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第一篇：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管理 刘亚飞 0990202035

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行政机关为适应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变化，提供行政效率，对其组成、体制、权限、活动方式等方面调整和优化的过程。我国共进行了七次行政体制改革，大致可分为调试、转型和创新三个阶段。现在我国正处于第七次行政改革中，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阶段，被称为“第七次革命”。第七次改革是为了使行政体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最彻底的一次改革。

我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寻求的是以开放促进改革，继而以经济体制改革来促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道路。我国现在所进行的第七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强调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加强程序规范，制定法律文件保障改革的有序进行。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路径依赖，我们是在探索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前方的未知让决策者们更习惯于沿袭已走过的成熟的改革方法，由此产生了行政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其次，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人为制度建构的痕迹明显，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行政体制的改革必然会触及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也会对改革产生大的阻力与影响。

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路径依赖，避免制度锁定，我认为政府应该进行范式转换，转变政府职能，更新行政理念，完善理性官僚制，选择马克思韦伯设计的现代理性官僚体制与新的公共管理相融合的范式为新的改革路径，同时要设立动态修正机制，不断纠正路径偏差，避免再次出现制度锁定，在改革的同时也要注重促进社会的发育追寻行政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的协调。

其次，我们要增强改革的动力，客观分析改革动力和阻力的强弱，加强改革宣传，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和支持行政改革的积极性，并且要妥善安排因改革而受到冲击的人员，保障他们的生活，做好改革的善后工作。

第三，一切都离不开利益，改革也同样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很多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行政体制改革是为了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经济想要更快更好的发展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国家开放更大更多的领域让其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民营资本参与进来，这样就必然会触及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解决这个问题，单单依靠某个强势的领导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加强司法的独立性，避免个人制度建构，实现依法治国。

第四，我们要建立良好的绩效管理机制，对改革的成果进行正确的检验和评估，同时完善行政监督体制、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要让新闻媒体参与到监督中来，保障行政体制改革依法有序的进行下去。

第二篇：论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论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公共管理系 09711107 贾萌

摘要： 领导体制是在领导活动中为完成领导职能、实现领导意图所设置的机构体系、运作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的载体。当前，改革我国领导体制中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和内容，对于实现领导活动科学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字：领导体制改革

领导体制是在领导活动中为完成领导职能、实现领导意图所设置的机构体系、运作机制和规章制度的总称，领导体制是领导活动的载体。当前，改革我国领导体制中与社会不相适应的方面和内容，对于实现领导活动科学化，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领导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和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我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中，我国的领导体制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一、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领导体制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从古代社会的原始民主制、中央集权制到现代社会的一长制、民主集中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特别是以民主集中制为代表的现代领导体制，是我国历史上截止目前最为先进的一种领导体制。

但是，领导体制也有个不断完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现今的领导体制虽然是历史上是最为先进的一种体系和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领导体制中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也开始逐步暴露出来，它们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领导职能相互混淆。在当前，我国领导体制中领导职能划分不清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党委，政府，人大这三个机构，它们之间的职能究竟应该如何区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科学严格的说法和做法。再如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的问题，理论上尽管洋洋洒洒多有呼吁，但在体制上这些年一直是似分不分，以至于时至今日我们一方面大力倡导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还仍要以代表党委政府的组织人事部门认可为准。

2、领导权力过于集中。领导权力是领导体制的核心，权力实施以权限划分为前提。权限划分包括党政权限的划分、国家机关横向与纵向权限的划分，以及政府与企业、事业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的划分等。当前，我国领导权限的最大弊端是权力过于集中，即领导权过分集中于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在领导机关和领导部门中，又过于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身上。由于权力下放不足和过于集中，使基层单位和基层群众缺乏工作上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也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在我国，掌权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

3、领导机构高度膨胀。领导机构是实现领导职能的组织实体，是领导体制的组织表现形式，机构设置合理，领导工作才能完整有序地运转，达到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统一。长期以来，我国领导机构尽管历经多次精简，但每一次精简过后又迅速膨胀。因此可以说，在当前，机构臃肿仍然是我们当今领导体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顽症。

4、领导管理严重滞后。这里的“管理”，主要指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管理。我国领导

体制中一直缺乏对领导机关、尤其是领导者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领导者一手遮天，唯权为

大的情况在不少地方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由于领导管理制度严重滞后，以权谋私、贪污腐化

等权力异化现象时有发生，涉及领导者的各类刑事案件无论在职务级别上、案件数量上还是

案件影响上，这几年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5、用人制度缺乏活力。干部人事制度是我国领导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工作活力，提高工作效率，离不开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用人制度改革却远远落后

于社会其它领域的改革，尤其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主体上仍然沿用的是几十年一贯制的做法，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这种社会意见很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公开、公平、公正这些现代用人思想和观念在人事制度上仍然没有成为基本的操作行为。用人制度缺乏活

力会严重挫伤人的积极性，会阻碍人才的正确选拔、培养和使用，对社会经济建设和社会全

面发展的负面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上述弊端，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们没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民主与集

中的关系所造成。民主集中制包含着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

制约，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要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使民主与集中达到相

互呼应。但是，由于我们在领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着把人管得越紧越好，把权握得越死越牢这

样一种极左认识，因而在领导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权力高度集中起来，而现代社会的开

放性特点，客观上却要求扩大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民主化成分，使权力适当分流或下放。

这样一来，我国领导体制中民主不够、集中有余的情况便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来了。

二、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起的领导体制具有三个特征：一是人民的主人地位；二是共产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三是高度集权式的领导和管理。这种领导体制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但也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在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我国领导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

第一，领导体制改革是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治本之策。我国领导体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导致了官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及

家长制和搞特权、特殊化等现象。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一类错误重演，切实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对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第二，领导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要求。我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体制

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需要和

切实保障。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

人的障碍。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大体同步，两者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第三，领导体制改革也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需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社会基层单位的领导体制。

三、如何对我国领导体制改革

对我国的领导体制改革，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着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1.领导体制的宏观层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完善领导职能分工，理顺各种

关系；二是合理设置机构，克服机构臃肿；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制，实行依法治国。

首先，要完善党委、人大、政府三个不同机构的关系。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机构，是我国的不同领导机关，这三者的领导职能和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但三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并不十分明确。党委、人大、政府三者之间关系不明，权力

运行上必然会相互交叉。因此，改革中应该明确：第一，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既是一种领导

关系，也是一种工作关系，党的各项决议和政策要按科学的程序提交人大讨论和建议实施，坚决克服过去那种不讲程序，不尊重人大，使人大仅仅成为“举手机器”、“橡皮图章”的情

况。第二，党委与政府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分工负责的关系，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

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党不要过多地干预政府工作，而应在如何充分发挥监督和保证作

用上下功夫。第三，人大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决策和执行的关系，政府对人大

定期报告工作应成为一种制度，人大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检查不能留于形式。第四，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要进一步加强立法、监督、考稽职能，要逐步创造条件，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范围。在不违背现有法律前提下，加强和完善“普

选制”，逐步扩大对民意代表和政务领导的“直选”范围，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

利。

其次，坚持政企分开。通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国有企业一般的经营自主尽

管已经实现，但政府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情况仍时有发生。政企分开是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政企不分，企业对政府的依附关系就必然存在，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管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所以，政企不分在当前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

题。只有政企真正分开了，政府把属于企业的权力完全交给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

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2.领导体制的微观层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人事制度，二是权力制约

与监督。

首先，在用人制度上，当前应重点抓好这样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在公务员序列之外全

面推行聘任制。二是减少关卡，允许干部自然流动。三是坚决打破论资排辈，实行干部能上

能下。四是增加透明度，体现“三公开”，即除少数特殊职位以外，要把任职岗位、条件、拟选拔对象的情况向群众公开，并接受群众的评议与监督。五是实行竞争式选拔，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达到好中选优。

其次，关于权力制约改革。在政治理论中，权力制约是一条重要的纪律原则。人类政治

史早已证明，权力不受制约必将遭致滥用，而权力一旦滥用，必然会产生政治腐败和作风专

横。因此，为了加强对领导者手中权力的管理，在人事制度上还应把权力制约提到议事日程，通过一系列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实行，把领导者的权力确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权力制约可以从静态与动态两方面进行考察。在静态上主要是从空间结构，即来自社会的各种力量上进行考察。在动态上主要从权力的产生与运行上进行考察，这又包括三个环节：

一是权力获得制约，主要表现为各种不同方式的选举、考试及限任；二是权力运行制约，主

要表现为通过各种规定性限制，使领导者在掌权中不出现权力“越位”的情况；三是权力废

除制约，主要表现为弹劾、罢免和法律惩处。在三个环节上，无论哪种形式的制约都应突出

群众性、社会性、自下而上性，也就是说，权力制约不仅是一种组织或制度制约，更主要的它还是一种群众制约和社会制约。这样，领导者真正置身于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之下，权力滥

用的情况才有可能大为减少。

四、我国领导体制改革应体现四个原则

领导体制改革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我们要坚持以下

四个原则：

第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自然它也是我们进行领导

体制改革的基础和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如果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不加分析地盲目照搬西

方领导体制上的一些做法，改革就会偏离轨道，偏离由我国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政治属性。所

以，我们所进行的领导体制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前提下的改革，离开了这个前

提，改革不可能成功。

第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可见，民主集中制不仅是我国的根本组织制度，也同时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改革我国的现有领导体制，并不是要削弱这一根本的领导制度，而是要更加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民主，实现领导目标与各种社会利益、社会目标相一致的集中。同时，由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还可以使我们的各级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组成团结一致的整体，以保证领导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三，坚持持续稳妥原则。国家的稳定、社会的安定，这是各项事业发展的保证。领导体制改革触及政治上层建筑，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全盘皆输，引起社会不稳，因此，改革必须要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领导，就是改革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离开统一领导，把握不住改革的方向，领导体制改革就会改变性质；所谓有步骤，就是改革部署必须周密考虑统一安排，改革措施分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所谓有秩序，就是在时机和方式上，既大胆又慎重，做到及时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前进。

第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原则。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最本质的内容就是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领导体制的改革，同样要把保证全体人民充分享受政治民主、领导民主，保证人民群众能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改革不能赋予领导者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新的内容，领导者仍然高高在上，颐指气使，那么这种改革就很难获得群众的认可，也不可能真正成功。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21-343.[2]陈丽凤.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的历史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1-136.[3]闫颖.邓小平对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1）:14-18.[4]贺善侃.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关键[J].领导科学，2010:4-6.

第三篇：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

健全公务员法规体系是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根本保证。世界各国在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公务员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务员总法规，而且有单项法规和配套的实施细则。各国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为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法治”便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

（一）公务员的管理必须有法可依

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实践表明，仅有《暂行条例》是不够的，仍不足以约束和规范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行为，难以纠正“推公”中的种种偏差和失误。因此，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关键是要在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层次。我国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起草《国家公务员法》的步伐，争取该法案尽早在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其次，逐步健全单项配套法规。对已出台的职位分类、考核、奖励任免、升降、辞职、辞退、培训等单项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还要抓紧对公务员纪律、聘任、监督等内容进行研究，争取在近年内出台法律规定。从而建立起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使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务员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

当公民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就与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职务关系。这样，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是代表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力。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而非个人行为。因此，公务员的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防止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越轨”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使公务员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治行为规范、工作行为规范、廉政行为规范、生活行为规范等内容。

（三）公务员的权益必须有法律保障

为了使公务员忠于职守，国家必须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公务员权益保障体系的内容主要有：

１．职业保障。即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退职或者行政处分”。有了职业保障，公务员才能安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责，而无后顾之忧。

２．经济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除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外，任何机关或领导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履行职责所应有的权力”；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及领导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和权利；有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的权利；有参加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工会的权利。

４．法律救济保障。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或控告。受理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公务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只有具备了职位分类这个“基础”，管理机制这个“核心”，法规体系这个“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较“完善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完善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坚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在邓小平的倡

导下，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两次修改宪法，1988年、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视通过健全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6月他指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旨在”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邓小平认为，没有好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特别使没有健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单靠人治，就可以使坏人任意而行，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他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点论。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完善的法制对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司法制度在党的领导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司法部的设置，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些规定，从这种结构上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建设。

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作了适当修改。同时制定或重新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公正暂行条例》等，这些有关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恢复和走向健全。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的近20年间，党非常重视政法工作，领导人民制定了数百件法律、法规，从而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充实了司法队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备，法院组织体系逐步完善，不仅建立了四级两审终审制的普通法院体系，而且建立起了铁路运输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律师制度也快速发展起来。全国已有11万7千多名律师，9600多家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办理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案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纷止方面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在党重视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我国法治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实现法治，必须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成分发挥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司法在调整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司法对于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惩罚腐败，实现民主与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方面发挥着无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没有科学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无庸讳言，近一个时期，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较为严重。这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同时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要求，为此，必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须看到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审判权和检察权。”十五大的召开，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应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也才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有步骤地推进，惟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体制上、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协调各部门的利益。目前，我们不难发现，各个部门都在进行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式的调整，严格说来并不是司法改革。因为任何一个部门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权责，这就迫切要求党中央统一组织、协调，成立司法改革的专门机构，从整个司法体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树立法院的权威地位与公正形象。法院作为各种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其公正执法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法院在党的领导下独立执法。法院依法审判，只服从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牵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动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公正性以及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法院财政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体制，由国家设立专项经费，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对司法统一的破坏。法院内部也应进行改革，应实行严格的法官资格取得制度、选拔制度、培训机制以及法官职务保障措施与惩戒制度（包括训诫、停职、开除等）。还应进行审判组织改革，完善合议制与独任制，发挥合议庭与独任法官的积极性，实现审者判、判者审的审、判合一，逐步减少乃至废除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裁判案件违反现代诉讼原则的制度。应发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惩戒。

还应重新认识与确立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混淆了三机关尤其是法院与非法院之间的区别。法院之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会纠纷的裁决机构，其中立性、被动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为此，必须区分法院与非法院，应逐步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为公正的象征，为人们所尊崇。为实现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我认为，反是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财产、隐私权的权力应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着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支持公诉，应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指挥、领导，实现追诉效益的最大化，还有改革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抗诉机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应进行检察体制的改革。公安体制的改革应以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以及提高刑事侦查质量为出发点。

律师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我国律师队伍大大壮大，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应进一步发展律师制度，发挥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律师是法治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应正确认识律师的性质，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以及律师组织形式，创造律师依法自由执业的良好环境。

为了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律职业人的认同感，应当实行法律职业一体化。为此，应当改革法学教育制度，促成能够培养并保持高素质司法从业人员的合理机制。具体包括：统一的资格考试制度，即实行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统的职业道德维持制度。

进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现“进口”统一、资格统一。第二阶段，建立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决进修培训标准和业务素质不统一的问题。

第三阶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师的素质保持制度。应逐步形成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机制。为了保证司法官道德品行的养成与持续，维护司法公正，应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务员的标准。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发展，反之，司法工作就会遭到破坏。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司法是在党领导下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工作，但党的领导不是代替司

法机关办案，而是方针、路线、政策的领导。党在领导人民制定出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案，我认为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办案遇到了阻力时，党要帮助司法机关排除阻力，目的同样是保证司法机关办案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党的各级领导要力戒用皮条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响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同时，司法机关在依法办案的过程中，还应执行党在特定时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严打”，当然，执行党的刑事政策不是脱离法律，“从重从快”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从快。所以，正确处理好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党更加重视司法工作，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司法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标一定会实现。

第四篇：行政体制改革

小议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组织对我国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响，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公民社会视野来分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难题难点及有效途径等内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公民社会理论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宽，用邓正拓先生的话说“几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重新崛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分开始凸显。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且是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内部的自组织化趋势明显加快，公民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民间组织兴起，推动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衍变,并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由单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转变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府的管理模式应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多元社会管理主体就是指社会管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市场化组织和公民社会。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会治理者，它必须努力实现与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将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网络，满足公众日趋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会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合在一起，纳入政府的决策过程，提高政府的社会决策水平。而且，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管理，还能激发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闲散资源的整合，加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公民社会可以填补我国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从而形成一个上下互动、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参与的互动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的兴起表明两点：第一，公民深层次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公民正试图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这种组织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但其基本的和明确的目标是影响政府和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监督。而政府只承担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建构和维护制度框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和解决社会冲突等必不可少的职能。

（四）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管理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由于受长期的人治传统和集权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现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带来的危害历史早已证明。同样，历史也证明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缚权力滥用。法治政府不仅仅是意味着有多么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须服从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再好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构建和运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实现分权与权力制约，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实现司法独立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从根本上说，建构和运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规范和制约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公民社会视野中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我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我国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政府还权于公民社会，扩大行政主体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权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国，权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将权力从上级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级政府，从政府外移到社会和市场，这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这一趋势所决定的。

经过三十年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还权的条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的渴望，同时也有这样的能力与基础。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不断通过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府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资源合理配置来实现的。当社会拥有相应的活动权力时，社会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公民参与行政活动也有了合适的心理依靠，这在无形中会使行政主体扩大，而这一行政主体的扩大不仅能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满足公众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能成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顺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会组织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进而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促进实现社会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项改革，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抵制浮夸、浪费的官僚作风，抑制腐败现象；将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社会公共事务转移给公民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公益性、互动性功能，建立体制

机制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创造条件，提供舞台；补给资金财物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制定法律法规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有序的政治参与包括选举投票、助选、公民组织与社会运动，以及与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的个别接触等。当前，拓宽和完善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必须完善原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资源的形成机制。要实现制度内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通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适当增加农村人群和基层群众在各级人大、政协等组织的代表名额，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同时，要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特别是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充分发挥媒体收集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能。

（四）加强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行政，这要求行政机关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责任，以实现国家的职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把政府各项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视。

（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为谁服务、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正确树立为民服务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从而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过贯彻实施大部门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群众打造一个更加高效廉洁、办事得力、服务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够较好解决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问题。“大部门制”改革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 的分立，使“三权”进行分立归属，而不仅仅是把职能相近部门合并。这种“三权”分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整个部门设置中进行专门分工。即部门分别行使三权。二是在大部门内部也有专门分工，分别行使三权。“大部门制”将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它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第二，它能够从体制上和资源上进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门制”根据政府职能业务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门，但权力相互监督的部门不会融合到一个部门里。目前政府行政体系当中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机构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来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在行政管理上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大部门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三，较快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在政府职能转变，而“大部门制”则是侧重改变政府职能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可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国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也是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县通过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突破市管县体制在发展空间上的束缚,从外部对县域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其次，通过“市县分置”可以实现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达到城市独立经营、乡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权分层框架构建和地方政府层次设置的问题,提高财政体制的统筹协调水平和整体运行效率。

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从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位置上退下来，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要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务活动的公开性，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第五篇：论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中进一步强调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进一步阐述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充分肯定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全面分析了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1]

文化体制改革的首要价值，是实践、丰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体系。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建设实践，我们逐渐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培育“四有”公民，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去粗取精，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体制改革的进行，正是对这些思想的积极实践，同时也是对这些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我国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固然成果丰硕，但就文化学意义上的建树而言，并不理想。政府主管部门一度重视的是文化的政治功能，或者经济效益（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便是其典型思路）。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论著，往往重视的是文化的起源和性质、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分类、文化的动力等等，而轻视甚至忽视了文化管理、文化环境、文化主体、文化秩序、文化市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等问题。从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建设的角度看，文化体制改革所面对并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理论的丰富。

文化体制改革的又一理论价值，是深化了人们对于文化生产力的认识。文化是生产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从党的十五大以来的明确认识，而这两年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经营性文化单位和公益性文化单位，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文化单位和意识形态属性不强的文化单位，从而按照不同需求发展文化，是文化体制改革带给人们的明晰认识。同时，也是对过去很长时期把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的认识的一种超越，一种进步。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在这场变革中，文化建设，特别是文化产业的振兴，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力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落实和保障。我们要正确、全面地理解新形势下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现实意义，我体会主要应把握以下五点：

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促进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有利于拉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有利于扩大就业和创业。我们必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培育大批合格文化市场主体，构建健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进一步扩大内需、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迫切需要。我们必须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增强经济发展中文化含量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激发文化发展创新的活力，为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提高文化领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只有实现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才能为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我们必须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大力推进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利用先进技术培育、发展和传播先进文化。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拓展国际发展空间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力度，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大力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以上认识是基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形成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我国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那就是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基本思路。一方面，按照“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以基层为重点，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方针，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公益性、均等性、基本性和便利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的要求，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消费需求。这个思路，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形成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出发得出的结论，充满了辩证法。前一段有文章议论所谓“中国文化的产业化和市场化问题”，我要明确地说，这个提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存在整个文化被市场化的问题。在实践中，我们要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加快构建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同时，大力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拉动居民文化消费，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