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关于刑讯逼供或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行为屡禁不止，虽然我国有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因此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该刑诉法吸收了“两高三部”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在本次的刑诉法修正案中重点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规则。下面将结合本次刑诉修正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范畴，程序，原因，意义等方面予以论述。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从广义上而言，是指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主体或程序，方法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具体包括：证据内容不合法，证据表现形式不合法，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不合法，以及收集或提供证据的程序、方法或手段不合法。只要具备上述四种情形之一，即构成非法证据。而狭议上的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本文在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时，采用的是狭议上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与扣押取得的证据的排除的统称。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
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标准，法条第五十四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说明，我国的非法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可见对于非法获得的物证和书证是有限制排除的。原则上，对于违反搜查、扣押等程序取得的物证、书证，在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后可以不排除。但如果执法人员主观上出于故意，客观上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获得的实物证据，应予排除。因为我国司法人员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还比较低，执法不是特别规范，如果将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通通予以排除，极有可能使罪犯逃脱法网，使正义无法得到伸张。三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启动 审查 举证责任 处理
四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发，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这些冤假错案背后，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况。通过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赵作海案中，不仅是他本人被刑讯逼供，连证人、甚至他的前妻等并非嫌疑人的当事人也都遭受刑讯逼供。解决刑讯逼供与违法取证问题，彻底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是很重要的。死刑案件的特殊情况。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是命案，它们都曾经在一审中被判死刑，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证据认定上没有达到法定的标准，后来才获改判。死刑案件涉及公民的生命，一旦发生冤假错案，对司法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威信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二、对于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想要在以后诉讼程序中制止办案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宣告其违法获得证据不具有可采性，从而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修改后的刑诉还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修正案第十五条、第十八条)为从制度上防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修正案增加规定了拘留、逮捕后及时送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内进行讯问和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修正案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
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能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证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这与该国的对公民个人权利重视程序等因素都是相关的。该规则的确立，是一国文明水平的标志，它体现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即从惩罚犯罪第一到注重保护人权的诉讼观念的进步。
（四）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我国之前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可以反映我国对待人权的态度，而且也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但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确实可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遏制侦查人员的滥用职权，但另一方面排除的非法证据有时恰恰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会使真正的罪犯因为侦查人员的错误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从法律自身来讲，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则是完美的。它是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规则也是在不断的改革进步中的。刑事法律作为治国安邦、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只有在尽可能完备且先进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服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约束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机关的声誉，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总体来讲，利大于弊。
第二篇：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如何把握？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
据排除程序如何把
握？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对于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
非法言词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该类证据大致可分为两类：(1)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供述。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应当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2)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
非法实物证据，就是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对于该类证据，如果存在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可能，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人民法院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提出，但在庭审期间才发现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除外。
2、开庭审理前，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前及时将申请书或者申请笔录及相关线索、材料的复制件送交人民检察院。
3、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4、人民法院经审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应当召开庭前会议，就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出示有关证据材料等方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说明。
5、人民法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应当将调查结论告知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第三篇：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浙江工业大学 杨燮蛟虞凯沂
[摘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如何在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和分类，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然后又从三方面论述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对我国如何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点建议。[关键词] 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构建 2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非法证据是证据理论中的特有概念，《牛津法律词典》解释称“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还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
1内容、证据形式、手机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中队非法证据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界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警察、检察官和法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收2集的证据”。由此可以看出，对非法证据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非法证据泛指才有违法的方法收集的一切证据材料，即收集证据的内容、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等都不合法。从狭义上讲，非法证据是指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法而取得的证据，也就是说在取得证据的手段、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有学者称之为“非法取3得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分类
对于非法证据的类型，学术界有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类：
1.收集或提供主体不合法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做证人。”若由上述主体作证人提供证据，将不符合法律对于收集、提供证据主体的规定，是非法证据。
2.取证程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这是一般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非法证据。如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若以上述方法收集证据，将因为不具备收集程序的合法性而成为非法证据。
3.内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也规定，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
4.表现形式不合法的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列出了证据的七种表现形式，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
非法证据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与非法搜查和扣押取得的证据依据
4一定规则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执法机 12 李学宽：《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政法论坛》，1995年第2期。
何玉波：《试论非法取得证据的可采性》，《现代法学》，1999年第6期。3 李学登：《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湾教育部出版，1982年版，第243页。4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94页。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涉及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亦或说“可采性”问题，也就是说，司法机关能否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予以采纳，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在法庭上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5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自从20世纪问世以来，它在世界各国得以建立，并受到本国高度重视。在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指审判时不得采纳违反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非法搜查和扣押之保护性规定获得的证据。广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包括依据宪法修正案其他条款的规定排除有关证据的规则，通常包括自我归罪排除规则、宪法第六修正案排除规则、正当程序排除规则。从世界各国的规定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二是非法自白证据排除规则；三是“毒树之果”排除规则。
在我国的证据法理论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含义比美国的含义要广，与英国的也不同，它是一种特定的证据规则，不能泛指各种排除规则。我国大多数学者在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都认为该规则包括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和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排除。非法取得实物证据的情形并不限于非法搜查和扣押，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情形也不局限于非法取得的供述，还包括秘密侦查、诱惑侦查、电子监听等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但非法搜查和扣押与非法供述是非法取证的两种主要情形。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以来人们对其一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过分强调人权就会放纵犯罪;有人认为在实行排除规则过程中某些犯罪可能逃避处罚，但这是一个社会尊重人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应当确立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相互冲突的价值目标之间如何进行选择、协调的问题。由于法文化传统、政治因素等方面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在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方面往往存在着许多差异。随着时代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法制现代化、保护人权、程序公正成为司法现代化主题的背景下，两大法系之间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出现相互吸收、借鉴的趋势，各国该规则不断趋向成熟完善，显示出运行的良好态势。笔者认为，作为现代刑事证据制度重要规则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己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吸收。而一国或不同国家之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变迁，其在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折射出其背后蕴含的价值理念的变化。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
（一）“威克斯规则”的形成 1791年美国通过了《权利法案》，它只有十个修正案组成。作为一个保障个人基本人权的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在很长时间仅仅是一个宣言，人们的这些权利受到侵害后无法得到救济的，宪法第四修正案也不例外。第四修正案旨在保护人们的隐私权，它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非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力不容侵;除非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有罪，以宣誓或者郑重声明的形式保证，并详细开列应予搜查的地点，应予扣押的人或物，否则不得签发搜查证”。但是1914年的 weeksv.U.s一案改变了这一状况。
在1914年之前，美国一直受普通法的影响，认为除自白外，证据取得方法的不适当性
6与其可采性无关，“法庭不愿意仅仅由于警察不自觉所犯的错误而使罪犯逍遥法外”。另外，对采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可以通过其它途经对受侵害者以救济，如追究刑事责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第195页。
大法官本杰明·卡佐多的解释。转引自[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6页。1914年 WeekSv.U.S案首次承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案中，申诉人weeks是一个速递公司的雇员。他被指控用邮寄的方式寄送彩票，违反美国刑法第217条。警察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到被告人工作地点将其逮捕，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到Weeks的住所进行搜查。Weeks没有同意开门，但警方根据邻居的指点发现WeekS家钥匙，并以此打开了被告人的家门。联邦警察进入WeekS家的房间，发现一些信件和装有彩票的信封，将其扣押。在联邦法院对被告人的审判中，控诉方提交这些被扣押的信件作为证据使用。在该案中，联邦最
7高法院裁决认为“非法搜查和扣押所获得的证据不得在联邦法庭上使用”。大法官 Mr.JustiCeDay代表最高法院写的意见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和财物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该证据是在违背宪法第四修正案的情形下获得的，不应当在审判中被采纳。最高法院的意见还指出“如果信件、私人文件可以这样扣押、保留和用作对被指控犯罪的公民不利的证据的话，宪法第四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即声明免受此类非
8法搜查和扣押的权力，终将变得毫无意义”。可见，设立该规则的最初目的是禁止和纠正警察的违法搜查、扣押的侦查行为，并使之成为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合理隐私权”(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Privaey)的实施保障。
正是由于WeekS一案，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美国联邦各级法院在审理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式确立。由于Weeks案的重大影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称为“威克斯规则”。不仅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在其后的判例法中该规则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二）非法自白排除规则的形成
虽然在1966年之前己经有了关于非法自白排除规则的判例，但是直到1966年的 Mirandav.Arizona一案，之后刁‘最终确立了非法自白排除规则。1963年3月3日凌晨，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一名电影院女服务员下班回家，在路上遇到一名陌生男子把其拖入汽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后将女孩强奸。事后，女孩描述强奸她的人的体貌是一个戴眼镜的墨西哥裔男子，二十多岁，驾驶一辆50年代早期的车子，可能是福特或者克拉斯勒，但女孩表述经常不清，自相矛盾。警方调查发现米兰达和女孩描述的强奸犯极为相似。米兰达有长期的精神不稳定和犯罪史。在警察局，警察安排女孩辨认，但女孩不能肯定就是米兰达，只是说米兰达和那晚强奸她的人很像。侦探库利和杨将其带到审讯室，告诉他已被认出，并问他是否愿意供认。两个小时后米兰达在书面供述上签字。州检察官以米兰达的供述为依据，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为米兰达指定了一名叫穆尔的辩护律师。穆尔在审判中以警方未告知米兰达获得帮助的权利为切入点，向法庭主张米兰达做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但法官驳回了其主张，判决米兰达犯绑架罪和强奸罪，判处20一30的监禁。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也维持了原判。案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撤销亚利桑那州的裁决，认定审前询问阶段被告人也享有获得律师帮助的宪法权利，警察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上述潜力以厄尔·沃伦首席大法官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米兰达未被告知其享有的律师帮助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免权也就没有得到其它形式的有效保护。没有上述权利告知，其供述不可9采纳。
米兰达一案不仅推翻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否认违反宪法第六修正案所保护的“获得律师帮助权”所收集的证据违法，还在裁决意见书中确立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供述处于 7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8 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Week v.United States,232 U.S.383(1914),转引自刘晓丹主编：《美国证据规则》，中国检查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任意”，避免损害他的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四个方面：1.如果对一个被拘押的人审讯，在审一讯开始一前，首先应当明确告知其有权保持沉默；2.在告知沉默权的同时，应当向被讯问的人说其所讲的任何话可以并且的可能会在法庭上用作对其不利的证据；3.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对保障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特免权是必不可少的；4.如果被讯问人在审讯开始前表示希望获得律师的帮助，政府不得以被讯问人没有聘请律师或者请不起律师而忽视或者拒绝其请求。
根据该案中的这些措施，警察在审讯时必须作出如下宣告：“l.你有权保持沉默;2.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会被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3.你有权在审一讯时有律师在杨；4.如果你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你指定律师。”未宣告取得的证据不被采纳。由于宣告的内容源自米兰达案，一该排除规则又称米兰达规则。
米兰达规则从宪法第五修正案“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和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权”出发，规定了获得被告人供述的程序，违反这些程序的自白就属非法，不具有证据能力。和之前由法庭裁量自白是否属于“非任意”相比，1966年的米兰达案最终确立了“取得程序违法”这样一个非法自白排除标准。因此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历史上，米兰达规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正是米兰达规则宣告了美国非法自白排除法则的正式确立。
（三）毒树之果理论的形成
毒树之果”理论最终确立则是1963年 wongsunv.u.s一案。1959年6月4日凌晨2点左右，旧金山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对霍姆·威监视六个星期后，将其逮捕并发现其持有毒品。霍姆·威承认前天晚上在一个叫托伊的手中买到一盎司的海洛因。托伊是一家洗衣店老板。早上6点左右，六七名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来到位于利文沃斯大街1733号托伊的洗衣店。阿尔顿·王上前敲门，托打开店门，王说自己要洗衣服，托告诉其8点才营业，要其到时再来。王亮出证件，说明自己联邦毒品管理局侦探的身份，托伊立即关门并往卧室跑。王和其他侦探将店门撞开，追至卧室将托伊逮捕，但在托伊住所没有搜查到任何毒品。托伊告诉侦探他知道住在第十一大街的约翰贩卖毒品。联邦毒品管理局的侦探们赶往约翰的住所，与侦探交谈后，约翰交出不到一盎司的海洛因。侦探将约翰和托伊带到联邦毒品管理局办公室。在办公室中约翰交待他四天前曾从托伊和华人手中购得海洛因，侦探询问托伊，托伊交代说是王森。侦探在托伊的带领下找到王森住所将其逮捕，同时侦探也没有发现王森家中藏有毒品。联邦司法官先后提审三人，在收到保证今后将其释放。在此后的几天里，联邦毒品管理局侦探又分别审讯了这三人，审讯时分别告知他们有权隐瞒那些对其不利的信息，有权向律师咨询，但是没有律师在场。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管区联邦地区法院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了此案。公诉方的主要证人是约翰，但他否认了自己前面的供述，并援引反对自证其罪的特免权免除了作证的义务。公诉方提出1.托伊被捕时在卧室所做的口头陈述;2.约翰交出的海洛因;3.审前托伊未签名的供述一记录;4.王森的类似供述一记录。被告方反对使用这些非法逮捕和搜查的“果实”最终法庭认定托伊和王森有罪。被告人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裁定撤销对托伊的有罪判决，认定托伊在卧室作的口头陈述不可采纳;王森在被释放后，自愿在联邦毒品管理局作的陈述与非法逮捕毫无关系，因而是可以采纳的。
联邦最高法院在卡斯蒂加案中认为，只有禁止使用或“派生使用”强迫所取得的证一言，刁一能使得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所提供的豁免权得以实现。这就确立了第五条修正案排除规则的“毒树之果”原则。事实上，卡斯蒂加案中所描述的禁止使用衍生证据的范围比第四条修正案所确立的原则更为严格。因为其“禁止衍生使用”是指禁止使用以强迫方式获得的证言作为一种调查导向，并且禁止只注重证人方式而获得的证言使用。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维护宪法的尊严
现代各国的宪法，均赋予了公民广泛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而非法取证行为，无论是刑讯逼供还是非法搜查、扣押，都极易侵犯公民的权利，使其遭受精神、肉体的痛苦。非法取证从具体看，是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但从本质看，它更是一个违宪的行为。对该类行为如不予以制止，对行为产生的后果如不从法律上予以否认，则宪法的尊严将荡然无存，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将只能是一种空头的承诺。这显然与我国现行“依法治国”的理念是不相容的。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宪法是从正面规定了人民可以享受的各种权利，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从反面规定了非法取证行为的法律后果，它起到了补充和执行宪法的作用。如果没有该规则，宪法规定的许多权利将无法真正落实。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WeeSk案的判决中就以宪法为本，明确指出：“如信件及私人文件可因此(违法)扣押，及用以充作被告不利之证据，宪法第四条修正案宣告人民免于此类搜索之规定，将毫无价值可10言。”上述判例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与维护宪法的基本权利直接联系了起来。虽然排除非法证据极可能导致个别罪犯逃脱惩罚，但这只是个案的不公，与该规则保证宪法实施。
（二）有利于维护人的尊严
二00四年三月十四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以根本法的形式宣告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宪政史上的一件大事，必将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谓人权，简单地说，就是人基于其作为人的属性而应享有的权利或者待遇。现代法律的文明，己集中地体现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认可与保护，尊重人权也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因此人权保障功能的有无及强弱是评价现代法律文明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而考察《国际人权宪章》以及各国法律，在诉讼人权保障方面，主要体现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这不仅因为作为个人，他们面对着国家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双方力量悬殊，容易发生侵犯他们合法诉讼权利的现象，更是由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实际并不仅仅是对每个具体个人的权利的保护，而是对不特定的社会大众的保护，它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免遭刑事司法的态意追究，保障诉讼的进程不偏离法律和正义的轨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通过侵犯公民基本人权而获取的证据排除出刑事诉讼的范围，向社会昭示了“惩罚犯罪不能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进行，人权只能因为保护人权本身受11到限制”的理念，体现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限制，对保障个人权利的张扬。
（三）有利于维护司法尊严
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应该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表率，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应该通过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通过正当的程序来惩治犯罪，实现社会正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人们渴望公平，社会呼唤正义，但公平、正义的取得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以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国家追诉犯罪，目的是通过刑罚权的实现，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矫正。如果负责实施法律的侦查人员在执法时违反法律，通过侵犯公民合法权利的方式进行取证，而法院在审判时又通过采信非法证据的途径对上述行为的后果予以认可，那么这不但显示了法院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怂恿，是司法无能的体现，更易使公众丧失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并使判决的正当性失去基础。司法机关如在追求正义的过程中不断破坏正义的理念，其做法将直接导致自身尊严的损毁，完全背离本身追求的初衷。正是认识到此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案的审理时即明确地指出:“此种由执法人员使用非法方式扣押证据之趋势，不应自法院之判决中获得承认，法院必须始终支持宪法，任何处境之人民均有权要求其维护此项基本权利。法院及其人员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之努力，不得借重牺牲第四条修正案原则之方式。苟如是行之，即等于司法机关纵非公开违抗，10法治斌:《论违法搜索扣押证据之排除》，载陈朴生主编《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年版，第257页。11锁正杰著:《刑事程序的法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亦系肯定明显之疏忽所为之宪法禁止行为。”加拿大的“矫正委员会”也公开提出，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增进民众对司法运作的信心，避免司法程序受到污染，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应被法院采用，法院应维持“公正廉洁”、“双手纯洁”的形象。非法证据排除所体现的对司法尊严的维护价值，成为多年来该规则存立的基础性原因之一。
四、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一）对非法言词证据，应当兼采自动排除和裁量排除方式
就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有关案件事实的提问。可见，我国刑诉法不仅在实质上否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同时要求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协助权也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就表明，我国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不能照搬美国的自动排除方式。笔者认为，从目前我国所处的法治环境来看，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可以将非法言词证据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形是，如果非法言词证据在后来的办案过程中被证明是真实的证据，那么，此证据就具有可采性，由法官来自由裁量是否采用。但如果只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则不能作为定案证据。第二种情形是，如果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他人在庭审中提出其先前的供述或陈述是不真实的，是非出于其自愿意志的，而这种不真实的证据是由于警察的非法取证而产生的，即是警察用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或在庭审中的言词证据不能证明其真伪性，且控方不能证明其合法性，则此两类证据不具可采性，应坚决被排除。关于举证责任，考虑到控辩双方的举证能力，对于控诉方提出的指控犯罪的证据，或者是在庭审中辩护方或其他人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应由控诉方承担证明证据为合法来源的责任。
（二）对非法实物证据，应当实行裁量排除
就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而言，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及属于实物证据的视听资料，一般通过搜查、扣押或录像等方式收集，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要具体案件、具体证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过对国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考察，我们了解到美国对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是不限制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只要有违法搜查、扣押行为，由此而得的证据就予以排除，除非有法定的例外情形。但根据我国的法制状况，笔者认为还是采取由法官自由裁量的“裁量排除”原则较好，规定由法庭根据取证行为的违法程序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有学者认为，非法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应以采信为妥。其实不然，虽然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与通过合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在外形和实质上不会有较大的差别，但它毕竟涉及到法律尊严、诉讼价值取向等问题。若一律采纳，则会鼓励侦查机关使用非法手段取得实物证据，从而使法律的相关规定得不到切实的贯彻执行；若一概予以排除，则过于保护被告人而忽视被害人的权利，也势必影响刑事诉讼安全目的的实现，亦不利于惩罚犯罪。因此，笔者认为，将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交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是较为合理的。这也是实现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相平衡的客观需要。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时需要严格把握好排除的标准，如“重大违法”：违法收集实物证据的行为达到犯罪的行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 等等。
（三）对“毒树之果”，应以排除为一般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进行限制性肯定
毒树之果能不能吃，关键在于摘果的行为，也即收集后一证据的行为是否合法。只要该行为合法，并且符合上述排除规则的规定，则衍生证据可以采用。作为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线索虽然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如果绝对予以 1
212法治斌:《论违法搜索扣押证据之排除》，载陈朴生主编《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63一264页。排除，很可能会导致诉讼中必须予以排除的证据范围过大，导致定罪量刑时可以利用的证据的数量大大减少，最终影响对犯罪的追诉力度以及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不符合我国司法实际状况。从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待“毒树之果”的问题上，应以排除为一般性原则，同时以例外方式对特殊情形的“毒树之果”进行限制性肯定，以此来兼顾控制犯罪。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直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非法取证行为，如果一概肯定由此而取得的“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则将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这类“毒树之果”，应当否对它的证据能力;2.如果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对于打击重要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并且排除这些证据可能引起负效应，如非法的被告人口供及以此为线索而取得的其他证据与危害国家安全或重大社会利益有关，虽然其在收集程序、方法上违法，但只要该证据客观真实且具有关联性，本着利益权衡原则，并且考虑我国司法实际，应当承认这些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3.非法取证行为虽在形式上违法，但并未实际上侵犯被告人合法权益或侵犯其合法权益情节较轻微的，可对该非法取证行为予以改正或谴责，但采纳由此获得的证据;4.对于由“毒树之果”所得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也应承认其证据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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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除规则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刘志栋
提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权保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核心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实现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宪法基础。然而, 这仅是一个宣示性的原则规定, 并未涉及人权的具体内容。因此它还有赖于各部门法的具体规则的配套实施, 才能实现其预定的价值目标。诉讼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一个具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规则。而我国现行诉讼法并未确立该规则, 已导致了我国诉讼中漠视人权、侵犯人权现象较为普遍的恶果。所以, 在修改诉讼法时, 明确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既是完善诉讼法自身的需要, 也是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的需要。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运用于整个诉讼程序中的证据采纳规则，是一个系统的制度体系，本文不可能全面整体的分析该规则，所以笔者仅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行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功能的角度做一些初步的分析。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理论基础，即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第二部分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状况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运用状况;第三部分提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以及保障该规则取得最优效果的配套措施。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由此我们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社会的，其基本特征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的思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原则，最根本的确认，然而，宪法毕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如何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中建立和完善人权保障机制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现实有效的保护，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效果，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是个很大的研究方向，笔者不可能方方面面尽述，本文仅选择一个极其微观的视觉——非法
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障诉讼人权的功能和价值。试图为司法工作发挥其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在功能做理论上的初步探讨。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关于非法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的概念,诉讼法学界并无定论。我国《诉讼法大辞典》则将“非法证据”定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也有学者认为非法证据是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或提供证据的人员及程序、方法的证据材料”。本文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办案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就是指国家执法、司法工作人员使用非法手段或非法程序获得的证据, 不得在刑事诉讼中作为不利于被告的证据。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该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联邦宪法第4修正案规定: “ 人民保护自己的人身、住宅、文件及财产不受任何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容侵犯, 除非是有某种正当理由, 并且要有宣誓或誓言的支持并明确描述要搜查的地点和要扣留的人或物, 否则均不得签发搜查证。” 1914年在威克斯(Weeks v.V.S)诉合众国一案的判决中, 联邦最高法院认为, 如果不排除违法搜查或扣押的证据, 那么宪法第4修正案将毫无价值可言, 从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违法证据排除规则。20世纪50年代美国50个州都吸收《权利法案》大部分内容,由联邦最高法院主导的正当程序革命开始。“马普案”(Mappov.ohio)、“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西尔夫索恩诉伦伯诉美国案”等判例法先后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各州法院的诉讼、米兰达规则(或称米兰达警告)、“毒树之果”理论。至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得到最终确立，并影响整个世界刑事证据法的发展方向。英国为了人权保障而确立了被告人非法自白的自动排除(automatic exclusion), 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控诉方向法庭提交的被告人的自白证据,如果属于采用“压制”方法获取的,该自白证据将不允许向法庭提出”、“非法实物证据的采用如果足以导致对被告人审判公正性的损害时,该证据就应当加以排除”认为拷打、非人道的待遇、以暴力相威
胁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自白, 实质上是对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的侵犯，损害了被告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两方面权利，所以该非法证据应排除。在德国,人权保护的范围分社交范围(Sozial-bereich)、纯私人领域(Schlichte Privatsphaere)、核心隐私领域(Intimsphaere)。如果所得的非法证据属于层次的，当非法证据属于人权核心领域的范围,则不应进行利益权衡,要绝对排除。如果属于纯私人领域的非法证据,法官可在国家追究犯罪和保护公民隐私权之间进行权衡,以决定是否排除。如果属于社交范围的非法证据,法官可以不予排除。日本的法律认为,以拷问、强暴等手段所取得的自白,违反了宪法上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的规定, 所以违法取得的自白,不得在法庭上被采纳。从而防止公务人员滥用职权,以保障人权。所以违法取得的自白,不应容许为证据。随着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科学化的发展,人权保障价值目标逐渐成为一种优位价值理念。当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大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人权保障的价值目标。正是在这种人权保障思潮高涨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立法基于维护人权的需要,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它一开始就打上了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烙印。不管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以尊重和保护人权为其理论基础。现代人权保障理念要求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保障人权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刑事诉讼中的违法取证行为直接侵害了取证所涉及的对象的合法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等由宪法规定的个人所享有的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那些是由于侵犯了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取的证据的否定性评价，拒绝其证明价值。所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人权保障的利器。具体表现在：
2.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重。
在刑事司法中，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尊重与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是互相联系的。“没有通过法律的正当的程序确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没有通过正当审判程序保证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不被非法侵犯，则社会所有的成员都有潜在的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有人的权利都有可能被侵犯或剥夺，整个社会将是一个人心惶惶的社会”。只有在具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强制措
施使用于经正当程序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整个社会大众才能得到保护。所以，对侵犯个人权利的限制实际上并不是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而是对社会中每个人的保护。对社会所有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的尊重，因为他们也是社会的成员，在未依法定罪之前，不能剥夺社会对他们的保护。
2.2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程序正义的直接表现
在审判过程中，只有在程序上得到公正的保障，那么审判对象的实体正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在实行排除规则过程中某些犯罪人确实可能逃避处罚，但是这是“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很高的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边沁曾指出：“对于法的实体部分来说，唯一值得捍卫的对象或目的是社会最大多数成员的幸福的最大化，而对于法的附属部分，唯一值得捍卫的对象或者说目的乃是最大限度地把实体法付诸实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实现。违反程序非法收集的证据，其真实性难以保证。而且完全有可能可能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程序正义能够约束和规范国家司法权的正确行使，减少执法人员的非法专断和主观随意性，从保证证据取得的手段符合法定程序，保障证据的客观公正性，最终保护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补救
出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畏惧，公安司法机关被迫在他们的工作领域中发展起更多的专业技能，也更注重对他们的专业技能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侦查机关违法侦查行为的抑制作用确实是明显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出现，标志着人们对证据的认识更加细化。在证据的发展史上，从没有证据的概念到有证据的概念是个重大进步;从有证据的概念到区分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又是一个重大进步;而把证据与取证过程联系起来使证据与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融为一体，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又一次重大进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身性质又把证据与保护人权紧密结合起来，顺应了20世纪以来对人权保护的潮流，法治文明的又一飞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吸取这一巨大的法治文明成果是历史发展趋势所需。
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3.1刑事诉讼价值观念陈旧落后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发现实体真实价值观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与司法实务中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侦查机关“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十分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而证据收集的非法性正是该观念的集中反映。例如,在湖北鄂州王女士被他人强奸一案的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为了收集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不惜让被害人再次受凌辱以收集证据,抓捕犯罪嫌疑人。该非法证据是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获得的,这充分反映了某些侦查人员为了片面追求破案率,而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基本权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和执法观念。把惩罚犯罪作为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而不是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的权利与自由共同确定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我国长期来形成的不适应国际人权发展潮流的落后观念，极其不利于保障诉讼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来看,由于受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人们普遍接受了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及为了国家、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观念和思想。人们对于在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轻微违法行为能够容忍,却无法容忍真正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民众不惜牺牲一部分自由来换取政府的有力保护,而我国目前由于我国司法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差,法律意识落后,更加助长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非法取证行为，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
3.2违法程序取证，严重侵犯诉讼参与人的现状令人堪忧
我国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刑讯逼供的原则，根据地的法律中也有明确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然而在“文革”期间, 一些人倒行逆施, 为达到其政治目的, 大搞刑讯逼供，以至这种余毒根深蒂固难以彻底清除。当前，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刑讯逼供仍然屡屡发生，如陕西处女麻旦旦“卖淫案”，河北佘祥林“杀妻案、杜培武案等等。刑讯逼供可谓如影随形成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挥之不去的一大“顽疾”。而非法搜查、扣押及非法拘禁、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也并非个别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虽然近年来有关部门在清理和纠正这些侵犯人权的非法行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治理效果并不理想，错拘、滥捕、误判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某些司法工作人员还没有认识到这些非法取证行为性质与后果的严重性，他们还在以这些非法现象“全国非常普遍”为由来开脱本人或本机关的责任。这些充分表明，司法解释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被虚置，通过非法搜查、扣押、拘禁、超期羁押以及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而获取的证据资料仍具有证据资格而可以采纳，违法行为的结果未遭否定反而受到肯定，更加助长了这些非法现象在司法实务中的蔓延。
3.3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综观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现状，可以发现我国尚未确立完整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主要指宪法或法律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这也是我国在司法工作中仅有的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条文依据。但由于其规范的层级效力较低，加之无配套措施保障实行，其在刑事诉讼中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的效果欠佳，故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并未真正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至于公安机关在侦查中采用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方法而获取的证据，不但被身为
法律监督机构的检察机关用作起诉的证据，而且本应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也普遍地将此种不具备合法性特征的证据采纳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
另外两院院“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本身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缺陷：
一、对“非法证据”的规定很不明确。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在司法实务界的一般解释，刑讯逼供主要是指侦查人员采用拷打、肉体折磨的方法获取供述的行为。但是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侦查人员对嫌疑人采取残酷的精神折磨，如“药物催眠”、“长时间不让睡觉或饮水”等方法进行讯问是否属于刑讯逼供?再如，何谓“威胁”、“引诱”、“欺骗”?何谓“等非法的方法”?其到底包括哪些范围?这些都是摸棱两可的提法。对于这些问题，司法解释没有具体的操作描述，我国又非判例法国家，法官既无现成判例可依，又无创制判例之权，这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免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因此这些规定往往在司法实践操作中被虚置。
二、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定尚属空白。两院司法解释对非法实物证据，包括由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为线索而取得的实物证据的排除只字不提;这种既无肯定表示，亦无否定评价的做法，不仅不利于抑制司法官员的非法实物证据采集行为，而且对法律规范完整性和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障也是十分不利的。
三、刑事司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步调不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作为侦查机关的公安机关的法规中，1998年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没有确定非法言词证据或其他证据排除规则，这与检法两家排除规则的确立是不相协调的。导致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在办案中难以获得连贯性和统一性，致使证据标准在诉讼的不同阶段把握严重失衡。
3.4 已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运用中阻力层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一种针对侦查权滥用的程序性制裁。丹宁勋爵曾言:“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
风。” 怎么防止侦察权被滥用?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中，都是通过司法权来限制侦察权的滥用的，那么这就必然牵涉到侦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但是,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法院却完全没有制约侦查权的地位,它既不能发部“司法令状”来监督警察的侦察行为，也不能依据“司法审查原则”审查侦察机关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合法性。所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都对刑讯逼供手段取得的证据效力做了规定，但在审判过程中当被告人提出被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时，法院因无法取得确凿的证据，只能以“证据不足”认定刑讯逼供“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审判实践中遭遇到重大阻力,凸现出“书本中的法”和 “行动中的法”之间的巨大裂缝。
综上所述，我国刑事立法乃至司法之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制是非常完善的，其缺失和不足仍然是严重，这是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滞后性和程序公开的刑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没有深入人心反映;折射出我国立法和司法官员在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价值寻求中严重偏向。
4.建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有利于保障人权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制约公权力滥用的程序性制裁措施，要在立法和司法中得到真正确立和推行，笔者认为需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4.1价值层面——更新诉讼观念
美国联邦党人亚里山大•汉密尔顿说过，“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实质上不在于字面的规定，而应铭刻在公民的心里和头脑里”。要使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状况得到改观，首先要把人权保障的理念真正融入全体公民的人权价值观中。尤其对公安司法人员，要用高标准严要求，强化培训，促使他们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公安司法人员是法律，也的执行者和程序运作者。只有公安司法人员的理念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素质符合办案程序的需要，法律才能执行好，程序也才能运作好。有一支理念新、素质高的公安司法人员队伍，既是打击犯罪，惩罚罪犯的要求，更是实现文明办案、保障人权基本要求。又有利于侦查破案、起诉和审判，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
4.2立法层面——建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一、非法言辞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一般包括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等, 由此获得的证据的排除是世界各国的一致做法,我国1988年9月批准加入的联合国《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椐此，我国也应当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来确立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这一原则。虽然我国司法解释虽已对此做出了初步的规定, 也收到了一定的实践效果, 但由于不够系统全面, 且地位偏低、效力不足, 从而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等现象。因此在刑事诉讼法中应明确规定“非自愿性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证据予以采信,经查证属实的刑讯逼供或以威胁、利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用以否定非法取得言辞证据的可采性，保证法院判决建立在不受“污染”的证据之上。
二、非法实物证据采用相对排除法。由于实物证据具有言词证据所不具备的稳定性和客观性，且收集时的方法非法性并不一定能够影响其本质或内容的真实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法律对非法实物证据都采用裁量排除模式，联合国保障人权的有关国际公约中也只要求排除非法口供，而没有强制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同时结合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技术和侦查装备较落后的现状，应在《 刑事诉讼法》 中规定非法所得实物证据原则上不能作为法庭定案根据, 但可视具体情况确立一些例外规则, 且例外的范围应严格限定。
三、对衍生证据排除规则采用例外排除原则。衍生证据是指以非法证据为线索用合法程序获得的证据。对此可借鉴美国的“ 毒树之果”(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论建立衍生非法证据原则上排除的规则，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设立一些例外。如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以犯罪嫌疑人供述为线索而查获的其他证据，就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予以采纳。对于虽以非法证据为线索，但还有其他与该线索无关的合法的证据加以印证的证据，即有“独立来源”的衍生证据，则应予以采纳。
4.3司法层面——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审判程序中的基本证据采用原则，它的有效运行不可避免还需要其它的一些配套程序机制来保障，没有相关的司法制度配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可能有效运作，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权利就不能不能切实地转化为现实的权利，而“处于一种被闲置、被规避的状态”。使人们处在一种“人权饥饿感”中。所以我国法律必须建立保障刑事诉讼人权的配套程序机制。
一、设立证据的庭前审查制度
庭前审查制度涉及的是证据可采性问题,对于检控方向被告方展示过的指控证据,被告方如果认为它们是通过非法搜查、扣押、讯问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就可要求法官审查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从而确定该证据是否适用排除规则。在该程序中,被告人只要说明侦查人员在羁押、讯问过程中,违反自愿性规则损害其人身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使该证据的取得手段达到被法官“合理怀疑”的程度，法官就应该对此证据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决裁决。在此程序下,法院能为双方履行诉讼义务和行使诉讼权利创造必要条件,有利于维护被告方的合法权益,排除非法证据。
二、建立“审判中心主义”诉讼模式
1、建立了司法令状或者司法审查的机制,使法院具备监督侦察机关取证的权利。实现侦查机关的规范化和侦查程序的规范化,前者表现为侦查机关和羁押机关实现真正的组织分离,保障被讯问人在羁押期间的人身权利;后者表现为讯问程序的规则要合理而公正,保证讯问的时间、地点、录音录像都符合规范化操作的要求。
2，完善律师辩护制度,保障侦查、起诉期间的辩护权和审判期间的辩护权。侦查起诉期间的辩护主要包括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在场权、取证权等。这些都关系到律师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辩护的质量。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法律应扩大律师的帮助权,如提前介入在侦查预审阶段,享有建议权;警察或预审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可在场并在笔录上有律师签名;被告人如被羁押,可同其辩
护律师会见、商谈;审判期间让律师在法庭上有机会提出辩护并获得适当的救济机会等。从而使侦察机关的言词证据取得过程能得到有效的监督，并且更有利于在审判过程中出现当事人以被刑讯逼供等为理由翻供时，法庭及时得到确凿证据，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防止冤假错案。
三、改善公安司法机关的物质装备侦查侦查破案的技术条件
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以抓获嫌疑人为中心，取证以获取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这种落后的、原始的侦查方向、证明方法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当今，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日趋的智能化和高科技化，这种落后方式已经很难达到有效打击犯罪效果，再加上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就更难以实现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的目的。因此，公安司法机关应当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执行为契机，抓住机遇改善硬件设施，改进侦查方式，提高办案效率，达到证据方法现代化。这样，即使非法证据被排除，还可以通过先进的侦查技术、侦查方法获得其他证据用于定案。
[结语]
“实体意义和程序正义的选择体现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传统和特定时期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不同需要”。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保障人的权利无疑是顺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的正确价值选择。人权保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与基本前提，和谐社会是人权保障的社会基础与必要条件，人权保障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种密切联系要求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把尊重与保障人权作为其前提任务，在人权保障过程中促进和谐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一方面方面保证了司法机关能客观、全面、公正地发现案件的真相，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另一方面能够预防公安司法人员滥用权力、实施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行为，引导司法权的适度行使,防止出现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加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对公安司法人员用侵犯人权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作出否定性评价，使其取得的证据不但不被法庭采纳作为定案依据，反而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进而促进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念的转变，最终规范其取证行为。因此，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及其配套机制的科学设置，无疑会对诉讼人权的保障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法制上的有力保障。
第五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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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调查报告《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如果仅从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处理，在诉讼法上却承认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则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证，侵害公民人权的现象。
2、真实肯定说，即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若与案情相关，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法追究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放纵犯罪。
3、线索转化说，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证据线索”并以此为线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从而将非法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其理由是：（1）、我国目前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2）、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实体；（3）、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区别证据种类说，主张将非法取得的口供与物证材料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应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此应以采信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无异于承认或允许刑讯逼供。而物证不同于口供，实物证据不会因为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
5、例外排除说，即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法律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单独或综合之中设定若干个例外情形。
五、非法证据效力认定的价值冲突以上各种学说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
（一）、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冲突的集中体现。所谓实体真实也被称作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中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处理是真实的。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对于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明能力优先于证据的证据能力，就是证据的证明性优先于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发现实体的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排除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性，将有助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种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国家还须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的、无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却难以保证完全一致。体现在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对于非法证据的舍弃，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的排除，尽管因非法取证的行为使证据材料丧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弃其证明性与相关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结果。而采信非法证据，则可能鼓励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只在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造成公民权利被侵犯的后果。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的统一，应当树立刑事非法证据运用中价值冲突时各种利益的均衡观念和均衡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应当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六、关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绝对排除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受到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联系较大，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是以损害人权为代价的，其真实性也会受到破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此类刑事非法证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规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权利；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赋于律师刑事侦查在场权等。
（二）、相对排除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实物证据是以物品的性质或者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以及内容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非法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相当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证并不因为非法取证行为而会破坏其真实性，因此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上应加以区别：对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证，且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真实的证据应予采信；对于在案件中虽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的应予排除；对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的用其他证据代替或者将其转化为合法证据。
（三）、加强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更新执法观念建立并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必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排除非法证据。要求检察人员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批捕和起诉的证据使用。要求审判人员坚持司法独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实行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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