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事诉讼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5篇）

第一篇：浅析民事诉讼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浅析民事诉讼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民事案件事实认定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当事人的民事诉讼行为，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行为，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行为，都与事实认定密切相关。但是长期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法民事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证明标准未进行规定，导致在案件的审理中存在困惑，检察机关在履行民事检察职能中亦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七十三条明确提出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及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符合现代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笔者拟对民事诉讼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及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作些探讨，以期对法律观念的转变及将其理念运用于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客观真实证明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的局限性

我国民事诉讼法长期坚持与刑事诉讼一样的证明要求，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充分、确实，达到客观真实的要求，但把它作为实务中民事案件证明要求，则不切实际。第一，诉讼所要证明的事实发生在过去，不可能完全重现。第二，诉讼中再现事实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证据来证明的，与诉讼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能力有关。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受举证责任和证明能力的限制，即使其主张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其主张得不到认可；还有的当事人在提供证据时往往会作出有利于其胜诉的选择，只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而隐瞒不利的证据。第三，审判人员的素质有异，对事物的认知度不同，在客观上难以做到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

法律真实的内涵和实践价值

《证据规定》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的规定，明确提出了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法律真实，是指裁判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视为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的实质内涵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上，但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在价值取向上，这一标准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在诉讼证明过程中，法官运用证据、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符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即符合法律真实的要求。但是法律真实并不排斥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是追求法律权威和制度理性的结果，是自然真实与制度真实的结合。法律真实是以法律规则为中心，民事诉讼中再现的事实，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受制于法律的评价。

《证据规定》明确了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它通过举证责任分配等规定，明确应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如不能有效完成证明义务，法官就可以依据《证据规定》，作出对其不利的判决结果。如笔者办理的一起申诉案件中，崔某和周某系合伙投资经营一食品厂的朋友，周某为经营所需以个人名义向崔某借款4万元。后崔某持周某出具的借条诉至审判机关，要求周某归还。审判机关庭审中，周某辩称4万元借款早已归还，还款时崔某称借条遗失，并写过一张收到还款的收条，其将收条放在食品厂办公桌抽屉内又被崔某偷走，为此曾打110报过警。但周某对收条被盗一节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崔某则否认此辩称。该案中审判机关对周辩称的事实，并未开展进一步调查，而是根据法律真实的标准，结合现有证据，认定周某借崔某4万元的事实存在，判决周某还款。笔者认为上述判决符合《证据规定》明确的法律真实的要求。通过这种证明方式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存在着与客观真实不符的可能，但它是法律上认可的真实，体现了现代民事诉讼追求诉讼效率，追求程序公正的价值取向。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内涵

证明标准是证明要求的具体化，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情形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

度或者是达到法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条件。如何来实现民事诉讼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呢？《证据规定》第七十三条确立了法律真实下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该条第一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第二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盖然性，即可能性。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内涵：一是盖然性的高低是对证据质量的评价，与证据证明力即使人信服的力量有关，与证据数量无关。诉讼证明是运用证据来使他人相信你所主张的事实存在，证据的多少并不能改变证据的质量，诸多证据欲证明某一事实，但不具有证明力，与只有一份证据无证明力的证明程度相当。二是盖然性必须达到高度。在全案的证据已经齐全但仍无法得出唯一结论时，法官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认定盖然性高的事实发生，更能接近真实而避免误判。高度盖然性必须足以使法官相信证据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是有极大可能的，而不是一方的证据比另一方的证据仅仅具有微弱的优势。我们要特别注意《证据规定》对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要求是“明显大于”而不是“大于”，就是采用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三是高度盖然性为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法官认定事实存在时证据证明力所需达到的最低限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法官才能对待证事实作出肯定性的评判，法官不能以此底线为借口放弃对所有证据的认真审查和判断，对证据证明力的确认应达到比较强的内心确信，以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民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律真实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确立，对传统的司法理念提出了挑战，也对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全面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以适应法律监督工作的需要。要想真正确立法律真实下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法律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更新观念，熟悉《证据规定》中的一些基本规定和观念内涵，并将其理念自觉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二是要强化以证据为核心的意识，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证据规定》不仅增强了当事人的诉讼证据意识，规范了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活动，也为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提供了依据。审判机关在判决中对案件事实作出明确的认定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要求我们在办理申诉案件中，判断审判机关判决认定事实正确与否，不是将判决中认定的事实与发生在诉讼前的事实进行比较，而是看审判机关是否按照法定程序审案，在认定案件事实时是否遵循了证据规则，是否依照查明的证据认定事实和作出判决，以准确把握民诉法规定的抗诉条件和有针对性地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三是要提高法律思维能力和判断推理能力。法官在审判中对某些证据的取舍，确认其证明力的大小强弱，含有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决定了诉讼的最后结局。因此，在办理申诉案件中如何运用《证据规定》分析判断审判机关判决认定事实的正确性，如何把握证据证明力的“明显”程度，既是难点也是挑战，我们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和其他相关的社会知识，提高法律思维能力、推理判断能力，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以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第二篇：试论民事诉讼证明上的盖然性规则

试论民事诉讼证明上的盖然性规则 毕玉谦 《法学评论----双月刊 2000年第4期》 内容提要：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常常不能回避对盖然性规则的适用。盖然性规 到是指构成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则。相比较而言，英美法系热衷于一种“盖然性占优势”的 标准，而大陆法系在诉讼证明上则主张“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但这二种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差 别，其差异主要来于文化传统和法律习惯。笔者认为，在我国应设定一种“高度盖然性”(或称 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这种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武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 和主观之上，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耐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这一标准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买的理念。主题词：盖然性规则比较研析规则设置

一、盖然性规则概说。盖然性规则是指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上的条件限制，司法上要求法官就某一案件事实的 认定依据庭审活动在对证据的调查、审查、判断之后形成相当程度上的内心确信的一种证明规 则“在证据法领域，近几十年来出现的盖然性说正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在司法审判上的一种 必然产物。该种学说将人类生活经验及统计上的概率，适用于当待证事实处于不明之情形它认为，凡发生之盖然性高的，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相对人应就该事实不发生负举证责任。因为在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时，法院认定盖然性高的事实发生，远较认定盖然性低的事实不发生更能接近真实而避免误判。”由于盖然性规则与法官对事实认定的证明话动紧密相关，因此，又可将这一规则看作是一种证明标准。在民事证据上，英美法国家热衷于一种“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这无疑与英美法当事人的 举证活动以及对抗辩论不无关系。因为，在作为一种“盖然性占优势”的诉讼证明模式下，法官(或者事实审理者)是处于更为超然、消极的地位，由当事人通过积极地提供和展示各种证据以便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双方的激烈对决之下，有时双方在证据上的对抗结果显得势均力敌，在证明效果上并没有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如果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终结时仍说服不了事实审理者，那么将承受不利的裁判后果。这种后果与“盖然性占优势”的标准并无直接关系，它是一种“盖然性”的例外因此，在英美证据法上所谓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主要是使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为了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必须向事实审理者承担说明责任，只要当事人通过庭审活动中的举证、质证和辨论活动，使得事实审理者在心证上形成对该方当事人事实主张更趋相信上的较大倾斜，那么，该方当事人的举证负担即告卸除。因此，英美法上的盖然性规则的出发点，是完全站在与双方当事人都倪持相对距离，由一方当事人驳倒另一方当事人，进而使事实审理者不得不倾向于接受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而又不得不排除另一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它是从一方当事人在举证效果上处于一种优势，而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举证效果处于一种劣势，这种力量对比明显悬殊的情形下所形成的一种盖然性的标准模式与英美法明显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在诉讼证明上主张“高度盖然性”，这种标准模式的产生 并非必须以当事人的激烈对抗为前提，而恰恰相反的是，当事人在庭审前准备证据以及庭审中 的质证活动常常处于法官的职权控制之下，在庭审活动中主要是由法官依职权进行证据调查 活动，从调查的结果上形成内心确信的基础。因此，在大陆法中，由于当事人的对抗并不激烈，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并非完全着眼于双方当事人通过证据来加以攻击与防御，从而使一方以优 势的明显效果而使事实自动显露出来，而主要是由法官通过对各种证据的调查、庭审活动的开 展所直接形成的一种心证，当这种心证在内心深处达到相当高度时，便促使法官对某一案件事 实加以认定因此，在大陆法中这种“盖然性”规则侧重于事物发展的内在性，更强调审判活动 的实体公正而英美法的“盖然性”规则则注重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外在性，以便有章可循，从而 突出表现审判活动的程序公正。

二、两大法系“盖然性”规则标准模式之比较研究(一)“盖然性占优势”标准——英美法系的规则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一般采用“盖然性居上或占优势(on a prepondersnce of probability)”标准 例如，美国学者斯蒂文·L·艾默纽尔(Steve L Emanuel1)等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证明标 准，一般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当一事实主张被陪审团确信为在证据上具有占优势的盖然性，即存在的可能性要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时，那么，此项事实主张就被认定为真实。”英国学者 彼德·莫菲(Peter Murpher)也认为：“在民事案件中，证明标准无非是要求‘或然性权衡’和‘盖 然性占优势’的标准，也就是说，足以表明案件中负有法定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其主张的事实 上的真实性大于不真实性。”固而澳大利亚学者彼德-吉利斯(Peter Gillies)认为，作为澳太利亚 的一种通说，是将证明标准表达为“或然性权衡”(proof on the halance of probabilities)。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是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最低限度的证明要求。英美法系各国对 盖然性的认识较为统一，主要是从证明负担的角度来理解当事人应当负担的说服责任(persua sire burden)。由于陪审团审理方式至今仍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发挥着重太作用，固此，英美 法系各国学者在谈论“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时，太都与陪审制相联系。对此，美国模范证据法典 起草委员会主席摩根(Morgan)教授认为：“普通民事诉讼中法官通常指示陪审团，凡主张特定 事实的存在故而负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必须证据优势来确立该种主张的存在。法官通常 解释说，证据的优势与证人数量的多少或证据的数量无关，证据优势就在于有一种使人信服的 力量(convincing force)。有时建议陪审团，要心如秤(menta1．~ales)，以双方当事人的证据份量 置于左右的秤盘上，从而来权衡何方具有较大的重量。”可见，从摩根教授的上述观点中，可 体察到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明制度上所具有的盖然性教果与该法系的诉讼方式有密切关系，英美法系实行的是一种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其特点为：第一，法官在形式上起居中公断的作用，一般不主动进行调查，收集证据、询问证人、质证等诉讼活动被看作是当事人的事情。法官以 相当消极的方式行使司法审判权，在庭审过程中只是重在维持审理的基本秩序，并且只能在当 事人诉求的范围之内作出裁断；第二，在正式开庭之前，法官对案情是(至少应假定为)不了解 的，他需要随着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提出证据、对证人的询问及相互之间的辩论而逐渐了解 案情；第三，由于程序法受到普遍重视，使各项证据规则同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权利一并规定得 十分详细，以便调动当事人充分利用各项证据资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证据的内容涉及(包括)构成证据的标准、正据的种类、证人的资格、证据采纳、证据的排除等等因此，使举证责任 或举证负担具有实际意义和起到决定性作用“法官的任务就在于评价就其主观上所映现的在说服程度范围内的那些相关证据的证明效力；与其他学者在证据上的认识相同，边沁(Ben—tham)认为在审判实务中，人们尤其应当满足于对事物盖然性状态的判断，即低于某种确然状态这种对事实问题的判定在判决中应这样来表述‘我已被这种主张具有盖然的真实性所折服’。在美国．一般认为．对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达到“证据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就够所谓“证据优势是指某一事实的证据的份量和证明力比反对其事实存在的证据更有说服力，或者比反对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的可靠性更高。”因此，这也就是说，在民事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其最终证明的结果能达到一般正常人在具有普通常识的情况下，认为具有某种必然的或合理的盖然性或确信程度就够了，而并非要达到像刑事案件要求的那样，须达到按情理无可置疑的证明标准。“在民事案件中，某一事实的存在与否，只能表明其具有‘某种盖然性’。即使如此，发现真实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在相当程度上对抗制审理方式的本质使然，使举证远非能象是在一种试验室那样严谨的状态下进行。正好相反，各方律师竭力塑造那种尽可能对其当事人有利的案件事实。哪些证据材料被提出和过分渲染及故意漏掉或轻描淡写，常常取决于策略上的需要和个人技能的发挥探求案件真实的努力因对所举出的证据不加分析和专家们的评估，故而一再受到削弱，这种情况在有陪审团参加审理的案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致于情感或‘预感’在判定证据的价值上及作出最终裁判上占有很大份量。”(二)“高度盖然性”标准——大陆法系的规则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一般为“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依据日常经验可能达到的那样的高度．疑问即告排除，产生近似确然性的可能。当然，这与大陆法系各国通常实行在评判证据上的自由心证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意大利学者奠罗·卡贝拉蒂(MauroCap一pellet1i)等认为，意大利的法官对证据可以自由地决定取舍和判断。法律上就法官在证据力评断上的限制仅属例外。相较而言，其他大陆法系各国对法官判断证据上的限制几乎就不存在针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要求，英国大百科全书(第l5版)认为：在普通法国家，民事案件仅要求占优势的盖然性，⋯⋯在大陆法国家中，则要求排除合理怀疑的盖然性。”法国学者也大都为，对于民事案件，法院所裁判的事实问题不必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而只要具备某种盖然性就已满足充分条件。在大陆法系国家，“盖然性”标准除了适用于民事案件之外，也适用于刑事案件，尽管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对“盖然性”在要求上有所不同。在对“盖然性”的认识和理解上，大陆法系国家的学理和司法实践存在不同的方式和角度，主要有 1.从法官自由心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盖然性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一些学者在盖然性问题的认识上也与法官的自由心证扣联系，他们认为，心证为相对真实，而并非绝对真实，心证有强弱，在程度上存在差异，由此而产生相应的盖然性。如台湾学者石志泉先生认为：“法院本于证据致某事项明显，谓之心证。法院之心证，只须为相对之真实，毋庸为绝对真实；盖关于民事诉讼之证据，断难如数理上之证据，使得信为客观之真实一致，仅可如历史上之证据，使得依普通之经验，主观信为真实而己。故法院之心证，得有强弱之差，若法院就某事项怀一强固之观念，认为普通经验也确系如此者，则其心证强，若就某事项怀一薄弱之观念，认为普通经验上大概如此者，则其心证弱，法院通常须有强固之心证，但有特剐规定时。只有薄弱之心证已足。”另外，在法国，有学者把自由裁量权与盖然性相联系，认为由于法律授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因此，作出的裁判所涉及的案件事实不必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而只要具备盖然性就算满足充分条件。2．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荣宗先生认为：“于具体为举证责任之分配时，必须依据待证事 实发生之盖然性高低、统计上之原则及例外情况为基础，始能正确分配，从而避免法院错误之 事实认定。依盖然性说之理论，于待证事实不明之情形，该待证事实，依人类生活经验及统计 上，其发生之盖然性高者，主张该事实发生之当事人不负举证责任，相对人就该事实不发生应 为举正。因为于事实不明而当事人又无法举证之情形，法院认定盖然性高之事实发生，远较认 定盖然性低之事实不发生，能接近真实而避免误判。所以在举证责任分配之设计上、应归主张 事实盖然性低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从实体法中原则性与证明责任的分配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盖然性”。例如，德国学者赖讷克(Rein&e)的益然性学说主要是借助对实体法条文的分析，界定实体法 中原则与例外之间的关系，并据此确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且把盖然性和证明可能性作为证明责 任分配的一般因素来考量。通过实体法的原则性来认识盖然性，在大陆法系的德国具有重要 意义，因为，德国民法典中有许多条文直接涉及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当然，这与我们所讨论的 证明标准上的盖然性尚存在一定的距离。3．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待盖然性 例如，我国有学者认为，“盖然性”与逻辑上的推理方式有关系，因此，在评价证据时，能够 使用严格意义上的演绎法来进行推理的机会较少，而绝大部分推理是在采取不完全的归纳方 式下进行的，这与作为推理前提的一般命题的性质有直接关系。为此，该学者认为：“构成归纳 结果或推理前提内容的仅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或频度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学术上一般称 为‘盖然性⋯。4.从优势证据的角度来论证盖然性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李学灯先生针对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证据中所确立的“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指出：“在民事案件中，通常所用证据之优势一语，系指证据力量，较为强大，更 为可信而言，足以使审理事实之人对于争执之事实认定其存在更胜于其不存在，因此．所谓证 据之优势，亦即为盖然性之优势。所谓优势，依若干法院之意见，须使审理事实之人真正置信 于事实之真实，亦即需要有高度的盖然性。此依据可信之价值而定，与举证之数量无关审理 事实之人可以置信于唯一之证人，而对于相反数十名之证人不予置信；惟如有相等之凭信性，则数量亦可为决定优势之因素。”

三、两大法系“盖然性”规则模式比较之结论 从以七两大法系在证明标准规则模式的比较可以见得，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的标 准与大陆法系坚持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其差异主要来自于文化传统和法 律习惯，因为，英美法系各国在传统上以判例法为基础，其证据法上的一系列内容细密、思维严 谨、操作性很强的证据规则也主要来源于判例法实践，因此，对法官的自由采证构成层层屏障和制约，但是，一旦到了对证据的判断上却与大陆法系法官一样享有宽泛的、几乎无拘无束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因为，采证涉及到对客观材料的取舍，而判断则完全属于主观上的作为，困此，任何证据规则都难以构成对人的主观上这一短暂时空内思维的束缚，就此而论，英美法系法官在对证据进行判断的主观状态上与大陆法系法官在自由心证主义下的主观状态投有什么差异。从大陆法系国家有关的立法规定上可见，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与法官的自由心证联系密切．即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那种内心信念的“心证”，当这种“心证”达到深信不疑或者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便形成确信。大陆法系自由心证制度的实质内容，就是对于各种证据的真伪、证明力的强弱以及认定案件事实的方式，法律概不作详尽的规定，它没有英美法系证据法中那些诸多的排除规则和例外规则，而是全数凭悉法官依据“良心”和“理性”来判断证据，不设定任何限制和框架。在立法上来讲，大陆法系各国由于没有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证据规则加以制约和限定，因此，在采证和对证据的判断上实行的是较高度的自由心证，而英美法系国家大都有一系列的证据规则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尤其是其中的排除规则和例外规则较多，因此，使英美证据法在采证上实行法定主义，而在证据的判断上也实行较为宽泛的自由心证主义。例如，在1904年英国发生的一起案件中，英国政府在原告是否将住所由美国迁移至英国这一争执点上有证明并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但当对有关证据加以判断认定时，三个法官中，一个被说服认为发生了迁移住所的事实，一个认为这种迁移事实没有发生，而第三个法官则认为，迁移与没有迁移在其头脑中处于平衡状态。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作出没有迁移的判定,根据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主义理念，法官通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所形成的那种内心信念为“心证”，当这种“心证”达到深住不疑或者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程度时，便成为“确信”这种自由判断证据所形成的“内心确信”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状态。可见，自由心证主义在判断证据上体现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证据的证明力强弱及其取舍、斟酌，全都凭借法官自我理性的启迪和良心的感受，以便他能够在无拘无柬的情势下自由判断；其二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建立在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主观判断确认真实无疑的基础之上至于自由判断与内心确信的形式，西方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确信为一种心理状态．人通常因受制于设种状态的支配和驱使而不加任何检查并据此状态作为裁判的根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除理性启示和良心感悟之外，由对证据的自由判断所形成的内心确信，属自发衍生，井无固定的规律可循。日本学者中岛弘道先生曾将心证的强度依次分为微弱的心证、盖然的心证、盖然的确信心证和必然的确信心证四个等级。实际上，这种盖然性在程度上的差别，在英美法系也同样存在，例如，根据一项对美国纽约州东部地区的法官所作的实际调查显示．法官认为的“无疑使人确信”(clear and convincilag)的标准所涉及的幅度为从60％至75％的盖然率，而“确凿及无庸置疑”(dear，unequivocal and convincing)的标准所涉及的幅度为自65％至90％的盖然率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贝勒斯(Michael D Bayles)是从当事人负有说服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据标准的等级制度，他认为：“人们常指出，说服责任有三级标准：较为可靠、确凿可信、勿庸置疑。从理论上讲，较为可靠指证据的真实性超过50％，其它标准的要求更高然而，有一些证据表明，法官和陪审团事实上把较为可靠改为指证据有75％以上的真实性，把勿庸置疑改为指证据有85％以上的真实性。这给确凿可信标准留下的余地很小因此，“盖然性占优势”标准与“高度盖然性”标准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差别应属细微的和非本质的，这在两者均不必极端刻求绝对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并不构成实际重大影响。甚至就连英美法系的学者也认为：“在现代司法审判中，人们更注重对陪审团就实质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指示，而不必拘泥于任何一个特定的模式。只要法官能够成功地传达为高度盖然性(the high degree0f prohability),Ei)求的那些理念，那么，这种指示便是恰如其分的” 从整体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许多学者更强调“高度的盖然性”标准，这种认识本身似乎比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有更高的水准，但并非必然。从逻辑上而言，“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应当包 括“高度盖然性”标准，即这种“优势”在程度上具有绝对优势的成份，而“高度盖然性”这一标准，在“盖然性占优势”中应至少在其内涵量化的中等水准以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盖然性占优势”划分为具有绝对优势的盖然性和具有相对优势的盖然性，那么，就言，大陆法系的“盖然性”仅指前者，而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则应当包括二者在内。并且，英美法系的盖然性 “优势说”，也是一种当事人之间对抗辩论式的直接体现，由于法官在庭审中较为消极且态度超然，当事人采取各种证据方式进行激烈的角逐，在对抗过程中，往往在证明效果上产生一种优 势与劣势的常态，即使是对系争事实而言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较为平衡状态这样的非常态情形下，法官亦能根据举证行为的结果责任来判定诉讼的晟终结局。可见，人们通常理解的“盖然性”，在两大法系中具有不同水准的证明要求。但都属于具有一定高度的“盖然性”。

四、在我国设置“高度盖然性”证明规则的探讨(一)对我国现行立法上所设标准之探析 纵观我国在立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上对证明标准的设置，具有以下特点： 1．在形式目标上以追求“客观真实”为标准，即在认识论上的基点注重于这样的理念：虽然 人们的认识形式是主观的，但任何事物的内容却都是客观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客观真实的认 识能力是无限的、永恒的。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对七种法定证据，“必须查证 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这里的查证属实应指的是符合客观真实，但是这种“客观真 实”是否应为百分之百的对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立法上并未予以艉读<民事诉讼法>第64 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这里所谓“全面” 与“客观”的限定性概念是对审查核实证据的一种高度而严格的要求，其中在“全面”上的含义 是对数量上的要求，而“客观”上的含义则是对质量上的要求，其形式目标仍是一种“客观真实” 的标准。另外，<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l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 据。”这一条款是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本质反映，是以“私法自治”原则为依归；但是，(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又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 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这一条款的内容实际上是对前一 条款内容的修正，而并非是像有些学者认为的仅具“补充”作用。这就意味着，我国当事人的举 证责任或负担是在不同情形下由当事人或法院来共同承受的，而就具体案件而言，这一由法院 承担部分“举证”责任的后果，既可能产生对原告有利的裁判结果，也可能产生对被告更为有利 的裁判结果。可以说，这是一种公权介入私权利益的一种司法救济，它在形式上正是为追求一 种“客观真实”的目标模式所使然，但在裁判的结果上可能造成对一方当事人的实际“不利益”。在此，也的确深刻地暴露了程序公正与实体真实之间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并非不可调和，主要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即是主要通过正当程序或为双方当事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事 实真相在当事人的对抗中自动显示出来，还是一方面强调当事人有举证负担，另一方面，因客 观障碍影响一方或双方举证时，或法院认为必要时而依职权主动介入程序，以促使对真实的发 现。前一种是当事人主义的发现真实的模式，而后一种则属于带有明显职权主义色彩的发现 真实的模式。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对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 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实际上在机制上构成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一种瓦解或者削弱，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甚至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有矛盾、无法认定的情形也纳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这是有违民事举证负担机理的，是给对事实主张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的一种不当救济，它以形式上的公平掩盖了程序上的实质性的不公平 2．在形式上追求“客观真实”标准的同时，又实际承认这种标准具有客观上的局限性。我 国(民事诉讼法)第l4章和第l5章分别规定j，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虽然可将二者理 解为追求“客观真实”的过滤器，但同时也是从另一方面承认，这种标准实际上具有局限性，这 种“客观真实”的标准只是一种目标模式。加之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即二审程序的启动完全受 当事人的意志所操纵，因此即使出现了新的证据能够导致一审裁判被推翻，当事人也可放弃这 种诉权：同理之下，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虽然在法律上可由法院依职权进行，但在实际上仍往 往需要当事人的积极推动。另外，《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了调解程序，以调解方式结案在我 国审判实践中仍占相当比重，例如，1997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民事(不含经济纠纷案件)一审案 件3277572件，其中调解结案的1651996件，占结案总数的50．95％，虽然立法上要求调解结 案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前提，但是，在实际审判工作中，由于调解结案体现了当事人的互谅 互让、意思自治以及处分原则，因此，它使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对抗性减弱，从而有利于降低诉讼 成本，但同时也妨碍j，当事人与法官之间共同发现事实真情的努力。由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并 生效或凋解书经进达生效后，在程序上便意味着对二审程序或再审程序的放弃，这样便使这些 纠错装置失去了作用。3由上述两点所决定，我国立法上的证明标准为一定高度的盖然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大 陆法系在民事案件上的证明标准相近似。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 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 足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如符台“有新的证 据，足推翻原判决、裁定的”情形，法院应当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 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l1条规定：“案件的同一事实，除举证责任倒置夕}，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 事人首先举证，然后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另一方当事人不能提出足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 的，对这一事实可以认定；提出足以推翻前一事实的证据的，再转由提出主张的当事人继续举 证。”上述各条文中的“足”正表达了有关证据材料在法官内心确信上所形成的某种高度盖然 性的证明标准这种在法官主观上所产生的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自由心证是由审判职能所决 定的。我国立法上对法官内心确信在程度上的衡量标准是由证据优势的份量所决定的，所谓 “足”，即指一定高度的盖然率，但并非没有丝毫的疑虑，而是将这些疑点限制在一定的台理 范围之内，例如，甲向乙借款并打下欠据，后乙持该欠据向法院起诉，称甲逾期拒不还款．请求 法院判决甲归还欠款；而甲则辩称款已按期归还，只因碍于情面，当时既未让乙打下收据，又未 向乙索回欠据。在此情形下，法院可不顾及甲的辩论意见而仅凭该张欠据既可判决乙获胜诉 但在事实上，并不可能完全排除甲所辩称的才是事实真情。但在法官的内心藏量上只能乙 提供的欠据为依据而产生足以确信的心证。当然，由于甲的竭力辩驳，以及法官在审理过程中 可能会了解到甲为人诚实，而乙则一贯狡诈，但这些环境因素并不足以推翻欠据所具有的证据 力。为甲既已还款就应收回欠据，这才符台情理，而甲虽称欠款已还，但既无收据又不索回 欠据，实属不台情理之举。总之，由我国立法和有关司法解释所设置的汪明标准是一种高度的盖然性，这一标准在形 式与内容七是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所谓客观性是指这一标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 由反映客观存在的各种证据所构成的；所谓主观性是指这一标准虽然具有客观属性，但是它一 旦涉及到具体的适用，也不得不依赖法官的内心确信作为其映现载体。(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设置及其根据 针对我国立法和司法中所追求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之倾向所产生的弊端，笔者认为，在 我国应明确设定一种“高度盖然性”(或称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这种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 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在价值取向上，这一标准正体现了只有通过正当 程序才能发现实体真实的理念。这种“法律真实”在内心确信的程度上必须达到足以令人信服 的高度盖然率。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 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其 一，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其二，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其三，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其四，庭审的效果，它包括当事人的有关诉讼权利是否用尽，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其五，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因为，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所以，即使前四个要素都 相当可靠，但如果有外界干扰，也足以影响法官的心证。笔者认为，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主要取决于以下根据： 第一，法官作为审判主体具有双重人格属性，即除了司法人格以外，其自然人格属性亦使 法官怀有常人那样的意志、性格、情感、欲望、偏见、经历等生理、心理和社会诸种因素，进而制约其对事实客观性的认识“因受判断主体种种主观的要素之作用，不特发见真实较为困难，且有误认事实之危险。故裁判官个人之人格的要素，如教养、家庭环境、交际环境、生活经验、社会地位、法律经验、政治经验、聪明、意思力等，于事实之认定，不无重大影响”。曲 第二，当事人虽对案件事实如何最为了解并负担举证责任，但是，处于利己主义的考虑和 满足私权利益的需要，他们往往只向法庭提供对其有利的证据，而隐藏、歪曲甚至销毁对其不 利的证据，从而加大了法官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难度。第三，作为待证事实本身往往属于时过境迁的事实，由于时光不能倒流，从而使处于特定 时空状态之下的客观物质外观不断发生变化，使有关的痕迹、形状色调等物质特征面貌垒非； 即使作为鉴别、验证书证、物证、视昕资料的鉴定结论也可能因主观上或技术性的障碍而导致 对事实认定上的偏差。因此，使法官再现客观真实的努力变得更为渺茫。“盖事实之认定，其 内容本台有弹性、发展性，为求判断者得为公正事实之认定，自应保障其有弹性的判断事实之 可能性。如就其判断作用加以形式的约束，殊有碍于事实之适当认定。”∞ 第四，各国司法审判在认定事实上无不实行法官的自由心证主义，这是由审判职能和法官 所面对的繁纷复杂而又十分鲜明、生动的案件事实所决定的。法官对立法者预先设置的抽象 化、规范化的法条，必须予以适当解释后，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其适用坐标，以最终实现立法 者的意图。这一过程毕竟包含着某种自由裁量的因素。因为，自由心证主义旨在寻找诉讼机 制E的合理化，但有关对证据的评价和事实的判断，则不能不授予法官享有审判职能上的高度 自由，否则将妨碍其对事实的适当认定，但同时也不能因此而不防范和避免法官的某种主观任 意性的弊端。第五，法官在判定案件事实时往往基于审判职能上的需要，在特定情形下得使用推定、经 验法则、司法认知等技能规则，其中不免与待证事实之间在客观程度上存有偏颇，最终使法官 在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上产生负面影响。0 这是因为，“一般经验法则，系以事实的盖然性为其内容，与科学的经验法则有别，其盖然性之范围较广。事实之推定，无视经验法则之相对性、主观性；亦不考虑现象的特殊性，依其类型而认定其现象，从发见其真实上而言，其危险性较大。” 第六，受诉讼时效及举证时限的制约，法官的查证与当事人的举证既可能面对一个复杂而 充满技术性的待证事实，同时又不得不顾及时效所限，扶而不得不放弃更为接近事实真情的探 知努力。以上各种主观因素交织在一起，从而为设置“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模式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三)‘‘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之适用规则 笔者认为，在适用“法律真实”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其一，适用“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 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 其二，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 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公民人身权益的证据； 其三，任何证据，包括法官依职权搜集到的证据，在采信之前必须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据效力； 其四，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 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砖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比如，对于 普通类型案件在法官心证中的可信度为75％～85％，而对特殊类型的案件则应达到85％，甚 至90％以上。当然，每个法官对一个特定确信度的认知和感受毕竟有所差别，这也是为什么 几乎所有国家在对事实认定的裁决上，除了实行陪审团方式必须～致通过外，在法官之间实行 少数服从多数的缘故。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实行少 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评议应当制作笔录，由合议庭成员签名。评议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 人笔录。” 其五，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正责任负担；并 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以程序规则监护人的身份，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 讼的有序进行。其六．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逑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 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

第三篇：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自己总结)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分析

在我国，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适用同样的证明标准——客观真实，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然而，证明标准根据不同性质的诉讼、同一种类诉讼的不同诉讼阶段、证明活动的不同证明对象而有所区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证明标准的模糊性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同于证据，证明标准是一种无形存的也是一种内在的，它是司法诉讼中的一杆秤，取决于使用者心智把握的尺度，也是靠法律职业者形成的共同认识来维系的。正是因为它的无形性，使得证明标准存在一种模糊性的特点。

2、不同的诉讼阶段，证明标准不同

一个民事纠纷案件从立案到审结要经历起诉、开庭审理、合议庭合议、到最后的判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证明标准是不同的。在民事纠纷案件的起诉阶段，对一个案件是否得以受理的证明标准是资格的审查和证据是否充分，是否能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而对证据是否真实，是否具有证明力，能否证明案件事实并不做要求。此阶段的证明标准低于案件审理过程中认证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新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对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修改，是对与证据的证明标准的另一种要求，强调当事人申请再审提出的新的证据的审查和原审证据认定方面的审查，不同于起诉时的证明标准，体现了证明标准阶段性的特点。

3、证明活动的证明对象不同，证明标准不同。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比如对于不动产的所有权证明需要提供产权证、土地所有证等合法的不动产产权证明。这需达到确定无疑的证明标准，不允许在不动产产权归属上适用可能属于这个也可能属于那个的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对证据事实中证据的关联性应当设定较低的证明标准。

二、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

（一）客观真实证明标准

长期以来，我国在民事诉讼中实行的证明标准和刑事诉讼中实行的证明标准完全相同，即“案件事实过程清晰，证据准确充分”，但多数民事诉讼法学者已对这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质疑。多年来，我国学者一直坚持以“客观真实说”为证明标准的基本观念，司法实践人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诉讼中把“客观真实说”作为指导原则。“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待证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寻求案件的原貌。受此学说的影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间接体现出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譬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 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该款既是对审查证据的形式要求，也是对审查证据的实质要求，形式方面要求审查证据依法定程序进行，实体方面要求全面、客观地对证据进行审核，即要求达到“证据确实”的证明标准。《民事诉讼法》第1 53 条第一款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第 179 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此两处规定也分别从反面和逻辑结构上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作了要求。

追求客观真实以还原案件的本身，出发点是值得赞许的。但是，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着很大的差别，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事实;民事诉讼中则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案件事实，当事人在举证时不可避免地会考虑到自身利益而进行有倾向性的举证，法官又很少去调查收集证据，因此，民事诉讼中法官很难做到彻底查明案件事实，已经查明的事实也很难达到客观真实的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事纠纷也日益增多，一味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已经严重影响解决纠纷的效率，不再适应我国民事审判事务的迫切需要。

（二）法律真实证明标准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律真实说”形成并逐渐为大家所认可。所谓“法律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规定或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指具体案件中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法律真实说认为，传统的“客观真实说”只是一种理想的司法模式，是无法真正做到的乌托邦，实用性、操作性差，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现实生活中诉讼证明的问题。因此，主张用“法律真实”来代替“客观事实”。所谓法律真实，是指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提出的事实与列举证据只要能够达到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就应当将这经过法律程序重塑的事实加以认定，作为判断依据。法律真实证明要求比较注重法官在审查、判断、认定证据时的主观能动作用，但这种作用决不是随意的，它要以证据材料为基础，并严格受各种证明制度、规则的制约和评价。从此意义上讲，法律真实证明要求下的证明活动，仍具有很强的客观性，可以进行规范和控制。

（三）相对真实说的证明标准

相对真实说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能达到一种相对真实的程度，被证明的案件事实不可能完全是实际发生的客观事实：诉讼证明既是一种认识活动，又是一种诉讼行为，因而除应遵循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外，还应当接受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调整和制约;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和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所认识的案件事实不可能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完全一致、绝对真实的程度。具体到民事诉讼中，诉讼证明只要达到对与案件的处理有意义的事实情节被证明清楚即可，这种证明清楚以满足正确处理案件的需要为标准。基于认识的相对性原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 主观上可以概括为“法官内心确信无疑”，客观上可以概括为“最大限度地符合或接近案件客观事实”。[4]以此学说建立起来的标准被称为“相对真实性”的证明标准。

（四）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高度盖然性，又称为有说服力的盖然性﹑生活需要的确信度等等，是指一项事实主张具备非常可能的盖然性，一个理性的人不再怀疑或者看起来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这种情况足以形成法官的心证。[5]这种证明标准不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那种绝对的程度，而是通过经验法则，综合对证据的审查，让法官不再怀疑“事实就是这样”，同时一般人也会认为“事实就是这样”。

根据我国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早在 2002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规定》)第 64 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一表述体现出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证明规则和“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规定》第 73 条第一款“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说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或称为“高度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得到确认。

三．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完善

（一）建立“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司法实践证明，我国诉讼理论和实践所坚持的“客观真实”诉讼证明标准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因此，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成为现代证据制度改革、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的关键。那么何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笔者认为以发展完善了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坚持高度盖然性标准有利于发挥法官认定事实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司法的社会追求；有利于通过正当程序发现真实的理念，以维护权威性。然而，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有：(1).法官如何在量上把握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只是赋予法官一个总体的，概括的内心确信，这个标准并不像量身高或称体重那样具体与直观。这个标准本身比较模糊，法官在量上如何把握这一标准，也就是在什么样的程度范围内，法官可以衡量其内心确信达到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呢？如果没有一个相对较统一的衡量标准，同样的情况下，判决结果大不一样。

(2)如何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而心证无疑就是一个主观衡量的过程，外界根本无法知晓，这就很大程度上给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但是，每位法官因文化程度，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的差异，其自由心证肯定会各有不同，特别是在我国现阶段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保证自由心证的正当性及判决结果的公正性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1、明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量化规定

日本学者中岛弘道把法官的心证程度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为微弱的心证，第二级为盖然的心证，第三级为盖然的确实心证，第四级为必然的确实心证。[7]这很值得借鉴，因为心证的程度，每个案件基本上也就是这四个等级，这可使法官的心证有个内心参照标准，对号入座。我国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只需达到第三个等级便可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

2.规范法官的自由心证

①心证公开。心证公开尤其应体现在司法判决文书历来言简意赅，缺乏说理性，往往使当事人对于在诉讼文书中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不明所以，从而导致上诉不断，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形象及司法效率。

②从提高司法效率出发保护鼓励自由心证的善意运用。对于第一审认定事实中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只要不存在逻辑错误，未发现法官有意偏袒一方作不公正的认定，就不应以“事实不清”为由发回重审或改判。在评价法院、法官的审判质量时对不同性质的改判区别对待，如属于善意运用自由心证而改判的，不作为审判质量问题看待，从而打消法官在用自由心证改判时的顾虑。评价法院案例的文章在告知案件所属法院、主审法官后在特定的媒体上发表，给法院法官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避免舆论误导给法院、法官造成不好的影响。

③完善证据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已经规定了一些证据规则，这在前文己经论及，如第条至条中关于证人作证的规定，第条关于证据证明力的规定等，但还是不够完善。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规定》第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但对于何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或解释，以致对类似于偷录等证据材料，究竟是否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都很难界定，引起了很大争议。笔者建议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结合我国实际，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规则。只有具备完善的证据规则，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适用才会有客观直接的依据，这样才能从源头上保证此标准适用的正确率。

④提高法官素质

要正确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法官素质就必须提高。法官素质提高应走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这点学者和实务界己达成共识。但职业化、专业化的道路究竟应如何走，似乎还没有一个定论。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提高了法官任职的条件，主要是学历条件从原来的法律专业专科提高到本科第九条第六项和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第十二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官素质，特别是业务素质的提高。但是，我们知道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现状，全国有多所高校开展法学本科教育，还有成人高校和自学考试等途径可以获得法学本科学历。这些毕业生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而且《法官法》还延续了原来的规定“非法律专业本科必须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被证明“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并没有明确规定。是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就说明具备了法律专业知识由于目前考试制度的问题，通过司法考试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没有学过法律的人，通过数月的苦读就能通过，但除了法条外，其法学理论确实令人担忧。法学院甚至还流行这么句话“博士考不过硕士，硕士考不过本科，法律专业考不过非法律专业”。虽然可能有失偏颇，但可以作为我国目前司法考试制度的一个写照。我们知道，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都是从有多年法律执业经验的律师中选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虽然“相对简单”，但是也要经过四到五年的法律专业教育，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并经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如德国，并见习一段时间才能被任为初审法官。

（『德』普维庭著，吴越译，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78），

第四篇：误工证明的法律标准格式

误工证明

兹证明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系我单位员工，自年月日入职以来担任职务。此员工月收入为人民币元（大写：）。其因家人受伤严重住院需要陪护误工，年月日至年月日未上班工作，根据本单位规定，扣发期间工资总计为人民币元（大写：）。以上内容真实无误，我单位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

年月日

第五篇：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在两大法系国家，还是我国，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在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证明标准的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性，并对两种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高度盖然性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批评，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标准使我们有理由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情况。”（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61页。）同理证明标准是举证人通过达到某种证明程度而让裁判者做出某些归责性裁判。而证明标准在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着重分析比较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并做浅显讨论。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法律实务应用中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证明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法定标准；有观点认为是特定类型的案件所要求的证明负担（《布莱克法律词典》，西方出版公司第五版，第1260页）；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和证明程度的具体化”（李佑标《试论证明标准的范围》，《人民检察》，1996年第六期）。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1、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由于两大法系的诉讼思维方式不同以及事实认定模式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也有很大不同。

英美法系是通过规范证据的证明力的衡量，确定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诉讼当中，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必须提供对于某一事实具有优势性的证据，从而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其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能性必须大于其不可能性，从来让裁判者可以相信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最后，证明只是一种对于盖然性的优势证明，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裁判者只需要相信该证据在证据博弈中具有优势的可信度，且其可能性一定大于其不可能性，则可以作出判断。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相对于英美法系法官的消极地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出于一种积极的地位。法官不是让当事人出于证据博弈的状态，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积极利用职权对当事

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并形成内心确信，是与法官的自由心证紧密联系的。自由心证“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达到通常人们在生活上的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于法官的内心，通过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心证的判断，形成较强的内心确认，认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从而做出裁判。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很多学者对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基础问题也做了很多讨论。

“‘客观真实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则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并且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1、客观真实是诉讼理想，法律真实是裁判基础。前者为立法层面，后者为司法层面。

2、客观真实是出于诉讼外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法律程序加工后所设定的真实。

3、客观真实是与证据无关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证据证明的真实。

4、客观真实是绝对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相对的真实。

5、客观真实与证明标准无关，法律真实才是所谓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正义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的解释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很多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个规定的表述，符合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因此，学者认为，实际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理论，而非客观真实论。

2、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控辩双方的模式，因为控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相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更为严格。即使已有证据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几乎可以让法官作出基本的内心确信，但是只要有一处怀疑不能解决，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都失去意义，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所以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很合理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任何疑问的内心确认”，学理上将其也成为“高度盖然性”，但是比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为严格，需要排除所有有疑问的内心确认，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样，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是表述不一致而以。

我国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需要有清楚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使其达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程度。因为，这种证明标准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是已经过去的不可再知晓完全清楚的，这种标准简直就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完成的。但我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标准，只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法官就形成了内心确认，从而做出裁判。因此，这种司法实务中的证明标准适用也有很多弊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综上，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更为严格，两者在盖然性的标准上程度也是不同的。以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在不同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的不同，而同时，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明标准适用的一个典型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