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范文大全）

第一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平塘县委党校莫 彬

自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浪潮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国际秩序，包括西方世界的所有国家的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体制在发生着深刻变革。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成当今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的主要行政环境和时代特征。因此，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总体性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行政管理理论为指导，必须建立与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配套的公共行政体制。使政府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优质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党政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就是将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分开。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各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文化组织，同执政党并没有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与执政党在政治运行机制中具的不同职能。执政党实现其领导职能的运行机制应该在人民代表机关内实现。当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制定出来后，并在自己的代表大会获得通过，成为全党的意志之后，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意志，它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在人民代表机关中讨论、审议、表决。经表决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的决策才能成为国家意志，并具体化，条文化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成为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行政依据和司法依据。当前，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2、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公共行政权力体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首先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入手，建立公共行政权力体制，确保政府行政权力建立在法治与规则的框架之内，防止政府权力对市场自治、人民自主与社会自主的不法侵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也将监督工作放在同等重要位置，除加强对实体法监督外，还注重对程序违法进行监督。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作用离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1）完善宪政体制，确立宪法在政府管理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完善宪政体制，确立政府权力界限，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民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确立政府正确行使权利的法律限制，政府必须遵守正当程序原则与依法行政

原则。

（2）进一步细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我国在下一步细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探索新的监督方法与具体监督方式；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行政决策的监督，行使对重大事项的监督权利。

（3）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产生办法，代表管理办法，议事程序。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也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目前，我国选举制度仍存在着很多缺陷和问题。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我国完善选举制度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修改和完善现行的选举法，制定实施选举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第二，完善候选人介绍的办法，在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第三，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第四，调整全国人大代表结构，让更多与基层民众有直接联系的代表进入。第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管理职能体系。

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第一，下放企业的自主权，推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第二，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第三，加大公共支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4、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政府体系。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辩证的统一整体。现阶段通过权力下放建立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的体制。首先，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财政基础。其次，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产品中的作用，发挥地方自主权。再次，要打破地方封锁和行业垄断，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5、精简机构，推行综合管理，建立现代公共行政组织体系。

精简机构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克服指挥机关庞大，部委过多的弊端。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可借鉴当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的大部制经验。大部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处理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国际惯例。如美国政府的内阁部为14个，英国中央政府机构大体在17个左右，德国大致保持15个，日本目前政府内阁为1府12个省厅。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普遍实行大部制，对政府事务实行综合管理，是因其有着强劲的动力和明显的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我们要积极创造推进大部制的条件，加快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6、进行内部创新，将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

中央部委要相应地进行内部机构改革，采取相应措施将事业单位剥离。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推进政府内部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适度分开，改革行政执行体制。决策和执行分开是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是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深刻变革，在实践中起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增加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与回应性的良好效果。

7、适应信息时代要求，构建高效行政组织

在网络经济时代，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以下方面入手，构建高效行政体系。首先，遵循科学的行政组织原则，保持行政组织的精简高效。其次，借鉴新公共

管理改革的成果，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质量与效率。最后，构建知识经济型的行政组织。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应措施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政府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职能。

2、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基础、公共科技、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公共保障职能。

3、实行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打破部门利益，建立平等实施公共管理的政府机构体系。

4、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公共审批制度。

5、转变行政观念，树立政府是公共管理者的观念和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观念。

6、建立衡量公共供求平衡的指标体系，加强对政府管理的定量研究，增加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实证性与科学性。

三、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

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政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1、建立科学行政机构管理，推行行政改变。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要以观念变革为先异，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机构调整为依托，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科学设置市场经济管理机构的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政府机构体系。

2、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律是：在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地方政府自主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

3、改革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机构横向职能交叉不清的现象非常严重，解决政府部门之间关系重要的途径，就是精减机构，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具体作法，①调整机构设置，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推进政府综合管理，实行大部制。②进一步完善双重管理体制和垂直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部门层级关系。③科学管理国有资产与行政部门国有资产，改革机关后勤管理体制。

4、处理好党政机构关系。传统体制症结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就是调整权力结构，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在职能上划清党委和政府的职责范围。在机构设置上，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部门工作由政府去管。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要转变“以党治国”为“党管政府”的正确主张。

5、科学设置综合执法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实行独立机构是一种与职能机构联系密切但又独立于各职能机构之外的机构类型。独立机构依法设立，有特定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有独立的经费预算，有完整的工作程序以及规范的评估标准，专业性强，侧重于执行功能，又称为执法机构。政府独立机构主要依照法律规章，具体承担社会管理工作，执行特定的行政管理任务，履行政府执法管理职能。机构改革就必须实行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科学设置综合执法机构。

6、实行编制法治化。邓小平指出“编制就是法律”。我国党政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自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缺少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

定，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推进行政机构法治化，第一，要尽快制定完善机构编制法规。第二，建立健全编制执法监督制度。第三，增强机构编制管理的约束和监督，增强公共财政预算时机构编制的硬性约束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是辩证统一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要求行政体体改革，要求与之配套；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又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力保证。行政体制的改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党始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们党而向新的历史加快政府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攻坚阶段，我国整个经济正处于战略调整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发挥邓小平理论这个最大思想政治优势，作为我们开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行政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政府建设思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时期执政行政的一系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政府改革，实现科学的行政管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

第二篇：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

健全公务员法规体系是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根本保证。世界各国在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公务员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务员总法规，而且有单项法规和配套的实施细则。各国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为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法治”便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

（一）公务员的管理必须有法可依

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实践表明，仅有《暂行条例》是不够的，仍不足以约束和规范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行为，难以纠正“推公”中的种种偏差和失误。因此，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关键是要在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层次。我国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起草《国家公务员法》的步伐，争取该法案尽早在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其次，逐步健全单项配套法规。对已出台的职位分类、考核、奖励任免、升降、辞职、辞退、培训等单项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还要抓紧对公务员纪律、聘任、监督等内容进行研究，争取在近年内出台法律规定。从而建立起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使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务员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

当公民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就与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职务关系。这样，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是代表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力。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而非个人行为。因此，公务员的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防止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越轨”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使公务员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治行为规范、工作行为规范、廉政行为规范、生活行为规范等内容。

（三）公务员的权益必须有法律保障

为了使公务员忠于职守，国家必须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公务员权益保障体系的内容主要有：

１．职业保障。即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退职或者行政处分”。有了职业保障，公务员才能安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责，而无后顾之忧。

２．经济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除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外，任何机关或领导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履行职责所应有的权力”；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及领导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和权利；有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的权利；有参加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工会的权利。

４．法律救济保障。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或控告。受理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公务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只有具备了职位分类这个“基础”，管理机制这个“核心”，法规体系这个“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较“完善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完善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坚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在邓小平的倡

导下，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两次修改宪法，1988年、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视通过健全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6月他指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旨在”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邓小平认为，没有好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特别使没有健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单靠人治，就可以使坏人任意而行，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他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点论。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完善的法制对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司法制度在党的领导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司法部的设置，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些规定，从这种结构上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建设。

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作了适当修改。同时制定或重新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公正暂行条例》等，这些有关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恢复和走向健全。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的近20年间，党非常重视政法工作，领导人民制定了数百件法律、法规，从而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充实了司法队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备，法院组织体系逐步完善，不仅建立了四级两审终审制的普通法院体系，而且建立起了铁路运输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律师制度也快速发展起来。全国已有11万7千多名律师，9600多家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办理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案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纷止方面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在党重视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我国法治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实现法治，必须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成分发挥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司法在调整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司法对于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惩罚腐败，实现民主与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方面发挥着无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没有科学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无庸讳言，近一个时期，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较为严重。这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同时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要求，为此，必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须看到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审判权和检察权。”十五大的召开，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应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也才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有步骤地推进，惟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体制上、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协调各部门的利益。目前，我们不难发现，各个部门都在进行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式的调整，严格说来并不是司法改革。因为任何一个部门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权责，这就迫切要求党中央统一组织、协调，成立司法改革的专门机构，从整个司法体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树立法院的权威地位与公正形象。法院作为各种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其公正执法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法院在党的领导下独立执法。法院依法审判，只服从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牵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动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公正性以及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法院财政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体制，由国家设立专项经费，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对司法统一的破坏。法院内部也应进行改革，应实行严格的法官资格取得制度、选拔制度、培训机制以及法官职务保障措施与惩戒制度（包括训诫、停职、开除等）。还应进行审判组织改革，完善合议制与独任制，发挥合议庭与独任法官的积极性，实现审者判、判者审的审、判合一，逐步减少乃至废除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裁判案件违反现代诉讼原则的制度。应发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惩戒。

还应重新认识与确立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混淆了三机关尤其是法院与非法院之间的区别。法院之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会纠纷的裁决机构，其中立性、被动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为此，必须区分法院与非法院，应逐步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为公正的象征，为人们所尊崇。为实现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我认为，反是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财产、隐私权的权力应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着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支持公诉，应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指挥、领导，实现追诉效益的最大化，还有改革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抗诉机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应进行检察体制的改革。公安体制的改革应以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以及提高刑事侦查质量为出发点。

律师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我国律师队伍大大壮大，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应进一步发展律师制度，发挥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律师是法治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应正确认识律师的性质，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以及律师组织形式，创造律师依法自由执业的良好环境。

为了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律职业人的认同感，应当实行法律职业一体化。为此，应当改革法学教育制度，促成能够培养并保持高素质司法从业人员的合理机制。具体包括：统一的资格考试制度，即实行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统的职业道德维持制度。

进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现“进口”统一、资格统一。第二阶段，建立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决进修培训标准和业务素质不统一的问题。

第三阶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师的素质保持制度。应逐步形成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机制。为了保证司法官道德品行的养成与持续，维护司法公正，应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务员的标准。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发展，反之，司法工作就会遭到破坏。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司法是在党领导下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工作，但党的领导不是代替司

法机关办案，而是方针、路线、政策的领导。党在领导人民制定出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案，我认为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办案遇到了阻力时，党要帮助司法机关排除阻力，目的同样是保证司法机关办案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党的各级领导要力戒用皮条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响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同时，司法机关在依法办案的过程中，还应执行党在特定时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严打”，当然，执行党的刑事政策不是脱离法律，“从重从快”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从快。所以，正确处理好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党更加重视司法工作，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司法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标一定会实现。

第三篇：行政体制改革

小议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组织对我国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响，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公民社会视野来分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难题难点及有效途径等内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公民社会理论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宽，用邓正拓先生的话说“几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重新崛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分开始凸显。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且是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内部的自组织化趋势明显加快，公民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民间组织兴起，推动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衍变,并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由单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转变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府的管理模式应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多元社会管理主体就是指社会管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市场化组织和公民社会。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会治理者，它必须努力实现与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将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网络，满足公众日趋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会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合在一起，纳入政府的决策过程，提高政府的社会决策水平。而且，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管理，还能激发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闲散资源的整合，加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公民社会可以填补我国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从而形成一个上下互动、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参与的互动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的兴起表明两点：第一，公民深层次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公民正试图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这种组织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但其基本的和明确的目标是影响政府和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监督。而政府只承担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建构和维护制度框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和解决社会冲突等必不可少的职能。

（四）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管理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由于受长期的人治传统和集权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现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带来的危害历史早已证明。同样，历史也证明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缚权力滥用。法治政府不仅仅是意味着有多么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须服从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再好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构建和运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实现分权与权力制约，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实现司法独立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从根本上说，建构和运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规范和制约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公民社会视野中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我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我国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政府还权于公民社会，扩大行政主体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权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国，权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将权力从上级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级政府，从政府外移到社会和市场，这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这一趋势所决定的。

经过三十年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还权的条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的渴望，同时也有这样的能力与基础。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不断通过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府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资源合理配置来实现的。当社会拥有相应的活动权力时，社会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公民参与行政活动也有了合适的心理依靠，这在无形中会使行政主体扩大，而这一行政主体的扩大不仅能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满足公众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能成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顺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会组织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进而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促进实现社会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项改革，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抵制浮夸、浪费的官僚作风，抑制腐败现象；将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社会公共事务转移给公民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公益性、互动性功能，建立体制

机制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创造条件，提供舞台；补给资金财物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制定法律法规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有序的政治参与包括选举投票、助选、公民组织与社会运动，以及与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的个别接触等。当前，拓宽和完善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必须完善原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资源的形成机制。要实现制度内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通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适当增加农村人群和基层群众在各级人大、政协等组织的代表名额，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同时，要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特别是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充分发挥媒体收集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能。

（四）加强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行政，这要求行政机关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责任，以实现国家的职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把政府各项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视。

（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为谁服务、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正确树立为民服务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从而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过贯彻实施大部门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群众打造一个更加高效廉洁、办事得力、服务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够较好解决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问题。“大部门制”改革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 的分立，使“三权”进行分立归属，而不仅仅是把职能相近部门合并。这种“三权”分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整个部门设置中进行专门分工。即部门分别行使三权。二是在大部门内部也有专门分工，分别行使三权。“大部门制”将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它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第二，它能够从体制上和资源上进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门制”根据政府职能业务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门，但权力相互监督的部门不会融合到一个部门里。目前政府行政体系当中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机构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来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在行政管理上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大部门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三，较快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在政府职能转变，而“大部门制”则是侧重改变政府职能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可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国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也是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县通过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突破市管县体制在发展空间上的束缚,从外部对县域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其次，通过“市县分置”可以实现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达到城市独立经营、乡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权分层框架构建和地方政府层次设置的问题,提高财政体制的统筹协调水平和整体运行效率。

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从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位置上退下来，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要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务活动的公开性，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第四篇：WTO对我国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摘要 中国加入WTO后，各个方面都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其中，加入WTO更是给中国行政改革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动力，WTO规则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规范和阶段性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关键词 WTO 行政改革 挑战 动力 目标模式 参考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数次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其中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8次。从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也得到来自外部力量(扩大开放)的促进，但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推动着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行政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国内因素影响较大的话，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将同时受到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是跨(多)国公司，二是超国家经济组织。这两大主力将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1995年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不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规范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其一系列游戏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特别是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要求更严。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就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规则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提出了挑战

（一）、对政企关系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政企分离的原则告诉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在全球性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专门对WTO成员方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了法律认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本国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员国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企业与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政企分开”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这严重地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分布广泛，政府资产大范围地占据着各类经营性行业，甚至还有垄断的现象；二是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诸多内部事务仍受到地方政府较大程度的指挥和干预。中国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规则，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的联系纽带将逐渐被切断，职能部门不仅要平等地对待本国和非本国的企业．而且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也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传统的干部任免体制也将被打破，企业经理必须从企业行政干部体系中剥离出来．政府只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监督权，其他一切权力转交给企业。

（二）、对政府经济职能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非歧视的原则，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为公共行政机构，不能参与WTO[1CJ经济竞争活动，政府对本国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来企业同等对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具体说来，入世后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为人民群众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严格、严密立法，保证各项管理活动，包括宏观调控活动，都有法可依，杜绝政府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调控，要从以往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的管理模式，运用汇率、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四是保护，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

（三）、对政府运作程序提出的挑战。WTO的透明度原则贯穿于各项法律条文中，它提示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员方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各其他成员国它的政策的改变、实施细则，各成员国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现行规则的条约、协定等。防止各成员国间的不公平交易。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曾经承诺中国以后所有的涉外经济法规必须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只能执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内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还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在政策法规的决策方面，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仅决策的程序及相关资料都不公开，而且常常连决策的结果都不公开，许多所渭“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实际上都是公众应当知晓和掌握的信息。显然，我国政府的“透明”程度还远远来达到世贸组织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贸组织必然会对我国的政府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问题提出要求。

（四）、对政府部门本身和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挑战。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应当是 “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政府应当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准的公务员队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队伍，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以及决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入世的要求。一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社会、为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思想。现在的部门每每强调“加强管理”，实际上部是在加强对老百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出台的各项法规也很少设计对部门权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通过法律走私进行“设租”、通过执法行为进行“寻租”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们的政府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准还远远不能适应入世后的客观形势的要求。面对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决策管理、开拓创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标模式与参照路径。

（一）、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目标模式，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

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职能转变已经许多年了，但职能的转变仍然不理想，这其中在92年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太明确导致我们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不明确，而在92年后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按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到底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无法获知也无从参照，只有在改革中试错。当前中国行政体系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当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政治行政相对二分的过程，行政体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极难定位，相应职能也会模糊不清，我们当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依职能定机构，谁定职能？谁能合理界定职能？如果是法定职能，法定职能能做到吗？那么这种界定合理吗？其结果将是对行政效率、行政责任、行政目标的贡献还是阻碍？现实的改革状况是行政机构自定职能、机构和编制，由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自然的经济人倾向，这种对职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国加入了WTO表明我们在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认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具有全球趋同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关于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行为的规则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转变职能提供了参照的目标模式，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应该向WTO规则给定的目标模式转变。

中国加入WTO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在应对WTO挑战进行变革中的教训，加入WTO其实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并且这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没有丝毫的理论的障碍，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诘难，这个过程有现成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这样就相当于为政府的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指引了一条低成本的阶段性变革之路。中国政府要好好利用这一契机，正如朱总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只有政府的职能定位明确了，机构改革才有依据，入世为机构改革也提供了现成的参照，WTO其他成员国为遵循WTO规则而进行的机构改革的经验可资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尤其是肩负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责任的机构的设置可以为我国政府机构时参考和学习。

（二）、加入WTO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导。

目前中国实际行政实践中，许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存在着严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许多行政程序不合理，过于繁杂。比如有的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利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无知，故意刁难以索取好处；故意放纵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以扩大罚款的来源；还有的主管部门经常搞什么评比检查摊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对人（企业或个人）来买单的活动，为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制造麻烦添加成本。正是因为这些过于繁杂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贿受贿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出现，才是恶化或者制约投资环境的真正元凶。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须是公之于众的，并不得任意变更的，更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好恶而随意解释。WTO规则为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设立制定了明确的规范，比如关于进出口许可程序，WTO协议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对于有关进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从管制的货物的清单的公布到变更清单的通知形式和时限，再到发放有效期的规定等都有明确的标准。再如关于司法审查的程序性规定，WTO也给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范，各成员国必须遵守。

加入WTO对中国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机，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提供了阶段性标准。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该或者说必须按照WTO规则对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开透明为公众所知，坚决打破暗箱操作的处境；其次，要简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简便高效；再次，必须依照WTO的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对现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进行改造，大力精简行政审批，对于不得不审批要严格规范。

（三）、加入WTO为行政分权的规范化提供了压力和规范。

WTO规则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贸易与统一实施原则，要求国家的贸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我国目前国家的贸易制度及其他各项制度与政策在全国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门，更严重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土政策盛行，现实中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来商品甚或摊派本地企业的产品给公务员做工资，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我国，存在严重的行政权力的划分的不规范现象，使那些本来不应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权力却由其违规行使了，地方政府违规行使权力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与WTO规则相悖，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WTO规则也给出了有关的规范，例如：在对有关“非关税措施”的规定中规定：“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七条第四款）在贸易制度的实施有关方面规定：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三款）中国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规范的指导。

另外，WTO规则为中国行政分权提供压力和规范的重要一点是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是现行法律规定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包括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的独立的司法审查，要求给于行政相对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济的机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国家行政权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间重新调整。并且还有一点规定：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这些规定都为中国限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分权提供了规范。

（四）、加入WTO为行政主体的重塑提供了压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人才、资本、技术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资与外商进入中国。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或贸易必然还会以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来期望政府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服务，如果我们的公务员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同时由公务员来执行的政府的行为又脱离规范，违背WTO的有关协议，轻则被诉，遭惩罚受制裁，重则人才、资本、技术外逃，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穷，毫无希望。

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具体的服务体现出来，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国家公务员素质的高低。而我们国家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公务员相比还不够高，我们的国家公务员目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的水平的确是不容乐观，现代行政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员不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实际中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人格化的倾向和非规范化的特点。加入WTO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国家公务员加紧学习，学习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的相关知识，学习WTO有关规则，树立为公众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树立廉政高效意识，树立对公众负责的责任意识，提高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个人修养，规范个人行为培养公信力。我们的公务员应该向WTO发达的成员国的公务员学习，学习人家对公众服务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也面临社会公众这样的期望。

加入WTO给中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并为中国行政改革阶段性的目标选择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与规范。参考文献

[1]赵景爱.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山西政报,2001(21):25 [2]郭红杰,李鹏.入世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J].行政与法,2003(02)[3]张茅.在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4]汪慧.加入WTO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0（04）

第五篇：WTO对我国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摘要 中国加入WTO后，各个方面都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其中，加入WTO更是给中国行政改革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动力，WTO规则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规范和阶段性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关键词WTO 行政改革挑战 动力 目标模式 参考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数次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其中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8次。从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也得到来自外部力量(扩大开放)的促进，但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推动着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行政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国内因素影响较大的话，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将同时受到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是跨(多)国公司，二是超国家经济组织。这两大主力将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1995年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不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规范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其一系列游戏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特别是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要求更严。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就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规则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提出了挑战

（一）、对政企关系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政企分离的原则告诉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在全球性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专门对WTO成员方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了法律认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本国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员国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企业与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政企分开”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这严重地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分布广泛，政府资产大范围地占据着各类经营性行业，甚至还有垄断的现象；二是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诸多内部事务仍受到地方政府较大程度的指挥和干预。中国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规则，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的联系纽带将逐渐被切断，职能部门不仅要平等地对待本国和非本国的企业．而且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也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传统的干部任免体制也将被打破，企业经理必须从企业行政干部体系中剥离出来．政府只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监督权，其他一切权力转交给企业。

（二）、对政府经济职能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非歧视的原则，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为公共行政机构，不能参与WTO[1CJ经济竞争活动，政府对本国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来企业同等对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具体说来，入世后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为人民群众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严格、严密立法，保证各项管理活动，包括宏观调控活动，都有法可依，杜绝政府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调控，要从以往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的管理模式，运用汇率、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四是保护，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

（三）、对政府运作程序提出的挑战。

WTO的透明度原则贯穿于各项法律条文中，它提示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员方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各其他成员国它的政策的改变、实施细则，各成员国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现行规则的条约、协定等。防止各成员国间的不公平交易。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曾经承诺中国以后所有的涉外经济法规必须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只能执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内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还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在政策法规的决策方面，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仅决策的程序及相关资料都不公开，而且常常连决策的结果都不公开，许多所渭“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实际上都是公众应当知晓和掌握的信息。显然，我国政府的“透明”程度还远远来达到世贸组织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贸组织必然会对我国的政府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问题提出要求。

（四）、对政府部门本身和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挑战。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应当是 “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政府应当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准的公务员队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队伍，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以及决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入世的要求。一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社会、为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思想。现在的部门每每强调“加强管理”，实际上部是在加强对老百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出台的各项法规也很少设计对部门权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通过法律走私进行“设租”、通过执法行为进行“寻租”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们的政府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准还远远不能适应入世后的客观形势的要求。面对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决策管理、开拓创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标模式与参照路径。

（一）、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目标模式，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

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职能转变已经许多年了，但职能的转变仍然不理想，这其中在92年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太明确导致我们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不明确，而在92年后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按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到底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无法获知也无从参照，只有在改革中试错。当前中国行政体系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当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政治行政相对二分的过程，行政体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极难定位，相应职能也会模糊不清，我们当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依职能定机构，谁定职能？谁能合理界定职能？如果是法定职能，法定职能能做到吗？那么这种界定合理吗？其结果将是对行政效率、行政责任、行政目标的贡献还是阻碍？现实的改革状况是行政机构自定职能、机构和编制，由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自然的经济人倾向，这种对职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国加入了WTO表明我们在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认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具有全球趋同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关于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行为的规则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转变职能提供了参照的目标模式，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应该向WTO规则给定的目标模式转变。

中国加入WTO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在应对WTO挑战进行变革中的教训，加入WTO其实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并且这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没有丝毫的理论的障碍，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诘难，这个过程有现成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这样就相当于为政府的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指引了一条低成本的阶段性变革之路。中国政府要好好利用这一契机，正如朱总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只有政府的职能定位明确了，机构改革才有依据，入世为机构改革也提供了现成的参照，WTO其他成员国为遵循WTO规则而进行的机构改革的经验可资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尤其是肩负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责任的机构的设置可以为我国政府机构时参考和学习。

（二）、加入WTO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导。

目前中国实际行政实践中，许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存在着严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许多行政程序不合理，过于繁杂。比如有的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利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无知，故意刁难以索取好处；故意放纵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以扩大罚款的来源；还有的主管部门经常搞什么评比检查摊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对人（企业或个人）来买单的活动，为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制造麻烦添加成本。正是因为这些过于繁杂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贿受贿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出现，才是恶化或者制约投资环境的真正元凶。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须是公之于众的，并不得任意变更的，更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好恶而随意解释。WTO规则为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设立制定了明确的规范，比如关于进出口许可程序，WTO协议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对于有关进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从管制的货物的清单的公布到变更清单的通知形式和时限，再到发放有效期的规定等都有明确的标准。再如关于司法审查的程序性规定，WTO也给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范，各成员国必须遵守。

加入WTO对中国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机，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提供了阶段性标准。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该或者说必须按照WTO规则对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开透明为公众所知，坚决打破暗箱操作的处境；其次，要简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简便高效；再次，必须依照WTO的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对现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进行改造，大力精简行政审批，对于不得不审批要严格规范。

（三）、加入WTO为行政分权的规范化提供了压力和规范。

WTO规则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贸易与统一实施原则，要求国家的贸易制度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我国目前国家的贸易制度及其他各项制度与政策在全国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门，更严重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土政策盛行，现实中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来商品甚或摊派本地企业的产品给公务员做工资，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我国，存在严重的行政权力的划分的不规范现象，使那些本来不应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权力却由其违规行使了，地方政府违规行使权力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与WTO规则相悖，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WTO规则也给出了有关的规范，例如：在对有关“非关税措施”的规定中规定：“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七条第四款）在贸易制度的实施有关方面规定：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三款）中国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规范的指导。

另外，WTO规则为中国行政分权提供压力和规范的重要一点是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是现行法律规定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包括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的独立的司法审查，要求给于行政相对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济的机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国家行政权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间重新调整。并且还有一点规定：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这些规定都为中国限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分权提供了规范。

（四）、加入WTO为行政主体的重塑提供了压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人才、资本、技术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资与外商进入中国。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或贸易必然还会以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来期望政府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服务，如果我们的公务员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同时由公务员来执行的政府的行为又脱离规范，违背WTO的有关协议，轻则被诉，遭惩罚受制裁，重则人才、资本、技术外逃，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穷，毫无希望。

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具体的服务体现出来，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国家公务员素质的高低。而我们国家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公务员相比还不够高，我们的国家公务员目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的水平的确是不容乐观，现代行政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员不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实际中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人格化的倾向和非规范化的特点。加入WTO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国家公务员加紧学习，学习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的相关知识，学习WTO有关规则，树立为公众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树立廉政高效意识，树立对公众负责的责任意识，提高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个人修养，规范个人行为培养公信力。我们的公务员应该向WTO发达的成员国的公务员学习，学习人家对公众服务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也面临社会公众这样的期望。

加入WTO给中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并为中国行政改革阶段性的目标选择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与规范。

参考文献

[1]赵景爱.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山西政报,2001(21):25

[2]郭红杰,李鹏.入世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J].行政与法,2003(02)

[3]张茅.在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

[4]汪慧.加入WTO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