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议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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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会计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 作者:骆德平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05期
[文献标识码]A
第二篇:航空航天在国防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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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先导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航天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高技术群,荟萃了当今世界 上科学技术的许多最新成果。航天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科学技术的进步,其中包括天文 学、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以及能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 的研究与发展,同时各种卫星应用技术、空间加工与制造技术、空间生物技术、空间能源技 术大大增强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返回式遥感卫星拍摄的数万米地物照片和其它卫星获得的地物信息,经国家经济和科研 部门处理分析后,从中获取到许多用其它手段得不到或难以得到的资料,为国家进行国土规 划和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利用返回式遥感卫星照片,国家有关部门曾组织进行了京津唐、塔里木盆地、黄河三角 洲等 7 个区域的资源和环境调查,各有关单位开展了其它方面的多项专题应用。实践表明,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照片具有视野宽阔、信息量丰富、直观性好、清晰度高、能提供宏观和实 用性强的第一手普查资料等特点,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价值。中国已建成能接收各类(光电型、雷达型)资源卫星数据的遥感卫星地面站。利用该站 发布的数据,各部委和各省市在资源调查、环境监测、国土整治和规划、土地利用和普查、农作物估产、地质勘探、重大灾害评估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在 1998 年夏季长江 中下游和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之际,遥感卫星地面站根据卫星获取的微波遥感资 料,对灾情最严重的地区进行了全天时、全天候的监测,为抗灾、救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于 1999 年发射的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卫星,已成为中国卫星资源的一个新的数 据源。中国发射了 4 颗“风云”1 号和 2 颗“风云”2 号气象卫星,现已建立了由北京气象卫 星资料处理中心和北京、乌鲁木齐、广州 3 个气象卫星资料站组成的具有国内外兼容性的气 象卫星资料接收处理系统。该系统为中国的天气预报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实时云图。尤其是气 象卫星系统的业务运行,大大提高了灾害性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每年减少经济损失几十亿元。卫星导航定位 卫星导航定位在我国的应用迅速发展。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已开始为公共汽车、出 租车安装 GPS 指挥监控系统。我国有数万条渔船装备了 GPS 接收机。毫无疑问,智能交通 是一个大规模的潜在市场。卫星导航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测绘的各个方面。GPS 的应用必 将成为 21 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热点之一。2000 年,“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发射成功,并完成双星组网。我国自主建立了第一代卫 星导航定位系统——“北斗”导航系统。这个系统是全天候、全天时提供卫星导航信息的区 域导航系统,是目前世界上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实用星基定位导航系统,将对我国 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是现今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和组织,也是世界上少数拥有进行空 间微重力实验手段的国家之一。如今,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正迎来一个大跨越发展的春天。21 世纪头 10 年,又发生了中国航空航天史的两件大事:在航天方面,200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中国成功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圆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在航空方面,2007 年 2 月,对国计民生的意义不次于“两弹一星”的大飞机项目正式立项,还有最近倍受国人 瞩目的“嫦娥一号”“神七”等等„„这些成就必将大大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增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航空航天事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航空航天事业对国家,从军事国防上讲,具 有中流砥柱的地位。从国防意义上讲,在现代战争中,空战已经占据着主导地位。像军用飞 机、导弹、航母这些衡量着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的重要指标,和国家的航空航天技术水平有 着直接的联系。在历史上,航空航天技术的每一项突破几乎都源于军事目的。比如“两弹一
星”,对于弹和星,应该结合起来看,如果火箭中的卫星换成了核弹头,就成了洲际核导弹 了。为什么新中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要上“两弹一星”工程?这正是为了拥有中国自己 的核武器。同样,拥有航天火箭的发射能力,是一个国家拥有核威慑能力,远程核打击能力 的前提条件。现代战争,是以海陆空天为一体的,立体复杂信息化战争。拥有制空权,制天 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因此,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防力量。航天与农业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通信广播卫星、资源卫星、气象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在农 业现代化中均获得广泛的应用,已取得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随着航天高科技与农业技术 相结合,必将产生一门新兴的科学技术产业,即航天农业。这将对解决农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 问题,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卫星通信是现代化农业的主要手段 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有力地推动农业技术的进步。卫星电视教育已 成为提高城乡劳动者文化素养、劳动技能的有力工具,全国已有 1000 多万农民和乡镇企业职 工收看农村技术培训的电视节目。卫星通信与卫星遥感的综合应用,既可用于对风灾、水灾、旱灾、森林火灾以及病虫害等大 规模的自然灾害进行长期监测,还可建立全国农业信息系统、农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从而提 高农业现代化的管理水平。航天技术与农业科学技术的相互渗透,必将为农业现代化、繁荣农村经济做出巨大贡献。反 过来,农业也为航天技术的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发展航天农业是功在国家、利在人 民的长远大计,它将推动中国农业迈上一个新台阶,并为下一个世纪的农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发太空资源培育农作物良种 自人类开始探索太空以来,把各种类型的生物样品放在航天器内飞行,待飞行结束回收后观察 这些生物的生理、生化、遗传等方面的变化,一直是太空飞行任务的重要内容。利用卫星研 究植物生长发育和变异,已经有 30 多年的历史。据初步统计,1957~1988 年国际上已发射的 空间生命科学卫星有 109 颗,搭载植物材料的有 33 次,占总数的 30 3%。研究了植物生长、发育及其生理和遗传特性的影响,空间微重力、高能重粒子对植物种子和植株的影响;植株及 其细胞在空间条件下生长发育以及衰老过程;低等植物在空间的生长规律等。在其深度上已 涉及到植物的光合作用、呼吸、营养和激素的代谢、遗传、细胞、超微结构等多方面的问题.然而,研究目标的重点是解决人类进入太空的生活问题,比如,研究在太空条件下植物生长发 育规律,以便改善人类在太空生存的小环境;解决航天员的食品来源问题;探索宇宙及其星球 中能否生长植物。航天农作物育种这一高新技术,是中国农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是中国航天返回式卫星技术优势 与中国农业遗传育种技术优势相结合的产物,是农业专家与航天专家长期协作攻关所探索出 来的一种新的育种途径,是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生事物。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 农业,就必须依靠科学种田,即改良品种,扩大良种种植面积,改造低产田和推广先进应用技术, 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稳步提高。而良种问题则是促进农业增产诸多重要因素中最为经济、有效 的因素。过去中国已经通过杂交育种、杂种优势利用、人工诱变育种等多种手段培育出大量 农作物优良新品种,为农业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1987 年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返回式卫 星 8 次搭载农作物种子, 进行探索性的航天育种试验。这种经过太空处理之后,再到地面选育 农作物新品种的方法称之为航天育种。已进行的项目有:粮食作物类——水稻、小麦、大麦、高梁、玉米、谷子;豆类——大豆、绿豆、青豆、黑豆;经济作物类——棉花、烟草、甜菜、莲子;蔬菜类——丝瓜、黄瓜、青椒、西红柿、萝卜、胡萝卜、绿菜花、尾穗苋;观赏植物与 药用植物类——石刁柏、鸡冠花、三色堇、龙葵、菊花、甘草以及油松、白皮松等。植物种子放在返回式卫星舱内,随着卫星在空间距地球 200~400 千米轨道上飞行 5~16 天。
在返回地面后,对种子萌发、幼苗生长、植株在田间的生长、发育、产量和有关的生理生化、细胞、遗传等进行了分析研究与试验,发现不同属的种子的表现各不相同,其中小麦、水稻和 黄瓜种子经飞行后,幼苗根尖细胞的染色体出现比地面对照组更多的变异,其后代遗传有分裂 现象,并且十分显著。飞行后的小麦种子植株呈现矮化、分蘖力强的特点。水稻出现大穗、双穗等多种变异。黄瓜由主茎结瓜型变为侧枝结瓜型,且雌花数量增多。石刁柏(俗称芦笋)种子在空间飞行后, 种子萌发加快,发芽率提高,幼苗的呼吸加强,比对照组提高 34%,田间长 势亦好于对照组,出笋率也比对照组多 34%。从上述试验结果与实际调查情况,可以看出经空 间处理后的种子,在地面种植试验诱发出众多的宝贵突变体,并能从中选育出一批优良的品系, 证实了空间环境对植物种子的诱变作用带有普遍性。
第三篇:“三农问题”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三农问题”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Fannylock
内容提要: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指城乡产业发展的差距过大,是由于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发展差距而出现的。“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产业发展中问题的一个方面内容。因此,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字:三农问题农业国民经济
一、概念界定
1、什么是“三农问题”
一般而言,“三农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农村问题。本文认为“三农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系的问题。(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它是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
具体来说,“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贫穷,不是说他们收入没有增加,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差距过大;“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弱质,不是说农业没有发展,二是城乡产业发展差距过大;“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村落后,不是说农村没有发展,而是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差距过大。因此,“三农问题”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呈现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展差距过大。(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我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以上所描述的严重的“三农问题”。
2、农业是什么
农业是人类利用自然环境条件,依靠生物的生理胡噢噢的功能机能,投入人类劳动,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农业的内容是发展变化的,主要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由于经济社会水平的提高,传统认识和现在认知的农业有所区别,传统认识把农业仅限于农产品直接生产部门,现在农业观则把农业产前、中、后经行服务的部门也归于农业,是农业的概念更宽泛。(傅晨,2010)随着人们认识的加深,农业的贡献和多功能性都被充分的认知认可,并挖掘利用。例如1961年库兹涅茨的分析中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对国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又如,现代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市场发展、就业增收、劳动力输出、生态保护、生物质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尹成杰,《农业多功能与推进现代化农业建设》)
本文题目中的农业是指国民经济产业概念中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二、“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中,“三农问题”是指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并集中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产业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在我国,“三农问题”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重中之重”的表述表达了党中央对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从根本上治理“三农问题”从此成为全党全国压倒一致的认识。(傅晨,《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2008)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中之重”,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牵制和阻碍作用。
三、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农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农业是工业等其他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
件;农业是支撑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保障。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一条普遍性的经济规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条规律都是普遍适用的。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下降而改变。
农业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和作用只农业的发展状况如何, 将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 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缪尔达尔,1992)“由于农业部门的规模和重要作用, 它必然成为一国经济任何真正持续扩大的基础”(费景汉,1989)。据国外经济学家的经典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主要贡献有: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及外汇贡献。(库兹涅茨,1961)
总之,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的安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能否保持独立自主地位的大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在经济发展的任何阶段,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
四、“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产业概念中农业的关系
“三农问题”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相互关系的问题。它是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问题中的“农业问题”是指城乡产业发展的差距过大,是由于工业和农业两大产业发展差距而出现的。“三农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农业产业发展中问题的一个方面内容。
“三农问题”的出现是农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在社会发展,中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一组相互关系综合性社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生产力水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因素优化组合的程度。
五、解决“三农问题”,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的对策建议
1、坚持对三农问题的正确认识,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三农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城乡发展差距过大而呈现的畸形二元结构问题,集中表现为城乡在居民收入、产业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发展差距过大。在我国由于“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发展战略使得“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无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由于农业本身的性质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波动点,更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要正确认识“三农问题”,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认识“三农问题”与农业的发展的关系。
2、统筹城乡发展化解“三农问题”,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在我过,“三农问题”是由于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累积的恶果,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造成严重的城乡发展矛盾,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对农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化解“三农问题”促进农业的新发展,提升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3、坚持正确的农业发展观,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实践证明,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农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不同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主要部门, 其首要任务是必须养活城镇的人口, 其次还要为工业积累一定资金(因为相对农业部门而言, 此时的工业太弱小);否则, 工业化就很容易陷入“李嘉图陷阱”。在工业化的中级阶段, 随着农业总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和食物需求占消费总支出比重的不断下降, 工业化对农业部门的资金与产品依赖都会逐渐减弱, 相反, 随着工业消费品生产的迅速膨胀, 工业部门内部的需求潜力逐步减弱, 工业化对农业市场的依赖越来越强。换句话说, 农业对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时间不能过长, 在比例上应随工业化的推进而逐渐减少, 而农业的市场贡献应随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增强。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 工业部门已经发展壮大, 并具备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 而且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不复存在了。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必须要坚持正确的农业发展观,转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
4、拓展农业功能的全面发展,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市场发展、就业增收、劳动力输出、生态保护、生物质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经济性功能和社会性功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不断提出的新需求,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农业的多功能进行合理全面的开发、拓展。我们要不断巩固和强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应全面地充分地认识和拓展农业的功能。
参考文献:
1、傅晨,2008 《广东城乡统筹化解“三农问题”研究》;
2、黄泰岩 王检贵,《工业化新阶段农业基础性地位的转变》;
3、黄守宏,《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基拙地位》;
4、尹成杰,《农业多功能性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5、陈文科,《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再认识》;
6、陈秋珍,《国内外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文献综述》。
第四篇: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论文
论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院系:电气与信息工程系 班级:13级电气本科三班
姓名:王凯歌 学号:04991303009
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与作用
摘要:在65年前那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族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要求,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领导者
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组织发动者、中流批柱和英明的领导者——这是抗日战争全过程所反映的事实。一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有全面了解而又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都公认不疑。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动、坚持和取得胜利的。在诸多合力中,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抗日战场,相互配合,共同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其中,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高举抗日大旗不动摇,始终站在抗战前列不后退,并以共产党人为国为民、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精神和抗日先锋模范作用,赢得全国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成了中华民族的先锋、中国人民的脊梁,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宏观上、本质上和发展观点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能够代表民族利益,反映人民愿望,提出合乎时代潮流的政治主张,获得人民的信赖和响应;二是能够制定符合国情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推动历史前进,得到人民的拥护;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得到人民的支持;四是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成为群众表率,得到人民的爱戴。
一、中国共产党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倡导者、推动者和政治领导者。众所周知,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由此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举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旗帜,坚定地站 2
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为推动全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同时表明,“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领导。
二、中国共产党是发展抗日力量,掀起抗日高潮的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者。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分歧由要不要抗日转向怎样抗日的问题。由于两党代表的利益不同,参加抗战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因而一开始就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和军事方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抗日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抗战局面。
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把全民族抗日推向了高潮,并在实践上指导共产党的敌后战场取得节节胜利。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就威名天下扬,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振奋了全国民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此后不久,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解放5千多万人民,建立大小10多个抗日根据地,抗击了近半数(约40万)侵华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迫使敌人占领广州、武汉后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促进了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
历史证明,“敌人进攻,国民党败退,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对敌反进攻,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败局也必将更为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在抗战第一阶段,也是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核心和战略指导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和坚强堡垒。为了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共产党作出了重大牺牲,顶住了投降反共逆流,为全国人民的抗日大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一方面及时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开展了声讨汪精卫集团叛国罪行的斗争,制止了蒋介石集团的投降活动。另一方面制定并坚持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高度克制、忍让的“自卫”斗争等政策、方针和原则,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政策和战胜 3
敌人的三大法宝,向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方向。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共产党“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也就根本不可能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敌后战场,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中坚力量和主要战场。在长达6年左右的战略相持阶段,由于日军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战场转向共产党战场,敌后战场成了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成了坚持抗战的“脊梁”。
坚持抗战打败侵略者的历史重任落到了共产党肩上。这个时期,日本侵略者投入60%以上的侵华日军对敌后抗日军民进行反复的残酷“扫荡”、“蚕食”和“清乡”,乃至灭绝人性地实施“三光”政策和施放细菌、毒气。敌后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贡献。一是抗击了三分之二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减轻了国民党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二是取得了“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打得敌人惊呼要对华北“再认识”,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是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等多种斗争形式,用鲜血和生命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和“清乡”,保卫和发展了解放区。四是解放区开展了整风、大生产和练兵运动,战胜了严重困难,并为战略大反攻作了重要的精神和物质准备。五是1944年发动局部反攻和夏季攻势,对敌占城镇、交通要道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为转入全面反攻奠定了重要基础。
历史表明,“所谓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其特点就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如果没有敌后解放区战场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并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也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认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抗日战争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阶段,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而,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战的过程中,努力把改革国内政治、推动社会进步与坚持抗战紧密结合起来,对于要不要建设新中国、怎样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从理论上和 4
实践上进行了不懈探索。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看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2、中国党史出版社,2002年
3、李伯雍、廖开顺《中日战争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五篇:管理信息系统在银行中的地位与作用
管理信息系统在银行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银行管理信息中心的建立,标志着我行将信息资源正式纳入了管理序列,并旨在运用IT及网络技术,使信息创造出直接或间接的价值,同时将信息的管理作为减少经营风险的锐器。
一、信息资源的新概念
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下的银行是以运用货币等有形资产创造收益的,但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由于银行几乎所有的交易和数据都纳入了计算机处理,因此,银行的经营活动势必同时表现为信息的运做。从这个意义讲,银行对信息的掌握、分析、运用的优劣程度,就反映了银行业务经营的好坏程度与最终的结果。纵观国内外,没有那一家优秀银行的信息处理技术不是与之业绩相匹配的。恰如生息资本,银行对信息的管理与运用是可以产生效益的,例如我们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分析,就可以及时地掌握银行资产的情况,使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度资金投资,产生效益。
不仅如此,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还集中反映在它对各种金融风险的防范上。2006年10月,国际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在监管信息方面提出了“六个一”的标准,除第一条;“建立一套清晰授权的法律法规体系”与信息管理间接有关外,其余五条全部直接与信息系统有关,即要求银行建立“一套完整的统计报表指标体系,一套清晰可行的报送要求,一套保证数据质量的制度安排,一套高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和一套风险分析评价预警方法”(《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第21条附则之评价标准)。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我国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金融活动日趋活跃。由于投资环境的复杂化,形式的多样化,迫使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的定性的目标管理, 而积极寻求对各种经济过程及金融政策的定量研究,进而形成优良的银行信息管理与决策,以求避免损失,降低风险,实现高额利润。与此同时,近代计量经济学,运筹学等边缘学科的发展,使大量的金融活动被抽象成为反映其内在规律的数学模型, 供人们分析, 预测,充实了银行的决策能力。而网络及IT技术在这一过程中担负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只有广泛深入的采用电脑, 繁杂多层次的决策理论才能快捷,准确,简单地走向实用, 才可能进行多因素下的择优及对经济过程模拟,仿真。鉴于此, 人们强烈地意识到: 离开了信息管理,就无法进行高质量的银行决策。
广义上讲, 高质量的银行信息管理就是综合运用管理科学, 运筹学,决策分析技术,数据库技术和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的成就,支持并改善各种银行管理,评估各种金融风险、预测效益、选择经营战略、支持金融创新以及指导具体的金融活动。
中国银行股份制改造以后,股东及全行职工对高层决策对所属企业及银行命运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外资银行大量涌入,以及面临国内同业竞争的情况下,中国银行管理层也清醒地意识到:我行战略及经常性的信息管理水平必须大规模地提高,同时应当拥有一系列高质量的信息管理工具与手段,与国内外同业抗衡,以保证我行在国际金融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国内银行也都意识到“经营、管理信息资产”的重要,并相继成立了单独的管理信息部门。
二、信息管理与IT技术
同其他事物一样,电脑的应用也必然经过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以不同的观点考查这一过程的分化亦有着不同的归属。从银行电脑处理问题的内容上研究这一过程应当有三个层次。1.以解决传统业务及手工操作为主要目的运用为第一层次,国外通常称作OLTP(Online Transaction Processing,联机事务处理)
2.以资源共享,远程通讯为背景的信息分析处理属于第二层次,国外亦称作OLAP(Online Analysis Processing,联机分析处理)
3.第三个层次电脑的运用是由事务性管理转向的智能控制,预测和分析决策上的运用,国外称之DSS(Decision Support System,决策支持系统)IT发展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所处理的业务性质单一,运算简单,操作也较简便。如对利息的计算,各种清算、银行帐务处理等等。第二个层次运用规模较大,它是把前期面向柜员操作的程序功能联结起来并建立于网络技术之上的信息处理,它对于电脑的功能,通讯能力,网络规模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般说来,前一个层次电脑运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减少劳动强度的。而第二、三个层次与前两个层次的显著区别在于它是在信息大集中和经济模型的帮助下,以分析、运用信息资源为使用目的的电脑高级运用。其结果将会为银行管理层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为银行经营活动指明方向。
2003年中国银行召开了全辖科技大会,启动了旨在改变中国银行IT落后现状的“IT蓝图”工程,并指定全球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公司)做顾问,次年“IT蓝图”报告完成,交付中国银行。该报告从IT的角度出发,首次以IT技术的实施为前提,将我行业务领域分成为五大板块,即:“交付渠道、客户管理、产品管理、财务会计、决策支持”,其中最为瞩目的是:明确将信息管理(决策支持)提高到与客户、产品、财务管理等银行主流业务并驾齐驱的地位。
不仅如此,2005年,中国银行最高决策层又将总帐、财管等在传统意义下属于财务板块的主题,并入信息管理(决策支持)板块,突显信息管理的地位与作用,同时也构成了反映中国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特色的特殊定义,即目前所说的MIS(含总帐)系统。
BCG公司在IT蓝图框架下设计的五大板块:
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缩写MIS早在七十年代就已作为“专有名词”被全球IT行业所认同和使用。由于信息活动是动态的、发展的、永恒的,因此MIS的建设也是无止境的。但不同的阶段可以实现不同的任务,中国银行MIS现阶段的任务是:
在“IT蓝图”的架构下与即将上线的新一代应用系统(BANCS+外围系统)实现对接,前者面向客户及面向交易,解决实时性(T+0)事务处理,而MIS则面向银行内部所需的各种核算,面向后线(T+1)类的信息分析与加工。
三、信息管理系统与实施要素
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与实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必须有清晰的战略发展思路,因此,(一)中国银行MIS系统要实现的总目标是:
推进我行信息一体化进程,实现全行一本帐下的数据集中管理
统一全行数据源的标准与规范
集中并统一利用全行的信息资源
加强总行对分行的管理与监督的力度
为管理层和各业务单元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提高电子信息的服务水平 其次,作为承担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主体单位,管理信息中心必须有明确的管理职责,因此,(二)MIS部门的基本职责是:
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金融政策、监管机构关于信息管理的规定
制定信息标准和信息管理制度,促进我行信息资源充分、安全地共享;确保我行对外数字信息披露的准确、一致
提高内部经营管理信息质量,保证指标口径一致
建立科学、系统的报表体系,提供商业智能查询工具,提升报表编制自动化程度
整合全行管理信息需求,保证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整体性,确保管理信息系统整体规划与我行业务发展战略和IT蓝图一致
兼顾先进性和可行性,积极稳妥推进我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提升信息管理水平和效率
(三)我行MIS系统现阶段的分析(主题)应用:
中国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与传统的MIS系统略有不同,因为它是在我行投产BANCS系统前提下给出MIS系统定义的。换言之,它是在尽量减少前端柜员操作流程前提下的一种设计思想,故我行把总帐、财管、企业信息、利润分析、历史信息等一大堆与银行内部核算相关的处理内容放到了MIS系统之中,优化了前端操作,复杂了后台的处理。
我行现阶段主要涉及的分析(主题)应用是:总帐(GL)与财管(FMS)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或企业信息(ECIF))、价值与利润贡献度分析(PA)、平衡计分卡系统、风险管理(KRI)、资产负债管理(ALM)、稽核审计和监管报表管理等,其中BCG公司提出的分析(主题)应用是上述主题中的后六个,加上我行特定的总帐(GL)与财管(FMS)系统,共7个,即通常所说的中国银行MIS的6+1个维度,(如图所示)。
(四)我行MIS系统的基本架构: 中国银行MIS系统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采用或将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不但需要连接BANCS、新国结等即将投产的新一代核心系统和外围系统,也要适当考虑(在报表层面下的)融和各个旧系统,因此,我行MIS系统的基本架构如下图所示:
(五)我行MIS系统的数据架构:
过去,由于我行各应用系统大多数的开发是相对独立的,系统之间缺乏统一的数据元素标准以及信息分类编码标准等,使信息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共享、信息孤岛现象比较严重,制约了系统的高效使用,也成为管理信息建设的首要问题,鉴于此,中国银行MIS中心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全力,首先建立起面向各个应用的;统一数据标准的;信息同出一源的核心数据库,亦称中央数据库。
它的基本概念与原则可以简要表述为:从BANCS以及相关的外围系统(通过下传平台等工具)中提取数据源,再经过数据的分类抽取技术(ETL)形成以合约、产品、客户、交易信息等维度的中央数据库(UDM),然后针对不同的分析(主题)应用,产生数据集市,以满足个应用系统的数据要求,最终通过这些应用系统,达到为各管理层或用户提供分析结果或各种报表的目的。(如图所示)
综上所述,中国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的建立,体现了中国银行高层领导决心加强信息管理以适应时代要求的管理理念。因此,管理信息中心的战略目标已不仅仅是建立一个计算机的MIS软件系统,而是如何协助总、分行各级领导了解、掌控银行的经营,进而帮助他们实现各种相关的分析,以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
管理信息中心同总行其他部门一样,肩负着管理的重任,并对银行的经营水平与经营业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的英文缩写MIS早在七十年代就已作为“专有名词”被全球IT行业所认同和使用。由于信息活动是动态的、发展的、永恒的,因此MIS的建设也是无止境的。但不同的阶段可以实现不同的任务,中国银行MIS现阶段的任务是: 在“IT蓝图”的架构下与即将上线的新一代应用系统(BANCS+外围系统)实现对接,前者面向客户及面向交易,解决实时性(T+0)事务处理,而MIS则面向银行内部所需的各种核算,面向后线(T+1)类的信息分析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