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告举报状

第一篇：控告举报状

控告举报状

关于**法院姜xx等法官用假指纹假证据造假案的事实

（网上用稿，删除名字）

控告举报人：南京**退休专业技术人员***。

被控告举报人：**区法院法官姜xx等。

控告举报焦点：

1、案卷中没有本人构成贪污罪必备的三个要件证据，承办法官能不能受人之托，篡改《法庭审理笔录》，使无罪的人判为有罪？

2、承办法官能不能隐匿证据、虚构证据、伪造证据？

3、承办法官能不能违背“罪行法定”原则，徇私枉法，随心所欲将合法行为判为犯罪？

根据《刑法》、《法官法》、最高法《五个严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规定，本人控告举报姜启春等法官涉嫌官商勾结，用假《法庭审理笔录》、假证据、造假案的事实：

一、用假《法庭审理笔录》造假案的关键事实。

一是用假指纹，篡改关键笔录事实。

《法庭审理笔录》第8页第12行，将“公司”篡改为“中心”上的指纹，经司法鉴定，证明不是本人的，是假的。这个篡改，与《关于西岗果牧场建立共用天线闭路电视系统合同》中的名义乙方不符。详见证据8、7、12。

《西岗合同》是本人从事非公务行为的业余兼职的项目。合同是我签的字，本人没有公章，经信息中心主任、信息公司法人胡荣中帮助，安排盖了外单位信息公司的公章，为这个合同戴了个“红帽子”。他明确作证，“根本不是单位任务，不是宋的本职工作，不是宋的职务，宋的职务是摄像，做电视片”。我们“一不组织、二不管理，三不提供资金，只是盖个章，信息公司也没有钱”。（借用外单位公章或用本单位公章签订兼职合同，这是法规允许的）。因此，这份合同乙方盖章名义主体是信息公司；真实的合同乙方主体是我，我是合同签字人、合同投资人、合同管理人、合同履行人。如果姜xx等人不用假指纹、假笔录，篡改合同名义乙方主体，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与本人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没有经济关系，没有委托关系，仅凭借用公章，是不能判我贪污罪的。详见证据13、12。

可见，本案是盖“公司”，还是盖“中心”的公章签合同，这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本人能不能构成贪污罪的关键。

二是偷换《法庭审理笔录》内容。笔录前12页（共13页）没有本人 签字，本人原来有签字，证明这12页被偷换。

三是被偷换的12页中，有几十处笔录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证明这些笔录不是当时真实记录。详见律师《辩护词》。

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的危害性：它直接导致《判决书》中认定《西岗合同》名义乙方主体被颠倒，将与《西岗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信息中心，认定为合同乙方主体；而将《西岗合同》的签字者、投资者、组织管理者、技术权益所有者、承担风险者的本人，即合同履行真实的乙方主体的本人，认定不是合同乙方主体。不仅如此，还认定真实的合同乙方主体，具有西岗工程利润法定所有权的本人，贪污、侵占了虚构的合同乙方主体信息中心的“公共财物”，构成犯罪。这真是天大奇冤。详见《判决书》。

《法庭审理笔录》是判决的基础或根据，判决是庭审笔录的结果。庭审笔录对判决将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是不言而语的。铁的事实证明，《法庭审理笔录》从内容到指印，是不真实的，判决必然是错误的。

有人认为，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这是小事，不影响贪污罪的认定”，或“对贪污罪定性并无影响”。这是诡辩。《法庭审理笔录》是《判决书》认定事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假的，其判决当然是假的。例如：信息中心连最起码的合同名义上的主体都不是，与《西岗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没有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怎么能享有合同利润的所有权呢？怎么能用虚构的合同乙方主体，追究真正的合同乙方主体的责任呢？怎么能将合法兼职行为认定为犯罪呢？可见，偷换、篡改《法庭审理笔录》，对假案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二、隐匿关键证据。

案卷中没有本人构成贪污罪三个条件的法定证据，即：第一个条件，贪污罪的主体，国家工作人员。首先，案卷中没有本人所在单位具有依具法律从事公务的证据，即：没有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单位没有从事这一项目的资质，没有任何领导作为工作任务给我下达这个公务的证据。根据１９７９年《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本人没有依法从事公务的证据，当然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次，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个人投资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这个项目是我投资的，我当然也不能构成贪污罪的主体。第二个条件，贪污罪的客观，利用职务之便。案卷中没有单位聘用、任命我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的职务的证据，也没有任何人委托的证据。因此，我没有此方面的职务、职责、职权、委托，当然不构成利用职务之便。第三个条件，贪污罪的客体，侵占公共财物。案卷中没有单位向西岗工程投资的证据，没有单位具有设计安装共用天线闭路电视技术权益的证据，而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项目是我投资的，是我的技术权益，因此，不论是按“谁投资，谁所有”的普通法规定，还是按国务院有关“科技人员履行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不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归个人所有”的特别法规定，本案的利润不是公共财物，而是我个人的收入，我当然不构成侵占公共财物。

承办法官没有法定的证据证明我有罪，但又要追究诉我有罪，唯一办法就是隐瞒证据，虚构证据，徇私枉法，用非法证据，假冒法律规定的证据。

1、隐匿本人所在单位信息中心以及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均没有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资质，没有这方面的业务范围，不是依据法律从事公务，不构成贪污罪主体的事实。详见证据12《**区检察院收集的证据》中《承包合同》，信息公司《营业执照》。

2、隐匿本人从事的公务职务是记者，没有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公务职务、职责、职权，根本不构成利用职务之便的事实。详见证据12、13中《技术职务聘任表》、《干部履历表》等记者证据。

3、隐匿西岗工程是我个人投资，不是信息中心或信息公司投资的事实。主要隐匿以下二个方面事实：

一是隐匿当事人证人证言。**区检察院调查所有当事人，大家一致作证，“材料是***自己买的”。信息中心主任、当事人胡荣中明确作证，单位“一不组织，二不管理，三不提供资金”。对亏损，单位“不承担，如果出现亏损，责任主要由***承担”。详见证据12。

二是隐瞒我个人投资的事实。

为了证明西岗工程是我投资的事实，必须将这个工程从签订合同到工程结束，几个关键时间搞清楚。

1995年5月25日，我去西岗签订《西岗工程合同》；

5月26日至6月5日，我采购器材、开工系统设计、组装调试系统前端；

6月6日至6月9日，我联系现场施工，安排吃饭住宿运输，催要首笔工程款。

6月10日至7月10日，我们进入现场施工，直至工程完工，交付甲方使用。

6月7日至7月下旬，甲方根据工程进度，陆续支付工程款。其中，6月7日，甲方才支付第一笔工程款，24000元，有发票和甲方当事人胡福伍证言为证。其他工程款都是在现场施工后，见到收视效果陆续支付。

从以上时间可以清楚看出，5月25日至6月5日，这10天期间，是我采购器材、开工组装调试前端时间。换句话说，开工前，甲方没有支付一分一文的工程款。他们是根据工程进度，在开工后，特别是见到收视效果后，才陆续支付工程款。现场施工前三天，甲方才支付24000元，有发票为证。三天的时间，任何人不可能用2万多元，从南京、上海、深圳购买5万多元的专业器材，这在时间和费用上都不够，更不用说支付劳务费、交通费等费用，还要设计安装调试前端。因此，西岗工程的初始投资，全部是我个人投资。以上事实，有6月7日向我赊账方收到24000元的发票；有6月16日甲方汇给向我赊账方汇2072745元的银行信汇凭证；有《西岗果牧场付款情况总表》；有《**区检察院调查笔录索引》；有胡荣中主任1997年5月15日证言为证，以上证据详见《**区检察院证据集》第11页至第13页，第15页，第20页。另外，章从福向我借钱，帮助购买器材的借条；施工人员收条；赊账人李建华证言；55所财务处夏灿明证言；甲方当事人、西岗工会主席胡福伍证言为证……详见证据12。

以上检察院和律师收集的证据，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西岗工程是我一人投资。

4、隐匿西岗系统工程是我个人技术权益的事实。设计安装系统工程，本人所在单位信息中心，以及借用公章的信息公司，均没有这方面的业务范围，当然没有这方面的技术权益。该技术是我业余自学获得的。这一事实，没有争议。详见证据12、13。

5、隐匿本人当庭陈述。《判决书》倒数第三行“被告人***无辩解意见”。事实是，我当庭口头和书面陈述：“搞工程不是我们的专业，我们也没有这个任务，在没有财会，没有账号，没有施工安装许可证（此句被人用笔划去），没有流动资金，艰难地开展工作。单位没出一分钱，我通过多种渠道，自筹资金，想方设法备齐材料”。口头陈述完，我当庭呈送书面材料。该陈述证明以下事实：西岗工程乙方主体、工程性质、投资人、施工条件等。这些事实证明：我的行为完全符合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规范，不符合贪污罪三个要件。由于这个陈述太明确、太清楚，对姜启春等法官判我有罪极为不利，因此，《判决书》中就隐匿了我当庭口头和书面陈述。我的当庭书面陈述，见案卷中《关于购买m9000摄像机的情况汇报》。

三、伪造关键证据。

承办法官仅仅隐瞒证据还不够，他们还伪造以下证据。

1、伪造西岗工程施工时间。《判决书》第1页倒数第7行，认定施工时间为“1995年七、八月间”。这个认定，与**区检察院调查当事人胡荣中、章从福、陈国玲、刘广荣等人的证言不符，没有证据印证。将施工时间向后拖延一个月目的，是为了将我个人投资的事实，变成甲方支付了预付款，我用甲方提供的资金，购买的材料，从而否定我个人投资的事实。详见证据12。

2、虚构伪造“利用职务之便”。1985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是指“从事的公务人员，利用其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我的记者和声像组负责人公务职务，没有主管、管理设计安装系统工程的权力，我个人及单位都没有这个职务技术，因此，本案不符合以上界定。我的记者职务，与设计安装系统工程没有关联性。因此，《判决书》中认定我“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证据，完全是虚构伪造的。

3、虚构伪造“侵占公共财物”。我国法律规定，“谁投资，谁所有，谁所益”。1988年《国务院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科技人员履行合同所获得的收入，不涉及本单位技术权益的，归个人所有”。《西岗合同》，不是单位投资，不是单位技术权益，而是我个人投资，个人技术权益，西岗工程的利润，我拥有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判决书》认定我侵占“公共财物”，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的证据，在证据上，完全是虚构伪造的。

四、徇私枉法，歪曲亵渎法律。

主要指歪曲亵渎贪污罪构成三个要件的规定，用主观臆断取代法律法规。

首先，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1979年《刑法》第八十三条：“本法所说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个规定，对贪污罪的主体明确规定是： “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事实证明，西岗工程，我不是依据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而是非公务的兼职行为。据此，我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６日　法（研）发〔１９８９〕３５号规定：“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合伙人投资的私人经营的工商户不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其人员不能成为贪污罪主体”。

事实证明，西岗工程是我个人投资，使用的个人技术权益完成的，没有其他任何个人或单位参与投资。据此，我同样不构成贪污罪的主体。

**区法院认定我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违反以上两条规定。

其次，关于“利用职务之便”的界定。上页在虚构伪造“利用职务之便”中，已经列举了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检/国家科委《关于办理科技活动中经济犯罪案件的意见》，关于对“利用职务之便”界定，西岗工程既不是我公务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的项目；也不是我个人及单位的职务技术，本案不符合上述两个界定。《判决书》硬是将本人非公务职务行为，非职务技术行为，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实在是于法无据。

第三，关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判决书》中认定工程款，就是公款，这违反“谁投资，谁所有，谁所益”的普通法规定；同时，还违反“不涉及单位技术权益，收入归个人所有”的特别法规定。这同样是歪曲了法律规定。

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姜启春等法官以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对法律进行歪曲，这是典型的徇私枉法。详见附件4《法律法规集》。

我国法律对贪污罪有严格的限制。贪污罪是职务犯罪，我没有相关的公务，也没有相关的职务，还没有“公共财物”，当然不构成贪污罪。

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1997年8月27日法庭审理本案，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证据：

1、在**区法院《法庭审理笔录》中，没有证人出庭作证的记录。

2、可调查《判决书》中列举了几位证人，问问他们有没有出庭作证，便可查明这一客观事实。不让证人出庭作证，这违法了法庭审判程序，为非法证据的认定提供条件。

六、接受请客送礼。

本案的主要诬告者是55所原党委书记周起才、原监察室主任黄荣生等人。周起才与区检察院一领导关系密切；黄荣生原来在**区工作过，与区法院姜xx很熟悉，可能还是战友，关系密切。周起才、黄荣生想陷害我，必然找姜xx帮忙。姜xx帮助周起才拔除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周起才、黄荣生肯定不会让他白忙，吃喝、用车、送礼、安排亲属工作，是周起才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批批条子就可以了。黄荣生当面对我说过，“所里为你说了不少——好话’，化了不少钱”。他们化的都是公款，只要查一查1997年，55所党委、纪委、监察支出，就可以查清楚化了多少钱，化在什么地方。姜xx多次到55所“了解情况”，都是周起才、黄荣生安排用车、吃喝。

七、与律师不正当交往。

姜xx与我请的当时律师张保强是战友关系。我通过熟人找到张保强，他一口答应，说，你这个案子不构成犯罪，我为你作无罪辩护。当时，本案才由**检察院起诉到**区法院，承办人还没有分派。张保强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姜xx，要他承办这个案子。我请张保强为辩护律师，蔡翔是他的助手，有合同为证。在以后的时间里，姜xx多次到张保强办公室密谈。我曾经碰到姜xx在张保强办公室密谈。张保强对我越来越冷淡，本来答应无罪辩护，案卷他们都看了，没有我构成贪污罪三个要件的法定证据。但是，他们在我写的《关于购买m9000摄像机情况汇报》征求意见稿上，删除“我们也没有这个任务”、“没有施工安装许可证”等决定本案性质的关键事实，逼我“再写些悔罪方面的认识在下面”。他通过蔡翔，逼我承认有罪，让姜xx判个缓刑，并不让我上诉，上诉不接此案。开庭的当天，他不出庭，由他的助手蔡翔作了有罪辩护。辩护内容回避本案争议焦点。张保强律师丧失职业道德，不以事实和法律为当事人辩护，还删除关键事实，逼我承认有罪，应当出庭不出庭，他的巨大变化，可以说，完全是姜xx背后串通的结果。

八、泄露审判秘密。

姜xx法官还涉嫌向周起才、黄荣生泄露审判工作秘密。周起才、黄荣生等人以单位了解情况为借口，一方面向姜xx了解案卷中的证据，审判进程等情况。另一方，又以单位名义，要求法院从重判我。姜xx在向55所有关人员调查时说，“这个案子，关键在单位，单位要重判***，我们也没有办法。南京航空大学有个老师，贪污的钱比***多多了，学校为他说情，我们就交给学校处理了”（有证人）。本案的事实怎么认定？以什么理由认定我有罪？判我什么刑？姜xx涉嫌都与周起才、黄荣生商量过。证据是，黄荣生等人开介绍信去法院了解情况，他们的介绍信在案卷中。见证据12。姜xx与黄荣生等人谈话，他的笔记本上有记录。

九、威胁阻挠我上诉。

姜xx等法官非常清楚，这个案件如果让我上诉，肯定得到纠正。那么，他们就办了一个冤假错案，要承担责任。为了不让我上诉，姜xx伙同律师威胁我，不让我上诉，讲“上诉弄不好虚刑变实刑”。这是我当时没有上诉根本原因。他的威胁，事实上剥夺了我的上诉权。

综上所述：姜xx等承办法官，在案卷中没有贪污罪必须具备的主体、客体、客观证据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好友的要求，竟然在《法庭审理笔录》上作假，隐匿关键证据，伪造关键证据，徇私枉法，歪曲亵渎法律，主观故意人为制造假案，对明知无罪的人而被判为有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反党纪国法明确。他们的行为严重违反法官职业规范，严重危害司法公正，严重危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必须依法查处的案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三百零七条、三百八十八条、三百九十九条等规定，**区法院主审法官姜xx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伪证罪、渎职罪、徇私枉法罪、徇情枉法罪、贪赃枉法罪、伪证罪等。

本人请求：为了维护科技人员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尊严，惩治利用职权，官商勾结，报复陷害或诬告陷害本人的恶行，本人请求按照习总书记“老虎”“苍蝇”一起打精神，依法立案查处，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科技人员的合法权益，打击司法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司法公正。

致

受　害　人：

控告举报人：南京**退休人员 宋**

2014年5 月 12日

第二篇：控告书

控告书

控告人：张某男 1975年9月生 汉族 群众 住河南省驻马店市（简称乙方）被控告人：驻马店市龙祥殡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案由：合同违约

控告请求：终止与甲方合作，针对甲方合同违约该对乙方进行相应损失赔付

事实与理由：

驻马店市龙祥殡仪股份有限公司由驻马店市民政局局长等几人股东合资成立，2014年3月20日，张某与甲方（驻马店市龙祥殡仪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车辆挂靠经营协议，经营专一殡葬运输。经过一个月时间合作，甲方见利益可观，在没有通知乙方张某的前提下，私自订购辆车，用于殡葬专线运输并且已投入使用，其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规定：甲方需增加运营车辆时，首先要通知乙方，如乙方不能提供时，方可向第三方提出提供车辆。其甲方行为属于严重违约。

事情出现，张某曾向甲方协商沟通，在交涉几次后，无果；甲方（驻马店市龙祥殡仪股份有限公司）不顾张某合法利益，继续将私自投入的殡葬车辆运营使用，严重损害了张某的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为维护控告人张某合法权益不受到不法损害，特向有关部门提出控告被控告人甲方的违约行为，尽快维护控告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驻马店人民法院

控告人：张某

代书人：谭**律师

时间：2014.07.30

附相关证据材料及线索：

一、车辆挂靠经营协议（复印件）。

二、合伙协议书（复印件）

三、控告人购车合同（复印件）。

第三篇：控告书

经 济 犯 罪 控 告 书

控告人：王玲玲、王备战（夫妻关系），现住登封市七星街嵩岳小区

被控告人：王利娜，女，汉族，生于1974年5月30日，现住登封市七星街东七巷2号 许洪武，男，汉族，成年，现住登封市七星街东七巷2号

二人系夫妻关系

控告请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合同诈骗罪

事实与理由：控告人于2005年购买了一套位于登封市七星街西侧嵩岳小区内幢号为2房号为1的七层西户两室两厅面积91.64平方米的二手房，并于2005年3月9日与原房主被控告人签订了转让协议，同时交订房款一万元整，被控告人把原房产证（房产证编号为0201019204）交与控告人保管；

2005年3月13日交第二笔房款五万五千元整，被控告人并写下证明“王玲玲所付购房款包含办证费用，由卖方负责，王玲玲不再承担，但如王玲玲自行办证，所有费用自负，卖方王利娜不再承担任何费用”，根据协议规定，在半年内控告人把房款结清，被控告人协助控告人办理过户手续；并口头约定剩余房款在被控告人给控告人新证时交付；

2005年3月21日被控告人从控告人处将原房产证取走，并打有取条，目的是“用以办理房产证过户”，并承诺“办理完毕后将新证交与王玲玲”；

之后，控告人多次催问办理过户的情况，被控告人一推再推，一直不说过户的事情。2005年8月底，被控告人开始催逼第三笔房款，引起了控告人的怀疑。9月2日控告人从房管所查到原房产证已被冻结；9月5日又查出该套房产已于2005年3月25日被抵押贷款，放款方是君召农村信用社，贷款额度四万元整，还款日期2005年12月25日；后来被控告人也承认了此事，据此控告人拒付第三笔款；

但被控告人多次上门威逼，经过长时间的威胁之后，控告人的身心遭到了极大的伤害，被迫于2005年11月22日在找了新的中间人后在原协议的基础上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规定：控告人将原购房余款九千元加上被控告人要求追加的七千元共计一万六千元整一并交与被控告人，房款就此全部结清，并规定被控告人在2006年3月1日前将此套房屋的房产证交与控告人，并在十日内协助控告人把房产证过户到控告人名下，并规定了相应的违约责任； 现在已经是2007年，控告人多次催问，被控告人仍百般推托，仍无还款的打算，并扬言：即使还了贷款也不会把房产证过户到控告人的名下，而信用社已将被控告人不还贷款的事起诉至法院，控告人将要面临的是法院对此套房屋的查封、拍卖和钱房两空的局面；

控告人认为，被控告人王利娜和许洪武及控告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控告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全部义务，被控告人在得到房款后，又采用欺诈的手段将该套房屋的原房产证骗走进行抵押贷款，严重侵犯了控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在被控告人有能力偿还贷款却拒不偿还，且不给控告人办理相应的房产过户手续，其主观上诈骗的故意十分明显，被控告人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

为保护控告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特向贵局提出控告，请依法追究被控告人王利娜、许洪武的合同诈骗罪。

此致

登封市公安局

控告人：王玲玲、王备战

二○○七年一月四日

第四篇：控告书

控告书范文

控告人：

被控告人：张宗潘

男

民警

职务：现为宣威市公安局派驻市信访局联合工作组成员

住：宣威市建设街市公安局大院一单元5-1 被控告人：张宗潘的妻子

女

民警

职务：宣威市公安局民警

住：宣威市建设街市公安局大院一单元5-1 控告请求: 1：对被控告人工作时间不穿着警察统一制服予以处分； 2：对被两控告人因私原因对我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予以行政撤职或开除处分；

3：对被控告人涉嫌盗窃自来水予以调查并责令整改； 4：责令两被控告人对我和我妻子实施人身侵害伤害行为而造成的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续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5600元进行赔偿和正式当面道歉。事实和理由：

2013年四月份因宣威市公安局办公驻地搬迁，对原办公区域及所属家属区物业，统一由宣威市政府办接收管理，因该家属区自来水使用在市公安局管理时就均未安装水表一事，政府办于6月初在该家属区楼下贴出告示：要求所有住户在6月30日前主动配合政府办指派的工作人员安装水表，水费按全市统一价格收取，逾期不履行者将依法采取措施。我受政府办的委托对该区域进行物业管理。经调查核实：至7月份，唯独被控告人一家拒不履行，政府办又在其楼下贴出通知进行催告，期间我又两次将通知内容告知被控告人，但其至7月10日仍拒不履行义务。经政府办批准，对其进行强制断水。7月12号被控告人找到政府办领导表示认错，愿意配合装表计费，至此我们当天就对其安装了水表。但遗憾的是被控告人家中因安装太阳能，竟然还有另一根特别隐秘进水管，但他却故意隐瞒。7月17日我和同事对该家属区统一查水表和代为收取水费时，至被控告人家发现其水表走数悬殊太大，经细细查找才及时发现被控告人偷水的事实。被控告人还予以狡辩，我们水费也没收成，双方还发生争执。经向政府办领导汇报了被控告人的事实后，7月18日下午3点我到其工作单位通知其进行整改，却被其无理责骂“老子安不安水表，交不交水费，管你球事，收球个水费还喋喋不休”，见其口粗八道，我重复说明来由，是公事公办，并正式告知其如不自觉整改，其行为涉嫌犯罪，但被控告人却勃然大怒，突然上前用左手揪住我的头发，右手对我的胸部腹部持续猛击，我近乎昏厥，被他一直揪着我头发从市信访局拖至市公安局大厅继续进行殴打，前后时间持续十余分钟。围观干部有说报警的，他竟大吼“报你妈的警，老子就是警察，今天哪个敢多二，老子整死他”，此时幸好市信访局孔

副局长出面，才将我救出，但被控告人拒不停止，还在破口大骂，扬言“以后见一次打一次”，其嘴脸极其凶残。当天政府办领导、人大领导、市统计局、市信访局值班领导干部、公安局值班人员、我的同事等20余人及相关视听证据可以作证。

迫于被控告人的威胁和势力背景，我一直忍气吞声不敢控告他，但8月18日下午6点，我和我妻子正在原公安局大院履行工作职责时遇到俩被控告人，第二被控告人径直上前辱骂我，我好言相歉，却又被被控告人揪住不放“说起老子呢气来，今天就整死你”又来打我，而第二被控告人也凶狠的对我妻子实施了殴打，两被控告人均是30多岁的警察，而我和妻子都56岁了，哪里受得了他们的撕打。至此为防止其再侵害我才提笔向上级领导控告：

其一：被控告人身为共产党员，应该为营造和谐社会起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三个至上，本着待人与善、诚实信用的原则积极为实现强国梦保稳定促发展，但其却因为偷水和不甘心被收取水费一事，倒行逆施，竟然在市公安局大院狠下毒手对我实施殴打，是公开与市委政府对抗，破坏党的事业，无组织无纪律，如何配在当共产党员？

其二：被控告人身为人民警察、联合工作组成员，应当廉洁奉公、一身正气，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信任，严格自律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但被控告人却反向而行，自己行为

不检，与我辩论不过，在市公安局大院内穷凶极恶的将本应挥向犯罪者的拳头打在我身上，简直丧心病狂，目无法纪。我是执行工作任务，还被他破口大骂，一口一个‘老子’，殊不知按辈分我大他三辈，又年长他20来岁。第二被控告人亦是民警，明知被控告人已涉嫌违法犯罪，不对其进行警示教育，还沆瀣一气，对我妻子实施殴打。如此肆意践踏宪法法律尊严，道德沦丧，如何配做光荣的人民警察？ 其三：被控告人身为人民警察履行人民信访接待职责，并非刑警或是卧底，却长期不按规定着装，违反《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着装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92号）第六、第四条，《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十三条，上级机关应当对其进行严厉处分，关其禁闭；

其四：被控告人故意隐瞒进水管，至今仍拒不整改计费，已涉嫌触犯《刑法》264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数额累计计算）、第四条第三款（盗窃电力、燃气、自来水等公私财务的….）上级机关应予以调查；

其五：作为国家公务员，在工作时间、重要工作场所却因为私人问题对前来履行通知义务的我，实施严重人身伤害，违反《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5条第一款（以殴打方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第28条（严重违背职业道德、作风懈怠、态度恶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应予以撤职或开

除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殴打他人的处5-10日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因至今本人胸腹部依然疼痛难忍，近期将会申请司法鉴定，其亦已涉嫌触犯《刑法》234条故意伤害罪（轻伤害将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构成重伤将判处3-10年有期徒刑）；第二被控告人身为民警亦涉嫌上述行政违法及刑事犯罪；因此对两被控告人应当予以追究其相关责任并对我进行民事赔偿；

综上结论：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他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纵观近来警察犯罪事件，两被控告人算是奇葩，其满口粗俗恶语一手偷水功夫的行径，打人从宣威市市信访局打到市公安局的行为，还耍赖狡辩口出狂言，并利用其多重身份，欺世盗名。主观上欺上瞒下、内心邪恶拒不悔改，客观上为非作歹、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并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随时都有再违法犯罪的危险，如不及时处理，无论放在哪个单位很多领导干部都会受他祸害。因此请上级领导为我主持公道，数罪并罚，追究其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将此恶疮毒瘤果断从队伍中清除以正法纪！

控告人：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第五篇：控告书(检察院)

控告书

南漳县检察院：

我叫王礼军，男，生于1984年4月4日，汉族，农民，家住南漳县板桥镇双龙寺村三组（原南漳县雷坪乡凡家寨49号）。

我的爷爷王于道和奶奶共生育有三个子女，即我的父亲王正乾，二爹王正能，幺爹王正常。2005年前，我的父母均已先后去世。

因二爹王正能入赘到他人家生活，2005年以前，我父亲和幺爹王正常协商，爷爷王于道在我家和王正常家每家轮流生活居住5天。2005我父亲去世后，2005年-2008年我在没有结婚前，爷爷王于道在我外出打工时，就经常住在我家帮我看门，我时常也给爷爷一些钱物。

2008年我结婚到相邻的巡检镇不二坪村的岳父王成虎家居住后，2010年9月，王正常和刘友琴仍要求我对我爷爷王于道尽赡养义务，并与他们共同赡养爷爷王于道；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2010年11月，该纠纷经双龙寺村村委会主持我们双方进行调解时，我出于亲情答应将登记在我名下并有我管理经营的部分责任山和责任田交给王正常和刘友琴管理经营，作为我对王正常赡养王于道的帮助；并约定王于道去世后，王正常再将该部分责任山和责任田交还我。但协议达成后不久，王正常和刘友琴便提出，前述协议对其不公为由反悔，要求我将双龙寺村三组的房屋（该房屋系我父母婚后自己建造）和责任山、责任田全部给他们。该无理要求遭我拒绝后，其夫妇为图报复先将我位于大冲子责任田墙坎边66棵桑树从根部锯断（该66棵桑树的树龄均在10年以上），导致其

1中5棵死亡。随后又唆使王于道和他们一起将我房屋门锁砸毁并重新换上门锁。王正常和刘友琴实施上述行为后，见我仍不答应他们的要求，2011年3月26日，其夫妇再次唆使王于道将我的房屋门锁打开，而后纠集唐启森、唐启云将我三间房屋的楼板全部拆掉，连同我房屋周围的木柴和凉晒玉米杉木杆一并搬回其家中。

案发后，我立即向板桥派出所报案。2011年4月20日，板桥派出所查明并认定了上述事实后，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决定分别给予王于道、刘友琴行政拘留5天和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南漳县公安局决定对王于道、刘友琴进行行政处罚后，王正常和刘友琴为报复我，于2011年年初又将我所有的责任田全部霸占并耕种，并再一次将我一间房屋里的檩木锯掉搬回其家中。从2010年11月至今，我的财产多次被王于道、刘友琴毁坏，四间房屋也被王正常和刘友琴霸占至今而拒不归还。

另，经我到登记在我名下的责任山上查看，2011年年底王正常和刘友琴为还将我位于双龙寺村三组“西坡”地段的与其责任山交界的林地上的树木全部盗伐一空（经我初步清点，底径约10厘米的松树被砍伐了40余棵，底径约5-6厘米的栎树被砍伐了300余棵。）。

《婚姻法》的规定，赡养王于道是王正常作为子女的法定义务；而我父亲去世后，对爷爷王于道并无赡养义务；王正常、刘友琴要求我与他们共同赡养王于道的要求毫无法律依据，属在推托和逃避义务。我与王正常、刘友琴因此发生纠纷后，出于亲情在村委会对此进行调解时已作出让步；而王正常、刘友琴在纠纷发生后，对我一而在再而三的忍让反

认为我无能，其夫妇二人不顾亲情，为满足和达到其无理要求及泄私愤，恣意、公开的锯断我的桑树，抢种我责任田，并纠集多人公然拆毁我房屋的楼板和锯掉我房屋的檩木毁坏我财产和砍伐我责任山上的林木的行为，情节严重；根据《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七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王正常、刘友琴的违法行为和违法事实，已达到故意毁坏财物罪和盗伐林木罪的追诉标准。案发后，南漳县公安局认定刘友琴的行为仅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给予行政处罚明显避重就轻，属纵容王正常、刘友琴的违法犯罪行为，而让王正常、刘友琴未得到应有的惩罚，致使其夫妇气焰嚣张继续多次实施违法行为，长期侵犯我的利益。为此，我于2012年11月2日向南漳县公安局和南漳县公安局板桥派出所邮寄了《控告书》，要求南漳县公安局对王正常、刘友琴犯故意毁财罪和盗伐林木罪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的立案查处，但南漳县公安局和南漳县公安局板桥派出至今未对我反映的情况作出任何答复。为此，特请求贵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为盼﹗

控告人：王礼军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