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五篇范例）

第一篇：行政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行政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

2012-10-01 第03版：思想理论

作者：汪玉凯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493

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自从 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2020年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战略目标之后，有关行政体制改革问题，就成为本届政府始终不懈的一个改革重点。经过四年多的努力，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用科学发展观引领经济发展，通过政府改革，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因此，尽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在中央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的方针下，国务院尽快出台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使我国的经济在全球危机中率先走出谷底，并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在此过程中，通过政府的相关改革，在保增长、保就业、保稳定的同时，加快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步伐。

二是按照大部制的思路，整合政府，优化政府的组织结构。从2008年开始，本届政府先后在国务院以及地方政府推行了大部制改革。国务院虽然只推出了5个大部，但应该说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地方的大部门制改革中有明显的突破，如广东的顺德和杭州的富阳。特别是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试点，将原来党政41个机构整合为16个，形成了党政统筹的组织架构，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以及党政一体的高效运转机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顺德的改革模式，已经在广东的其他一些地方得到了推广。

三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关系，在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本届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思路，归并政府的职能，尽量做到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管理，避免职能交叉、重叠，遏制政出多门和多头管理。通过改革，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使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得到了加强，加快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在解决民众普遍关心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本届政府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几年来，经过数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事项大大减少，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的规范性、公开性等也大大提高。特别是全国2800多个行政服务中心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许多行政服务中心集服务、管理、资源整合于一体，大大提高了行政服务中心的综合服务能力。

四是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2008年我国制定实施了政务信息公开条例。随着这一法规的贯彻和实施，我国政府信息公开被提上了重要议程。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各种形式，强化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在全国的许多地方，都加快了阳光政府建设步伐，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伴随网络问政、政务微博的崛起，极大地调动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并在监督公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优化纵向行政层级结构。从2008年以来，本届政府大力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在全国近一千个县推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并选择了一些地方同时进行行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试点。通过改革，提高了县域政府的财政能力，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一体化步伐。

六是制定事业单位改革总体方案，并逐步在全国启动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在我国长期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事业单位改革将成为继党政机构、国有企业改革之后最大规模的一场改革，将涉及3000多万人的切身利益。本届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制定了事业单位整体改革方案，并计划在2015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在此基础上，再推进事业单位内部人事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养老保障制度以及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从2009年起，中央就选择一些地区进行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试点。目前分类改革已经全面启动。

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在充分肯定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方面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六个方面。

一是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过多，强政府的格局没有实质性改变。这与我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后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极不相符。不少地方仍然过多地运用行政权力配置社会资源，使市场配置资源的空间被大大挤压、甚至被边缘化。二是政府结构不合理，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助长了部门利益，行政成本过高。2008年后虽然我们用大部门制的方式，对政府部门进行了整合，但整体上看，成效有限。政府部门设置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整合的空间依然很大。特别是管理经济、社会等领域的问题尤为突出。政府结构不合理，还包括纵向的行政层级过多，没有使纵向行政层级扁平化，同时，行政区划调整、城市的设置和管理，都不能适应城乡一体化战略的推进和要求。

三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特别财政关系没有理顺，地方的土地财政走到尽头。这些年围绕土地征用、拆迁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究其原因，与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有很大关系。而土地财政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又与中央与地方不合理的财政关系有关。特别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被提上重要日程后，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不能合理配置，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四是公权力的行使有效控制不足，政府自身改革明显滞后，法治政府建设中“治官”的作用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尽管这些年来中央反对腐败的力度很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这些年来，围绕公权力的行使形成的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力，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并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另外，公众对三公消费的不满、对官员财产公开的期待，都折射出对公权力的治理已经到了一个十分迫切的地步。

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

按照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党的十八大后，行政体制改革无疑将成为整个改革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解决三大关键问题：一是公共治理的模式转变与政府结构的优化。二是公权力的运行和控制。三是官员选拔过程中党员和公众发挥作用的制度性提升。具体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继续推进大部制改革，对政府的横向部门设置，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进行更大的整合，使政府的部门设置更加科学合理。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后，首先要集中精力制定出新一轮大部制推进的整体框架，明确改革的思路和方向，首先对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从组成部委、直属机构到办事机构等，都要进行一次比较大的整合和重构，把长痛变为短痛，使其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避免频繁折腾。其重点应解决部门分工过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过于分散，决策、执行、监督功能不能有效分离等。

二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的权力，转变传统的强政府治理模式。通过理顺、剥离、转移等方式，对政府的微观职能进行大刀阔斧的削减或转移、下放，降低市场的门槛，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强政府的格局，使其回归到一个理性的状态，真正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者的多元治理结构。

三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特别是财政关系，给地方、基层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事权、财力不匹配、不合理的格局，按照各级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责，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和义务，并通过开辟新的税源，结束已经走到尽头的地方土地财政。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之逐步走向法制化轨道，要最大限度缩小专项财政转移的项目，从根本上杜绝“跑部钱进”这一顽疾。

四是进一步提高政府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通过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加大阳光政府建设的力度，使公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采取断然措施，清除和抑制灰色权力地带的蔓延和肆虐，对灰色权力、灰色资本、灰色暴利进行坚决清除。要启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的改革，可以先在新提拔的官员中实行这项改革，包括新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此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五是加快省直管县改革，调整行政区划，改变城市的治理。要把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与调整行政区划、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加快城乡一体化战略有机结合，实现纵向行政层级扁平化。同时要改变传统的城市设置和管理的模式，尽量依法设立，强化市的自主管理权，淡化市的行政级别，不断探索城市的设置、管理的新模式。

六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步伐。其中最主要包括：进一步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建立严格的官员问责制，通过法治政府建设，加大治官的力度。要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民生。与此同时，要加快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善，无论在党内还是人代会，都要实行普遍的差额选举制度，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问题，让人民群众在官员的选拔、监督、评价过程中，有更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

第二篇：2014行政体制改革

2014行政体制改革推进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关键环节。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在报告提出的若干重要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列在最前面，凸显出这项改革的重要性。2014年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抓好

2014年简政放权的力度不能减，要一鼓作气，尽量往前赶，争取把本届政府减少1/3审批事项的目标任务，在今年大部分完成。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不仅看数量，还要重质量，要把那些含金量高的、管用的，能真正激发市场活力的直接放给市场、放给企业。特别要

要全面清理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现在国务院部门实施的非行政许可审批还有405项，地方政府可能更多。这些非行政许可审批，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主要是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有关部门认为需要管理，就用红头文件来规定。还有省级政府部门、市县级政府，按规定没有行政审批设定权，也用“红头文件”设定了许多管理事项。2014年要对各类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各级政府用红头文件设置实施的管理事项进行全面清理，原则上一律取消。确需保留的，要按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和规定程序，经过严格论证，调整为行政许可。今后不许再设置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凡增加公民、法人

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一律向社会公开，依法规范管理，接受社会监督。对那些反映多、意见大、又不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还是要继续取消下放。除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实际上这也是向“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步推进，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开展投资和经营活动。而对政府来说，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不能随意干预市场和企业经营。还要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过程的管理，尽量简化程序。国务院部门也要逐步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

今年要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落实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实行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由其对缴纳出资情况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制度。注册公司时股东（发起人）只需向政府工商管理机关登记认缴的出资总额或股东认购的股本总额，作为企业的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首次出资比例

二是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通过改革，除涉及国家安全、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外，不再实行先主管部门审批、再工商登记的制度，商事主体向工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即可从事一般生产经营活动。对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持营业执照和有关材料向主管部门申请许可。由于许多前置性审批是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

三是将企业检验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企业按制度在规定期限内将规定的内容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报送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企业对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对企业报告公示的内容进行抽查。一旦发现企业报告不真实，就要依法予以处罚。还要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和黑名单

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取消下放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后，必须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减少了事前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就要跟上。长期以来，政府管理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一说到管，就想设置行政审批。另一突出问题是，日常监管不到位，一出问题就搞“突击”监管，搞“大检查”，而且查谁不查谁、罚谁不罚谁、罚多还是罚少，随意性很大。再就是一说加

要把监管职能履行到位，必须对监管方式进行改革，要创新监管方式，建立一套科学监管的规则和方法，防止走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抽查制度、对问题和责任的追溯制度。有了科学的监管规则和机制，具体的监管执行特别是需要专业技术的监管工作，委托第三方、用购买服务的形式去做。这样就可以解决政府监管力量特别是专业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现在我们对违法的处理过轻，起不到真正的惩罚和警戒作用，这一方面也要改革。要让违法者无利可图，有的一次违法，可能终身不能在这个领域从业。把这样一套监管制度、规则和机制建立健全起来，可以显著提高政府监管的效能，降

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要紧紧围绕职能转变这个核心，严控机构编制，确保总量不突破。为此要把握好两条硬杠杠：一是对机构设置实行总额限制，二是确保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对于加强的职能，合理的增编要求要满足，但必须在严控总量的前提下，通过盘活存量调剂解决。在这个前提下，要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创新，推进机构编制结构优化。中国地方大，各地差异也很大。在严控机构编制总量的前提下，要给各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调整优化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鼓励地方大胆探索创新，使不同层级、不同地区政府，特别是市、县政府，能够根据当地实际和履行职能的需要，推进职能转变，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综合设置机构，实行大部门制，提高行政效能。还要通过改革实行编制实名制管理，从制度和管理上解决在编不在岗、“吃空饷”、虚报冒领工资等问题。

事业单位改革也要有新思路。新思路的核心就是逐步建立购买服务的机制，政府花钱为老百姓买服务，养事但尽量少直接养人、少养机构，进而努力做到不直接养人、不养机构，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实现社会化、市场化。按照这个思路，大量事业单位都可以逐步社会化，办成非营利机构。特别是凡适合购买服务的，首先就应当走这条改革道路。对现有事业单位，即存量部分，要积极稳妥地逐步改、实行预算管理；对新增公共服务事项，即增量部分，适合购买服务的就一步改到位，不再增加机构和人员。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大量事务性管理工作，也可逐步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给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企业承办。改革后，政府可与这些机构建立新型合作或契约关系，同时也可以招标、承包、委托等方式向营利性的企业购买服务，也就是说，营利性企业也可以承办非营利性公共服务项目。这样就可以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增加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选择性，提高服务质

第三篇：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

健全公务员法规体系是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根本保证。世界各国在建立和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公务员的立法，不但制定有公务员总法规，而且有单项法规和配套的实施细则。各国都把是否“依法用人治事”作为现代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法治”便没有现代公务员制度。

（一）公务员的管理必须有法可依

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六年多的实践表明，仅有《暂行条例》是不够的，仍不足以约束和规范推行公务员制度的行为，难以纠正“推公”中的种种偏差和失误。因此，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关键是要在公务员法制建设方面取得进展。

首先，要提高立法层次。我国应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起草《国家公务员法》的步伐，争取该法案尽早在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实施。其次，逐步健全单项配套法规。对已出台的职位分类、考核、奖励任免、升降、辞职、辞退、培训等单项法规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还要抓紧对公务员纪律、聘任、监督等内容进行研究，争取在近年内出台法律规定。从而建立起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公务员管理体系。使国家对公务员的管理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公务员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

当公民通过法定程序进入公务员队伍后，就与国家行政机关建立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职务关系。这样，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是代表国家在行使行政权力。从事社会事务的管理。而非个人行为。因此，公务员的行为必须用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防止公务员手中的权力“越轨”避免侵害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使公务员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始终为公共利益服务。公务员的行为规范包括政治行为规范、工作行为规范、廉政行为规范、生活行为规范等内容。

（三）公务员的权益必须有法律保障

为了使公务员忠于职守，国家必须对公务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公务员权益保障体系的内容主要有：

１．职业保障。即公务员“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退职或者行政处分”。有了职业保障，公务员才能安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责，而无后顾之忧。

２．经济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劳动报酬和享受保险、福利待遇”的权利。除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外，任何机关或领导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国家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

３．政治权益保障。即公务员有“获得履行职责所应有的权力”；有对国家行政机关及领导者提出批评和建议和权利；有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的权利；有参加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工会的权利。

４．法律救济保障。国家公务员对于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可向上级行政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提出申诉或控告。受理机关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对公务员处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负责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对公务员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负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只有具备了职位分类这个“基础”，管理机制这个“核心”，法规体系这个“保障”，才能算得上是比较“完善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司法体制改革完善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坚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在邓小平的倡

导下，党和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1982年两次修改宪法，1988年、1993年两次修改宪法，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邓小平同志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邓小平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十分重视通过健全法制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1979年6月他指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健全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旨在”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促使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邓小平认为，没有好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特别使没有健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单靠人治，就可以使坏人任意而行，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因此，他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可以说，邓小平依法治国理论的核心就是：“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两点论。正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完善的法制对于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意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司法制度在党的领导下，1979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恢复司法部的设置，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这些规定，从这种结构上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建设。

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作了适当修改。同时制定或重新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公正暂行条例》等，这些有关司法制度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司法制度的恢复和走向健全。

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五大的召开的近20年间，党非常重视政法工作，领导人民制定了数百件法律、法规，从而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充实了司法队伍，司法制度也逐步完备，法院组织体系逐步完善，不仅建立了四级两审终审制的普通法院体系，而且建立起了铁路运输法院、军事法院等专门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律师制度也快速发展起来。全国已有11万7千多名律师，9600多家律师事务所。司法机关办理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案件，维护了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以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法院在定纷止方面发挥了空前的作用，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大大增强，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有这些都是在党重视司法工作以及司法制度建设的条件下取得的。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提出到2010年，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对宪法进行修改，将邓小平理论、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我国法治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为了实现法治，必须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成分发挥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司法在调整生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司法对于维护国家与社会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惩罚腐败，实现民主与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方面发挥着无以代替的保障作用。没有科学完善的司法制度，法治只是空中楼阁，无法实现。

无庸讳言，近一个时期，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较为严重。这既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转型时期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同时也有司法制度不健全、存在缺陷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建立以及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现行的司法制度在某些方面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的要求，为此，必须改革完善司法制度，必须看到进行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进行审判权和检察权。”十五大的召开，为司法改革指明

了方向，而司法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司法公正，推行司法改革应坚持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司法改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的司法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明确的目标，也才能保证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有步骤地推进，惟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从体制上、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协调各部门的利益。目前，我们不难发现，各个部门都在进行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式的调整，严格说来并不是司法改革。因为任何一个部门不能改革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权责，这就迫切要求党中央统一组织、协调，成立司法改革的专门机构，从整个司法体制上加以改革。

在推进司法改革过程中，必须树立法院的权威地位与公正形象。法院作为各种社会纠纷的裁判者，其公正执法是维护法律尊严，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石，法院在党的领导下独立执法。法院依法审判，只服从法律，目前，法院受地方政府的牵制太多，致使司法活动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公正性以及党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法院财政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体制，由国家设立专项经费，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驱动对司法统一的破坏。法院内部也应进行改革，应实行严格的法官资格取得制度、选拔制度、培训机制以及法官职务保障措施与惩戒制度（包括训诫、停职、开除等）。还应进行审判组织改革，完善合议制与独任制，发挥合议庭与独任法官的积极性，实现审者判、判者审的审、判合一，逐步减少乃至废除审判委员会听取汇报裁判案件违反现代诉讼原则的制度。应发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优势，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以及对违反职业道德的惩戒。

还应重新认识与确立公检法之间的关系。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混淆了三机关尤其是法院与非法院之间的区别。法院之为法院，就在于它是社会纠纷的裁决机构，其中立性、被动性是其公正司法的前提，是实现法治的根本保证。为此，必须区分法院与非法院，应逐步树立法院的公正形象，使法院成为公正的象征，为人们所尊崇。为实现司法制度的民主化，需要重新配置国家权力，我认为，反是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财产、隐私权的权力应由法院行使，防止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侵犯公民宪法权利。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着重对职务犯罪的侦查以及对所有刑事案件的审查起诉与支持公诉，应加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指挥、领导，实现追诉效益的最大化，还有改革完善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抗诉机制。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应进行检察体制的改革。公安体制的改革应以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以及提高刑事侦查质量为出发点。

律师制度是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我国律师队伍大大壮大，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应进一步发展律师制度，发挥律师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律师是法治社会中的重要力量，应正确认识律师的性质，改革律师管理体制以及律师组织形式，创造律师依法自由执业的良好环境。

为了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律职业人的认同感，应当实行法律职业一体化。为此，应当改革法学教育制度，促成能够培养并保持高素质司法从业人员的合理机制。具体包括：统一的资格考试制度，即实行法官、检察官律师资格统一考试；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系统的职业道德维持制度。

进行司法教育改革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实现“进口”统一、资格统一。第二阶段，建立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解决进修培训标准和业务素质不统一的问题。

第三阶段，建立、健全和完善司法官和律师的素质保持制度。应逐步形成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的机制。为了保证司法官道德品行的养成与持续，维护司法公正，应提高司法官待遇（薪俸等），使之高于一般公务员的标准。

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领导，我们的司法工作就能健康发展，反之，司法工作就会遭到破坏。在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关系。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司法是在党领导下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工作，但党的领导不是代替司

法机关办案，而是方针、路线、政策的领导。党在领导人民制定出反映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后，司法部门严格依法办案，我认为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在司法机关办案遇到了阻力时，党要帮助司法机关排除阻力，目的同样是保证司法机关办案不受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干预。党的各级领导要力戒用皮条子、打招呼的形式去影响司法机关的办案活动。同时，司法机关在依法办案的过程中，还应执行党在特定时期不同的刑事政策，例如，像目前的“严打”，当然，执行党的刑事政策不是脱离法律，“从重从快”必须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在法律规定的办案期限内从快。所以，正确处理好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也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党更加重视司法工作，重视司法制度的建设。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司法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司法公正目标一定会实现。

第四篇：行政体制改革

小议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近些年兴起的公民社会及其相关组织对我国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影响，是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重点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公民社会视野来分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难题难点及有效途径等内容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我国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会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公民社会理论于近一、二十年间的复兴与拓宽，用邓正拓先生的话说“几乎形成一股可以被称之为全球性的‘公民社会思潮’”。[2]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重新崛起，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分开始凸显。究其原因即在于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而且是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内部的自组织化趋势明显加快，公民的主体意识逐步增强，民间组织兴起，推动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衍变,并对我国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一）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由单元的管理模式向多元的治理模式转变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政府的管理模式应向多元管理主体转变。多元社会管理主体就是指社会管理的主体既包括在社会管理中一直承担主导角色的政府，也包括这些年逐渐凸现出来的作为政府重要补充力量的市场化组织和公民社会。政府不再是惟一的社会治理者，它必须努力实现与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的共同治理。政府应该通过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将民间力量释放出来，整合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形成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治理的网络，满足公众日趋多样

化、个性化的需求。

（二）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的治理模式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相互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会把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不同的社会力量集合在一起，纳入政府的决策过程，提高政府的社会决策水平。而且，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管理，还能激发公众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通过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闲散资源的整合，加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公民社会可以填补我国政府管理功能上的不足，从而形成一个上下互动、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的合作模式。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建立政府与公民参与的互动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的兴起表明两点：第一，公民深层次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公民正试图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行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第二，公民在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政治目的和相同的利益正在结成持久性的集团组织。这种组织可能致力于非常特殊的利益，也可能致力于广泛的公共问题，但其基本的和明确的目标是影响政府和社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性；要求政府改变原来的“包办一切”的管理模式，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与民共治，并在一切可能的范围实现公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监督。而政府只承担维护国家内外安全，建构和维护制度框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调节收入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和解决社会冲突等必不可少的职能。

（四）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政府管理从人治向法治转变

由于受长期的人治传统和集权体制的影响，我国的政府管理中人治现象仍十分普遍。人治所带来的危害历史早已证明。同样，历史也证明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只有法治方能有效束缚权力滥用。法治政府不仅仅是意味着有多么完备的法律体系，更关键的是意味着宪法法律至上。一切政府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框架，都必须服从于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任何权力可以不受法律的制约，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否则，再好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构建和运行法治政府，就是要实现分权与权力制约，就是要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实现司法独立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从根本上说，建构和运行法治政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规范和制约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公民社会视野中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针对我国历次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依据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趋势，我国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政府还权于公民社会，扩大行政主体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着力点

权力是行政的保障和后盾，在我国，权力的重新配置主要是将权力从上级政府合理下放到下级政府，从政府外移到社会和市场，这是由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发展这一趋势所决定的。

经过三十年政治与行政体制的不断改革，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还权的条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既有拥有相应的社会权力的渴望，同时也有这样的能力与基础。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不断通过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府体制，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资源合理配置来实现的。当社会拥有相应的活动权力时，社会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具有了相应的合法性基础，公民参与行政活动也有了合适的心理依靠，这在无形中会使行政主体扩大，而这一行政主体的扩大不仅能分担政府的部分职能，满足公众日趋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更能成为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生力量，使改革更加迅速和顺利。

（二）大力培育公民社会组织，加强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合作是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力量之源

公民社会组织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有利于加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话、沟通、协商，进而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协作机制。促进实现社会自律和自治，可以支持政府的各项改革，对政府实行民主监督，抵制浮夸、浪费的官僚作风，抑制腐败现象；将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社会公共事务转移给公民社会组织，发挥公民社会组织公益性、互动性功能，建立体制

机制为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创造条件，提供舞台；补给资金财物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制定法律法规为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三）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公民参与机制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政治参与是旨在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普通公民的活动。有序的政治参与包括选举投票、助选、公民组织与社会运动，以及与人民代表和政府官员的个别接触等。当前，拓宽和完善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必须完善原有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公民享有制度资源的形成机制。要实现制度内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通畅，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一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要适当增加农村人群和基层群众在各级人大、政协等组织的代表名额，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让广大群众更好地参与管理基层公共事务；二是改革和完善信访制度，严格执行信访回复制度，推行信访受理责任制和失职责任追究制度；三是要完善立法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监督制度。同时，要发挥大众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作用，特别是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层次、多渠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充分发挥媒体收集信息、引导舆论和社会监督的职能。

（四）加强依法行政是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建设法治政府是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必然选择。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必须依法行政，这要求行政机关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力和承担责任，以实现国家的职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要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强化法治观念，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决策、依法处理问题，既不失职，又不越权，把政府各项行政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一步健全法制，特别要重视那些规范和监督权力运行的法律制度建设。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这充分表明了政府对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视。

（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加快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可以有效地解决政府为谁服务、谁来服务、服务什么和怎样服务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正确树立为民服务理念，在政务活动中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的需要，做到保障民权、尊重民意、关注民生、开发民智。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从而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体制。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就是通过贯彻实施大部门行政管理体制，为人民群众打造一个更加高效廉洁、办事得力、服务到位的人民政府。首先它能够较好解决职能交叉和职责不清问题。“大部门制”改革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 的分立，使“三权”进行分立归属，而不仅仅是把职能相近部门合并。这种“三权”分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府整个部门设置中进行专门分工。即部门分别行使三权。二是在大部门内部也有专门分工，分别行使三权。“大部门制”将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它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第二，它能够从体制上和资源上进行必要的整合。“大部门制”根据政府职能业务的共性和重合性合并一些部门，但权力相互监督的部门不会融合到一个部门里。目前政府行政体系当中突出的问题是政府行政机构偏多，行政效率低下。近年来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在行政管理上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大部门制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第三，较快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过去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在政府职能转变，而“大部门制”则是侧重改变政府职能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可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角色定位，彻底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我国正在推行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也是向服务型政府迈进的重要一

步。首先，省直管县通过调整省以下财政体制。突破市管县体制在发展空间上的束缚,从外部对县域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其次，通过“市县分置”可以实现城乡合治向城乡分治的转变,达到城市独立经营、乡村自我治理的目的,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和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还有，实施省直管县改革,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权分层框架构建和地方政府层次设置的问题,提高财政体制的统筹协调水平和整体运行效率。

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从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位置上退下来，成为经济发展方向的指引者、经济关系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要不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政府要逐步形成有效制度安排，依法规范和约束行政行为，健全民主决策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和政务活动的公开性，建立健全群众监督和参与机制。

第五篇：浅析中美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浅析中美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的认识

[摘 要] 行政管理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在行政创新方面有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存在不少教训，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创新作比较，得出二者之间的优势和差距，有利于探讨我国行政管理创新的方向和途径。

[关键词] 行政体制改革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年伟大历程,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2年开始大致每隔5年进行一次,经历了六次大的改革。整体上看,却始终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1]将中美行政体制改革进行比较，发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展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方向。

一、中美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我国和美国现今已是位居世界前两名的经济大国，在全球活动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将我国和美国的行政体制比较，发现二者之间的优势和差距，有利于探讨我国行政管理创新的方向和途径。

第一，改革的经济条件不同。美国是从1980年代后开始实施行政管理的。这时美国早已加入了关贸总协定(GATT)，即世贸组织的前身。也就是说，他在进行行政体制创新时，不必再刻意考虑与关贸总协定接轨的问题。[2]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则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前进行的。我国政府机构早在建国初期就开始了，已进行了七次。我国建国以来的前四次政府机构改革全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后三次改革虽已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大门，甚至已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未加入世贸组织。原来的许多改革还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第二，改革的起点不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与美国政府再造的起点也不同。美国政府再造主要是解决政府应如何做的问题，而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应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做什么，即理清政府的职能的问题。

第三，改革的视角不同。美国的行政体制创新，都是从多个方面和多制度进 1

行改革的。即不仅改革机构设置、内部结构，调整、精简人员，而且从行政管理方式、方法，行政管理制度等都进行全面的改革。而我国政府机构的视角则比较单一。

第四，改革的效果不同。美国政府近几年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都落到了实处。即进行了实质性的精减。比如，美国联邦政府就精减去40%的人员，被裁减雇员绝不可能变相地享受政府财政上的薪金支出。同时运用“赎买政策”使一大批雇员离开政府重新择业。美国政府对相当数量需要裁减的公务员给予一次性补贴，鼓励其离开政府，重新择业。平均每人补助2.5万美元。[3]这就真正做到了减员减少费用支出。而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则是减员不减少费用支出，甚至还要增加费用。我国减下的人员大多数仍在吃“皇粮”。因为被减人员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分流到下级政府或事业单位，照样吃“皇粮”。

从比较中可以得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还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的问题。

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现有行政体制与社会现实要求及其发展趋势有很大的差距，存在着许多问题。为顺利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要对现有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首先，我国现行体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制度缺失。从行政职能到权力配置，从行政组织到权力运行，都存在着制度规定的欠缺，使得体制缺乏稳定性、明确性、预期性。制度缺失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职责和权限缺乏明晰的法律规定；实践中，行政组织方面缺乏程序的约束，因而受到行政首长主观意志的左右；有关承担社会公共职能的制度缺失；政府之间权限纠纷解决的制度没有建立。总之，正是上述行政体制在制度上的不完善和缺失，使得行政体制的种种弊病难以遏制。

其次，行政体制与社会需求不匹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上，一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我国多年来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指挥式”管理模式与市场经营多元化的网络结构已不适应。二是在政府和社会关系上，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明显不适应。可以说，“我国社会组织力量之弱，已经不能适应多元阶层、多元利益并存的需要。”[4]

再次，行政体制缺乏科学性。现行的行政体制本身科学性就不强，行政体制的建立缺乏科学论证和系统性、整体性考虑，忽视了行政管理的规律性：政府结构方面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行政体制中权力配置不科学；行政权力的运行不科学。

最后，行政体制缺乏权利参与。行政体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政府内部的事情，可由政府自我调整，一直在排斥受行政权力影响的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在当前开

放性、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各种利益主体没能有效地参与行政体制过程。

三、现行行政体制问题的成因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既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有社会经济环境的原因；既有利益追求的本质因素，也有规则欠缺的制度因素；既有现代精神的欠缺，也有理论研究的薄弱。具体分析，行政体制问题背后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和民主、法治精神的缺失。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现代市场经济还不完善，传统文化中“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仍居主导地位。“官本位”思想对政府机关和、行政工作人员和社会都有消极影响，“官本位”意识使政府习惯于凌驾于社会之上、企业之上、个人之上，而难以把自己摆到“服务者”、“合作者”的位置；使公务员普遍缺少参与社会流动的意识和竞争意识；使企业和老百姓习惯于事事依靠政府，存在着“等、靠、要”的依赖心理。[5]

第二，计划经济对行政企业的惯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前行政体制难以摆脱的阴影。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建立在计划经济社会结构上的行政体制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我国的行政体制的转型已经远远落后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

第三，缺乏法律支撑和保障。现在，某些官员出现了“藐视”法律的特殊心态，以权代法，法律意识极其薄弱。同时，法律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是行政体制 改革存在的普遍问题的原因之一。

第四，缺乏可行的理论指导。我国究竟应建立什么样的行政体制，既缺乏实证调查，也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其中，对行政体制实践指导功能不足，是行政体制理论研究的缺陷。我国行政学和行政法学都存在理论与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而且，不仅理论研究脱离实践，事务部门也在排斥理论。因而，“政府职能转变之所以不被重视，与理论研究和理论指导滞后不无关系。”[6]另外，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有效地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以减少人类实践活动的盲目性。这就决定了理论研究即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当前行政体制理论难以发挥实践功能的根本因素，就是研究缺乏创新，不仅如此，在许多方面还大大落后于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

四、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展望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催促我们不断改革，完善我国行政体制。以

下是对我富哦行政体制改革的展望：

（一）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行政效率

行政决策的源头一般在于行政的审批，因而对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也可以是对行政改革的前源改革。对于在对审批项目清理和处理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片面追求数量指标，为减而减的情况，如果忽视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减少的理由，其后果将是审批项目数量在表面上减下来，但实际上却没有能达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要求的公正、廉政的目的。

因此要遵循以下三条原则：第一，市场调节优先原则。即凡是通过竞争、价值规律等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事情，均应由市场决定，不应设定审批；第二，社会自治优先原则。就是对于靠单个市场主体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制定并执行行业标准、职业行为规范约束同业行为、奖优罚劣等自律机制加以解决，而政府就没有必要设定审批了；第三，政府干预方式从缓原则。即政府在必须干预经济生活时，也应采取相对缓和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市场扭曲，及对社会经济和相对人权利的负面影响。[7]

除了以上论述提出外，还需注意中央与地方应当实现的联动和互动模式。中央政府应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步伐，力求在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解决实际问题上有所突破。这样，在实现上下联动和互动后，才能更好、更快地促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行政改革的步伐。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优化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的目的无疑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切实保证行政的透明和公正。因而，建立和改善公共行政体制，是行政改革必须尝试走过的一条思路。行政改革的热点问题依然是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以及地方行政体制的改革上。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上，将政府的职能确定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其中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8]

在有关公共行政体制的改革中，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也是很重要和引人关注的一块。在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和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的改革，统筹做好各项人事工作，加强公务员队伍的作风建设。其基本途径将是加强公务员法等配套法规建设的深入实施，以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

另外，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转变也是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显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应采取分权集权的方法。

（三）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根本推动行政体制改革

服务型政府就是政府遵从民意的要求，在政府工作目的、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工作方法上用公开的方式给公民、社会组织和社会提供方便、周到和有效的帮助，为民兴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适应社会公共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是政府的根本职能和本质所在。[9]同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推进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政府管理效能的需要。

因此，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当前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政府管理效能低下的深层次问题的关键。

总之，完美的行政体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要根据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要求，不断改革创新，不断精益求精，这样的行政体制才是真正完美的。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虽有缺陷，但是会在不断改革中，趋于完善，继续推进我国继续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邹东涛,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J].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 [3]《于新恒，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N].《中国改革报》，2003年1月27日.[4]丁元竹、江汛清：《我国社会公共服务共给不足原因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5月23日.[5]薛刚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89页.[6]卓越：《行政发展研究》[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7] 李建平《深化行政审批改革研究综述》[N].《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3年01期.[8] 李水金 《当代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沿理论及基本走向》[N].《理论与改革》2006年 第3期.[9] 邓蓉敬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研究综述》[N].《当代社科视野》 2008年弟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