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

第一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立法之嬗变

关键词: 婚姻法/变革/发展/自治/平等

内容提要: 从1978 年婚姻法的修改和制定被提上立法议程，到2008 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与婚姻家庭观念与制度的革新，我国婚姻法已经走过了30 年的岁月。30 年来，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从强调管制发展为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注重保障弱势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强化法律救济和社会救助，我国婚姻法完成了从简单粗糙到制度化、体系化的华丽转身，加快了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变革。

1950 年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四大原则从此成为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基本旋律。1950 年婚姻法完成了彻底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使命。

1978 年11 月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中国法制百废待兴之际，根据中央对全国妇联关于修改婚姻法报告的批示，全国妇联邀请民政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0 个机构的负责同志在京开会，决定成立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以拨乱反正为指导思想，经过历时近两年的修改，1980 年婚姻法完成了对1950 年婚姻法的修改补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保障公民合法的婚姻家庭权益。自此，中国婚姻法在制度构建和立法技术上有了长足进步。年后，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 年把修改婚姻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以社会发展为先导，以关注民生，强化救济制度为理念的2001 婚姻法（修正案）开创了对法律草案进行全民讨论的先河，在秉承1950 年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同时，对1980 年婚姻法作出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增设了必要的法律制度和具体规定，强化了对公民婚姻家庭权利的保护。本文试图通过揭示婚姻法立法理念和制度的变迁，描绘出改革开放30 年婚姻立法的革新之路。

一、婚姻法的体系化、制度化进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立法加快了体系化、制度化的进程。1950 年婚姻法继承了革命根据地的立法传统，以废旧立新为其基本特征，但粗糙的立法技术、简单的法律条文也使得这部法律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1980 年婚姻法在1950 年婚姻法的基础上，结合建国后30 年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增加了基本原则，扩大了调整范围，在内容和制度上作出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它为刚刚度过法律虚无主义的中国社会重新走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道路，勾画了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体系框架，进一步建构了婚姻家庭制度和具体规定，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重心开始“从改革婚姻家庭制度转移到稳定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和发展婚姻家庭建设上来”[1]，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在拨乱反正的20 世纪80 年代，立法的指导思想是“宜粗不宜细”，立法技术上仍然以简明、通俗为特征，因而1980 年婚姻法仍然留下了许多立法空白和需要完善之处。

1980 年婚姻法颁布之后，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逐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有关规定为依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主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等相配套，其他部门法相关规范和不同效力层次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我国婚姻家庭法律规范体系。[2]1980 年婚姻法之后，婚姻法的制度完善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确立监护制度。1986 年4 月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仅以民法基本法形式明确了婚姻家庭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对1980年婚姻法未曾规范的监护制度，在第二章公民（自然人）中设专节，用4 个条文作出原则性规定。内容包括监护人的设立（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与成年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职责、监护人的责任三方面。民法通则中的监护制度，弥补了婚姻法的缺憾，使得对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的保护，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其后，最高人民法院1988 年《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93 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也对监护制度的相关问题有进一步规定。

2、不断完善婚姻登记程序。我国有关婚姻登记的单行法规都与婚姻法的制定、修改及我国婚姻关系状况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也反映了我国婚姻立法理念的不断变革。1980 年婚姻法颁布之后，1985 年3 月15 日民政部颁布了《婚姻登记办法》，明确规制婚姻登记行为，具体规定了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条件，具体程序和管理方法，简明扼要，简单易行。1994 年2 月1 日，民政部为了强化对婚姻登记行为的管理，颁布了《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对婚姻管理的原则、机关、婚姻登记、具体的管理方法和监督制度均作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强调了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婚姻登记行为的行政管理职能。在2001 年婚姻法修订之后，2003 年7 月30日民政部再次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修改，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以充分保障公民私权利为指导思想，淡化行政管理色彩，充分张扬“个人意思自治”、“自己责任”、“自己决定权”等私法自治理念。

3、规范收养行为。尽管1950 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对收养关系均有所规定，但因过于原则笼统，无法规制具体的收养行为，民间收养条件和形式各异。1991 年12 月29 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填补了此项立法空白。该法从1992 年4 月1 日起施行，共计六章33 条。内容包括立法的宗旨和原则、收养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收养的拟制和解销效力、收养行为的无效、收养关系解除的条件、程序和后果、法律责任等。收养法实施6年后，1998 年11 月4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决定。适当放宽收养的条件，鼓励公民收养孤儿、残疾儿童，统一收养程序。规定无论是中国公民间的收养，还是外国人收养中国人的子女，实行统一的登记制度，收养关系从登记之日起生效。

4、以司法解释细化婚姻法原则规定。我国婚姻家庭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1989 年和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四个司法解释。1989 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14 种情形；1989 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事实婚姻关系和非法同居关系作出界定。规定经查确属非法同居关系的，法院应一律判决予以解除；1993 年11 月《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扩大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外延，包括继承和受赠的财产，由知识产权取得的经济利益，承包、租赁等收益。意见还对夫妻住房及其他财产分割等内容作了具体规定；1993 年11 月《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就离婚时子女的抚养问题，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作了具体规定。1996 年2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对夫妻双方承租公房的处理原则、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而取得“部分产权”的房屋处理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使法院对处理离婚案件中夫妻承租公房的分割，有了法律依据。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 年12 月24日和2003 年12 月25 日先后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对家庭暴力、无效婚姻、离婚的法律适用以及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认定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上述这些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婚姻法的不足与漏洞，使法律规范更具有可操作性，帮助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我国婚姻家庭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为了反映社会发展变化，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自20 世纪90 年代末开始了对1980 年婚姻法的修订工作。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体现了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婚姻家庭制度的发展变化，一是填补了立法空白，增设了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二是充实完善了已有制度，细化了夫妻财产制度，离婚的法定条件，扩充了离婚救济的方式，强化了法律责任；三是强调了婚姻法的伦理特性，为构建和谐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自此，我国婚姻家庭的法律制度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二、婚姻立法理念的变革与发展

婚姻家庭制度的嬗变是婚姻家庭立法理念变革的反映。婚姻家庭的立法理念从强调管制发展为尊重私权，注重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自治权利，注重保障弱势一方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强化法律救济和社会救助，从追求形式平等发展到实质平等。

1、从强调管制到尊重私权

自治与管制，自由与限制历来是婚姻家庭领域最受关注的、争议最大的问题。婚姻法的发展史就是自由与限制，自治与管制的分野和博弈的历史。由于在传统上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婚姻法涉及对配偶、父母、子女等亲属身份关系的认定，甚至关涉宗法等级关系的维系，必然具有较多的国家强制和权力确认的成分。我国1950 年婚姻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除了受到前苏联婚姻家庭立法模式的影响之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国家对婚姻家庭的调控“，促进具有决定一切意义的社会生产力底发展”[3]，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旨在保障个人的自主决定和人格尊严，实现个人的自治权利。1980年婚姻法和2001 年修订的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的私法自治权利，保障公民的意思自治原则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路是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4]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1994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到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对此规定的取消，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的声明取而代之；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是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 年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的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婚姻法对公民私权的尊重和保护，看到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法中的逐渐扩张，当然，婚姻法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是有节制的，适度的干预是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与和谐的必要手段。因此，我们也发现了管制和权力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和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国家和管制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时，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5]一言以蔽之，现行婚姻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与社会必要的管制构成，且自由和自治业已成为婚姻法的主旋律。自治的张扬，无疑昭示着婚姻法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对婚姻家庭主体之间平等关系的认定，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人的终极关怀和保护。

2、从追求平等公正到强调司法效率和自己责任

婚姻法从古罗马法时期就已产生，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法律部门之一。古代婚姻法和近代婚姻法均体现了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身份、伦理特征和等级要求，因而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其他尊卑亲属之间的不平等成为那时婚姻法中的当然内容，对平等、公正的呼唤成为古代、近代婚姻法改革的目标和追求。

纵观中国婚姻法的发展历程，从古至今，由婚姻家庭主体间的不平等到平等，由婚姻家庭关系中的非正义到正义，是贯穿婚姻法历史脉络中的主线。自1950 年婚姻法始，无论是1980 年的婚姻法，还是2001 年的修正案，都以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原则，婚姻法的相关具体规定都体现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平等。在坚持男女平等的前提下，追求公正也是婚姻法的另一个重要价值理念。如婚姻无效和可撤销制度作为对结婚自由的限制，体现了婚姻正义；夫妻约定采取分别财产制之后，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一方的财产清偿，体现了对以善意第三人为化身的交易秩序的保护和交易公正；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了对婚姻关系中弱者的保护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另外，特定条件下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相互抚养、赡养义务的规定，以及一定条件下兄姐与弟妹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体现了代际之间、同辈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公平与相互性。上述制度无一例外地体现婚姻法中的平等与公正，可以说，平等、公正是现代婚姻法最重要的基本价值。

在确保平等与公正的同时，婚姻立法正在逐渐向自己责任和追求效率的方向发展。自己责任强调个人应当对自己选择的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由国家代为包揽一切。比如，离婚时婚姻状况证明方式的改变就是自己责任在婚姻法中的重要体现。1994 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当事人在办理婚姻登记时须提交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介绍信。其目的有二，一是提供婚姻状况证明，由单位或基层组织证明当事人处于合法的婚姻状况；二是表明单位了解当事人离婚的情况，甚至表明单位同意该人离婚。这就使得离婚不仅仅是个人私事，且具有了公权力介入的痕迹。而此次取消离婚时须提交单位证明的规定则抹去了这一痕迹。由当事人自行提供结婚证和离婚协议书，对自己的婚姻状况负责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离婚法律后果。婚姻状况证明方式的改革，体现出离婚登记立法理念由义务本位过渡到权利本位，由依赖单位的管理模式过渡到相信个体的自律模式，由单位承担监管职责过渡到当事人自己承担相应责任，使离婚行为彻底成为个人私事。

我国婚姻法对效率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姻法具有实体法与程序法契合的特征，保障了婚姻法的实施效率。我国的婚姻法中既保留了传统大陆法系注重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性规定，又大量增加了保障权利义务之实现的程序性规定，实现了婚姻法中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的二元建构和二元融合，打造了婚姻法保护婚姻家庭关系主体权利的自我完备体系。实体性规范的设置，有助于实现法律的指引功能和宣示功能，有助于从权利义务的层面“打造”出婚姻家庭中的主体；而程序性规范的增加，无疑增强了婚姻法的强制力和可执行性，增强了婚姻关系主体的权利受损时的可救济性，保障了婚姻法的实施效率。

二是对离婚登记审查期的取消，降低了运行成本。1994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对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均明确规定应当进行审查。2003 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和《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取消了实质审查的规定，特别是对离婚登记的规定更直接地体现对执法效率的追求。1994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进行审查，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 个月内，对符合离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而2003 年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上述审查期间，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应当??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6]《婚姻登记条例》对于结婚、离婚登记期间的缩短，取消了离婚审查期间，一方面体现了对自治的维护，对权力干预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体现了对经济效益的重视，特别是减少了婚姻登记制度的运行成本。作为与取消离婚审查期间相伴而生的制度，可以看出，我国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当事人离婚协议的审查主要是形式审查，对当事人是否感情破裂，离婚协议是否公平，离婚后对子女的安排是否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等不作实质审查。可以认为形式审查较之实质审查，更能减少成本，提高离婚程序的效率，为婚姻法中注重效率的实例。

将经济、效率的观念引入婚姻法中，无疑对以伦理、公正为本位的传统婚姻法造成了冲击，学界和司法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观点。[7]但我们必须看到追求效率正在成为立法的价值之一，也将推进婚姻法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婚姻法的现代性既包括平等、正义理念，也应当包括当代法律价值中的经济、效率观念。婚姻法对效率的关注，是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说在婚姻法中适用的产物，是民法在现代化过程中重视效率的体现，也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家庭生活的效率提出更高要求的必然产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婚姻法中尽管融入了效率的理念，但平等、正义仍应为婚姻法的首要价值，效率在婚姻法中是平等、公正前提下的效率，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平等、公正优先。这一模式既有利于维护婚姻法的基本价值追求，也将有助于推动婚姻法以及婚姻家庭的现代化改革。我们对这一趋势不可不察。

3、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

形式正义就是一种机会正义、起点正义，它强调我们的法律制度应该给每个人平等地分配机会和资源，正如约翰·罗尔斯所说:“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8]至于结果，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和各种客观情况；立法者可以不考虑结果的差异，只要过程是正当的，就是一种正义——形式正义。用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的话，就是正义存在于社会对那些原本就不平等的社会条件所强行给予的一种人为的平等之中。[9]换言之“，每个个人，不论其性别、种族、国籍、阶级或社会背景，都应当被给予充分的机会去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10]但形式正义忽略了由于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导致的个人的差异，将民事主体和社会生活简单化、虚拟化，形式正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正义。罗尔斯将实质正义称为社会正义，他认为，需要通过差别原则达到“补不足”的目的，即用形式上的不平等手段达到实质上平等的效果。[11]

因此，当形式正义的结果造成了实质上的非正义时，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使得人客观地异化为强者和弱者之时，当劳动者、消费者、妇女、未成年人、老人等群体作为弱者的代名词时，法律需要对这些弱者予以倾斜性保护，以弥补其自身条件的不足，使得弱者和强者能够真正平等地对话，平等地处于市民社会之中，这就是实质正义理念的彰显，它强调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诚如梁慧星教授所言，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理念的转变就是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12]

婚姻法在近30 年的变迁中，其正义观同样也经历由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变迁历程。一方面，现行婚姻法充分体现了形式正义的理念。在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下，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以及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平等，所有婚姻家庭关系主体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具体事务中，诸如夫妻财产制度的确立，子女的姓氏、婚姻住所、对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的方式等等问题，均可进行沟通和对话，共同平等地作出决定。但不能否认的是，无论在夫妻之间，还是其他家庭成员之间，因生理、教育程度甚至是共同生活的需要，个体的差异仍然是存在的。婚姻立法有必要对这些婚姻家庭中的弱者予以特殊保护，以真正保护其利益，实现婚姻法的实质正义。

婚姻法对需要抚养和赡养的家庭成员主要是通过延长抚养时间，扩大抚养范围来确保未成年子女和虽已成年但无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子女和老人得到应有的抚养和赡养。例如，父母抚养子女的义务一般至子女成年时为止，但对于那些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仍应当继续履行抚养义务。[13]再如，1980 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家庭关系的调整范围，第一次将祖孙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纳入第二顺位的抚养人范围。规定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在一定条件下对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在一定条件下对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兄弟姐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间也有扶养义务。为了更好地保护家庭成员中弱者的利益，体现家庭成员间的伦理亲情，2001 年婚姻法修正案对1980年婚姻法中上述抚养、扶养、赡养的条件进行了扩张性规定，减少了相互间抚养赡养的限制性规定。

为了保护在离婚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进一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2001 年婚姻法首次增设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了原有的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构建起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了采取分别财产的夫妻，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明确规定了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则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所谓生活困难，包括离婚后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或离婚后无法居住。[14]可以说，离婚救济制度是对那些因离婚遭受损害或面临经济困难者所提供的救济方式，以减少或补偿受损害方和无过错方在精神和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对形式上平等的夫妻关系在实质上予以矫正，以保护婚姻中处以弱势的一方，特别是从事家务劳动较多，经济收入较低的女方。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婚姻法在践行形式正义理念的基础上，突出了对婚姻家庭中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张扬了实质正义，谋求婚姻家庭中的真正和谐，意义重大。但需注意的是，婚姻法对实质正义的张扬仍应建立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之上，即在明确所有婚姻家庭关系法律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强调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不可偏颇地理解婚姻法中实质正义的理念。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现代婚姻法近30 年发展历程脉络的梳理，对婚姻立法理念上革新与发展的解读，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的流变透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婚姻法是体现了对公民私法自治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对婚姻家庭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家庭成员的保护，体现了法律所追求的公平公正、实质平等的价值。它对于平衡婚姻家庭主体之间的利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发展的30年，是婚姻家庭关系在中国飞速发展的30 年，是和谐家庭在中国蓬勃建构的30 年，是婚姻法理念在中国迅猛传播的30 年，是婚姻法律制度在中国深得民心的30 年。终点又是起点。如今，婚姻法带着30 年的辉煌，即将踏入新的征程。当然，现行婚姻法还存在不少尚待完善之处，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婚姻家庭法学者和立法、司法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婚姻法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Abstract : From the amendment and draft of marriage law being raised in 1978 to 2008，the acceleration of reformand opening up and the innovation of marriage law and institution，the marriage law has been put into force over 30years.For 30 years，the legislation of marriage developed from stressing management to respecting private rights.It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tect citizen's freedom and selfgovernment ； equality

注释: [1]杨大文.关于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建议和设想[A].走向21 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p10

[2]婚姻法学界称之为广义婚姻法，其调整范围包括婚姻、家庭关系，本文对婚姻法的探讨即以广义婚姻法为基点。

[3]陈绍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1950 年4 月14 日）[A].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 Z].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p45

[4] 1980 年婚姻法第13 条规定: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2001 年修正案第19 条完善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将1980 年法的一条规定扩大成三条，肯定了夫妻财产所有权归属约定的效力，指出约定的形式必须采取书面形式，进而规定了财产约定的第三人效力，即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夫妻的个人对外债务，以第三人知道该约定为要件，以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这些规定体现了对善意第三人保护，保护了交易的安全。

[5]管制以司法的名义出现在婚姻法中的规定，例如，2001 年婚姻法第38 条规定，离婚后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又如，第42 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而管制作为补充性条款出现的情形也较多，如，2001 年婚姻法第19 条第1 款在承认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效力之后，进而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 条、第18 条的规定”。而该法第17、18 条规定的正是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说明此规定的立法意图是为了弥补意思自治之不备而出现的。

[6] 《婚姻登记条例》第7条、第13条《，婚姻登记暂行规范》第29条、第30条、第49条、第50条。

[7]夏吟兰.对中国登记离婚制度的评价与反思[J ].法学杂志，2008，（2）.[8]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62

[9] Lester F.Ward.Applied Sociology[M].Boston，1906.p22

[10]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263

[1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p72

[12]梁慧星.近代民法到现代民法[J ].中外法学，1997，（2）.[1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2001 年12 月24 日。

[14]详见:2001 年婚姻法第40 条、42 条、46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27 条。（中国政法大学·巫昌祯 夏吟兰）

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第二篇：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模式之改革开放三十年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新的壮丽诗史，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经济方面看，改革开放的成就突出地表现在：1.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2.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3.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总量跃至世界前列。4.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中国居民人均拥有的耐用消费品、医疗水平以及公共设施水平等都有了大幅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使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5.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逐步提升。

将近六十二年前，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夕的政治协商会上曾经预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自由。”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像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和平崛起，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国际影响日益增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受到全世界各方面人士日益广泛的关注。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中国模式包括了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等这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改革模式。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引导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支配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回顾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不难发现，中国经济改革中所有的重点和难点、经验和特色，都来源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要求：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过程既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特色、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其中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发展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相结合，国家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的结合。

改革的过程与改革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向世人昭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而且还在于它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实现这一目标的有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道路，其主要特点是：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把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自下而上的创新结合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整体协调、重点突破；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采取渐进式的转轨方式，实行双轨制的过渡形式；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并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调整改革的目标与思路。改革的方式内生于改革的目标，中国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基金式改革的根本差别不是方式和方法的差别，而是改革目标和性质的差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出现两种不同改革道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二）开放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逐步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地历史进程。总结中国30年来对外开放的发展历程，可以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或四种模式：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初以建立经济特区为特征的实验探索模式；从1990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到20世纪末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全面开放模式；从2001年到2006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为的体制接轨模式；2007年后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的互利共赢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开放模式有这些特点：国家主导的的开放与市场调节的开放相结合；开放进程的渐进性；从局部开放到全面开放；开放与改革、发展的相互推动。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的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我们还应看到，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正确处理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关系成了中国对外开放模式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我们要主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实现开放与改革和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始终保持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同时要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形成经济全球化参与国家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三）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如何取得的呢？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的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作了很多方面的解释，包括：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市场需求、稳定的政治和经济环境、高储蓄和投资率、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有效地政府干预、经济的市场化、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技术的进步、二元结构的转换等等。概括地讲，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从长远的观点看，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投入与资本积累均应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制度创新和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不断提高经济制度质量和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最终实现国家的重新崛起。

从发展模式或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或经济发展模式，这条道路或模式的主要特点有：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归根结底，就是要坚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强调，改革开放以来women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南、立足在中国国情进行的伟大历史创造。这个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的总结，它主要包括了一下内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关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关于构建和谐经济的理论，等等。这些内容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制度、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以上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中国的对外开放模式，就是处在发展与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融入全球化模式；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工业化对外开放和改革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形成的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中国特殊的国情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本质和精髓。

综上所述，所谓的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前提，以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内容，以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和基本经验的概括与总结。那么，中国的经济模式有什么意义呢？它的经验是特殊的呢还是普通的呢？有人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特殊环境的产物，是一种例外，不具有普遍意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模式反映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而，它的经验是普遍的而不是独特的。

其实，普遍性与特殊性从来是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中国模式首先是中国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与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政策方针、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发明创造。因此，中国的成功绝不是所谓的“普适价值”的胜利，走自己的路，既是中国革命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改革与发展获得成功的根本经验。任何照搬照抄别国的理论与经验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必然会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丰富多彩和生机勃勃的实践面前折戟碰壁。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重要议题，如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环境保护、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等，是每个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都要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有效地解决，是有一定共同规律的，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的和一般意义的东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开阔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的思路，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起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国家与市场、效率与公平、开放与自主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结合起来；好的有效的发展应当是科学的发展，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坚持独立自主结合起来，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上；要兼顾改革、发展稳定，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推动改革与发展；传统与现代、新体制与旧体制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可以互相补充和融合的，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当注重不同制度和发展因素的兼容和共性，等等。随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发展和影响日益扩大，人们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的探索也会不断加强和深化。从一定意义上看，近年来人们热议的所谓“北京共识”，虽然不能算作是一种严密完整的理论，也不能把它看作是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权威解释，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看作是人们对探求中国模式的普遍意义的日益浓厚的兴趣和日益强烈的关注的一种信号。

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国情和历史阶段的要求，因而，它既尊重一般规律，又充满了首创精神；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意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它的成功不仅会使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得以实现，也将是中华民族对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参考文献： 《坚持改革开放学习问答》 编写组编 新华出版社

《 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经济》 张宇 中国经济出版社

第三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农村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农村发展:推进农村发展的好路子

改革开放三十年，全国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农村、农民、农业作为一个基础产业，始终是最受关注，也是中央投入精力、力量最多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农业强则国强，农民富则国富，农业发展的水平成为衡量国家发展实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改革发展面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参加市场竞争、抵御风险能力弱的问题日益突出，直接影响了农民的增收致。作为农村工作的带头人，如何尽快实现职能转型，提高领导经济发展能力，带领农增收致富，成为摆在农村班子和农村干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随着蔬菜、畜牧、劳务经济和乡村企业的发展，农村经济多元化和农业产业特色的特点逐渐凸显，农村经济发展亟需能人的引领、行业规范和管理服务手段的相应跟进。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乡土能人、民间专业协会、行业工会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这些新生事物的出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不能替代的任用。实践出证明，凡是能人多，协会、工会运作好的村，结构调整的力度就大，农民增收的步伐就快。

如何把这些新生事物与当前基层工作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协会、工会、能人作用，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河北饶阳推行“三个加法”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支部加协会”，就是在种、养、加等有一定基础和规模的村建立各种专业协会，将协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农村干部序列，使协会成为农村党支部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党支部通过制定协会章程、强化制度约束对协会给予支持、规范和指导，协会则在确定发展思路上为党支部出谋划策，在发动群众、解疑释惑上帮党支部搞好宣传，在生产技术、品种改良、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会员提供统一服务，从而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和专业协会的经济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由直接指挥向引导服务的转变。

“支部加工会”，就是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劳务输出专䘚村建立工会组织，积极开展“党建带工建、工建促党建”活动，工会组织负责人由村党支部领导成员兼任，成员由民营企业负责人、职工代表以及外出务工人员家属代表组成。工会组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按照既定的各项制度和章程，认真履行搜集发布用工信息、教育培训农民工、维护职工权益、搞好帮带服务等项职责，积极引导企业家依法经营，教育职工爱岗敬业，实现企业与职工双满意、劳务输入地与输出户双放心。

“支部加能人”，这里的“能人”指的是有一定科技文化素质和市场经济知识，掌握一技之长，能够带头致富，且具有奉献精神，愿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乡土人才。党支部把这些能人吸引到村党组织周围，建立人才储备库，明确专人分包联系，定期不定期开展联谊活动，积极引导他们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对致富本领高、带富能力强的，通过一定程序安排到专业协会、工会组织中任职，表现突出的，纳入后备干部或入党积极分子序列，加强教育培养，待条件成熟后吸收为预备党员或村“两委”成员，使“能人效应”扩大为“能支部”效应。

第四篇：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家乡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家乡的变化--汝城新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振奋人心的那一幕仿佛还在人们的记忆中，岁月如梭，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整整走过30年。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从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成长为全球第4大

经济体。这是国家生命力从萎靡到迸发的30年，更是个人的生存空间、自由选择和各种权益得以逐步舒张的30年。三十年的征程，中华民族终于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开始向腾飞之路大步迈进。三十年的沧桑巨变，三十年的光辉历程，铸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

在这30年中，我的家乡——汝城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汝城县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自东晋穆帝升平二年(公元352年)建县以来，至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全县辖23个乡镇，其中有5个少数民族乡镇，309个行政村，总面积2401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人，其中少数民族5.8万人。汝城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同时也为共和国培养了汝城籍开国上将李涛、朱良才等老一辈将军。这里物华天宝，人文鼎盛，神农在郴州汝城耒山制作农耕耒耜。理学鼻祖周敦颐在此任县令时，著有《爱莲说》。至今，明、清时期的一大批古建筑仍熠熠生辉。

改革开放以来，汝城县充分利用毗邻粤、琼和港、澳、台胞较多的优势，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效地促进了汝城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汝城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勤劳善良、开明开放、诚实守信的汝城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招商引资为总抓手，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奋发向上，实现了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工业经济高歌猛进。小水电开发全省县级第一。汝城地处湘南边陲，山高坡陡，水力资源非常丰富，全县水能可开发量达到19.8万千瓦。在奔腾于汝城县东北部的沤江和淇江上，如珍珠般散落着宝沙、扶竹洲、九节带、万年桥、两江口等一批装机8000千瓦以上的水电站，这些电站所生产的强大电力不仅照亮了整个汝城，而且外输到了广东电网。山区的许多人们因此告别了燃薪的传统，用上了两毛八的廉价电力新能源。汝城县被确定为全国小水电代燃料试点县。现在，通过各种形式的开发，汝城县已经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的水电开发新模式，水电产业得到了超常规、超速度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全县的水电装机总量达到15.1万千瓦，成为了全省小水电装机最大的县，年创利税9000多万元，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强。水电的发展带动整个汝城的经济发展，也使全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工业园区快速发展。汝城现有两个工业经济园区，即三江口开发区和三星工业小区，三江口开发区筹建于1992年是湖南省较早批准设立的县级经济开发区之一，位于汝城与广东省韶关市相邻，素有湘南第一镇的美称。这些年，汝城始终把加强工业园区建设做为推动我县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手段来抓，通过不断完善园区配套服务功能，园区对项目的承载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三星工业小区落户企业达15家，引进资金2.4亿元，2007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5亿元，上交税金1300万元;三江口开发区2007年新引进企业10家，合同引资1.5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5.23亿元，上交税金1.14亿元。工业园区的建设有力的促进了以矿产、水电、化工为主体的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业产业化硕果累累。大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确保了农村综合能力的提高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实现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订单农业快速发展。通过“走出去、引进来”、“跑市场、找商机”，大力发展外向型农业和创汇农业，发展订单农业面积达6.3万亩，有力地推动了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和农民增收。农产品加工体系逐渐形成。通过扶强扶大龙头企业，带动全县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目前全县已有县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4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5家，形成了水果、蔬菜、优质稻、茶叶、竹木、香料、禽肉等农产品加工体系。特色农业初具规模。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要求，积极鼓励和引导干部、经济能人和企业参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文明小水果、盈洞西瓜、田庄早季节蔬菜、马桥花豆、大坪荷兰豆、暖水巴西菇、热水南竹等种植业基地初具规模、远近闻名。生猪种苗、瘦肉型商品猪、牛、羊、鹅、华南竹狸、桑蚕等养殖业基地不断做大。初步形成了水果、林业、瓜菜、优质粮食、制种、养殖、茶叶等7大特色农业，产品畅销粤、港、奥。如今的汝城已成为了广东沿海一带的“菜园子”、“果园子”。

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多年来，汝城一直把“小城镇大战略”作为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突破口，狠抓城镇规划、经营、建设和管理，大力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城镇经济占全县经济的比重、城镇人口占全县人口比重、城镇财政收入占全县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按照创建“省级文

明卫生县城”的目标要求，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了县城总体规划修编，聘请省内外专家编制了环城西路、环路北路、交通广场、九塘江观光带、城北果菜批发市场等重点城建项目的详细规划，并充分考虑产业的发展，把城镇建设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城镇要发展，项目支撑是关键。通过项目建设，县城建成区4.9平方公里，全县建制镇规划建成区8.16平方公里，城镇化水平达32.01%。新建了滨河路、环城北路，延伸、拓宽了文化路、劳动路、东西正街，新建扩宽重点桥梁6座，兴建了城关农贸市场、新世纪商贸城、一中运动场、东线、南线停车场和交通广场，开发了九塘江住宅小区，启动了城市引水工程，完成了烈士公园配套设施和垃圾中转站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狠抓项目建设，增强了城镇的整体服务功能。同时，把市场经济的经营意识、经营机制、经营方式引入城建工作上来，出台了《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规定，鼓励社会力量按“谁投资、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参与城镇建设。采取项目业主制、股份制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千方百计吸引、聚集资金，着力化解城镇发展中资金相对不足的问题，初步形成了国资、民资、外资多元并举的投资格局，实现了以地聚资、存量活资和增量注资，有力地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如今一座环境优美、市容整洁、功能齐全、经济繁荣的现代化中等文明县城正在湘南逐步崛起。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汝城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集山、水、石、竹、树、泉于一身，融特、奇、险、幽、秀与人文景观为一体。“汝城八景”(即君子朝阳、大官夕照、苏山春霁、桂岭秋香、长湖鱼唱、古寺钟声、热水灵泉、寿江奇石)远近闻名；汝城奇洞异石景色别致，白石岩、水通岩、清风岩、连珠岩、厚坊岩等洞深岩高，怪石嶙峋；气候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林业资源丰富，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80%；人文景观众多，座落在县城内或县城周边的文塔、绣衣坊、八角楼、庐阳城址、上古寨遗址、太平天国古战场遗址、明太保第、太保墓、烈士塔、濂溪书院、云头书院、白石书院等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有5个瑶族乡镇，少数民族人口5.8万，民族文化丰富，民族风情浓厚。尤其是位于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温泉水温高、流量大、水质好，是湖南省最大的天然温泉，也是我国华南地区四大热田之一。温泉水含硅、钠、钙、锂、锶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具有调节内分泌，促进新陈代谢等功能，对治疗各种风湿病、皮肤病等有显著疗效，非常适合旅游疗养、度假、观光农业等开发利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汝城县确定了“旅游活县”发展战略，把旅游业列为全县“五大产业”之一，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来抓，切实加强了旅游基础设施和景点景区建设，初步形成了以热水温泉景区为龙头，三江风景区、罗泉温泉景区、天仙(白石岩)风景区、县城人文景观区相互映衬的五大旅游景区。2006年成功参加广东第二届国际旅游文化节，打造了粤-汝-资精品旅游线，新建的景点福泉山庄升格为国家aaaa级旅游区，九龙江森林园列为省级森林公园，汝城旅游的知名度不断提高，慕名而来的游客落驿不绝，2007年全县累计接待旅游人数11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2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改革开放的30年，是汝城面貌变化最大、经济发展最快的30年，同时也汝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人们已从那缺衣少食的短缺经济时代逐步走向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如今走在乡村的农家路上，当年肩挑背杠的农村人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辆辆载着人搭着贷的摩托车或小卡车从脚下的水泥上擦而过，阵阵音乐和歌声从各个贴着瓷砖的的农家小院传入我的耳中。路过一座座崭新的农家院落，不时地可以听见电话铃声在响起。如今的农民不但不用上税，而且还吃上了“皇粮”。“农村低保”，“农村医保”，“农村养老院”这一切，都主要由国家财政来买单。农民不但不上农业税，还能通过“低保”吃上财政，也能通过看病的发票间接地到财政那儿去报销，如今正在兴建的农村养老院，让农民感觉到了“养儿防老”还不如靠政府养老来得可靠和实惠。所有这一切，是远至几千年，近到几年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然而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这些事却接二连三地变成了现实。

第五篇：改革开放三十年

改革开放三十年（2）

改革开放三十年，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向致富，奔向小康，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先拿列车提速来说吧。从90年代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六次列车大提速，分别是1997年4月7日，1998年10月1日，2000年10月21日，2001年10月21日，2004年4月18日，2007年4月18日。不仅列车提速了，铁路也在一刻不停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目前中国铁路里程7。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的一圈半，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的6%，运输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路程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它穿过了世界屋脊昆仑山的岩石和坚冰。它和神州六号载入飞船升空、三峡水电站建成称为发展中国家的三大奇迹。一个外国朋友说：“中国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再让我们来看看身边的。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棚户区的人们走进了宽阔的楼房中了，不再漏雨，不再透风。如今已有212万平方公里的棚户区消失。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公路修好了，人们走上了致富路，奔上了小康之路。

我想：这些辉煌成就，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使我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致富路。

要我说：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什么路？我认为是一条致富路，让我国人民走向富裕，奔向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