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

第一篇：如何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

如何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

政府采购法要求规范采购行为,提高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那么有什么措施能够保证法律准确执行到位,就必须要提出政府采购执行力的问题了。集中采购机构是政府采购的执行者，为了保障采购中心的工作顺利进行，必须要赋予集中采购机构对采购人与供应商的行为进行规范性的控制能力,但是很不幸，到目前为止，集中采购机构一直是夹着尾巴做人，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采购人明显的情绪化行为没有强硬措施，只能协商，汇报，再协商，再汇报，特别是采购人绝对是政府采购的主角，采购中心耽于政风行风评议压力（假如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评议，采购机构是不怕的，怕的却是主观臆测、关系评议、现象评议）、政府采购环境与执法环境差（在偏执的舆论面前，没有任何话语权，解释是苍白无力的）、法律地位模糊等等因素，对于采购人的过急行为，没有控制局面的手段，即使控制起来也心虚。如对于采购人提供方案的绝对权利，采购中心表示反对时，采购人可以强硬地表态，采购中心只有接受，监管部门也只有在项目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才能重新审视采购方案是否合理，没有前期介入权，而采购中心更是没有权力不接受采购人的委托，采购人可以漫天要价，果断决策，采购流产时，集中采购机构浪费人力物力不说，还要重新招标，甚至多次招标，可能还要承担效率上的责任，而前期的忠言和方案提供的失误没有人来回顾和追究。在没有政府采购执行力的时候，政府采购的目标与功能就是虚设的，采购人的挑战可以是多方面与多层次的，而且政府采购越是怕事而越是惹火烧身。顾名思义，政府采购的执行力就是执行法律赋予的职能与义务，它是采购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指标。政府采购的执行部门是各级集中采购机构，而从目前的情况看，采购执行机构缺少的正是政府采购应该内化的执行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采购快速发展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如何切实全面地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

一、目前感受到的执行力受到挑战的几种情形 对供应商资质提出过高要求。政府采购项目的需求方是采购单位，由他们提出采购方案和需求是天经地义的，为较好地完成项目，保证需求质量，对潜在投标人进行资格限定，也是采购人的职权范围，这些正常的不带任何偏见的合理要求，应该说对于政府采购的公平交易，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是有益的。然而不正常的是，有些采购人故意提出较高的甚至是最高的资质要求，如项目集成一级资质，企业安装资质一级等，明明采购项目只有十几万元，而且项目很简单，普通资质的投标人完全能够胜任工作，采购中心是有实践经验的，过高的资质要求往往导致响应供应商数量不足而流标，投入精力而化作无效功，无端增加工作量。那么，为什么在采购中心一再提醒下还固执己见呢？可能是采购人不知情，而受到提供方案的供应商的鼓惑，或者是排斥异己，限制供应商来投标。对于采购中心的规范政府采购的要求，采购人甚至还信口开河：采购中心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制作标书就行，开不成标我们才高兴呢，这充分表达了不想进入政府采购领域的内因，同时隐约感到供应商选择的倾向性，对自己不能决定结果的不满情绪。采购中心对于采购人明显的拔高资质要求的行为，只能耐心解释，经办人难以沟通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能向其领导说明情况，可以预先开脱由于资质而使开标不能正常进行的责任，有时能够达到领导支持而控制采购经办人的私自行为，但是总的来说，假如采购人强烈要求政府采购如此，采购中心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只能是等到采购失败，在由监管部门来认定责任了，但就是监管部门有时也对采购人没有手段，或者明知如此干脆来一个难得糊涂。

在合法性与合理之间挑战政府采购既定程序。采购中心要维护采购当事人的利益，必须站在公正立场上处理政府采购事务，特别是涉及到标准制定问题，更要不偏不倚，而采购人的行为对此提出了强烈挑战。具体表现在，审定采购文件时，对价格分设置突破财政部18号令规定的范围，不想采纳价格分的计算公式，而要起用平均价再下浮的传统做法，对服务类项目最高30分的价格分设置不满意，要突破范围，经营业绩要求30分，甚至更高，小项目的经营业绩要有一亿及以上的注册资金，等等，这些内容除了法律有具体规定，采购中心能够有依据地坚持外，大部分属于合法但不合理的层面，对潜在供应商有部分歧视的内容，但采购中心强烈坚持，似乎也没有依据，依据操作经验行事，可能还会与采购人关系僵化，影响方方面面，假如默认采购人的要求，有可能变成质疑与投诉的重点。迫不得已的操作策略是，采购人强烈坚持的，采购中心就向其陈述厉害关系，责任与后果，并要求采购人在有争议的内容上盖章确认，以便追究起来区分责任轻重。

不与中标候选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政府采购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评委按照既定方针推选出的中标候选人，采购机构前后期都付出了辛勤的劳作，包括投标供应商在内，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但是，不幸的是，在理应签订合同的阶段，采购人却根据某些意想不到的理由，故意拖延合同签订，或者借故要求采购机构启用第二中标候选人，对此，监管部门的意见十分重要，但是很不幸，有些监管部门不出面解决问题，把矛盾推给采购中心，让采购中心来处理，“好处”是采购中心的，那么难题也要给采购中心，这样一来似乎才对称，而采购中心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政府采购执行权，甚至还很不到位，没有对供应商和采购人的处罚权，采购中心对于采购人的行为没有执行力，只能在监管部门与采购人的多次交涉中，等待回复。

对采购中心颐指气使。采购人把依法行使政府采购执行权的采购中心当作是自己的下属部门来对待，如涉及到采购项目要求采购人提供详细的采购方案时，采购人要求采购中心给予办理，说是既然采购中心想采购就把什么都交给你了，甚至要求采购中心去采购单位拿采购方案，做好的标书派人送给采购人审核，借口就是自己没有空，但至少还有一块遮羞布，没有像上级对下级下命令一样指派采购中心，至少还有明眼一看就破的理由；有的采购人对于采购中心工作十分不配合，采购公告的审核浪费很多时间，采购中心没有任何办法，只能不断地催促而已；有的采购人甚至把采购中心的热情服务、协商解决问题的态度当成是无能表现，强硬地要求其无理的主张。采购中心是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既然是代理就没有理由拒绝“主人”的要求啊，这似乎又是天经地义的。采购人把某些由于自身原因而耽误采购时效的责任推给采购中心，而对于自己提供方案出现的不及时、不完整、有歧视性内容，甚至被供应商质疑等等而浪费的时间统统记载在采购中心头上，甚至无理要求今天报计划明天就开标，这些都是政府采购执行力软弱面的表现。有时监管部门不是从政府采购事业角度考虑问题，甚至还要求采购中心特事特办，应该说也是破坏执行力的行为。采购中心被推到风口浪尖，又有多少人在背后逍遥呢？

大闹政府采购开标现场。采购人对政府采购执行力冲击，有时还极端化地出现在开标现场，让采购中心进退维谷。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如政府采购开标现场不规范，怎么允许评委与供应商直接见面呢，两种情况，一是采购中心开标没有独立的开标评标室，多方反映未果，无能为力，但采购工作要做，勉强为之，虽说表面上不规范，但实际内容还是能够控制的，这里要提到问题了，监管部门明知道这种局面为什么不从维护政府采购大局角度强力呼吁呢？并果断采取行动呢？采购人单位领导事前为什么不替采购中心鸣冤呢，而在开标现场却由于别的可以想象的理由攻击采购中心不规范，试问理由充分吗？是不是在执行双重标准，或者是对政府采购一直不负责任，做得人少看的人多，自然会出现的结果啊。二是采购人不明白竞争性谈判本来就是要与供应商直接见面的，见面是不影响结果的。又如政府采购的程序怎么与工程招投标的程序不同呢，是不是采购中心不规范了，以工程招标单一的程序来规范政府采购千变万化的项目，以招投标的形式来规范既有招投标方式也有非招标方式的政府采购行为，本身就是无知。采购中心在维护开标现场秩序方面，没有强制执行力，采购人“闹场”，也只能进行规劝，不能采取强硬的措施，反而是采购人可以恶人先告状地否定采购中心的工作。

对进入政府采购有情绪，配合不积极。一般来说，凡是属于政府采购项目一律要进行政府采购，对此，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了，但是即使是进入政府采购了，大家的情绪与主动性是各不相同的，大部分采购人能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心平气和、心情舒畅地进行政府采购，放心地把项目交给集中采购机构操作，给予必要的协助与支持，最后维护评委的评定结论，这当然是采购机构十分乐见的事情，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对于权力念念不忘，对于采购中心代替操作心生不满，利用领导因素，舆论力量，不惜造谣惑众，贬损采购机构形象，干扰正常的采购秩序，以政府采购目标之一来否定政府采购的综合目标，把政府采购的成效狭隘到价格层面，宣传政府采购只提节约率，好像政府采购就是为价格而生，罔顾政府采购重大的政策功能，节能与自主创新产品强制采购要求与唯价格论是不一致的。以偏盖全式的谬论好像只有两扳斧，即政府采购质次价高、分散腐败变成龙集中腐败，集众人的智慧只罗列出两条罪状，似乎有黔驴技穷之嫌疑。所有的不满情绪都集中在对政府采购的不配合层面上，并且通过自己的得天独厚的“话语权”广而告之，采购中心不能组织任何力量进行反击，更不要说制止和反驳了，有的只能是被动式的解释，甚至有些领导只要求整改，不要找理由进行说明。

寻找理由想否定政府采购评委结论。采购人利用独特的评标参与者的身份，有权利表现出对某位供应商的支持，当然处理起来是有高超手段的，在达到目的以后，本来应该很高兴了，但出乎意料的是，却又以中标候选人的投标文件有重大出入为理由来谋求拒绝，反复无常令人深思。有的采购即使没有发现投标人标书有重大出入，却可以编造莫须有的罪名来否定结果，甚至以担心中标候选人不能履约合同这样主观的理由来试图否定结果，但囿于政府采购法定程序的威力，故意给中标候选人制造压力，让其主动放弃，还要其主动出具书面的理由。采购中心明知采购人的一些伎俩，而作为政府采购的执行方，却没有维护公共职能的基本权利，法律规定比较全面的仅是防止政府采购机构出轨的方方面面的监管措施，好像采购中心必须被全面压制下才能规矩做事一样，当成贼来管制了，是不是目标错乱了。

二、采购采购执行力薄弱的原因分析

政府采购法颁布已经五周年了，政府采购工作也实行了多年，我们的政府采购工作人员也是够辛苦的，在没有执行力的被动局面下，硬是苦苦支撑着被监管部门奉为自己功绩的政府采购事业。这种被动的局面体现在监管与社会监督有力而对采购中心的关心疲软，抢功劳有力而干实事乏力，无根无据贬低采购中心有力而实事求是对待政府采购无方。执行政府采购的集中采购机构本来要有执行的手段与措施，而法律设置时由于过多地考虑了对采购中心可能滥用公权力的束缚措施，使得执行力疲软，规范政府采购的能力受限，而采购人与不规范的监管拥有的权力却足以抵消政府采购的辛勤工作成果，致使政府采购执行力大打折扣，政府采购事业步履艰难。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

一是集中采购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政府采购法规定，集中采购机构为代理机构，根据采购人的委托办理采购事宜。这样的规定，好像政府采购执行机构必须要忠实地执行采购人的各项委托，不管这样的委托是否违背法律的规定。而根据法律相关规定，政府采购要规范政府采购行为，规范的范围包括采购人和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而集中采购机构却是规范采购人与供应商行为的主要参与者，因此采购中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代理机构，更是肩负着规范采购行为的重任，为了忠实履行政府采购法，对于采购人的歧视性要求，各种不同类型的扰乱政府采购的言行，是不能听之任之的。但是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使得采购中心没有抓手，法律没有规定采购中心在执行政府采购法的过程中，能够对采购人的违规行为进行强制性规范，如强制采购人不能提供过高的资格要求，预防采购项目执行流产，提高采购成本，限期要求采购人提供采购方案，对扰乱政府采购的各种行为进行处罚并强制执行结果等，缺乏执行力层面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执行政府采购的能力必将受到挑战，采购中心的工作必将受到一定冲击。

二是监管力度不够。监管工作好坏能对政府采购执行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而那些纵容违法现象发生，不能创新工作机制与方式，在对政府采购执行力有重大影响的制度建设方面犹豫不决，甚至一片空白的监管行为，是对法律的不负责任的表现，诱导了对政府采购制度的冲击。诚然，法律规定各级财政部门是政府采购的监管机构，采购当事人的行为都是其监管的对象，但是法律也规定监管部门不得干涉政府采购工作，规定是很好，但关键是在细分政府采购工作时，监管与执行的分工只能临界点有时又是那么的模糊，纠缠不清，甚至最终还要监管部门来界定，自己裁判自己哪有不倾向于自己的道理，说荒唐也不荒唐，说不荒唐也荒唐啊。如定点与协议供货与供应商签订合同，监管是不是插手具体采购业务，政府采购项目的合同票据审核是不是介入政府采购领域的具体业务工作，对定点和协议供应商履约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监督检查是不是与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管范围相抵触，等等，这些与政府采购操作密切相关的领域，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的区分，有些监管插手上述事务甚至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间接地影响政府采购执行力的提升。其实在监管过多干预政府采购执行行为过程中，监管是在剥夺采购中心的执行力，而通过监管部门的引导作用，采购人甚至是供应商也“看清了”政府采购执行的真面目，可以不把采购中心放在眼里，但必须要把监管“放在”心里，因为从目前的操作层面看，确实存在某方面的政府采购强制执行力集中在监管部门手中，如分散采购的决定性，回避公开招标的审定权、先斩后奏的票据盖章报销权利。监管不作为也会导致政府采购执行力的下降。如采购中心反映的违规供应商的处罚决定迟迟不能下达，或者无原则地从轻发落，其实是在变相地讨好某些冲淡政府采购执行力的个人与组织，即使处罚决定能够客观地做出，但是由于处理形式的不当，同样起不到任何威慑性的效果，有些地方监管部门对违规供应商处罚是静悄悄进行的，为的是不给供应商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故意人性化处理，使得被处罚的供应商能够在行业内不至于丢尽面子，处罚决定往往是口头表示的，被处罚的供应商当然是千恩万谢，监管也是寻租社会关系网，不在网站上公示，就不能对别的供应商起到教育与宣传作用，有暗箱操作的嫌疑，诱导着政府采购供应商寻找开脱的门径，为政府采购强制执行力蒙上阴影，甚至也起码的处罚文件也不能下达，使采购中心执行后续工作缺乏有力依据。监管部门在该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却一味地等待上面的文件进行转发，没有结合本地实践创新的能力，或者说是在敷衍政府采购事业，监管工作的内容是以自己的主观选择性为依据的，有利的或者说不用承担责任的，甚至能够把责任推卸归采购中心的事务，当然乐此不疲，而对于采购中心在实际工作中要维护公平公正原则的事务性工作方面，不能提出任何有实践意义上的保障措施，所谓夸夸其谈而不见真功夫是也，这些也是招致执行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监管对实际工作脱节，也会直接招致政府采购执行力减弱，这个问题论述起来相对复杂，为什么呢？法律要求监管部门对政府采购工作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展开了说，其实就是事前事中后事后的政府采购监管职能，而由于政府采购追求的管采分离，不管这两个机构是在财政局内部还是以及脱离开财政系统，双方的矛盾是存在的，虽然是为了共同的事业，但监管与执行的利益分配格局是不一致的，应该说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还是具备绝对话语权的，但是权力多了也是责任，也是负担，因为在执行权力时要表现出该领域内的业务性和具备理论前瞻性，而这方面却恰恰是监管部门被指责为高高在上，指手画脚的软肋，有时还造成政府采购实践的混乱。这种状况造就了现在的监管普遍实行事后被动式的投诉处理和业务性的检查手段，根本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以便减少政府采购风险成本，监管工作普遍离政府采购操作太远，就是在采购中心邀请参与开标现场的问题上，监管部门在交流各自的经验以后，也倾向于参与现场监标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意见，可以来也可以不来，那么我们设想监管部门不来参与开标现场的监督，让采购中心唱独角戏，采购执行是不是孤独了，变得不严肃了，还有是否也是不规范了，形象和执行力的下降好像也顺理成章了，监管离政府采购远了，采购中心就失去支撑的后台，监管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也渐渐变成看资料与报告的份了，那么本来应该执行法律赋予全面监管职能的监管部门，却主动放弃了对政府采购执行的保障，起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三是法律对采购中心的约束过多。政府采购法设置的初衷是保证公共支出行为能够规范运行，引入市场竞争集体选择政府采购合同的归属，而对集中采购机构法律定位是代理机构，管理严格不说，一切行为还要受到外界的监管，而对集中采购机构在执行法律，规范采购行为方面执行权问题，基本上给忽略了，集中采购机构没有采购业务方面的制度制定权，而拥有制度制定的监管部门又没有保证采购执行制度建设方面的动力源，对集中采购机构要求约束过多，总是带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来设置操作模式，从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的角度来说，是否应该正视这方面的问题。其实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执行过程中，受到程序的外在控制，同时又受到采购内部机构的控制，是完全能够做到排除人为倾向的，采购标准与要求是采购人提出，采购文件经过采购人审定，组织评委集体选择，结果公示，这些程序决定集中采购机构是没有任何决定权的，但是采购中心要执行法律各项规定，难免会遇到采购人方面的阻挠，采购中心不能人云亦云，因为操作不规范的罪名既是鞭策也是难以承担的罪名，那么从这方面说，集中采购机构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被动式接受采购人委托性质，在采购机构维护法律尊严的过程中，采购人或许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采购中心，方式当然是多种多样的，因为表面上看，是采购中心出面来“限制”采购人的自由裁量权的，而由于集中采购机构没有强制的法律执行力，那么就造成，一边要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一边则放纵自己行为的尴尬局面，法律对采购中心运行机制进行约束，防止集中腐败嘛，但是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违背采购法的具体行为，如何控制，这一点上是空白的，或者说即使有规定也是苍白无力的，采购机构左右为难，不是想争取权利，关键是组织执行时的保障措施，是执行人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权利。

三、采购机构应该具备哪些层面的政府采购执行力 集中采购机构作为政府采购的执行机构，是政府采购工作的直接承担者，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理应给予属于保障政府采购业务正常开展的公共职能和规制载体的作用，理应与政府手段相衔接，理应拥有政府采购权，排除外界的种种干扰，一心一意谋采购。从制度保障层面来说，采购中心应该具有限制采购人不规范行为的强制执行权，不能把过分的要求让采购中心来做实验，当然这种权利要符合法律精神，符合操作规律；从委托关系上看，采购中心既是采购人的委托对象，同时也应具备冲破被动关系而主动出击的能力，委托关系要转变成相互约束，相互制约的关系，权利与义务方面要作重大调整，其间采购中心要有行政执行能力；从选择供应商的角度来说，采购中心要具备维护集体选择权威性的能力，防止采购人借故大开自由选择之风；从维护供需双方利益方面看，采购中心要有保持合同双方平等地位的权利，特别是控制采购人高高在上的行政衙门作风。

四、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任重而道远

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是保证采购事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是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必要举措，是维护法律原则与尊严的重要环节，因此，在目前政府采购执行力薄弱的环境下，我们呼吁执行力的加强与回归显得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深知，政府采购执行力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既要制度层面的强力促进与保障，也要执行者规范形象的树立，以换取社会的认同感，也与集中采购机构的法律地位的改善有直接的关系。目前法律规定方面有点粗糙，那么是否修改法律条款还是在即将出台的实施细则上予以调整，都是我们关注的事情。改变被动的委托地位，赋予政府采购执行方面的一定控制权，是集中采购机构地位真正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在集中采购机构呼唤执行力的时候，领导因素是重中之重，领导可以造就区域政策的不对称发展，可以在法律法规尚未出台的时候，凭借自己的职业敏感与良好的综合素养，出台一些超前的和符合民意的重要政策，从而解开矛盾缠绕的死结，促进某些事业以及所带动的相关事业进一步发展。政府采购事业更是需要这样有魄力的领导关心与支持，因为采购法在执行过程中有偏离了，迫切需要拨乱反正，领导可以从这方面入手，有理有据地打开工作局面，但这样的领导毕竟是少数，有些甚至还偏听偏信采购人对采购中心的“状词”，甚至还有一些措施是约束采购中心生存空间的，如组建集中交易平台，使采购中心的发展力和执行力进一步受到限制。其次舆论环境的好坏也间接地影响政府采购执行力。舆论的客观与正面宣传对政府采购环境的改善有推波助澜作用，相反不实的和负面的报道，将使得政府采购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因此说政府采购执行力问题的提出与切实得到改善任重而道远。一方面政府采购是综合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政府采购执行力所涉及内容很多，要协调的问题也很复杂，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如采购人要有法律意识，要对政府采购有客观公正的理解，要真心实意地理解政府采购的程序，并为之在后续的行动上真实地体现出来，在这些方面，对政府采购来说，应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其间要有大量的宣传工作要做，同时政府采购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创出品牌效应，这是采购人和社会理解政府采购的最形象的和最有说服力的现实教材；另一方面，政府采购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间有许多复杂的问题，由来已久，不是简单的风暴式的处理就能够解决的，要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安排，做好现实的成型运作模式之间的关系协调，而拿政府采购执行力来说，涉及到制度建设、法律地位、机构建设与管理的统一性、监管体制与健康的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社会的观念与认识、强制执行与控制性平衡、政府采购的成效与社会地位提升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加强政府采购执行力要在实践中去完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再提高到理论的层面，指导各地的实践，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工作循环机制，全面提高政府采购执行力才有希望。

第二篇：提高政府执行力

提高政府执行力

执行力是目标与结果直接的纽带。管理大师德鲁克说过：“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责，执行力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政府的执行力更成为决定民族兴衰的重要因素。然而，政府的执行力也不是一天炼成的，而是在严格制度的规范下逐步打造出来的。

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科学界定和规范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职能，形成有效的政府协调机制。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的国家，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着眼于提高执行力，中央应在强调大政策方针一致性的同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则要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从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形成统一的决议之前，可以各抒己见，充分反映和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决议一经形成，就不能以任何借口阻滞政策的贯彻落实。强调政令统一，并非要求盲从，更不意味着扼杀地方和部门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政府官员问责制。问责制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制度保障。在一些地方，行政不作为已成为影响政府执行力的突出问题。对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加强对行政过程的监督检查，对盲目决策、违法行政、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等行为进行问责，强化行政过程的制度约束。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着力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人是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政府工作人员素质高低，决定着政府执行力的强弱。应当承认，在我国的政府系统中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缺乏服务意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势在必行。

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

“执行力”一词最早流行于国外企业界。所谓“执行”，是一套系统化的流程，它包括对方法和目标的严密讨论、质疑、坚持不懈地跟进以及责任的具体落实。执行力是“做”的能力，即企业选用合适的人去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的能力。就政府而言，所谓执行力，是指政府部门执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决策政令的能力，也是指政府通过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行流程进行工作目标落实的系统化过程。它首先要求政令畅通和政令统一，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服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同时，政府执行力也并非意味着下级政府只能跟在上级后面亦步亦趋，做法律政策的“传声筒”。它要求下级政府和官员真正吃透法律政策的精神，明确上级政府意图，体察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政策决定创造性而又不违背原意地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

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公务员的执行力，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因素有公务员的观念、素质和能力、政府的体制机制、客观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也就是说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可以多方面的采取措施,比如提高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强化机构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破除官本位，培养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树立争取的权力观等等，但众多措施中改善体质机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执行力尤为重要。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在提倡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是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制约，提升政府执行力，建设效能政府的制度保障；也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迫切需要。

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把行政问责制与开展绩效评估结合起来。绩效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因此，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约束作用。

二是把行政问责制与行政监察、审计结合起来。要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努力建设责任政府；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

三是把行政问责制与政务公开结合起来。政务公开是提高政府效能、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是开展行政问责的重要途径和保证。要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层次，全面推行政务公开；要以人民群众关心的事项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四是把行政问责与依法行政结合起来。要研究把行政问责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推行行政问责制要与宪法、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相衔接并有所区别；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权限，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

五是建立健全政府的责任体系。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主要职责，理顺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行政首长及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同时，要按照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要求，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使每一项职能、任务、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科学界定行政问责的内涵和外延，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重点、范围和方式；加强问责机制建设，明确问责程序。

六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体系。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由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总之，从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行政问责制的步伐，现如今问责制已经进入制度化时期，比如近日出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详细规定了问责的对象；问责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方式；问责制不能代替党纪处分；问责决定向社会公开，免职一年内禁止新任相当职务等内容。

第三篇：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

申论热点：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

温家宝总理视察河南期间，随机停车走进洛阳市送庄镇西山头村的村民家中，当地村民李剑雷因不满洛阳市区禁止进城卖桃，向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解决了送庄镇进城卖桃难题。在温总理过问农民卖桃难的当天下午，有关领导就在送庄镇召开了现场会。会上决定，向果农发放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果农持证进入市场。果农进城自设摊点销售者，城管部门要执行首次不处罚政策，主动引导果农进入市场销售。向总理反映卖桃难题，送庄镇农民为自己争得了卖桃的便利，也为其他县种植瓜果的农民叩开了进洛阳市直销的绿色通道。洛阳市一夜之间就高效率地解决了桃农进城卖桃难题。

河南洛阳的这一幕，与几年前重庆云阳发生的事件非常相似，一位农村妇女拦下总理的车说实话，总理亲自帮她讨薪，第二天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农民工讨薪问题也因此被提上了公共议程”……

由“讨薪”到“卖桃”，问题并非难到不可解决，也并非中央不让解决，一次次的重演，关键在于部分地方政府工作部门缺乏执政为民的理念，缺乏执行力。“执行力”一词最早流行于国外企业界。所谓“执行”，是一套系统化的流程，它包括对方法和目标的严密讨论、质疑、坚持不懈地跟进以及责任的具体落实。执行力是“做”的能力，即企业选用合适的人去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的能力。就政府而言，所谓执行力，是指政府部门执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决策政令的能力，也是指政府通过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行流程进行工作目标落实的系统化过程。它首先要求政令畅通和政令统一，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服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同时，政府执行力也并非意味着下级政府只能跟在上级后面亦步亦趋，做法律政策的“传声筒”。它要求下级政府和官员真正吃透法律政策的精神，明确上级政府意图，体察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政策决定创造性而又不违背原意地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

“三分战略，七分执行”。执政之道，重在正确决策，贵在落到实处。执行出生产力、执行出竞争力、执行出创造力。提高政府执行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任务，必须找准切入点，抓住着力点，改进不足点，主要从六个方面入手： ㈠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真抓实干上入手。

真抓实干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第一要义。要倡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立说立行、精益求精、务求高效。凡是县委作出的重大决策和已经确定的事情，必须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凡是面向社会的行政许可和管理事务，必须全面推行限时办结制、超时默认制、牵头单位负责制，提高审批效率。继续强化行政服务中心功能，巩固和完善“进一道门办好，交规定费办成，在承诺日办结”的行政审批模式。规范政府工作流程，实现管理高效化、运行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

㈡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开拓创新上入手。

开拓创新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源泉。我们要有敢于创新的精神，敢闯才能创新，创新才能突破，突破才能前进。善于用创新的方法，创造性地落实上级的决策部署，是执行力的最高境界。要善于把中央的大政方针、省市的决策部署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实施决策的原则性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性统一起来，努力在结合中作文章、理思路、亮新招、出实绩。特别是当前，房县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千头万绪，我们要把精力集中到抓大事、攻难事、办实事上来，勇于尝试新办法，敢于寻找新途径，善于集中各方力量和智慧，力争在重点、难点工作上取得新突破。

㈢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领导带头上入手。

领导带头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关键所在。各级各部门负责人要敢于叫响“向我看齐”，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抓执行、促落实。要做带头执行的表率，“一把手”应该由督促执行向率先执行转变，成为抓执行的“示范”；要做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民主行政的表率，切实提高依法、科学、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要做团结协作的表率，做到加强团结、维护团结、珍惜团结，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干事讲配合，做事讲宽容，形成同心同德、相互支持、共同奋斗的局面;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廉洁自律不仅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而且事关个人的政治前途，要耐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树立清正廉洁形象。

㈣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提高素质上入手。

提高素质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重要基础。要鼓励和激发广大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努力提高公务处理能力和水平。要加强教育培训，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强专业知识学习，苦练岗位技能，克服“本领恐慌”，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争做本岗位、本行业的行家里手。要勤奋自学，多学业务和各种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业务政策水平，增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努力使自己成为勤奋自学的典范。要学以致用，着眼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实际问题，坚持边学习边思考，边思考边实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和促进工作的举措。

㈤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健全机制上入手。

健全制度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力保障。要立规矩，文件的下发都是致力于强化工作机制，建立规范制度，健全行政体系，落实行政责任。要重评估，绩效评估是谋发展的手段，将目标进行分解，强化责任界限，注重督办评估，确保完成目标任务。要追责任，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对于政府部门存在的执行上级机关决策和部署不力、违反规定进行决策、不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等问题予以问责，形成责任体系的奖惩效应。

㈥提高政府执行力，必须从强化监督上入手。

强化监督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手段。政府执行力的提高，除了依靠人大法律和工作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加强审计监督和行政监督以外，还要更加重视社会监督，利用公众舆论和期待压力推进执行力的提高。要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广泛的知情权是行使有效监督权的保障。要确保民众的参与权，充分利用沟通渠道，广泛征求群众对政府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的意见和建议，问计于民。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支持社会舆论监督。

政府的执行力取决于公务员的执行力，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因素有公务员的观念、素质和能力、政府的体制机制、客观外部环境等多个方面。也就是说要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可以多方面的采取措施,比如提高领导干部的重视程度，强化机构建设，转变工作作风，破除官本位，培养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和公仆意识，树立争取的权力观等等，但众多措施中改善体质机制，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执行力尤为重要。

行政问责制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在提倡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本质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保证；是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制约，提升政府执行力，建设效能政府的制度保障；也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的迫切需要。

全面推行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把行政问责制与开展绩效评估结合起来。绩效评估是实行行政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绩效评估的结果，行政问责才有可靠的依据。因此，要科学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按照奖优、治庸、罚劣的原则，充分发挥绩效评估的导向作用和激励约束作用。

二是把行政问责制与行政监察、审计结合起来。要加快建立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努力建设责任政府；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审计结合起来，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严格依法追究责任。

三是把行政问责制与政务公开结合起来。政务公开是提高政府效能、防止腐败的有效措施，也是开展行政问责的重要途径和保证。要扩大政务公开的范围和层次，全面推行政务公开；要以人民群众关心的事项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要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四是把行政问责与依法行政结合起来。要研究把行政问责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推行行政问责制要与宪法、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相衔接并有所区别；要进一步明确行政执法权限，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完善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水平。

五是建立健全政府的责任体系。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主要职责，理顺并进一步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分工，明确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行政首长及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形成完整的政府责任链条。同时，要按照有权必有责、权责相统一的要求，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使每一项职能、任务、每一项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科学界定行政问责的内涵和外延，明确行政问责的主体、对象、重点、范围和方式；加强问责机制建设，明确问责程序。

六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体系。按照权责统一、依法有序、民主公开、客观公正的原则，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体系。要规范行政问责的主体及其权限，解决由谁来问责、谁来监督的问题；规范行政问责的客体及其职责，明确责任种类及责任追究方式；规范行政问责的事由和情形，明确哪些行为应当问责，哪些行为可以免责；规范行政问责的程序，实现行政问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总之，从2003年以来我国加快了行政问责制的步伐，现如今问责制已经进入制度化时期，比如近日出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详细规定了问责的对象；问责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五种方式；问责制不能代替党纪处分；问责决定向社会公开，免职一年内禁止新任相当职务等内容。

第四篇：关于提高政府执行力

关于提升政府执行力、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的建议陕西经贸管理学院院长市政协委员李刚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因此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是当前迫切的政治任务。而行政人员作为政策的执行者，每个人能力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关键在于提升行政人员的整体素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七大以来，从总体来看，政府行政人员的素质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各级政府间仍然存在亟待改善的问题，行政人员的素质和能力仍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地方政府执行力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执行观念落后。官本位思想严重，公共利益、公共服务意识淡薄，一些行政人员从官本位的私利出发，粗暴执行政策或消极抵抗，不与群众沟通，导致政策偏差，“人治”思想根深蒂固。整个社会对法治既谈不上信仰、渴求，也谈不上实行、遵守，特别是行政机关的领导法制观念淡薄，在工作作风上习惯于我行我素，甚至以言代法，在发号施令、作出决定时不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对执法部门及其人员放松领导，疏于监督，任由他们随意行政，执行失效、执行失灵。

二、执行程序繁琐。我国行政体制是典型的官僚制政治体制，虽然具有举国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很多地区、部门在行政执行过程中，预设了很多前置程序，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需要经历许多不必要的行政环节，并且这些环节又不公开，不仅浪费纳税人的宝贵时间，而且影响行政效能的提升，延缓行政目标的实现。执行程序繁

琐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

三、执行效率低下。效率是执行的灵魂。但一些执行机关会有针对性地对有关政策进行选择排队，一推二托，如果上级机关压得狠、催得急则马上办理，否则可能仅仅限于向下级传达和告知，然后则搁置一旁，这样的结果必然造成执行力减弱。另外，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为了彰显自己的部门权威，或在规则范围内故意抬高办事门槛，将行政运行程序复杂化，延长办事周期，或直接违反规定吃拿卡要，提高办事成本，最终导致执行不能在体制内解决，而通过体制外运行又使执行效率大大降低。

四、执行人员素质较差。由于行政人员自身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无法达到要求，因此对政策精神、内容领悟不到位，执行责任心不强，最终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与预期的不一致。有的因为社会关系的羁绊，使得一些优秀人才无法流动到组织需要的岗位上去，资源无法得到最优配置。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的人员无法胜任工作，优秀的人才没有得到合理的配置，人才与工作的匹配度较差，部分公务员思想封闭，观念落后，缺乏创新动力。习惯墨守成规，不思考干成事的办法，光想找干不成事的理由。遇到困难能推则推，能躲则躲，出现问题则相互扯皮推诿，缺乏责任感。对执行力的认识不足、没有对执行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全面的理解，导致工作表里不

一、首鼠两端、阳奉阴违。甚至，有些官员为牟取私利，贪污受贿，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执行力。

五、是激励、控制机制不健全。由于苦乐不均，没有实现奖勤罚

懒，因而行政人员执行命令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控制不够，越权行事。各部门的权力边界没有被清晰界定，使得权力不断扩张，妨碍相关部门的执行力。

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和管理，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其中提升人力资源、提高行政执行者的素质，是保障政策执行的基础和前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政府执行力。

一、科学选拔。对于政策的执行来说，选拔人才是关键。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很大程度上就是选人用人。人才是智力资源的载体，只有聚集各方面高素质的人才，才能使党的政策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首先确定科学的选拔标准。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以能为本，注重实绩。其次要创造良好的选拔任用的制度环境。要引入竞争机制，创造一个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使优秀的人才能够被选拔并任命。其次，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考核评价和奖惩机制，以此来激发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第三，要完善定期监督与不定期监督、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从制度上保证“能上能下”，为人才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同时探索科学选拔人才的方式方法。选拔干部的方法包括：测试法、工作样本法、管理评价中心法等。

二、转变思想。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没有公仆意识，就无法深入基层、改善民生，因此行政人员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上，把更多财力投到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使广大群众得到更多实惠。要大力建设现代行政文化。

三、政府是一个服务机构，起码对于人民老百姓来说，不应该太过功利，不应该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日益严峻的周围环境。当然经济的腾飞是一个城市的发展的主要象征，一项制度的出台，一个决定的拍板，如果能多征求民意，能多方求全兼顾，也许会少些遗憾。

四、加大培训与开发。培训与开发是提升行政人员素质，进而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有力手段和重要方法。因此，要注重被培训人员的积极性和培训内容的实效性，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奖惩措施。同时，根据被培训人员的特点，进行差异化培养，最大程度上提高行政主体的素质和能力。

五、加强考核。考核作为对于行政人员业绩的评估，可以在许多方面发挥作用。首先，考核所提供的信息有助于高层管理者判断应当作出何种晋升或调整的决策。其次，它为行政人员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行为进行一个审查。通过考核可以揭示出那些低效率的行为，同时可以帮助行政人员强化那些正确的行为。另外，它还可以起到激励和监督的作用，刺激行政人员不断完善自我，不断提升执行力。

六、有效激励。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完善的激励机制，建设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可以激发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增强组织凝聚力，将个人目标与政府部门总体目标统一起来，促进行政人员不断前进，从主观上提升自己的执行力；同时，有效激励也是更为有效和可持续的方法。

七、建立健全网络问政的长效机制。

1、网民留言办理机制。很多省市区以政府文件的形式，建立办理回复网民留言和市长信箱的固定工作机制，建立网民留言定期浏览制、网上交办制、限时办结制、联动督查制、舆情分析制等制度。

2、网络发言人制度。网络发言人制度是传统发言人制度在互联网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它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拉近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大大提高政府部门处理信息的效率，培养政府官员勤政廉洁、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从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3、网络问政评议和问责制。要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不仅要吸纳组织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还要吸纳一般干部群众，特别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参事、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参与评价。设置系统化的评价指标，把组织领导是否有力、制度建设是否科学完善、反馈信息是否及时、办理结果是否被认可等纳入评价范围，同时细化和量化评价项目，形成一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评价内容和标准体系，提高评价的广泛性、代表性和准确性。加强评价结果的分析和运用，充分发挥群众评议的导向和激励约束作用，督促解决评价中反映的问题，并及时通报评价结果。

八、实行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人正不怕影子邪，勇于接受群众的监督。不然，按现在发生的官员可以拥有几十套房子的事 情还会发生。当官是为了给人民服务，这是宗旨，永远都不会变，也只有公

务员一心一意为人民办事，也才不会有歪念。

第五篇：浅谈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浅谈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诸镇康

吴江市土地学会 邮编215200 论文摘要：本文粗浅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进行论述，从解放思想重塑执政理念入手，加强法制建设，提高效能，完善制度的方面提出加强政府执行力的建议。关键词：政府、执行力、公信力

温家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前所未有的提到一个政府执行力的概念，什么是政府执行力？就是把人民的好想法变成行动，用政府的行动变成现实结果的力度。政府执行力产生政府公信力，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保证政府的执行力。在现代法治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必须保证其必须的执行力和公信力，才能实现政令畅通，实现管理目标，完成服务人民服务发展的使命。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和信任程度的标志，也是提高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能力的标志。如何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本文作粗浅的论述。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重塑执行理念

解放思想，推进创新发展。政府在执政理念中，作为决策主体，要创新发展机制；作为服务人民群众的主体，要以人为本，创优人民群众发展的坏境；作为监管市场经济主体，要实现全民创业，强市富民目标。政府围绕着这样的三个主体，政府提高执行力和公信力，必须解放思想，转变工作举措，破除思想障碍。

一是要进一步克服“官本位”思想，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意识。

要克服政府“官本位”思想，关键处理好权益博弈，处理政府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解决“权大于法”的弊端，以及干部与群众关系颠倒错位的问题。与之相适应是政府机关干部职务疲劳、岗位疲劳、缺乏干事创业的锐气，由此带来的是违法违规失信于民。为此必须下大力气破除“官本位”思想，克服政府机关中人浮于事，推诿扯皮，懒作为等不良风气。1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执政为民”思想意识，“以人文本”服务大众的思想，简政放权创造优良的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服务环境和政等环境。

二是进一步克服守旧思想束缚，增强改革创新意识。

守旧思想束缚，表现在“准我干我才干”的“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表现在“等、靠、要”的唯条件论调；表现在不思进取“守摊子”的思维定式，由此而带来政府政令的不畅和执行力的不力，如机械执行、被动执行、逃避执行、选择执行，由此而影响政府公信力。实践证明，改革创新出生产力，也出执行力，创新是执行的理想和最佳状态。要从执行力、公信力是政府工作生命力的高度，改革创新，以人为本为立场，对民情民意民愿民求作忠实反映和回应。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创造性地把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和指令贯彻到底，落实到位，惠及百姓。要对政府机关中对高成本低效率进行反思，改进政府机关思想作风，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行政效率、理性地引导行政实践、富有前瞻性地面向未来，优化行政职能和权力配置，实现良政和善政。

二、加强法制建设，增强执行透明

政府及部门要带头维护法律法规的权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利，全面履行职能，特别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实施依法行政纲要，加强行政立法，健全行政责任体系，强化政府法律责任机制，要积极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健全决策反馈纠偏机制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从法律上保证提高政府执行力。

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一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规范行政权力。要坚持“职权法定”原则，清理和规范行政权力。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中，核准和清理每项行政职权的依据、范围、执行主体、职能等，确保清权确权合法有效。二是建立政务公开目录和流程图，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程序。按照流程便捷化、行为规范化、过程人性化要求，将专项行政权利按类别编制成目录，成为公开政府信息的载体，人民群众办事指南，监督政府的依据，把政府权力置于阳光之下。三是加强政务公开载体建设，拓宽政府与人民群众互动的渠道。通过政务公开网站，政务公开专栏，电视阳光政务频道，手机短信，档案馆图书馆等途径，方便群众查阅政务信息，充分发挥网载体的作用。

三、完善政务管理和服务方式，提高执行效能

要坚持高效便民，完善执政管理，创新政务新方式，要大力推行“一门受理，相关联办，现场审批，限时办结”的行政审批模式和“集中受理、内部流转、限时办理，一次告知”的便民服务模式。公开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标准、程序时限、结果，以促进执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在自然环境灾害面前，政府加快建立健全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是完善执政手段的重要内容，中国97.9%的市级政府和92.8%的县级政府，都编制了总体应急预案。对这些应急预案的响应，是考验各级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方面，也最直接反应政府的执行效能，如何科学防控，使“大灾害小险情，灾害重损失轻”，得以实现。

鞍山“马上办”研究会提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从“马上就办”入手，作为重要突破口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它是鞍山人民政府提出的旨在提高行政效能的具体做法和措施，值得各级政府推广。“马上就办”的内涵是“以民为本、快捷启动、通畅运转、满意结果”，具体说，人民利益至上，在第一时间地点作出回应启动快速、全程监督，保证结果最优化让人民满意，这其中包含时间、分工协作、效率和效益。

四、加强队伍建设，完善责任制度

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对公务员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加强公务员的培训教育，着力创造公务员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以培养与人民的情感、了解人民群众的心声。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自觉性，要深入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能力，要深入学习现代经济管理和科技知识，提升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时俱进发展的能力，要深入学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断增强公仆意识，树立服务大众的宗旨。

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工作运行的专项制度，特别是两项制度：一是政府绩效 考核评价制度，评估政府不是看它投入多少资源，做了多少工作，而是考核它所做工作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企、公众的需求，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节约开支，少花钱多办事；从投入和产出看其效率。效益最终体现人民满意度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政府公平体现在团体与个人得到公平待遇，弱势弱体得到更多的服务。二是行政问责制，这是一种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追究的现行行政制度，是对有故意故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行政秩序和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6年初国务院将行政问责制列入政府议程，各级政府要明确责任，完善配套措施，加大问责力度，从而使政府招执行力中抗令不行、有禁不止、歪曲执行、盲目执行、越位执行、虚假执行、错误执行等问题得到根除，政府执行力的隐患得到排除，政府的公信力真正得到人民群众 的满意。

参考文献

1、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政府执行力。湖南省效能建设办公室

2、马上就办，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有力“抓手”。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社

3、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中国纪检监察报2008.1.15

4、图书《政府执行力》。国家行政学院孙珂博士著

5、地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中国改革报2007.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