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第一篇：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情描述：近年来，我国政府先后组织实施了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和林业产业基地建设等生态工程。其中退耕还林还草作为一项配合西部大开发，治理水土流失，改善西部生态环境的重大决策，是迄今为止我国投资最大，涉及面最广，群众参与度最高的一项生态建设工程。工程实施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累计退耕还林、荒山造林二千多万公顷，生态改善效果显著，很多地区的植被得以恢复，水土流失和土壤沙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而针对如何推进退耕还林还草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政府进行专项补偿，二是进行市场化运作。经过实践，两者都暴露出一些问题，政府主导的专项补偿出现了面子工程，而市场化运作又不乏失败的例子，延安民营企业家刘世杰，1996年以“面粉换地”组织延安市延川县的一个村的农民退耕还林还草，探索建立市场化的生态建设运行机制，被称为民间资本进入退耕还林领域的“民间资本先行者”。这项当时被看好的一个新探索，现在却举步维艰，第一个吃螃蟹的刘世杰，先后在荒山坡地上投入了一千万多元，目前却处于“生活靠借贷，出门被追债”的窘境。①

① 引自《记者观察》2003年12期。

案情评析：退耕还林还草，作为一项具有“积极的”或“正的”外部性经济活动，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其产品的供给是严重不足，或供给本身可能是微不足道。虽然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也可能使农户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更多的是发挥其生态、环境、景观和社会等外部效益。后者被周围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无偿享用了。因为，一般而言，投资于退耕还林还草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对退耕还林还草的需求，仅仅是林木和畜产品经济价值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的依据是他的私人边际收益。而社会或部分社会成员，对退耕还林还草的需求，多半是对退耕还林还草后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自然景观的改善等作用的需求。这样，在对退耕还林还草的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就存在一个边际外部效益问题。也就是说，个体需求仅考虑了其私人边际效益问题，而没有考虑这一边际外部效益问题。

站在退耕还林还草投资经济行为主体的立场来看，如果他是作为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以追求最大利益为动机的“理性经济人”，那么，他投资的决定性动机和目的将仍然是其边际效益最大化，而一般不会去考虑这部分边际外部效益。而针对消除退耕还林还草中的外部性问题，现行的主要由两种方法，一是政府补助，二是进行市场化运作，而这对应着外部性矫正两种相对立的观点：

一、利益调整：庇古等人的观点

主张政府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马歇尔。20世纪初期庇古又提出了著名的“庇古税”来试图消除外部性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应引入政府干预力量来解决因外部性问题引起的资源帕累托最适度配置问题。而这种政府干预既可以是直接的行政控制，如由政府指令生产者提供最优的产量组合，决定公共产品的价格等，也可以是间接的经济控制，如通过产生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活动征税或提供补贴，使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

现行生态补偿政策设计的基本思路是以粮代赈、现金补助、分期实施，通过种苗补偿、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减免以及林草地产权保障等措施调动和保护农民退耕还林的积极性，以期能够实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工程实施采取目标责任制，省政府对退耕还林工程负总责。“目标、任务、资金、粮食、责任”五到省，各省级政府层层落实工程建设的目标和责任，层层签订责任状，并认真进行检查和考核。

国家希望通过以上措施来解决退耕还林还草中的外部性问题，但从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退耕还林也在走向“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林草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相当多地方在选择退耕还林地点时，偏向于选择靠近公路的土地。在西南某些地区，靠近公路的退耕农户比例甚至超过70％。调查结果认为，“便于检查验收的考虑显然占据了重要成分”。“面子工程”导致的结果是，该退的坡耕地退不下来，不该退的基本农田却退了下来。农民失去了基本口粮田，而生态环境却得不到改善。二是经济林比重过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规定：退耕还林要以营造生态林为主，营造的生态林比例以县为核算单位，不得低于80％。但根据调查，发现各地造林中的经济林比例远远大于生态林比例，而经济林的防护效应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远小于生态林。三是林木管护成本投入没有保障。粮食、现金补助到期后，生态林统一管护没有资金来源，而且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生态林无经营收入，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群众得不到经济利益，管护问题突出。同时，退耕还林工作量繁大，直接成本中没有管理经费，地方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在贫困地区这一情况尤其突出。四是退耕还林造林质量低下。五是补偿标准不合理。粮食补偿标准未充分体现区域差异。现行规定只按“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这两个大区域来确定粮食补偿标准。然而即使是同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或“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由于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退耕耕地的生产力不同，退耕耕地原有收益存在较大差异。制定统一的补偿标准，必然出现退耕耕地原有收益低于或高于围家补偿标准这两种退耕耕地原有收益低于或高于围家补偿标准这两种情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现在实行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弊端，而问题就在于现行政策下，退耕还林还草的组织者与检查者均为政府承担，这就无法避免地导致了政府寻租和政府失灵现象的产生。此外由于是政府主导，没有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没有完全发挥。

二、改变利益调整的初始条件：科斯等人的观点

其实“科斯定理”只是一道命题，即“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雷托最优。”科斯命题是针对外部效果理论的。“科斯定理”，与其是说明了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效率结果与产权无关的结论，倒不如说它说明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条件下，产权制度质量如何作用或影响了经济效率。“科斯定理”引申出来的结论应该是，只要“交易费用”大于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以及经济组合形式的选择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需抛弃市场机制或引入政府的干预。其原因在于，只要产权关系明权化，交易各方就会力求降低“交易费用”，使资源使用到产出最大、成本最小的地方，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刘世杰是走生态治理产业化的典型，而最终这个项目失败了。针对“刘世杰现象”，也引起了广泛讨论，分析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行的国家退步政策不包括民间资本，民间资本不能从国家的财政“盘子” 里获得利润，只能从产业本身寻找利润点，风险加大。同是退耕还林，国家只补群众而不补企业，显现出民间资本进入缺乏政策引导和鼓励。二是民间资本进入生态产业隐性门槛较高。目前生态产业基本上还是政府主导，企业的进入只被作为一种补充，实际的支持力度不够，享受不到公平待遇。特别是在金融贷款方面，信贷部门非但没有针对民间资本介入的扶持政策，相反信贷条件过于苛刻，民营企业资金难的矛盾在生态领域很突出。三是生态产业收益低、周期长、公益性强，而且具有自然灾害和市场的双重风险。

由此看来，只是靠政府补助或是市场会出现很多问题，于是建立市场化的退耕还林补偿制度的想法出现了。在工程实施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即建立市场化的生态购买制度，通过市场运作中的“看不见的手”，更好地调节并完成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

首先，要选择代理企业。代理企业的选择可由退耕还林还草总机构通过向社会公开招标的形式，选取一部分有实力、有信誉的大型企业，授予其代理权。同时选取一部分企业参与当年的退耕还林还草组织工作，经过国家退耕还林还草管理机构的审核，获得当年相应的工资。第二，生态代理企业的收益来源是每年国家购买的生态产品，以及在市场上转换代理权获得的交易费用。而企业决定是否继续组织管理生态重建的根本在于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自身对继续参与生态重建过程盈利性的估计。其次，政府对代理企业的生产进行购买。这种购买行为应定于每年6-7月，最多延长至10月，这段时间是判断树种或草场成活的最佳时间。这一时期，由退耕还林还草总机构派专人配合当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分支机构对一年内植树造林的成果进行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判断是否购买，以及购买多少。检验合格的可足额购买，不合格根据相关标准进行部分购买。对于一些生态重建工程完成很差的企业，可收回其代理权，并根据合同规定处以定量的罚款，第2年可将代理权交于其他具有生态重建许可证的企业进行经营。

关于购买的检验标准，需在最初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标准，尤其是对于一些长期处于干旱少雨的地方，要适当放宽标准，以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如果当年发生重大旱灾或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当地的退耕还林还草分支机构还需上报总机构，根据具体情况调低检验标准。在考虑到各种不同因素的情况下，尽量为代理企业建立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样结合了政府和市场，也许会成为我国退耕还林还草的新路。

第二篇：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公共经济学案例分析

案例：

关于惠州市城市道路养护的情况

从惠州市公路管理局2012年的工作总结反映的情况来看，2012年，全市共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14.4亿元, 一是广惠高速东延线全年完成投资30,105万元，占投资计划的100.35%，累计完成投资112,858万元，占一期总投资的58.8%；二是惠大高速公路全年完成投资7亿元，占计划5亿元的140%，累计完成投资328,775万元，占项目概算总投资的62.4%。三是惠州大道东段改造工程全年完成投资4.57亿元，累计已完成12.4亿元，占总投资79%。四是惠州机场路建设工程一期全年完成投资约14,810万元，占总投资的61.71%。主线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支线3.2公里段已完工。除日常公路养护工作外，还完成 S120线侨场至陈江段等3项路面维修工程，S242线龙新公路等6项路面修复、路面抢修工程，S356线横瑶松嶂段等3项水泥砼路面挖补工程，S358线约场段路面安全整治工程等养护工程。

从惠州市公路管理局2013年的工作总结反映的情况来看，2013年，全市共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35亿元，占计划120亿元的125%，同比增长18%。其中铁路轨道完成投资36亿元，占计划的100%；高速公路完成投资40.2亿元（含前期项目7400万元），占计划的163%；普通公路完成投资24.9亿元（含农村公路7.2亿

元），占计划的106%；港口航道完成投资21亿元，占计划的97%；站场等其他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2.9亿元，占计划的91%。除日常公路养护工作外，国道G205线文明示范路工程大修路段已完工，改造路段已于10月动工。省道S356线惠阳环城路、省道S356线平山至多祝段和省道S357线路面大修工程主体已完工。省道S120线水口至河源路段已完成工可报告编制和专项评估咨询单位的招标工作，争取2014年6月动工建设，其中蓬陵1.3公里路段基本完成。省道S119线已完成初步设计，正在开展施工、监理招标。省道S358线新圩路段已完成工可报告编制工作。全力落实奕威书记1月4日调研老百姓较关心的道路现场会重要指示，火车北站西侧YG57线，县道X208线惠城段、惠东段，县道X209线惠东段已基本完工，县道X209线惠阳段施工单位已进场，计划明年6月完工。另外，受今年强台风“尤特”和“天兔”影响，全市公路桥梁基础设施水毁严重，先后造成148条线路交通中断，为尽快抢修复工作，向省交通运输厅、省公路管理局争取到7500万元补助资金。至2013年12月底，全市水毁修复除重大结构物和桥梁外，已基本完成。

分析：

随着惠州的经济发展，城市内的汽车流量剧增，加快了道路的老化。客货运量大幅提高、重型车、超重车，日益增多，公路负荷越来越重。磨损和破坏程度增加。其次，随着养护成本增加，职工、增资幅度加大，养老、医疗、统筹费用等负担过重。致使公路养护经费不

能适应公路管理养护的发展需要。再次养护队伍不健全，加之个别人员素质偏低。体制不活，难以适应专业养护走向市场化，护的技术质量。由于计划经济的理念，事业单位的观念深刻。职工承受的能力很脆弱，因此，彻底改革难度很大。老百姓的认识仅限于修路，忽略了爱路、护路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路的使用年限与质量好坏直接与他们的经济紧密相连的重要性。

对道路采取养护，有利于降低道路的全寿命成本。当前对城市道路的维护手段主要为灌缝、就地热补、路面再生密封、沥青罩面等方法，上述方法大多用于道路已经明显损坏的情况下。事实上，这是不经济也不科学的。一条质量合格的道路在使用寿命前75 %的时间内性能下降4 0 %，这一阶段正是需要养护的阶段，如未得到及时养护，在随后1 2 %的使用寿命时间内，性能将再下降40%，从而造成养护成本大幅度的增加。通过对几十万公里不同等级公路的跟踪研究和大量的养护维修实践，调查统计得出，每投入1 元钱预防性养护资金，可节约3 ～10 元后期矫正性养护资金的结论。整个路面使用周期内进行3-4次的预防性养护，可节约养护费用4 5 %－5 0 %。而传统的道路养护理念、方式与城市交通拥挤的现状不相协调。

惠州市的路政养护作业实行管养分开的改革。现在养护作业单位转制为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替代社会利益成为它的第一追求。养护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那些刚出现的道路早期病害往往采取忽视的态度，以降低养护支出，而仅仅修复那些已经发展为深层次的、不得不修的病害，养护资金效益费用比较低，政府投

入养护经费追求的道路平整的养护目标越来越难实现。在道路损坏的初期对病害进行修复，既保证了道路的完好平整，又延长了道路使用寿命、有效降低了养护维修成本，必将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提问：

1、在当前的惠州市区的交通情况下，如何可以达到既不影响群众正常的出行需要，又能较好的维护道路使用状况？

2、如何看待当前的管养分开制度，管养分开是否有利于城市道路的养护？

第三篇：公共经济学案例

《公共经济学》课堂案例分析题

1.政府能不能经营城市？

绍兴市区内的环城河有2400多年的历史。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河民宅密布，工厂混杂，污水排放，导致河水发黑发臭。1999年以来，绍兴市先后投入12亿元进行环城河综合整治。通过清淤、砌坎、布绿、造路、设街，使环城河旧貌换新颜。

在环城河整治中，绍兴市政府不是就河论河，而是把整条河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规划和建设。在城北建设了一个袍江开发区，把沿河的300多家工厂和3000多户居民都搬迁到了开发区。腾出的河边土地价格因环境改善而飙升，政府通过出租、出售商铺筹集资金，实行市场化运作，结果，12亿元的总投资中，市政府只投资了5000多万元。绍兴市环城河综合整治被认为是政府经营城市的成功先例。是这样吗？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是否与土地公有和财政体制有关？

2.地方政府该不该重奖纳税大户？

某省已经连续几年评选纳税状元活动，省长亲自颁奖。1997年评出11名，纳税起始金额为100万元；1998年评出21名，纳税起始金额为200万元；1999年评出22名，纳税起始金额为300万元；2000年评出22名，纳税起始金额为500万元；2001年评出51名，纳税起始金额仍为500万元，但有24户纳税超过1000万元。

有关部门领导表示，这次重奖表明了政府对在经济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们的重视、厚爱和支持，这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对于纳税大户的奖励会更多。重奖纳税大户是否违背公平原则？如果奖励标准过高，企业会不会缴“过头税”？

3.我国行政成本为何偏高？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表明，中国经济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如果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办到的事，在中国就需要花费1.25美元。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有人在乡镇财政调查时发现，许多乡镇领导甚至没有行政成本和运行效益之类的概念，政府管理不算效益账。1999年全国地方行政管理费中公务员人均开支的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和会议费之和为2968元，占公用经费总额的58%。2002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某事业单位按照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时，有关职能部门为此花费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改革费用。有人建议将“业绩等于GDP”调整为“业绩等于GDP减去发展成本”，你认为怎样？

4.献礼工程为何成了“献丑大道”？

2003年10月，常熟投资5亿元的新世纪大道通车了。该大道作为昆常公路的一部分，是向常熟撤县建市20周年的献礼工程。新世纪大道全长7.11公里，是常熟路幅最宽的城市道路，双向4车道，总宽达到80米，绿化率超过40%。工程从2001年12月开工，原计划在2003年12月竣工，后来调整到国庆节以前竣工通车。然而，就是这个献礼工程，开通不到1年就“暗伤”迸发，路基沉降，小一点的有3-4厘米，最大的达10多厘米；两侧行道树大量死亡，特别是直径达15厘米到45厘米的银杏，不少根部腐烂，散布在人行道和水塘边。不少地方的树枯死约1/3，个别地段超过一半以上。请思考：政绩工程失败的体制原因是什么？

第四篇：政府经济学经典案例分析

财政案例

案例资料 财政预算，是国家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等对于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的计划。每年“两会”，财政部部长所作的预算报告，都是代表们锁定的“焦点”。政府预算是一本政府公开的“财务大账”：过去的一年收了多少钱？钱投到哪里去了？今年的钱该怎么用？这些钱是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年都要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和审查。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财政预算编制较粗，“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清”，预算的透明度不高，造成了很多部门预算游离在人大监督范围之外。同样，在预算执行方面也不尽如人意，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办法。对每年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执行随意性大。由于预算资金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项目上，造成了执行难的问题。往往部门申请多、找领导批条子多、临时性支出多，变成“一年预算，预算一年”，然后再报人大常委会做出调整预算的决议。为此，在近年各地的人代会上，代表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力度明显加大。如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对预算中“拨2000万元给机关幼儿园”、“事业单位的行政编制外人员每人每年补贴3.2万元”等提出了质疑。浙江、四川等省的预算报告也明显加厚，列支项目也更加详尽，以利于人大代表的监督。问题分析： 1.政府预算的本质什么？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应坚持什么原则?

解答

1、政府预算的本质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制度。政府预算反映着政府的职能与政策的方向，预算过程是政治的和决策的过程。概括而言，政府预算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财政计划，即用法律形式表现，反映和规定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支活动的预期收支指标与平衡关系的一览表以及管理制度。它是政府分配集中性财政资金的重要工具和调节、控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一般而言，政府预算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反映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其次是对政府支出的控制。

2、为保证政府预算的科学性，政府预算必须符合统一性、预测性、性，法律性和公开性等要求。这些特征体现了政府预算的技术性和政治性两个层面的内涵。统一性、预测性和性等特征可以理解为技术方面，法律性和公开性等方面则主要体现了政治内涵。

3、应对措施（附送）我国要提高政府预算的民主性，一方面要形成有效的预算分权和制衡，另一方面要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首先是预算分权与制衡。预算权力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预算分权就是要将预算权力在立法机关、政府、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及内部各组织机构以及独立审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运作体系。如建立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分离的制度，并形成三套相互制约的机构；建立资金的使用权、支付权、审核权相互分离的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还可以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审计监督系统，并独立行使监督权。其次扩大预算程序的公众参与度。公众对程序的参与，特别是普通公民对政治决策程序的参与，是程序内在价值得以体现的重要保障，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显著标志。政府预算收支的多与少都将实质地影响到每一个公民或者企业，让公众参与预算程序，让相对人对自己将要承担的纳税义务与将要获得的公共服务发表看法，与政府沟通，这本身就有其价值所在：它不仅仅有利于预算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也便于预算通过后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的顺利推进。

公共产品与市场失灵的案例

政府经济学:是专门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资源配置及其宏观管理规律的学科。

2、竞争失灵: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也称之竞争失灵。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而是存在垄断，即不完全竞争。至于垄断的具体情况，还可进一步划分，主要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3、俱乐部物品:可能发生拥挤的公共物品，布坎南称之为“俱乐部物品”。当消费人数低于拥挤点时，该物品是非竞争的，而当消费人数超过拥挤点时，这种物品的消费就变成竞争的。

4、信息的不对称:通常是指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易的双方，由于所掌握的信息量不相等，不能有效开展公平竞争，从而对资源配置产生扭曲。

5、自然垄断:有时也称之为天然垄断，是与某些商品和劳务自身的特点有关，即这类商品和劳务在由一家企业提供时其成本比由多家企业提供时低，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1)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在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和措施，主要包括:税收制度，税收是政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各项税收特别是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调节功能很强，是各国政府实施分配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成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失业、疾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提供基本生活资料，保障其生存需要。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等内容。而这种制度保障应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与其所缴纳税的多少不完全对等;工资制度，政府公务人员和政府直接举办的公共事业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奖金等工资性支出，由政府财政支出安排，其支出总额和支出标准，直接关系到这部分社员成员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工资制度构成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其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政府单方面的价值让渡，属转移性支出，其目的是为了执行政府政策的需要，对企业、个人的某些特定行为给予资金支持，以影响相关产品和劳务价格结构，调节市场供求关系。而政府财政补贴数额、补贴对象，则直接影响有关企业、个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和份额。(2)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是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稳定经济职能，还意味着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属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经济增长率或增长额来表示。而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贫富差距缩小，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医疗教育文化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等。即经济的增长，最终要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为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需要运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运用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功能，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3)政府资源配置职能 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是指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公共选择案例 案 例 分 析 案例材料：

新中国成立以来，机动车车牌的管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机动车车牌是按顺序发放，由工厂批量制作好车牌，然后由车管部门按号牌顺序发放给车主。第二阶段是“九二式车牌”，即为解决车管部门和群众之间因为车牌号码而产生的矛盾，实施“电脑选号”。该政策于1992年制定并进行试点，1994年开始在全国实施。然而随着机动车数量年年猛增，“九二”式车牌的容量已经不能满足车辆发展的速度。截止2001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7398万辆，一些城市摩托车和小型汽车号牌容量已趋饱和。随着机动车总量的增加和机动车所有人结构的变化，现行的“九二”式机动车号牌由于受编号规则的限制，在数量上不能满足人作的需要，在号码选取上也不能满足人们对个性的追求。为了改革和加强车辆管理工作，同时充分体现机动车所有人选择号牌的个性意愿，依据《公安部关于开展启用“二00二”式机动车号牌试点工作的通知》（公安管[2002]85号），北京、天津、杭州、深圳作为首批四个试点城市，于2002年8月12日率先启用这种新式机动车号牌。此次试行的“二OO二 ”式机动车号牌的所有号码全部对外开放，并采取机动车所有人自主选择的方式。号牌编号使用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按“3+3”方式编排，字符位数由5位升至6位。汽车类号牌号码为上下两排结构，上排有一个汉字和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前者是所属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简称，后者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的顺序代码，如“鄂E”；下排是号牌编号。而摩托车号牌号码则为左右结构，左侧是机动车登记机构代号，右侧是号牌编号。在颜色方面，小型客车和轻型摩托车牌照颜色为蓝白相间，大型客车则上黄色牌照。依据这一通知，车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选择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编排车号。个性化车牌一经推出就受到有车族的欢迎，投放头一周北京就发出了7000多份新车牌。但由于《通知》基本上没有对车牌的编码做出限制，于是像“CHN-001”、“USA-911”、“IBM-001”、“WTO”、“SEX”、“TMD”、“FBI”、“TCL”等被认为颇具“创意”的号码或字母组合纷纷出炉，这引起了社会上的一片争议。8月22日，北京2002式机动车号牌突然暂停发放。8月23日，其他三个城市也因“系统技术故障”暂停发放新式车牌。四个试点城市根据有关部门规定，暂停发放“二OO二”式车牌，恢复“九二”式车牌，个性化车牌在试行十天后匆匆收场。讨论提纲：

分析政策终结的主要原因和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依据有哪些？ 总 结：

公共政策是政策环境助产物，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就其关系而言，环境决定和制约政策，起主导作用；政策则改善和塑造环境，具有反作用。

政策执行再决策是指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以及公共政策执行任务完成之后，根据信息反馈对所执行的政策方案所做的必要补充或修正。

政策主体经政策评估后，发现一些政策已经过时、多余、失败，或引发了重大的不良后果，采取必要措施予以终止的行为即是政策终结。公共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主要依据有：

主要任务、目标、路线发生了变化；政策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认识的深化；政策偏差的产生；政策负作用的产生。政策终结的原因：

⑴既定的政策目标已经实现，政策事项完成； ⑵政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⑶财政困难； ⑷政府的低效率； ⑸政治意识形态的变化； ⑹行为理论的变化； ⑺学习和试验。

市场失灵

一条；20世纪初的一天，列车在绿草如茵的英格兰大地上飞驰。车上坐着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他一边欣赏风光，一边对同伴说：列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在田间经过，机车喷出的火花（当时是蒸汽机）飞到麦穗上，给农民造成了损失，但铁路公司并不用向农民赔偿。这正式市场经济的无能为例之处，称为“市场失灵”。

将近70年后的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斯蒂（G.J.Stigler）和阿尔钦（A.A.Alchian）同游日本。他们在高速列车（这时已是电气机车）上见到窗外的禾苗，想起了庇古当年的感慨，就问列车员，铁路附近的的农田是否受到列车的损害而减产。列车员说，恰恰相反，飞速奔驰的列车把吃稻谷的飞鸟吓走了，农民反而受益。当然，铁路公司也不能向农民收“赶鸟费”。这同样是市场经济所无能为例的，也称为“市场失灵”。

二条； 简言之

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

①市场存在着垄断或不完全竞争,使其并不总是产生最有效的结果.②市场行为的外部性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果.③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公共物品的供给.④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或不对称性所导致的经济中的不确定性.⑤市场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后果在政治上或道义上无法接受

三条；另有观点认为

一般而言，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在有些领域不能或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达不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也就是达不到经济学所讲的“帕累托效率”。即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理想状态，任何分配方案的改变，都不能达到在不损害一部分人利益的前提下，提高另一部分人福利水平的目的。

既然这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就需要政府干预。从各国市场经济实践分析，市场失灵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

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状态，也称之竞争失灵。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的条件下，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企业很多，每一个企业都不能操纵、控制市场价格，只能接受市场价格，这种市场价格是通过供求双方的竞争形成的，各种生产要素可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有关交易的信息是透明的。在此情况下，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企业生产能够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即边际利润等于边际成本，资源配置可达到最优状态，也就是“帕累托效率”。

但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市场往往达不到完全竞争状态，而是存在垄断，即不完全竞争。至于垄断的具体情况，还可进一步划分，主要包括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完全垄断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垄断，即在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厂家，它可以完全操纵市场价格。寡头垄断是指在市场上存在几个生产厂家，这些企业可以控制某一领域的商品和劳务供给价格，但它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

垄断竞争就是指市场上既存在垄断又存在竞争的状况，其程度介于寡头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在市场上有较多的生产企业，它们之间存在竞争，但还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垄断竞争则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市场条件。

至于垄断形成的原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答案，主要包括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自然垄断等。

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有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技术进步产生的垄断等。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是企业在竞争中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和产品市场占有量，当其产量和市场份额足以控制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时，就会产生垄断。

技术进步产生的垄断，是由于企业在一定时期掌握了某些生产技术，如专利权等，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能对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进而对资源配置发生作用。而自然垄断有时也称之为天然垄断，是与某些商品和劳务自身的特点有关，即这类商品和劳务在由一家企业提供时其成本比由多家企业提供时低，有利于节约社会资源。供电、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具有明显的自然垄断特征。

在垄断条件下，无论具体程度如何，都会对市场机制形成扭曲，不能有效调节供给和需求，达不到资源合理配置目的。

由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各种垄断产生的竞争的不完全性，资源配置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就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对市场垄断的治理，主要有两种途径：

第一，利用法律手段打击或限制过度竞争产生的垄断，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第二，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政府管制，价格由政府控制或指导，并对服务质量等提出明确要求，限制这类企业凭借其垄断地位操纵市场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市场失灵定义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在此着重于经济学主流的看法。经济学家使用模型化理论解释或了解这个状况，市场失灵的二个主要原因为：

成本或利润价格的传达不适切，进而影响个体经济市场决策机制。

次佳的市场结构。

市场失灵在某些经济体的存在通常引起究竟应否由市场力量引导运作的争论。而这也产生要用什么来取代市场的争议。最常见对市场失灵的反应是由政府部门产出部份产品及劳务。然而，政府干预亦可能造成非市场的失灵。

市场失灵的表现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这是因为市场机制遵循的是资本与效率的原则。资本与效率的原则又存在着“马太效应”。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这是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也越集中；另一方面，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外部负效应是指某一主体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过程中，对其它主体造成的损害。外部负效应实际上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成本外部化，但生产或消费单位为追求更多利润或利差，会放任外部负效应的产生与漫延。如化工厂，它的内在动因是赚钱，为了赚钱对企业来讲最好是让工厂排出的废水不加处理而进入下水道、河流、江湖等，这样就可减少治污成本，增加企业利润。从而对环境保护、其它企业的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危害。社会若要治理，就会增加负担。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竞争是有条件的，一般来说竞争是在同一市场中的同类产品或可替代产品之间展开的。但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因素。①技术进步；②市场扩大；③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当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⑷失业问题

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要后果，一方面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另一方面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劳动者的失业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满足了市场机制运行的需要，但失业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与经济的稳定不利，而且也不符合资本追求日益扩张的市场与消费的需要。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市场机制的作用只会扩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也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以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负外部效应：江河上游地区林木的过量开采，可能影响的是下游地区居民的安全和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公共产品是指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所谓非排它性也就是一当这类产品被生产出来，生产者不能排除别人不支付价格的消费。因为这种排它，一方面在技术上做不到，另一方面却使技术上能做到，但排它成本高于排它收益。所谓非竞争性是因为对生产者来说，多一个消费者，少一个消费者不会影响生产成本，即边际消费成本为零。而对正在消费的消费者来说，只要不产生拥挤也就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水平。这类产品如国防、公安、航标灯、路灯、电视信号接收等。所以这类产品又叫非盈利产品。从本质上讲，生产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是矛盾的，生产者是不会主动生产公共产品的。而公共产品是全社会成员所必须消费的产品，它的满足状况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福利水平。这样一来公共产品生产的滞后与社会成员与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就十分尖锐。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

有些生产主要依赖于公共资源，如渔民捕鱼、牧民放牧。他们使用的就是以江湖河流这些公共资源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这样，由于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有时仅管使用者明白长远利益的保障需要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但因市场机制自身不能提供制度规范，又担心其他使用者的过度使用，出现使用上的盲目竞争。

市场失灵的表现还有许多，它要求人们科学地认识市场机制的作用。

政府管制，公共产品，外部性

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政府管制失败的经典案例

经济学在解释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时，总是以自由市场存在着“失灵”为根据。这些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如航标灯)、“自然垄断”(如固定电话网、输电网)、“内部不经济”(如隐瞒产品质量和工作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采)等。为了克服这些市场失灵，政府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积极采取准入、定价、标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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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以及监督、检查、处罚等行政管制政策和手段，对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范围甚至手段进行限制。

遗憾的是，在政府管制最发达的美国，大量研究文献显示政府管制并没有达到上述目的，不但没有克服市场失灵，反而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因此从社会福利改善的角度来说，大多数管制是不划算的，划算的只是那些管制者和被管制的企业，因为后者“捕获”了前者后，就可以合法地搓揉竞争者和消费者了。政府管制实际上成为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好在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议制度，使得任何利益集团都无法永远保持其来自政府管制者的“恩惠”。19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的私有化、取消管制、限制管制、回归市场的运动，就是对“福利国”和“管制国”无限扩张的深刻反思和彻底反叛。

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比，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国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种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逐渐拓展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身上，就是由运动员到裁判的过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过渡。应该说，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间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租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许权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甚之，以前政府习惯于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团。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和难以制约，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而这些恰好是更危险的政府管制的失灵。

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中国经济时报针对这一典型案例的调查报道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任何与政府管制有关的学者、官员、企业、从业者都将难以忘记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我非常愿意从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败现象，以验证上述关于管制失败的观点。

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可完全竞争的行业，其从业者的进入壁垒几乎为零。如果有必要对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过法律规定行业准入的若干条件，如司机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无传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驾驶经历以及上下限年龄的限制，再由申请司机向交通管制部门出具包括这些信息的真实文件，就应该可以取得行业准入资格，在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后，即可开始营业。出租车的服务价格，可以通过公开听证会的方式加以确定。事后的监督，包括无理拒载、价格欺诈、绕路、车容和车内卫生等，则主要通过乘客投诉，由交通管理部门或司机自愿组成的行业协会进行处罚。这中间根本没有必要引入出租车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应该采取司机之间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资人雇佣司机，形成劳资雇佣关系，司机只按市场平均工资获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权益则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该调查报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车管制的失误之一，在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挂靠单位的出租车公司无偿颁发出租车经营特许权的做法，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埋下了管制失败的祸根。我相信当时的管制机构并没有寻租的动机，但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车公司靠司机的融资款玩儿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剥削伎俩。我们尤其疑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如何界定出租车公司的治理结构的。

到1996年，“变相卖车”的问题暴露后，行业管制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车公司的产权结构调整，使司机成为公司的股东或被雇佣者，明确司机的合法权益，而是再次错误地要求公司收回(实际上是低价收回)本属司机购买的车辆，并且出文规定司机交纳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额“车份钱”、五万元以上的“风险抵押金”，实际作为司机再次出资购买更新车辆的资金。这一典型的错误在1998年的“摘红帽”和2000年开始的所谓“兼并联合”的过程中进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租车司机无可挽回地沦为现代“骆驼祥子”，其命运开始由出租车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三种表现是，当出租司机被出租车公司以滥集资、滥罚款(扣风险抵押金)、不投保或少投保(包括出租车6个车险种和三个社会保险险种)、“黑”小钱、“铲分”等手法严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时间赚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实际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时，居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出面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高级法院甚至还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机的维权诉讼！

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难以相信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善之区！我曾感叹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学必须胆战心惊地通过上地东西里之间的没有红绿灯和地下地上过道的车水马龙的马路时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区业主管委会历经一年而迟迟难以成立的窘境，可这与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毕竟是在“皮鞭”下苟且生存啊！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四种表现是，由于国家的税收和消费者剩余的严重损失，目前的出租车管制，已经无可辩驳地牺牲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出租车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应的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们在公开的秘密下，进行着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则，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难道就无法自己去解开这团乱麻？

在我国，政府管制的不当和失灵导致市场协调机制失灵的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作为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的成员，我深深感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我也切身体会到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审批、行政监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现代“骆驼祥子”的命运最终会得到改善。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及其报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实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经济学在解释政府管制之合理性时，总是以自由市场存在着“失灵”为根据。这些失灵包括“公共产品”(如航标灯)、“自然垄断”(如固定电话网、输电网)、“内部不经济”(如隐瞒产品质量和工作岗位安全信息)、“外部不经济”(如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采)等。为了克服这些市场失灵，政府理应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积极采取准入、定价、标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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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相比，我国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一种全面而彻底的国有化和管制，其理由自然不是上述各种经济学的解释，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因此，20多年来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逐渐拓展的放松管制的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保持国有企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机构身上，就是由运动员到裁判的过渡，由具有私人利益的老板向代表公共利益的中立管制者的过渡。应该说，这种过渡是极其困难的。困难的原因在于：第一，国有企业毕竟代表着一种正统的意识形态，民间企业则处于被歧视的地位；第二，公共财政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滞后，使得某些政府官员难以舍弃既得的权利，他们甚至要通过各种寻租的方式维持自身的体面生活；第三，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弱化远远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大量不合理的管制权力依然被政府保留和继续产生；第四，权力制衡机制的不完善，使得民间经济主体难以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得到补偿。因此，我们经常发现，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而且特许权的分配往往采取暗箱操作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更有甚之，以前政府习惯于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新生的私人利益集团。正是这种权力的滥用和难以制约，在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而这些恰好是更危险的政府管制的失灵。

正是在这种制度变迁的背景下，北京出租车业的垄断现象，堪称政府管制失灵的一个经典案例。我断定，不管中国经济时报针对这一典型案例的调查报道对北京市政府未来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它都将被载入我国政府管制改革的史册。任何与政府管制有关的学者、官员、企业、从业者都将难以忘记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政府管制的学者，我非常愿意从理论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一具有普遍性的管制失败现象，以验证上述关于管制失败的观点。

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可完全竞争的行业，其从业者的进入壁垒几乎为零。如果有必要对它加以管制，只需要事前通过法律规定行业准入的若干条件，如司机必须是身心健康的，无传染病和精神病史、有若干年的驾驶经历以及上下限年龄的限制，再由申请司机向交通管制部门出具包括这些信息的真实文件，就应该可以取得行业准入资格，在进行工商税务登记后，即可开始营业。出租车的服务价格，可以通过公开听证会的方式加以确定。事后的监督，包括无理拒载、价格欺诈、绕路、车容和车内卫生等，则主要通过乘客投诉，由交通管理部门或司机自愿组成的行业协会进行处罚。这中间根本没有必要引入出租车公司。即便有出租公司存在，也应该采取司机之间的股份合作制；或由出资人雇佣司机，形成劳资雇佣关系，司机只按市场平均工资获得其收入，他的其他合法权益则受到法律的保护。

如该调查报道所示，北京市出租车管制的失误之一，在于一开始就主要采取了向有挂靠单位的出租车公司无偿颁发出租车经营特许权的做法，这在1990年代初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埋下了管制失败的祸根。我相信当时的管制机构并没有寻租的动机，但正是这一制度安排使得大部分出租车公司靠司机的融资款玩儿起了“合法”的“空手套白狼”的剥削伎俩。我们尤其疑惑不解的是，当时的工商管理部门是如何界定出租车公司的治理结构的。

到1996年，“变相卖车”的问题暴露后，行业管制及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没有采取措施完善出租车公司的产权结构调整，使司机成为公司的股东或被雇佣者，明确司机的合法权益，而是再次错误地要求公司收回(实际上是低价收回)本属司机购买的车辆，并且出文规定司机交纳四、五千元不等的高额“车份钱”、五万元以上的“风险抵押金”，实际作为司机再次出资购买更新车辆的资金。这一典型的错误在1998年的“摘红帽”和2000年开始的所谓“兼并联合”的过程中进一步被放大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出租车司机无可挽回地沦为现代“骆驼祥子”，其命运开始由出租车公司任意宰割。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三种表现是，当出租司机被出租车公司以滥集资、滥罚款(扣风险抵押金)、不投保或少投保(包括出租车6个车险种和三个社会保险险种)、“黑”小钱、“铲分”等手法严重侵害，不得不以高于常人2.5倍的工作时间赚取平均1800元左右的收入，并实际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时，居然没有一个政府部门能够出面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高级法院甚至还出文明令不受理司机的维权诉讼！

读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难以相信这就是我生活了1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善之区！我曾感叹每日清晨和下午接送小女上下学必须胆战心惊地通过上地东西里之间的没有红绿灯和地下地上过道的车水马龙的马路时的情景，以及居住小区业主管委会历经一年而迟迟难以成立的窘境，可这与北京最文明的的哥的姐们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毕竟是在“皮鞭”下苟且生存啊！

北京出租车管制失败的第四种表现是，由于国家的税收和消费者剩余的严重损失，目前的出租车管制，已经无可辩驳地牺牲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我们也许可以推论，出租车公司和北京市政府相应的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它们在公开的秘密下，进行着不光彩的收入再分配。否则，以北京人素有的大智慧，难道就无法自己去解开这团乱麻？

在我国，政府管制的不当和失灵导致市场协调机制失灵的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

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正在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作为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的成员，我深深感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迫切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但我也切身体会到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随着政府职能的逐步到位和行政审批、行政监督制度的逐步完善，我相信北京的现代“骆驼祥子”的命运最终会得到改善。但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努力，因此我再次向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及其报道中那些勇敢的真名实姓者表示最真切的敬意！

第五篇：产业经济学案例分析

产业经济学案例分析

请同学们注意以下方面：

1.具体案例没有要求，但必须结合产业经济学中的观点分析，以PPT加以讲解。讲解十分钟，解答问题五分钟。

2.组长大胆组织，协调分工，组员大力支持，积极准备，于下周五之前把PPT交到我的邮箱，以组长名字命名。

3.大家准备完成之后，我们排出顺序，接着将一班的PPT发到群共享，大家仔细查看，准备课上提问。

4.案例分析课将在第十四周、十五周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