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认定收货事实的依据

第一篇：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认定收货事实的依据

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认定收货事实的依据？

【学科分类】票据法

【摘要】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能否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案例：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签订甲公司为供方、乙公司为需方的买卖合同一份，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向被告交付增值税发票两张。后甲公司起诉要求乙公司给付合同价款。乙公司辩称，甲公司未履行送货义务。甲公司认为，自己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但手续不完备；申请法院调查乙公司是否将增值税发票用于认证或抵扣。

法院依法到税务机关进行了调查，乙公司已将甲公司开具的两张增值税发票用于认证。

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乙公司将两张增值税发票通过税务部门认证可以证明其已经收到了甲公司的货物。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予以抵扣。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本案被告将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通过认证，就可以推定其收取了货物。故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本案的关键在于，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能否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

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开具增值税发票只是一种单方行为，仅凭增值税发票不能证明对方收取货物的事实。只要对方接受了增值税发票并已用于抵扣，就可推定其实际接受了发票开列的货物并尚欠发票载明的价款，这种基于诚信原则的思维定式虽为社会所广泛认同，但毕竟尚未形成审理民商案件可以遵循的证据规则，因此目前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持该种观点的人认为，增值税发票本身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必然性。同时，社会生活和经济交往中，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犯罪行为，或者存在代开、转让、出借、涂改增值税发票等违规操作，有时还有票物不符等差错发生，这些情况的存在都否认了“有增值税发票就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

第二种观点，也是笔者所持之观点，即：鉴于国家税收的严肃性和税务部门的权威性，只要购买方将对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申报抵扣或通过认证而否认收到货物，在被告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就可以推定其已经实际收取了发票载明的货物。

第二种观点已为社会所普遍接受，也就成为当事人申请法院向税务部门调查取证的原因和各地法院许多法官自由心证的基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1995）15号］规定，工业生产企业购进货物（包括外购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对货物尚未到达企业或尚未验收入库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作为纳税人当期进项税额予以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具的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7号］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自增值税发票开具之日起90日内到税务部门认证，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认证通过的增值税发票，应在认证通过的当月按照增值税有关规定核算当期进项税额并申报抵扣，否则不予抵扣进项税额。

一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所采的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而根据该证明标准，并不要求证据具有绝对的、排他的证明效力，第一种观点中所列举的现象对于正常的经济交往而言，都是非常态的，发生的几率并不高，根据高度盖然性，是可以忽略的。

因此，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后，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交接手续不完备的情况下，买方将卖方出具的增值税发票已经进行认证或抵扣却否认收到供货，在其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举证证明的情况下，认定卖方履行了供货义务是符合我国证据规则的本意的。

第二篇：“失控发票”能否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范文

“失控发票”能否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

更新日期：2011年09月25日 【有效】

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建立增值税失控发票快速反应机制的通知》（国税发〔2004〕123号）规定：“

四、认证时失控发票和认证后失控发票的处理办法 认证系统发现的‘认证时失控发票’和‘认证后失控发票’经检查确属失控发票的，不得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

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失控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的批复》（国税函〔2008〕607号）规定：“在税务机关按非正常户登记失控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失控发票)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又向税务机关申请防伪税控报税的，其主管税务机关可以通过防伪税控报税子系统的逾期报税功能受理报税。

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对认证发现的失控发票，应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组织协查。属于销售方已申报并缴纳税款的，可由销售方主管税务机关出具书面证明，并通过协查系统回复购买方主管税务机关，该失控发票可作为购买方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

第三篇：增值税发票认定各地做法

一、综合结论：

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存在合同关系或已履行标的物交付义务或支付货款的证据直接予以认定。因为开票与交货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受不同的法律调整，开具增值税发票是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来实施的，是其缴税的凭证。而交货则是依据平等主体所签订的合同来操作的，受《合同法》调整。卖方出票和买方抵扣事实仅应对买卖双方是否履行交付义务起到间接证明的证据作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能否作为买卖合同的交付凭证应根据交易习惯或实际交易情况予以分析认定。

二、简要论证

（以下两段，引自浙江金汉律师事务所徐德林《增值税发票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一文）—

1、法院在审理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买卖合同交付证据的案件过程中，原则上虽不宜将其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履行交付义务的直接证据予以采信，但也不宜轻易否认其作为间接证据所具有的证明效力，只有经审理查明与事实明显不符或当事人争议较大，且无相关证据相佐证时方可予以排除。在审判实践中绝非所有案件均不能采信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相对方已实际履行给付义务的交付凭证，审理中应注意结合当事人争议焦点和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仅要求其完成提供形式证据的责任，还要求其所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使之所提交的证据达到足以证明其主张事实的标准，从而才能判断应否支持当事人提出的诉请。审判中的下列情况下，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信：

1)、双方当事人对交付或支付本身无异议；

2)、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和抵扣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且该交易习惯有相关证据证明；

3)、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出具和抵扣与合同约定或其他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足以证明买卖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了交付或给付义务；

4)、与有关税务机关或司法机关对当事人对与本案有关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的决定或裁判文书相互印证。

2、在买卖等合同关系中，发生纠纷时如果没有合同又没有送货单等书面证据，仅凭已经入账结

扣的增值税发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双方买卖关系成立的依据。在经济交往中，交易双方在达成交易意向时最好要签订书面合同，写清合同金额、产品规格等主要条款。在合同的具体履行过程中，注意收集送货单、接收单或进仓单入库单等书面证据，以免在可能的诉讼中处于被动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法院实践——（引自部分省直辖市高级法院有关指导性文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问：增值税发票能否作为付款或者交付货物的证据

答：增值税发票是兼记供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在现实商业交易中，既有先付款后开具发票的情形，也有先开具发票再付款的情形，既存在着先交货后开具发票的情形，也存在着先开具发票后交货的情形，甚至存在着很多代开发票现象，情形不一而足。因此，在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增值税发票一般不能单独作为支付价款的证据；也不能单独作为货物交付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应综合当事人的约定、商业惯例和交易习惯等因素来加以认定。浙江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曾以会议纪要的形式明确表示在口头买卖合同中，增值税发票一般情况下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当事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也许正是因为该会议纪要，浙江省内各法院尤其是各地基层法院，在处理涉及增值税发票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时，大多参考该会议纪要的精神，支持凭增值税发票主张权利的一方的诉讼请求。

重庆法院：

问：原告要求支付价款，被告抗辩称已支付价款并以原告开具的发票为证据时，应如何确定原被告的举证责任？

答：由于交易的不规范，实践中常有“先开发票后付款”的情况并容易产生纠纷。处理此类案件: 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故被告应对是否支付价款负举证责任。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被告出示的发票应认定为已支付价款的证据。根据我国《发票管理办法》第3条，“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

款凭证”，因此在被告出具发票后，一般情况下其证明责任已足，是否付款的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则转移至原告。

第三，原告如果仅以“先开票后付款”反驳而没有其他证据，其请求则难以得到支持，如原告从双方的交易惯例、双方的往来帐目、银行帐户等方面进行证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被告并未付款，也可以确认其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增值税发票证明力的相关问题

1、在买受人否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的情况下，增值税发票能否单独作为认定双方买卖关系存在的依据？

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买卖双方的结算凭证，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的情况下，并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关系。但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记载有货物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还标明了单价和金额，一旦买受人向税务机关进行申报抵扣，本身就是对双方买卖关系的一种自认。因此，出卖人如果提供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该证据就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相互印证，在买受人不能提供充分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第1款规定，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关系。

2、在买受人抗辩未收到货物而无付款义务的情况下，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联和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能否作为认定出卖人已履行了交货义务的依据？

买受人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抵扣税款，虽然与收到对方货物之间有相当的联系，但还不具有绝对的、必然的对应关系。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应当遵循严格的财务纪律，买受人已经将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其财物帐册上应有相应的记录和财务凭证。因此，出卖人提供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买受人在其有能力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申报抵扣的合理理由情况下，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的规定，推定出卖人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

法院应当要求出卖人，对仅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并审查其合理性。同时，要尽量调查收集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3、在出卖人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仅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能否证明买受人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

在买卖合同中，因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全面性，它就具有了确定最终应付货款准确数额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在交付货物的同时，或者在交付货物后，最迟在结算之前，由出卖人向买受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受人再依据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确定的货款数额进行结算。故仅有出卖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有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也不足以证明买受人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但是根据买卖合同当事人的交易习惯和合同约定，是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付款凭证的，可以认定买受人已经履行了付款义务。

法院应当要求出卖人，对仅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务机关出具的买受人抵扣税款的证明文件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并审查其合理性。同时，要尽量调查收集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4、买受人支付货款后，出卖人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受人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出卖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法院是否应予受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6条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第10条的规定，出卖人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法定义务，是出卖人必须履行买卖合同的从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从给付义务与主给付义务联系更为密切，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补助主给付的功能，而随附义务是辅佐实现给付义务的。在买卖合同中，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提供与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交货，关系最为密切，事关买受人利益的实现。如果出卖人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买受人的进项税额一部分就不能抵扣，其权利就受到损害。所以买受人可以单独诉请出卖人履行给付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从给付义务，对此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附件—

上海规定-关于当前商事审判若干问题的意见

上海案例-增值税发票作为关键证据使用的证明标准

山东规定-合同纠纷审判实践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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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新闻报道能否作为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新闻报道能否作为刑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所谓证据真实性即证据所表达的内容或者证据事实是真实的，不是想象、臆测或者虚构的。对证据真实性要求的原理，即案件事实应当是真实的，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是在案证据，因此，认定案件的证据也应当是真实的。证据真实性，主要指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对证据真实性审查主要是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审查，需充分利用相关生活、司法经验，并遵循一定规则。

1.利害关系规则。言词证据提供人如果与本案处理结果或案件当事人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该关系通常会直接影响言辞的真实性。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自己犯罪行为前，进行激烈思想斗争，反复考量，避重就轻，其内容多带有一定虚假性。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中，案件被害人基于其感性控方立场，在对犯罪嫌疑（被告）人严厉惩罚的报复心理和诉求支配下，常夸大、虚构案件事实；与当事人存在亲、友等关系的证人，其证言带有一定倾向性。

2.生活逻辑规则。刑事案件与一般事件具有逻辑上的同质性，均有一个合乎生活逻辑的发生、发展、高潮到结束的演进过程，都遵循前因后果时间顺序，案件证人，包括犯罪嫌疑（被告人）、被害人，若如实对其所为、所见、所闻陈述，其内容应前后一致，无明显矛盾，观其整体内容应具体、条理、符合生活逻辑。因此，言词证据存在顺序逻辑错误，则其内容真实性存疑；案件证人，包括犯罪嫌疑（被告人）、被害人不能、不愿全面、具体陈述案件全部过程、细节，其言辞真实性是不能确定的，因为对细节的了解系亲历、亲见、亲闻者与其他了解案件者的最明显区别。在某地公安机关办理的一起交通肇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供认其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案件细节供述不清，后经知情人举报，其为肇事司机顶罪。司法实践表明，在大部分诬告陷害案件中，诬告人的陈述不够具体或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存在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3.相互印证法则。某证据内容，如果与其他证据内容吻合，细节一致，则该二证据相互印证，其真实性显著增强。通过印证确认证据真实性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对认定案件事实，确定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均有重要作用。如，在合法取证前提下，以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为线索，取得其他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的内容与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一致，则该犯罪嫌疑（被告）人供述真实性基本可以确认，该“先供后证”印证模式，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广泛应用；共同犯罪中，分别羁押犯罪嫌疑人，排出串供前提下，若其供述在细节上一致，相关犯罪嫌疑人供述内容真实性得到强化；传来证据如果没有原始证据印证，则不能确定其真实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些法官在办案中将新闻报道作为判案的重要或主要证据，且做出所谓公正判决。这些办理案件的法官甚至坦言：根据证据规则，没有禁止性规定认为新闻报道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而且法官在案件中具有个人裁量权。在办案中，法官综合案件的各种情况，认为新闻报道是客观真实的，可以使法庭确信现场情景，认定案件事实并做出判决。对此，我认为不应当一概而论，对于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可证明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对于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不应当作为证据予以采信。虽然一般来说，新闻报道应当遵循真实性、时效性、准确性、简明性。要求每个报道新闻都具有真实性显然是困难的，因为：第一，每个新闻报道的产生其实都是一个了解并认知某个事实的过程，而记者对某个事实的认知过程很可能会受到记者的知识能力、现有的知识水平、主观状态的影响，那么这个认知过程所产生的新闻报道必然具有主观性，从而导致该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存在缺陷。第二，大多数新闻报道的产生都不具有“第一手资料”的要求，这只是理想状态的新闻报道。当某个事实的发生，记者很难第一时间参与该事实，并成为该事实的见证者，记者所了解的事实往往是通过其他人而了解该事实的发生过程及结果，那么记者所获得新闻材料本身由于是“传来”的，记者由于新闻时效性的要求，无法花大量的时间去辨别这些采访所得的“传来”的新闻材料的真实性，因此新闻报道的真实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第三，记者报道新闻，一方面需要“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则需要能够吸引人新闻报道，这就导致记者在报道新闻时要选取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倾向。在现实中，新闻报道的倾向性现象司空见惯，具有倾向性的报道，损害了报道的客观真实性。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有些媒体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扩大影响，不择手段进行各种炒作。一些聘用的记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淡薄，在采访中作风浮夸，缺乏辨别事实真伪的能力，或只顾追名逐利，有意捏造虚假新闻。

因此，可以说，新闻报道由于其本身对时效性、简明性、倾向性等特征，导致其在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缺陷，并且这种缺陷在绝大多数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的。但是某个证据材料能否成为事实，仍应区别对待，对其真实性予以考证，对于有相关证据予以印证，符合一般逻辑规律，并能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应当承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和能力。就新闻联播中关于湄公河枪杀案有关事实的报道，仍需要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否则无法保障期报道的真实性。

第五篇：物价部门车损评估价格能否作为理赔依据

物价部门车损评估价格能否作为理赔依据

2010年10月18日6时10分左右，陈某驾驶的小型轿车沿盐徐高速公路由西向东行驶至97KM+700M处时，撞到由王某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陈某所驾小型轿车侧翻、受损。该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陈某在驾车行驶过程中因疲劳驾驶、疏忽大意，在此次事故中负全部责任。同时，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小型轿车进行鉴定，评估报告载明：该车损坏严重，无修复价值，该车重置价格为10.25万元（含税），实际价值5.6万元，残值为5000元。

另查明，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约定了车损计算方式。该事故车辆在某保险公司（下称“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间自2010年1月8日0时起至2011年1月7日24时止。

陈某以评估报告为依据向保险公司索赔车辆损失5.1万元，保险公司认为车损数额应该按合同约定进行确定，双方协商未果，陈某于是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5.1万元。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车损计算方式，且保险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对该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双方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确定赔偿数额。经计算，车辆损失为4.05万元。

■评析

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纠纷案件中，被保险人通常以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所出具的“价格评估报告”为依据，主张车辆损失数额。在该类案件中，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能否作为车损定损依据成为争议焦点之一。笔者认为，不同情形下应具体分析：

一、在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车损计算方式”且保险公司对该条款予以明确告知的情形下，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不能作为车损定损依据。

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中，保险条款是确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最重要的依据，双方当事人应当按保险条款约定全面、适当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上述案例中，双方所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十六条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如何计算损失额作了约定，保险公司也明确提示投保人阅读该条款。因此，关于对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计算损失额的约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条款，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履行，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双方也应当依据该条款约定计算车损额。

当然，如果被保险人不认可依据合同约定所确定的车损额，则可提出评估申请，要求法院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车辆损失重新作出评估。

二、在合同中并未对“车损计算方式”作出约定的情形下，除非保险公司对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提出异议并申请重新评估，法院应对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价格予以采信。此外有些案件中，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既出具了评估报告，保险公司也依法对车辆损失进行了损失认定，这种情形下，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能否作为认定车损依据争议较大。司法实务中，法院通常以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认定车辆损失。笔者认为，在保险公司对车辆损失不申请重新评估的情况下，法院应当以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认定车损。

■延伸思考

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以交警部门委托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车损所作的评估报告为依据向保险公司理赔，但保险公司对此并不认可，主张以保险公司的鉴定和评估结果为理赔依据，从而引发纠纷。司法实践中，该类保险纠纷案件大量存在。显而易见,无论是交警部门的强制定损，还是保险公司的单方评估都不是科学的做法。在车损险领域,应依法尽快建立一个独立、科学的第三方公估机构,独立进行车辆损失认定，在公平和公正的立场上维护各方利益，从而有效减少该类纠纷。中国保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