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最终定稿）

第一篇：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

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还是言词证据范畴？ 答 ：应该是实物证据，不是言词证据，是客观的反映现场的状况，固定现场的证据。所谓的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对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资料、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所制作的书面记录。它包括在勘验、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与案件有关的一切的事实情况的文字记录，而且还包括绘制现场图样、拍摄现场照片等附件。，它的证据价值来源于如实记录的内容所显示的证据间的综合关系。勘验检查笔录对案件事实特有的证明方式，在于通过对有关物品、场所进行观察、检查后所作的如实记录，证明许多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而言词证据是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它包括以人的陈述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证据，如刑事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等。虽然言词证据通常以笔录(即记录材料)为载 体，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对证人的询问笔录，但不论记载方式如何，记载的内容仍是陈述人陈述出来的案件事实。而勘验检查笔录不是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而是如实的记录案件事实，没有任何主观的东西存在。所以勘验检查笔录不是言词证据的范畴。

勘验，检查笔录是实物证据的原因：

实物证据是指表现为一定实物的证据，它多以物品或痕迹等实在物为其存在状态和表现形式。实物 证据在很多情况下是经司法和执法人员勘验或搜查、扣押而到案的，一经发现和提取，即加以妥善保存、固定和保全，它们是证实案情的有力证据。不像言词证据那样易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虚假或失实物证据是人们无法与之相互交流的“哑巴证据”，它如实地记录下客观发生的事实却不能主动地向人们展示，只能通过科学技术和实践簪簿用人的语言对其进行翻 译和解读真；而勘验、检查笔录是司法机关公务人员对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资料、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所制作的书面记录。它包括在勘验、检查过程中发现的，与案件有关的一切的事实情况的文字记录，而且还包括绘制现场图样、拍摄现场照片等附件。，它的证据价值来源于如实记录的内容所显示的证据间的综合关系，是对有关现场、人身，物品、痕迹等与案件有关的 实物证据特征的书面记录，是对实物证据内容的固定和反映，因而，属于实物证据。

第二篇：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

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

X林勘、检字[]第（）号 勘验、检查地点时间年月日时分开始至时分止 案由勘验、检查人：姓名职业单位职称 记录人

见证人：姓名职业单位有关当事人：姓名职业单位勘验检查事项及结果：

勘验、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年月日 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年月日 有关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年月日

第三篇：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范本)

林业行政处罚勘验、检查笔录（范本）成林勘字[2004]第[07]号

勘验、检查地点：某乙国有林场××林班××小班

时间 ：2004年3月26日9时30分开始至10时30分止

案由：某乙国有林场××林班××小班杉木被盗伐

堪验、检查人：姓名 XXX、XX 职业 公务员

单位XX市林业局 职称 工程师

记录人：XXX

见证人：姓名 XXX 职业 公务员 单位 XX市林业局

有关当事人：姓名XXX 职业 农民 单位无

勘验检查事项及结果：勘验现场位于某县重点林区某乙国有林场××林班××

小班，被盗伐杉木树桩15个，盗伐面积0．8亩。

树种地径（公分）折算胸径（公分）折合立木蓄积合计

＿＿＿＿＿＿＿＿＿＿＿＿＿＿＿＿＿＿＿＿＿＿＿＿＿＿＿＿＿

杉木× ××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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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木×××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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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立方米

勘验、检查人（签名或者盖章）：XXX、XX

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XXX有关当事人（签名）：XXX

2004年3月26日2004年3月26日

第四篇：论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曾海滨

论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曾海滨(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摘要:本文阐述了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概况,指出了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体制、政治、经济等方面分析了形成当今现状的原因,论述了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构想。关键词: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现状;原因;立法构想中图分类号:Ｄ925.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1-5365(2006)09-0041-03

凡证据事实是通过人的陈述来反映、以语言形式表现的叫做言词证据〔1〕。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通过其它不正当行为获得的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言词证据的取得方式或程序及权限违法而导致其效力被排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则。在我国非法言词证据虽然在立法上加以了排除,但是在实践中至今还是一大顽症,因此很有必要对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探讨,提出具有操作性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保障人权,减少错案。

一、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79年刑诉法为第3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是规定了不能非法收集证据,并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是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关于非法证据的条款主要有1998年修订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8年12月16日修订并于1999年1月18日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该《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1年1月2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检察院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要求“„„:

坚决杜绝刑讯逼供现象的发生,彻底排除刑讯取得的证据,确保办案质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要严格贯彻执行有关法律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现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是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应当坚决予以排除,不能给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留下余地„„”〔2〕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司法解释已明确规定了非法言词证据应该排除,但是没有对防止非法取证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作出规定。

二、形成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现状的原因和完善的必要性(一)形成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现状的原因我国至今都未形成比较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目前在立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仅限于言词证据。其原因主要有:

1、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中,“刑讯逼供”被赋予了合法化,而此观念也是深入人心,即使在今天老百姓还是普遍存在一种观念:犯罪嫌疑人该打!就是部分公安执法人员也存在这种思想观念。“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做了坏事会遭到恶报”、“以牙还牙”的观念也是深深地烙在老百姓的心中,虽然“以牙还牙”已经是个贬义词,但那种思想观念还是在老百姓的心

中生根、发芽、开花了。传统儒家的礼教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不合时宜的礼教已经被老百姓抛弃,但是“忍、让”至今还在发扬光大之。“忍、让”是一种好的传统思想,但是我们不能说它与当今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完全没有关系,它使得在司法人员因非法证据办了错案时更多的老百姓是“忍、让”,而不是积极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2、体制的影响非法证据的排除主要靠法官进行,这要求法院能独立行使审判权,而我国法院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还有一个政法委员会,负责公、检、法、司的工作,各级法院要服从政法委员会,而公安部门的主要领导往往是政法委员会成员,或是党政机关的常委,这种格局形成了本应是并行的公安机关与法院,实质上变成上下级的关系。在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如果不同意排除非法获得的证据,法官们只能服从“大局”了。特别是在个案上很容易受到干扰。

3、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对法律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个别法律甚至是决定性的。有的学者曾经说过有些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实施而是为了作秀;颁布的法律还只是纸上的法律,在实践中实施了的法律才是真的法律,而能否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了法律受制于政治,非法证据也不例外,在建国后的30年间我国根本就没有非法证据的影子,文革时受政治的影响整个国家找不到法制踪影,直到文革结束后的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才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而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文革已经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正处拔乱反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法律也就适应政治及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产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几次政治味很浓的“严打”,处于“严打”时往往对犯罪分子从快、从严处理,此时根本谈不上非法证据的排除。

4、经济发展、刑事犯罪状况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法律的发展,法律的发展反映经济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经济进入发展的春天,而“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条文出现于改革开放第二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发展,老百姓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自1998年后相继出现了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使用的司法解释。刑事犯罪的状况也是影响法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五年开展了一场轰轰隆隆的“严打”,主要原因是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各种各样的刑事犯罪活动比较猖獗。国家为了打击犯罪开展了“严打”斗争,在“严打”时期公安人员甚至公开非法取证。在随后的几场“严打”无一例外是在出现了犯罪活动高潮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每次的“严打”虽然有力打击了犯罪活动,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每一次都是对法制的破坏,不能非法收集证据更是抛到九宵云外。

5、警察的素质及侦查技术的影响警察素质的高低与侦查技术也是影响要素之一,在我国现阶段警察的素质除了发达城市的警察外还普遍较低,有很多的退役或转业军人,有不少是通过关系进入公安司法系统,甚至有些人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很少是有经过公安院校培养的正规毕业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侦查技术比较落后,而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越来越高明,公安司法人员往往又要面对上级及群众的压力从快破案。以上两个原因导致在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绝,非法证据的排除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完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首先,保障人权的需要。非法获得的证据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等基本权利为后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旨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通过对非法证据采取否定性的评价,拒绝其证明价值,以此杜绝侦查机关的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体现人权保障价值理论〔3〕。其次,保证司法公正,减少错案的需要。司法公正要求对法律一贯的、严格的、有规则的执行,如果确立了一套可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司法公正。同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减少错案的发生,如佘祥林案,正是由于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而又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导致了具有全国影响的错案。最后,符合国际发展潮流。联合国制定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5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联合国在1984年12月又制定了《禁止酷刑公约》,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从联合国这几个公约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上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为人权保障和反对非法证据提供了法律基础。世界各国也在积极地反对非法证据,并相继加入联合国反对非法证据的相关公约。

三、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鉴于我国的国情,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不可能像美国那么“彻底”,也不能继续维持现状,它应该不断完善直到比较彻底,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本人认为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承认部分性质不是很严重的非法证据,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例外。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主要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一)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范围传统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这是世界普遍认为需要排除的非法言词证据,主要原因是它通过赤裸裸的暴力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得的证据,具有真实性也可能具有虚假性。只有在犯罪嫌疑人是真正的犯罪人时才保证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具有真实性;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则可能由于他受不了酷刑而承认“犯罪事实”,这可能会造成错案,例如佘祥林案。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刑讯逼供使强壮的罪犯无罪释放,而无辜的弱者遭受刑罚。所以对刑期讯逼供的排除几乎没有异议的声音。变相的刑讯逼讯取得的口供,这是目前我国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一个顽症。现在传统的酷刑刑讯逼供在实践中比较少用,更多的是用高强度的灯光照射犯罪嫌疑人、不给饭吃、车轮战审讯、不给水喝、夏天曝晒太阳以及用皮鞭抽打等新型刑讯逼供,用这些方法获得的证据应该是非法证据的范围。刑讯逼供得到口供之后侦查人员或检察人员在不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下再次讯问时得到的口供,对于此种口供有的学者认为二次口供如果与刑讯逼供的口供完全一致则应当排除,如果不一致则二次口供中不同的部分可以不排除〔4〕。本人认为此种应该一律排除,因为犯罪嫌疑人因尝到了刑讯逼供的“滋味”惧怕再次受到毒打,会为了迎合办案人员而虚假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当且仅当办案人员明确告诉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口供作废,不会再次刑讯逼供时才能作为证据使用。

犯罪嫌疑人在遭受刑讯逼供后又自愿供认犯罪事实的,应该不属于非法证据的范围。在美国也称为污染中断原则,即毒树之果的例外。如果犯罪嫌疑人真正属于发自内心的自愿坦白犯罪事实,且其承认犯罪事实没有受到先前刑讯逼供的影响,则应认定因犯罪嫌疑人出于自由意志的活动切断了原来的非法行为,使得后来的自愿供述不再具有非法性质。对于因威胁而获得的口供,威胁的方式主要有如果你不说就关你的小号,不给饭吃,把你的家人也抓起来等等。笔者认为以威胁的方式而获得的口供应该属于排除的范围,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性,对于以威胁方式获得的口供应该采纳。因为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他应该不会承认没有的“犯罪事实”,中国有句古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但如果那些“威胁”变成了现实则是变相的刑讯逼供,获得的口供属于排除的范围。因欺骗而获得的言词证据,例如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说:“同案人已经把你供出来了,如果你不把你的同伴供出来,这事都你一个人扛着。”、“讲了我们就放你回家”、“我们已经查清你的犯罪事实,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等等,笔者认为类似的欺骗应该属于办案人员与犯罪嫌疑人斗智,不能把通过此种方式获得的证据列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把此类证据排除。通过引诱的方式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也不能列入非法证据的范围,与其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偷偷摸摸地干还不如在立法上明文规定通过引诱方式获得的证据有效。引诱的方式没有对犯罪嫌疑人造成肉的伤害,与目前的刑讯逼供相比已是更文明的一种方式了。(二)提起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资格谁才有资格提起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我们认为只有被告人才有资格提出。如果被告人没有提出来,则非法证据视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被告人对自己的非法口供提出排除使用;二是对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提出排除使用,原因是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是对被告人不利的,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使用对被

告人是显失公正的。

(三)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关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是由控诉方承担还是被告方承担,还是由双方共同承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本人认为鉴于被告人的地位,在审讯时完全处被动,处于审讯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失去了人身自由,几乎没有证明的能力,因此如果让被告方承担举证责任是不公正的,应该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控方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获得的言词证据则应该承担该排除该证据证明力的风险。(四)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标准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控方证明合法获得言词证据所应达到的标准;二是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对于第一个问题本人认为控方的证明标准应该达到能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主要原因是控方占据获得言词证据的主导地位,刑事案件本身的严肃性,关系到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等。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也是与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一致的。关于第二个问题,本人认为被告人可以无条件地提出,之所以无条件主要是因为被告人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要取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五)审讯时防止非法取得证据的措施为了防范非法取证,在立法上应该对审讯犯罪嫌疑人作出一系列的规定,例如规定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应该同步录相,允许律师通过闭路电视监控审讯的全过程。以上两项规定肯定会给办案增加压力,会影响目前依靠变相刑讯逼供来保证的破案率,但前面我们已经提出了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获得的证据合法有效,以此来弥补审讯人员的办案能力,这可以称作为走向全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缓兵之计。(六)提出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时间和场合在法院开庭法官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回避时应当询问被告人是否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如果被告人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则在法庭调查公诉方应该进行举证,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对该证据是否属于非法证据展开辩论。

参考文献:〔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4.〔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禁将刑讯逼供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为定案依据的通知(高检发诉字〔2001〕2号)〔ＥＢ〕.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 ｆｌｗｋ ,2001-01-02.〔3〕董华,范跃如.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在我国的创立〔Ａ〕.何家弘.证据法学论坛(第四卷)〔Ｃ〕.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2002.275.〔4〕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256.

第五篇：的构想对我国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

对我国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摘要：我国应当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同时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应分两步走：以“原则排除例外采纳”作为我国的远期奋斗目标;以“原则采纳例外排除”作为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权宜措施。

非法证据是一个国内外广泛使用的概念，通常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对于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在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达成了共识，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法律效力如何，因其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都未作明确规定，理论界的争论也异常激烈，先后出现过真实肯定说、否定说两大类。随着程序法治意识的增强，我国学界在应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对于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分歧较大，主要有绝对排除、线索转化、权衡采证、原则采纳例外排除、原则排除例外采纳等几种观点。本文认为，在讨论是否构建、如何构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一方面要认清诉讼发展规律，顺应人权保障的世界潮流，但另一方面也应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切勿矫枉过正。考虑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渐进过程，我国确立该规则时绝不能一步到位，在时间上应分阶段、在范围上应有限度地进行。本文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正为界，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之前为第一阶段，实行原则采纳例外排除的模式;之后为第二阶段，采取原则排除例外采纳的模式，这两个阶段紧密衔接，循序渐进。

我国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两步走的缘由

司法体制的原因。较为彻底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是与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密切联系的，而我国法院及法官目前还不能完全独立行使审判权：各级法院必须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其监督;法院的人事权和财务预算权等都还不同程度地操纵在各级政府行政部门手中;各级法院还必须听命于政法委员会，而政法委员会的主要成员甚至领导，可能就是公安机关的负责人;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从而使法院作为一个审判体系，在刑事诉讼中不可能完全独立;即使在法院内部，法官也不独立，还包括庭长、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在具体办案中，常常是

“审者不判”、“判者不审”。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运作不完全取决于听审的情况和听审法官的意见，也不是法院一家说了算，而是牵涉到各方面的关系。

观念上的原因。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导致明显有罪的被告人无法被定罪和处罚，从而与国家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心理发生冲突。从立法角度看，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不少合理因素，但查明事实、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价值目标，仍未得到改变。从司法角度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是各国为保证程序公正的实现而规定的一个措施，而我国刑事司法追求的是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即实体公正。从公众心理看，集体本位、国家本位、权力本位等观念在我国民众中根深蒂固，他们对犯罪的恐惧、痛恨远远超过对政府作恶的担忧，对国家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寄予厚望，他们对司法机关的违法行为通常都持默许或支持的态度，如果大量排除明显有罪的非法证据，民众无论如何都无法承受。所有这些都给彻底的排除规则的确立带来不少阻力。

社会治安状况方面的原因。目前，我国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犯罪率一直处于高位而侦查机关的装备、设施仍十分陈旧，侦查手段仍十分落后，技术水平也十分低下，这远不能适应与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如果非法实物证据一概排除，尽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得到了保护，公安司法人员依法办案的观念得到了加强，但惩罚犯罪、保护社会的价值观念被过多地破坏，甚至会出现与犯罪作斗争彻底失败的危险。所以，在目前情况下，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非法实物证据还不能大量排除。

对国外经验、教训的总结。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西方法治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们都曾对非法实物证据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结果刑讯逼供、任意搜查、扣押等非法取证行为泛滥成灾、冤假错案不断。随着刑事诉讼的文明化、民主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确立了排除规则，以保证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人道性。但长期的司法实践又表明，如果不分具体情况排除所有非法实物证据，那么惩罚犯罪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必然会受到抑制。曾在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走向绝对排除极端的美国，面对风起云涌的犯罪浪潮，不得不设立了若干不排除的例外，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第一阶段的设想

此阶段采取“一般采纳例外排除”的原则，即排除的范围仅限于因重大违法行为取得的实物证据。有人对重大违法搜查、扣押行为进行了分类并要求通过这些违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违反宪法进行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构成犯罪的违法搜查、扣押行为获得的证据;依照刑事诉讼法应认定为无效的搜查、扣押行为取得的证据。由于我国宪法明文禁止非法搜查，如果认为违反宪法的搜查所得到的证据应予排除，那么所有非法搜查行为所获证据都应排除;如果把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搜查、扣押行为都理解为无效的诉讼行为，那么所有违反刑事诉讼法进行搜查、扣押所获证据都应排除;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不存在搜查、扣押行为的违法程度问题了。本文认为，前述两种不分搜查、扣押行为的违法程度而一概否定其法律效力以及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做法，不利于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合理平衡，不仅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对于构成犯罪的违法搜查、扣押行为所获证据应予排除的做法，本文表示赞同，因为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罪、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严重侵犯个人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通信自由、隐私等合法权益的犯罪，通过这些犯罪行为所得证据应予排除是人权保障最起码的要求。

对于“毒树之果”，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纳，因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侦查技术和设施都比较落后，如果将证据排除的范围扩大到“毒树之果”，必将导致审判中可以利用的证据大为减少，严重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对于以暴力逼取的口供和证言为线索获取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因为这两种行为可能造成被取证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极大，是最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

此外，鉴于目前我国法官素质普遍不高、权威性、独立性、公正性不够，在非法实物证据是否排除问题上不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而应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明确列举规定足以构成犯罪的违法取证行为并对由此获得的实物证据及以刑讯逼取的口供、证言为线索获取的实物证据予以强制排除，当然，这并不排除被告方将其作为指控办案人员违法取证并要求排除相关证据的根据;至于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仅仅存在轻微的违法行为，没有触犯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侵犯他人的重大合法权益，那么由此所取得的证据不应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在第二阶段的设想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和人权保护状况的大幅度改善以及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的司法实践经验日积月累，我们迫切需要将那些经过反复的司法实践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正确经验定型化、法律化，以前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此所作规定毕竟有地位偏低、效力不足之嫌。因此，最高立法机关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应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证据规则。此阶段的任务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通过立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搜查、扣押的条件和程序，进一步建立、健全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制度。

此阶段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范围，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应有所扩大：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包括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原则上应予排除，某些非法实物证据作为例外可不予排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可把以下情形作为例外：非法行为轻微，影响不大，如果排除该证据对全案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可采纳该证据;虽然有非法取证行为，但该实物证据的取得与非法取证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或联系不紧密，通过其他合法行为亦可取得，则该证据可采纳;在重大特殊案件中，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社会治安的犯罪以及贪污贿赂犯罪等案件，虽然非法取证行为比较明显(尚未构成犯罪，否则所得证据应予排除)，但基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与贪污贿赂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可采纳该证据;善意的例外;被告人同意的例外;有利于被告人的例外。

鉴于法官在此阶段的素质普遍提高、独立性、权威性、公正性增强，本文在列举规定应强制排除的非法实物证据种类基础之上，还应赋予法官一定限度的自由裁量权，从而做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最大限度的兼顾。

关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配套措施的构建

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完善搜查、扣押等调查取证措施;确立令状制度，将搜查、扣押的决定权收归法院或检察院行使，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原则上在取得法院或检察院签发的搜查证或扣押证之后才能进行

搜查、扣押，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进行无证搜查与扣押，并且事后要接受法院的严格审查(令状签发权在第一阶段可继续由检察院行使，但刑事诉讼法修正时必须将其划归法院行使);扩大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侦查活动的参与权，从而确立对非法取证的预防机制;通过司法改革，建立现代法院制度，确保法院的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从而使之拥有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足够条件和能力，并在个人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能够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强化、完善惩戒制度、赔偿制度：不论非法实物证据最终是否排除，违法取证人员均应依法承担一定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以矫治非法取证行为、净化刑事程序法治环境;对于遭受非法取证侵害的人，应赋予其要求国家赔偿的权利;确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启动机制、裁判机制、救济机制、证明机制等。

结论

综上所述，鉴于“原则采纳、例外排除说”与“原则排除、例外采纳说”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在设计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时，可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作为法治建设不同阶段的对策：后者可作为我国构建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远期奋斗目标，而前者可作为向远期目标过渡的权宜措施。也就是说，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法律效力，目前只能“原则采纳、例外排除”，只有当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发展到一定程度，法院、法官真正独立，全民法治意识普遍提高，依法治国观念已深入人心，刑事诉讼价值观念不再是单纯的程序工具主义，人权保障价值被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时，“原则排除、例外采纳”的构想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