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政诉讼确认婚姻登记无效不好

第一篇：用行政诉讼确认婚姻登记无效不好

用行政诉讼确认婚姻登记无效不好

时间：2011-03-25 19:02:43 文章分类：离婚诉讼

目前的婚姻法解释三第一条虽然删除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 “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的规定。但在最初的条文中却由此规定，而且目前在理论上，仍然有不少人主张婚姻登记效力纠纷“应当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这种观点，可能会影响司法解释的正确选择。因而，有必要对该问题加以阐述和说明。

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登记效力纠纷的缺陷，我归纳了十个方面，并分别结合实证写了一组（十篇）文章，约10余万字。为了便于立法者和法学理论工作者阅读省时，现将十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压缩归纳在一起，尽管内容比较粗糙，但仍能说明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对婚姻法解释三有所裨益。

一、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一——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缺乏正当性基础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必然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而以婚姻登记机关为被告，缺乏正当性基础。因为民政部门无权处理、也难以处理此类婚姻纠纷。第一，在过去没有无效婚姻制度时，民政部门可以撤销婚姻登记，事实上起到了补充无效婚姻制度的作用。但现行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制度，为了防止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取消了民政部门任意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目前，民政部门只能受理和撤销法定胁迫结婚一种。第二，民政部门难以处理此类纠纷。民政机构无论是维持还是撤销婚姻登记，都必须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否则，就可能再次出现错误。而民政部门没有进行实质调查和实质判断的职能。也就是说，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民政机关当被告？

二、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二 ——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容易造成当事人诉讼无门或诉讼困难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也是因登记引起的纠纷，却都由法院按民事程序处理，而将其他婚姻登记瑕疵纠纷按行政诉讼处理，这种主管上和审判上的双轨制，容易使当事人要么找不到主管机关，要么走错了法庭，往往在两个主管机关和两个业务庭之间来回“推磨”，四处奔波，诉讼无门，有的甚至无法摆脱婚姻。[1]如《结婚证上老公是别人女子不知如何摆脱荒唐婚姻》、[2]《一男子被陌生女子假结婚骗财想离婚还离不成》、[3]当阳市一女子身份证被人冒领结婚证，奔波4年不能结婚，[4]等等。有的甚至在无赖之下，通过新闻媒体呼吁，寻找办法。如温岭箬横的金某与一位贵州籍女子登记结婚并生子。后来女方出走8年，因女方的身份有问题无法离婚，便通过《台州日报》发布信息，希望看到报道的好心人能帮他出出主意，让他早日离婚。[5] 有些当事人虽然最终找到诉讼渠道，则要经过“九道十八弯”的曲折诉讼。又如1989年朱建平（女）与江海泉结婚时，江海泉因未达到婚龄使用其哥江明刚的身份证办理了结婚证。2005年底，江海泉离家与他人同居。因此朱建平向北山法庭提起离婚诉讼。但法庭人员说：“因登记身份有问题，必须首先提起行政诉讼，撤销结婚证后才能提起民事诉讼解除事实婚姻。而行政诉讼必须到长沙县法院才能受理。”那么，到县法院怎么诉讼呢？县法院副院长表示，朱建平可到立案庭咨询，而按规定朱建平应先“向民政部门申请撤销该婚姻登记，如果民政部门不撤销该婚姻登记，则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6]这样，朱建平则又必须回到原点，再找民政部门，民政部门拒绝撤销或对其处理不服时，再提起行政诉讼。象这样的婚姻纠纷处理机制，不仅当事人诉讼颇费周折，即使最后走上行政诉讼的道路，也难以解决。因为这个婚姻涉及到三个登记婚姻的效力（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效力；朱建平与江明刚的婚姻效力；江明刚与自己真正妻子的婚姻效力）、两个事实婚姻认定（即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登记被撤销或确认无效后，其事实婚姻的认定；江海泉与另外一个女人同居是否属于事实婚姻的认定）。如此复杂的问题，行政诉讼难以解决，在行政诉讼后，当事人必须再打官司。仅就朱建平与江海泉的婚姻关系来讲，即使撤销了婚姻登记，双方仍然存在事实婚姻，还必须解决事实婚姻以及子女财产问题，当事人必须再次走上民事诉讼之路。

三、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三——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浪费司法资源

行政诉讼需要以行政处理决定或拒绝处理作为诉讼的前提条件，并以行政机关为被告。因而，每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都必须牵涉到法院、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双方当事人共四方参与诉讼。而对于不服行政处理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处理错误，则又只能撤销或指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处理。这样，一个婚姻行政诉讼案件，往往要经过由行政到法院，再由法院回到行政的循环往复过程。而不同的行政决定或判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不同的利益效果，当事人可以分别针对不同的行政决定，反复起诉。可谓是“诉讼风水轮流转”，“你方诉罢我上台”，“我方息诉你起诉”。如黄朗源等诉万宁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案，历时七个年度，行政机关作出七次处理决定，法院判决六次。[7]其中省人民政府作出两次处理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两次判决。其社会成本之大，与案件之小，形成巨大反差。

四、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四——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在法律体系上不协调

目前对于因重婚、近亲结婚、患疾病者结婚、未达到婚龄者结婚等无效婚姻，以及因胁迫结婚引起的可撤销婚姻等，都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程序作为民事案件处理。而因婚姻登记引起的其他婚姻纠纷，诸如使用虚假身份、他人代理、登记手续不规范或证件不齐全等引起的婚姻登记纠纷，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相比，除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外，其他方面完全相同：即争议的标的相同，都是婚姻关系；登记机关相同，都由婚姻机关登记；案件性质相同，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对于完全相同的婚姻纠纷，为什么对前者由法院按民事纠纷直接处理，后者则要按行政案件处理呢？这种划分显然缺乏正当性法理基础。比如当事人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构成了重婚，则是民事案件；而使用他人身份证结婚，没有构成重婚，则属于行政案件。这种划分案件性质的标准是什么？有其科学性吗？

对于相同性质的婚姻纠纷案件，一部分作为民事案件处理，另一部分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导致婚姻案件出现主管上与审判上的双轨制等混乱无序状态，在法制体系上极不协调，破坏了审判权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五、婚姻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五——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将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行政诉讼判决存在功能性障碍。有关这个问题，笔者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8]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强调，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

登记行为虽然不合法，但并不一定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成立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往往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判决：一是“纯正”的行政判决，即单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对凡是违法的婚姻登记一律撤销，从而导致许多有效的婚姻被撤销。二是“变调”的行政判决，即对一些婚姻虽然存在违法，但不影响婚姻效力，行政诉讼判决遭遇尴尬时，则干脆由审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转向审查婚姻关系的合法性或有效性，并用民法上的理由作为行政判决的根据，使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9]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这样的判决并非个别现象。如大家熟知的“张明娣与胡加招婚姻效力案”，[10]也是如此。该案从民事继承案件到行政诉讼案件，转了一圈，结果温州二审法院的行政判决，还是以“婚姻登记系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样一个民事上的判决理由，驳回了当事人要求撤销婚姻登记的行政诉讼请求。像这种用与行政法无关的民法理由作为行政判决根据的案件，比比皆是，既“山回路转”，耗费资源，又判得“牛头不对马嘴”，真不知为何苦？

六、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六——行政诉讼时效难以满足婚姻效力纠纷的需要

根据《行政复议法》第9条第1款规定，婚姻效力纠纷一般都会因超过60日行政复议期限难以进入行政复议程序。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3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规定，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三个月内起诉；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除不动产外，最长的诉讼时效是5年，超过5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显然不能满足婚姻纠纷行政诉讼的需要。因而，行政审判在诉讼时效上往往面临“二难”选择，一是严格执行行政诉讼时效规定，则会因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起诉。如果这样，那些婚姻登记存在重大瑕疵而本不成立或无效的婚姻，将无法得到否认，而有效的婚姻也无法得到法律确认，使大量婚姻处于法律不能调控的真空状态。二是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婚姻纠纷，如果硬要适用行政诉讼解决，则又必然违法。

如李永梅和杨华伟2000年6月2日登记结婚，2007年11月29日，杨华伟以双方当事人均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为由，要求撤销婚姻。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则以杨华伟的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杨华伟的起诉。

[11]而宁波市鄞州区法院，2009年2月5日判决撤销了民政机关1996年颁发的结婚登记。[12] 2009年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17日办理的婚姻登记案件。[13]

由此可见，许多婚姻登记案件，无法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七、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七——行政诉讼难以适用身份关系特殊规则和法理

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适用身份法的特殊规则和法理处理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主要由身份法调整，身份法的有些特殊规则和法理，只能在民事诉讼中才有斟酌和适用的余地。比如，婚姻缔结或解除行为是否适用民法总则以及如何适用民法总则问题。“此问题，大大苦恼了民法学者，尤其对研究亲属、继承者，堪可称为迎面就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学问上重大压力”。[14]且不说如此复杂的问题，没有从事民事（婚姻）审判专知识的行政审判人员难以承担，仅就诉讼程序来讲，行政诉讼是根本无法承载的。

比如，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婚姻关系纠纷，可以适用类推民法总则或类推婚姻法，认定婚姻有效或无效。这些规则和原理，难以在行政诉讼中进行。因而，婚姻纠纷在行政诉讼中，难以作出全面正确的评判。又如在民法上，身份行为，只存在有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分，没有限制行为能力之说。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常出现限制行为能力离婚被撤销的情况。

在民法里，还有一个信赖保护原则，即对重婚的善意保护问题，台湾亲属法即有此规定。而在行政诉讼中，这一原则则难以贯彻。如对于违法离婚，有时一方再婚，行政判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信赖保护原则，难以贯彻。因而，在行政诉讼中，对于是否撤销离婚往往处理错误。如有的对于违法离婚后凡是再婚者，均不撤销离婚。这既没有正确贯彻信赖保护原则，也使其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之间相互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如2004年患精神病的某女与丈夫协议离婚，数年后该女母亲以女儿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为其办理离婚为由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离婚登记。但男方离婚后又再婚了，法院认定此案离婚违法，但又以“有不可撤销的因素”驳回了原告的起诉。[15]此案中的后婚是否属于善意，是否保护善意重婚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民法理论问题，在此不加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案的判决与行政诉讼的性质，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行政诉讼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按行政诉讼，本案只能撤销离婚，无法考虑保护善意后婚问题。本案用了一个“有不可撤销的因素”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非行政判决理由驳回了原告起诉，充分暴露了行政诉讼无法应对此类婚姻的尴尬与无赖。

又如，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行政诉讼案件。张二龙起诉认为自己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无效，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而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离婚的根据不足，但考虑到张先梅在领取离婚证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最后作出这样的判决：“确认庐江县民政局为张二龙与张先梅办法的离婚证的行为违法”。[16]这种判决，不仅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含糊不清，使当事人不知所云。因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并不等于离婚无效，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是否有效？判决并没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无能与无赖，而作出的无用判决。

此外，身份关系的职权审理原则，难以适用行政诉讼。如行政诉讼举证规则、撤诉规则等难以适用身份关系诉讼。如许多婚姻登记机关不出庭或不举证的案

件，都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判决婚姻登记机关败诉，使有效的婚姻被否定或无效的婚姻不能否认。

八、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八——行政诉讼容易扩大无效婚姻的范围

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是法定的，不能任意扩大。但按照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往往将一些违反婚姻登记程序，不属于无效和可撤销的瑕疵婚姻也予以撤销，变相扩大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定范围，使无效婚姻的法定理由形同虚设。

因而，应当把婚姻行政诉讼的范围限制在婚姻登记机关的侵权案件内，如婚姻登记机关拒不的登记、随意撤销婚姻登记，或者乱收费等婚姻侵权行为案件。凡是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纠纷案件，统一按民事诉讼处理。

九、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九——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

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难以纳入行政诉讼管辖范围。行政诉讼审理的对象和内容主要是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与否，而在实践中，有些婚姻纠纷根本不涉及登记行为的违法与否，行政诉讼难以解决。这主要有：（1）涉及婚姻是否完成的纠纷；（2）涉及结婚证真假的纠纷；（3）涉及婚姻关系有无的纠纷；（4）涉及事实婚姻是否成立或从何时成立的纠纷；(5)完全因户口登记错误引起的婚姻登记错误纠纷；等等。

这里仅举一个例证说明：2004年10月1日，张女士与退休干部李某申请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经过审查，认为双方符合结婚条件，即予以登记，但因故当时没有发放结婚证。10月9日婚礼如期举行，当晚李某突发心肌梗塞死亡。李某所在单位以张女士与李某婚姻不成立为由要收回分给李某的房屋。张女士认为婚姻已经登记即成立。[17]

像这样的案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就是张女士与李某的婚姻是否成立，而不是民政机关是否违法问题。将民政机关作为被告，没有任何根据和意义。

10、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之十——容易混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

在行政诉讼中的普遍做法是，自己的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身份被冒用者直接主张撤销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里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身份被他人冒用结婚后，被冒用者到底是解决本人姓名被冒用问题，还是解决他人婚姻问题。用他人的姓名或身份登记结婚，被用者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或身份被冒用问题，而是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这就等于是别人偷你的钱做了房子，你不是要求别人还钱，而是要求拆别人房子。别人用你的身份登记结婚，你不是要求解决自己的姓名被冒用问题，而是要撤销别人的婚姻，这种诉讼合理吗？

但在司法实践，身份证被冒用者主张撤销他人婚姻或宣告婚姻无效，却都得到了法院支持。如原告黄俊丽诉被告西平县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纠纷一案，2006年1月15日妹妹黄杰未到结婚年龄，就用姐黄俊丽的身份证，换上本人照片与李新伟登记结婚。2009年7月9日黄俊丽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河南省西平县人民法院遂判决撤销西平县民政局于2006年1月15日为黄俊丽、李新伟办理的结婚登记。[18] 这实际上是把姓名权纠纷等同于婚姻纠纷，混淆了姓名权纠纷与婚姻纠纷的界限。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如果姐姐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那到底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还是撤销姐姐与妹夫的婚姻？如果是撤销妹妹与妹夫的婚姻，那就有侵犯他人婚姻之嫌。你姐姐凭什么撤销妹妹的婚姻？你只能确

认你与妹夫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至于妹妹与妹夫的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你姐姐没有权利主张。如果妹妹用姐姐的身份证登记结婚侵害了姐姐的姓名权或造成了其他损失，可以请求赔偿，也不能撤销妹妹的婚姻。

因而，姐姐身份被妹妹冒用登记结婚，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应当是：姐姐黄俊丽通过民事诉讼请求确认与李新伟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婚姻登记机关据此认定黄俊丽没有结婚，并据此补正婚姻登记。

这里只是归纳十个方面的主要缺陷。事实上，行政诉讼远远不止十个方面缺陷。如当事人自己伪造身份证或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结婚或离婚，然后再去告民政机关，这岂不是自己违法，要别人承担责任吗？如果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将民政机关推上被告席，任何人都可以拉民政机关垫背。这种诉讼规则显然不合理。

【作者简介】

王礼仁，男，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兼职教授。婚姻登记无效不导致婚姻无效婚姻登记瑕疵不导致婚姻撤销

某市胡某（男）与张某（女）于1997年12月相识，2002年2月19日双方办妥婚姻状况证明后亲自到镇政府办理结婚登记，因婚检手续不全，经镇委书记林某同意补办手续，但因已下班当日未来得及办理，后由胡某堂叔代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登记证。2002年9月10日胡某与张某以夫妻名义共同购置一处房产，办理按揭贷款时向银行提交了双方身份证、结婚证、购房合同等文件。婚后双方生育一女。2002年10月21日胡某不幸因病过世。在安葬胡某的墓碑上刻有胡某与张某夫妻二人的名字。胡某去世后，张某与胡某之母为遗产发生纠纷。张某提起民事诉讼，但胡某之母却提起行政诉讼，认为二人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登记手续不全、婚姻登记机关违法办理而要求撤销结婚登记。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颁发结婚证的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因此判决撤销被告对胡某与张某的登记颁发的结婚证。

近几年，实践中经常出现因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而引发的诉讼，由于对相关法律和法理理解不深，经常出现迥然不同的判决，不仅造成法律适用的混乱，而且极大地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本案即是一例。对此，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认为：

一、本案原告是基于继承权起诉，与婚姻登记行为没有直接利害关系，故不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必须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其他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所诉指向的是婚姻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其作用对象是申请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而不涉及他人，因此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着利害关系的人是胡某与张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二）以未达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四）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

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原告并不是婚姻关系的对方当事人，其与婚姻登记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属有权申请的主体，因此她无权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婚姻自由是宪法上的一种自由和权利，它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结婚、离婚都是婚姻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其他人无权干涉，更无权主张他人的婚姻关系无效。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是因行政登记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继承权，继承权是一种期待权，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能产生效力。以一种事后可期待的利益而否认胡某与张某的婚姻无效，既有悖于婚姻自由的原则，也是对他人婚姻自由的干预。

二、婚姻登记行为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婚姻关系无效。

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行为与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婚姻无效与婚姻登记无效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婚姻关系只要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即可成立。本案婚姻当事人完全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双方既有共同结合的意愿，也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办理了按揭购房，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女，婚姻关系确实存在。而婚姻登记机关在“没有婚前体检证明”的情况下进行了登记，工作中确实存在瑕疵。但这种登记行为中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婚姻登记无效，就更谈不上婚姻无效。根据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无效婚姻只包括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这四种情形。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故原告主张婚姻登记无效，并进而要求撤销被告颁发结婚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三、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也并非可以撤销

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同时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两点基本精神：一是婚姻登记可以区分为实质审查与程序审查，实质方面的错误将导致婚姻无效，程序方面的瑕疵则并不能导致婚姻无效；二是婚姻登记方面的瑕疵不是撤销婚姻登记的法定理由，只有实体方面的违法，即结婚登记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存在法律上禁止结婚的情形，该结婚登记才能被撤销。

上述观点为国家民政部的批复所印证，在民政部《关于能否撤销黄清江与叶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中，叶芳与黄清江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造，黄清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但民政部的答复仍将其作为有效婚姻对待，不能撤销。

婚姻登记是一种确认行为，它不过是对已有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认可，不同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许可。这里的关键是看事实是否存在，双方当事人想结婚是否真实意愿，是否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具备这些条件就是有效的婚姻。婚姻登记只是政府出于公益对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意愿和婚姻行为的确认，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已存事实的认可，以期达到一种证明的效力和公示的效果。行政确认不当或错误，只能补正或重新确认。

（作者系北京新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分析】 婚姻关系属于身份关系，身份关系或身份行为的有效或无效，有其独立的评价标准。尽管有学说认为，婚姻行为是当事人双方基于结婚合意而订下的契约，但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合同，不能把“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这种一般合同无效的情形适用于婚姻行为。结婚的本质在于双方产生结婚共同生活的合意，这种合意须双方自愿产生，故而只要瑕疵的婚姻登记并未违背双方结婚意愿，且双方已经完成了结婚的形式要件，一般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效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八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此类规范旨在规范管理或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法上的效力。《条例》第二十五条„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是指当事人不符合结婚登记的实质性要件，通过弄虚作假而骗取的登记。而对不具备结婚登记的实质性要件导致婚姻无效的规定，我国婚姻法采取的是例示主义，没有例示的情形，不属于无效情形（《婚姻法》第十条）。所以，本案应严格执行婚姻法的规定，欺诈婚姻除了其欺诈内容具有法定无效婚姻的情形可以按照无效婚姻处理外，其他情形（如本案中张某提供虚假身份证明的情形）不能作为无效婚姻处理。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曾对民政部作出相关函复（法研【2002】81号），该函复指出，此类婚姻按有效婚姻处理。合议庭的处理意见，是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精神的。综上所述，本案中原告刘某与被告张某在进行婚姻登记时，双方是自愿的，虽然张某提供了虚假的身份取得婚姻登记证明，但这并不影响刘某对于和张某这个“人”结婚的意思表示，不违背婚姻的本质。故在双方取得结婚证完成了婚姻登记行为后，应当认定婚姻成立有效。

一、与婚姻关系无关的第三人基于继承权提起行政起诉，因与婚姻登记行为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该第三人不具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原告必须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着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其他人无权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之诉指向的是婚姻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其作用对象是申请结婚登记的双方当事人，即李军和王娟，而不涉及他人，因此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着利害关系的人是李军和王娟。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七条规定：“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

（一）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

（二）以未达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到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

（三）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

（四）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原告作为李军的母亲，并不是婚姻关系的对方当事人，其与婚姻登记行为并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属上述司

法解释规定的有权申请确认婚姻无效的主体，因而她无权提起行政诉讼。同时，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种自由和权利，它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结婚、离婚都是婚姻双方当事人的自由，其他人无权干涉，更无权主张他人的婚姻关系无效。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是因行政登记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继承权，继承权是一种期待权，只有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能产生效力。以一种事后可期待的利益而否认李与王的婚姻行行为，这有悖于我国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也是对他人婚姻自由的干涉。

二、行政登记行为与登记对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婚姻登记行为的瑕疵也并不必然的导致婚姻关系无效。婚姻关系是成年男女按照法定的程序结婚，建立起的夫妻关系，它只要求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即可成立。婚姻登记行为是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对当事人婚姻关系的确认，同时婚姻登记制度是世界各国对婚姻通行的管理制度。因而，行政机关的婚姻登记行为与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的建立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婚姻无效与婚姻登记无效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案婚姻双方当事人完全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双方既有共同结合的意愿，也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共同办理了按揭购房，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并生有一女，事实上婚姻关系确已存在。而婚姻登记机关在“没有婚前体检证明”的情况下为其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其具体行政行为在程序上确实存在瑕疵。但这种登记行为中的瑕疵并不必然导致婚姻登记无效，就更谈不上婚姻无效。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的规定，无效婚姻只包括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这四种情形。本案并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因而李军与王娟的婚姻不属无效婚姻。故原告主张婚姻登记无效，并进而要求撤销被告颁发结婚证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

三、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也并非必然导致被撤销,而是应在补正后重新作出确认 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又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同时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了我国关于婚姻登记管理的两点基本精神，一是婚姻登记可以区分为实质审查与程序审查，实质方面的错误将导致婚姻无效，程序方面的瑕疵则并不能导致婚姻无效；二是婚姻登记方面的瑕疵是程序审查方面的疏漏，不是撤销婚姻登记的法定理由，只有实体方面的违法，即结婚登记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或存在法律上禁止结婚的情形的，结婚登记才能被撤销。对于此点，我国现行法规有明确规定，在民政部《关于能否撤销黄清江与叶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中，叶芳与黄清江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造，黄清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民政部的答复则将其作为有效婚姻对待，明令不能撤销。婚姻登记是一种确认行为，它不过是对已有法律关系或事实的认可，不同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为。这里的关键是看事实是否存在，双方当事人想结婚是否真实意愿，是否符合法定结婚条件。具备这些条件就是有效的婚姻。婚姻登记只是政府出于公益对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意愿和婚姻行为的确认，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对已存事实的认可，以期达到一种证明的效力和公示的效果。行

政确认不当或错误，只能补正或重新确认，而不能一味的撤销。婚姻登记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应要求当事人补交相关资料，而后作出新的行政确认行为。当然，作为前述案件由于一方已经死亡，丧失了法律人格，补正或重新确认已无意义。关于撤销黄清江与叶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民办函[2002]129号）2002年8月6日，民政部办公厅就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方不知去向，法院在受理另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时调查发现，失踪一方办理结婚登记时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照，另一方因此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登记，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印发了《关于撤销黄清江与叶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民办函[2002]129号）。“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和能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是指当事人不符合结婚登记的实质性要件，通过弄虚作假而骗取的登记。因此，对黄清江要求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已函复我部（法研[2002]81号），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向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其婚姻关系按一方当事人死亡处理。”

从该案看婚姻登记审查原则及撤销无效婚姻登记职权的认定

2009-03-12

【案情】

孙某与王某于2008年7月到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某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内地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及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后为二人办理了结婚登记，并发放了结婚证。2008年10月，孙某以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时，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明知王某患有精神病，并在发病期间，却违反《婚姻法》第十条和《婚姻登记条例》第六条关于婚姻无效和不予登记的相关规定而给予登记，孙某要求某区民政局撤销婚姻登记未果，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撤销为其二人颁发的结婚证书。

【审判】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与第三人同意解除了婚姻关系，原告以庭外已达成和解，已处理完毕为由，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某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孙某提出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准许原告孙某撤回起诉。

【评析】

1.婚姻登记机关对结婚登记的形式审查原则。

这里的形式审查，是指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审查当事人申请结婚登记是否符合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包括是否具备申请的主体资格，双方是否自愿，是否提交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材料，是否有不予登记的法定情形等。形式审查有两点基本要求，一是申请人应当对提交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二是登记机关只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的合法性负有审查责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对其真实性负审查责任。

我国婚姻法第五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

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到法定婚龄的。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薄、身份证。

（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的签字声明。第六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情形有：

（一）未到法定年龄，（二）非双方自愿的，（三）一方或者双方已有配偶的，（四）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五）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现行法律、法规采用了当事人声明与形式审查相结合的婚姻登记办理原则。对于结婚登记而言，只要当事人提供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和证明材料，婚姻登记机关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并审查双方提交的材料，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就应办理，否则构成行政不作为。

进一步讲，特别是针对本案因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情形的审查，由于《婚姻法》没有对婚检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婚姻登记条例》也没有将婚检或者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列为婚姻登记的必经法律程序。可见，对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疾病的情形”的判断，对从事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来说，是很难凭表面现象判断的。那么，哪些疾病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情形呢？《婚姻法》上没有规定，《母婴保健法》规定:男女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医学鉴定证明。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三类疾病的检查。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间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母婴保健法虽然说明了婚检项目和暂缓结婚的情形，但并未确定禁婚疾病，再加上医生一般也不在婚检报告中明确婚检对象是否可以结婚，为结婚登记工作带来困难。以上仅有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卫生行政等权威部门的明确禁婚疾病，故结婚的选择权在双方当事人。

此案中，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依照《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为其办理了婚姻登记，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况且在签署声明时，也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填写的结婚声明并签字，纵使第三人有精神病史，在办理结婚登记时，疾病未发作，也是有行为能力的人，其签署的声明，都是有效的，故在结婚登记的事实方面，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审查原则。

2.《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婚姻登记机关和其上级机关是否有权撤销无效婚姻登记。

这是《婚姻登记条例》取代《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后，遇到的一个新问题，也是本案处理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的一些管理职能如无效婚姻登记的撤销权没有明确写进《婚姻登记条例》，由此，婚姻登记机关和其上级机关相应的权力是否还存在，就产生了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登记机关只有权撤销受胁迫的婚姻关系，其他情形的无效

或可撤销的婚姻登记，婚姻登记机关都已经无权行使。其依据是民政部于2003年9月25日颁布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条规定的婚姻登记机关职责中，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的五种职责，其中第(四)项规定“撤销受胁迫的婚姻”。对于其他情形出现的无效或可撤销的婚姻登记，没有规定在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中，这也就是说，婚姻登记机关的职责，除此条规定之外不再享有。该规范第四十六条还明确规定：“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这就进一步说明，婚姻登记的主管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提出婚姻登记机关对无效或可撤销婚姻的权力范围。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确认权力，如果行政确认错误，赋有行政确认权的机关有当然纠错的权力，撤销错误的行政确认，无须法律、法规另行授权。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是：(1)婚姻登记行为首先是行政行为。婚姻关系的缔结和解除是一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在婚姻登记机关登记为成立要件，并得到法律上的承认。婚姻登记机关，不论是哪一级的政府民政部门还是乡镇人民政府，都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实施的婚姻登记行为，是代表国家实施的行政行为；其权力的取得，是依据法律、法规的授予。(2)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行为不服，除法律明确规定以外，既可以通过行政程序进行救济，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救济。婚姻登记行为是行政行为的法律性质没有改变，当然不能排除行政救济的途径。即婚姻登记行为不是只能经过司法程序得到救济，有些婚姻登记行为还可以经过行政程序进行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与《婚姻登记条例》中，没有排除婚姻登记机关和婚姻登记机关的主管行政机关对婚姻登记错误的纠错权力。婚姻关系，涉及人身、财产、子女抚养、债务等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可撤销婚姻关系的司法解决，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婚姻登记机关在行政程序过程中能够解决的问题，仍然可以由行政机关解决，行政机关不可推卸责任。有人认为，行政机关对于错误的婚姻登记行为(撤销因受胁迫婚姻的除外)的处理，已经没有法律、法规的依据，这实际上是对法律规定的误解。《婚姻登记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民政部门应当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定期对本级民政部门设立的婚姻登记处和下级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纠正的过程，就是纠错的过程，纠错的内容，就应当包括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婚姻登记这一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对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处理作出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是在司法程序过程如何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规定，这一规定不排除婚姻登记机关和相应行政机关的处理权限，也不涉及行政程序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对于处理疑难、复杂的婚姻关系，国家提倡由司法程序解决，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导向问题，但是对于事实清楚的错误婚姻登记行为，有权行政机关当然有权予以纠正。

婚姻登记的制度设计不改变，婚姻登记行为的法律性质就不会变，行政行为的特有属性就不会变。婚姻登记行为就是行政登记行为，行政登记行为就是行政行为，既然是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就具有自行纠错的权力。同时，具体行政行为还是受到行政监督机关和司法监督机关的监督。

因此，就本案而言，即使原告和第三人的婚姻登记行为在双方办理登记时，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审查原则，但如果原告后来确实提交了第三人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相

关证据，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民政局婚姻登记机关也应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撤销婚姻登记。本案由于婚姻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婚姻登记机关通过办理离婚证而相应的解决了诉争问题，否则法院应判决民政局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依法办理撤销婚姻登记的法定义务。

3、婚姻登记的司法救济过程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选择。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颁布的《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且婚后对方尚未治愈的等情形，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宣告婚姻无效。在涉及婚姻登记的司法救济过程中，实际上存在民事诉讼救济和行政诉讼救济两种不同救济途径的问题。以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救济的，诉讼对象是婚姻关系当事人，诉讼客体是婚姻关系，诉讼审判的内容是婚姻关系的有效性。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婚姻关系是否有效或是否被撤销；而以行政诉讼方式进行救济，诉讼对象是婚姻登记机关，诉讼的客体是婚姻登记这一具体行政行为，诉讼的审查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的判断。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一是指婚姻关系本身；另一是指向婚姻登记行为。

婚姻关系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选择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同样存在选择民事诉讼还是选择行政诉讼的问题，但是，无论权利人选择何种诉讼途径，他都有权进行选择，法院无权拒绝。

最后有一点要说明，从法律效果看，当事人是选择行政程序解决也好，司法程序解决也好；是选择民事诉讼程序也好，行政诉讼程序也好，处理的最终结果，应当是殊途同归。婚姻关系被认定无效或都被撤销，与婚姻登记行为无效或者婚姻登记行为被撤销都将产生婚姻行为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

假冒他人登记结婚，结婚证是否应撤销？

一、案情简介

2007年5月12日，原告袁某某经人介绍认识了“王某”，次日，“王某”承诺与原告结婚，原告给付介绍人介绍费、抚养费人民币7600元，同月15日，原告袁某某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王某”持王某的户口簿、基本信息为王某而照片为“王某”的身份证到被告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处办理结婚登记，原告袁某某和“王某”在被告处填写了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声明本人无配偶，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本人填写的个人基本信息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被告审查以上材料后，发放皖宣宣州结字第010702884号结婚证。2007年5月27日，“王某”下落不明，2008年7月21日，原告袁某某到“王某”户籍所在地湖南省祁阳县公安局查询得知，王某确有其人，但不是与原告袁某某登记结婚的人，与原告袁某某登记结婚的“王某”持有的身份证是假冒的。原告认为被告在办理结婚登记过程中，未严格审查，造成登记错误，请求被告撤销皖宣宣州结字第010702884号结婚证未果，2008年8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颁发的皖宣宣州结字第010702884号结婚证。

二、处理意见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系民事诉讼，不应由行政审判来解决。请求法庭依法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就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方不知去向，法院在受理另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时调查发现，失踪一方办理结婚登记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造，另一方因此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应如何处理的问题，民政部办公厅以（民办函「2002」29号）答复，对婚姻当事人要求撤销结婚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2002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2002］81号）函复民政部，婚姻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民政局依法对婚姻当事人进行行政登记，其本身没有过错，应当判决原告败诉。认为行政诉讼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要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过错，法院就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对该种意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规定：对于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依法予以撤销。可见，该种意见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告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为原告袁某某与“王某”办理结婚登记时，未审查“王某”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三、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有：

1、原告起诉被告主体是否错误，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2、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是否有过错？

3、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过错，是否就不能撤销？

首先，由于皖宣宣州结字第010702884号结婚证的印章为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专用章，本案适格被告为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婚姻，故原告起诉被告主体正确。因原告登记结婚时间为2007年5月15日，起诉时间为2008年8月22日，故没有超过最长2年的诉讼时效。

其次，《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结婚登记的条件为：当事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声明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然而“王某”所持户口簿非其本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系假冒，由于原告袁某某对“王某”缺乏了解，目前，民政系统审查结婚当事人证件缺乏科学手段，导致“王某”假冒她人身份与原告袁某某登记结婚，因此，被告在为原告袁某某与“王某”办理结婚登记时，不能认定被告具有过错。

第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的，判决撤销。因“王某”不具有其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属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过错，不能撤销的观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故判决撤销被告宣城市宣州区民政局2007年5月15日颁发的皖宣宣州结字第010702884号结婚证是适当的。

婚姻登记中的瑕疵存在哪些常见情形？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问题提示】

婚姻登记中的瑕疵存在哪些常见情形？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应当如何处理？案例１中，周红和杨峰之间是有效的夫妻关系吗？周红在法律上的丈夫到底是谁？

【案例１】我到底和谁结的婚？

1997年冬天，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打工仔杨峰因与工友小高同时喜欢上一个女孩而发生摩擦，一气之下将正在熟睡的小高当场扎死。随后杨峰开始了流亡的生活，他先后流窜到沈阳、大连等地。在流亡期间，他检到一个姓名为宋胜强的身份证。为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他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来到宋胜强的户籍所在地黑龙江的一个县城，用自己的相片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一路南下打工。在杭州打工期间，他认识了浙江当地的一个农村女孩周红，同样的打工经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2003年9月，经过了将近六年流亡生涯的他跟周红结婚，并成了周家的倒插门女婿。然而，好景不长，法网恢恢，疏而不漏，2005年12月，潜逃8年之久的杨峰终于落入法网。很快，杨峰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而杨峰与周红的婚姻关系如何处理，成为一个难题。周红到底是何谁结的婚？是宋胜强呢还是杨峰呢？周红的丈夫到底是谁呢？

【案例２】亿万富翁的继承**

白某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九十年代初白手起家，艰辛创业，好不容易积累了点财富，又遭遇骗局，其中经历了几起几落，终于在1998年原始积累达到八位数字，从老家L市带着全部资金来到国际大都市S市，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个大型服装市场。由于招商顺利，经营得当，市场出奇地红火，白某很快就挤入身价上亿的大富翁行列。可是，事业成功的他，情感生活却不太顺利。二十多岁时在老家L市经人介绍认识了个女性，很快就结了婚，创业初期无法顾及家庭，和妻子沟通较少，婚后没几年就因性格不和与前妻协议离婚，儿子小白由前妻抚养。之后白某轻易不敢谈及感情，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繁忙的生意中。但是命运的安排很神奇，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到了上海的一个大学生菲菲，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开始同居，感情稳固之后，2002年2月他们在白某的老家L市领取了结婚证，还举行了非常隆重的婚礼。

然而再婚后不到半年，白某就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疾病，同年10月医治无效病逝。一个多月后，白妻菲菲生育一女儿。亲人突然病故的伤痛还没有平复，更大的**却接踵而来。丧事处理完的两个月后，菲菲向主要财产所在地的S市中级法院递交诉状，将婆婆白母等人告上法庭，请求确认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遗产继承份额及股权份额。该案遗产争议的标的已超出1亿元，创S市遗产纷争标的额之最。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白母及白某与前妻的儿子小白随后在老家L市提起行政诉讼，将L市民政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其颁发给白某与菲菲的结婚证，认定他们是非法同居。理由是他们的结婚证是通过白某表哥一手包办，不符合“必须当事人到场履行手续”的结婚登记条件，民政局的行为属违法行政。

倾刻间，这起标的上亿、影响巨大的继承案件变为一件婚姻关系的确认案件，在S市和L市两地引起不小的震动。S市中级法院由此中止了遗产纠纷案的审理，等待L市法院这一行政争议案的结果。

2003年，L市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白某与菲菲的结婚证，理由很明确也很简单。L市法院认为，结婚前的订婚仪式仅属民间习俗，当事人结婚，心须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法院经审理查明，白某与菲菲曾经向L市民政局申请结婚登记，但由于证明材料不全未登记成功，事后再未亲自到场重新申请结婚、未提交婚检证明和有效婚姻状况证明等结婚登记必备证件，而

由白某的表哥代写申请，L市民政局在这种情况下准予登记并颁发了结婚证，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有关明文规定。所以白某和菲菲之间的婚姻无效，结婚证应该撤销。

以婚礼的排场盛大、婚宴的豪华奢侈而闻名当年，高调结婚的菲菲，没想到当年婚宴中高兴接受自己跪拜的婆婆，法庭上居然说不知道自己与其儿子结婚的事情，更没想到众所周知的夫妻关系突然被一纸判决宣布撤销，当庭表示对判决不服，向L市中院提起了上诉。30岁的菲菲称，她和白某曾有一份亲自签名、按过手印的结婚登记表交给婚姻登记人员，现在却不见了。她和白某是一见钟情的，感情非常好。1999年开始同居，后来还在L市举行过隆重的订婚仪式，一起拍过结婚照，共同办理过按揭购房，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并生有一个女儿，婚姻关系确实存在。庭审中，菲菲强忍悲痛，反复重复着一句话：“请还我和丈夫的真实关系，还我和女儿的名分„„”

这起案件双方的代理律师都是著名高校的法律权威，也给了这起离奇的行政诉讼添上了几分神秘感，教授级别的律师在L市斗法，引起了媒体的纷纷报道。

菲菲的代理律师认为，这一结婚登记中确实存在瑕疵，但这是行政程序上的违法，并非实质性违法，谈不上婚姻无效。无效婚姻只包括重婚、近亲结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尚未治愈、未达到法定结婚年龄这四种情形。本案不存在上述无效情形，双方之间的婚姻应该是有效的。

对菲菲一方的主张，白母称，儿子的事业发展与菲菲没有任何联系，他生前并不想和菲菲结婚，也不知道有结婚证。结婚证是别人代领，而且双方没有亲自签名、按手印，属违法取得结婚证，理应撤销。

白家的代理律师认为，我国在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于1994年2月1日施行前，对于符合结婚条件并以夫妻名义生活但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可按“事实婚姻”对待。施行后，我国已经彻底不承认所谓的“事实婚姻”，只要没有领取结婚证，不论双方是否符合结婚条件，都一律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如果说L市民政局的行政行为属于行政瑕疵的话，现在白某已死，那么它也是无法挽回的一种错误，死无对证，法院当然只能依法撤销。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引起了法学界的极度重视，法院也十分慎重，迟迟悬而未决。

后来，L市中级法院二审作出终审判决，推翻了一审的判决，认为结婚证书有效。至此，一场极具争议的婚姻关系确认案件尘埃落定，而随后的继承案件也有了依据，白某的合法继承人分别得到了各自的份额，一场**历经几年才终于平息。

【案例分析】

问题1：案例１中，周红和杨峰之间是有效的夫妻关系吗？周红在法律上的丈夫到底是谁？

分析：案例１中杨峰与周红的婚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婚姻。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杨峰对周红隐瞒了他在结婚前的严重犯罪行为；二是杨峰在结婚登记时使用了别人的身份证。那么这两点影响周红和杨峰之间的婚姻效力吗？周红真正的丈夫到底是谁呢？

我们认为，上面两点疑问其实是非常清楚的，杨峰虽然对周红有所隐瞒，使周红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条件下与自己结婚，确实存在欺骗的因素，但是，法律

上没有规定受欺诈的婚姻是无效的，或可撤销的。杨峰欺骗周红、对其隐瞒事实的行为在婚姻法上没有实质的法律意义。依据《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导致婚姻可撤销的法定事由只有“胁迫”一种，而不包括“欺诈”。也就是说，即使周红因受欺诈而结婚也不影响他们之间婚姻的效力。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合法有效的婚姻。

还有一个疑问，周红的丈夫到底是谁？杨峰使用别人的身份证与周红办理结婚登记，违反了婚姻登记的有关规定，存在着程序上的问题。那么是不是要严格按照登记的名字来认定周红的丈夫呢？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荒谬的情况，周红结婚多年，是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人生活，而自己的丈夫却是一个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陌生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法律上是符合程序了，但是又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以，我们觉得是不可取的，周红的丈夫仍然应该是杨峰，虽然在办理结婚的手续上存在一点问题，但是，周红的真实意思还是要和杨峰结婚。我们在结婚这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上，还是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不能只看登记，当然，我们国家对于登记是十分重视的，没有登记，就不存在婚姻关系，所以说，一般情况下，还是尽量避免登记上的弄虚作假。

问题2：婚姻登记中的瑕疵存在哪些常见情形？

分析：实践中由于结婚当事人之过失或故意隐瞒、弄虚作假，或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婚姻登记存在各种瑕疵，主要有：

（1）材料不实。指婚姻当事人弄虚作假、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登记结婚。

如未达法定婚龄、伪造身份证瞒报年龄；隐瞒《婚姻法》第七条“禁止结婚”或第十条“无效婚姻”之情况，以欺骗手段取得结婚证；假冒他人之名，或伪造身份材料骗得结婚登记等。

（2）程序不当。指结婚当事人没有履行完毕《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全部法定程序，如仅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书面申请，而没有提交相关材料办理登记，或已提交申请材料而没有由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在册并予以确认，或已由婚姻登记机关登记在册但因故没有发放结婚证，或由他人代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3）错误登记。该情形往往是由于结婚当事人或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的疏忽从而导致登记的相关事项发生错误，如某人已变更姓名却仍沿用原名进行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误将结婚当事人姓名写错等。

（4）胁迫登记。指一方并非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愿，被胁迫或欺骗办理结婚登记。

问题3：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应当如何处理？

分析：婚姻登记是一种确认行为，它是对已有法律关系或行为的认可，不同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许可。婚姻登记是政府对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意愿和婚姻行为的确认，其作用在于通过对已存事实的认可，达到一种证明的效力和公示的效果。

对于有瑕疵的婚姻登记行为，我们认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分别处理：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依法律法规之规定处理；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宜结合婚姻关系成立的实质要件和结婚登记之效力原则并考量实际情况予以认定。如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应当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 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上述法律规定体现两点基本精神：一是婚姻登记可以区分为实质审查与程序审查，实质方面的错误将导致婚姻无效，程序方面的瑕疵则并不导致婚姻无效；二是婚姻登记方面的瑕疵不是撤销婚姻登记的法定理由，只有实体方面的违法，即结婚登记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存在法律上禁止结婚的情形，该结婚登记才能被撤销。

在民政部《关于能否撤销黄清江与叶一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中，叶芳与黄清江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造，黄清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婚姻登记，但民政部的答复仍将其作为有效婚姻对待，不能撤销。该答复充分证实以上观点。

婚姻登记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应要求当事人补交相关资料，而后作出新的行政确认行为。案例２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婆婆应该早已知道儿媳与其儿子结婚并办理了登记的事实，在儿子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未追究儿子的婚姻无效问题，儿子死后，却突然要求主张认定儿子的婚姻无效，暂且不论是否有权行使撤销权，也充分证实是假借撤销儿子婚姻之名而行剥夺儿媳继承权之实。本案的婚姻当事人完全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双方既有共同结合的意愿，也有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关系确实存在。民政部门在明知二人未到场的情况下颁发结婚证，存在违法之处，但如果法院对该婚姻关系因民政部门的瑕疵而一撤了之，对儿媳显然是很不公正的。本案完全属于可以重新补办的类型，但是因为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已死亡，丧失了法律人格，补正或重新确认已无意义。

【律师总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了健全的家庭，才会有一个健全的社会。男女双方本着共同生活的美好愿望而走到一起，但婚姻不仅仅是简单的意愿上的结合，还需要履行相应的登记手续，需要法律的确认（认可），双方因此建立的婚姻关系受我国法律的调整和保护。我国从1994年2月1日之后不再承认“事实婚姻”，也就表示，登记不仅仅是证明夫妻关系的一种手段，它也是婚姻关系的一个必备条件，没有登记，就没有合法的婚姻关系，这也是为了严肃婚姻法律关系的一个标志，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

因此，我们提醒准备步人结婚殿堂的人们，一定要重视结婚登记。

婚姻并非儿戏，是一个神圣的承诺，登记是履行这个神圣承诺的必要法律程序，只有充分重视，才不会因为登记的瑕疵而给自己的婚姻埋下隐患。有的时候，在继承案件中，夫妻关系是否存在直接关系到继承人的资格问题，案例２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婚姻是否被撤销，是菲菲能不能继承巨额遗产的关键，所以双方之间的继承纠纷已经转化为对于结婚证的确认上。

我们也要意识到，婚姻是每个人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终身大事”关键还是要看男女双方的真实意愿，如果只是因为登记中的小小瑕疵而一味地否认婚姻关系，不顾当事人的意愿，无异于本末倒置、削足适履。

说到底，男女双方永久共同生活的合意才是婚姻的本质，结婚登记只不过是为此种合意提供一层“法律外衣”而已，对于结婚证重要性的重视不能过度，不能因此反而对婚姻中当事人的意愿予以忽视。对登记存在瑕疵的婚姻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无疑是扩大了“无效婚姻”的范围。当然现行法律对未经登记的事实婚姻采取绝对否定的态度，体现了对婚姻形式要件的强调；法律也同时规

定了“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的实质要件（而不是从补办结婚登记）时起算”、“无效情形消失的婚姻不认定为无效婚姻”，由此体现了法律的意图，就是尽可能将实质上合格的婚姻纳人法律保护范围之内。所以，婚姻的形式要件很重要，但是婚姻的实质更重要，在婚姻问题上，我们应该更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而不是在登记的程序上纠缠不休。当然，我们也应该遵守办理结婚登记的步骤，避免无谓的纠纷。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八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第十一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

第九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其婚姻的，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

（二）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

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受胁迫结婚的情况属实且不涉及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应当撤销该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十条 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

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

第十三条 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中国法院网2009年09月10日发表了《用虚假身份证骗取结婚登记的法律性质及效力》一文（简称“谭文”），谭文以李志莲诉杨中华（身份不明）离婚案例作为例证，说明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婚姻不能成立，并认为这种婚姻不能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应当按行政诉讼程序处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有待进一步商榷。“ e+ Q;`.G# ?;v

一、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一般不影响婚姻的成立 L c: U;Q.n8 U J)r)l;j” i7 ~7 h# d$ W“ L# r& ~3 j# i

谭文认为，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其婚姻不能成立。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与现行法律不符，与客观情况不适应。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只要不存在法定禁止结婚的情形，完成结婚的全部程序，一般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和效力。: ^)])M.T* _.d+ ~

1、姓名并不等于身份(V$ R(P-N3 U$ B

姓名是一个人的身份代号，特定的姓名代表特定身份的人。但姓名又不完全等同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身份是指个体成员交往中识别个体差异的标志和象征。一个特定身份的人并不完全由姓名来决定。一个特定身份的人要由他的外貌（五官、身材等）、血液、生产父母、出生年月日（或出生证明）、档案资料、姓名等多种要素构成，姓名并不是决定一个人身份的主要因素。事实上，一个特定身份的人，在出生时就决定了他的原始身份。之后即使变更自己的姓名或者假借他人的姓名，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基本身份。因此，一个犯罪分子不论怎样改名换姓，甚至整容，都无法改变和否认他最原始的身份，公安机关仍然要依法对其抓捕打击。一个人假借他人的姓名结婚，况且结婚证上的照片也是本人的，其结婚行为仍然是由本人实施的，而不是由他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只能对实施结婚的具体人产生法律效果，而不能对他人产生法律效果。这种情况，法院应当认定使用虚假姓名的人为婚姻当事人，可以认定真实身份的，在判决中确认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不能认定真实身份的，应当以婚姻登记的当事人为诉讼当事人。

2、处理婚姻案件，应当遵循 “事实在先原则”% i/ n& w# |5 G 9 W!F/ v4 Z: F, {

婚姻有一个 “事实在先”的特点，无论法律承认与否，这种身份关系都已经客观存在。处理婚姻案件，应当遵循“事实在先原则”，注重婚姻事实，不能仅凭婚姻登记的姓名等形式确认婚姻成立与否和是否有效。既要考虑法律规定，又要考虑婚姻（身份）生活事实；既要考虑维护法律尊严，又要考虑适度保护当事人利益，稳定婚姻秩序。因而，各国立法在规定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时，都持十分谨慎态度。对于即使存在无效婚姻情形者，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不按无效婚姻处理。如法国民法规定胁迫或错误婚姻无效。但法国民法典第181条规定，对于受胁迫或错误而结婚，“夫妻于完全取得自由或发现错误后继续同居满6个月时，无效之诉不予受理。” [1]同法第185条还规定，夫妻一方或双方虽未达必要的年龄，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不得再提出攻击：

一、夫妻一方或双方到达必要年龄经过6个月时。

二、未达此项年龄之妻，于6个月届满前怀孕时。”[2]瑞士民法关于无效婚姻的排除，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第131条规定：“对于有身份官员在产场而完成的婚姻，不得仅因其未遵守法定的结婚形式为理由，而宣告无效。”[3]我国立法也是如此，不仅对宣告无效婚姻的条件控制很严，而且还规定，对于禁止结婚情形消失后，不得再主张宣告婚姻无效。比如没有达到婚龄而结婚者，达到婚龄后就不得再主张婚姻无效；重婚者只要解除了前一婚姻关系后，对后一婚姻也不再宣告无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违反婚龄、重婚等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就可以有条件承认婚姻有效。那么，对于使用假身份证结婚这种相对较轻的瑕疵行为，又怎么不能认可其婚姻效力呢？因而，一般来讲，只要结婚行为没有严重损害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不要轻易否认。这样才符合婚姻的特点。从司法实践看，有的结婚时间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仅仅因为一个登记姓名上的错误，就否认其婚姻的存在，显然是不合理的。同时，即使从法律上否认其婚姻的存在，但其客观存在的婚姻事实，包括有的已经生育子女，都是无法否认的。这些婚姻事实往往伴随着诸多法律效果，即承认不承认婚姻事实的存在或效力，直接涉及到一方能否以配偶身份继承财产或取得其他利

益等。否认双方婚姻的存在或效力，往往会给一方带来严重不利。因此，比较之下，承认婚姻的存在或效力，更为有利。因而，对于不违反社会公益的自愿结婚，在程序上存在的瑕疵，采取救济性处理，比采取毁灭性处理，其社会效果更好。' E7 o!j6 o9 }# `1 n5 G 6 ^% ~5 r” u* R

3、完全以婚姻登记的姓名确定婚姻关系行不通 s8 |+ Z& `!Q5 F2 f-S

如果完全按照真实姓名认定婚姻的效力，对于婚姻登记姓名错误的婚姻也不好处理。如杨文喜与覃必英双方于1992年登记结婚，1993年生育一子女。2006杨文喜起诉离婚，但覃必英身份证上的姓名是“覃必英”，而结婚证姓名是“覃毕英”。“必”与“毕”一字之差，造成了杨文喜能否起诉与“覃必英”离婚之争。虽然从性质上看，这不属于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但从形式上看，它与那些用假姓名结婚又没有两样，即结婚证上的姓名都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如果简单地以婚姻登记姓名确认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与无效，该婚姻也可以被确认不成立或无效。但这样认定显然不符合客观情况，也没有法律根据。这进一步说明，不能完全按照婚姻登记姓名的真伪来确定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与无效。否则，婚姻登记姓名错误，都会被认定婚姻不成立或无效。% {“ c5 ^8 A8 V: p” M5 `

4、民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态度/ o& T, m5 A0 Q.Q;b8 {7 y8 B

2002年8月6日，民政部办公厅就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结婚登记后，一方不知去向，法院在受理另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时调查发现，失踪一方办理结婚登记时提供的身份证明、户籍证明及婚姻状况证明均系伪照，另一方因此要求婚姻登记机关撤销登记，应如何处理的问题，印发了《关于撤销黄清江与叶芳结婚登记问题的答复》（民办函[2002]129号）。答复指出，“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提供的证件、材料不具备真实性审查的条件和能力，《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是指当事人不符合结婚登记的实质性要件，通过弄虚作假而骗取的登记。因此，对黄清江要求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请求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已函复我部（法研[2002]81号），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向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其婚姻关系按一方当事人死亡处理。” [4] 这个案件与李志莲诉杨中华离婚案完全相同，处理此类案件，应当参照参照上诉答复精神办理，因为这个答复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给民政部的函复（法研 [2002]81号）所作的答复。# Z, z' ~!@% `3 `: M/ S: k

5、否认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的婚姻，弊端很多

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如果一律否认其婚姻成立，弊端很多。比如，一个合法婚姻的当事人登记结婚后，又以虚假身份与他人登记结婚。如果认为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其婚姻不能成立，那么，后一个婚姻就不能成立。婚姻不成立当然不构成重婚。这岂不是要放纵婚姻违法犯罪？又如，如果妹妹以姐姐的身份登记结婚，姐姐后来又以自己的身份登记结婚，其姐姐岂不是又构成了重婚？并且要撤销后婚？因而，婚姻关系应当以婚姻的实际当事人为婚姻当事人。在前述第一种情况中，当事人使用虚假身份进行第二婚姻登记，并不影响婚姻的成立

（但无效），其行为构成了重婚。在前述第二情况中，妹妹以姐姐的身份登记结婚，婚姻当事人仍然是其妹妹，而不是其姐姐，姐姐与妹妹配偶（即妹夫）的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因而，姐姐的婚姻并不构成重婚，更不存在撤销问题。如果对姐姐的婚姻发生争执，姐姐可以诉请法院确认前一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关于这类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6 b7 T$ f5 N-N& [5 {“ n

总之，以虚假身份登记结婚，只要完成全部婚姻登记程序，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如果不存在无效婚姻情形，亦应当认定婚姻有效。” b0 $

二、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程序* H& C# o$ a6 s# a* { r

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涉及到双方对婚姻是否成立发生纠纷的，应当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对此，我在《人民司法》2009年第13期有详细论述，可参考。如果对婚姻成立没有争议，且不存在无效婚姻情形者，应当按离婚处理。M!z;l6 t0 B g7 `/ H5 ]& V

（一）需要澄清的几个问题7 I* u N* Q(v# G0 F)X/ R 2 o6 H0 F# u-/ L3 B-m

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问题，目前有一些错误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 l“ f9 {, @.Y2 P.% n.G$ D$ R / A” h: ] S+ K!@0 L)a

1、对一方身份不明的能否按民事案件处理

谭文认为，对一方身份不明的，不能按民事案件处理，应当按行政诉讼处理。其理由是在判决书上无法确定具体当事人，如果有子女抚养内容，判决由一个虚拟的人承担法律义务和责任无疑是荒谬的，更难以执行。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6 m7 F.t% N+ ~, C* A + };c3 j)O* Q2 E0 p0 A

（1）如何认定“有明确的被告”)b' U1 ~' t' _: ~1 s4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只要 “有明确的被告”即可，并不要求被告身份准确、地址明确。因此，不能认定当事人真实身份，与“没有明确的被告”，是两回事。“有明确的被告”，而不能认定当事人真实身份，不影响法院对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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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案件，原告提供婚姻登记资料，经法院核实，婚姻登记的真实性没有问题者，法院应当认定使用虚假姓名的人为婚姻当事人。因而，婚姻案件一般都“有明确的被告”，至于被告的真实姓名或具体地址不明，只是被告身份的部分要素或情资不清，而不是没有明确的被告。原告诉讼的就是婚姻登记的另一方当事人，因而，应当认定有明确的被告。“ Z” N+ I/ S7 x+ E0 R% g: X

（2）婚姻登记中身份不明的人不是“虚拟人” & v3 I+ h;?2 K2 v2 s1 v

谭文认为，身份不明的当事人是一个“虚拟人”的看法不正确。婚姻登记中身份不明的人，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不是“虚拟人”。只是这个人的部分身份资料尚不清楚而已。

（3）如果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也不能通过行政诉讼解决.d2 a* S& [ ^7 Q+ U% [7 L

谭文认为，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案件，不能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予以解决。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矛盾，民事诉讼不能确认当事人身份，而在行政诉讼中怎么就可以确定呢？如果民事诉讼不能确定是解除李志莲与谁的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又怎么能确认是撤销李志莲与谁的婚姻登记呢？ 4 q5 f X+ p$ W.O7 n

实际上，不能是行政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抑或有婚姻登记机关直接处理，在身份不明的情况下，都只能将婚姻登记的当事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因而，既然可以按照行政诉讼处理，也就可以按照民事诉讼处理

（4）对于有子女抚养等执行内容的，仅仅涉及一个执行问题

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案件，在执行上，与其他下落不明的案件，具有相同性质。如果你能找到婚姻登记中的另一方（被告），不能他的身份是否明确，你都可能执行，如果你不能找到他，不能他的身份是否明确，你都无法执行。因而，这不能作为影响诉讼和判决的理由。

（5）婚姻是典型的民事案件，按行政诉讼处理弊端多)u9 Q/ V' K!I8 Y“ S

婚姻是典型的民事案件，不宜按行政诉讼处理，我在《人民司法》2009年第13期有详细论述。这里再就李志莲诉杨中华离婚案件补充一点。如果由婚姻登记机关或按照行政诉讼撤销了李志莲诉杨中华的婚姻，如果杨中华出现了，能够说明他的身份是真实的，或者能够说明是由于登记上的疏忽，将“杨中华”中的“忠” 字，误写成“中”字，那么，这个婚姻又该怎么处理？

2、身份不明能不能承担民事责任？

谭文认为，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同，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虚报姓名而司法机关无法查明其真实姓名的，可以用其虚报的姓名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抓获的情况下，其虚报姓名不影响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民事诉讼中，在被告不明确的情况下，无法使所谓的被告承担民事诉讼的法律后果。+ {.L$ w.?% z$ [

笔者认为，恰前相反，刑事诉讼中，被告身份不明，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而在民事诉讼中，被告身份不明，则要承担民事责任。如共同危险责任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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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刑事诉讼中，被告身份不明，则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之所以承担刑事责任，并非身份不明，只是部分身份事实不清，但被告的犯罪身份是清楚的，即某一犯罪行为是被告所为。如果不能确认认犯罪身份，被告是绝对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而民事案件不能确认被告身份，则可以承担共同危险责任。, }' P“ r8 n* C/ u/ T” L

3、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是民事行为，还是行政行为？' f)c: ]$ C.f$ }2 b)`/ h2 H/ r

谭文认为，登记行为本身就不是双方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而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要撤销行政行为，不能采用民事诉讼方式。)d“ | a O* |7 p8 X% @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当的。按照上述观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都只能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或者按照行政诉讼处理；离婚也只能走行政诉讼程序。因为婚姻登记是行政行为，无论是有效婚姻的解除（离婚），还是无效婚姻的宣告，都是婚姻登记行为所产生的不同法律效果，都要按行政诉讼处理。

而事实上，目前处理无效婚姻和离婚，都是按民事案件处理的。这是因为婚姻登记是典型的民事行为，婚姻案件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关于《行政许可法疑难问题解答》中有明确意见：”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为，不包括对民事权利、民事关系的确认。因此，产权登记，机动车登记，婚姻登记，户籍登记，抵押登记等不是行政许可“。[5]因而，婚姻登记是民事法律行为。具体讲，婚姻登记是“婚姻宣示行为”。这一问题，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有详细论述。2 y-O$ E& o, @-^1 t

（二）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的诉讼程序

现有行政法规没有赋予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登记瑕疵纠纷的权力。对婚姻身份姻登记等错误申请行政复议，由婚姻登记机关处理，缺乏法律根据。原来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25条、第28条的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有权受理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查实申请人陈述的情况真实，已缔结的婚姻确实存在无效原因的，依法宣布该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根据上述规定，请求权人可以向有关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请求确认婚姻无效。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所规定的婚姻无效原因与现行《婚姻法》相抵触的，不能再适用。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新《婚姻登记条例》第9条也只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受理因胁迫结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的婚姻，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受理无效婚姻。我们理解，这不是疏忽，而是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宣告婚姻无效的规定。因为根据修改后《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而婚姻法第10条对无效婚姻，并没有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也可以宣告无效。所以，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民政部《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46条规定：“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民政部不能受理胁迫结婚之外的任何婚姻纠纷。因“婚姻登记瑕疵”引起的纠纷，只能由人

民法院统一处理。: J([5 }, J;b5 s

目前，因重婚、近亲、疾病、未达到婚龄等婚姻登记引起的无效婚姻，都是由人民法院按照民事案件处理的。而因代理、假冒身份、手续不完备等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同样是婚姻机关登记的，同样是涉及当事人双方的婚姻关系，怎么就成为了行政案件？这岂不是双重标准？而且没有法律根据。实际上，两者性质相同，即都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都属于民法调整的范围，都是典型的民事案件。对此，婚姻登记机关不能且无法处理这类纠纷。” Y, ?' Z3 q!H8 ] 4 t!O1 L+ R" ]: D4 u

对于婚姻机关不能处理的案件，按照行政诉讼处理，显然也缺乏法律基础。因此，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如果对婚姻成立没有争议，且不存在无效婚姻情形者，应当按离婚处理。对使用虚假姓名登记结婚，涉及到双方对婚姻是否成立发生纠纷的，应当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 K2 I1 M% S* U# x* q$ m' ~& }

所谓“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就是根据婚姻法规定的婚姻成立要件，请求确定其二人间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或有无夫妻关系之诉）。如对他人代理、或借用他人名义进行婚姻登记等瑕疵婚姻发生争执时，如果一方认为婚姻不成立，可以提起确认双方婚姻不成立之诉；另一方认为婚姻成立者，则可提起确认双方婚姻成立之诉。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如果查明婚姻登记存在严重瑕疵，不符合婚姻成立要件的，则依法确认双方婚姻不成立。如果婚姻登记存在轻微瑕疵，不影响婚姻成立的，则依法确认双方婚姻成立。

第二篇：确认工伤行政诉讼证据目录

证据目录

1、认定工伤决定书一份，证明：

****年**月**日，原告按照法定程序，依照法律规定认定第三人受伤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决定。

2、仲裁裁决书一份、民事判决书两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在****年**月**日至

年

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3、工伤认定申请书一份，证明：第三人于2017年3月

日向被告人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书，被告依照法定程序受理第三人的申请。

4、X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查笔录一份，证明：2017年4月X日8时35分，被告工作人员XX和XXX，依照法定程序向李XX调查取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证实第三人与原告在2016年5月X日至2016年 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在2016年6月X日下午6点到7点期间，上班过程中受伤的事实。

5、调查笔录一份、疾病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证明第三人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第三人张小庆在2016年6月XXX日下午6点到7点期间，上班过程中受伤一事；2016年6月4日，第三人眼部受伤后，被送往医院诊断为：1右眼球结膜裂伤，2、右眼球壁异物，3、右眼睑皮肤裂伤，4、右侧眼睑、眶周软组织挫伤，5、右眼前房积血，6、右眼虹膜根部离断，7、右眼眶外侧壁骨折，8、右眼眶外侧壁异物，9、右眼脉络膜裂伤，10、右眼视网膜挫伤。从而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的事实依据。

6、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依据第三人的申请，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照法定程序向原告进行送达。

7、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证明：原告根据第三人的申请，通过第三人的举证，原告进行调查后，作出编号为XXXX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行政行为属于合法行政行为。

第三篇：确认合同无效起诉状

民事起诉状

原告

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30号东923房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

被告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法定代表人曾昭抗

诉讼请求：

判决确认被告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于2004年12月13日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无效

事实和理由：

原告为广州市北京路号房屋的所有权人。

2004年8月3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前者将广州市北京路西侧、高第街南侧地块使用权出让给后者，而原告所有的上述房屋座落在该地块范围内。上述《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第12条规定，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应当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月内对该合同项下的土地进行动工开发；应当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7个月内完成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总投资额的25％以上的建设工程量。”2004年10月14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核发穗国用（2004）第27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4年11月11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2004年11月25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出具穗国土交易（2004）第10048号《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挂牌成交确认书》，确认该地块使用权由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竞得。2004年12月13日，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设立的项目公司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依前述确认书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2005年1月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向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核发（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4月14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根据萧仕北、程佩贞的申请，作出粤府复决（2006）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广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穗国用（2004）第1004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广州金鸿顺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服，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2006年12月1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穗中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广东省人民政府上述复议决定。广东省人民政府和萧仕北、程佩贞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0年8月3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粤高法行终字第1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判决，驳回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时，对涉案地块的开发不符合与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签订的《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12条的规定。其递交给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的《土地使用权挂牌委托书》上填写了“拆迁面积28000㎡，已拆迁安置36户，拆除了约2887㎡。”广州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与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签订《广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合同项下的土地出让金，全部由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代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缴纳。曾昭抗系广州市金德盛实业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也系正恒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主要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曾昭抗也系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在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曾昭抗即以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名义就涉案地块的开发进行招商。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在委托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中心挂牌转让涉案地块使用权前2003年7月1日，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请示，“鉴于我公司现经济困难情况，无资金能力自行开发发展我公司名下高第街项目及其用地„„我公司决定一1300万元人民币把本项目及其用地以挂牌转让形式转让给正恒地产集团公司（香港）。”

原告认为，被告广州市越秀区城市建设开发公司与正恒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金鸿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明知涉案地块不符合法定转让条件，恶意串通，将涉案地块使用权转让，双方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违反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条例》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依法应确认为无效合同。原告所有的房屋，座落在涉案地块上，被告违法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也损害了原告的利益。为此，原告依法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法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此致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起诉人：

二O一一年月日

第四篇：合同无效的确认

合同无效的确认

典型案例加入时间：2006-7-19 9:40:26长沙律师网点击：83 确认合同无效，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以下五种情况：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应以平等主体身份，协商约定，其合同中约定的每一条款，都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方以欺诈的方式，在对方当事人不明其具体情况下和受一方当事人胁迫，在无奈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其合法权益肯定会因此而受到损害，这种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是无效的。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达到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利益而事先达成某种协议或默契而订立的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违法合同，是无效的。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的形式、内容、格式都是合法的，但其订立合同的目的是非法的，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其非法的目的，如以合法的买卖合同掩盖其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订立这种合同的当事人，其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的私利，其危害性是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侵害国家、集体和公众利益，以损害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合同是无效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所谓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和违反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不是指地方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界定了合同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定范围。

第五篇：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申请书

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申请书

被申请人：申请人：

【本文书由盈科律师研究院张群力、侯晓宇律师提供】

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申请书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住所：

被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电话：

住所：

请求确认事项：

请求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年月日签订的《仲裁协议》无效。

事实和理由：

年月日，申请人与签订《合同》，并就该合同于年月日签订了《仲裁协议》。

该仲裁协议

申请人认为：双方订立的仲裁协议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无效情形，特提请贵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

此致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日期：年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