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中证据收集调查问题探析

第一篇：诉讼中证据收集调查问题探析

诉讼中证据收集调查问题探析

常怡 唐力

问题的提出

诉讼过程就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过程。在这一证明过程中，证据的收集、提供尤其显得重要。

在现代诉讼中，无论是法官的作用，还是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作用，都是诉讼机制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共同确保诉讼公正的实现，缺少或弱化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诉讼制度的不建全。近几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强调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诉讼中的积极作用。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获得胜诉判决，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会竭尽全力收集、提供收据，以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权益，收集调查证据是其实施辩护行为的主要内容之一。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进行证据的收集调查，具有以下重大意义：

首先，当事人及其代理（辩护）律师参与调查取证，是律师完成代理（辩护）职责及实现当事人权益的重要手段。特别是近几年民、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由过去法院包揽一切，转变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收集、提供证据的诉讼活动的合理机制。这一方面提高了当事人及律师的诉讼地位，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当事人对法院最终判决形成的参与程度。

其次，当事人及律师参与证据的收集调查，可以起到弥补、平衡司法机关对证据收集调查的不足。在诉讼中，法院应当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其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代理人）充分举证、质证辩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认证、评议，公正作出判决。由于我国的诉讼程序体制的“职权”色彩较为突出，无论是在民事诉讼，还是在刑事诉讼中，法院都有权依其判断，主动收集调查当事人、律师未提出的证据，这往往会造成法院在收集证据方面的“随意性”，也会影响其中立、公正的裁判地位。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证据调查收集方面的积极介入，一方面可使证据收集调查更加充分，另一方面也能“制衡”法院的职权调查。

但是，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实现其证据的收集调查权的过程中，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产生了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律师收集调查证据、提供证据的权利，但如何实现这一权利，立法却无具体措施及程序加以保障，以至于一些证据，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非因其主观原因而无法收集到。在强调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的诉讼机制中，这必将导致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在证据的收集中，以对证人证言的收集最为混乱。当事人、代理律师庭外单方收集的证人证言效力的认定、证人不出庭作证等问题尤为突出。再者，在诉讼中，法院也可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且无严格的限制，随意性很大，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诉讼中证据的收集调查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当事人、代理人（律师）调查取证权问题

所谓调查取证权，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律师在承办诉讼代理（辩护）活动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活动中，进行相关的调查、收集证据、核实证据的权利。当事人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有权收集调查证据；律师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其主要职责就是调查取证，证明己方主张，反驳对方主张，以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律师在办理任何业务，包括诉讼业务和非诉讼业务时，都享有这项权利。”1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律师参与诉讼的调查取证权，作了概括性规定。《民事诉讼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委托代理人，提出回避申请，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辩论，请求调解，提起上诉，申请执行。”第61规定：“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材料。”但是，如何保障证据的收集调查的正常进行，民事诉讼法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显得过于笼统。在实践的操作中，也显得比较混乱。就当事人、代理律师如何调查取证，各地有一些不同的作法，有的地方法院采取放任态度；有的地方规定了当事人、代理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法院发出调查令，然后由律师或法院向有关单位或个人收集调查证据。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律师调查取证问题作了较为严格的规范，规定了律师取证的相应范围及权利。如《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等。但也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

我国《律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的，其辩论或辩护的权利应当依法保障”。《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

纵观《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对当事人、律师调查收集证据的相应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有权庭外收集、调查证据；

2、代理人（律师）有权向有关的单位及个人收集调查证据；

3、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律师）有权庭外收集证人证言。但由于立法条文规定的粗泛，给诉讼实践的操作上带来了诸多困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是，有关单位和个人不配合，当事人、代理律师无法获取案件相关的证据。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诉讼活动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在证据的收集、提供方面，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被寄希望于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而法官则更加“消极”、“中立”。因此，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能否提交证明己方主张成立的证据，就会涉及诉讼的成败问题。我国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当事人、代理律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但缺乏可操作性，使得这一权利难以真正实现。在实践中，当事人、代理律师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取证时，其不但不予配合，甚至会发生对当事人及律师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由于当事人、代理律师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无强制权利，对当事人、律师调查取证活动的妨害行为，也不可能以强制措施加以排除。

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代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实现，缺乏法院的保障。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权是一种权利，必须依赖于国家的强制权得以实现，否则，该项权利的实现便会产生困难。

第三方面是，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的相关程序、方式无明确的规定，导致律师调查取证较为混乱，以至于危及了法院审判活动、当事人诉讼活动及律师代理事务的正常进行。

基于以上问题和分析，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完善当事人、律师调查取证权：

第一，设立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申请制度。当事人、代理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提出申请时，应当明确被调查的单位及个人、收集调查证据与本案的关系及证明的事项，证据与待证事项的关系等。经法院审查，认为确有必要，即可发出调查令。调查令应分别送达申请人及被调查人。为确保调查取证权的实现，调查令中应当明确载明调查事项及范围、调查人及被调查人相应的权利及义务，违反调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既然以法院的权力保障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就应当对违反调查义务的单位及个人适用对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强制措施。

第二，在当事人、律师调查困难或某些特殊情况下，可申请法院依照职权进行调查。这可以看作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权的间接实现。法院对申请调查的事项，应当在限定的期限内作出决定，决定实施调查的，应当在限定的期限内调查完毕。其调查的程序保障，容后阐述。

二、关于证人证言的收集调查问题

证人证言的收集，是司法实践中问题最多的一个环节。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提出证人的问题

人证作为一种证据方法，在各国立法中均加以规定。对案件中所涉及到的证人，是否有必要提出让其出庭作证，一般原则上是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请求进行调查的当事人，应当指明其希望法庭能听取其证言的人的姓名与住所。对他方当事人声称已经提出证据的事实，一方当事人请求听取证人证言，亦负有相同义务……。”在英美法上，提供证据完全是当事人处分权的范围，是否提出证人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不能强迫当事人叫来证人，法院自己也不能传来证人。”2

我国立法对法院能否依职权提出证人，无明确规定。从现行立法精神来看，法院是可以主动提出证人的（因为法院享有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法院依职权主动提出证人，与法院主动收集调查其他证据一样，会危及其“中立”的审判地位。因此，为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维持法院审判的“中立性”，证人出庭作证，应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原则，法院不宜主动提出并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二）关于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由其证人的适格性所决定的。“按照一般原则，具备证人适格性的人，将被迫在诉讼中作证。”3 “证人出庭作证是与诉讼法的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相适应的，倘若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以提交书面证言来履行作证义务，那么在大陆法中实行的接受法官询问，以及在英美法中，证人接受双方当事人交叉询问的审理方式就无法正常展开，这样，证人的证言就无法产生应有的证明力。”4 因此，各国法律都毫无例外地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并以相应的制裁措施加以保证。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对不出庭作证的人以及无合法理由拒绝作证或拒绝宣誓的人，得科处100法郎以上，10000法朗以下的罚款。”日本国民事诉讼法第192条、193条、194条，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出庭的证人，法院可以命令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对其处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或处1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处拘留，也可以对其实施拘传措施。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3条第4款第2项规定，如果证人不出庭或不提供证言没有充分理由，将会被处于藐视法庭罪，并且承担因其未出庭而产生的合理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等。

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但无任何强制性规定。《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在诉讼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证人出庭作证很难实现，常常是由当事人、律师将证人证言提交法庭。由于对该证人证言缺乏对证人的质证（反询问），给法庭认定证言的真实性带来困难，也容易导致法官对证人证言认定的随意性。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件：一30岁左右的女士在乘公交车时，由于上车时人多拥挤，被后面的人挤倒并摔伤。该女士起来后即抓住其身后的一名13岁男孩，认定是他所为，但男孩坚决否认，女士起诉至法院。开庭时，被告代理律师提交了该男孩的三个同学的证词，证明不是其所为，而此时原告方也提出他也有证人证明，要求法庭休庭取证。第二次开庭时，原告方提交了三个成年人的书面证言。在双方提供的证人均未出庭的情况下，法院仅凭证人的书面证词，采信了原告方提交的证人证言（具该法官称，之所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是认为成年人的证言更加可信）。

我国民事诉讼法仅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无强有力的措施加以保证，并且存在证人不出庭的例外。存在以下弊端：

首先，由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出庭，而何种情况为特殊，尚不明确。那么当事人、律师在庭外所取得的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便无法认定，特别是当事人、律师在取证时，往往是不全面的，对自己有利的证言才加以提取，不利的就不提取。如果证人不出庭，对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也就无从对该“证言”加以质证。增加了诉讼中的不确定因素。

其次，由于律师无法保障证人的相关权益，证人也常常不予配合，难以实现当事人的权利。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相关司法解释，更加重了当事人举证的负担，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证人不能在人民法院通知的开庭的日期，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由提供该证人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法律又未规定证人强制出庭的义务及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处罚措施，这显然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不应该是当事人其代理律师的义务，而应由立法规定证人被迫出庭的义务及对违反出庭义务相应的处罚措施，并由人民法院保证实现。在这方面可借鉴外国立法的经验，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证人处以罚款、强制措施及承担刑事责任等。

（三）关于当事人、代理律师庭外收集证人证言问题

由于各国立法都规定了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因此，证人证言原则上是在法庭开庭审理时形成。在大陆法中，证人由法官询问为主，以当事人经许可后进行询问为补充。在英美法中，采取当事人交叉询问方式对证人进行询问。无论哪种方式，证人证言，一般都在法庭开庭时在法官面前作出。

对证人证言，世界各国立法表述虽有不同，但实质同一。“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所谓证人证言是指该当事人或第三者向法院所作出的口头陈述；而大陆法系国家中证人证言往往是指第三者在诉讼中的陈述。”5 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04条至第221条对证人的范围及证人证言的收集调查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其实质是证人证言得在法官面前以口述的方式作出。在证人出庭作证时，也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任何稿子的方式作证（第212条）。日本国民事诉讼法第190条至第206条也规定了证人证言应当在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取得。而英美法也原则规定证人证言应当在法庭开庭时在法官面前作出，“证言（testimony）一般应由证人在公开开庭上作出。”6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3条规定，在所有开庭审判中，除非联邦法律、本规则、联邦证据规则或美国最高法院采用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否则证人证言应该在公开法庭上以口头方式取得。

但在英美法中，作为证言的收集也有例外情形。在英国法中，“证言可以在审理前以宣誓声明(affidavit)或庭外证言笔录(deposition)的形式取得并在审理时提出。”7 庭外证言一般由有三年以上资历的高等法院出庭律师(barrister)主持进行。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原则上也要求证人出庭宣誓作证，特殊情况下，证人庭外证言也可不适用传闻规则加以排除（第804条）8。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8条第1款规定：“在美国国内，或服从美国管辖权的准州或岛屿属地内，庭外证言应在依照美国制定法或进行询问地的法律授予举行宣誓权的官员的参与下或者在由诉讼系属法院任命的人参与下作成。”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提出证人和指定鉴定人，而且可以事先接触，所以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反询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9。庭外证言若要实现其证明力，必须采取严格的程序作成。

与英美法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证人是对国家尽义务，所以只有法官才有权询问证人，其任何人不经法官许可不能询问证人。禁止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在开庭前与证人接触，以保证证人的中立性和证言的客观真实性。在法庭上首先是法官进行询问，然后必须经法官许可，当事人才能询问证人10。

在我国诉讼程序规则中，并不限制当事人、律师庭外收集证人证言。由于法律对庭外取证缺乏规范，再加之无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使得法院对当事人、律师庭外收集的证人证言的认定产生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在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证人证言的收集：

第一，证人以出庭向法庭作陈述为原则，严格限制当事人、代理律师庭外取证。当事人、代理律师单方庭外取得的证人证言，而开庭时该证人又未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及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证的，该证言原则不予采纳。理由如下：

1、证人是对案件待证事实有亲身体验、经历的人，证人作证的首要条件是证人具有适格性。证人是否适格，得在法庭上查明，否则其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

2、证人作证，是向法庭进行，协助法院查清案件事实，而并非是向当事人或代理律师作出陈述。由于我国证据制度不完善，缺少证据排除规则。当事人、代理律师单方在庭外收集的证人再提交法庭或转述，当属传闻证据。“传闻证据是指不是由陈述者在审判或听证中作证时作出的陈述，在证据上将它提供来证明主张事项的真相。”11 而传闻证据除另有规定外，原则上不能采纳。

3、证人证言在开庭审理中由法庭收集，有利于证人出庭作证以及证人如实作证。由于出庭作证的严格性（证人要被告知作伪证的法律责任等），能促进证人如实陈述，避免庭外由当事人、律师收集所带来的诸多弊端。

4、证人出庭提供证言，能保证当事人辩论权的实现。由于证人证言以出庭向法院提供为原则，这就为双方当事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人的品性、证人与案件的关系（主要是证明关系）、证人与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提出询问，从而提高证言的可信度。

第二，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对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实行适度处罚。例如可以对其实施拘传措施，或令其承担由此而引起合理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用），或对其进行罚款，严重的可对其进行拘留等。

第三，例外情况，证人证言也可庭外收集。证人证言的取得方式，在一些国家立法中不是绝对的，也有条件地承认庭外证言的有效性。我国立法对庭外收集证人证言并无限制。笔者认为，考虑到诉讼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经济性，在以下情况庭外收集的证人证言，应当允许：一是由双方代理律师主持的双方当事人参加的庭外取证。在这种形式下取证，应规定相应的规则，比如说证人对事实陈述后，应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然后制作成书面陈述，由证人、双方当事人及双方律师签字。在庭审中证人若因特殊原因不能出庭的，该书面陈述应当作为证人证言予以采纳；二是证人在特定的第三方（如公证机关）面前作出陈述，并通知双方当事人及双方代理律师到场并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三是当事人、代理律师提出申请，由法院进行证人证言保全。在法院实施证言保全时，应通知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到场，经法院许可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也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

三、关于法院收集调查证据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了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收集调查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查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一方面规定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进行收集。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73条对人民法院职权收集证据的范围作了限定，包括：

1、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2、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鉴定、勘验的证据；

3、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有矛盾、无法认定的证据；

4、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调查的其他证据。下面就民事诉讼中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民事诉讼中证明活动中的证据，是以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为原则，以人民法院职权收集调查为补充，这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司法审判实际情况的。由于缺少法律知识及诉讼经验，在诉讼中，如果一味地强调当事人提供证据，而法院则“消极”地进行裁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将难以得到公正的保护；反之，若放任法院对证据的收集调查，又会损害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以及会使法院审判的“中立”性受到怀疑。

虽然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主动收集调查证据的范围作了限定，但由于法院可以收集其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证据，而使这一“限定”并不具有实质的约束力，容易导致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随意性。在司法实践中，若法院收集调查证据权运用不当，或受某些利益的驱使而滥用这一权力，必定会损害法院审判的公正形象，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法院职权收集证据的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包括：

第一，法院对一定“范围”的证据进行收集调查，不但是其权力，同时也是其应当依法履行的审判职责。从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75条规定的精神来看，对一定“范围”的证据，人民法院有权决定对其进行收集，也可以不收集，具有不确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法官在此案中主动收集证据，而在彼案中虽然是同样情况，则可能不进行收集，有较大的主观任意性，不利于对法院审判行为的约束。因此，笔者认为，某项证据一旦属于法院职权收集调查范围内的，法院必须依法进行收集调查。

第二，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其“客观原因”应当加以限定。例如，某项证据的收集会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等原因，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收集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收集。另外，法院在对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进行收集调查，应当以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为原则，不宜主动进行。对要求法院职权收集调查证据的申请，经审查属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收集、确有必要由人民法院收集的，则予以准许。同时，考虑到该项证据的收集会涉及对方当事人的诉讼利益，法院应当告知对方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允许其提出异议。如果异议合理，法院应当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第三，立法应当规定法院在诉讼中的释明职责。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的证据，或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证据，法院必须首先进行释明，指明当事人还应当提交哪些证据，由当事人先提交所需证据。当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法提供，确有必要由法院收集时，法院应当就收集证据的范围及种类作出决定，并允许当事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如果对法院自己决定收集证据的权力不加以约束，会使当事人的举证失去意义。“由于法官通常不会抛弃自己辛苦获得的证据而接受当事人的证据，即使当事人对法院的证据提出质疑，只要不是双方否认，则法官便有取舍证据的自由。”12

第四，法院职权收集证据，无论是基于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申请而进行收集的，还是法院自行决定收集的，都应当经庭审质证辩论方能加以认定，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加以推翻，切忌先入为主。

结 论

我国现行诉讼立法突出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强调法院收集证据的作用。当事人、代理律师虽然享有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利，但由于缺乏程序保障，这一权利难以实现。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当事人、代理律师调查取证申请制度，并以法院的审判权保障该项权利的实现；证人应当由当事人、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证人证言应当在法庭庭审中收集，建立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机制，当事人及代理律师庭外单方收集的证人证言，而该证人不能到庭接受法院询问及对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反询问的，该证言不能采纳；法院主动收集调查证据应受到严格限制，以当事人、代理律师申请为原则，并以双方当事人及代理律师的异议权为保障。

本文发表于《诉讼法理论与实践》（2001年民事、行政卷）

第二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精选）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调查报告《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同时，也应该否定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如果仅从程序外以其他方式对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处理，在诉讼法上却承认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则难以从根本上遏制非法取证，侵害公民人权的现象。

2、真实肯定说，即主张把“非法手段”与“证据”区别开来，对违法取证的行为可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但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若与案情相关，仍可采用。其理由是：“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法追究实质真实，而不是只要求形式上的“合法”，把起初而相关联的证据予以排除，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从而导致放纵犯罪。

3、线索转化说，即把非法取得的材料看做“证据线索”并以此为线索，依法定程序重新取证和查证，从而将非法证据转化为合法的证据。其理由是：（1）、我国目前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如果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不采信的话，将妨害最终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任务；（2）、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是在均衡原则下偏重实体；（3）、虽然衍生证据的线索是非法的，但并不影响衍生证据的真实性、联系性和合法性。

4、区别证据种类说，主张将非法取得的口供与物证材料区别开来，前者无论真实与否，都应予以排除。后者是以物品的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性的证据，与言词证据相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对此应以采信为妥。其理由是：“非法取得的口供虚假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把非法取得的口供作为证据使用，无异于承认或允许刑讯逼供。而物证不同于口供，实物证据不会因为收集程序而改变其性质。”

5、例外排除说，即对非法取得的证据原则上不能采用，但应设若干例外。这些例外情形主要可以考虑以下两方面因素：（1）、案件的危害程度；（2）、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法律可以从上述两个因素的单独或综合之中设定若干个例外情形。

五、非法证据效力认定的价值冲突以上各种学说的分歧是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主要表现在：

（一）、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冲突的集中体现。所谓实体真实也被称作实体正义是指司法活动中就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作出的裁决或处理是真实的。所谓程序正义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对于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而言，采信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明能力优先于证据的证据能力，就是证据的证明性优先于合法性，这将有助于发现实体的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工具价值；排除非法证据表明证据的证据能力优先于证明性，将有助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目标价值。

（二）、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冲突的集中体现。国家制定刑事诉讼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对惩罚犯罪、保护人权这两种社会价值的追求，在根本上是统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刑事诉讼活动，要在准确、及时地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进行惩罚。另一方面，国家还须在刑事诉讼中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非法的、无理的侵犯。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两者却难以保证完全一致。体现在对于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对于非法证据的舍弃，是对非法取证行为的结果的排除，尽管因非法取证的行为使证据材料丧失其合法性，但因此而舍弃其证明性与相关性，可能造成犯罪分子逃避刑罚处罚的结果。而采信非法证据，则可能鼓励司法人员违法办案，只在乎结果而不在乎过程，造成公民权利被侵犯的后果。协调两种不同法律价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两者在合乎理性的范围内保持最大限度的统一，应当树立刑事非法证据运用中价值冲突时各种利益的均衡观念和均衡价值观，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反映在刑事非法证据的认定上，应当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六、关于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绝对排除刑事非法言词证据。言词证据即以人的言词陈述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其真实性不仅受到客观因素、陈述者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且还与陈述者的感受力、记忆力、判断力、表达力密切相关。这类证据是否真实可靠与人的因素联系较大，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是以损害人权为代价的，其真实性也会受到破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此类刑事非法证据应予以绝对排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可以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进行规范，告知犯罪嫌疑人所有的权利；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赋于律师刑事侦查在场权等。

（二）、相对排除刑事非法实物证据实物证据是以物品的性质或者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以及内容有证据价值的书面文件。非法实物证据在司法实践中相当非法言词证据而言，所起比重不大，其非法取得的物证并不因为非法取证行为而会破坏其真实性，因此在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上应加以区别：对于在案件中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物证，且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真实的证据应予采信；对于在案件中虽起到不可替代作用但没有相关证据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的应予排除；对于在案件中并非起到不可替代作用的证据应当及时的用其他证据代替或者将其转化为合法证据。

（三）、加强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更新执法观念建立并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势必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侦查人员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排除非法证据。要求检察人员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不得将非法证据作为批捕和起诉的证据使用。要求审判人员坚持司法独立，提高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对于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实行自由裁量权。

第三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

四、目前我国法律界对于非法证据效力的不同观点

1、一律排除说，即否认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其理由是：非法取证是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因非法取证行为与所取得证据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否定非法取

第四篇：审理离婚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

审理离婚诉讼中如何收集证据

审理离婚案件主要是围绕案件争议的焦点进行举证、质证，所以在离婚案件中，不管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针对争议的焦点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普通离婚诉讼中的争议焦点是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孩子归谁抚养、财产的分割以及一方有无过错责任等。笔者讲一下这几方面的证据如何收集？

一、夫妻感情破裂证据的收集

离婚案件中，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相对于其他方面的证据而言是比较难收集的，尤其是涉及婚外情、第三者等一方存在过错的情形。我国《婚姻法》第32条的规定的夫妻中任何一方存在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遗弃、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并屡教不改的以及夫妻已经恶意分居两年的，都属于法定判离的情节。这五种情况是当事人只要有证据证实存在，那么法院在调解无果的前提下，一般是判离的情况。如果不具备以上这几种情形，法院判离的希望就不大。所以存在上述情况的当事人非常关注，希望自己能收集相关证据，尽快走出围城。

离婚案件中，有关重婚、同居、婚外情等情感过错的证据最难收集。一般存在这种情形的当事人会很隐蔽，轻易不会暴露自己。尤其是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当事人，如果第三人又特别配合这个过错当事人的话，给我们的取证就带来更大的难度。实践中许多受害方当事人就很无奈的放弃取证的想法。那么，在实践中这部分需要取些什么证据呢？在传统的证据来说，一般能够证明过错一方存在上述情况的，就需要有过错当事人与第三人经常居住地的邻居、朋友、街道或居委会的证明，用以证实他们在一起居住的事实。而现实中邻居、朋友一般不会轻易出面作证，所以目前取证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得到了体现。

但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不可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因网络引起的民事纠纷和计算机犯罪也不断增加。电子证据的证据形式也随之进入司法领域，对我国传统的证据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像手机短信、MSN、QQ、邮件、录音录像等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作证据适用，那么，如何让这些信息作为证据使用呢？

1、手机短信

手机短信作为证据适用，已经逐渐被司法实践所认可。因为手机短信具备证据的三性，即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因为每个手机用户的手机号码和入网证号都是惟一的，短信发出后，接受者手机又能显示对方的手机号码。这样就可以确定发送者是谁，起到证实案件事实的作用。目前，手机短信不仅在民事案件中起着证明事实的作用，在侦破刑事案件上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见，手机短信的频繁适用，不仅给当事人日常沟通交流带来方便，也给人们留下了可以保留的记录。

在离婚案件中，短信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作为收集对方存有过错的证据。比如，一方当事人与第三者的暧昧短信、第三者给您的短信等，在收集该类证据时，可以采取以下方法：一是在接受信息者未将短信删除的情况下，直接将此信息予以储存，并将手机封存。然后，最好到公证处进行书面公证，经过公证的证据效力比较高，一般会被法官采纳。二是在与案件有关的短信被删除情况下，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运行商来调取短信内容。在收集时，可以通过运行商的储存信息将对应的手机短信的发送时间、双方手机号及内容打印出来，并由在场的工作人员签字盖章证实出处，以供审判中使用。

2、电子邮件

目前，电子邮件作为证据使用在民事诉讼中已经得到确认，如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电子数据邮件形式。

收集时您要先了解电子邮件的特征，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电子证据不同，它的特点是每个电子邮件使用者必有一个电子信箱，而每个电子信箱其用户名、帐户名以及密码都是惟一的，且电子邮件的首部都带有收发件人、网址及收发时间。但是，如果这些信息被别人掌握，别人就可以利用您的邮箱进行收发或删除邮件。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直接在收件箱中修改文件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收件箱中的文件为只读文件，拒绝修改。即使将其另存，也只改变其位置，并不能改变其属性。

尽管如此，在实际审理案件中，仍有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所以我建议当事人如果要提交电子邮件作为证据的话，一定要请公证人员进行公证，公证时要注意：电脑系统是正常运行的，没有被病毒所侵袭。且自打开电脑到查看邮箱到打印邮件这一全程都进行公证，形成书面的证据材料后连同装有邮件的游盘一并交给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对邮件的内容给予认定。

3、MSN、QQ

网络聊天是目前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快捷经济的双向沟通方式，发生在离婚案件中沟通方式主要有两种：QQ聊天和办公室的MSN。这两种证据的收集相对而言难度更大。

我们以QQ为例，它们都是指“一对一”的私聊，在收集网络聊天证据时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聊天内容证据，即聊天对话的内容，还有聊天者个人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一般是虚假的，须借助收集到的上网IP地址及上网使用的网络进行佐证；二是电脑系统正常运营的证据，来说明用以辅助证明网络聊天证据是安全可靠的；三是其他附属信息，如IP地址、所借助的服务器、上网账号等，做到上面几个方面后，我们就可以将聊天者与需要证实的当事人联系起来。

对于聊天内容，我们可以从聊天者双方电脑记录中收集，并将其以拷贝或打印的方式固定下来。如果已经被删除或修改，您可以通过网络服务商以拷贝、打印的方式收集，如果网络服务商没有保存，对于被篡改的聊天记录，您可以聘请专门技术人员对其进行恢复。这些环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繁琐，所以如果您遇到该类情况最好是在保留后进行公证。然后再进行其他方面的工作。上面讲述了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那么，电子证据属于直接证据呢？还是间接证据呢？有人认为，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而且伪造、篡改后不留痕迹，所以应当属于间接证据。有人认为，电子证据是电子物证、电子书证、电子视听资料的混合体，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它是作为直接证据还是作为间接证据。笔者同意第二种看法。

4、录音录像

在离婚案件中，一方当事人经常采取录音录像的方式进行取证，那么，这些证据在法庭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这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法律强调的是取证的方法一定要合法。如果当事人是不择手段收集的，法院会不予采信，比如，偷拍偷录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比如擅自将窃听器安装到他人住处进行窃听获取的证据；还有擅自闯入他人家庭进行偷拍偷录；这些举动都是坚决不可取的，不要取证不成反而导致自己被告侵权。

如果案件需要，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法的途径，比如，在自己家里给对方进行录音，还有在一些大众场合获取当事人的信息等，只要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拍录的内容连贯的材料就可以作为证据适用。

5、传真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传真件的证据效力是持保留态度的。它必须和其他证据相互联系，相互印证，单独的传真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比如，有人主张，传真上方的号码时间都是传真机可以设定的，完全可以根据需要修改。而且时间和号码即使能通过电信部门的记录确认，也只能解决存在传真件的问题，不能解决传真件内容是否真实的问题。因此，对当事人来讲，在使用传真件的同时，注意保存、收集相关资料是至关重要的，提出其他证据来提高传真件的效力。当然，传真件应该有两份，一份原件在发件人手里，一份在收件人手里，当事人如果都向法庭提交自己手里的文件，法院就能对其真实性给予认定。

二、夫妻共同财产证据的收集

一般而言，夫妻感情是否破裂证据的收集关系到夫妻双方能否判决离婚，而共同财产的证据的收集直接影响当事人分割财产多少的问题。

1、房屋

实践中这方面需要收集的证据主要存在两类：一是房屋属于共同财产，但产权证书在另一当事人手里，且不予认可；二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偷偷购置房产，另一方不了解具体信息；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您既可以自己到房管登记部门去调取，也可以委托律师去调查取证，您自己去的话，需要带着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如果委托律师，律师会在接受您的委托后，在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领取律师调查函，并携带自己的律师证件，去房产所在的房产部门去调查该房屋的产权档案，房产部门对属于当事人自己的房产是允许查询的，查询复印完相关资料后，房产部门会给您盖章确认。您拿着这些带有房产部门印章的资料，就可以提交法院作证据使用了。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取证的难度就很大了。就需要您用一定的技巧方法将该房屋的位置及登记名字搞清楚，如果是您丈夫（妻子）的名字就好办了，您可以在诉讼阶段申请人民法院去调查；如果不是他的名字，就不好说了，因为您还需要证明您的一方当事人是该房屋的出资人。如果您该房屋没有掌握任何信息，只是知道该房屋存在，您可以留心注意对方当事人的行踪，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您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不过，经过您的细心调查一般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像第二种情况，律师一般无法为您取证，只能靠法院的执法力度。一般情况下，在您向法院递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后，法院会进行审核然后决定是否同意受理，没有特殊情况法院会受理您申请，然后由法官带着法院的调查函去相关部门去核实您申请的内容。而且相关部门对法院的调查非常配合。

2、存款

夫妻虽然生活多年，但有的当事人不知道自己家存了多少钱？在哪个银行存的？出现这种情况在实践中虽然常见，但是对于取证可就提出了难题。

如果您只知道存款在哪个银行存着，但不知道帐号及数额。这种情况您就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去，当然，您要看遇到一个什么类型的法官，如果是比较负责的，他就能查到您们在这家银行的存款情况，如果能查到，一定让法官把整个存款明细打印出来；如果法官很忙，就很难保证一定给您查出来，一般就说您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查询。

如果您对存款的银行、帐户、数额等都一概不清，那么，在实践中法院是不会受理您的申请的，法院会告诉您，必须提供相关的存款信息，否则无法查询。另，如果您在您们的存款行有朋友，可以让他们帮忙私下查一下，但这是违法规定的事，一般人不会给您查。

3、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

查询一方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股票、基金方面的证据，也需要申请法院去调取。一般需要申请人提供股票、基金开户的证券公司、资金帐户及交易密码等信息。

如果您只知道在哪个证券公司开的户，而其他的信息一概不知，您也可以申请法院去调取即可。如果您对相关的信息一概不清楚的话，就比较麻烦。当然您也可以向法院提交对方当事人的身份证号，但这种查询方式，一般法官会不愿接受，因为工作量太大。所以，建议于您平日里要留心观察，及时保留一些信息，以防患于为然。

4、股权

如果夫妻离婚时，双方还涉及股权的分割问题，就需要一方当事人向法庭提供另一方在公司所占股权的比例。否则，会影响您对股权的分割。在司法实践中，法院确认股权比例一般以该公司在工商局的登记资料为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您必须去该公司所在的工商局，进行工商查询，并将查询结果打印加盖工商局印章。工商登记查询一般比较详细的介绍了公司的注册资金、经营范围、股东的股权比例以及公司股东的变更情况等等。如果您自己去查询，需要携带身份证。您也可以委托律师查询，查询时还要缴纳相关的费用，比如打印费等。

5、保险

随着人们生活理念的发展，投资保险业也进入了人们生活中，所以在离婚案件中又出现了分割保险利益的问题，涉及这个问题，就要进行取得这方面的证据材料。实践中离婚时涉及分割的主要是人身保险存在的争议最大，因为牵连到受益人、被保险人的人身权的问题。而家庭财产保险则随着财产的归属划分而自然分割了。

在离婚诉讼中，常常是一方当事人明知家里入了保险，但又没有保险单来进行主张分割；或者是知道对方当事人自己在外面入了保险，但不知是哪个保险公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您知道哪个保险公司的，您可以提供保险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申请法院调取。如果您没有任何信息，法院很可能不会受理您的申请。致使我们的证据就无法获得。

常见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收集就谈这些。如果您在实践中，又涉及到了其他证据的收集，基本操作思路方法基本是一致的，当然，必要时您也可以再向律师咨询。

三、争取孩子抚养证据的收集

在离婚诉讼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孩子的抚养存有争议，这种争议分两种情形，一是双方都希望抚养孩子；一种是双方不希望抚养孩子。实践中前者的情况居多，我们就以的一种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我国《婚姻法》第36、37条对此进行简单的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上面的章节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里只谈论为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收集哪些证据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根据我国抚养孩子的立法精神，从如何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去考虑证据的收集。

（一）夫妻双方的综合素质

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父母的接人待物、生活理念、道德品质及学习热情等特性无时不再影响着自己的孩子，所以，争取抚养权一方尽力将自身具备这些优势展现出来，比如，教育经历证明、单位颁发的荣誉证书等。

（二）双方的抚养能力

法院确认双方的抚养能力主要两方面：一是看双方的经济能力；二是看双方的家庭成员。如果您有充分的经济实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对您争取孩子抚养权是非常有利的。如果您的家庭里，还有身体健康的父母，他们有能力为您照顾孩子，这也是您需要向法庭说明的。像这种情况，您可以提供自己单位的工资证明、自己经营公司的可以提供公司的营业执照；另外提供您自己父母的户口本或身份证，或让您父母出庭等。

（三）孩子的意见

如果您的孩子已满10周岁，您可以征求孩子的意见，只要孩子不坚持跟随另一方，您就可以作孩子的思想工作。像这会情况家长都不希望去法院那种场合，有的就要求孩子写个书面的意见，这种情形一般对方会提出异议，认为孩子是被胁迫的；所以大部分就是主审法官单独和孩子谈谈，做成笔录入卷。

在此，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孩子的意见对于决定孩子的抚养权是很重要的，但为了从于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建议家长们给孩子讲清利弊，帮助孩子做个客观明智的选择。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私念而影响孩子的成长。

第五篇：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浅谈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xx

一、什么是非法证据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某一事物客观存在或某一主张成立的有关事实材料。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是指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的基本特征在于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学》关于证据“合法性”的阐述，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证据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形式和

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运用。

2、证据必须具有合法的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证据形式共用七种，包括（1）、书证、物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6定、鉴定勘验、检察笔录；（7）、视听资料。

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

4、证据必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我国没有完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对于“非法证据”的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但根据以上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一般认为，非法证据来源于非法的取证行为：

1、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包括采取暴力、胁迫、欺诈等手段获得的言词证据等；

2、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实物证据；

3、非法定主体取得的书证、物证。

二、世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取舍态度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的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对非法搜查获取的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英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所不同，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大多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在日本，最高法院在1949年的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理由是，收集程序的违法不会改变证据材料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证据的价值。此后30年最高法院对非法证据均持肯定的态度。但到了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提出了符合以下二条件所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即（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精神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来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这一判例体现了日本刑事诉讼在注重实体真实性的同时已开始注意程序公正。

三、我国现行法律关于非法证据效力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第37条第3款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的身体。”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从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明确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9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160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