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令哈市公安局“6.03强奸抢劫杀人案”侦破启示录

第一篇：德令哈市公安局“6.03强奸抢劫杀人案”侦破启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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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令哈市公安局“6.03强奸抢劫杀人

案” 侦破启示录

2005年6月3日上午11时许，德令哈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案，称在距德令哈市2.5公里的东山某废弃采石场发现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和一具胸腹被剖开的女尸。

德令哈市公安局领导及侦查员迅速赶往现场。经初步勘验和调查：现场弃有一辆被撞坏的红色夏利出租车，车左后门处有具全裸女尸，尸身有10处刀伤，从锁骨下方至肚脐处被剖开。经摸排查出：死者系2005年6月2日晚上失踪的红色夏利出租车女司机董某，现年21岁。

此案得到局党委的高度重视，在主管领导主持下迅速成立专案组，召开由刑侦、派出所和各科所队负责人参加的案情分析会、刑侦内部的案情分析会数十次。根据分析认为：本案应定性为强奸、抢劫、杀人案。理由：l、据调查走访群众得知，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将红色夏利出租车和女司机董某劫持后，在前往距东山某废弃采石场约1公里处的便道上，出租车曾经撞在路基下草墩和施工工地的一堆钢管上，并与相反方向开来的手扶拖拉机相撞，继而发生争吵。按常理，犯罪嫌疑人会担心手扶拖拉机司机看见车后座的受伤或者死亡的董某，理应尽快摆脱手扶拖拉机司机的纠缠，逃离现场，而他却是继续驾车到采石场，并对董某进行强奸、剖尸和抢劫。可见犯罪嫌疑人的目的除了劫财，还有劫色。

2、死者董某随身携带的30多元钱和手机被抢，而她的白金戒指和耳环却没有被抢走，这说明抢劫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唯一目的，而是顺手牵羊。

3、杀人是为了灭口。

4、不排除情杀或者仇杀的可能，(后经侦查，这两种可能被排除)。

本案犯罪嫌疑人系当地人：

1、从实施犯罪的地理位置判断，抛尸的东山废弃采石场距市区虽然只有2.5公里，但没有正式公路，地势偏僻，车辆行人较少。这里除了炸药库、垃圾场、油库和牧民等少数人活动之外，没有其他人。假如是流窜犯罪作案，一般不会选择这里的。所以，犯罪嫌疑人应是熟悉东山废弃采石场周围环境的人。

2、据现场勘验发现，犯罪嫌疑人对可能接触的物体皆仔细擦拭过，现场没有留下指纹痕迹。这符合在德令哈市居住半年以上或者当地人的作案后怕被发现的心理。

3、对现场提取到的物品，除了那双星网状花纹橡胶手套为近年市场产品之外，一把长约7寸、镶有牛角把柄的手工自制刀的制造时间距今至少20年以上，符合家庭收藏和使用的特点。根据提取到的“回力牌”球鞋足迹分析，属于长期存放的七、八十年代产品，符合当地有家或者长期居住的人群。

4、犯罪嫌疑人选择雨天作案和戴星网状橡胶手套情况来看，说明作案前有充分准备。

综上所述，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性格和心理刻画如下：l、根据足迹推断，犯罪嫌疑人身高175cm，体态较瘦，肤色较白，年龄约18至38岁之间(据那位手扶拖拉机司机提供，犯罪嫌疑年龄约在27至28岁之间)

2、根据某些超乎常理的情节，如：犯罪嫌疑人与手扶拖拉机司机争吵，在犯罪可能暴露的情况下继续作案，犯罪第一现场距离油库200多米，而且是在下午上班时间等情节。可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心狠手辣、胆大心细、具有反侦查能力、文化程度偏低、会驾驶机动车辆、家境一般(不清楚白金首饰的价值)、有犯罪史。

3、从对尸体解剖和杀人残忍度来看，此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多次犯罪的升级。

4、犯罪嫌疑人有仇视女性或者性饥渴的心理变态，符合出狱不久或者家境贫寒群体。

5、根据以上描述，犯罪嫌疑人在日常社会生活表现应该是：少言寡语、自卑感强、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不达目的不罢休、少与人接触、尤其对女性不感兴趣，且善于隐藏内心活动。“6.03”强奸抢劫杀人案”有较大的当地人作案可能性，系犯罪嫌疑人多次犯罪的升级。那么，本案不是其第一次作案。

根据对“6.03”强奸抢劫杀人案”的案情分析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专案组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侦查工作：l、局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靠前协调指挥，确定“以物找人，以人到案”的破案指导思想。

2、以刑侦为主，抽调全局骨干力量，成立以现场为中心的呈幅射状的调查、摸排、布控等四个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侦查：调查与作案橡胶手套花纹相同的手套销售和使用人群情况；对“两劳”释放人员进行排查；查找受害人被抢手机、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凶器和“回力牌”球鞋等犯罪物证等等。

3、将现场提取血样、毛发、分泌物、凶器等物证送公安部化验鉴定。

4、请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协调公安部画像专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

5、请省公安厅技术总队协助破案。

6、利用本地电视台和张贴破案悬赏通告，请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破案。

7、大规模调查进行10天之后，成立了由10名侦查人员参加的“6.03”专案组继续负责侦查工作。

“6.03”强奸抢劫杀人案发生后，社会反响强烈：“雇凶杀人、杀人后把心脏挖出来了、把体内胎儿取走了”等等传闻搞得人心惶惶。由此，公安机关压力非常大。局领导提出：我们要对死者和亲属有个交待、对社会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此案不破，决不收兵!市公安局民警不分警种，积极参与到“6.03强奸抢劫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中，不分昼夜地对厂矿、企业、农村、农场重点人员进行调查走访，对近几年从“两劳”场所释放回本地的人员归类、排队和筛选。去格尔木、乌兰、都兰、西宁、乐都、民和、大通等地进行协查外调。对通讯和二手手机市场布控。并对本案被劫手机、“回力牌”球鞋、作案凶器和星网状花纹橡胶手套进行重点调查。

案发第6天，某手机店的老板反映：有两个打扮像民工的青年人到他的店里来匹配“天时达”手机的充电器。老板还详细描绘出两人的体貌特征。但是，由于老板报案不及时，警方对这条极具侦查价值的线索调查进展非常缓慢。但与受害人被抢劫的同一型号手机的出现，无疑是对侦查工作起到鼓舞作用——证实了“犯罪嫌疑人是当地人”的分析。

前往公安部送检材的民警在等待检验结果时，带着案情到北京市公安局，请教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同行，并得到热情接待和指导。6月21日，公安部模拟画像专家苏剑君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技术人员陪同下抵达德令哈市。专家根据双眼近视300度、目击犯罪嫌疑人时未戴眼镜的手扶拖拉机司机的描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并对案件侦查方向进行指导。在专家指导的基础上，市公安局调整侦查思路并多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一是坚定大家的破案信心。二是与类似案件进行对比分析。经初步判断，本案与本市2001年9月的一起强奸抢劫杀人案的作案手法较为接近，有并案可能。三是提出“专家画像、我们画神(心理刻画)、以物找人、以人到案”的破案思路。同时，与省公安厅技术总队加强联系，以发现新线索。

在省公安厅技术总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市公安局经过70天的艰苦侦查，犯罪嫌疑人武某被纳入侦查视线。通过内蒙古警方通力配合，武某被抓获并押解回德令哈市。在充分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审讯攻势下，犯罪嫌疑人武某交代出“6.03强奸抢劫杀人案”的作案经过——

2005年5月，武某预谋强奸抢劫杀害一名出租车女司机，作案地点选择在其曾经打工的位于偏僻处的油库附近。5月27日，他将家里那把单刃刀藏到本市格尔木大桥北侧的树林内。6月2日因为下雨，工地停工。他便打算实施预谋的犯罪活动。14时许，他身藏单刃刀，站在马路边伺机作案。不久，他拦到女司机董某驾驶的红色夏利出租车。上车后，他告诉董某送自己去油库。当出租车距离油库大门200余米处，见四下无人时，他假惺惺地以“路上有泥会把车弄脏，路不远了我下车自己走”为借口下车。董某停车，他立即掏出单刃刀，对准董某的腹部、胸部、腰部连刺数刀。此后，他驾车欲找更为偏僻的地方，对董某实施强奸。当出租车经过油库大门，向东行驶途中，被他扔在车后座上的身受重伤的董某，突然打开后车门。大吃一惊的他在慌乱中将出租车开到路基下，撞在草墩和施工工地的一堆钢管上，并与相反方向开来的手扶拖拉机相撞。摆脱手扶拖拉机司机的纠缠之后，他将出租车开到东山废弃采石场，欲奸淫董某，后来，由于天寒冷未能得逞。便抢走董某红色“天时达”手机和30元现金。对董某大肆猥亵后，双脚踩住她双手，用单刃刀从锁骨下方划至肚脐……

在拼死挣扎的董某哭求下，人性灭绝的犯罪嫌疑人武某依然将她一刀刀地活活剖解直至悲惨地死去。他则若无其事地用车内的毛巾擦拭车上有可能留下指纹和痕迹的地方，清洗了鞋上的血迹，然后逃离现场……

侦查人员加大审讯力度并连续奋战，犯罪嫌疑人武某又交代了2001年9月那起强奸抢劫杀人案的犯罪经过——

2001年9月12日晚，犯罪嫌疑人武某准备了匕首和手套等作案工具，预谋行窃。当逛至一家溜冰场时，他听到女人的尖叫声，即产生找个女人玩玩的想法。13日凌晨，他在巴音河大桥西侧发现单身女子韩某穿着漂亮入时，遂尾随至六路口西侧的僻静处，抓住了韩某。韩某转身大声呼救，他对其肋部猛刺一刀，拖到公路边树沟内，对受害人韩某实施强奸。在受害人韩某的哀求下，他残忍地对她连刺27刀后，抢走100余元现金，逃离现场……

犯罪嫌疑人武某，24岁，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系德令哈市无业人员。曾因盗窃罪，被劳教和劳改3次，于2004年10月释放。“2005.6.03强奸抢劫杀人案”和“2001.9.13强奸抢劫杀人案”成功告破经验：l、据不完全统计，“2005.6.03强奸抢劫杀人案”在案发后，几位局领导先后到现场60多次、有关科所队长和民警到现场150多次、做犯罪模拟实验40多次、召开各类案情分析会50多次、走访群众2万多人次、排查重点和“两劳”人员200余名，创造了市公安局破案新高。全局不分警种，积极配合、协同作战；专案组工作有力。这些都为成功破案奠定了强有力的工作基础和组织保障。

2、上级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为破案提供了技术和经验方面的重要保障。

3、现场的勘验、案情的研究和吃透，为准确分析判断案情提供了科学依据。

4、对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犯罪心理及作案经过的推断准确到位，分析透彻，为侦查破案提供了正确方向。

5、侦查方法得当，为及早发现、锁定、抓获犯罪嫌疑人奠定了基础。

6、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画像、心理刻画、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对物证的科学鉴定、加上专家指导和走群众路线等方法，不仅拓展了侦查思路，也提高了民警们对科技强警的认识。

“2005.6.03强奸抢劫杀人案”和“2001.9.13强奸抢劫杀人案”虽然成功告破，但仍然有不少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之处：l、本案侦查中的一些应该自行解决的问题，由于技术装备滞后而不能解决。

2、现场勘查过程中，对尸体肛门等不容易起注意的部位的分泌物没有提取，可能会对案件侦破带来影响。

3、对死者被抢劫物品的控制措施不够严密，致使被抢劫手机出现后，犯罪嫌疑人从警方眼皮下脱逃。

4、个别民警调查走访工作不细致，在查寻匹配“天时达”手机充电器的人时，过分依赖画像，再次使犯罪嫌疑人从警方视线中消失。

5、分析案情时，有人提到武某有可疑之处。但是，民警在调查走访时，轻信武某家人“他去柴旦打工”的虚假证词、不掌握武某使用化名的情况，从而延误破案时机。

6、派出所对辖区“两劳”人员的列管和控制不严，案发后不能及时提供线索，对犯罪嫌疑人武某改名“武海斌”的情况不掌握，致使侦破工作走弯路。

7、个别办案民警以点盖面，多次到发案现场，却对现场内在关系了解不够，不善于运用新知识判断新犯罪动向和作案手段，对案情分析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建立在想当然和经验上。

8、大要案的侦破，应防止一哄而起和无果而息的大起大落，在科学侦查基础上坚定信心、持之以恒，尤其对于指挥员。

第二篇：抢劫强奸案件辩护词

被告人张XX连续三次实施抢劫，并对被害人实施强奸，劫取财物1800余元，其中一起因被害人反抗，强奸未得逞，但造成被害人轻微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三次抢劫，两次强奸既遂，一次强奸未遂。最终一审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0年，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被告人服判，未提出上诉。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张XX近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出庭参加本案的法庭审理。我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抢劫罪、强奸罪的意见不持异议，仅就本案的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公诉机关关于张XX第二起强奸案件属于犯罪未遂的意见不成立

犯罪未遂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2013年6月8日，张XX在针对被害人要XX、刘XX实施的抢劫犯罪过程中，依据被告人自己的供述，他的确有实施强奸的意图，但在受害人哭闹、激烈反抗之下，又听到楼道有脚步声，因为自己害怕而逃离了现场。

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制造工具，准备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是指犯罪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行为，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辩护人认为，张XX胁迫两名被害人往地下室走，只是为实施强奸犯罪准备条件，属于犯罪预备行为，不属于已经着手实施的强奸犯罪行为，因此不具备认定犯罪未遂的前提条件。张XX因为自己心里害怕，停止了犯罪行为，是基于自己主观意原因，该行为属于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行为，故不宜认定为强奸未遂。

二、对张XX的量刑应当酌情考虑如下情节

张XX每次抢劫作案使用的工具是一把能够装进裤兜的小水果刀，不足以对被害人生命或者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其犯罪手段一般。张XX三次抢劫犯罪劫取财物数额较小；三次抢劫仅造成一名被害人身体轻微伤，相比通常的抢劫犯罪，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张XX在深夜作案，选择其认为不是良家女子的受害人作案，相比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的抢劫，其犯罪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本案被害人放弃了对张XX的民事赔偿请求，且没有提出从重量刑的意见，说明本案的社会危害性事实上有所降低；张XX作案时刚刚成年，心智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差，冲动之下实施犯罪。归案后，张XX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当庭认罪，且真诚悔过，具有较好的可改造性。

综上意见，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适当从轻量刑。

**律师事务律师 田**

2014-3-18

第三篇：张高平、张辉强奸杀人案错案

张高平、张辉强奸杀人案错案

除了袁连芳，杭州刑警中的一位“名人”也因此案备受关注——当年侦办此案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截止3月13日下午5时，在微博中，“聂海芬”已经以超过2万条微博而“荣居”微博热搜榜第二。

张高平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专门提到了这位“女神探”：“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断定我们涉罪，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应该按照国家的法律来办。”

迄今为止，杭州市公安局网站上还保留着对聂海芬的一条新闻，2006年刊登的《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中称，“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9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的女民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准确率达到100%„„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

发生在2003年的“5·18奸杀案”正是聂海芬经办的一个重要案件。2006年4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12频道《第一线》栏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报道之“无懈可击聂海芬”。节目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在节目中，聂海芬说：“人刚刚到案，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经过突审，开口了，两个人都讲了。”而这里所谓的“突审”，被张辉、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节目里还陈述了 “另一个男性DNA”的蹊跷事实：“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结果发现，其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但即使是这样，“神探”也没怀疑抓错了人，她反而执著地从其他角度去证明张辉、张高平有罪。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聂海芬介绍：“侄儿讲，他实施强奸的时候，是在汽车的前排，当时叔叔是在后排。那么叔叔的讲法，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他们三个

人同时都在前排。第二点，犯罪嫌疑人张辉讲，实施强奸的时候，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而他的叔叔讲，只脱了裤子，衣服没有脱。”对于这段相互矛盾的口供，聂海芬的对策是组织了一场在当地人大代表见证下的“指认现场的”。聂海芬介绍：“（请人大代表见证可以）保证指认的这个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不是他作案的，他不可能说得那么细，关键就是他不能说得那么准，你在一个点上准了，你不可能每个点上都准。”

但张辉、张高平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地点和过程，因此“指认现场”不得不进行了三次，最后才和口供、公安勘查报告吻合，而“指认”期间，人大代表根本就没下车。

羊城晚报记者在与张辉、张高平的对话中，曾反复核实“有没有一个女警官曾经提审你们？”，两人却都做了坚决的否认回答。张高平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而张辉则说：“只有在提取DNA鉴定的时候，是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毛发”。当拿出聂海芬的照片给他们看时，他们很确定地说“没见过”。

迄今为止，包括已经跟踪“5·18奸杀案”多年的媒体在内，都无法联系采访到聂海芬本人。

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针对张氏叔侄错案的简讯，称“这起错案的发生，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是有责任的，我们深感痛心，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浙江省公安厅已要求杭州市公安局配合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相关执法问题的调查，做到有错必纠，有责必查，绝不掩盖、绝不袒护。”

相关报道：

冤狱错案责任焉能自查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详见本报3月27日A6版报道）。

在做出无罪判决后，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现场向张氏叔侄鞠躬道歉。3月28日晚，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氏叔侄错案作出表态：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3月26日深夜，张高平、张辉叔侄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记者的最后一个提问是：“如果今后还遇到搭顺风车的女孩，你们会怎么办？”张高平毫不迟疑：“当然要帮！我会送她上出租车、再记下车牌号。”

访谈

“随她去吧”

[张高平说不想打扰前妻，但3月29日，她找到了张高平。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他获得了“450万元赔偿”，是来要钱的，她说，跟了张高平6年，也应该获得赔偿。事实上，张高平尚未获得任何赔偿，对此，张高平说：“不知道怎么回答，随她去吧。”] 这是一对淳朴的农民叔侄。叔叔张高平今年48岁，讲话时常常“嘿嘿”地笑出声；张辉今年37岁，累了就蹲在叔叔脚边，问他的话多了，会紧张得擦汗、把记者递给他的纸巾揉成一个小团。

3月27日，零点已过。张辉、张高发还待在辩护律师朱明勇的房间里，一屋子挤满了家人、记者和律师们。再过几个小时，张氏叔侄就将回到阔别10年的安徽歙县老家。在狱中已习惯晚上10点准时熄灯睡觉的张辉有点累了，蹲在地上支着脑袋；而他的叔叔张高平还在兴奋地说：“都不记得今天怎么过的，就是特别高兴！”

张高平说，即使蹲了十年冤狱，他仍坚信正义会到来，但即将重新走向社会的他心里却很忐忑，张辉则毫不掩饰自己的茫然：“我都被淘汰十年了，以前也只会开车，现在家里没钱，我拿什么去成家立业？父母亲年纪大了，我拿什么去孝敬？”

十年前，张高平刚买了一辆20万元的大货车，带着大哥的大儿子张辉跑货运生意，“我那车是当时周边6个村里最贵的一辆！”张高平虽然有过婚史，但不到40的男人还是“一枝花”，再娶的妻子才24岁，还刚刚怀上4个月的孩子。

张辉也快要娶老婆了。从天而降的“5·18奸杀案”，成了一颗炸弹，把他们的生活炸得支离破碎。在二审判决书下达的当天，张高平的妻子跟他离婚，胎儿也被打掉。而张辉的未婚妻，从此一去不返。

“我不恨她（前妻），老公是‘奸杀犯’，谁能抬得起头？”张高平说到前妻时，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但依旧温和，“不会再去见她，不想打扰她的生活。”他抹了抹已经开始谢顶的头，坐直了身子：“不过我会把再审判决书寄给她，告诉她，前夫是个被冤枉的好人！”

“我不憎恨”

[张高平在新疆监狱里的“硬气”，出了名。他拒绝“改造”，也拒绝减刑。最终不仅触动了管教干部，也感动了驻监检察官。这位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人，每年都给他写申诉材料，在退休前的一个晚上还在写。夜里想到张辉张高平的冤情，老检察官常常流泪。] 羊城晚报：冤狱十年，你有憎恨吗？

张高平：现在给我平反了，就没有了。我恨的是那些实施逼供、逼我抄（认罪材料）的那些人，我绝不能容忍。现在给我平反了，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呢！包括律师、法官，其实这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我内心还是要感谢他们。我在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我这十年吃尽了苦头，但心没死。我始终坚信法律是严肃公正的，我知道最后还是要公、检、法出面来纠错。我不憎恨他们。

羊城晚报：你在新疆监狱里态度很坚决，一直不认罪？

张高平：他们说只要让我把“犯罪事实”写下来，就减刑20多个月，我不答应；还让我写《认罪悔过书》，写因自己的犯罪给社会造成危害，给受害人家属和自己家庭带来沉重打击，我也不写，（如果写了）放我回家我都没脸，我宁可死在监狱里。我就是这样子的，我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走出监狱，要么就死在监狱里，要么15年刑满释放后我接着申诉。监狱里的警官说减刑归减刑，申诉归申诉，可以分两步走嘛，我说不是我不想出去，但“犯罪悔过”这些材料我不写，连唱悔过歌都会在晚上睡觉时像刀绞一样无法忍受。

“认罪材料”

[“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杭州警方“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羊城晚报：为什么当年你们会作有罪供述？

张高平：要不是牢头逼我，是不会认罪的，（认罪材料）写的简直是“西游记”般的神话故事！我在监狱里也说了，别说我强奸了，我如果有这个想法，我都认罪伏法！

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让我蹲马步，不让我吃饭，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他们就抓我的头发，我还是起不来，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用拖把棍按我的脚，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我一叫，他们就笑，像看猴子一样；又把我按到地上，脚朝天，把我嘴巴封住，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打巴掌，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

更可恶的是牢头狱霸。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还给我立规矩，说“老大”上厕所，我要面壁跪下，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牢头还说，“你态度好点，我写好你抄”。他写好之后，我拒绝抄，他就打我到半死，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哪里去找50只蚊子？！每次提审回来，都得向牢头汇报，否则就打我。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那天（3月20日）我在法庭上说：“杭州市公安局采用这种古老卑鄙的手段，串通牢头对我刑讯逼供，办出这种案子是浙江人民的耻辱。”

张辉：我当时刚进号子，看见袁连芳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是好人。袁连芳是“老大”，一开始语气还是比较温和的。我说我没有杀人，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让我好好说，每次被打完，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经过”，“细节”比我还清楚，还画了图纸，他很能说，也很能写。每次提审回来，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打下身。那种痛苦非常惨，我都讲不出来。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苦。

我们恨牢头狱霸，也恨指使牢头狱霸的人，牢头狱霸没有这个权力，肯定是办案人员指使的，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牢头狱霸全知道，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他们串通一气，我绝对不能容忍，太过分了。

错案追责难在哪里？

公安及司法体系内的“自我纠错”现状使得办错案的“成本”很低 张氏叔侄冤案引发的广泛关注中，有一种声音十分突出——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中，预防错案发生的机制十分羸弱，事后“自我纠错”又基本局限在体系内部，缺乏独立调查力量的制衡。这让当事人对相关责任人或部门的追究，显得困难重重。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葛洪义： 错案受害人应参与倒查

羊城晚报：张辉、张高平错案如今昭雪，对相关国家机关、司法部门应不应该追溯责任？

葛洪义：造成冤假错案当然要追究责任。但除了申请国家赔偿以外，能追究责任的部门基本还是在体制里面，比如以所在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来查，如果出现问题再移交司法机关，个人是无法做这个事的。

羊城晚报：即“自查自纠”？

葛洪义：基本上可以这么说。目前是所在单位以及其上级单位和纪检部门先行介入查处，如果属于行政责任，就追究行政责任；如果属于法律责任，再移送司法机关进行法律追究。我个人认为，通过这个错案反映出：

第一，必须落实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国外司法是独立的，所以这类错案几乎不存在。比如说警察抓错人了，检察官是不会批的，即使检察院起诉，法院也不会判，因为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但在我国，公、检、法一般是协调办案，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追究。所以我们希望保持司法独立，各个司法机关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各自承担责任，哪个环节出了错，就哪个环节承担后果。

第二，司法体制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司法人员一定要贯彻责任制，避免责任不明确，内部一定要职责职权一致。现在我们经常是集体决定，责任不明确，出了事就找不到责任人，追究不了，这是体制上的问题。最终往往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由财政用纳税人的钱安抚当事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第三，应该赋予受害人一定的追诉权。古代有“诬告反坐”，比如某人诬告别人冤判5年，自己也要去坐5年牢，这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受害人应该有权利参与追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权启动相关的程序。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广东恒运律师事务所律师蔡险峰： “命案必破”不能模糊责任

羊城晚报：在本案中，为什么司法机关会在证据如此牵强的情况下定案判决？

蔡险峰：“5·18奸杀案”是命案，“命案必破”是公安工作的一项基本要求，这个硬性要求既是破案的动力，也是压力，甚至导致办错案。

很多命案发生后，对公安机关的要求都是层层加码的军令状，上级要3个月破案，到了中层可能只剩下2个月时间，到了基层甚至只有10天的破案期，给办案人员的压力太大。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手段还不是很先进，要快速破案，很大程度上要靠民警排查、走访，圈定嫌疑人进行讯问，也就是说通过口供破案。

刑事技术跟不上，法律对刑讯逼供的制约不够，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保障不够，上级部门对破案的期待，有时候还有舆论压力，受害者家属的情绪„„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公安机关就可能会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的方式办案。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口供，有真有假。但为了尽快破案，圈定嫌疑人后，有时候包括检察院、法院甚至律师在明知证据体系不够完善时，也想把案件尽快了结。

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冤假错案中的司法漏洞？

蔡险峰：很多案子都是在当地“挂牌”的，重大案件还会成立专案组，党委、政府也会给司法部门施加压力。专案组本应只负责侦查，但有些专案组被赋予很大权力，检察院、法院的制约力会被压制，很难跟专案组抗衡。这样的话，整个司法过程就被扭曲了。他们甚至还会限制律师的权利，或者威胁当事人把比较强硬的律师换掉。

羊城晚报：为什么错案昭雪之后，对办案机构的追究却多数不了了之？ 蔡险峰：一是大家不愿意查清楚，基本上都是上级查下级，本级查本级，大家都是同一个系统的，牵扯的人又多；没有独立的调查机构参与，能够为当事人平反，进行一些国家赔偿已经很不错。对于办案人员来所，目前办错案的“成本”并不高。

强调法律公平正义，古已有之。

《礼记·月令》有云：“审断决，狱讼必端平。”

南宋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集录》，开篇语曰：“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

大意是说：“大辟”（杀头）是最重的刑罚，其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人犯是生是死，断案是曲是直，全取决于这个决断。因此，法律要强调细致勘查、周密审理。

进入现当代，这种理念得以不断强化。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短短几个月来，“法治”被反复重申。尤其，自2013年1月1日新刑诉法实施始，多起广受社会关注的案例，在程序或实体上得以纠正。3月26日洗冤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致死案”，便是一例。

3月26日上午，浙江省乔司监狱临时法庭，国徽高悬，张辉、张高平终于拿到了无罪判决书。

这一天，他们等待了10年。而今，百感交集，却只化成一句话：“终于清白了。”

2003年5月18日，张高平、张辉叔侄俩从老家安徽歙县开车前往上海，途中带上了女同乡王某去杭州，次日，这名女子被发现死于野外，下身赤裸。

这是叔侄俩命运跌宕的开始。一年后，他们被法院认定犯强奸罪，判处重刑。然而，这是一起从一开始就无客观直接证据证明两人强奸杀人的疑案。在4000公里外的南疆和北疆的监狱，叔侄俩喊冤的声音穿透时空。

9年后的再审，让叔侄俩以清白之身还归故里。当年从死者身上提取的DNA混合物比对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可能的真凶，已于2005年因涉及另一起具有相似事实的命案，被枪决。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曲折离奇的故事？ “我没犯罪，减什么刑？”

2005年，张高平被从浙江押送至4000公里外的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在众多罪犯中，张高平显得突兀，他不像其他人老实劳动改造，而是整天喊冤，不服管教，见到狱警和驻监检察官，也从不喊自己的囚号。他成了一个令监狱管理者头疼的对象。狱情通报会上，监狱方经常要研究他的问题。

监狱管理者劝他遵守纪律，他仍然近乎偏执地坚持“伏法但不认罪，劳动拒不减刑”，他抛给监狱管理干部的一句话是：“我不是犯人，我没犯罪，减什么刑？”

8年间，他不断地写着自己的申诉材料，不断地重复着一个相同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迥然不同。

2003年5月18日晚，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开着大货车从歙县前往上海。受人之托，他们让去杭州的女同乡王某搭上了顺风车。次日上午10时，在杭州西湖

区留泗路边的水沟中，王的尸体被发现。4天后，在王某上车的地方，张高平、张辉落案。2004年4月21日，杭州中院一审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当年10月19日，浙江高院终审改判主犯张辉死缓、从犯张高平有期徒刑15年。

杭州中院、浙江高院先后在一、二审判决书上认定：在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30分到达杭州西站后，王某借张高平的手机给朋友打电话要对方过来接她，但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后再联系。随后，张辉与张高平共谋，在驾驶室内，张辉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忙揿住王某的腿脚。在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张辉掐住王某脖颈，致其死亡。

叔侄俩并不认罪。张高平在家信中请求家人申诉、伸冤，“我认命，不认罪”，他拒绝背上强奸杀人如此不光彩的罪名，乞求自己一双女儿相信他：“别人信不信，我没办法，我绝对不会骗我的亲生女儿”。

他们的申诉材料中，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案发当晚，在杭州西站，王某打完朋友电话后，说朋友要她打的到钱江三桥。叔侄俩为了给王某节省的士费，好心把她送到了离钱江三桥更近的艮秋立交桥。王某下车后，他们还把电话留给了她，然后从二桥上高速开往上海。

张高平在监狱里的反常表现，引起了一位驻监检察官的注意。这位即将退休的老检察官在研究了案件材料之后，深感非同小可，开始帮张高平邮寄申诉材料、打电话，希望浙江、杭州的司法机关复查此案。

与此同时，张高平的兄长、张辉的父亲张高发也一直奔走在申诉路上，他每次去北京上访，只能睡5块钱一晚的床铺，“男的女的都睡在一个房间里，我都不好意思”。

转机出现在2008年。

当年《民主与法制》第13期的一篇报道——《“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引起了张高平的注意。这是监狱里为数不多可供罪犯阅读的法制类杂志之一。巧合的是，2008年刚从浙江调往新疆库尔勒监狱服刑的张辉，也看到了这篇报道。

该报道还原了河南鹤壁浚县2002年5月发生的一起灭门案，被告人马廷新洗冤昭雪的全过程。在5年多的时间里，马廷新经过多次无罪判决、抗诉和裁定，最终于2008年无罪释放。

报道中提到一个名叫“袁连芳”的证人，挑动了张高平、张辉的神经。该报道称，马廷新在法庭上表示受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并在“号长”袁连芳的逼迫下，作了有罪供述，而且，“在袁连芳的‘提示’下，经过数次修改，终于写了一份达到警方满意的自首材料。然后，袁连芳让马廷新背熟，并且抄了一遍”。

随后，袁连芳摇身一变，成为马廷新案的证人。马廷新案当年的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马廷新犯罪事实的第一条证据，便是袁连芳等3人的证言——“2003年2月27日马廷新的自首材料是他自己所写”。

这与张高平、张辉的“认罪”经历极其相似。在庭审时，张辉坚称自己的认罪材料是看守所里一个牢头狱霸代写、进而逼他抄的。直到拿到判决书，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逼诱他抄写认罪材料的人，也叫“袁连芳”。

张氏叔侄案的一审判决书上也记载：张辉的同室犯人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在拱墅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向他详述了强奸杀人的经历。这一证言被法院采信，成为两被告人口供之外，整案中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这样的巧合太过蹊跷。如果两个袁连芳是同一人，既然在马廷新案中作伪证，也有在张氏叔侄案中作伪证的可能。

袁连芳是谁？驻监检察官通过当地公安系统查获其登记信息，并获得其头像。调查显示，在全国登记人口中，符合“浙江省杭州籍”、“男性”、“有犯罪记录”的“袁连芳”仅有一人。这位检察官写信给浙江、杭州的检察院，获得袁连芳的判决书和减刑裁定。杭州中院2004年8月25日作出的一份刑事裁定指出，因贩卖淫秽物品被判刑6年的罪犯袁连芳，曾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准予减刑10个月。

为了进一步确定两个“袁连芳”是否系同一人，这位检察官还把多个人物混在一起的大头照寄往河南浚县检察院，请求他们根据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发出的

协查函找到马廷新进行辨认。结果马廷新从一堆大头照中，一眼就认出了袁连芳的照片，“他烧成灰我也认识”。

多方调查的事实让人相信，两个“袁连芳”正是同一个人，是一名可以跨省调动的神秘证人。

神秘证人玩“穿越” “奇幻”代理

2010年11月24日，张高发背着一块火腿，从安徽老家赶到北京，辗转郑州，终于见到了律师朱明勇。

他哭了。两年前，那位驻监检察官就嘱咐他，一定要找到朱明勇——他正是马廷新案的辩护人。在那位检察官看来，找到朱明勇，无疑是解开张氏叔侄案的一把钥匙。

朱明勇不得不再次“研究”袁连芳，这是他20年刑辩律师生涯中绝无仅有的经历。这样的巧合，如今在朱明勇看来近乎奇幻，让他想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背后隐藏着另一个故事。

当年，马廷新案中唯一由被告人亲笔书写的“自首书”，被马廷新后来在法庭上反复强调是袁连芳写好让他抄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朱明勇字斟句酌，发现自首书的语言规律与马廷新的语言规律不符——马廷新根本就分不清“的”“地”“得”的用法，而“自首书”中却能运用自如，准确无误；马廷新的日记里错别字连篇，而“自首书”文字规范，无一错误。二审时，朱明勇律师将这一证据提交法庭，引起法官重视。这起惊动公安部、派出国内测谎权威、邀请一流痕迹专家参与侦破的案件，在30余个疑点面前，最终以被告人无罪释放告终。

在接手张氏叔侄申诉案后，朱明勇赶到浙江高院，查询申诉进展，发现法院的电脑里根本就没有录入这起申诉案件。朱明勇当即要求法院进行登记，“不管能不能立案，先登记再说”。那一天，张高发才知道，他奔波7年的申诉一切归零。

研究该案，朱明勇发现疑点太多：

一、全案定罪仅有口供，而无任何物证，而两人供述的作案细节多处不同；

二、两人若有歹意，何必等到被害人到了杭州

联系其朋友后再强奸杀人？

三、在中国的伦理道德规范中，亲叔侄一起作案强奸一名女性，不合情理；

四、最为关键的是，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谱带根本就没有张辉、张高平的。

“证人”袁连芳的身份经过多方调查，已然明朗。《南方周末》2011年12月9日《狱侦耳目》报道，搅动两起命案审理的袁连芳，于2001年1月13日因贩卖淫秽物品被警方拘留，后获刑6年，但本该移送监狱服刑的袁连芳最终留在了看守所，成为一名“狱侦耳目”。

2002年5月30日，河南鹤壁浚县发生灭门惨案近半年之后，袁被调派到鹤壁第一看守所，成为“拒不认罪”的马廷新同监室的号长，逼诱马廷新抄写“自首书”。

袁连芳完成任务，于2003年4月8日离开鹤壁，押回杭州。1个月后，袁又成为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张辉的同监室的号长，以同样的手法让张辉抄写了认罪材料。

低调纠错

2011年11月，张氏叔侄案得以曝光，震动浙江政法系统。浙江省委政法委成立了评查组，复查工作低调而隐秘。

据知情人士透露，评查组前往新疆，分别提审了张辉、张高平，又去了河南鹤壁中院，找到马廷新案的主审法官了解马案及袁连芳的相关情况，还去了张氏叔侄的安徽老家进行调查。

据张高发称，过去一年多里，浙江方面也通过歙县司法部门联系过他。张高平的一、二审辩护律师王亦文称，他也接到过浙江高院法官电话，向他征询过某些方面的问题。

王亦文感慨，在一、二审中，该案辩护律师坚持无罪辩护，指出多个疑点，他曾经对二审抱有希望，但二审最终以“疑罪从轻”而非“疑罪从无”了事。张辉的再审辩护律师朱明勇认为，该案根本称不上疑罪，现有证据完全可以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的可能。

2012年4月，在浙江省委政法委复查之后，浙江高院立案重审。2013年1月6日，张高发接到张辉从库尔勒监狱打来的电话，张辉告诉家人，他将被提回杭州某监狱。前一天，张高平已经被提回杭州。

1月29日，张高发被允许去监狱会见张高平、张辉。当天，张高发携弟弟、侄子、外甥，一家四人赶往监狱，这是自该案一审宣判后，9年来家人的首次见面，哭成一团。

2月9日，除夕，张高发收到了浙江高院再审决定书。

3月20日，浙江高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进行了再审，因涉隐私，法庭不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中，出庭检察员指出，该案没有证明张辉、张高平强奸杀人的客观性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该案不能排除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有以非法方法获取证据的一些情形。

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张辉、张高平的有罪供述及指认现场笔录等证据，被再审法院依法予以排除。

最为关键的是，在案件侦查期间，公安机关作过一份从王某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鉴定，这份鉴定再次呈堂。

当年，这份鉴定的结果是：“受害人指甲里提取的DNA混合谱带，系受害人与一名男性混合形成，排除了张辉、张高平的DNA谱带混合形成”。通俗地说，受害人指甲里检出的DNA混合物排除了张辉、张高平，而来自于另一名男性。

在一、二审期间，这份DNA鉴定曾引起激烈争议。辩护人认为，它足以排除张辉、张高平作案可能，但是二审法院最终视之为“与本案犯罪事实无关联”。

再审法庭上，新的比对结果令人吃惊：杭州市公安局将这份DNA鉴定与数据库进行比对，发现与“勾某某”的DNA吻合。新的证据表示，王某被杀案，不能排除系“勾某某”犯案。

在再审的最后阶段，出庭检察员说“正义虽然迟到，但不会缺席。”而张高平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不认罪、不放弃，因为相信法律。

3月26日，浙江高院再审宣判：张辉、张高平无罪。真凶到底是谁？

一份DNA鉴定，比对出可能的真凶“勾某某”。那么，他到底是谁？如今又在哪里？

曲折离奇的洗冤昭雪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故事：相关资料表明，“真凶”勾海峰已因另一起杀人案，于八年前被枪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当初入狱的是勾海峰，这个世界会不会少一个无辜的受害人？

“真凶”已被枪决

张氏叔侄案的再审判决书讲述了勾海峰的故事：2005年1月8日晚，他杀害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生吴晶晶。

对于勾海峰，杭州的市民不会忘记。

2005年1月8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女大学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1月16日，吴的尸体在下沙开发区的隐蔽处找到，全身赤裸。同一天，出租车司机勾海峰被警方抓获。

彼时，该案震动浙江，也让杭州这坐号称最具安全感的城市陷入恐慌，更引发关于出租车行业安全感的讨论。

据勾海峰交代，案发当晚他将吴晶晶送到家门口附近，两人因车钱起争执，勾海峰动怒，掐住吴的脖子，将其杀害。事后，勾海峰将车开回吴的学校附近，抛下吴的一袋换洗衣服，之后，抛尸于下沙5号路延伸段边的一口窨井。

警方排除了勾海峰强暴吴晶晶的可能，认为勾海峰杀人后，只是为了造成吴被强暴后遇害的假象，脱光吴的衣服，将其抛尸他处。

记者查阅当年的新闻报道，勾海峰并没有供出曾经还杀害过另一名女子。其辩护律师也称，勾因车费争执，属激情杀人。但对其杀人动机，因只有勾海峰一面之词，引起争议。有人质疑勾可能有劫色劫财的作案动机，但勾在临刑前接受采访时否认了这一说法，并称自己活了30多年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

法院审理认为，“勾海峰故意杀人的动机不能确定，但不影响故意杀人、盗窃的认定。”在案发3个月后，激发众怒的杀人凶手勾海峰，走完了一、二审及死刑复核程序，被执行枪决。

被错失的可能性

2011年11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将死者王某8个指甲末端擦拭滤纸上分离出来的一名男性DNA分型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时，发现与勾海峰DNA分型七个位点存在吻合的情况。

这是张氏叔侄案于2011年11月21日经媒体曝光后的第二天。

杭州市公安局对这一比对结果仍不确信，又立即将此结果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再次进行鉴定，2011年12月6日，该中心出具《物证鉴定查询比对报告》证明，经查询比对，从王某指甲中提取的DNA检出的混合STR分型中包含与勾海峰的STR分型，“上述鉴定意见具有科学依据，符合客观性要求”。

至此，真相已无限接近，勾海峰极可能是杀害王某的凶手。2012年7月，浙江高院再审法官调阅了勾海峰的案卷。

而在再审法庭上，张高平讲述了另一个真相：2005年，勾海峰被抓时，身在监狱的张高平就看到了电视报道，他当时便怀疑王某是勾海峰所杀。

张高平说，他是根据两案的相似情节得出了自己的推断：

一、都是单身女性被掐脖致死；

二、死者都被脱光了衣服抛尸他处；三是王某钱包里的钱也没有了，警方也没能从王某身体内检出精液，不排除劫财杀人。

据张高平讲述，他当时看完电视后，还把自己的怀疑跟监狱里的警察报告了，希望把勾海峰的DNA与王某指甲里提取的DNA进行比对。但显然，他的怀疑没有得到重视。

2011年11月，北京律师张凯等人曾专程飞往新疆会见张高平，张高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并准确地提到了勾海峰的名字，他说自己还打电话给张高发，要他找律师看勾海峰有没有做DNA鉴定，这样可以比对王某命案中提取的DNA成分。

张高平的这一推断被视为一个冤狱者的神经敏感，“中了彩票也没这么巧的事”。但如今，比对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彩票”对上了。

可能的真相

然而，勾海峰当年很快就被枪决了。从法律上来说，勾海峰只能是王某命案中未经审判的疑凶。

那么，张氏叔侄冤案背后的真相只能推测：

2002年，33岁的勾海峰从老家吉林省汪清县来到杭州，当年12月4日，勾海峰取得由杭州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处核发的《杭州市客运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有效期3年），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2003年5月19日凌晨，勾海峰在艮秋立交桥搭乘了刚刚从张高平叔侄俩的大货车上下车的王某，深更半夜，见四周漆黑无人，勾海峰动了杀心，后抛尸留泗路边的水沟。在挣扎中，王某的指甲留下了勾海峰的DNA。

这一切，同样没有任何目击者。两年后的1月8日晚，逍遥法外的勾海峰杀死了又一名搭乘他出租车的大学生吴晶晶。

2004年10月19日，张氏叔侄案在浙江高院终审判决之后，不到3个月，勾海峰因吴晶晶案落网，但有着“相似事实”的王某命案并没有被纳入杭州公安复查的视线。

直到2011年11月，张氏叔侄案经媒体曝光之后，杭州警方才将勾海峰的DNA与死者指甲里的DNA进行比对。

这时，张高平叔侄又多坐了7年冤狱。

2003年杭州发生一起“强奸致死案”，嫌疑人二审分别被判死缓和15年徒刑，服刑已近10载。3月26日上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据悉，张辉、张高平自入狱之后两人一直在申诉。

一个细节 两审认定

第三者DNA与案件无关联

在2006年央视法制频道“浙江神探”系列节目中，该案的办案人员描述了办案过程。

办案人员称，张辉、张高平两人在落网后，口供一再反复，案发过程两人描述也不一致。而且受害人尸体上也找不到痕迹，办案人员说：“几乎把整个车厢都翻遍了，找遍了，也未找到这方面的痕迹物证”。

节目还详细叙述了警方如何在找不到人证物证的情况下，通过对“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的张氏叔侄“突审”获得供述。警方还通过当天水文资料、请人大代表见证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等方式，最终获得“证据”。

令人觉得蹊跷的是，警方还在死者的8个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不仅排除了两名案犯，也排除了死者生前可能接触的亲友。不过，这样的发现，并没有在当时对该案起到决定性因素。

在此前张辉、张高平叔侄案的一审二审中，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手指为相对开放部位，不排除被害人因生前与他人接触而在手指甲内留下DNA的可能性”，浙江省高院则认为，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

特殊证言 遭到毒打

被“指导”说作案过程

证明张辉强奸致人死亡的另一“证据”，是张辉在看守所拘押期间的同室嫌疑人袁连芳的“证言”。当时，袁连芳是这样说的：张辉曾告诉他自己强奸然后失手杀人。

据其他媒体之前的报道称，张辉的辩护律师朱明勇对重要证人——袁连芳的情况有过介绍，“当时，袁连芳竟然对张辉的事情一清两楚。张辉否认自己强奸致人死亡，便被袁连芳毒打。袁连芳还将张辉如何作案的‘详细经过’告诉张辉。”

记者再次翻查袁连芳的资料，从《东方早报》的报道中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在当时，杭州市中院的判决书中列出了张辉强奸少女致其死亡的26条证据，其中第25条是：同室犯人袁连芳证言证实，被告人张辉在拱墅区看守所关押期间神态自若，并告知其曾从老家搭一女子到杭州，在留泗路上强奸，他不是故意杀死被害人而是因为女孩子的呼救，他卡颈时不小心将女子掐死的情况。而其余25条证据全是事发前后的间接旁证。

在7年之后，张辉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库尔勒监狱，对前来会见的律师张凯表示，2008年，当他在杂志上看到袁在河南灭门血案中逼迫马廷新认罪的报道后，恍然大悟：如果两起案件中的“证人”袁连芳为同一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当年在拱墅区看守所期间对自己的案子了如指掌的那位犯人。

狱中申诉 一直喊冤

申述材料可“装满一麻袋”

据此前媒体报道，在北疆的石河子监狱，张高平依然用近乎偏执的方式维护着内心的“清白”，他坚持服法、不认罪，劳动、不减刑，见到狱警和检察官，从来不喊自己的囚号„„8年里，他写下的申诉材料可以“装满一麻袋”。

律师张凯也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氏叔侄是受熟人之托带死者去杭州的，在进杭州城之前的4小时内都没有作案，却偏偏在借手机给死者与其亲友通话后作案，单从这一点，张凯就认为，指控张氏叔侄奸杀王冬首先是“于情不通”。

新的发现

第三者DNA

被确定为另一杀人犯

服刑后，张辉和张高平叔侄在狱中一直申诉。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张高平在观看电视节目中，发现另一起案件与自己案子中凶手作案手法非常相似，他直觉认为这两起案件可能是同一人所为，并向上反映了这一情况。

据了解到，张高平在电视中看到这起凶杀案的凶手名叫勾海峰，该案曾轰动杭州城，该案至今在杭州市政府网站中仍有记载。

那是2005年1月，原为杭州出租车司机的勾海峰因口角杀害了浙江大学女生吴某，并在劫走了财物后抛尸窨井。勾海峰还将吴某的衣服脱光，制造奸杀假象。勾海峰后被判处死刑，并于2005年4月被执行死刑。

2011年底，有媒体再次报道这起叔侄杀人案疑点，张辉、张高平等人的申诉才被重视。不久后，公安部在比对了勾海峰和张氏叔侄案中，被发现的第三人DNA后，确定是勾海峰的。

再审宣判 撤销原判决

叔侄俩无罪当庭释放

根据张辉父亲的申诉，2012年2月浙江省高院对张辉、张高平叔侄案立案复查，调查核实有关证据，并提审了被关押在新疆两处监狱的张辉、张高平。

2013年1月，张氏叔侄被押回杭州进一步提审核查。2013年2月，浙江省高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再审。

2013年3月2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对张辉、张高平一案依法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因涉及他人隐私)。庭审中，合议庭依法组织检、辩双方进行了举证、质证，检、辩双方还各自发表了辩论意见。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公开宣判，认为有新的证据证明，本案不能排除系他人作案的可能，原一、二审判决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终，浙江高院撤销原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两人被当庭释放。

事件回放 因“强奸致死” 叔侄俩锒铛入狱

2003年5月19日，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到报案，当日上午10时许，在西湖区留下镇留泗路东穆坞村路段水沟内发现一具女尸，下半身赤裸。当时，公安机关侦查，曾捎带这名女子至杭州的安徽歙县送货员张高平以及侄儿张辉被认为有作案嫌疑，同年5月23日两人被抓。

该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04年2月，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张辉、张高平犯强奸罪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曾有媒体报道，杭州检方在起诉书中称，2003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张辉将卡车开至杭州汽车西站后，见无人来接王冬，遂起歹念，与张高平合谋在驾驶室内对王冬实施强奸，张高平帮助按住了王冬的腿，最终王冬因张辉用手掐住其脖颈，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2004年4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分别判处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徒刑。2004年10月1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改判张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高平有期徒刑十五年

第四篇：辩护词——孙×奇涉嫌抢劫杀人案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尊敬的审判员：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接受孙幸奇的父亲吴电勋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孙幸奇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刑事案件中律师出庭的任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美丽家园，实现中国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原则。依法治国的原则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这对任何人均不例外，因此对孙幸奇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应当依法惩处。

站在被害人亲属的立场，对于实施犯罪行为者，即使千刀万剐、剥皮抽筋、食肉寝皮也觉得难消心头之恨，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的社会毕竟不是原始社会或者奴隶社会的同态复仇阶段，大家都是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现代社会素质的人，当然不会同意采取这种同态复仇的方式惩罚犯罪，解决社会矛盾。这就为辩护人能够平心静气地提出辩护观点，发表辩护意见，完成法律赋予辩护人的法定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提供了可能的客观条件，我对这种现代公民和司法官员的素质十分赞赏并表示由衷的佩服和感谢，相信在这种严格依法、公正司法、人人守法的原则下，本案会得到

妥当的处理。

二、案发时孙幸奇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依法推定案发时孙幸奇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一）公诉人向救提交证据证明：孙幸奇的年龄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经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显示：孙幸奇，男，汉族，生于1982年4月18日是，身份证号410***983X，家住登封市大冶镇后柿杭村150号。该户口信息是2001年户口实行微机管理后录入河南省人口信息系统的，系统显示该户口没有任何变动轨迹„„”，公安机关同时提交了与上述登记资料一致的户口本复印件，显示无变更、迁移。在调查后“登封市公安局建议将上述人口信息系统中显示的孙幸奇出生年龄1982年4月18日变更为1981年11月8日。经郑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审核批准7月23日已将孙幸奇出生日期由1982年4月18日更正为1981年11月8日。”这种作法是违法和无效的。

1、这种作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规定。条例第七条规定“婴儿出生后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或者邻居向婴儿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报出生登记。”第十七条规定“户口登记的内容需要变更或者更正的时候，由户主或者本人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户口登记机关审查属实后予以变更或者更正。”登封市公安局既非户主、亦非本人，无权直接建议变更、其上级公安机关更无权批准变更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

2、对孙幸奇的年龄调查，并没有查清其户籍登记资料登记是否有错误，也没有查找到录入户口微机系统时依据的原始资料，在没有查清原来的登记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只是根据证人证言中证人的所谓记忆这一传来证据就直接变更公民户籍登记资料显然是不妥的，此先例一开，户口登记

资料的严谨性、可信性和所有公民的人身安全性将不复存在。

3、年龄调查时并未查清原来的登记是错误的，更未查到其中涉嫌职务犯罪或者工作马虎，亦或是依据的原始资料错误。如果这个工作没有完成，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孙幸奇的年龄登记资料有错误。

4、登封市公安局是经上级核准后直接变更了当事人的户籍登记内容，户籍管理是一种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权利的行政行为，必须依法行政，不得随意实施。公诉人提供证据证明的这种变更，既未经当事人同意，也没有给当事人任何救济途径和方法，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违反了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的规定，明显侵害了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将行政执法者置于违法地位。

（二）从证据效力上来分析，孙幸奇的户口登记资料是政府档案，而登封市公安局调查的所有证据均仅限于证人证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户口登记时有弄虚作假或者职务犯罪的情况下，只能采信政府档案记载是正确的这一观点，肯定政府档案的公示效力，不能随意变更被告年龄。

（三）登封市公安局的正确作法应当是将其调查的证据材料和意见提交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被告孙幸奇的年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法庭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没有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四）本辩护人在发言中指出：公诉人的意思是将上述各种关于被告孙幸奇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证据提交法庭，由法庭来认定其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年龄。但是公诉人在辩论中否定了这种意见，自认是其认

为孙幸奇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年龄已经满14周岁。这是其自认对行政管理法规的无知，是自愿承认其对行政违法行为的默许，也是承认其对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原则的茫然。在这种情况下追求本案的公平和公正，更需要高尚的道德、负责的精神、精深的法律造诣和广泛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更需要一种慈母胸襟，否则就可能出现葫芦僧之判。如果法庭采纳了本辩护人本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即不必要赘述。

三、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对孙幸奇“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和本案在法律适用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规定，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意见。

（一）根据1997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本案应适用1980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本案审理时应当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考虑以下因素：

1、被告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的认识能力。

无论法庭是否认定其实施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4周岁，根据本案被告的供述和案发时的认识能力，孙幸奇之所以会卷入指控的犯罪，主要是想要第一被告承诺给其购买的手机，而不是为了直接实施犯罪，其故意的内容并不是抢劫杀人，其客观上也没有实施任何侵害被害人身体的行为。也

就是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抢劫，而是贪图第一被告的“买手机诱惑”，在1996年，一部手机要一万多元钱，少的也比农用四轮车的价格高。对于这一点，被告根本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所以其主要是因为被诱惑而卷入指控的犯罪。这种观点与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被告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能力是相符的。同时，侦查机关在侦查时并未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其认知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并未注意侦查和讯问，这反映出其对专业法律规定的掌握存在欠缺，其教育学、心理学知识的严重不足，严重影响本案的办案质量和法律的公正实施。在讯问中，有意无意地将持续数日之久的对未成年人的诱惑行为穿越式地按排在案发当天，忽视了直到郜城孙幸奇也并未完全了解殷大龙的全部想法的案件事实。

2、起诉书指控的孙幸奇“捡了一块小石头朝肖德柱头部先砸了一下”的事实不成立，即孙幸奇客观上并没有实施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行为。

（1）孙幸奇在其多次供述中均未承认并且在被讯问时是否认这一行为的，本辩护人在多次会见孙幸奇时核实这一情节时其也是完全否认的。

（2）上述指控只是引用了审理本案第一、第二被告时起诉书的指控的原句，但是由于当时孙幸奇并未到庭，是没有经过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指控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3）这一指控的原始来源是孙俊辉1996年7月13日的供述。孙俊辉共接受六次讯问，这一次之前、之后的供述均是说“孙幸奇未砸”。说明他在这次讯问之前、之后均是否认这一供述的，在没有更为有力的证据的情况下法庭当然不应当采信。如同原起诉书中还有“孙幸奇借故让司机停车”的指控，但综观本案全部证据，法庭可以认定孙当时确实是要小解，并不是整个犯罪行为的组成部分，法庭对此未予以认定，这次的起诉也不再提及这一行为，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应当认定孙幸奇并未对被害人实施伤人任何加害行为。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作案时加害被害人两块石头的图片。根据图片可以看出两块石头皆是足以造成被害人严重伤害的比较大的石块，决不是孙俊辉供述、孙幸奇供述所称的卵石蛋。同时，孙俊辉、殷大龙均承认自己用石块砸被害人的情节，这也就排除了孙幸奇砸的可能。因为直接接触被害人的石头只有两块，并没有第一、第二被告向孙幸奇递交石头的情节，也没有孙幸奇自己直接捡拾大石块的情节。公诉人对于孙幸奇使用这两块石头之一，也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即目前没有任何孙幸奇直接伤害被害人的证据。

（5）根据案发时孙的年龄，他也用不动那么大的石块。

3、孙幸奇在本案中是从犯甚至是胁从犯。

（1）主观上没有直接实施抢劫和伤害被害人的故意，是被利诱而被动卷入本案。

（2）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客观上只实施了捡拾一个小鹅卵石扔在殷大龙旁边的行为（殷嫌小没有用）和帮助抬被害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即使成年人，也可以认为不构成犯罪。

（3）根据其案发时的年龄，在殷大龙实施犯罪时，只要稍有威胁的行为，一个凶狠的动作、一个凶狠的眼神、一声恐吓，就可以迫使其参加犯罪行动。更何况在孙红敏不同意去的时候，殷明确对其讲“他不去，回来弄死他”。这一点据他自己讲在侦查时曾经多次提及，但是讯问笔录中均未显示。考虑到登封市公安局将其自首称为“被我局抓获”，直接更改公民户口登记信息的行为，孙幸奇的供述更为可信。

4、公诉人向法庭提交尤社枝、叶社侠、高松婵等的证言证明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只是昏迷状态，其死亡的原因除了受伤外，还有在野外环境中的寒冷天气下停留五、六个小时和失血过多。本辩护人同意公诉人的这一观点，认为本案事实应认定为抢劫致人重伤。

5、被告孙幸奇自动投案，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应当视为自首。（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该款第（一）项后半段明确“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第（二）项“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2）孙幸奇的供述、公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案卷材料中登封市公安局大冶派出所2011年12月27日的证明均可明确孙幸奇的行为应当“视为自首”。

6、孙幸奇有当庭自愿认罪情节。即使在法庭向其提出复杂讯问时也是直接了当地表明其认罪的态度。只是在继续进行的法庭调查中，才能明白其供述的具体事实。

7、孙幸奇有主动赔偿被害人亲属的悔罪表现且已经穷尽赔偿能力。在庭审中，孙幸奇主动表示，虽然自己没有赔偿能力，在外流浪十几年连身份证也没有，没有积蓄，家庭中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是男到女家落户，倍受歧视，自顾不暇，但仍愿意尽最大努力，努力筹措资金，赔偿被害人亲属近一万元。根据本案发生时的法律规定，这已经是很高额的赔偿了。在庭审中，孙幸奇也主动向被害人家属赔礼道歉，表示悔罪，愿意接受法律判决。

对于孙幸奇减轻、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上述情节，本辩护人认为法庭在定罪量刑时应当并且必然会予以充分考虑。

四、对被告孙幸奇的量刑意见。

如果法庭采纳本辩护人第二条辩护意见，则以下发言可以不予考虑。以下发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简称“意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简称“细则”。

（一）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1、根据1979“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本案对孙幸奇的起点刑应当为十年。

2、根据“意见”第四条第（五）项，“细则”第四条第（五）项第2目关于对抢劫罪量刑的规定，对被告的量刑基准刑以十二年为宜。

（二）量刑情节和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

1、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目、“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第（1）、（5）目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60%。

2、根据97“刑法”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意见”第三条第一款第3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9项第（1）、（3）目关于对从犯、胁从犯量刑的规定，应当至少减少基准刑至少40%，如果认定胁迫、诱惑，应减少基准刑60%以上甚至免除处罚。

3、根据97“刑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意见”第三条一款第4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3项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4、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7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6项关于当庭认罪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10%（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5、根据“意见”第三条一款第9项，“细则”第三条第一款第1项关于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规定，应当减少基准刑20%。

根据上述各项，应当减少基准刑的比例在150%—170%之间。考虑到孙幸奇已经被羁押将近一年的事实，为了保证案件处理不致造成不良后果，本辩护人认为对孙幸奇的宣告刑应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中确定。

综上所述，本案在定罪量刑时应当依法推定孙幸奇实施指控的犯罪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如果不采纳这一意见，则应考虑其是刚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且没有直接实施对被害人的加害行为，是被引诱、胁迫卷入犯罪、有自首行为、当庭表示认罪、努力赔偿被害人损失且已经穷尽赔偿手段等情节，采纳本辩护人的宣告刑意见。

谢谢审判长！谢谢审判员！

辩护人：

河南开物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王从智 2013年04月17日

附：本辩护意见涉及的法律规定

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1997《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三条 【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七）持枪抢劫的；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第十二条 【溯及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十七条 【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二十八条 【胁从犯】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七条 【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 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第十一条 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充分考虑是否有利于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和矫正。

对未成年罪犯量刑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并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次犯罪、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第十四条 除刑法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外，对未成年罪犯一般不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如果对未成年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应当依法从轻判处。对实施被指控犯罪时未成年、审判时已成年的罪犯判处附加剥夺政治权利，适用前款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五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十四条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

三、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

3、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4、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6、对于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7、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五）抢劫罪

1、构成抢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抢劫一次的，可以在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入户抢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三次或者抢劫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的；抢劫致一人重伤，没有造成残疾的；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持枪抢劫的；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抢劫致人伤亡的后果、次数、数额、手段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

行）

三、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

1、对于未成年人犯，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认识能力、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时的年龄、是否初犯、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予以从宽处罚。对符合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依法适用管制、缓刑、单处罚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五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6 0%;(5)未成年人犯多次实施违法行为的，或酗酒、赌博屡教不改的，或曾因淫乱、色情、吸毒等违法行为被处罚或教育过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下限。未成年人犯一贯表现良好，无不良习惯的，或被教唆、利用、诱骗犯罪的，一般适用从宽幅度的上限。

(6)有确切证据证实未成年人犯的成长曾受严重家庭暴力等其他客观因素影响的，可以在本条规定从宽幅度的基础上再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但减少基准刑的最终幅度不得高于6 0%。

9、对于从犯，应当综合考虑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是否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等情节确定从宽幅度。

(1)对于一般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作用相对较小，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5 0%;参与实施少量或部分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4 0%;怍用相对较大的，未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30%;参与实施全部犯罪实行行为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 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3)对于胁从犯，可以根据犯罪性质、被胁迫的程度、实行犯罪中的作用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 0%以上；作用较小，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自动投案的动机、阶段、客观环境，交代犯罪事实的完整性、稳定性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4)并非出于被告入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或亲友送去投案等情形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7)其他类型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8)犯罪较轻的自首，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 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1

6、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为自首、坦白的除外。

19、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比例。

(1)积极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2)积极赔偿被害人大部分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 0%以下；

(3)虽然未能赔偿被害人全部或大部分经济损失，但已穷尽赔偿手段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友情提醒：以上法律规定，仅供参考，在适用时请以核对后的法律规定为准！

第五篇：租车司机抢劫杀人案信息

市中级法院快立快审快判出租车司机抢劫杀人案

被告人张飞一审被判处死刑

今天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本市“2〃1”被告人张飞涉嫌抢劫并残忍杀害乘客刘彬彬一案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以被告人张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市中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2〃1”抢劫杀人案的审理工作，在收到市人民检察院移送案卷后，迅速反应并作出案件快立快审快判的部署，立即抽调精干审判力量，办案人员加班加点阅卷和调查，力求从重从快依法打击恶性刑事犯罪，从受理案件到当庭作出判决前后仅用了 10天时间。铜陵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铜陵学院200多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庭审旁听。铜陵日报、铜陵市广播电视台、铜都警方等新闻媒体记者到庭采访报道，《铜陵新闻网》进行庭审现场直播。

市中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飞（男，1982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安徽省庐江县人）因赌博负债，于2011年1月31日晚起意抢劫并伺机作案。2月1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凌晨3时许，从广州回铜陵探亲的被害人刘彬彬（女，殁年27岁）乘坐大巴车在安徽省铜陵市黑天鹅宾馆附近下车后，搭乘被告人张飞驾驶的皖GT9345号出租车欲前往家住铜陵县城的父母处。张飞见刘彬彬孤身一人，决定对其实施抢劫。被告人张飞故意驾驶出租车绕道行驶至铜陵县沿江快速通道34号高压电线铁塔附近停下，揪住刘彬彬的头发，威逼其交出钱财。刘彬彬被迫交出现金约370元。张飞劫得现金后，先用十字形螺丝刀对被害人刘彬彬头颈部、腰背部捅刺十余次，威胁刘彬彬不许报警，后又害怕罪行败露，决意杀人灭口，遂将刘彬彬打倒在地，抱起地上的石块多次猛击刘彬彬头面部。刘彬彬因头面部遭受钝性外力多次打击致重度颅脑损伤而当场死亡。之后，被告人张飞驾车将被害人刘

彬彬的尸体、行李包、作案用螺丝刀抛弃于狮子山区双桥村、柴塘村和铜陵县顺安镇等地，并将出租车丢弃在铜陵县顺安镇农贸市场附近后逃离。2011年2月4日，公安机关在庐江县庐城镇长途汽车站将外逃的被告人张飞抓获归案。

市中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飞因赌博负债起意抢劫，选择深夜僻静处，对搭乘其出租车的孤身女性实施暴力、胁迫手段，抢得现金370元，抢劫得逞后，先用螺丝刀捅刺被害人身体，威胁不许报警，后为灭口竟凶残地用石块猛击被害人头部，致被害人当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飞犯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定性准确。被告人张飞故意杀人犯罪动机卑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罪行极其严重，依法予以严惩。被告人张飞提出其没有想杀死被害人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其辩护人建议对张飞从轻处罚的理由亦不能成立，均不予采纳。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市中院刑庭 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