审批流程加快拨付等。
首先是实现公益金管理信息公开。对彩票发行费具体执行情况、公益金分配使用情况，由相关部门提供详细财务报表，全过程纳入公示范围，接受财政、审计和社会公众监督，增加公益金的使用透明度，同时还应开展评估制度。
天津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表示，浙江省近年常态化发布“浙江福利彩票社会责任报告”，详尽披露上一彩票发行销售情况、公益金筹集情况、公益金使用情况等，回答了社会公众所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建议其他省市也可借鉴。这样才能赢得彩民信任，让社会更加全面认识彩票，以此促进彩票销量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区县级的福利机构、体育机构等彩票公益金支出部门，也应在网络定期公布彩票公益金的收支情况，具体到所有项目、采购来源等，以便社会监督和审计部门监督。
其次，加强审计、法律监管。林光说，各地未形成对彩票行业常规性、强制性的独立审计，很容易造成彩票公益金存在违规问题。建议形成常规性的专项审计机制，加强监管，以提高彩票公信力。
汤黎虹建议，及时将彩票资金管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彩票资金管理有法可依。对涉嫌彩票资金弄虚作假行为的，除追求行政责任外，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并对贪污挪用彩票资金的机构或个人，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另外，基层还反映彩票公益金专项基金拨付滞后，手续繁杂。一位福利机构负责人说，专项资金专项使用的过多限制和繁琐流程让他感到管得太死，甚至产生了不想要的想法。山西一位彩票管理部门负责人说，各地使用彩票公益金开展工作都是先垫钱，希望越早越好。还有的地方资金已到位，但项目手续层层审批进展缓慢，拨付滞后，导致资金“睡大觉”，建议简化手续，减轻基层资金压力。
第四篇：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恶意行为的认定
文章标题：论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恶意行为的认定
在办案实践中，经常碰到开票单位已被确认是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行为，但是对受票单位如何认定是善意还是恶意取得的呢？确定取得行为的恶意还是善意是构成犯罪与否的关键。怎样围绕涉案人恶意取得行为调查取证，达到打击犯罪、追缴流失税款之目的，是经侦民警义不容辞的责任。
结合近几年的办案经验，我认为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来调查取证：
（一）围绕资金流向调查。如果货款流向开票单位或者送货单位则属善意，若流向第三方则是恶意。犯罪嫌疑人为了达到票货款一致，避免现金结算露出破绽，在资金流向上大做文章。他们用银行票据结算货款，表面上资金汇给开票单位的，开汇票方与付款方二者所指方向一致，造成虚假业务的表面真实性，实际上这张汇票经过几次背书转让后，最终又回到付款方或另外设立的私人银行帐号上，而后将货款直接用现金付给实际销货方，这些显然都是恶意的行为。
（二）围绕货款支付方式着手调查。一般企业正常运作中多用银行票据结算，直接以现金支付货款的方式较少，且有限制。涉案人为掩盖虚开行为用现金支付货款或开票费，并从第三方或开票方取得伪造的收款收据。一旦事发，则称：业务员上门推销，并带来发票，不了解售货单位情况，就一次业务来往，以后没再联系过。这样办案人员无法进一步调查取证。因此，当涉案人频繁大量现金支付货款，应特别警惕，重点调查其货款来源，从中发现破绽。
（三）围绕入库单、出库单、运输单与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数量、时间上进行调查。购货单位一般是取得专用发票在前，验收入库单在次，过磅出库在最后。如这三者每次在数量上一致，且每次验收入库的数量与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相符，应判断涉案人有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可能。此外，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数量与实际运输货物数量及货物入库数量与帐上是否相符，涉案人是否存在多开运费抵扣或不开运费等异常情况，在侦办案件中也应重点注意。
（四）围绕税负情况调查。正常情况下，企业销售商品的销售价大于进价，企业应为正税负，不可能出现零税负或负税负，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因市场供求及商品品质变化等因素而引发价格波动，亏本销售，导致企业税负为零或负。但如果长期存在进销倒挂，高进低出，应警惕该企业是否存在故意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多抵扣税款的恶意行为。
（五）围绕发票内容进行分析认定，即从虚开的发票份数、金额、性质及时间综合基础上分析。2003年7月份以后，取消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电脑版防伪税控增值税专用发票都要经过金税网上抄报认证，企业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大多是属“失控发票”，他们怕频繁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容易被发现，最大的特点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相对较大，另一特点是：如果是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有几张，即使取得多张也只单独从一个单位获得；如果涉案人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它不会只取得一张或几张虚开发票就会满足，为了谋取高额利润，它会不断变换地点从多处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打一枪，换一炮，取得虚开发票的份数多，然后迅速走逃，这显然是故意的
总之，要判断涉案人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适合四“小票”）是“善意”还是“恶意”，其实并不难，只要我们在侦查办案过程中善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疑点，运用比较分析法、综合平衡法、查询法、逻辑推理法及财务异常数据综合比较法等，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判断，涉案人是否存在“恶意”行为就一定能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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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十大典型案例：59家公司虚开1720份增值税发票
十大典型案例：59家公司虚开1720份增值税发票
2015-01-14 07:09:00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姜宏建 我要评论 分享到：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我省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十大典型案例。
□记者 姜宏建 通讯员 梁涛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3日讯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我省打击发票违法犯罪活动十大典型案例。
这十大典型案例是:
1、枣庄市公安局破获王某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8月,枣庄市公安局在国税部门的配合下,成功破获了王某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并被公安部经侦局列为督办案件。该案涉及6个省115家企业,价税合计6.5亿余元,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人,挽回税款损失7000余万元。同时,该案是2014年全国涉税领域第一起成功收网的集群战役。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青岛市公安局破获某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5月,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破获了青岛某药业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摧毁了以安徽人郑某某为首的涉及7个省20余家受票企业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滨州市公安局破获“7·06”特大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
2014年8月,根据公安部经侦局、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统一部署,滨州市公安局破获山东某医药有限公司涉嫌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经查,2012年11月至2013年12月,该医药公司以向当地农户收购中草药材的名义,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合计16.77亿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4、济南、菏泽市公安局破获“7·15”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7月,根据公安部经侦局、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统一部署,在公安部、省厅直接指挥下,济南、菏泽两地同时开展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根据案件线索,菏泽成功发起1起全国集群战役,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桓台县公安局破获“6·16”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6月,桓台县公安局破获“6·16”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挽回税款损失700余万元。经查,洛阳某工贸有限公司2013年1月以来大量接受59家石化公司、商贸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及江苏等10省份59家企业,涉及发票1720份,价税合计8.1亿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6、潍坊市公安局破获寿光某贸易公司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2月,潍坊市公安局在税务部门密切配合下,成功侦破寿光某贸易公司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摧毁了以王某、时某等人为核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网络。该案涉案金额达5亿余元,涉及6省60余家企业,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逮捕5人,挽回税款损失4000余万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7、汶上县公安局破获济宁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3月,汶上县公安局根据国税部门移送线索,经过缜密侦查,破获济宁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2人,追缴税款7000万余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孙某某等人利用济宁某商贸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420份,价税合计9.26亿元。该案成功发起全国集群战役,并被公安部经侦局列为督办案件。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8、东平县公安局破获“2·21”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2014年2月,东平县公安局破获“2·21”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该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挽回税款损失680余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宋某、刘某利用其注册成立的纺织制品有限公司大肆向福建、上海等13省份100余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2亿余元,造成国家税款流失1800余万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9、德州市公安局破获“3·27”特大虚开运输发票案
2014年11月,根据审计部门移交线索,德州市公安局成功破获“3·27”特大虚开运输发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35人,挽回经济损失3750余万元。经查,该案涉及全国30多个省市,涉案金额18亿余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0、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破获徐某某骗取出口退税案
2014年7月,青岛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破获徐某某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案。该案是我省首起骗取出口退税团伙犯罪案件,涉案价值2.9亿元,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避免税款损失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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