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转型期的矛盾检验各级领导干部

第一篇：社会发展转型期的矛盾检验各级领导干部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改革发展中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面对矛盾和困难，愿不愿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个人品德的检验；敢不敢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魄力的检验；能不能解难题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工作能力的检验。各级领导干部应在解难题中锤炼党性、提高能力、树立威信。具体要做到“四个必须”：

一、解难题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衡量领导干部价值观的取向之一。时下，有一部分干部不愿解难题，主要存在三种思想：一是“怕”。认为难题往往错综复杂，牵扯着各方面利益关系，怕担风险，怕得罪人，怕引火烧身。二是“混”。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工作上不下功夫，不愿动真碰硬，安于混日子，做“太平官”、“清闲官”。三是“浮”。重“显绩”、轻“潜绩”，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乐于搞见效快、成绩“浮”在上的“政绩工程”，不愿干难度大、成绩“沉”在下的“难缠事”。存在上述三种思想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绩观。因此，解难题，化解矛盾，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作支撑。在矛盾和问题面前愿不愿挺身而出，体现着各级干部的“官德”，是洞察干部品德作风是否过硬的“试金石”。作为一名品德高尚的干部，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真正地统一起来，面对困难和问题要始终做到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惑、不为利所迷，把为民排忧解难作为最具体最生动的政绩，带着深厚的感情，真心办难事，真情解难题，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二、解难题必须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为官避事平生耻。”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任其职，就要尽其责；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直面矛盾，破解难题，关键是要把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作为为政之德的基本要求，把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作为为人做事的根本动力。对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熟视无睹，不主动采取措施，不加防范与化解，就有可能会累积、扩散以至激化，最终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瓶颈”问题上，为加快发展创造条件；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焦点问题上，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把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的勇气体现在着力解决影响民生民利的热点问题上，千方百计解决群众关注期盼的问题。要以忧党忧国忧民的责任感，始终保持勇往直前之风，积极主动地化解矛盾和不和谐因素，努力成为想负责、敢负责、能负责、会负责的干部，切实履行好党组织赋予的崇高职责。

三、解难题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实践是个大课堂，人民群众是这个课堂上最高明的老师。化解矛盾、破解难题，办法在实践中，点子在群众中。“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流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从群众中吸收来的一点一滴，都将汇聚为我们解难题的强大武器。因此，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好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察民情、知民意、集民智、解民难。一要深入群众，带着感情解难题。要怀着对人民群众“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感情，走进基层、走进困难、走进矛盾，多与普通群众真交朋友、交真朋友，不断拉近与群众的距离，真心诚意帮助群众解其所盼、助其所难、除其所忧。二要引导群众，正面宣传解难题。要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强正面引导，及时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项改革措施，帮助群众理顺情绪，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党和行政的意图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三要发动群众，汇聚民智解难题。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群众生动活泼的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群众的所说所需所盼中掌握实情，理清思路，提出对策，指导工作。

四、解难题必须勇于开拓创新

破解难题，特别是解决推进改革发展中的一些复杂问题，不能靠老经验、老办法、老套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创新，善于见微知著、动态思考，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认识、分析和把握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新办法。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开拓创新的本领，善于解决发展中的复杂问题，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要坚持解放思想，树立勇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的理念。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全面认识和分析问题，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复杂性、特殊性。既要学会“弹钢琴”，也要善于“牵牛鼻子”；既要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善于站得高看得远，总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又要善于抓根本、抓关键、抓问题的主要矛盾，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灵活运用政策和策略，处理好主与次、重与轻、急与缓、难与易等诸方面的关系。讲求工作方法，掌握工作技巧，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基本途径，做到有的放矢，才会使解难题取得实效。

第二篇：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精选）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

在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当中我们也是付出了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但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全国的政治和社会还等保持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欧美社会他在这个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他们经过了200、300年的革命和战争，侵略、掠夺才实现了这个转型。但是我们就这么30几年能够这样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同时，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还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这几年以来，我们基本上在改革发展转型当中不断的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判断出来，改革开放的威力就在我们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它显示出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改革的进程当中，总体上还是基本稳定，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社会经济转型期面临的问题，我把它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了。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问题更多。我们这些年，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生态破坏更是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这就是我们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今年十八大以后第一次召开“两会”的时候，我们北京是严重的雾霾。在晚上有人调侃，讲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所以上海的老百姓就调侃说在上海可以免费喝排骨汤，打开水龙头就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前几年很典型，比如说沈阳市买官卖官案，涉及到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接下来黑龙江省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发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

有的贪得无厌，涉案金额达高达几十亿。在贪污当中，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所以，在网上也有“二奶排行榜”，典型的就是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一共有10个奖，我只是简单地举了这6个奖，这个腐败的现象非常荒唐。另外，腐败蔓延到法院和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查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种法院、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是犯案的。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老百姓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最后一道门槛就是打官司，希望得到公正的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的心的。

另外就是舆论的腐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所以，我国的腐败现象我认为，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的腐败更严重，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这是我们今天在转型期遇到的问题，而由于这些腐败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利益集团。我在国庆6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利益集团的问题。这些年我们改革由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形成了权利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所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分野在大规模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严重，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阶层，在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存在的情况。

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的差距对我们国家的伤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同志今年到南方沿着小平同志南巡的道路走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就是“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说明我们中央新的领导很了解我们今天改革存在的这种利益固化的现象就是阶层的固化。

由上面这四个问题带来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所以，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转型期的陷阱。概括起来讲，我们中国今天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的弟弟邓垦谈话的时候提出来的，他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难，要采取各种方法来解决，特别是分配的问题，如果长期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那就会产生大问题，他在93年就遇见到我们今天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概括起来讲我们面临发展以后的问题就是：

1、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2、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3、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4、环境污染加剧，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带来一系列群体性事件。

5、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从经济领域，更深入到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

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及对策分析当前，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半封闭型的传统社会向开放型的现代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这样一个利益格局剧烈碰撞、调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1]本文分析了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产生根源，提出当前及今后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社会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利益是一个价值范畴，指与人的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只要有人类存在，就有人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就有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涉及的对象也往往是一个群体，他们住在同一地区或在同一单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损的背景，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不具有对抗性。但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农村，素质极低的村官常常横行乡里，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概言之，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较过去更为激烈。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干部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民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有些干部出现了不适应和不胜任的情况，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五)处理的难度增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缺乏政策、法律依据，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有些人民内部矛盾跨地区、跨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二、社会转型期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正如一切生物体的生长、发育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一样，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样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各利益群体不断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

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3]，加剧了这一矛盾。

不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会引发矛盾冲突，在同一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利益矛盾。比如，在工人阶级这一利益群体中，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工人群体、乡镇集体企业工人群体、混合所有制企业工人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群体等，这些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呈现多元化格局，使得群体之间的利益界限分明，群体利益要求明确，群体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谈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其中应包括规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以及确保这种制度和机制理性运转的规范程序。从观念层面来说，先进的政治文明还包括进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平等、自由、人权)以及公平、公正、公开的办事原则；与之相对立的，则是不文明的甚至是野蛮、蒙昧的政治观念，如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此外，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观念也应该是先进的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意；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地方保护、司法腐败等。

先进的政治文明是我们的追求和建设目标，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其一，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项政治制度之间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机制不充分，还不能保证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畅。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维方式还有许多落后陈旧的东西，少数干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还相当严重。以上制度、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接受监督和制约的观念非常淡薄，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 ”。[4]正是由于这一弊端，使得家长式人物绵绵不绝，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还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 ”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最后，导致被管理者参与管理的渠道不多不畅，参与意识普遍较弱，参与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可以从思想发展即主体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探讨，而矛盾产生的文化根源，则可以从文化结构的层面加以考察。转型时期我国的文化结构，已由改革开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结构演变成三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结构，三种文化的异质同构，必然引发相互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导致人民内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敌对势力故意在思想文化上制造混乱，使矛盾更为突出，因为在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面前，有些人感到眼花缭乱，是非莫辨，容易产生偏颇、盲从、赶时髦等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人民内部的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矛盾，价值观中的“义”、“利”冲突，改革意识与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还存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导致转型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社会转型也是必然伴随新旧思想文化和体制的交汇、碰撞。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冲击下，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显，社会个体的价值追求出现了多元化态势。因此社会上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与社会个体多元的价值需要之间、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也成为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一是“利益相对受损”心理[5]。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不容置疑，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 “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二是保守与创新的矛盾心理。几千年来我国社会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已普遍内化为人的思想观念。可以说在转型时期，古今中外各种思潮、文化观念，都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中。落后与先进、守旧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都导致了极其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也使社会个体在心理预期与社会现实失衡时，感到价值选择的困难，精神寄托上的无助，行为上的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当然，转型时期我国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还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一些方针、政策上的失误和偏颇，在国际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推行和平演变的图谋等。因此，对我国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质根源，又要把握其现实特征，分析人民内部矛盾的各方面关系，立足与现实条件，找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可有对策。

三、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在有关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的几点是：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这些对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化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为对此已有诸多论述，故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谈一谈社会转型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应有及可有对策。

(一)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夯实消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人民内部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之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有些甚至还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为我国经济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过改革，改变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财富“蛋糕”做大，是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现阶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中，不仅那些物质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国家的相对贫穷，就是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会物质财富不够充裕相联系。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体上始终影响和制约着后者，是我国社会所有矛盾的总根源。因此，我们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千方百计解决好社会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纷繁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得以解决。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矛盾。在这种两难选择面前，要把握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既不能因为容易产生或者是害怕引发矛盾使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顾推进改革，不顾矛盾可能激化的现象。只要改革总体利大于弊，就可以考虑推行，但关键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的，由改革的获利者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不能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则应由政府进行补偿。要把加快改革步伐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精神很好结合起来，把推行改革与防止矛盾、化解矛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改革的推进既积极又稳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过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因为社会经济总量增长本身虽然重要，但不能自动解决包括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企业职工下岗失业在内的一系列紧迫的、容易诱发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问题。如果说可以用“博弈论”来形容自1979以来人们从改革中的所得与所失的话，那么，可以说，从1979——1993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双赢博弈”(win-win game)，因为几乎所有群体都从改革中获益，其差别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来的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说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性质：一些社会群体获益颇多，另有一些群体则第一次成为实际上的“输家”，因为他们的福利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岗职工、农民以及国有企业职工)。[6]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四个字：“放权让利”，其结果，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政府及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在初次分配中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两个下降”(政府财政收入收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限制了政府各方面的能力，包括再分配能力，使二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优先”大打折扣。在上述改革的第一阶段，由于是一种“双赢搏弈”，政府面临的再分配的压力还不很明显，但改革的第二阶段，由于相当一批“ 弱势群体”的出现，要求政府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的压力明显增强。但由于政府财政汲取力严重下降，导致“公平优先”的二次分配很难有大的作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官方及学者估计[7]，在中国入世的10-20年时间里，虽然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这为政府提高汲取能力提供了可能)，但如果仅凭市场力量起作用，中国还将面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压力(提出了政府提高汲取能力的必要)。党的“ 十六大”也提出，今后20年，我国要进入新的社会变革期，结构变动将会更加剧烈，各种矛盾也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甚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次分配注重公平，调节

差距过大的收入，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和转移支付能力，也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这不但可以调节过高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加大对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弱势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2002年1月起，中国对 “所得税分享”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中央将把所得税增长中多分享的收入，全部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这说明二次分配的公平原则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重申：“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8]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实际困难。早在1930年代，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就在其扛鼎之作《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中明确提出：“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这必须确定无疑地是国家的职能，就像现在国家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和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一样。”[9]在当代，由于市场的缺失和社会的无力，国家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国民免于社会风险更是已经成为国家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权威的依据之一。对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并且更应该如此。

我国在有关社会保障政策、法规的贯彻落实方面已取得明显成效，扶贫帮困工作也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作体系，并制订了统一标准，但要真正转变“弱势群体”的困难局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不断强化和完善。如有的困难户上不了帮困线，有的困难对象实际并不困难，却能接到发放的救助“绿卡”；对于确实困难的家庭，帮困的钱往往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些社会“弱势群体”要饭吃、要工作的呼声强烈，信访不断。未来几年，应进一步健全、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规范、细化救助标准，确保社会救助对象生活安定，建设好社会稳定的“托底工程”，避免困难群众因生活无着造成新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弱势群体虽然在市场竞争中、政治表达上、法律保护上是弱者，但同时又是道义上的优先者、选举中的多数者、变革时的热心者，是重要的社会力量和资源。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避免弱势群体因缺乏保护所造成的重大消极影响，尽最大可能地创造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居住、生活、医疗条件，给予他们人文关怀。这不仅关涉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也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问题。

(四)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预警防范机制。要对人民内部矛盾发生规律、发展趋势进行前瞻性研究、量化分析，建立起预防、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动态、长效管理机制。对社会各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热点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对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程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将有助于确保人民内部矛盾“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的落实，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被动性、滞后性，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习惯做法。

建立不良情绪的宣泄机制不但可以直接减少因心理因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对其他因素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应充分发挥司法、信访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众团体、人民调解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成为沟通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这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欲求，同时又能适时地宣泄掉积累在民间的不满情绪和心理困惑，从而避免脆弱及病态心理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改善政府形象，增强公民的社会认同感，促进社会的稳定。上海市杨浦区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区妇联在2001年3月8日挂牌成立了“ 复旦杨浦女性发展咨询中心”，一年多来，该咨询中心已举办培训班、专题讲座8期(次)，受益人已达6千余人次，有效地缓解了大量社会矛盾。

(五)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依法治官”。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保障。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我们政治体制领域的改革却明显地滞后，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并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民内部矛盾。为此，坚持以改革、发展作为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式，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同时，体制、制度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对人们的行为起直接的约束和调节作用，因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解决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在内容上是密切相联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中，人民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坚决、及时地进行改革，势必难以在体制、制度层面上有效地防止和避免领导干部脱离群众，蜕变为人民的统治者。这样，存在于群众中的怨愤与严重不满最终会导致潜在性社会“地震”的总爆发，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在具体方式上搞“人治”不行，单纯依靠群众运动的“群治”也收效甚微，最后还必须通过“法治”来实现。同时，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给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依然存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势在必行。“法治”作用的主体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治官”。即：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监督公仆，防止其滥用权力。因为，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就是腐化堕落的温床。通过“依法治官”来克服官僚主义，端正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的法治化轨道上得到有效预防及合理解决。【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18页。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页。

[3]《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3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1页。

[5]社会学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和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利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恨也可能扩散。

[6]王绍光：《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中国加入WTO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原载《视界》2001年第3辑看，引自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13-214页。

[7]《不能回避的国情制约》，载《了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11日(第45期)，第 24-33页。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第三篇：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征兵工作调研报告

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征兵工作调研报告

时间:2011-05-04 09:09来源:中国军网作者:陶克杨祖荣点击:次

本文是继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热议征兵问题后，进行的一次大面积的追踪采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愿文中的一些观点对大家关心的征兵工作改革和正在进行的兵役法规修改工作，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孙膑《篡卒》篇：兵之胜在于篡卒

译文：军队的优胜在于士卒是经过挑选的精兵

“兵之胜在于篡卒”。风云战国，诸侯争雄，一代名将孙膑献出成就霸业之策。他认为军队的优胜，在于士卒是经过挑选的精兵。

“兵民是胜利之本”。白色恐怖，武装割据，一代伟人毛泽东指出强军之基。他在中央苏区亲自撰写了“扩大红军”的调查报告，要求全苏区几千个乡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热潮，发动群众上前线去。

一个是古代杰出的军事家，一位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时空，他们不约而同地揭示了一个真理，兵员是国防的基石，是战斗力生成最基本的要素。

“兵者，国之大事也。”为人民军队输送优秀兵员，到人民军队中去当一名合格的子弟兵，历来是各级政府的光荣职责和适龄青年的神圣义务。从战争年代老区群众踊跃参军支前，“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一个儿子，送战场”的悲壮场面，到和平时期人民群众争相送优秀儿女当兵，“十里挑

一、百里挑一”的热烈景象，“参军热”始终涌动神州大地。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尾之际，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却悄然浮现。受人口基数下降、企业大规模招工和高校扩招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各地普遍出现征兵降温，适龄青年报名人数下降，这让许多人感到意外。

其实，这不应算是偶然的意外。应该说，这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必然性反映，是社会利益调整在国防领域的具体表现，是延续几十年的“征兵热”状态下的传统模式向科学征兵、依法征兵方式发展转变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征兵和优抚安置工作的深化改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富国强军的大道上，一定会吸引成千上万的高素质青年献身军营，报效祖国。

1【时代视野】人口基数逐年下降，企业大量招工，高校持续扩招，对适龄青年形成“虹吸效应” 【调研思考】如何辩证观势开发兵员新增点

“来到富士康，生活奔小康。”台湾知名企业富士康落户郑州后，大量刊登招工广告，宣称要在2011年底之前招收20万技术工人。看到这则消息，郑州警备区参谋长李国记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又有一大批拥有一技之长的适龄青年将要被挖走了。

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达2300多万人。这两年，一些大型企业纷纷来豫投资建厂，用工数量激增，许多地方出现了“用工荒”，当兵与打工形成了人力资源的争夺。一些地方领导处于发展经济的压力，甚至给乡镇下达了招工的“死命令”：招不到人，让你们这些镇长、乡长的老婆去。

把视野放到全国。截至2010年底，全国农民工总数达到了2.42亿人。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持续扩招，也减少了兵员挑选的余地，尤其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征集难度加大。去年，全国高校招生657万、招研53.4万。各地高考录取率大幅提高，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录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征召的高中毕业生寥寥无几了。可以预见的是，今后青年学子大学之路越来越宽。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征兵工作不得不面临的严峻现实。从人口学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初出生人口数量减少。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均增长0.57%，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山东征兵办预测，从现在起到2015年，仅山东就要减少40万名适龄青年。

诸多因素叠加，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作为占全国征兵总数1/5的鲁豫两省，在去年冬天将要定兵之际，上站体检人数却差之不少。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急与鲁豫两省主要领导通话，形成一致共识，定下决心：征兵乃国家大事，是政府的职责和使命，必须发挥主体作用，军民合力，全民动员。于是，一场征兵再发动全面展开。10天之后，鲁豫两省完成了征兵任务。

如何看待去冬征兵中出现的新难题？“辩证地看，作为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我们兵员潜力还是很大，只是如今更多地集中在高校和企业里了，这是我们必须认清的重点征集对象。”河南省军区司令员刘孟合在加强和改进征兵工作座谈会上告诫与会人员，要顺应新形势，看到新变化，以全新视角谋划征兵工作。

“过去是热中有忧虑，现在是冷中有希望。”山东省征兵办主任鞠洪仑列举了两组数字。第一组，山东今年有51万应届高中毕业生，预计将录取50万人，按照往年的规律，剩下1万人中将有4000人去复读，理论上只剩下600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可以征召；另一组，山东2010年高校注册毕业生45万余人，今年预计可以达到48万余人。

“第一组数据让人悲观，第二组数据又很喜人。转换一下征兵思路，大学生群体是一块有待深挖的兵员富矿。”鞠洪仑说，征集大学生士兵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往前征”，一个是“往后征”。往前征，就是征召大学一年级新生，为其保留学籍，在他们入伍一年半后经考核择优选送军校培养，这不又多了一批可选人才！往后征，就是征集大学毕业生，这就要调整征集时间，实现“毕业即入伍”，这又可以防止预征大学生因半年等待而等不及带来的流失。

2009年12月，我国首次大规模地招收大学生进军营，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着眼未来战争模式，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支信息化军队，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虽然目前在一些高技术含量不足的部队，这一点还不很迫切，但我们不能眼光短浅，做“井底之蛙”。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原副总参谋长葛振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些部队进行一个营级演习，就需要调动天上的卫星来配合。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是“千人一枪”、“万人一炮”，讲究高度协同，一个文化素质低的士兵可能会成为整个团队致命的“短板”。我们要以打赢未来战争的高度责任感，以极大的热情和紧迫感，欢迎高学历青年到部队服役。

过去的“十一五 ”期间，高等教育为国家输送了毕业生3429万，这个数量超过了过去20年的总和。我军征召高学历人才有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2009年7月2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拓宽利用国民教育资源和国家人才资源渠道，吸引社会高层次人才到军队工作。

这是时代的呼唤！可惜我们有些同志还看不清，但是敏感的外国人已经看到了，日本《中日新闻》指出，“中国军队的录用标准正逐渐由农村出身向高学历阶层转移”。

2【时代视野】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城镇化率逐年提高，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城乡统筹发展

【调研思考】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征兵模式

从事了18年一线征兵工作，经验丰富的山东临沭县人武部部长王金华最近被一个问题所困惑：城乡二元化征集的路子越走越窄了。

“这两年，我们城关两个镇有50个村变成了居委会，昔日农民如今成为城镇居民了，这使得本来就很少的非农户口指标更加紧张了。”王金华苦恼地说，我们这儿非农征集比例只有30%左右，大量城市青年受困于有限的指标，实在遗憾。

王金华的困惑，不是孤立的个例。

河南信阳军分区司令员夏世富是全国人大代表，今年两会期间，他专门就征兵问题提出建议，其中一条就是“缩小或取消农非比例”。去年冬季征兵，信阳市征集了数千人，其中非农指标只占任务总数的25.9%。“信阳这几年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非农人口逐年递增。今年农非比例如不进行调整，将会继续出现„非农青年想走走不了、农村青年想征征不到‟的被动局面。”夏世富说。

中国正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城乡统筹发展是趋势。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明，城镇人口比重大幅上升，已占总人口的49.6%。在过去5年，中国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预计在“十二五 ”末，这一数字将达到55.5%。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正在深化，中小城市落户条件正在放宽。我们现行的对非农户口征集比例，远远低于城镇人口的比例，这个不协调的问题现在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依法服兵役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义务。“既是义务，那么不管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都应该是平等的。”山东临沂军分区政委焦海旺说，取消城乡比例限制，统筹城乡征集与安置工作，这既是以人为本的体现，又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必然趋势，与之相适应，城乡二元征兵模式也必须要改变，但是落实起来阻力很大。

“谁都知道征集一个城市兵，当地政府所要负担的优抚安置费用，远远高于一个农村兵。城镇兵的安置就业现在也越来越难。”河南南阳军分区司令员程德明说。

但这个问题迟早是会解决的。许多军地领导都谈到，追求社会公平，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是党中央和中央政府这几年一直着重强调的，城乡一体化征兵在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实现的。

3【时代视野】老百姓就业、教育、医保、社保等都被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与经济增长同步发展

【调研思考】如何把优抚安置纳入民生工程规范化

今年初，湖北省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召开，作为省政协委员，宜昌军分区政委闵捷在会上“放了一炮”：义务兵优待金偏低、自谋职业补助偏低、标准增长幅度偏低，影响了青年入伍积极性。他呼吁提高优抚安置标准，建立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当地国民经济收入增加相匹配的增长机制。

拿宜昌来说。按照规定，义务兵优待标准应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2009年宜昌农村人均收入5186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43元，而农村义务兵优待金人均1800元，城镇义务兵为800元。另外，优抚安置标准增幅也偏低。以城镇退伍兵自谋职业补助费为例，从2004年到2009年全市人均增幅不到10%，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工资增幅6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规定，国家和社会优待现役军人家属。兵役法规定，义务兵服役期间，其家属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优待，优抚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但在不少地方是有法规但不落实，政策不具体难落实。”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占俊说。

记者在调查中比较了广东、重庆、山东、河南、湖北等地的优抚标准，发现各地对“优抚标准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这一法规条文的执行差异较大，有的“略高于”，有的“不低于”，有的“明显低于”（如规定达到平均生活水平的80%），还有的“大大低于”（不到5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济南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路秀儒分析说，一是认识上“左”的误区，“当兵尽义务嘛，别老是拿钱说事”。二是优抚安置金来源的不合理。优抚安置金由当地统筹，造成谁出兵多谁负担重。这不仅影响适龄青年当兵的热情，也会挫伤地方政府送兵的积极性。

在革命老区河南光山，县人武部政委李守义说，现在优抚安置主要靠当地政府来落实，结果是“组织青年外出务工挣钱，选送青年参军入伍掏钱”，这在一些贫困地区尤其明显。

凡事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站在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国防这一高度破解这些难题，办法总比困难多。

早在78年前，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完成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文中他指出，才溪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依靠于“政治上的充分宣传鼓动”，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

战争年代也出现过优抚负担不均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少根据地都想到了统筹的办法。如冀南行署要求加强优属劳军。斗争果实分配，烈军属应该提高一倍，一般群众分三亩地，军属要分四亩，如果本村土地不够，就要从其他村调剂分配。对此，群众是理解支持的。他们说，“要不是人家参了军给咱们打老蒋，咱们连一亩地也分不到”。

山东临沂军分区副司令员邢新建说，解放战争时期，临沂地区有420万人，送出20万子弟兵参军，这与老区拥军劳属工作做得好密不可分。

“战争年代条件那么艰苦，苏区优抚工作做得还是很好，政府组织群众免费为红军家属代耕，军属在苏区购物有5%的优待，从而让红军战士无后顾之忧地上战场，捍卫革命果实。”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陈希滔说，马克思主义坚持的是义利统一观，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上去了，优抚安置却有些滞后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应该说，提高优抚安置标准是大家的共识，但怎么统筹优抚安置金需要改革。

我国的兵役大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方恰恰又经济欠发达，财力不足，谁送兵多谁负担重。理论上讲优抚安置金是省、市、县三级统筹，而实际落实起来，就主要压在县一级财政了。有些贫困地区本来就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掏这笔钱。革命老区固始县172万人，每年要往部队送兵近600人，是河南第一出兵大县，尽管县里做了很大努力，优抚标准只能达到平均每人每年2000元，在全省属于中下水平。这样的地方在全国并不少见。

湖北省征兵办副主任叶方新说，现实给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各级统筹的量化标准要具体，负担不能只往下压。另一个是优抚金问题应该纳入国家民生的战略工程，从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均衡各地负担。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GDP总量已跃至世界第二，这为我们改革优抚安置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在采访中，许多军地领导建议，在修改兵役法中应该体现优抚工作坚持国家保障和社会优待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均衡负担的理念。比如可以将优抚安置费列入国家财政预算，还可以设立国防基金，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兵少，那么就以交纳国防基金的形式，履行应尽的国防义务。

“坚持民生优先，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是我们的执政理念。义务兵的优抚安置工作上系国家安全，下系千家万户，应当纳入国家民生工程规范化。”河南省副省长、省征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秦玉海说。

4【时代视野】市场经济条件下，高学历青年当兵的机会成本增大，影响了参军报国的热情和积极性

【调研思考】如何理顺“出口”吸引更多高学历青年做好优抚安置，也不单是给钱的事。

我国南方一些经济发达地区20多年前也曾出现过征兵降温现象，当时改革开放刚兴起，许多人忙于赚钱，忽略了尽国防义务。随之，这些地方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诸多政策，还突出了经济手段的刺激作用，推行货币化安置，大幅提高优抚安置标准。

由于优抚安置政策到位，在南方和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年来征兵工作一直比较平稳，不温不火，每年都能顺利地完成征兵任务。

可不温不火的现象背后，也潜藏一个深层次问题：新兵文化素质这些年来提高不快，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例不高。

按说这些地方优抚安置标准不低，可为什么吸引不到更多高学历青年入伍？这凸显出高学历青年退伍后的“出口”还没有理顺，相比较选择工作或读研，他们当兵的机会成本太高。

摸清高学历青年的心态很重要。他们有能力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相比较物质上的补偿，他们更看重的是入伍后的“发展愿景”，能提干固然好，提干不成回到地方也要有个好的出路。

国家目前对退伍士兵的安置是指令性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相结合。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却出现了指令性安置不落实、难落实，简单地搞货币化安置，一“币”了之。记者在各地采访看到，不少地方社会招考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都有相当可观的指标，而对退役士兵的优先却很难兑现。这影响了适龄青年尤其是高学历青年参军的积极性。“货币化安置并非无所不能。对退伍兵的安置要从政治上着眼，多种安置手段一起上。”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说，我们要转变观念，别把退伍兵当作“包袱”，而要当作一笔财富，尤其是大学生退役士兵，他们本来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现在又经历了部队生活的淬炼，许多人在完成战备训练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经受了考验，思想政治素质强，是人才，要把他们选拔到基层政权和基层政法队伍中去，使他们成为社会发展稳定的骨干力量。朱和平把他的观点带到了政府和企业的课堂上，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赞许。

采访中，许多同志都谈到，国家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选派大学生支教、支医、支农和扶贫，他们期满后，在报考公务员、应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方面可以享受定向招录。将心比心，我们退伍大学生与这些“三支一扶”人员一样，也是在基层经受了锻炼，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为什么不可以享受同样的优待？在国外，法律还规定一些公务员岗位没有兵役经历者不得上岗，这些也值得我们借鉴。

“十一五”期间，城镇年均新增加就业900万人。“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着力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就业工作，这都是我们推进安置工作的有利条件。

这些年来，各地对退伍兵安置问题，不等不靠，做了一些积极探索。

广东率先在全国对退伍兵进行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效果明显。国务院、中央军委将广东的经验在全国推广实施。

记者在山东采访时了解到，山东省政府和省军区已经召开数次会议，研究制定意见规定，建立“招工招干优军”制度，计划把退伍兵纳入政府的人才规划，省里以后每年录用公务员，拿出一定比例的岗位，定向招录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退役士兵，并优先安排在司法、公安、城管和基层武装岗位。每年录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安排一定比例的岗位，定向招录退役士官和大专以上学历的退役义务兵。

“要把安置政策的杠杆效应最大化发挥。”山东省军区政委南兵军说，让所有退伍兵切实感到“一次参军，终身受益”。如果“出口”问题解决好了，何愁“入口”不顺，何愁高学历士兵难征？ 5【时代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防法规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发挥重要作用

【调研思考】如何构建依法征兵的长效机制

韩国著名歌星柳承俊在演艺事业正红火之际，到了服兵役的年龄。为了不影响继续赚钱，他申请加入美国国籍，从而躲避服役。他如愿了，可也遭到了致命打击：韩国政府下达封杀令，不允许他再踏进韩国土地。韩国大部分民众也不肯原谅他，认为他丢了韩国人的脸。

这个例子让人们至少看清了两点。其一，韩国对拒服兵役者有着严厉的处罚；其二，在韩国的社会文化中，逃避兵役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再看中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适龄青年为了逃避兵役，搞“自我淘汰”，比如体检时假装听不见、看不清、站不直、蹲不下等。

对待这种行为，必须有法律手段，国外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中央军委法制局王新建博士告诉记者，美国动员法规规定，年满18周岁者自生日后30天内必须到兵役机关登记，否则将被处以5万美元的罚款，且不得担任公职和享受各种社会福利待遇与保障。德国刑法典规定，以自伤方式逃避兵役义务的，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公布了国防法、兵役法等多部国防和军事法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南国动办专职副主任陈永振说，必须要建立依法服兵役的长效机制，加大对公民逃避、拒绝服兵役和单位拒不完成兵役任务的惩处力度，细化处罚规定，增强兵役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

今年4月中旬，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政府下发文件，专门作出对张某等3人拒服兵役实施行政处罚决定：从2011年1月起两年内，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不得对其实施招聘和录用；教育部门取消其今后报考高、中等院校资格；公安机关不得为其办理出境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为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这个处罚出台后，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不仅要依靠法律手段严肃征兵工作，我们还要完善其他各种配套法规政策。中国的现实是“人人应该尽义务而又不能人人都去尽义务”，如何在兵役上体现平等？王新建博士说，我们可以借鉴外国做法，推行社会役，不服兵役的适龄青年可以到需要的机构担任辅助性工作，履行公共事务或其他公益性社会事务。或者，适龄青年在一定时间内参加动员预备役，每年参加一定的军事训练，一旦有事优先征召入伍。

依法服兵役是一项系统工程。解决适龄青年依法服兵役意识淡化问题，必须运用多种手段。要进一步优化部队成长成才环境，增强部队的吸引力、凝聚力；要加大国防教育力度。

“依法服兵役意识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树立随时准备接受祖国应征的观念。”湖北省军区副政委张仲会说。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国防教育搞得好的地方，征兵仍是气氛热烈。

江苏常熟拥军氛围一直都很浓厚，对部队感情也深。在常熟有一个“双敬礼”，军人向书记、市长敬礼，因为领导干部带头拥军；书记、市长向军人敬礼，因为他们明白，没有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包括常熟的繁荣。每年新兵入伍，当地政府都要敲锣打鼓地送出去；退伍返乡时，各级领导迎回来，亲自召开就业推介现场会，安置率达到100%。去年在常熟，仅一个理工大学就有168名大学生参军。

在山东滕州，记者走进新建的国防科技园和抗战纪念馆。纪念馆里，有两位卫国良将供人们瞻仰。一个是王麓水，鲁南军区八师师长，一个是王铭章，国民党122师中将师长。他们都在战场上血洒滕州。风风雨雨几十年，滕州人以忠诚奉献、参军报国为荣。去年滕州征集任务是700人，结果超额完成了200个。“兵不强，国既不能富更不能强，为人民军队输送优质兵员始终是滕州市委、市政府的第一重任。”滕州市委副书记李健深情地对枣庄军分区政委曹元怀说。

结束采访回来，记者耳旁时常回想起在重庆抗战遗址纪念馆听到的一句丘吉尔二战名言的“改良”版——

如果我们参军，失掉的只是金钱；如果不参军，失掉的是整个国家。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记者张天南，特约记者傅开强、卢军、翟耀、郭小强、李华敏、徐应东，通讯员江记君、周建明等人的大力支持。）

第四篇：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浅析社会转型期我国现阶段的突出矛盾

一、现阶段我国社会突出矛盾的历史背景及其分析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突出矛盾。近期我国严重存在的部分官员经济腐败与人们反腐败的尖锐斗争,及现阶段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就是明显的事例。随着当代社会主义实际生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进了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全面和极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全方位地深人展开,由于人和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深人展开,社会矛盾也就必然地比以往显露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广泛深人。其中还相继地出现了一些过去没有的社会突出矛盾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变化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前几年出现的群众金融风险损失等经济纠纷,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难、部分公民道德缺失、部分官员贪污腐败,以及恐怖主义分子的**活动等,都可以说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这些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出现的具有激性表征和全局性影响的矛盾,就是社会突出矛盾。

社会各阶层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 形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即: 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的要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以及社会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

（一）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症结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些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就是基本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物质文化的需求,全国普遍迈上了构建小康社会的征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 不在有钱花不出去、买不到自己需要的商品的情况, 而问题恰恰是人们不敢放心地消费, 不敢轻易地把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大大方方地买回自己可心的商品。他们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些是因为社会事业没有和经济同步发展。大胆预测, 在未来一个时期内, 即使经济再飞速发展, 物质财富再急剧膨胀,只要没有一个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和经济建设同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能统筹进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只会加剧,不会消除。

（二）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的缺陷。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强调的是, 初次分配讲效率, 再分配讲公平。问题是, 初次分配提高了效率, 再次分配是否真正实现了公平。当前国家税收收入增长高于居民收入, 国库充实了, 理应主要用于解决民生问题,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对农村落后地区的公共设施投资, 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恰恰这些方面做得还很不到位。

（三）当前中国社会突出矛盾的表现在于阶层之间的隔阂与冲突。

矛盾无处不在, 存在矛盾是正常的, 存在矛盾而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就不正常了。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也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 但是这种利益矛盾必须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 否则就会使矛盾激化, 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原有社会阶层认为新的社会阶层利用政策的空缺或不正常的手段攫取了本该属于社会大众的公共资源;草根层觉得只有精英层的利益诉求而缺少属于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新的社会阶层有种经济上的巨人而政治上的矮子的不平衡心理, 等等。

二、正确处理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方法论, 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重视发展的协调性。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要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同时要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的统一, 克服那种片面发展观。一个时期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生问题, 不断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 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并且把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及中西部地区, 积极探索医疗制度改革,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把经济的发展同社会事业的进步综合考虑,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 一条腿短的问题。今后, 应继续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二）弥补体制或制度的缺陷。

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因利益而起,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以满足公众对社会利益的需求, 难以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价值, 再加上我们并没有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利益均衡机制, 共建与共享脱节,优势阶层获利多, 弱势阶层获利少, 甚至比较利益下降。因此, 在利益格局和利益结构调整的过程中, 要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无论制度的重建还是制度的完善, 都牵扯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不可避免地会触及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形成改革的阻力, 这也体现了制度创新的艰巨性。

（三）创造解决矛盾的软环境。

科学发展观就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但是由于路径依赖和制度惯性, 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有一个缓冲的过程, 在这个缓冲时期, 要创造有利于突出矛盾解决的软环境, 矛盾虽不能立即解决, 但绝不能使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的不安定。为此, 一要教育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勤政为民;二要强化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的社会阶层的社会责任, 扶危济困, 关注贫困地区, 关爱弱势群体;三要营造良好的温馨的社会氛围, 消除阶层间心理隔阂, 保持社会的稳定。

第五篇：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发展的矛盾

“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确是决定贫富的关键。”(西奥多?W?舒尔茨)可见,人力资源是生产力诸因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优质的人力资源不仅是当前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的需要,同时也是单位发展的重要保证。现行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直沿用机关人事管理模式,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造成资源配臵的非社会化,引致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发展出现许多矛盾。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竞争的发展,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需要重新定位和实现转变。截止2005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5万个,涉及教科文卫、农林水、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多层次多领域,工作人员超过3035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983.7万人,占事业单位总人数的66.4%,占全国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7.3%。这庞大的数据印证了事业单位是党政一线机关坚实的人才后备库。但现行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现状令人忧心。从园林绿化、环境维护这类公益性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析,管中窥豹,可以发现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存在着许多矛盾:

一、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发展产生的矛盾

1.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模式陈旧、管理人员观念落后,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的矛盾。现行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直沿用党政机关的管理方式,尽管经过多次变革和调整,但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人事管理的阴影,人

事、党办、纪检、工会等多体系管理,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和规范的机制,更没有专业的专职人员负责,多头管理到头来变成无人管理,人力作为一种资源管理显得支离破碎。

现任的事业单位高层管理人员大部分是随着工作资历的增长由党组织提拔的,其本身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由党组织提拔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和布臵而开展工作,不能完全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甚至有时违背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盲目的服从有时是以牺牲资源为代价,这与国家努力打造节约型、创新型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2.开发模式僵化、培训不足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事业单位的组织机构设臵普遍为“领导-科室-职工”,领导决定、职工执行、领导负责、职工服从上级安排,这种直线制管理限制了职工的能动性,领导和职工存在心理上的隔阂,难以沟通和交流,不能合理地开发、利用人力资源、更大地发挥职工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由于这种上级决策下级只管执行的管理方式,往往忽视了对职工的操作技能的培训和实践锻炼。电脑芯片每18个月换一代,十年的知识90%已经老化,原来合格的职工,如果不经常接受培训,更新知识,变成不合格的职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3.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经济日益发展需要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相配套。公益性事业单位提供非赢利性的公益服务,没有经济收入,主要靠国库支付,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单纯地注重社会效益而忽视追求经济效益,这种远离市场经济的单位性质,导致人力资源竞争意识日益淡化、缺乏危机感。虽然有的单位对岗位责任管理实行考核或考评等,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事业单位的考核只是走过场,对考核不能实事求是地确认“不合格”等次,致使绝大部分的职工处于“合格”等次,而“优秀”等次多数都集中在部门主管或领导等个别人身上,未能真正发挥考核的激励作用。考评结果也没能与绩效挂钩,即使挂钩受经费的影响也是轻奖轻罚,平均主义的倾向大大挫伤职工的积极性,工作缺乏热情,搭便车的现象内部盛行,这种工作氛围难以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4.用人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才是第一资源”,“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针对社会发展,人力资源要充分流动,才能促进社会核心资源的日益更新和迅速发展,新鲜的力量才能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

事业单位大部分成立于计划经济时期或是改革开放初期,其人员编制、进人渠道并未随着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而变化,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进出人“管的过宽、统得过死”,限制了单位的发展,单位没有用人自主权“用不上的人一大堆,需要的人进不来”。

而在单位内部,用人制度缺乏规范、科学的操作程序,人事选用权高度集中,人才能否被使用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是否被领导相中,这种被动状态遏制了职工的自我发展、自我推荐、主动进取的精神,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人才资源闲臵或浪费。能上不下、论资排辈、迁就照顾、因人设事、因人设岗等这些人力资源选拔的“潜规则”深深地挫伤职工的积极性。

二、对缓解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发展的矛盾的几点建议与意见

事业单位专业化公共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其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应不同于机关,其免费提供公共服务的特点,决定了其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应不同于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重要的是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加强开发与培训,整合人才资源,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凝聚优秀人才,调动广大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才能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1.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力资源管理新理念,提升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人的行动受观念、思想的支配,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行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作为现代事业单位,面对的日益变化的社会发展,必须十分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充分认识到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性。在事业单位的发展与改革中,面对社会配臵的有限资源,只有充分发挥人力这一无限潜力的资源,用人单位才能搞活经济,才能与市场灵活相结合,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加强职工的职业培训与开发。外部环境激烈变化,需要单位和员工必须不断学习和创新来适应变化,而作为一名工作人员,每个人潜意识中都希望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由此,需要系统地、计划地进行培训。建立起开发培训—使用—考核—总结评价—分配的人力资源管理动力机制,对新职工先培训、考核再上岗,对在职职工,定期将考核结果与个人绩效分配挂钩。

通过培训,可以改变人的工作态度、更新技能、改善知识结构。另

外,无论对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还是与外部之间,学习培训不仅扩大交往范围,提高交往频次,而且还将增强交往的信任度,建立和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基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有计划地实施职工职业培训,以提高职工与任职有关的工作技能,使职工具备当前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为未来做好准备,确保单位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形式多样的激励机制、深化绩效管理。建立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深化绩效管理,掌握合适的激励手法是人力资源管理的中心任务。对于激励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普遍的物质激励,物质激励更多体现在工资分配制度上。由于事业单位经费是由财政核补的,工资按国家标准统一发放,自由度低,事业单位作为微利保本的单位,没有太多自主分配的经费执行这一激励方式。第二种激励就是人性面激励,重视人性面的激励,最基本的就是要让员工有发言权,让他有参与和说话的机会,让他感受到尊重和关怀。员工需要有可信赖的领导,希望自己在可信赖的领导手下工作。因此,创造一个员工成长的空间,形成培养人、重视人的企业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4.建立自主的用人制度,实行创新内部用人用工机制。对公益性服务型事业单位的岗位管理可以采用包干到底的形式,并适当赋予相应的责、权、利,由职工灵活自主安排工作,让职工有施展才能的空间,给予充分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相信职工有能力完成任务。甚至可以探索项目聘用、人才派遣等用人方式,专职与兼职,长期与短期聘用相结合等方法,充分调动人员积极性和流动性。

总之,在事业单位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不论管理层还是普通职工都

应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对一个单位的重要性,而且还应该注意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认清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不足,寻找对策和方法,以人才激励、人才培养和科学使用为途径,发挥人才的最大优势,使事业单位的发展更适应于当今社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邵冲,《人力资源管理案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0.[2]李红艳,国家公务员考评问题及对策理论学刊2000.2.[3]张建星,《事业单位研究》[EB/OL]20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