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会申请

第一篇：建会申请

建会申请

裕华路街道办事处总工会

我单位于2013年10月5日召开建立工会大会，选举闫磊为工会主席，杨建勇、王艳娇 为 经审委员，特此报告，请批复。

企业性质：民办非企业

法人代表：闫磊

职工人数：13

女职工数：4

电话：7511995

地址:三丰中路39号-10号

2013年10月15日

第二篇：建桥申请

申

请

尊敬的交通局领导：

我村位于高楼坪乡2公里，地处偏远，村民小组11个，户数228户,现有人口923人。小湾组是村委会所在地，门口有一条河，是连接蔡家坪组的必经之路，涨洪水时，村民无法过河，并存在安全隐患。全村民都急切盼望修建一座桥。为此，特此申请交通局帮助我村修建小湾桥为盼。我村承诺，建设时涉及到的土地等各种纠纷的调解由我村自行解决。

特此申请！

申请单位： 2015年9月5日

第三篇：建活动中心申请_

美丽家园公益林保护请示

红河州林业局：

弥勒市西二镇糯租村委会小龙潭村小组，有公益林40-45亩，共有村民65户，240 人，现已成为美丽家园中的一员。村里现有乾隆年间的古树数十棵，上百年的公鸡树几十棵，还有两对恋爱树。其中有价值近万元的清香树和柏枝树、有近十万元的万年青树，共计500多棵。近年来，这些公益林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为了不让这些公益林继续遭到破坏，保护原生态环境；更为了使各级领导及亲朋好友能看到小龙潭的古树风景，我村根据村民的强烈反映，经群众集体会议协商决定，要对这些公益林进行保护：用石头对这些古树的根部加以圈围，并补充土壤保护，定期防治病虫害。拟定总投资33-35万元资金。因连续数年干旱，加之建盖美丽家园，群众欠债较多，群众自筹资金仅有1万元，村小组无经济来源。恳请上级有关部门给予资金补助，以利于我村公益林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上请示妥否，请批复。特此申请

申请人：糯租村委会小龙潭村小组

组长 王玉明 电话：***

2015年12月2日

图片1、200多年的公鸡树

图片2、300多年的公鸡树

第四篇：工会建会指南

工会建会指南

（1）工会成立请示：上报材料三（关于XX公司成立工会的请示）由企业报送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1份，加盖公章，委员必须为单数、女职工委员必须有，企业法人代表不能任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不能兼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财务人员；到会会员人数必须超过三分之二，当选委员得票数必须过半。

加盖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公章后，由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统一递交区总工会审批，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到总工会领取批复后发放给申报企业工会。

（2）介绍信：持工会成立的批复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到区总工会办公室开具刻章介绍信（九龙坡区政府1号楼5楼 当场取）。

（3）刻章：持工会介绍信、批复（原件）、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到九龙坡区行政审批大厅（区政府马路对面，朝沃尔玛方向走，拐角电梯处，二楼）区公安局窗口刻章。（批复颁布30个工作日内，办理取章时间具体咨询刻章办事员，需要刻取工会公章、工会财务章两个，245元/个，共计490元，由公安分局指定刻章企业收费）

（4）工会法人申请：填写《工会法人登记表》（一式三份）（总工会办公室领取该表，要贴工会主席照片），成立工会批复复印件3份，加盖公司财务章、工会公章、工会财务章后报送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由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加盖公章后报送区总工会，总工会审批后，颁发：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工会法人资格证（各镇、街道、园区（步行区）总工会（工会联合会）领取后交给企业工会）。

（5）工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工会法人资格证书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带工会公章前往行政审批大厅质监局窗口办理（工本费148元，现场领取）。

（6）组织机构代码证（IC卡）：持代码证正副本原件在领取代码证五个工作日后再到质监局窗口领取。（免费）

（7）银行开户：持法人资格证书、工会成立批复、组织机构代码证、工会法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所有原件及复印件2份）到银行开户。（免费）

注：身份证复印件，请复印身份证 正反两面在同一张A4纸上。

九龙坡区总工会组宣委联系电话： 周兴欣 68780741

第五篇：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纪实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纪实

苏州大学教授 池子华

110年前的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这一天，是每一个红十字人应该铭记的日子。从这里，我们穿越历史，回望110年前中国红十字会建会的时光。

日俄战争的“催生”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国际红十字的诞生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那场战争，就是众所周知的索尔弗利诺之战。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同样得自于战争的强力推动，这场战争，就是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日俄战争。

（漫画中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的发生绝非偶然。日本、俄国都是掠夺中国、将近代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的恶魔。俄国曾通过逼迫中国签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北方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俄国版图；日本则通过《马关条约》攫得白银两亿两的战争赔款，获得对台湾群岛等地的殖民统治。而且两国欲壑难填，沙俄制订了“黄俄罗斯计划”，日本炮制了“大陆政策”，双方均想独占中国东北进而扩张殖民统治的“势力范围”，为此不惜一战。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驻守旅顺俄军，对俄国不宣而战。9日俄国对日宣战，10日日本正式对俄宣战。日俄战争爆发。

东北大地，炮声隆隆，狼烟四起。懦弱无能的清政府不仅无力阻止在中国领土上展开的这场帝国大战，而且在日、俄和西方列强的蛮横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放任两军蹂躏践踏，堪称世界战争史上的“奇闻”。

（日俄战争中的难民）

日、俄两军对垒厮杀，无辜同胞惨遭荼毒，日本人所办的《盛京时报》报道，东北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战火燎原，“生灵涂炭，其何以堪？”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传统的善会善堂，囿于一邑一地，势单力薄，有心无力。情急之下，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登上历史舞台，奔走联络，“拟援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创建红十字会提上日程。

“红人”沈敦和最初的尝试

在中国红十字会建会史上，沈敦和无疑是一位“关键人物”。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礼，浙江宁波人，出身于商人之家，“世业茶商”，祖上靠经营茶叶致富，家境殷实。据历史载，其父沈雄曾入晚清重臣崇厚幕府办理文案，“随崇（厚）办理五口通商事宜数年”。这一经历，使沈雄深深认识到“办洋务非通西文不可”；而要精通西文，“非引置庄、岳之间不可”。于是携敦和移居对外开放城市上海，并延请英国人为家庭教师教习英文。沈敦和由此学业大进，“学成游美，复由美至英，肄业甘（剑）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

归国后，沈敦和为清朝大员刘坤

一、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等所倚重，历任张家口洋务局督办、山西省洋务局督办、山西大学堂督办、江南水师学堂提调、吴淞自强军营机处总办、上海记名海关道等职。虽然官阶不高，但被时人视为“红人”、“红道台”。《沈敦和》一书的作者苕水外史感叹：“敦和自以学生留南洋，所遇大吏，若刘（刘坤一）、若张（张之洞）、若曾（曾国荃）、左（左宗棠），皆吾国近三十年来有名人物也。而左与张，尤 2 尚意气，号难事，然皆器重敦和，以故在南洋十余年，奉檄驰驱，日不暇给，盖江南一红道台也。咸同以后，各直省候补人员，少亦数千，多或盈万，其中必有三数人为督抚所倚重。此三数人者，车马盈门，案牍山积，同官侧目，号曰‘红人’。红人之名词，不见于史册，特时时为官场所称道。督抚或一易，或数易，与红人必有绝大之关系。先笑而后号咷者，声相和，踵相接也。敦和之见重于上官，虽原因不同，而其为红人则一。”毫无疑问，沈敦和的“走红”，使他成为在大上海具有号召力、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沈敦和肖像）

1904年3月3日，也就是日俄战争爆发20多天后，沈敦和、施则敬等人的努力终于初见成效。当日《申报》发表《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同一天下午三点钟，施则敬邀集同仁在英租界六马路仁济善堂开会，“商议开办之法”，宣告“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成立。“裙屐衣冠于于而至，或任办事，或愿募捐，观察使仲礼沈公复洋洋千余言，申明泰西红十字会缘起，在座咸欢喜赞叹，乐观厥成”。沈敦和介绍“泰西红十字会缘始及会中一切章程”之后，“在座诸君以次各抒己见”。根据“题名册”，与会者除沈敦和、施则敬（字子英）外，有杨士琦(字杏城)、曾铸（字少卿）、李厚祐（字云书）、沈懋昭（字缦云）、汪汉溪（字龙标）、周晋镳（字金箴）、汪立元（字建斋）、陈润夫（字作霖）、席裕福（字子佩）、黄协埙（字式权）、任锡汾（字逢辛）、焦发昱（字乐山）、苏宝森、王少灏、王松堂、吴少卿、王益甫、冯珩生、朱子文、姚燕庚，共22人。这些“发起人”，不是实业家，就是商人，或是寓居上海的绅士，是绅商阶层中有活力、有影响、有能量的一个群体。

沈敦和等发起组建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其《章程》所说，“本会援泰西红十字会例，名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专以救济该省被难人民为事。”希望能够借此为东北难胞送去人道关怀。

然而，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如《章程》所称，仅“系商办善举”，不是统一的红十字组织，尽管其运作方式力图遵行国际红十字的基本规则。同时，“善会”二字，也使其蒙上浓重的传统善会善堂的阴影，“红十字”与“善会”搅合在一起，不伦不类。这种“山寨版”的红十字会，根本无法取得交战双方的认可。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刚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

东北难胞，嗷嗷待援，刻不容缓，而新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爱莫能助。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沈敦和等慈善家们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谋救护善策。

传教士李提摩太伸出援手

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乍看起来是红十字组织，但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红十字会，因有“普济善会”的“后缀”；看似善会，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善会善堂，因有“红十字”的“前缀”。之所以出现如此尴尬的“四不像”，事起仓促，急于救难，固然是一大原因，而上海绅商曾经的经验，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章程并启》谓“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济善会之设，各国义之。今东三省复有是举，固被难人民所亟盼，而亦两战国所乐从也”，一语“道破天机”。原来，1900年为救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被难同胞，上海绅商陆树藩等发起成立中国救济善会，“此系东南各善士募资创办，亦如外国红十字会之例”，施则敬、焦乐山、席子佩、任锡汾诸君参与其事。救济善会的成功，无疑给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的创设，带来了“灵感”。问题是，虽然前事不远，但两次战争的性质完全不同。八国联军的炮口指向中国，无辜百姓遭殃，中国救济善会救助被难同胞，天经地义，况且参照红十字会人道救援规则，不分敌我，救死扶伤，当然为参战各国所求之不得。日俄战争是日本与俄国之间的帝国大战，虽然战场在中国，但中国是置身事外的“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战争救护属于国际救援范畴，以红十字之名行“善会”之实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不具有国际救援的起码资质。对此，上海绅商也意识到“庚子联军虽伙，令出于一，故与甲国商之而允，而乙国亦必无阻，今则必周旋二国之间，较为棘手”，其困难超乎想象。

战争在持续，救援急如星火。上海绅商不得不抛开刚刚成立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亟思改弦更张。为此，沈敦和拜会李提摩太，请求臂助。李提摩太表示支持。

（李提摩太肖像）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国传教士，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华，先后在山东、天津、山西等地传教，是有名的“中国通”。1890年应李鸿章之聘，出任天津《时报》主笔，1891年到上海接替韦廉臣任同文书会（基督教在华设立的最大的出版机构，次年改称广学会）总干事，任内大量出版中文报刊，传播西学。1895年在北京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附和中国的维新运动。1898年9月拟出任光绪皇帝的顾问，因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而成泡影。他是在华传教士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曾国荃、梁启超等上层人士都有交往。张之洞曾拨银千两资助广学会，梁启超还担任过他的中文秘书。1902年，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并出任西学专斋总理（谷如墉任中学专斋总理），往返于上海、太原之间。清政府赐他头品顶戴，地位显赫。1902年5月至1906年7月，沈敦和担任山西大学堂督办（校长），是李提摩太的顶头上司，由此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况且，李提摩太热心慈善事业，1876—1879年华北大旱灾，他义无反顾，前往受灾最重的山西赈灾。如今有顶头上司之请，李提摩太自然鼎力相助。

李提摩太后来回忆称：“1904年初，日俄战争爆发。尽管交战的双方是日本和沙俄，战争发生地满洲的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却最为深重。对自己的城市他们毫无发言权，只能听凭两国军队的蹂躏。得知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个中国道台，沈敦和（我在太原府筹建山西大学的时候，他曾提供过帮助）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 5 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

沈敦和的本意，是希望借助在沪洋人之力，联合组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红十字会组织，为此他曾游说英法德美等国驻沪领事，但收效甚微，“初各国尚不承允”。幸而李提摩太伸出援手，他的“人脉”使其左右逢源，《大公报》报道，“嗣经李提摩太从中说项，始得定议”。建会之举，迈出关键性一步。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

1904年3月10日，也就是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建会之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当日下午5时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在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会，郑重宣布联合组建红十字会，暂名上海万国红十字支会（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会议由工部局值年总董培恩主持。培恩致开会词：“今日五国董事聚集于此，所为何事？我请李提摩太宣明。”

李提摩太起身，简明扼要述说沈敦和等急切救助东北难民请求援助情形，说：“今日之会拟先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分局，设局之意，首在筹款。惟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接着，沈敦和介绍东北难民嗷嗷待救苦情，谓“上海拯救难民之诸华董，闻战地左近惨酷之状，预拟极力设法拯救。中国已有多人允资助华董，最妙者请诸洋董合力办理。”

对李提摩太在中国设立红十字会的提议及沈敦和合办红会的设想，与会者均无疑义。培恩请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议”。安特生提出，“所议创设红十字会，系局外之会”，“宜预举各董及派定办事之董事数人”，“共襄此举”。

安特生宣布了他与李提摩太议定的45名董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其中西董35人，华董10人为沈敦和、施则敬、严小舫、朱葆

三、周金箴、徐润、苏宝森、陈润夫、曾少卿、朱礼琦），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另从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组成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华董2人），西董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法租界工部局总董、李提摩太、律师麦尼而、医生巴伦、傅密生，华董为沈敦和、施则敬（后增任锡汾），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

由于与会者多为洋人，会上使用的正式语言是英语，李提摩太“复将会议大旨，用华语告知在场诸华董”。会议记录也是用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浙江余杭人，16岁时随杨儒赴美，任使馆翻译，民国时期几度出任驻英、驻美公使）秉笔，经大会同意，由施译成中文，“分送在场各华董及来探问情形者”，会后以《施君肇基笔译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为题，登于《申报》、《中外日报》等报。

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国人、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还有其他民族的人在这个组织里共同合作。沈（敦和）先生任中方秘书，我任外方秘书。”

为什么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万国”，即“国际”之意，是当时的流行语汇。五国合办使诞生于上海的这一红十字组织具有了“万国”性。除此之外，关键是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成立红十字会也非一蹴而就那么简单，只能临时抱佛脚，便宜行事，正如史书所载，“中国向无红十字会，仓猝不能成立，故用万国红十字会之名义”。取名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可谓实逼无奈，情非得已。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因此，它的成立，同时宣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3月10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不能忽视的“幕后”

从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到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虽然上海绅商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建会的成功，也表明该会是民间性的人道救助组织，但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缺位。的确，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官方没有“出场”。所谓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中国方面，绅商纵有豪气，未经清政府授权，也无法代表“中国”。难怪德商禅臣行总理在成立大会上发出疑问“中国政府亦将合力办理否？”

应该说，清政府对加入国际红十字组织抱有积极态度。早在1899年12月，清政府即授权驻俄国、奥地利、荷兰公使杨儒在《推广日来弗原议行之于水战条约》（即《关于日内瓦公约原则推行于海战的海牙公约》）上签字画押。尽管“推广条约既已画押”，但“瑞士政府 7 必须声请补签日来弗之原议，以免纷歧。”所谓“日来弗”，即“日内瓦”的最初译名，“日来弗原议”是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按照规定，中国须“补签”《日内瓦公约》，才能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员国。只是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干戈扰攘，未及履行“补签”手续。不管怎么说，清政府为此所做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之时，清政府何以“袖手旁观”？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未便与闻，盖恐违犯局外之义也”。

尽管清政府恪守“局外中立”，不便公开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发起，但并非无动于衷，而是采取了隐晦的灵活策略，“幕后”指挥。据史料记载，时任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和会办电政大臣吴重熹，秉承清政府旨意，与上海绅商保持密切联系，力促五国合办红十字会。《申报》刊登的《万国红十字会公启》披露：“本会前因俄日两国在东三省骤开兵衅，商民苦难出险。当经禀奉吕尚书（吕海寰）、盛宫保（盛宣怀）、吴侍郎（吴重熹），转商寓沪英、法、德、美各官商，合办红十字会。”不难看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功组建，清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至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之后，清政府的“幕后”角色逆转，不仅“出场”，而且走到前台，全力支持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活动，发挥作为合办国应有的作用。这是后话，在此不赘。不管怎么说，无论在“幕后”，还是“台前”，官方的作用不能忽视。

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建，是中国红十字运动史上的里程碑，被称为近代以来中国慈善界“第一伟举”，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组建后，中外绅商在清政府支持下，开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红十字人道救援行动。整个救援过程，历时三载，救护出险、收治伤病、留养资遣、赈济安置总人数达46·7万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西办事各董及救难人员不支薪水，他们以崇高的奉献精神，默默实践着红十字赋予的人道圣职。他们的业绩，在黄浦江畔，在白山黑水间，熠熠生辉。

（作者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基地负责人，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