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最大限度的真实（共五篇）

第一篇：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最大限度的真实

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最大限度的真实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议文章可谓蔚为大观，观点的剧烈碰撞如电光火石，论据的旁征博引似织女飞梭，让我等求学之辈望而却步。然而，笔者以为，证明标准的问题，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哲学问题，或者说更多的是哲学问题，是哲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真”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笔者对哲学的一知半解，对此谈一点浅见。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讨论的刑事证明标准仅指刑事司法裁判阶段的证明标准。

一、几个概念

1．关于“事实”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认为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然而，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个是前后两句中的“事实”一词是否为同一含义？第二个是“事实”一词的含义究竟为何？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要分两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层：“以事实为依据”中的“事实”是指“案件事实”，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语中的“案件事实”二者为同一含义，意同英文中的“case”一词，不含价值判断。第二层：“以事实为依据”一语，还包含价值判断，即刑事司法活动，还必须以“真”为价值追求，这里的 “事实”意指“真实”。

对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有“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分。①“所谓‘客观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完全符合客观的实际情况，即符合客观标准的真实。所谓‘法律真实’，是说司法活动中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符合法律所规定和认可的真实，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是在具体案件中

②达到法律标准的真实。”关于“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文章令人

目不暇接，属同一流派的观点亦有细微差别，但总的来说，“客观真实说”缺点在于要求司法证明达到“客观真实”不切实际，难以实现，缺乏可操作性有，而“法律真实说”的又似乎降低了司法证明的标准，为错误裁判和肆意裁判留下了空间，甚至导致“事实怀疑主义”倾向。

笔者认为，这里的“事实”一词，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上去理解。发生在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事件（哲学上称为“自在”或“在者”，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已经逝去，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再也不能重现，因此，特定的那个事件本身是不可能拿过来作为裁判的依据的，能拿过来作为裁判依据的只能是对那个特定事件的“认识”，是特定的事或物在人脑中的“映像”，是一种被感知的“存在”，是意识界的“存在”，是思维。也正是如此，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经过主观剪裁，而只可能是被主观‘污染’了的‘客观存在’”，因而是“可谬的”。③但是，这个“认识”不应该是任意的，而是“客观见之于主观，主观符合客观”的，具有“真”的品性，达到“真实”的要求的，实现了和“意①严格说来“客观事实”与“客观真实”（同样地“法律事实”和“法律真实”）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但“客观事实”是与“客观真实”相对应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真实”相对应），为了便于叙述，本文使用“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称谓。

② 何家弘：《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③ 参见王敏远：《一个谬误、两句废话、三种学说》，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识外的存在”（自在）统一了的“意识界的存在”，因而可直称“存在”。也就是说，“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是认识论上的事实，是“存在”，而不是“自在”。

2．关于“真”

究竟何为真？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几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真”的概念。其一，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是真的吗？”所追问的是，“这”是否“存在”。……“真”的第一层含义，是在“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二，“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在是否“存在”意义上的追问，而是对具体的“在者”的规定性的追问。……“真”的第二层含义，是在“真实的”与“虚假的”的关系中得以成立的。……其三，……“这是真的吗？”的第三层含义，则不是对“对象”的追问，而是对关于“对象”的表象和思想的追问。……即，在认识主体的表象和思想中是否符合对象本身地再现了对象。这是明确地对主体地认识提出的问题，即所谓认识论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在人的认识“正确的”与“错误的”的关系中成立的。……其四，“这是真的吗？”并不是对“对象”与“映象”的关系的追问，而是对作为“映象”的“表象”和“思想”的关系的追问。……这种追问，具有更为深刻的哲学认识论意义。……其五，“这是真的吗？”并不是认识结果的“真”或“假”的追问，而是对认识主体关于认识对象的评价的追问。或者说，在这种追问中，成为问题的已经不是“存在论”和“认识论”问题，而是“价值观”和“审美观”问题。④

上述文字，经简单概括后，似乎可以理解为：“真”的第一层含义是“有”与“无”的问题；“真”的第二层含义是“是”与“非”的问题；“真”的第三层含义是“对”与“错”的问题；“真”的第四层含义是关于“现象”与“本质”的问题；“真”的第五层含义是“好”与“坏”的问题。对照这个关于“真”的层次理论，可以看出，通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的求“真”过程，至多涉及前三个层次的“真”。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对证据的质证大多属于对前述第一、二层次的“真”的求证；对整个案件事实的确认，则属于第三个层次的“真”；对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探求和认识，则应该是第四个层次的求“真”；对刑事司法制度的认识和评价，才可能涉及第五个层次的“真”。顺便说一句，只有后两个层次的“真”才可能与“真理”沾边，因为真理是“关于事物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⑤

3．关于“标准”

人的认识是否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我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同时也是有限的可知论。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但同时须知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无任多么符合客观事物本身，但总是存在着质和量的差别，人的认识只能无限接近客观事物，而不能到达全部。那么，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认为认识符合事实了，达到第三层次的“真”了呢？这就自然引出了“证明标准”问题。

标准的含义究竟为何？在技术领域，标准的定义是“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⑥，它主要是针对产品或方法的，是量化的指标或指标体系，是必须达到的最低要求。技术标准的本质是对技术先进性要求与经济性要求的一种折衷和妥协，目④ 参见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56页，相关观点均引自该著。

⑤ 同上书，第160页。关于刑事司法认知方面的文章也有关于“真理”的争论，在此顺便表明笔者的观点。

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是为了获得最佳的社会效益，它会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的改变而改变。而按照《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依据或准则”。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表明，所谓标准就一定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如果这是一个权威的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这样理解：标准既可以是明确的、具体的、量化的、有很强操作性的指标或指标体系，也可以是相对原则或抽象的衡量准则。比如，“我们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把实践作为衡量一种理论或道理是否为真理的依据或准则。作为标准而言，‘实践’当然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具体的尺度，但是人们并不因此而否定其作为标准的资格。”⑦

因此，本人认为把“标准”理解成某种准则、依据或要求，都是可以成立的，符合人们日常使用习惯。那种，过分强调标准的可操作性，把所谓标准理解成类似天平或直尺的工具的观点是片面的，在社科领域更是不能成立的。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解

根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证明就是“据实以明真伪”。这里的“实”当然是指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现实中的证明活动，一种，只能在思维中进行，即根据真实、可靠的证据材料，理性地、合乎逻辑地思维，从而得出结论；另一种，除了通过思维得出结论外，还可以通过实验或现实中的现象进行检验。对前者的可靠性通常让人心存疑虑，如我们讨论的诉讼证明活动；对后者的可靠性人们常常确信无疑，如自然科学中大多数证明活动。其实，即使能被实验验证，也不代表结论完全正确。“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

⑧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因此，就从这一点讲，所谓“客观真实”

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此外，对真实追求的成本以及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平衡问题，也是“客观真实”说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所谓“法律真实”说的责难也很多，在此仅举笔者认为最有说服力的一例：首先法律乃至适用法律的司法能否为确保“法律真实”提供足够的担保，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且不说法律规定的欠缺（这种欠缺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更为严重），即便是在法律规定充分的情形，在对立的纠纷和诉讼构造中，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案件事实，仅仅依靠法律程序和规定并不能保证接近真实；再且，案件真实的确定往往不能简单地依靠法律的定型规定，案件的变动性和诉讼过程中证据的被解释和被裁剪造成的事实的变化，都需要法官的智慧和经验、依靠司法统一体的政策和衡平力量来完成对真实的探究，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纠纷的本质和内涵。⑨

目前，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争论很多，除“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之外，还有对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了彻底否定的“乌托邦”说等等。笔者认为，对某种认识进行求证，从而使“主观符合客观”，在内心形成“真”的信念，是一种经常性的，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思维活动，对其深入的理论探究，归根结底属于哲学“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古老话题。然而，对具体的某个认识究竟需要被证明到何种程度才可以认为是“真实”的这一技术性问题，哲学认识论⑦何家弘：《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⑧ [英]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4月版。

⑨刘荣军：《认识与谬误 ——在裁判的目的与方法之间》

并未回答，也不可能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转向”也只是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去认识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也不可能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而言，这一问题确非常重要且不可回避，可以说是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

让我们再回头看一看，“客观真实”说的具体描述：1.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2.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3.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4.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⑩值得一提的是，这样具体化，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说所坚持的“必须与客观上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符合”的主张，而变得与“排除合理怀疑”高度相似了。不知是否基于这个原因，有人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是一种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

对“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理解，似乎应从证明标准的分级入手更为恰当。据说，美国证据理论将证明程度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第二等为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可能的原因，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查官起诉书，撤消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察；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11由此可见：(1)美国证据理论对人的认识能力持有限乐观态度；(2)对证明程度分级，体现了量化倾向的努力；(3)对刑事案件定罪裁决，提出了最高标准的证明要求。即便如此，与我国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有诸多争论的情形相类似，英美国家对“排除合理怀疑”是否需要定义、如何界定、以及该标准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等，也颇有争议。12在此，援引一段笔者最为赞同的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合理怀疑是一种有理由的、建立在共同意识基础上的怀疑——是一种使一个有理性的人感到犹豫的怀疑。因而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达到这样一种另人确信的程度：即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最重要的事务时不会犹豫并进而据此采取行动的程度”。13这样的表述同时也表明，“排除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具有实质上一致性。

笔者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是从认识主体角度进行的描述，其中前者是从反面，后者是从正面，进行界定，因而可称为“主观标准”； “证据确实充分”是从认识对象角度进行的描述，通常被称为“客观标准”；然而，⑩陈一云主编：《证据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8页。也有其他表述方式，但笔者认为，除了文字描述差异，并无实质不同，如“（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即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而得出惟一结论。”（陈光中、陈海光、魏晓娜：《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

11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对英美“排除合理怀疑”主义之历史透视〉导读》，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参见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13 转引自上揭。

大部分学者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表述或界定似乎已经偏离了“客观真实”，成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证明标准。正如某学者所说，“英美最终将证明标准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大陆法系的法国、德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而我国将证明标准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不同的标准体现的思想具有一致性，即刑事诉讼要求‘最高的’证明程度。”14因此，我们不妨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为“最大限度的真实”。

所谓“最大限度的真实”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其内涵具体说来就是：

（1）对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均已查清；（2）每一个事实都有相应的实据证明；

（3）每一个证据都经查证属实，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均无问题；（4）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无矛盾，且与已经查明事实亦无矛盾或能得到合理解释；

（5）根据全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肯定性、排他性、唯一性。

14熊秋红：简评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对英美“排除合理怀疑”主义之历史透视》导读，王敏远主编《公法》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第二篇：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

摘要：证据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的基础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又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通过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 析，比较两者的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现状，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了一些完善对策。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与实践意义

我国使用的教科书大多数都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定义为“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笔者认为关于证明标准的含义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广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指的是法律规定的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要达到的尺度。在狭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是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所应达到的尺度。需要指出的是，在这里，广义上的证明标准存在于刑事诉讼各阶段，即在立案、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审判各阶段，都要有相应的证明标准。这一点，李学宽教授等人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多层次性的证明标准观点，在此不必赘述[2]。而狭义上的证明标准仅适用于人民法院判决阶段。本文则主要讨论狭义上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证明标准的高低与否直接决定着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直接关系着被告人罪与刑的有无与轻重；另一方面，对证明主体来说，其对证明对象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是其是否能够卸除证明责任的标志。”[3]正如英国证据法学者摩菲所言：“‘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中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或是他为获得有利于己的认定而对某个争议事实进行证明所应达到的标准。所以，从卸除证明责任的角度看，它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4]可见，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证明标准设置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也正因为如此，诉讼法学界才会如此关注证明标准问题。

二、当前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及其不足（改革我国证明标准的必要性）

我国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明问题上一直坚持下述观点“:我国诉讼中的证明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或案件的真实情况。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司法人员底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进而认为“，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 完全一致”。简言之，即要求诉讼证明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这在《刑事诉讼法》第162条中有所体现，该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随着我国诉讼法制的不断发展，有学者开始意识到客观真实理论的不足，这一标准已经明显滞后，其理由如下:

(一)以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实质上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遗迹

“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实行裁判中心主义，起诉中实行卷证移送主义；法官在审判期日之前就对被告的犯罪事实及相关的证据已有认识。”客观真实模式的前提是法官“无所不能”，诉讼中采纳这种审判模式，所追求的即是“实体真实”再现的审判价值观念，全部诉讼活动都紧紧围绕探明事实真相。

(二)客观真实说与刑诉法规定的“疑罪处理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刑诉法规定的“疑罪处理原则”规定的是司法机关在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

或彼罪有疑义时，从司法公正与效率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规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原则，以保障诉讼效率和实现司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如果坚持客观真实说，任何一个案件的事实真相都应该被司法人员所掌握。这不仅需要大量的物力，也需要大量的时间。但现代法治国家“，没有效率的公正不是公正”已成为人们所深谙的一种观念。刑事诉讼作为一种社会证明活动，必须在一定时限内终结，否则即是对人权的亵渎。

(三)从司法结果进行检讨，客观真实模式容易导致不良的司法后果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有案件无法查得水落石出，因而形成疑难案件。对这类案件在处理时候，由于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无法做到时，就会出现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的现象。

三、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比较分析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以可能性或确定性的不同程度来划分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如在美国证据法则和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不仅包括侦查机关采取重大侦查行为应当遵循的标准：怀疑，可以开始侦查。而且包括检察机构起诉的标准：可能的原因；还包括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可以说，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上呈递进的态势，对被告人作有罪判决要求达到最高的证明程度——排除合理怀疑。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奉行自由心证原则，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未作类似英美法的严格划分，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将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表述为“内心确信”。

关于两大法系中刑事证明标准的划分，我们大致可作如下比较分析：其一，英美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诉讼阶段上进行划分，证明标准成为不同诉讼阶段的主导者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逮捕、搜查、起诉、定罪等的尺度；大陆法系中的证明标准偏重于从证明对象上进行划分，在理论上不同诉讼阶段遵循不同证明标准的观念并不十分明确，证明标准的划分主要立足于审判程序。其二，从划分证明标准的依据看，英美法系国家主要根据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而在大陆法中，主要根据证明的方式及法官心证确信程度的不同来进行划分。其三，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在法庭审判阶段，对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均要求达到诉讼证明标准的最高程度，尽管前者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后者表述为“内心确信”。

综合其规定，证明标准的分类可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这三个方面出发，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略作分析：

（一）关于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阶段可以区分出立案、批准逮捕、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审判定罪阶段的证明标准。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立案和逮捕规定了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而对后者作出同一的标准要求，这些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看出。可见，英美在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适用呈梯状递增的证明标准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二）关于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标准。根据不同的证明对象可以区分为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的证明标准。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的理论和实践，实体法要求相对较高的证明标准，而程序法事实只要求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未对证明对象做出明确规定，理论研究方面看，通说认为，刑事证明对象的基本部分是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法事实;同时，从广义上说，某些程序法事实如关于管辖、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程序等应当作为证明对象。《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指对案件中的实体法事实的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至于诉讼程序上的某些事实，立法则未作如此要求。可见，大陆法中对

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在我国刑事证据理论中得到了承认。

（三）关于不同证明主体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区分为控方证明标准和辩方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原则上由控方承担，被告方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在各国刑事诉讼中的贯彻有程度上的差异。在举证责任问题上，法律关于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例外规定意味着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某种减损。但是，司法实践中有时存在着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更为方便也更为合理的情形。比如，为了惩治腐败，在此类诉讼中颠倒举证责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实践。在英美及日本等国家，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根据是:在某些情况下，由被告人举证更为方便。一些国家在环境犯罪中，运用推定原则来确定环境污染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从而将推翻这种推定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被告人。我国刑事证据理论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即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例外是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案件。不同证明责任承担主体适用不同的标准，在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显然需要对被告人举证的证明标准做出回答。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建议

（一）建立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的刑事诉讼标准在移送起诉、提起公诉和定罪判决三个阶段作出了互相一致的标准，违背了诉讼认识过程的规律。我国在侦查、提起公诉，审判等不同阶段都规定为同等的要求，使得律师的辩护活动和取证工作没有意义了，并且给办案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在办理案件、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极易出现指供、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现象，某些案件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取证，难以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程度，于是此类案件易出现久拖不决，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现象。

（二）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实，它们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不同；一是对于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适用客观真实证明标准。二是对于量刑情节：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对其不利情节的证明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而对其有利情节可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三是对程序法事实，如回避、强制措施、诉讼期限、违反法定诉讼程序方面的事实，可适用较低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以确保诉讼效率。

（三）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推定的事实无需证明。其证明责任在于被追诉方。我国《刑法》第395条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是一个典型：只要查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即可认定构成犯罪。

参考文献

[1]樊崇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283

[2]李学宽，张小玲.关于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问题的探讨[A].何家弘.证据学论坛（第2卷）

[3].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48 [3]徐静村.我的证明标准观[A].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七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

[4]齐树洁.英国证据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第三篇：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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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刑诉法的刑事证明标准

作者：王樾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5期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证明标准，将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完善化、具体化，其中最大的突破在于首次把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明标准之中，从而使这一标准从法官主管自有判断的标准变为依据逻辑和经验常识等知识进行综合判断的标准。本文将通过分析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和证明条件，以期为正确理解和应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个人看法。

【关键词】刑事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新刑事诉讼法

一、引言

刑事诉讼的过程，实则为诉讼主体搜集、审查、运用证据对待证事实进行求证而依法处理案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诉机关对证据材料的分析、把握和运用显得至关重要，只有当刑事证明达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才可提起公诉，因而证明标准可谓是刑事诉讼工作所需坚持的核心之所在。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

关于证明标准的内涵，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有学者从证明主体的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1]，或证明标准“即法律关于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证明争议事实、论证诉讼主张所须达到的程度方面的要求”[2]。也有学者从裁判者角度加以确定，如“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公安司法机关作出有罪认定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3]。还有学者从证明主体与裁判者两个角度加以确定，如“证明标准术语是指卸除证明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或程度，它是证据必须在事实审理者头脑里形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尺度；是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必须运用证据说服事实审理者的标准。[4]从法理的角度分析，证明标准具有法律规定性，案件发生过程具有不可回溯性，法定证明标准的基本出发点是规范证明主体的证明活动并为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设定门槛，证明标准与中立裁判者形成心证是密不可分的。[5]

而就刑事证明标准而言，则是指承担刑事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进行证明应达到规定的程度才能确认待证实施的真伪，从而可以解除其证明责任。[6]证明标准是证据的质量和说服力应达到的尺度，它是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依法运用证据进行证明以确认待证事实成立应达到的成都，由于证明责任密切相关。证明标准的到达与否，决定了诉讼主体证明责任的解除与否。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运用证据要达到证明标准，方能解除其证明责任，将案件向下一个阶段或者终结案件。

三、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制度突破

根据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41条和第162条的规定，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一，对其涵义存在不同理解。关于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单单理论界即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客观真实说、法律真实说和诉讼真实说。[7]这些不同的认识不仅反映了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也影响了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其二，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过于原则化，实践中的运用以来司法人员的主观认知，对案件的评判极易出现“同人不同判”的现象，司法人员的自由裁量限度过于宽泛，说明该证明标准不具有约束司法人员的实践可操作性。

为了弥补原规定的不足，明确刑事诉讼中的刑事证明标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进行了具体化和明确化，是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大突破。在修正案第五十三条规定：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基于上述规定，关于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进一步具体化、规范化和明确化，与此同时，如何正确理解这三大条件的问题应运而生。

四、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分析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笔者认为，“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定罪的事实”和“量刑的事实”两个方面，其中，“定罪的事实”是指刑法规定的与犯罪构成要件有关的事实，或者犯罪构成各个构成要件的事实；“量刑的事实”则是指刑法规定的应系那个某个犯罪量刑轻重各种情节的事实，如行为人的年龄、主管罪过形态、犯罪的结果等。

基于这一规定，对公诉机关所应掌握的证据的“量”提出了要求，即应对与定罪和量刑都有关的证明对象均提供证据，才能达到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有部分错案甚至冤案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没有证据，而是因为证据并不全面，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关的重要证明对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达到证明标准并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而，新刑诉法对这一条件的规定，是保证案件质量的基础条件。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这里的“定案”是指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定程序”是指法律规定的法庭审理程序；“查证属实”是指有关证据经过法庭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被认为是真实的。

笔者认为，这是对证据的“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既强调了据以定罪的证据的性质必须是经法定程序查证后属实的“结果”，有强调了证据需要经法定程序（如庭审程序）查证（如法庭质证、辩论）这一过程，从而确保了证据的证明力。值得一提的是，该规定也应和了新刑诉法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负有证明、排除的责任，从而进一步确保了证据本身以及案件的质量。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这里的“全案证据”是指经过法定程序被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不包括被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合理怀疑”是指根据查证属实的所有证据，对案件事实得出唯一合理的结论，不存在其他任何合理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应是对据以定罪量刑的案件事实，按照任何有理性的人正常判断，都是确定的、不抱有怀疑的，这是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的根本要求。如若公诉机关不能达到该证明标准，或是法官认为还存有“合理怀疑”，那么就应该由公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同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即公诉机关撤销控诉或是法院判定被告人无罪。同时，基于案件事实无法彻底还原即并非绝对确定的，因而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的本质应为一个无法与事实认识主体剥离的主观范畴，它并不意味着排除一切任意性的怀疑而达到结论的唯一性、排他性，而是排除确有根据的怀疑。

五、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评价

众所周知，刑事诉讼的过程需要通过证据的揭示不断还原事实的真相，但绝不可能达到绝对真实，而是不断地接近真实，因而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并不是相互对立的。笔者认为，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明责任的规定在坚持原有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承认了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即在据以定案的证据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才可作出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主客观平衡的标准，体现了实质追求的客观性和表达形式的主观性的统一，既强调了对客观、真实的追求及评判，又强调了主体认知的重要性及其应达到的要求。

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证明标准的规定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确定了综合运用证据的过程，要求全案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料条，同时也要求定案的证据之间不能存在矛盾。如此辩证理性地运用和对待证据，将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发挥其积极作用，也将不断促进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规范化、合法化。

参考文献：

[1]樊崇义，锁正杰，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215.[2]卞建林.刑事证明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35.[3]陈光中.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J].中国法学，2001，（01）.[4]Peter Murphy，Murphy，Murphy on Evidenc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119.[5]吴宪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下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2）.[6]龙宗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据标准[J].法学研究，1996，（06）.[7]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M].1版.上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04.[8]陈瑞华.法律程序改革的突破与限度[M].1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8.

第四篇：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摘要：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无论是在两大法系国家，还是我国，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两大法系以及我国在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中运用的证明标准的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异性，并对两种诉讼制度中证明标准运用的合理性进行研究和讨论。

关键词：证明标准 大陆法系 英美法系 高度盖然性 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标准 盖然性占优势标准

“标准不仅决定了我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批评，而且决定了我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甚至决定了这个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标准使我们有理由确定一个事物的存在情况。”（赵汀阳：《直观——赵汀阳学术自选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261页。）同理证明标准是举证人通过达到某种证明程度而让裁判者做出某些归责性裁判。而证明标准在民事、刑事以及行政诉讼中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本文着重分析比较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并做浅显讨论。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基础问题，也是法律实务应用中很重要的理论基础。证明标准是什么？有人认为是指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法定标准；有观点认为是特定类型的案件所要求的证明负担（《布莱克法律词典》，西方出版公司第五版，第1260页）；有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证明标准，即证明要求、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和证明程度的具体化”（李佑标《试论证明标准的范围》，《人民检察》，1996年第六期）。无论是哪种观点，都表达了一个意思，即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二、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差异

1、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由于两大法系的诉讼思维方式不同以及事实认定模式不同，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对于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的确定也有很大不同。

英美法系是通过规范证据的证明力的衡量，确定了“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个证明标准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民事诉讼当中，作为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必须提供对于某一事实具有优势性的证据，从而将举证的责任推给对方。其次，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提出的证据的可能性必须大于其不可能性，从来让裁判者可以相信所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最后，证明只是一种对于盖然性的优势证明，并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还原，裁判者只需要相信该证据在证据博弈中具有优势的可信度，且其可能性一定大于其不可能性，则可以作出判断。

大陆法系在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采取“高度盖然性”的标准。相对于英美法系法官的消极地位，大陆法系民事诉讼中，法官出于一种积极的地位。法官不是让当事人出于证据博弈的状态，进行激烈的对抗，而是积极利用职权对当事

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并形成内心确信，是与法官的自由心证紧密联系的。自由心证“不同于丝毫无疑义的自然科学的证明，而是只要达到通常人们在生活上的不怀疑，并且达到作为其行动基础的程度就行”（[日]兼子

一、竹下守夫著，白绿铉译：《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具有主观性，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是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于法官的内心，通过法官对证据的自由心证的判断，形成较强的内心确认，认定最接近客观真实的证据，从而做出裁判。

我国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对证明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对证据的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是以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来规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都作了如此规定，有的学者称之为“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很多学者对于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这个基础问题也做了很多讨论。

“‘客观真实说貌似符合唯物辩证法，实则带有形而上学的印记，并且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相脱节’”（李浩：《民事举证责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

1、客观真实是诉讼理想，法律真实是裁判基础。前者为立法层面，后者为司法层面。

2、客观真实是出于诉讼外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法律程序加工后所设定的真实。

3、客观真实是与证据无关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经过证据证明的真实。

4、客观真实是绝对的真实，法律真实是相对的真实。

5、客观真实与证明标准无关，法律真实才是所谓的证明标准的问题（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正义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出的解释为“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而很多学者都认为，根据这个规定的表述，符合英美法系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因此，学者认为，实际上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理论，而非客观真实论。

2、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在刑事诉讼中，实行的是控辩双方的模式，因为控方有责任举证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达到一定的程度。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相对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盖然性占优势”标准更为严格。即使已有证据已经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几乎可以让法官作出基本的内心确信，但是只要有一处怀疑不能解决，所有的证据的证明力都失去意义，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到被告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权，所以实行如此严格的证明标准是很合理的。

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排除任何疑问的内心确认”，学理上将其也成为“高度盖然性”，但是比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高度盖然性”标准更为严格，需要排除所有有疑问的内心确认，所以理论界普遍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一样，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实行的也是“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只是表述不一致而以。

我国法律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要求需要有清楚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使其达到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程度。因为，这种证明标准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片面追求客观真实，而客观真实是已经过去的不可再知晓完全清楚的，这种标准简直就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完成的。但我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实行的是法律真实的标准，只要证据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法官就形成了内心确认，从而做出裁判。因此，这种司法实务中的证明标准适用也有很多弊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等不良后果，在此不做深入讨论。

综上，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更为严格，两者在盖然性的标准上程度也是不同的。以美国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案”可以看出英美法系在不同诉讼中适用的证明标准的不同，而同时，这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证明标准适用的一个典型和缩影。

第五篇：刑事错案论文：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刑事错案论文：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中文摘要】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定罪量刑活动的核心,其能否正确得到适用攸关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对于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偏差。由于该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致使司法审判中出现诸多的问题。如本案中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在缺乏证明被告人有罪实物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据以有罪的处罚。这种严重曲解刑事证明标准而作出的不公正裁判,值得我们反思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适用的现状。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来分析论证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即探究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不当有着天然的联系的。首先,通过分析介绍“赵作海案”的案情,来引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此部分主要论证了刑事案件定罪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即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从相关法律规定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也是莫衷一是。对于刑事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的证据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由此给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程度等问题的考量,司法人员也是因人而异。此外,分析论证了我国“留有余地判死缓”刑事政策在赵作海案中被司法人员严重误

解。其次,根据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引申出了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辨析,依次论述了我国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在证明标准中的的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此外,分析了我国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体化存在的不足以及两者分离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中存在的意义。

【英文摘要】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core of its ability to get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death.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enemy miscarriage occurr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has gone wrong.As the provisions are too abstrac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judici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andar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justice issues.As in the present, 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evidence to prove guilt of the accused’s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guilty punished.This serious distortion of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made unjust judge, 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tus quo.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 of China’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That explore the enemy and the occurrence of erroneou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atural link improper.First, by analyzing the introduction, “Zhao Zuohai case,”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lead to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problems.This part of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blems conviction that our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d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nvictions,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ut.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

agreement.Whether for criminal evidence is ampl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de clear evidence of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procedures, which form the heart sur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considered, the judiciary also vary.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hina’s “leave room for the sentence reprieve” Zhao Zuohai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judicial officers wa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me out of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nalys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status, and argues on this bas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In add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the need.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our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关键词】刑事错案 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

【英文关键词】Criminal InjusticeCriminal Proof Standard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备注】在线加我索购全文 ：1-3-9-9.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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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59-10Abstract5-6序言8-9中文摘要

一、案情介绍

（一）二、该案证明标准适用中存在的问题10-1

4该案在定罪问题上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10-121.评析我国

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10

10-1

111-122.对赵作海案的证据评价3.赵作海案中影响证明标准适用的因素分析

（二）该案“留有余地判处死刑”降低了死刑适用的三、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进一步思考证明标准12-14

14-20

14-17

（一）死刑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辨析1.分离说14-152.统一说15-17

（二）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的分离17-18

体化的不足17

17-18

18-20

23-24 1.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2.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分离的必要性

（三）非法证据排除在证明标准适用中的意义结语20-21参考文献21-23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