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第一篇：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小议刑事辩护律师的辩护技巧

这是2006年的一篇文章 虽然现在有些法律略有修改 但文章中许多经验还是非常值得后辈学习

【内容提要】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以来，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审判制度的改变，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中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刑事辩护律师的充分作用，这就需要掌握一定的辩护技巧。本文试从作者几年的刑事辩护业务实践出发，来谈谈自已的一些对于刑事辩护的技巧感想。

【关键词】业务技巧 调查取证权 质证技巧 庭审质证

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人，这是一项最基本的律师业务。辩护人的责任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与实施为律师充分施展辩护才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而律师辩护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真正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业务的熟练掌握与工作技巧占十分关键的地位，作为辩护人自身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掌握或没有很好掌握辩护技巧的辩护人，能够从容地坐在辩护席上为被告人进行有效的辩护。笔者根据自身办案实践，就辩护律师在刑辩业务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和技巧作一些总结和探讨。

一、律师介入刑事侦察阶段的业务技巧。

作为一名律师，和许多同行一样，我经常为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介入难而感到困惑，有时会受到一些冷遇甚至非难，但是我们不应知难而退，而是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困难圆满完成前期介入的工作任务。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感触最深的是，身为一名律师，一定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我的体会是：

1、对有关律师在诉讼中享有的权利的法律规定要熟知。

我曾经在个别侦查人员的非难面前无言以对，其原因不是因为“尊重”司法人员而不愿抗辩，而是由于对法律生疏难以应对。可见要熟练运用法律就必须先熟悉法律。随着刑诉法的实施，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和规定。作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服务，我认为应熟练掌握的司法文件主要有：国家六部委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公安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在上述司法文件中，有以下两方面规定我们应当熟记。

第一、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本人或者其亲属的委托后，可以行使四项诉讼权利。

1、向侦查机关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

2、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申请”，根据侦查机关的安排（办案机关应在48小时内，五种重大复杂案件在5日内决定），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有权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这项权利是刑诉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和《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的。除此之外，律师还可以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行使诉讼权利等情况；

3、征求犯罪嫌疑人的意见，决定是否代其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和控告材料；

4、为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向侦查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或者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在七日内答复。

第二、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八项诉讼权利也应熟记，因为律师应当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这些权利并作出解释。这八项诉讼权利是：

1、有权聘请一至二名律师；

2、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3、有权核对讯问笔录。对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记载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4、有权请求自行书写供述，侦查人员应当准许；

5、有权进行无罪辩解，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意见；

6、有权向律师反映案件情况；

7、有权对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

8、有权在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时，向侦查机关要求解除强制措施，以上权利规定在刑诉法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和第九十六条。

2、对应享有的诉讼权利要积极行使。

律师行使权利在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障碍，必须付出更多努力。在业务实践中，我始终坚持耐心说服、积极申辩、有理有节的原则，积极而全面地行使律师的诉讼权利。

其一，对不予配合的个别侦查人员，我采取晓之以法，耐心说服的方法。面对“再谈案情就终止你的会见”的警示，我一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受委托律师的诉讼权利”法条，一边向侦查人员说明“如果不介入案情，律师就无法帮助嫌疑人申诉，无法提供法律服务，允许律师了解案情，是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请你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终于顺利会见了犯罪嫌疑人。

其二，如遇个别对律师抱有偏见的侦查人员不依法办事时，我们应采取积极申辩、据理力争的办法。比如遇以“案情复杂”而拒绝安排会见的情况，或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在两个律师所请律师的情况需请示后再答复”，每遇这类情况，我们应及时向该办案机关分管领导提出书面意见，力陈剥夺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危害和律师配合侦查、维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意义。一次没有回音，就再申请，直至得到许可为止。

此外，律师既要敢于行使诉讼权利，还要善于行使诉讼权利，要做到有理有节。

3、行使诉讼权利要严守法度。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刑事业务风险大，稍有不慎就会坠入陷阱，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律师更要百倍警惕。长期的业务实践使我认识到，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服务的律师在行使诉讼权利时，要谨记“守法”二字，惟此才能消除风险。具体表现在：

一是不能超越权利范围。有些律师“积极”介入侦查，与侦查机关同时开展调查，甚至同时搜集证据，错误地认为要与侦查人员抢时间。殊不知律师此时不是“辩护人”的身份，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与“辩护权”有区别，这种干扰司法侦查活动的调查取证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二是不能违反会见纪律。有些律师为了体现“服务周到”，违反监所管理规定和会见纪律，在犯罪嫌疑人和其亲属之间互通案件信息，或者传送违规物品，或者诱导犯罪嫌疑人作虚假陈述，这是严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必须禁止。

三是不能泄露秘密。对办案过程中了解到的国家机密、案件秘密、当事人隐私，律师要自觉保守，不能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任何人泄露出去。

二、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取证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指律师在承办刑事案件过程中，调取、收集、核实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等证据材料的权利。赋予律师在审前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其程序上的意义在于：首先有利于增强刑辩律师出庭抗辩能力。对抗式程序控方和辩方的对抗，实质上就是检察官与律师的对抗与争辩。律师在法庭上拥有较高的辩护技巧和具有丰富的出庭经验固然重要，但如果律师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不是亲自去调取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只是复印和使用控方提供给法庭的证据材料到庭应诉，就很难赢得诉讼的胜利；其次有利于控诉与辩护职能之平衡。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律师主要是为了保护控辩双方诉讼地位的平衡而参入诉讼中来的，律师是站在被告一方的立场上，在法庭展示与检察官抗衡的势力。而律师调取的有关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产生实际影响的证据，是实现控辩力度平衡的重要砝码；最后，有利于增强收集证据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尽管法律要求追诉机关对被告人有利与不利的证据要一并收集，但更多情况下检察官关注的是指控是否成功，容易忽视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这时候，就需要律师通过行使调查取证权的过程来收集这些证据。同时，辩护律师的调查活动，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证据的活动起到监督作用。避免那些非法证据进入法庭程序并被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高法解释》）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若干规定》第15条对前述第一款规定进一步明确化：“对于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调查取证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不应当向律师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让律师收集、调取证据”。《高法解释》的规定进一步具体化，第43条规定：“辩护律师申请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准许，并签发准许调查书”。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45条规定：“辩护律师直接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辩护律师不宜或者不能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并确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申请人可以在场”。

从以上有关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律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侦查权和调查权相比，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以下特点：

1、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我国刑诉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从规定“应当如实提供证据”的内容来看，讲的是公、检、法人员的调查取证有强制性。没有规定律师有强制取证权。律师的调查取证行为只是一种带有访问性质的活动，不具有强制性。

2、律师的刑事调查取证权偏重于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收集。依照法律职责，律师进行证据调查，不应当寻找和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样容易混淆律师的抗辩职责，而充当了公诉人的角色，律师应当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

3、律师调查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法庭调查核实后，才能作为证据使用。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必须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经过询问证人、双方当事人质证等环节后，才能确定其证据效力。

律师在审前阶段的证据调查包括查阅卷宗材料、会见被告人、调查访问以及参与法庭调查，其中有效的行使调查请求权是律师证据调查的必要手段。刑辩律师的证据调查是律师业务基本技能，必须讲究证据调查的艺术和技巧。

1、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查阅卷宗材料的问题

刑诉法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材料”。这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第一次接触到本案的卷宗材料，也是律师全面了解案情，决定调查方向的最重要的环节。但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案卷和证据材料”外，其他公诉案件要求“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而且依照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所谓“主要证据”指的是“定罪的证据”，由此看来，辩护律师能够接触的卷宗材料也是不全面的，特别是那些对被告人量刑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律师在卷宗中几乎无法看到。鉴于上述情况，律师在查阅卷宗材料时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①、对起诉书的审查。重点审查起诉指控犯什么罪、犯罪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手段、情节、后果等，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犯罪情节的轻重、有无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有无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审查起诉书所引用法律条文是否得当等。

②、对证据目录及证人名单的审查。律师查阅证据目录和证人名单，可以对案件的证据体系及证据种类有个大概的了解，并核对已经移送的“主要证据”材料与尚未移送的证据材料证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通过检察机关对证人名单的例举了解其他证人对本案事实的证明作用，并通过会见被告人了解这些证据及证人对被告人有利证据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下一步如何展开。

③、对主要证据复印件及照片的审查。通过审查主要证据了解本案中对被告人定罪的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哪些证据存在疑点和矛盾，以便分类排除，哪些证据需要立即调查核实，哪些证据需要会见被告人来了解，哪些证据需要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核实。

2、关于在审前程序中如何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

律师的调查取证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客观上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往往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为此，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一种救济手段，即辩护律师在无法调取或遇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请求法院签发“准许调查决定书”，如果相关证人及有关单位不同意，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律师行使调查证据请求权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必须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包括申请人的情况、被告人的情况、被调查人的情况、调查请求理由事项，并制作详细的“调查提纲”附在后面；

②、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查证据时，辩护律师作为申请人可以在场，但这要根据案件情况及证人情况来定，并须征得法院调查人员的同意；

③、法院调查的证据材料律师可以请求保留该证据的复印件，并作为辩方证据在法庭出示，并经过法庭的调查与质证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④、由于证人或被害人等不同意接受调查以及有可能律师的调查证据请求被法院拒绝的，如果认为该证据确对被告人有利的，辩护律师应当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该证人（被害人）出庭作证，通过询问和质证使该证据被法院采纳为裁判的证据。

3、关于对非法证据的调查与确认问题

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由此看出，刑法虽规定禁止使用非法手段获取证据，但却并未规定以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问题在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基于控诉和证明的目的更有可能或有条件使用非法手段。这些非法证据一旦在法庭上出示，将会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消极的影响，最终导致出现权力滥用的情况而影响司法公正性。因而，辩护律师在审前阶段，收集相关证据证明非法证据的存在并对其合法性进行前置性审查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对非法证据的审查与确认主要从主体上、程序上、形式上三个方面入手：

①主体上，如应当回避的侦查人员调查收集的证据；非法定侦查人员调取的证据；非自然人提供的证言与鉴定结论；年幼或患有精神病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所提供的证言等都应作为律师审查与调查的重点内容。

②程序上，调取证言笔录时仅侦查人员一人在场，询问证人时未告知作证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收集证据等。

③形式上，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及讯问人签名的书面供述及证言与陈述；没有鉴定人盖章的鉴定结论，没有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见证人签名盖章的勘验检查笔录等。

上述证据均属于违法或不合法的证据范畴，辩护律师一旦能证明该证据的违法与不合法时，应及时将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请求法院将非法取得的证据排除法庭调查之外。为了证明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事实，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传唤侦查人员、勘验检查人员及鉴定人等到庭作证，运用收集到的证据提出异议，当庭揭露该证据在收集过程中主体、程序、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避免这些非法证据被法院用于裁判的证据。

律师在审判前阶段开展调查活动，必须实事求是，忠于事实真相，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这认为这是作为一名律师特别是想做一名好律师，同时也是保护好自己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

三、律师刑事辩护庭审质证技巧在法院审判阶段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刑事案件经历侦查、预审及审查起诉阶段后进入审判阶段。现代的控辩式刑事审判形式，客观上要求辩护人不能按过去法院职能审判中那样，只是从控方移送法院的全部案卷材料中提炼出辩护观点进行辩护。职能式审判中辩护人的侧重点在辩论阶段，主要通过法庭辩论来实现辩护价值。控辩式审判则有所不同，辩护人的辩护重心已从法庭辩论转至庭审质证。根据一事一证、一质一辩的举证规则及一切证据未经查证属实，不能用作定案依据的规定，庭审质证在控辩式审判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辩护人在质证时对控方的举证闭口缄言放弃质证，那么在法庭辩论时即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也绝对无法从证据角度推翻控方对被告人的有罪指控。因此，控辩式审判制度不但要求辩护人注重法庭辩论，更要求辩护人重视庭审质证。笔者认为应从刑事案件七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及对常见控方瑕疵证据材料的处理这两个方面来与大家探讨庭审质证的技巧问题：

一、刑事案件主要的七大类证据的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同时可以要求公诉机关对证据予以补强。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二、过程中常见控方其他举证错误及辩护人应掌握的若干庭审质证技巧。

1．针对控方将被告人涉嫌的诸多事实合并举证时的庭审质证。

根据新《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及控辩式审判的具体要求，现行庭审制度要求控方举证应该是一事一证一质。如被告人有多起互不相关的犯罪事实，则控方在举证及质证过程中应对该多起犯罪事实逐一进行举证、质证。但司法实践特别是庭审时间安排较为紧凑时，控方甚至个别法院也默许控方采取合并举证方法，即将相关证据由控方一次性举证完毕，于是客观上导致辩护人无法就被告人的每一犯罪事实进行充分质证，致使庭审质证程序流于形式。因此，在庭审过程中遇到合并举证时，辩护人应及时予以指出，建议合议庭告知控方采取一事一证一质方式开展庭审质证活动，并应指明控方合并举证方式不符合控辩式庭审质证程序。

2．针对开庭前控方没有全面、客观地调取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或发现在移送的主要证据目录中缺少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时的应急处理。

根据《刑诉法》及六部委有关规定，侦查及起诉机关应全面收集被告人有罪无罪或罪重罪轻等方面的有关资料，起诉时移送的证据资料也应包括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司法实践中经营发现控方没有及时对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资料依法予以调查核实（特别是有些辩护人难以取得或无法取得的证据材料），或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没有作为主要证据材料随案移送。因此，在庭审质证过程中一旦发现上述问题时，就应根据六部委《实施规定》第13条立即向合议庭提出，申请法院向检察院调取该方面的证据材料。

3．庭审质证时辩护人应及时制止控方发言的几种情况。

（1）控方采取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应及时予以制止。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法律规定控辩双方在向被告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等发问时，均不得采取诱导式发问以及其它不恰当的方式发问。在庭审质证过程中发现控方有提示性或诱导式发问时，控方的行为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4条规定。此时辩护人应即时举手示意请求审判长阻止控方发问。

（2）控方在举证时所举的事实证据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或认定的情节无关时，违反最高院《解释》第148、149条规定，辩护人应举手示意审判长及时予以制止发言。

（3）控方在举证时，其所列举的证据未列于移送法院的主要证据目录之中，辩护人可采取三种方法处置：一是案卷中已有类似证据材料或所要证明的事实证据已较充分，辩护人在质证时只指出该证据尚未列于主要证据目录即可；二是在非主要事实或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关系不大情况下，建议法庭将此证据当庭让辩护人阅读几分钟后当庭予以质证；三是控方所举证据是涉及定置量刑的新证据或主要证据，辩护人有权请求合议庭作休庭处理，允许辩护人调查取证后恢复审理。

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关系到委托人或其亲属的人身自由或者生死，责任重大的，刑事辩护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和技巧，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是把理论得到升华，把刑事辩护业务掌握好。作者系才入门者，以上感想，在于抛砖引玉，请读者多多指教。

第二篇：盗窃罪的刑事辩护技巧浅议

盗窃罪的刑事辩护技巧浅议

湖北思普润律师事务所 姜学文

盗窃犯罪可以说是财产犯罪中发案率最高的一种犯罪。据不完全调查，公安机关破获的侵财刑事案件中，盗窃罪几乎要占据二分之一。从我市律师受理的刑事案件的比例看，盗窃罪的辩护所占的比重也相当大，盗窃罪的刑事辩护已成为我市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主要业务之一。为此，提高律师在办理盗窃罪案件中的刑事辩护水平，对于提高律师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准，依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很大意义。

盗窃犯罪作为一种常见的财产犯罪，许多律师刚入道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案件。正因为其常见，许多人觉得办理这种案件非常简单。其实，这种认识往往是不全面的。实际上，盗窃犯罪虽然是一种常见的罪名，但却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从盗窃对象来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金融机构，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盗窃电力、水力、天然气等具有经济能源价值的无形财产，还包括存单、债券、提单等有价证券以及通信线路、电信号码和电信设备、设施等。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单位盗窃。从盗窃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来看，它涉及到侵占、诈骗、抢夺、抢劫等多种犯罪。鉴于盗窃犯罪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盗窃犯罪法》，对盗窃罪进行明确规定。因此，熟练掌握盗窃罪的犯罪

构成理论和相关刑法、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认真研究司法实践和刑事辩护所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尤为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从辩护律师的职责看，刑事辩护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无罪辩护；二是罪轻辩护。下面，我也就将按此分为两部分，结合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谈谈我对盗窃罪的刑事辩护一些心得和体会。

盗窃罪的无罪辩护要点

律师每接手一件刑事案件时，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你的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罪与非罪问题，是刑事辩护的首要问题和关键问题。如何确定是否构成盗窃罪，总体而言就得从我国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为基础，结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分析。理论上讲，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条件的，就构成盗窃罪；否则，就不构成盗窃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其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一是犯罪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构成。二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犯罪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侵犯 的对象是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四是犯罪客观方面要件。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关于盗窃罪的主体要件的辩护要点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后果的，不负刑事责任。依据上述刑法规定，应注意如下辩护要点：

1、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对于被告人的年龄接近刑事责任年龄时，律师一般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年龄的计算方法。法律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一律按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年龄应以其满十六岁周岁生日之第二天起计算。

（2）要查明是否存在错把老历出生日期作为公历日期登记的情况。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目前还存在父母只记子女的老历出生日期的现象，导致而后户口登记时将其老历出生日期作为公历日期予以登记。

（3）要查明是否存在出生日期登记错误情况。由于多方面原因，被告人的年龄可能存在登记错误问题。

（4）要注意区分被告人实施犯罪时和破获案件时的年龄，不能以案发时间作为计算被告人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据。

2、关于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

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者即使实施了客观上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能成为犯罪主体，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行为语言行为有些反常或存在精神病既往史、精神病家族史的行为人，律师在辩护时主要是要研究行为人是否存在精神病。

（1）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定的，不负刑事责任。精神病人应否负刑事责任，关键在于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行为时是否有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既不能根据行为人的供述来确定，也不能凭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来确定，而是必须经过法定的鉴定程序予以确认。因此，律师受理案件后，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申请对被告人进行精神病鉴定。

（2）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此，间歇性的精神病人虽然尚未完全丧失或者控制自己行为，但在其发病期间实施盗窃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

关于盗窃罪的主观要件的辩护要点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它包括罪过、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其中，罪过即犯罪的故意或过失是犯罪主观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构成任何犯罪不可缺

少的主观要件；犯罪的目的只是某些犯罪构成所必备的主观要件，所以又被称之为选择要件。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包括：

1、盗窃罪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盗窃罪。行为人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其盗窃行为的对象是他人所有或占有的财物。行为人只要依据一般的认识能力和社会常识，推知该物为他人所有或占有即可。至于财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是谁，并不要求行为人有明确、具体的预见或认识。如果行为人将他人的财物误认为是自己的财物取走，在发现之后予以返还的，不构成盗窃罪。

2、盗窃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仅包括自己占有，也包括为第三者或集体占有。如果对某种财物未经物主同意，暂时挪用或借用，无非法占有的目的，用后准备归还的，不能构成盗窃罪。如有一些偷汽车、采取秘密方式借用他人物品等类型案件即属此种情况。

关于盗窃罪的客体要件的辩护要点

盗窃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其犯罪对象一般是公私财物。因此，我们首先要清楚哪些财物可以作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依据有关司法解释，被盗窃的公私财物应符合以下特征：

1、该物品能够被人们所占有和控制。一般情况下，是指有形财物，但是有些无形物也能够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如电力、煤气、天然气等无形物也可以成为被盗窃的对象。不能被人们控制的阳光、风力、空气、电波等就不能成为盗窃罪

侵犯的对象。

2、该物品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可以用货币来衡量。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物品，不能作为盗窃的对象。

3、他人的财物。盗窃犯不可能盗窃自己的财物，他所盗窃的对象是“他人的财物”。虽然是自己的财物，但由他人合法占有或使用，亦视为“他人的财物”。司法实践中有盗窃自己家里或近亲属的财物的情况，根据《解释》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

因此，律师在刑事辩护时从犯罪客体方面应着重围绕行为人所窃取的财物是否符合上述特征展开研究。如符合上述特征，则可构成本罪；如不符合上述特征，则不构成本罪。

关于盗窃罪的客观方面要件的辩护要点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1、关于秘密窃取。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经手者所发觉的方法，暗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至于他人是否发现，在所不问。只是行为人是自认为不被他人发现或者没有被他人发现。其具有以下特征：

（1）秘密窃取是指在取得财物的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是在暗中进行的。

（2）秘密窃取是针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而言的，即

为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没有发觉。在窃取财物的过程中，只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经手人没有发觉，即使被其他人如路人发现的，也应认定为秘密窃取。如在公交车上，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财物的所有人并不知其财物被盗窃，但被其他人发现，且没有进行制止，在这种情况下，仍应当以盗窃论处。

（3）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和经手人发觉。这里强调的是行为人“自认为”不被他人发现。如果在取财过程中，事实上已为被害人发觉，但被害人由于种种原因未加阻止，行为人对此也不知道被发觉，把财物取走的，仍为秘密窃取。

2、关于数额较大问题。一般是指实际窃取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因此盗窃数额问题是关系罪与非罪的关键问题。对于有些案件的盗窃数额在“数额较大”点附近时，律师需将被盗物品数额作为辩护的核心予以特别关注。所谓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指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伍百元至两千元以上。根据《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一是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二是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是主动投案的；四是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 五是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3、关于多次盗窃问题。多次盗窃是指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该要件是97刑法的新规定，对于打击多次

盗窃、盗窃数额不大、盗窃数额无法确定、主观恶性较大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盗窃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解释》规定的原意理解，只要是在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均构成本罪，而不论其盗窃数额多少。对于入室盗窃问题，由于同时侵犯了他人的住宅权和财产权，有时甚至对他人人身权构成威胁，因此无论其盗窃数额多少，其社会危害性较大，均应以犯罪论。然而，对于有些在公共场所小偷小摸的、数额很少的行为，如果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不大，即使其盗窃次数达到三次，律师也可以作无罪辩护。其辩护要点就是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结合具体案情分析行为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犯罪程度、情节是否显著轻微等。对于将“多次盗窃”作为构成盗窃罪的要件，理论界也存在争议。从我国刑法立法体例看，对于“多次行为”均作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只有盗窃罪以此作为构成犯罪的条件。因此，有人建议将此要件还是作为盗窃罪的情节严重情形为妥。

4、关于盗窃的犯罪证据不足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这给律师无罪辩护创造了机会。在有些盗窃案件中，如果控方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证据之间不能形成体系，证据链条脱节，指控将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因此，律师辩护时应从控方的证据充分性进行考量，认真研究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盗窃行

为的证据是否充分，从证据不足入手，充分利用无罪推定原则的立法原意，进行有力的无罪辩护。

盗窃罪的罪轻辩护要点

律师接受委托后，如果控方的基本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罪，那么律师辩护的重点就在于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律师应从案件的事实、证据、量刑及法律适用等方面入手，提出证明被告人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盗窃事实认定的辩护要点

所谓盗窃事实是指被告人实施其犯罪行为的基本情况。一般包括盗窃发生的时间、地点、作案方式、参与人数、共同犯罪中的分工情况、盗窃次数、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等。它既指某次盗窃行为的基本事实，又指多次盗窃的事实。对于起诉书指控只有一起盗窃事实的案件，作为辩护律师要着重注意的是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对于起诉书指控有多起盗窃事实的案件，辩护律师既要注意每次盗窃物品的名称、数量和价值，还要着重关注盗窃次数，看其是否与被告人实际的实施盗窃次数有出入。在共同盗窃案件中，被告人参与共同盗窃的次数是律师辩护的重点。关于盗窃物品的价值将在下文中着重阐述。

研究盗窃的犯罪事实，关键是从案件的证据入手。只有凭充分确

凿的证据以及控方证据之间所证明的事实一致吻合，才能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因此，结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认真对控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善于利用控方证据之间的矛盾和漏洞，对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提出异议，从而达到法官对指控的部分事实不予采信，这是律师辩护的主要目的。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应注意如下几点：

1、对于被盗物品及其数量的认定，要结合失主的报案材料、购物凭证、被告人的口供、同案犯的供述、销赃人或买赃人的口供或笔录以及案件其他证人的证词等进行比照分析判断。如果所有不同种类的证据证明了同一事实，那就可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证据之间出现不一致或矛盾，则应对被盗物品及其数量提出质疑。如果主要证据之间存在重大出入，则应认定指控证据不足。

2、对于一个被告人从事多起盗窃行为的案件，应认真审核每一份证据内容的真实性。由于作案时间跨度比较长，有时甚至前后数年，仅凭被告人的记忆所作的口供，其真实性很难确定。这就要从原始的报案材料以及赃物的去向等方面综合判断。人的记忆力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被告人对发生很久以前的案件的细节陈述得相当清楚具体，那就有些不合常理。为此，辩护律师要大胆合理怀疑这些口供的真实性和侦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合法性，去探求案件的真实面目。

3、在有些共同盗窃犯罪中，特别是一些团伙犯罪，如果涉及到盗窃次数较多时，同案犯之间的口供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有些口供之间的不一致对受委托的被告人有利，律师应抓住庭审质证 的重要环节一一对质，当庭将相关矛盾证据予以展示，以此获得法官的认同。

4、律师在辩护中还要善于利用同一证人和同一被告人之间前后几次证词或供述不一致，对控方证据体系进行辩驳，以达到推翻部分被指控盗窃事实的目的。

5、依据无罪推定原则，对于案件中的有些事实存在疑问和证据之间出现冲突的情形，应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充分利用证据排除规则，提出该部分事实不予认定的辩护意见。

关于盗窃数额认定的辩护要点

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的量刑是以盗窃数额作为主要依据的，因此在被告人的基本盗窃事实已经明晰的情况下，盗窃数额就成为被告人量刑的核心问题，盗窃数额的多少也是刑辩庭审的关键。对此，《解释》第五条对被盗物品的数额认定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本文不再赘述。律师在辩护时对盗窃物品的数额认定还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被盗物品的估价机构是否具备估价资质。依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估价机构应是各级物价价格认证部门。不具备上述资质的单位不能进行估价。

2、被盗物品的价值计价方法是否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辩护律师应认真研究相关规定，分析估价机构的估价依据、估价方法、估价程序、估价结论是否正确。

3、要着重注意原物已不存在的被盗物品的价值认定。由于原物不复存在，因此被盗物品的价值认定是庭审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律师对此大有文章可做。由于原物已被销赃、挥霍、丢弃、毁坏，最初形态已被破坏，因此应当根据失主、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进行估价，最终确定原被盗物品的价值。

4、重新鉴定估价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律师对估价结论不认真进行分析，盲目认可鉴定结论，导致盗窃数额出现重大出入。由于估价机构的单一性和事实上的垄断性，目前价格认证机构对盗窃物品的估价存在许多问题，其估价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科学性令人怀疑。对于指控的盗窃数额刚好超过“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时，辩护律师应首先考虑是否申请重新进行价值鉴定。

关于盗窃罪量刑情节的辩护要点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作为辩护人的职

责，就是向法庭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以达到被告人受到较轻或免除刑罚制裁的目的。一般地，律师应从法定从轻、减轻情节或免除处罚情节以及酌定从轻情节两个方面进行辩护。

1、关于法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情节。所谓法定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是指被告人具备刑法明确规定应当或可以对其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的情节。主要包括：

（1）被告人盗窃时系未成年人。《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被告人盗窃时系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被告人系聋哑人或盲人的。《刑法》第十九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4）被告人系盗窃未遂犯。《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依据《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但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被告人系盗窃从犯或胁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

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有些盗窃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时未区分主从犯或区分主从犯不准确的，律师应从被告人在盗窃中的地位和作用入手，分析被告人是否构成从犯。

（6）被告人具备自首情节的。《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对于主动投案的、符合自首条件的，往往不是辩护的重点。律师更多的是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那些“视同自动投案”的情形进行着重研究和分析，判断被告人是否符合自首条件。

（7）被告人具有立功情节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律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劝解被告人主动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争取立功，以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机会。

（8）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2、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所谓酌定从轻量刑情节是指我国刑法认可的、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能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相对较小的各种事实情况。一般包括：

（1）犯罪动机。被告人如果不是以贪图钱财和享受为目的，而是因生活困难所迫或因支付不起巨额教育、医疗费用等特殊原因引发盗窃案件，可酌情从轻。

（2）犯罪手段。如果被告人是因见财起心、采取顺手牵羊的方式盗窃，相对于有预谋的盗窃而言，可酌情从轻。

（3）犯罪后果。如果被告人的盗窃行为既未形成损失，亦未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可酌情从轻。

（4）退赃和退赔表现。如被告人到案后能积极退赃、退赔的，可酌情从轻。

（5）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被告人如果在犯罪前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中一贯表现较好，其行为是初犯或偶犯，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较小，可酌情从轻。

（6）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如果被告人归案后能主动交待犯罪事实，配合司法机关办案，认罪态度较好的，可酌情从轻。

（7）被告人的悔改表现。如果被告人归案后充分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积极悔改的，可酌情从轻。

（9）社会影响。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影响较小，对于有些特殊案件反而引起社会同情的，可酌情从轻。

第三篇：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西安刑事辩护律师：故意杀人死刑辩护案

宝鸡日报新闻《为与情人结合，恶夫竟然杀妻》：“宝鸡日报讯 为了达到与情人结合的目的，犯罪嫌疑人王海林竟残忍地将妻子杀害后抛尸。日前，渭滨公安分局民警经过连续 18小时艰苦细致地工作，成功破获‘3.12’故意杀人案。”

于此同时，宝鸡各大媒体、宝鸡电视台及西安、陕西各地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纷纷报道：“3月12日上午，一位自称王海林的人来到姜谭路派出所报案，称其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对方给其手机上发短信让他准备 5万元赎人。接警后警方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王海林称，其妻董玉环因山东老家有事，于 3月 10日晚 8时许乘坐由宝鸡开往山东的火车回老家，当时是他亲自送妻上的火车。次日，他就收到恐吓短信。但在对其询问过程中，民警发现王海林的言行极为反常。侦查民警分析这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可能另有隐情，遂对王海林进行了控制，同时多渠道、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经过 18个小时的斗智斗勇，王海林终于交待是自己杀死了妻子。原来，王海林几年前认识了青岛女子陶某，两人一直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近日陶某要来宝鸡与王海林约会，因担心其妻董玉环发现后闹事，王海林遂起了歹心，10日晚将熟睡中的董玉环掐死，第二天晚上用三轮摩托车运到老家凤翔县，抛尸于家里果园的一口废弃井中。日前，王海林已被渭滨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也在与此同时，远在加拿大留学的王海林的妹妹透过满眼的泪水，正在查遍全中国的法律网站，苦苦寻找着能替哥哥提供最好辩护的律师。晚上11时40分，西安市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的高西宁律师接到海外打来的带着哭声的越洋电话：“救救我哥哥„„”

接受委托后，高西宁律师立即赶赴宝鸡。在宝鸡的出租车、公交车、街头巷尾，人们在纷纷议论且愤怒着：“听说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才三岁”。听办案人员愤慨的介绍了案情，一股无名怒火升腾在律师的心头：如此灭绝人性的人，我还能替他辩护什么？随即，律师的天职，那犹如洪钟般时时鸣响在耳畔的声音，又一次向他敲响：当社会、法律、舆论的天平都向一边倒的时候，在人们一片的喊杀声中，律师的头脑务必要保持高度的冷静。即便是恶魔，也要维护法律赋予他的权利，也要保证他受到公正阳光的照耀。

2008年8月12日，王海林故意杀人案在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人代表宝鸡市人民检察院明确表示：被告人王海林不属于投案自首，无从轻情节。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232条之规定，请依法判处。身戴脚镣手铐的王海林面色如腊，他知道：死神已在向他招手。在经过法庭调查后，高西宁律师发表了他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王海林的父亲王均的委托，指派我作为王海林故意杀人案的被告人王海林的辩护人。经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及参加法庭调查，本辩护人认为，王海林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本辩护人没有异议。但王海林在本案中的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却被侦察机关和审查起诉机关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自首情节和立功表现，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正确量刑，对王海林来说生死攸关。故辩护人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王海林实施犯罪后，在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依法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王海林投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属于自首。一审判决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

1、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发生了故意杀人犯罪，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

2、接到王海林的“报警”后，“侦察人员向王海林了解情况时发现王海林所说案情前后矛盾。”这种发现，只能说明侦查人员对王海林的报警产生了怀疑。正如抓获人、侦查人员王强在《抓获经过》中所述：“认为这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绑架案件，可能另有隐情”。王强的这两个“可能”，足以证明当时侦查人员对王海林只仅仅是怀疑和推测。推测的结论只是认为其“可能另有隐情”，而并不知道另有什么隐情，更不可能知道已经发生了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

3、侦查人员“又从其衣兜内查获‘向其发短信索要现金’的董玉环手机卡”。侦查人员的这一查获，只能证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报警的内容有假，即“妻子董玉环被人绑架并向自己索要五万元现金”属于王海林编造的谎言，只能证明王海林形迹可疑。但仅凭手机卡，并不能证明董玉环已经被杀，也并不能证明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侦查人员也不可能仅凭这张手机卡，就得出董玉环已经被杀、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的结论。事实上，在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也不可能仅凭王海林说话前后矛盾及这张手机卡，就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

4、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罪行已经被公安机关发觉。

5、客观事实是：在王海林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故意杀人的罪行前，公安机关并不知道董玉环被人杀害，也并不知道王海林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

6、公安机关之所以知道或发觉王海林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源自于王海林向公安机关的交代。

7、王海林是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的。

8、在王海林交待了全部犯罪事实后，公安机关才对王海林实施了拘留的强制措施。而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向王海林发出的传唤，依法不属于强制措施。

9、、本案各项证据证明，王海林交代的主要犯罪事实属实。

10、我国《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海林在行动自由，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前主动来到公安机关；因其形迹可疑，经司法机关盘问、讯问后，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自己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和罪行，依法属于自首。《刑法》第67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一审侦查和审查起诉机关故意淡化、忽略、甚至隐瞒被告人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一审判决拒绝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对王海林的自首情节不予认定，均是对本案事实的重大歪曲。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海林的死刑判决，依法对被告人王海林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王海林具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在还未查证落实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辩护人在一审会见被告人时了解到，王海林到案后，有数起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行为。经向审查起诉机关核实，王海林确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的事实，但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辩护人认为，对刑事案件的查证落实或侦破，是侦查机关的职责。侦查机关还未查证落实或侦破，不等于被告人的检举、揭发不属实。因此，依照刑法的规定，被告人王海林仍存在具有“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定情节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还未排除的情况下，轻率判处被告人王海林死刑立即执行，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三、一审判决对本案事实未查清楚，对被告人王海林故意杀人犯罪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林为了达到和情妇陶素梅一起生活的目的”而故意杀人，这种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不合常理，站不住脚。事实是，在事件发生前，王海林已经和被害人董玉环依法登记离婚。王海林非常明白，他完全可以随时和他人合法结婚，合法生活，根本不需要为此而去冒死杀人。王海林在一审庭审中一再声称他不是故意想要杀死董玉环，而是失手了，并且，他还对董玉环做过人工抢救。一审法庭对这一重大事实并未查清。一审判决对王海林杀人动机的认定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合常理。

四、对被告人王海林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99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06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召开的第五次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

200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又再次强调：对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在处理上应当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案件有所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在先后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都强调要慎重处理因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的死刑适用，对贯彻“宽严相济”、“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婚姻家庭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一般事出有因，被告人针对特定的对象实施犯罪行为，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有所区别，在量刑时，应当综合犯罪动机、犯罪起因、犯罪手段等因素考量，不能因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就一律适用死刑。就本案来看，被告人王海林究竟为何要杀死董玉环，杀人动机是什么，是故意还是“失手”？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都还未查清。且被告人王海林具有自首情节，其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立功情节的事实还有待侦察落实。故即使对王海林判处死刑，也不宜立即执行，而应缓期执行。

辩护人：高西宁

（陕西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高西宁律师网址http://www.xiexiebang.com/Lawyer9492，电话：***，网上搜索‘西安律师高西宁’查看更多信息）

第四篇：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刑事辩护技巧庭审质证要点

(一)对被告人及同案犯的供词的庭审质证。

1、对被告人供词的庭审质证

庭审质证中，被告人的供词可划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庭审时供词与侦查起诉阶段供词相一致，且有其他证据材料相互印证;二是只有其它旁证材料证明被告人有罪，在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三是在侦查及起诉阶段供词变化较大，其它旁证材料也难以确证。针对上述三种情况，辩护人在庭审质证时应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第一种情况下，控方指控属实，辩护人应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履行辩护职责，不能为了质证而质证，故意发问以求庭审时控辩双方在举证、质证方式上的表面平衡;在第二、第三种情况下，辩护人则应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庭审发问及质证技巧以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在被告人自始至终拒绝交代起诉书所指控罪行时身为辩护人切不可因为在控方提供的其它证据材料中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材料，就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放弃发问或拒绝质证。须知这些旁证材料未经庭审质证，是不能直接作为定罪的证据的。因而，辩护人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庭审调查时赋予辩护人的发问权、质证权，挖掘被告人拒绝交代的合理成分。例如被告人拒绝承认自己有参与聚众斗殴事实，那么在庭审质证时就得提问被告人除自己拒不承认外，是否有其他现场证人或旁证材料能进一步证明，以及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证明其有参与斗殴的证人及证据材料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真相通过庭审发问质证逐一明了，而不能在质证阶段不发问甚至站在控方角度指责被告人认罪态度差或要求被告人坦白交代。同样在被告人翻供或供词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除要充分注意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存在合理成分外，还要紧扣相关事实，通过发问与质证使被告人为何翻供的有利成分得到进一步阐明。特别是在被告人过去对犯罪事实已有过交代，但供词相对不稳定的情况下，辩护人务必要充分掌握庭审发问权、质证权，充分挖掘被告翻供的合理成份及原交代确实存在的与事实不符之处。

2、对同案犯供词的庭审质证

同案犯因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其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供词除与被告人的供词相一致的以外，辩护人均应持几分怀疑态度。特别是在被告人拒绝承认有罪，而同案犯证实其有罪，则更需通过庭审发问与质证，充分暴露同案犯供词不真实的一面。例如同样在聚众斗殴案件中，如出现同案犯指证被告人参与，就需要充分利用庭审发问与质证，通过发问与质证，否定同案犯的供词，并从同案犯的供词中发现其矛盾之处，抓住有利于被告人的辩护素材。

3、质证时常见的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及对策

质证时控方存在瑕疵的证据材料常见的有：(l)侦查人员采取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的方法从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中获取的供词，违反《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及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8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58条的规定。(2)审问未成年人时，没有妨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而不通知其家长、监护人或教师到场;审问聋哑犯罪嫌疑人没有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参加;讯问不能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时，没有配备翻译人员;这些均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2条规定。(3)讯问笔录修改及更正或修改处没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签字或按指印，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4条规定。(4)对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的申辩和反证，侦查机关没有及时认真核查、依法处理，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68条规定，对上述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应明确指出其违法性，并按最高院“解释”第58条的规定，否定其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对证人证言的庭审质证

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根据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分为证人出庭直接参与庭审质证及仅提供证人谈话笔录或书面证明质证。

1、对于证人直接出庭作证的质证。要充分利用控方证人出庭作证的机会，通过发问及质证，获取辩护素材。控方之所以让证人直接出庭作证，无非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起诉书所认定的事实。因此，控方证人出庭作证时一般都显得较为从容。对控方所提的问题一般回答得较为流畅。而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必须对控方证人所要证明的事实及其与案件其它相关证据材料的存在的内在联系做到较为全面的掌握，必须围绕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等有利于被告人的情节进行质证或发问，善于在证人前后矛盾或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中找到突破口。如证人证言出现两难状态，则要巧设两难发问句。唯有动摇控方证人的自信心，才能判断证人出庭作证时说的是否属于客观事实。

2、对不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质证。由于国情差异，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中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还属少数，大多数情况下是以书面的形式作证，对书面证词，辩护人无法象证人出庭作证那样巧设发问句，然而，书面证词往往都是控方的谈话记录，由于控方取证人员的记录水平、方式的不一致，以及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人员进行取证，因此需要辩护人在控方移交法院的证词中，对涉及被告人主要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进行逐句、逐段认真分析，综合判断，提出质证意见。如在开庭前就已发现证人证言有矛盾或隐含有利于被告人的内容，除向被害人调查取证需经控方批准外，辩护人也可庭前着手向该证人调查取证，或就有关疑点申请法院或控方取证。

3、证人证言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的证据材料。主要有：(l)对证人采取羁押措施取证，违反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142条规定。(2)由非侦查机关向证人调查取证所得的材料作为证据使用。违反公安部“办案程序”第51条规定。(3)询问证人没有在证人单位、住宅或侦查机关办公室内进行，违反刑诉法第97条及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4)询问证人现场没有两名侦查人员，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0条及公安部“程序规定”第188条规定。(5)询问未满18岁的证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没有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3条规定。

(三)对被害人证言的质证

被害人的证言属刑事诉讼证据之一。但由于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存在的对立关系，被害人的证言往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当事人，案发时的一切唯有他是最清楚的见证人，此时被害人的证言就是最直接的证词。另一方面由于被害人是被侵害对象，其证言又偏重于指控被告人，并往往作对自己有利的指控。因此，对被害人证词作为证据使用时，辩护人应从上述两方面进行把关、质证。在案件中被害人的供词与其它证据相互印证的应予认可;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时，在质证时应重点把握：(1)将被害人的证词与案卷中其它旁证材料相比较，指出被害人证词中关键事实、情节与其它证据的不同之处。(2)充分注意被害人证言前后矛盾或夸大其词之处。(3)充分注意被害人是否有意在作伪证。(4)案发时的客观条件是否与被害人陈述的情境相一致。

被害人证言质证明

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在犯罪嫌疑人不明确，让被害人进行辨认时，在侦查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七人，照片少于十张，在检察阶段被辨认人少于五人，照片少于五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51条、最高检《规则》第193条的规定。(2)单一将被害人证言作为起诉依据，并没有其它证据相印证，违反《刑诉法》第61条规定。

(四)对鉴定结论的质证

刑事案件中较为常见的鉴定结论有：法医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笔迹鉴定、化学鉴定、会计鉴定、技术鉴定等。一般为涉及需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能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作出结论的，均需有权威中介部门提供书面鉴定结论。但是，基于鉴定人员的技术水平及鉴定内容的复杂程度，司法实践中有关鉴定结论出现失误的情况还是经常发生。因此，辩护人在承接刑事个案中，千万不能看到鉴定结论，就认为该案已作定论。特别是遇到唯有以鉴定结论定性的时候，更应持合理怀疑的态度。辩护人若囿于自身知识的有限，应在庭前就鉴定结论中的有关问题向专家咨询。必要时可要求控方或法院依法进行重新鉴定。如果在庭审中才发现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那么应在庭审中进行质证，所出不同意见，或要求进行重新鉴定(必须具有充足理由)。

鉴定结论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只有单位盖章，没有鉴定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2)人身伤害的医学重新鉴定及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没有到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鉴定，违反《刑诉法》第120条规定。(3)没有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诉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剥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申请补充鉴定及重新鉴定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4)检察机关对一些专业性问题需要鉴定时没有及时向鉴定人送交有关检材的比对样本等原始材料，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82条规定。(5)鉴定结论没有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公安部《程序规定》第238条的规定。

(五)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质证

现场勘查及检查笔录是由侦查人员从案发现场绘制的。一般应认定具有法律的效力。可作证据使用。但作为现场勘验笔录同样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完善性，或受到勘验人员的经验、程序、知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司法实践中还存在某些侦查人员在侦查终结后补写现场勘验笔录的情况。因此，作为间接证据的现场勘验笔录也同样存在去伪存真的问题。

勘验、检查笔录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搜查时没有被搜查人及其家属或其他证人在场，并由他人签名或盖章，违反《刑诉法》第113条规定。(2)勘验时没有两名与案件无关的证人在现场见证，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49条规定。(3)检察院决定解剖死因不明尸体时，没有通知死者家属在场，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50条规定。

(六)对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的质证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是新《刑诉法》实施以后的事。当事人私下取得的录音、录像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此，在控方将影视材料作为证据使用时，获取手段是否合法应在庭审质证时予以充分注意。

录音、录像等影视材料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录音、录像没有与原物核对无误或经鉴定证明真实，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3)影视材料没有附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制作人签名、盖章，违反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七)对物证、书证和质证

物证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和痕迹;书证是指以其记载的内容反映案件事实真相的书面材料或其它物质材料，通常以文字、图表、符号等表示。特证和书证具有客观性，控方以物证、书证举证一般不会出现造假(书证、物证本身就系伪造的除外)，需要质证之外主要在于控方在取证程序上有否存在错误。

物证、书证质证时常见控方带瑕疵证据材料：(1)扣押的物品没有见证人、持有人签字，违反《刑诉法》第115条规定。(2)检察机关对于扣押的金银、文物、名贵字画、违禁品以及其它不易辨别真伪的贵重物品没有及时鉴定，违反最高检《规则》第170条规定。(3)检察机关组织辨认人对同一物品进行辨认时，每名辨认人没有单独时行，违反了最高检《规则》第193条规定。(4)公安机关向有关部门调取物证及书面证据时，没有被调取单位或个人在《调取证据通知书》及书面证据材料上签字，违反公安部《解释》第53条规定。(5)侦查机关提供的书证复印件或物证照片没有制作过程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处的说明，违反公安部《规定》第53条及最高院《解释》第51条规定。

第五篇：刑事辩护制度

2009.9（中）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中的问题与对策薛 力 李秀丽摘 要 刑事辩护制度因以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的尊重和保护为主题，其完善与否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性、科学性和人权保障状况的重要标志。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推动了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发展，但也突显出不少问题。本文指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这些缺陷，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完善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关键词 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 刑事辩护模式 审判方式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9-042-02像其他任何制度一样，刑事辩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在给我国律师充分发挥诉讼职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对我国现有的律师辩护体系、辩护方式以及辩护观念带来了冲击。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辩护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多。刑事辩护的低收费和高风险使许多律师望而却步，刑事案件律师的参与率下降，律师乃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这些制度缺陷已阻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甚至影响了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

一、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不足总体上而言，我国的律师辩护制度借鉴了国外的经验，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适应了市场经济的需要，体现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然而，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其中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使得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与有关国际法律文件的要求仍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立法未予以明确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也就是确认了犯罪嫌疑人有权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但是，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及身份。在该阶段，受聘请的律师既不是诉讼参与人中的诉讼代理人，也不是诉讼参与人中的辩护人。这给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带来很大困难，并直接影响到律师职能的发挥。

（二）律师进行刑事辩护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众所周知，律师出庭辩护，其依据当然主要是事实和证据，但由于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与调查取证的艰难，再因为法律上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不适当地增加了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护的风险。如果你在律师取证所说的是真实的，那么你对司法机关是作了伪证，要追究你责任，如果你原来对司法机关说的情况属实，给律师作证时说了假话，那么是谁让你说假话。这就将律师限于很不利的诉讼地位，增大了律师的执业风险。

（三）律师履行辩护职责被人为的设置了许多障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权；阅卷权；收集证据权；称述意见和辩论权；对当事人的发问权；申请取保候审和解除强制措施权等。但是，依据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律师在行使上述权利时，受到许多人为的限制。表现在：1．会见难。本来刑诉法第 96 条第 1 款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但在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有的规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必须得到批准，并均有办案人员在场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根本没有交流看法、了解案情的机会；2．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事诉讼法》第 96 条规定：辩护律师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然而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贯彻落实。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一旦采取了逮捕措施，律师提出变更为取保候审，尽管有法定的理由，也很难得到准许；3．阅卷难。根据刑诉法第 36 条的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只能到检察机关“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无法对全部案卷材料进行全面的查阅、分析，也就不可能发现案卷中的矛盾和疑点，这就直接影响了律师辩护准备活动的充分性，进而影响到辩护的效果；4．调查取证难。调查取证权是辩护权的重要体现，它是实现辩护权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面对着难以想象的障碍。在实践中，律师就算知道有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证据的线索，而公诉人不予提供的，律师也无法申请调取和查阅，有时候，即使提出申请也不一定能获准，甚至即便法院同意调取，也照样拒不提交。在中国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公民的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这也给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增加了困难。

（四）控辩双方失衡，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重视诉讼中的控、辩双方的诉讼地位本应平等，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也应该对等，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公诉方还要在权利上，对作为弱者的被告一方多提供些方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辩护方根本得不到平等的待遇，更遑论优待了。另外，律师的辩护意见也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律师辩护的目的，是为了从不同角度，帮助法院进一步查明案情，准确认定证据，对正确的辩护意见，应充分予以考虑。然而，“你辩你的，我辩我的”，“先判后审，先定后审”的现象仍比较普遍，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意见往往得不到重视，难以对判决形成实质影响。对辩护意见置若罔闻，其实质是架空了刑事辩护制度，使其名存实亡。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缺陷的成因分析笔者认为，刑事辩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作者简介：薛力，山东科技大学；李秀丽，山东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法制园地?

2009.9（中）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诉讼模式和庭审方式的影响尽管在我国的诉讼模式已开始以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转型，因其实质的诉讼构造和职能设置没有大的改变，但多数学者仍倾向于将我国的诉讼模式视为超职权主义。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法官的地位和作用被极端强调，法官控制、指挥整个审判过程，限制了控辩双方参加诉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因当庭认证制度尚未建立，法院特别注重庭前调查，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的现象难以避免。

（二）立法方面的不足从目前法律的规定情况看，尽管刑事诉讼法上明确规定了“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而且几个诉讼法、《律师暂行条例》对律师职务权益都有一些规定，这些规定确定了辩护制度本身以及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总的讲，因为它们制定时间较早，尚有不少缺漏。

（三）执法方面的欠缺如上所述，虽然法律规定了辩护律师应该享有的一系列尽管一些法律规定保障律师执行职务的权利，但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受阻。有些公安司法机关对于律师履行职务怀有戒备心理，总是对律师的正当权利施加不合理的限制，或者对律师执行职务的权利蔑视不予理睬。因此，虽然立法上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提前介入，但实践中却经常发生侦查机关滥用职权非法阻止或妨碍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的情况。于是就发生了一些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当限制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情况，不利于律师正确地履行职能。

（四）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它特别强调“整体主义”，个体只能消极地适应群体而不是积极地发展自己。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的诉讼模式，在该模式下，集行政与司法、控诉与审判职能于一身的审判者主导和控制整个诉讼过程，被告人只是诉讼的客体，只是被审问的对象，地位被极端边缘化，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和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没有确立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沉默权；虽然确立法院同意定罪原则却并未规定实质意义上的无罪推定；控辩双方不平等，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被不适当地强调；在诉讼中为维护被告合法权益的律师，如果自己的辩护意见得不到采纳，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这些不足，都使被告人在行使诉讼权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在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同时，应该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使其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使我国的辩护制度乃至刑事司法制度更加科学、更加民主、更加完善。

三、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思路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和程序的有效与公正，然而，要使刑事辩护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不断地努力转变传统观念，并完善立法，使刑事辩护制度甄于完善。其具体的法律途径包括：

（一）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审判方式实践证明，改革我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是使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的刑事审判的改革应进一步吸收当事人主义的合理成分。首先，弱化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职权，法官在诉讼中的主要职责是评判、取舍证据以及决定一些程序事项，不能进行收集证据的活动，庭审应以控辩双方的积极对抗为核心，收集证据由控辩双方负责。控辩双方可以用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其次，为保障法官的中立和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应严格禁止法官在庭前的任何实质性审查，庭审法官在审理前一般不接触卷宗材料，只在庭审时根据双方的举证、发言、辩论作出最后的裁判，真正发挥辩护人的作用，增强辩护对审判的引导力。

（二）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提前到刑事侦查阶段，这就是所谓的律师提前介入。在表面看来，比先前的刑事诉讼法有所进步，但实质看来，律师提前介入的规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从表面看来，律师的权利扩大，当事人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聘请律师，同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更加接近；但在实质上律师提前介入，既无法操作又没有相关的措施予以保障。比如，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为会见设置了障碍；法律规定律师可以代为申诉，但是律师既看不到案件材料又不能调查取证，不掌握具体案情就不能代为申诉。法律没有赋予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的意见，所以律师提前介入并没有给犯罪嫌疑人提供多少帮助。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律师提前介入时身份不确定。从法律规定来看此时的律师既不是诉讼代理人也不是辩护人，而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所以，必须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才能使律师更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更好的为犯罪嫌疑人服务。

（三）完善辩护律师的各项诉讼权利并加强法律保障首先，规定律师的会见权以及讯问时的到场权。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 8 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者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加入该公约。所以，我国应该确立律师的单独会见权，并确立律师的讯问到场权，人犯罪嫌疑人将有关案情具体如实地向律师陈述，使律师了解案件真相，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其次，充分保障律师的阅卷权。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阅卷宗材料，是律师提出有力辩护意见的关键。再次，明确辩护律师与控方有相对平等的调查取证权。法律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

（四）确立和完善证据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制度，是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证据的制度。通过这项制度，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了解控方已掌握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使律师做好反驳的准备。这在我国辩护律师搜集证据能力不及控方的情况下，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同样，对于控方而言，同样可以了解到辩护律师所掌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如有关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被告人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等，减少起诉失误。此外，证据开示制度有助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参考文献：[1]谢佑平．独立性——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中国律师．2002(7)．[2]田文昌，周汉基．刑事诉讼中律师面临的困惑．中国司法．2000(2)．[3]甄贞．刑事诉讼法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2002．[4]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美］约翰?亨利?梅利曼．顾培东，禄政平译．大陆法系．法律出版社．2004．[6]田文昌．刑事辩护学．群众出版社．2001．?法制园地? 第9卷第2期 2(X)7年4月

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0UI州ALOFGU业妇OULINW习路IWJn刃附们以I扮(S石目豁~蹦腼)(3~时y)Vb!.9No.2 柳云1.2仪)7 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 房波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叨3)摘要: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辫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针对我国现行刑事拼

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辫护制度对策。关健词:刑事辫护;拼护权;律师辫护

中圈分类号:D门15;D即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叨9一0500(2007)02一以为4一03 刑事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

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赚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 轻或免除罪贵的反驳和辩解，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 为。通过刑事辩护，行使辩护权对法官的最后裁判的形成发 挥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和作用。刑事辩护制度是法律确定的 关于辩护权、辩护种类、辩护方式、辩护人的范围、辩护人的 贵任、辩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规则的总称。

一、我国刑事排护侧度中的不良现状

我国1卿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刑事诉讼

法的荃础上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辫护权，提 前了辫护人和辫护律师介人刑事诉讼的时间，明确了辩护人 的数t、资格，扩大了指定辩护的范围，建立了刑事法律握助 制度，扩大了律师和其他辩护人的诉讼权利。相对而言，修 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辫护人的诉讼权利，使辩护人无论在诉讼权利的行使范围上还是在诉讼的介人 时间上都有所改进，但这只是一种立法上的努力，静态的立 法成果并不一定和动态的司法实践一一对应。目前我国的 刑事辩护人的诉讼权利行使状况并不乐观:一方面，辩护人 的权利大t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辩护人本人的人身权利 也经常面临威胁。我国的律师辩护现在正陷入几难境地: 1.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规定未能落到实 处。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就像天平的两端，其在诉讼中的 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在诉讼中的权利也应该是对等的。但 是，在现实司法实务中，律师阅卷、会见犯罪嫌疑人、调查取 证等权利在实践中并未能落到实处: 其一，会见难。刑诉法第%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

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 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是，广大律 师普道感到会见难:侦查机关往往以种种理由、借口拖延不 予同愈或拒不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即使对于非涉密案 件仍以案件孺要保密为由拒不要同意或拒不安排律师会见 犯罪嫌疑人;限定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次数;控制问 话内容、禁止记录等，使得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没有实 质内容的形式。

其二，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难。刑诉法第%条规定，律师 在“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 施之日起”，“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刑诉法第75条还规 定，“犯罪橄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辩护人对于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 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然而，据相当多的律师介绍，上 述法律规定在司法实务中基本没有得到遵行。虽然全国人 大、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为解决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大t超期 羁押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个问题仍然未有改善。司法机关对于律师提出的取保候审申请，或以案件证据尚未 收集为由搪塞，或以需要领导批准为由推脱，更有甚者，干脆 不予回复。律师要求变更强制措施或解除强制措施的请求，少有成功。

其三，调查取证难。刑诉法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 段的调查取证权，只是规定辩护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 的材料”，而且必须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甚至司法机关的批 准。实践中不但律师的调查取证总是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 或制止，而且律师向法院、检察院要求复核或调取证据的申 请更是常常不被采纳。无法调查取证，便难以获取对犯罪嫌 疑人有利的证据，使得律师在刑事辩护中难有作为。其四，阅卷难。在辩护活动中，律师查阅案卷材料，了解 案情，是行使辩护权的关键和核心，只有全面了解案中的证 据材料，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辩护或代理惫见。而且，我国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至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起，犯罪赚疑 人即有权请律师进行辩护，但是，该法第36条规定同时又规 定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 材料”，显然，这一规定，使得律师在审判前的辩护成为了无 本之木。律师在不能了解案件情况，不知道侦查机关移送审 查起诉机关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有效的进行辩 护和行使辩护权利?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工作，都十分重 视这一环节，为实现律师的知情权建立了证据开示制度，为 收稿日期:2(X)7一01一08 作者简介:房波(1964一)，女，贵州大学法学院教师.第2期房波:试论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及完善95 查阅案卷材料提供充分的机会和条件，但我国的刑事诉讼从 立法到实务，辩护律师的该项权利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落实，即使是刑事诉讼法第36条规定的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 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限 制有加。

其五，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难。法院对控辩双方采取歧 视性待遇，法官言行不中立。每当律师提出牵涉证据效力及 司法公正的问题时，往往被予以制止;律师要求法庭传唤证 人出庭接受质询，基本得不到法庭支持;限制辩护律师发言 的情况在法庭上更是屡见不鲜，司法天平明显的向控方倾 斜。2.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现象严重。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双方采用不对等的立法

使得执业律师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常常受到侵犯。修正后 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律师刑事辩护的风险明 显增大，因办理刑事案件而遭公安、检察机关追究的案件数 量直线上升。造成了律师从事刑事辩护普遍的恐慌心理，全 国范围内刑事案件的律师参与率急剧下降，一些律师直接宜 称不办理刑事辩护业务，有的律师事务所甚至将不办理刑事 案件作为一项内部纪律予以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本 就较为幼稚的刑事辩护制度遭遇了发展的障碍。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被粗攀干预。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自我

辩护权利，但是，在司法实务中，每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 相关指控进行辩解时，不是被控方指责为翻供，就是被控方 指贵为拒不认罪、认罪态度不好没有悔罪表现。

二、我国现行刑事辩护制度缺陷的产生原因(一)观念原因

制度的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突，是阻碍刑事辩

护制度发展的一大原因。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 务本位的观念仍在相当多的公检法官员乃至普通民众的思 想中起着支配作用。不少人错误地认为律师“是站在被告人 立场上”、“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为人免灾”。这种观念 痛疾阻碍了正当的律师刑事执业。司法人员一旦发现律师 提出了不同的对案件认定有利于被告人的意见，就认为律师 是在为被告人开脱罪责，是对他们作为司法官员尊严的挑 战，最终的后果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 且目前“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观念也很严重。(二)制度原因

在立法方面，首先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检、法 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忽视了辩护律 师的作用;其次我国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 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检察院以法律监督机关的身 份作为控诉方出席法庭时，其诉讼地位明显高于辩护律师，这造成检察院的控诉观点更易于被法官接受;最后是刑事诉 讼法许多条款对刑辩律师的正当权利作了种种限制，使得律 师手脚遭到束缚。在体制方面，我国的司法体制是公、检、法 占据绝对主要地位，律师的地位很低，过于弱小，成了体制外 的异己力t。侦控机关权力过大，且缺少监督制约，加之司 法权地方化、行政化倾向严重，使得律师在这种体制面前束 手无策、无能为力。

三、未来我国刑事辩护制度建设的构想

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

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国 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 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 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辫护人的诉讼地位，扩大其诉 讼权利的范围

根据联合国(并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l条规定，所 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 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联合国《保护所 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l款亦 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 协助辩护”。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 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中国作 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WTO的正式成员国，而且也是许多 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无论从中国的国际地位还是从现阶段国 际及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来看，应当明确赋予律师在 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的权利。

(二)取消会见审批制度，斌予律师单独会见权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

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 不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 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 准规则》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津师，警察或监所官 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 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维护 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人权，理应对此严格遵守。况且，当今现代世界法治化国 家和地区都承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我国对此亦应予以借 鉴。

(三)建立证据展示制度，保障律师的阅卷权

因为控辩双方职贵的不同，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取舍也

必然不同，律师能否查阅全部案卷，全面掌握案情，是律师能 否提出有力度的辩护意见的关键。目前无论大陆法系还是 英美法系国家均采取了不同方式，对律师阅卷权予以充分的 保障。鉴于控方在收集证据的能力上绝对优于辩方，故证据 开示制度向来被认为是辩方有效行使防御权的一种保障。在我国现阶段，应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确立证据开示 制度，有利于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所 追求的公正价值。

(四)完善申请调查制度，肤予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律师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调 查取证权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辩护方增 加抗辩能力的有效途径。辩护律师通过调查取证，可以提出 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 任的材料和意见，便于法院“兼听则明”，做出正确的判决。96贵州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加7年

因此，为取得控辩式庭审方式的预期效果，使控辩双方力t 荃本平衡，建议立法取消现行法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 限制性规定，制定科学的、包括辫护律师调查取证的规则、方 式、不当取证的贵任等内容在内的完整的规范，从立法上斌 予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平等的调查取证权。

(五)充分保障拼护律师的执业权益，斌予拼护律师“别 事拼护裕免权”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

受法律追究的权利。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 条明确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 论或作为职贵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者其他法律或行 政当局之前发表的有关言论，应当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还规定，“律师如因艘行职贵而其安全受到戚胁时，就得到当 局给予充分的保障”。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不 同程度地斌予律师这一权利。斌予律师刑事辩护铃免权是 由辫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贵所决定的，辩护律师作为司法公正 天平上另一端的祛码，其主要职贵是针对控方获取的有罪证 据，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帮助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更有效地行使自我辩护权。

综上，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先天

不足以及侦查机关、控方力t的先天强大，如果任其发展，将 形成巨大的以强凌弱的局面。因此，只有对我国刑事辩护侧 度进行深刻的剖析并不断地进行完善，才能真正地发挥拼护 律师的作用，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切实地保障人权，最终达到 刑事辩护制度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水平。今考文狱: 〔11那云忠，杨会祈.审前租序中的律师作用〔N」.检察日报，2以)7一01一02.【幻英余义.刑事拼护的障碍与困感透视〔J].河南欢法干娜甘理学院学报，2(X)1，(3).【3」田丈昌.刑事拼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的1.〔4〕余正砚.论拼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J].江西社会科学，2以刃，(7).【5」田文昌，产九红.中国刑事拼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J].北京市政法于理干钾学院学报，20()2，(4).〔6〕桂钧军.浅析刑字司法拼护制度存在的缺陷与人权保障【日印DL」.中国法院网.~.cha翻”川.吨.2(X巧一09一12.OntheCrinUnalDefe侧蛇SystemandItsImprove刃比ent F冷NG肠

(段h。滋ofLaw，Gu议hauU垃说拍ity，Guiyar堪55(兀旧3，china)A加坛即t:赶terthereformofChina’scri而耐defer嵘syst二盯adu目lyma加口妇theexistingsyst助of Crin云耐def~~studiedandthe~~givenand~~weregivenastothe仪灯甲letionofChina，5币而耐defen‘esystem.K盯切倪山:币mi耐def~;therighttodslense;def~la叼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