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的证明与证据

第一篇：贪污罪的证明与证据

论贪污罪的证明与证据

一、贪污罪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贪污犯罪需要证明的案件要素

贪污犯罪需要证明的案件要素是指在办理贪污犯罪案件中，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的主要方面。根据贪污罪的法律特征，在办理贪污犯罪案件中，需要用证据证明的案件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贪污罪的犯罪主体

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1）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它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除此以外，下列两种人员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贪污罪的主体：（1）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从其它手段占有国有财产的以贪污论”。但在这种情况下侵害的对象仅限于国有财产。（2）与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人员。

刑法第382条第3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根据这一规定，一般人员在特定情况下亦可构成贪污罪。

（二）贪污罪的主观特征

贪污罪在主观主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以非法占有 公共财物为目地。间接故意或过失不能构成贪污罪。

（三）贪污犯罪的客体与犯罪对象。

贪污罪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首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是违背其职务责任的行为，是对其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严重侵犯。其次，国家工作人员采取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必然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关系，所以，贪污罪侵犯的对象是双重客体。

根据刑法第382条规定，贪污罪侵害的对象是“公共财物”，而刑法91条对公共财产作了明确规定，即“本法诉称公共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国有财产；

（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

（三）用于扶贫和其它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产，以公共财产论”但是刑法第382条中的“公共财物”并不完全等同于第91条规定的“公共财产的范围。因为贪污罪的主体主要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份看“非国有公司企业”不仅指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企业，还包括国家，国有公司，企业投资，参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因此，贪污罪侵犯的对象除刑法第91条规定的范围外，还包括国家，国有公司投资，参股的单位财产。

（四）贪污犯罪的客观表现

贪污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或以骗取等其它手段非法占有财务的行为，其客观方面的构成要讲由以下两个要素组成：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首先，“利用职务上便利”要求行为人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具有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权力。行为人所利用的“职务”是其所从事的职能活动，并非是作为领导职务的身份。这种“职务”除了具有领导身份特征的职务外，还包括其它国家工作人员从事或者担负的管理职能的职务。所谓“主管”是指具有调拔，转移使用或者从其它方式支配公共财物的职权。例如机关领导，工厂负责人，公司经理等具有的管理内部公共财物的权限。所谓“管理”是指具有监守或者保管公共财物的职权。例如会计，出纳保管员等所具有的管理公共财物的权限。所谓“经手”是指具有领取，支出等办公财物流转事务的职权，例如公司，企业中从事购销活动的采购员，推销员等具有的领取，报销业务活动经费和出差时经手公共财物的权限等。其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必须是行为人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或者职务活动中，假借职务的合法形式而进行的。行为人以从事公务的合法身份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实质上是违背其职责，但在形式上与其职务活动紧密相关。例如，财会人员涂改票据侵吞公物，办事人员虚报开支骗取公共财物等。都与其以合法的形式执行职务有关。最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是指一般的工作的条件机会，也不是指主体身份所带来的某些便利，而是指行为人利用其特定的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谋取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便利条件。如果某种权利并非直接产生于行为人的法定职务权利，而是基于行为人职权以外的原因，即使其与行为人的职务身份有某种间接联系，也不能认为是职务上的便利。例如公司财物经理利用对出纳保管现金和本单位环境条件熟悉的便利条件，夜间潜入公司，窃取出纳员保存的公司现金，即不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根据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或者个人贪污数额不到5000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灾款物，捐款物，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以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

根据刑法规定，贪污罪中行为人占有公共财物的非法手段有以下几种：

（1）侵吞。这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由自己合法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非法据为己有，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行为人原占有公共财物是合法的，不是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的。二是行为人将其合法占有的公共财物转为归自己所有。实践中侵吞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将自己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予以隐匿扣留，应当上交不上交，应当入账不入账，应当支付不支付。二是将自己管理、使用的公共财物非法转卖或者私自赠送他人。三是将追缴的款物或者罚没款物私自用掉或者据为己有。（2）窃取。这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将自己管理的公共财物非法据为己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监守自盗”。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贪污的对象，只限于自己直接管理的公共财物。

（3）骗取。这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骗取”作为贪污罪的手段之一，其行为对象是出于他人合法管理之下而行为人又有权经手的公共财物。如出差人员采用涂改或者伪造单据的方法，虚报或者谎报支出冒领公款等等。

（4）其他非法手段。这是指侵吞、窃取、骗取以外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方法。例如，根据新刑法第183条第2款规定，国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无论该单位财物性质如何，均应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新刑法第271条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产非法占为己有的，无论该单位财物性质如何，均应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根据新刑法第39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根据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应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三、贪污罪证据的收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贪污罪是一种由特殊主体实施的贪利性犯罪，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时，除运用一般的原则和规则收集证据外，还应当结合本罪的法律特征，有针对开展证据 收集工作。

在办理贪污案件中收集证据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重视对书证的收集。贪污罪是一种经济犯罪，行为人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往往要在财务账面上反映出来。因此，办理贪污案件，一定要重视对财务帐面和单据等书面证据 收集。对这些书证的收集，往往是认定贪污犯罪和使案件得到突破的关键。

（2）要注意收集有关行为人主体身份的证据。贪污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一般主体不能单独构成贪污罪。要准确认定贪污罪，必须有证明行为人主体身份证据。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贪污罪与职务侵占罪在行为的客观表现和主观故意上，非常相近，两罪最主体的区别在于犯罪主体不同。并且两罪的法定刑相差悬殊，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高于侵占罪。这使得在两罪的区分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办理贪污案件，一定要将行为人主体身份的证据作为证据收集的一个重要方面。（3）要加强有关共同犯罪的证据收集。贪污犯罪经常是相互勾结实施共同犯罪，有的甚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犯罪团体。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式下，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之间的交往越来多。贪占转移国有资产的方式越来越复杂，涉及到的贪污共同犯罪越来越隐蔽，因此，办理贪污案件时，应当充分重视这一特点，加强相关证据的收集。

（4）要防止行为人转移物证。行为人实施贪污犯罪后，除已将赃款挥霍殆尽解外，被其非法占有的公共财物往往由其私存，私放或者私用等，这些公共财物是证明其犯罪的有力物证。当行为人发觉其行为被追查时，常常会出现隐蔽罪证或贪利等动机，转移赃款赃物。办理贪污案件，对此应当给予充分的注意，以防止行为人转移，隐匿赃款赃物，这样即能够收集到有力的物证，又可以挽回国家和集体的经济损失。不使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得到好处。

四、贪污罪证据收集的几种方法 根据以上论述，司法实践中在办理贪污犯罪案件时，应当着重使用以下方法收集证据：

（一）调取、审查账册。

调取、审查账册即是所谓的查账，是办理贪污案件最有力，最常用的收集证据的方法。行为人只要有贪污公共财物的行为，就难免要在一定的财务账目，单据上反映出来，通过查账，可以发现贪污证据，查清案件事实。

查账，应当有一定经验，熟悉财会业务的人员进行，最好由专业司法会计进行。结合实践，笔者认为在办案中应当运用以下方法进行：

1、核对账目，记账凭证与单据。

在财务活动中，账目是根据记账凭证登记的，记账凭证应附有合法的单据，即原始凭证，在正常情况下，账目，凭证和单据必须一致，即通常所讲的“账实相符”。如果通过查账发现账目，凭证和单据三者金额不符，或者金额相符但单据不合法或记账科目不正确，就说明可能存在经济问题，只能核对出具体的问题，就可以收到有力的犯罪证据。一般情况下，对账目的审查主要是审查会计科目，记录是否合法、正确；对凭证的审查主要是审查单据是否合法，有无伪造、涂改。

2、账目与账目之间互相核对。

一般情况下，各单位的账目设置上都有总账和明细账。会计账与出纳账，银行账与现金账。这些账目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印证，在我国现行的借贷记账法的情况下，关联的账目必须相符，同一笔业务必须在两个不同的账务科目中反映出来，通过审查这些账目是否相符，可以发现有无贪污行为和贪污的具体数额，进而收集到证明犯罪的书面证据。司法实践中，对账目的审查还应当注重以下两个方面：（1）核对本单位的账目与经济来账目是否相符。在经济往来中，两个单位在发生经济上的往来后，两者对同一笔业务的反映必须是对等的，即账目、单据、金额相同，在核对中，如果发现两者一方账上有记载而对方无反映，或者金额不一致，就可以进而发现和收集到行为人的犯罪证据。（2）核对本单位的银行往来账与开户银行账目。通过银行对账单逐等核对，如果发现双方反映的不相符，就可以发现和收集到行为人的犯罪证据。

3、核对现金账与库存现金。

在财务工作中，各单位都建有现金账，以记载现金的收支，账面的现金数额与库存现金必须一致。如果两者不符，说明其中必有问题。采用此方法对账在实践中提账调账一定要突然迅速，不然会使给行为人以填充现金的可剩之机，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时，可以以此发现一些与犯罪有关的原始证据。

4、核对帐目和实物。

在某些情况下，对帐目的审查还要与商品、库存、固定资产等实物核对。正常情况下，二者应当相符，如严重不符，就有可能出现开虚假发票或商品出库未记帐现象，从而收集到贪污犯罪的证据。

（二）调查询问

在司法实践中调查询问是进行贪污犯罪线索初查的主要方法之一，重事实、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是我国证据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办理贪污案件时，一定要注意通过调查询问的方法发现和收集证据。调查询问应当依法进行，应提前作好充分准备、注意调查询问的针对性、政策性和策略性。要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来确定调查的方法和方式。

（三）讯问犯罪嫌疑人 贪污犯罪具有不同于一般刑事治安犯罪特点。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

一、犯罪主体一般具有较高的地位和文化被景，反侦查能力较强、社会阅历、社会交际、经验等方面的丰富程度都与一般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同，复杂因素多；

二、一般刑事案件常常有直观的、直接的犯罪危害结果，而贪污犯罪则不同，其直接的危害结果往往不是直观、有形的。基于以上两点，使得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办案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发现和收集的犯罪证据，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应从贪污案件的特点出发，精心准备，讲究策略，以获得切实可靠的证据，对侦查人员来说，每讯问一名嫌疑人都是同一种犯罪嫌疑人在经验、智慧、方法、谋略上的较量。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学习，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切实提高讯问技巧，确保讯问质量与讯问水平。

（四）搜查

搜查是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这是基于贪污犯罪的特点决定的：其

一、贪污分子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后，必然要将其存放在一定处所或交由他人存放，存入金融机构，转变为其它财物形态等等。通过搜查，可以获得赃款赃物，获得证据。

二、除赃款赃物外，在行为人的处所或办公地点，往往会有证明贪污犯罪的其它证据，如隐匿的真实帐册等。如果不进行搜查，则很难获得这些证据。

在办理贪污案件时，搜查应当注意及时，有时要与讯问传唤同时。否则，一旦赃物赃款转移，会给办案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时会影响案件进程与定性。搜查前要周密计划，细致部署，以确保搜查顺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地。

五、贪污罪的证据要求

司法实践中所指的证据要求，是指从办理贪污案件，从证明对象的角度，对认定贪污犯罪案件的证据要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证据范围的要求；二是对证据内容的要求。

（一）认定贪污犯罪案件对证据范围的要求

根据法律规定和实践证验，认定贪污犯罪必须有以下几方面的证据：

1、犯罪主体方面的证据

根据刑法规定，贪污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认定行为人构成贪污罪，对此必须有证据证明。这方面的证据主要包括：（1）证明行为人身份、职务的证据；（2）证明单位性质的证据。除此外还要有行为人自然方面的证据。自然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籍贯等。

2、犯罪主观方面的证据 办理贪污案件，应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这方面的证据包括：行为人供述、账册等书证，赃款用途证据等。有些学者认为，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了公共财物、赃物具体用途和去向，不影响对贪污性质的认定。在基层的司法实践中这种认识往往不能得到法院的认同，所以在查办贪污案件中，赃物的去向也是定罪的主要证据之一。

3、犯罪客体方面的证据

这方面的证据主要指非法占有的财物系公共财物的证据，有关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和犯罪的影响、危害后果等方面的证据。

4、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 贪污罪在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它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对此应当有证据证明。具体包括：（1）证明作案时间、地点、过程的证据；

（2）证明贪污数额的证据，证明形式上主要表现为：① 书证，如伪造、涂改的根据，不入账的收入票据。② 行为人的供述。③ 物证，如赃款赃物。④ 证人证言，如财务人员的证言等。

5、有关犯罪情节的证据

犯罪情节与量刑处罚紧密相联, 对于办案中认定的犯罪情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犯罪数额；

（2）法定从轻减轻情节；（3）法定从重情节；（4）法定免除罚情节；

（5）酌定从轻，从重重情节等等，在以上几个情节中除犯罪数额是犯罪事实的一个方面；后几个情节的证据一般包括后果危害、社会影响、认罪态度、悔改表现、自首、立功、累犯、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等方面的证据。

（二）认定贪污犯罪案件对证据内容的要求 在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时，应当根据贪污犯罪的特点努力使各种形式的证据在内容上达到一定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效果。贪污案件中常见的证据形式内容要求有以下几方面：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在贪污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犯罪主体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工作单位、部门、职务、职权等。

（2）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行为人的动机、目的、犯意产生的过程及有关思想变化等。

（3）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行为人的时间、地点、过程；贪污财产的来源、性质、数额、形式；行为人的具体手段；贪污财物的去向、用途等。

2、书证

在贪污犯罪案件中，书证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证明行为人主体身份的主要材料, 包括单位性质、行为人身份、职权等的书证；

（2）证明公共财物性质和犯罪行为的书证，包括财务账据、单据等；（3）证明赃款赃物去向的书证。

3、物证

在办理贪污案件中，为证明犯罪和挽回损失，应当尽量收集赃物等物证。

4、证人证言

在贪污犯罪案件中，通过调查询问，可以收集如下证言：（1）行为人犯罪的具体过程、手段及利用职务便利情况。（2）行为人非法占有财物的性质、数量、特征等。（3）与犯罪有关的业务往来情况。（4）发现犯罪的过程。

5、鉴定结论

对于贪污案件中的有关笔迹以及收入未入帐的票据、帐册应当通过技术签定，作出鉴定结论来固定证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基层办案实践中，只要办案人员能够依照贪污罪的证据和证明标准，根据案情的不同可以灵活运用，就能够达到较好的办案效果，提高办案质量。

第二篇：证明误工费的证据

证明误工费的证据都有什么

误工费的计算是交通赔偿案件中比较容易起争议的地方，如何证明误工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来看看法律对误工费计算方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的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误工费是受害人由于人身受到伤害，耽误工作而形成的财产损失。误工损失是一种间接损失，赔偿误工费是对受害人的损害进行法律上的补救。即受害人因受伤不能上班工作而不能获得劳动报酬而形成的损失。赔偿受害人误工损失即体现了民法侵权法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原则。确定误工费有两个参数，一是误工时间，一是受害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关于误工时间，《解释》将此分为非持续性与持续性两种。非持续性误工的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证明确定。持续性误工的时间应计算到定残日前一天。即受伤耽误工作之日起到定残日前一天。定残之后赔偿残疾赔偿金即不再赔偿误工费。如果受害人在治疗过程中死亡的，误工时间从侵权行为开始

起计算，至受害人死亡之时止。

证明时间的证据是医疗机构关于治疗情况的证明，比如出院小结，能证明住院多久，住院时间就是误工时间，或者是医嘱确定的休息时间也是误工时间，或者是医院诊断患者已经治愈的时间。构成残疾的，则由伤残鉴定书表明的定残日期确定。死亡时间也由医院的死亡证明确定。

关于收入状况，误工损失虽然是间接损失，但它本身是一种实际损失，因此对于有固定收入的，应按受害人的实际劳动报酬或其他形式的收入减少进行计算。在我国，一般收入是根据受害人所在工作单位财务部门出具的证明，另外可辅以受害人往年同期的工资单，印证受害人的收入。随着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健全，受害人也可以提供税单来证明实际收入。除劳动报酬外，其他形式的收入也需要通过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收入的发放机构可以证明收入发放的实际理由和数额、时间。受害人主张了收入，但缺乏证据或者证明的权威性不足的，法官可以不予认定。

对于无固定收入的，《解释》规定了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受害人举证确定收入计算标准;二是依据当地上一平均收入计算。其计算是单位时间的实际收入乘以误工时间，或者平均收入（或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乘以误工时间。法律规定的是前三年平均收入，因此受害人需要证明在前三年所有的收入来源和数额。各种收入的证明方法不一，最权威的莫过于受害人最近三年交纳的个人所得税税单，上面记载的收入可以认定为实际收入。当事人对

主张的前三年的收入，每一笔都要有相应的书面材料来证明，否则，即使确实有损失也因为缺乏证据证明而得不到支持。如果受害人无法证明自身的收入状况或者证据不被法院采纳，则法院可以根据当地上一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需要注意，诉讼所在地的外地人受伤的，只能按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进行计算，否则同一次事故中的受伤者的误工费计算结果会产生较大差异。

在诉讼实践中，关于误工费的证明之所以比较困难甚至混乱，根本原因是我国的个人财产申报和管理制度尚未健全，收入来源的渠道很多而且往往不受有效监控，因此除了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收入，其他人包括国家税务部门也不清楚真实的收入状况。这样就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一是受害人的收入属于灰色收入，缺乏足够的正当性，比如受害人所在单位除规定的工资奖金外，有时候会以各种名义滥发奖金，而这些奖金单位不会入账，或者是为了避免上级检查，或者是为了避税，所以在工资单上看不到有这些收入，但这些收入确实存在，很多时候甚至要远大于工资单的明示收入。

二是有些收入属于受害人利用自身的条件做兼职赚取的额外收入，如老师做家教、画家私下卖画、明星走穴等行为获得的收入，也没有什么权威机构的证明，只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私下交易。三是我国的收入状况查询机制不健全，如果受害人所在单位帮助受害人获得赔偿而故意虚报收入状况，则诉讼的赔偿义务人对受

害人举证的真实性审查和反驳变的非常困难。

收入状况的混乱，使得法院一般只会根据当事人能够提供的合理的有效的证据来认定收入状况，对那些虽然符合社会实际情况，也有证据证明，但缺乏权威证据证明的隐性收入，即使法官相信确实该收入存在，也不会认定为实际收入。有些地方的法院只要当事人双方对收入状况有争议，就认为是无法证明收入状况而直接采用平均工资方法计算，这样就避免了举证的烦琐和法官认定的困难。

第三篇：贪污罪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篇二：悔 过 书 悔 过 书

尊敬的审判长: 今天，我怀着愧疚和懊悔给您写下这份悔过书。以向您表示我对这次违法行为的深刻悔悟以及再也不违法的决心。

本人已真心悔过..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如今，我大错既成，深深懊悔不已。深刻检讨，认为深藏在本人思想中的错误有以下几点： 第一，思想觉悟不高，对重要事项重视严重不足。就算是有认识，也没能在行动上真正实行起来。第二，思想觉悟不高的根本原因是自以为一切都自己可以控制，因为一时冲动而导致触犯法律却又没有及时赔偿..以后要好好关注中国的国情，以后要养成早看报，晚看新闻的良好习惯,思想行为上要与党和方针政策保持相一致,以后对待一切都要仔细认真不得有半点马虎与冲动..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原谅我的过错吧..这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悔过，我对于我这次所犯的罪责感到很羞愧，我真的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我不应该违背法律规定，作为社会公民应该服从遵守法律道德, 而我没有很好的认识法律,因此我感到羞愧,我希望审判长可以原谅我的罪责,我这次的悔过真的很深刻.我知道造成如此的罪责,我必须要为之承担,我真诚的接受法律对我的审判,并接受处理,对于这一切我还将进行深刻反省.人总是会犯错的,当然我知道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我是恳请审判长念在我初犯从轻处理.罪责的性质影响是严重的,我的罪责触犯了法律,并影响了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其结果损害了多方利益,在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我身感愧疚.寻找罪责后面的深刻根源,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给集体和自己一个交代,从而得以改正.在此恳请审判张相信我能够汲取教训,改正错误.悔过人：魏

闯 2012年10月17日篇三：尹春燕的悔过书

尹春燕的悔过书

原任职务：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系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县级二级机构)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2年1月17日，法院判处尹春燕有期徒刑八年。犯罪事实：尹春燕在任职期间，利用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管理房地产担保公司等职务之便，尤其是利用房地产担保公司可以向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贷款的权力，多次收受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贿赂89.1万元及价值16.9万元的住房一套。

新闻背景：这是尹春燕2011年4月27日在被“双规”期间写的悔过书。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道义是天际的星光，法律是指路的灯火。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做了对不起良知、触犯法律的事，只能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单位升格，我被任命为产权处党委书记、处长。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我还被选任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户籍委员会副秘书长，组织参与编写了房屋产权登记干部考试培训教材。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

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坚辞不接受，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觉得自己担任处长以来，确实为单位做了不少工作，对株洲这个不起眼的四线城市能在全国业界有所影响而沾沾自喜，没能抵挡住行贿受贿的洪流，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底线：明白做人，清白为官。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唯有灵魂生活充实才是最具内涵的。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但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所得多或少，都会轻则以违纪追究责任，重则以违法犯罪论处。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殊不知权力不能这样交易，即使单位答应了，老百姓也不答应，法律更不答应。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和家人，不但没把班子带好，自己还陷进去了不能自拔，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现在警钟敲响，惊慌之余，我非常盼望能得到组织上的再次宽待，拉我回到正道。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不管我是积极向组织坦白，还是上交所有非法所得，都否认不了我是有罪之人这一事实。

我有负父母、学校、组织的培养，有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任。这种影响太恶劣，我已经想到了业界沸沸扬扬的惊讶和叹息。

有人把20年光阴比做一把尺子，用它来度量人生。

按责任担当来衡量，人生第一个20年处于依附和成长阶段，因而担当的责任分量不大，有责任也是间接责任，责任权重不到30%；第二个20年，是人生的真正起步，也是责任担当的全面开始，责任权重要超过80%；第三个20年，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顶梁柱，责任权重大到100%；第四个20年，是人生最休闲的时间段，责任权重几乎为零。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这一阶段应该过得比较坦然，也算是人生中比较清醒的阶段。

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恳求组织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让我在最黑暗之处找到指路的明灯。篇四：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贪官的悔过书：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 2011年12月13日 09:26:47 来源： 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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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钱不情愿，想交代又不敢，江苏启东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沈和新受贿后恐慌不安——

忏悔人：沈和新

原任职务：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触犯罪名：贪污罪、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1年11月30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沈和新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财产300万元。

犯罪事实：2003年至2007年，沈和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设立假合资企业、违规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等手段，贪污公款827.25万元;自2002年至2010年初，在土地出让、房屋拆迁以及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有关企业负责人所送钱财共计458.1万元。

新闻背景：这是沈和新在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写下的悔过书。

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贪欲逐渐增强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兄弟姐妹四个，我是家里老大。我15岁那年父亲生病，21岁那年父亲病故，母亲把我们抚养长大成家。上学期间，我利用星期天和寒暑假，去砖瓦厂打工赚钱，供弟妹上学，为母亲分担一点责任。

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走上了致富和从政的道路。1986年，我在启东市聚南乡长安村办起了个体玩具厂。企业由小到大，1990年已成为启东市出口创汇第一大户和启东市龙头企业。在组织的关心下，我们全家从海门市的一个偏僻农村迁到了启东市汇龙镇，不但全家人成了城镇户口，我还成了一名公务员。1992年，我入了党。我先后担任过启东市聚南乡党委书记、王鲍镇党委书记、启东市计经委副主任，从2004年起任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7年7月任启东市人大常委会督导员。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组织的关心，就没有我今天的发展。2002年8月，组织上派我到启东经济开发区担任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到职

后，我在招商引资、培大扶强现有企业，以及抓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使开发区的面积从原来的3.6平方公里扩大到如今的25平方公里，引进企业200多家，财政收入从2002年的200多万元增至2009年的5亿元。

但是，我因为忙于工作而放松了学习，进而导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结果是手中的权力大了，贪欲心也强了，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样的教训，真是刻骨铭心啊！

在三种心态的驱使下滑向犯罪深渊

分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时的心态，归纳起来有三种：

一是穷怕了的心态。因为童年、少年时代家里穷，而且这种穷的滋味一直铭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从小就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把钱看得很重，总觉得有钱的人是人上人，没钱的人被人瞧不起，有钱好办事，无钱寸步难行。

二是失衡心态。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经商办企业，起步比别人早，规模比别人大。可是从政以后，自己手里的企业没有了，手里的钱也不如人家多了，尤其是这几年有的人通过搞房地产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吃亏的心态、失衡的心理逐渐产生，随即萌发了“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想法。

三是崇尚权力的心态。当年我在办企业的时候，经常遇到办事得要表示表示的潜规则。印象最深的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为办理进出口经营方面的事情，我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因此，我产生了有权好办事，有了权力就能去做一切事的想法。

上述三种心态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织的，有时同时存在。例如，我在启东经济开发区工作期间，企业来投资、选地，老总来找我办事，我在运用手中权力帮他们办事的同时，也不忘收受他们的贿赂。我想，在开发区工作，经常是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这么辛苦，可一年到头工资奖金加起来还不超过10万元，不如原来办企业做一个订单。我又想，现在不搞点钱，将来女儿、儿子出国费用怎么办？他们结婚怎么办？最起码要给儿子留一点以后的经商启动资金。现在人家主动表示心意，我为什么不拿？

这些年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

从我收受贿赂至案发前的8年多时间里，我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的日子里，晚上睡下只要想起收了人家钱的事，心里就发愁;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想到自己已经两次被组织谈话，心里更是发抖。8年多来，我的内心一直充满着矛盾和纠结，把受贿的钱退还给人家，自己心里不愿意;向组织主动交代问题，自己又不敢。因此，这些年，我是一直生活在恐慌之中。现在被查处后，虽然也知道即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但是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现在总结起来有三点教训：第一，不要耍小聪明，心存侥幸。为了表白自己的清正廉洁，我把逢年过节收受的一些为数不多的小额钱财上交廉政账户，以此掩盖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抢在组织审查自己的问题之前，与行贿人订立攻守同盟。第二，在组织查处自己的问题时，不应该避重就轻。第三，在自己的错误面前，不应该患得患失、怕这怕那。一个人既然已经做了错事、犯了错误，就要敢于承担责任，勇于改正错误。回想自己在错误面前，忧心忡忡，怕这怕那，害怕自己一旦坐了牢，辛辛苦苦从政10多年的功劳全没了，和睦美满的家庭全完了，自己的这一辈子也就结束了，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讲的错误态度。

在办案检察官的教育帮助下，我不仅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罪行是多么的严重，而且明白了认罪服法才是自己唯一的出路。现在，我决心放下包袱，正视现

实，从沉痛的教训中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到好好改造、好好学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徐德高）篇五：检讨书 检讨书

敬爱的晓升姐姐：

近日聚会繁忙，闲暇匮乏，心念姐姐有余，而力行沟通不足。今日更是欢闹嬉戏误事，置姐姐单调观剧于不顾，以致姐姐双目无暇休憩而头疼难忍。更兼日前多次调侃，吊儿郎当，不思进取，不择劣词。每念于此，吾长自惭形秽，涕泗横流，无颜自立，深恶痛绝。此恶行实乃冒天下之大不韪，人人得而株之。幸得姐姐宽宏大量，容忍再三，故苟活至今。今日得姐姐有恙先憩，自觉觅良机补此检讨，望姐姐海涵过往，容在下多存三日，陪姐姐消遣三时。大恩大德，感激不尽。

遥想姐姐当时，风姿绰约，沉鱼落雁。不惜美容养颜之酣眠，赐予伤神劳体之深聊。谁解屏上事，句句皆辛苦。少年不知少女愁，隔夜空摆龙门阵。忽如一夜愚靡风，千错万错梨花开。彼时不感恩，此时徒伤悲。

及吾还乡，虽无锦衣，而有姐姐言语相伴。吾不知珍惜，反肆意调侃。车行半日，君送六更。此情可待成追忆，不及姐姐送我情。离伤铺满火车道，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恨陈生，不解风情。常以不逊之言，惹姐姐无奈无语无颜面。事后每悔于斯，常觉节操底线两茫茫，唯有泪千行。

待客今日，闹于家中，两餐用罢，不曾散去。未念孤单无伴只身家中之姐姐，执意集伙夜出五人开黑lol。致使姐姐单一看剧，不觉时日，双眼劳顿，更染头疼。聚散皆宜适可而止，姐姐更该适时陪伴。姊弟深情久如许，不似人间四月花。

静心思来，四宗大罪，如上所陈。今日姐姐先睡，故得此机补齐悔过。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延伸其义，字不在多，心诚则行。及时及机撰此检讨，赤忱丹心，天地可鉴。若有懈怠，剁手包邮。予姐姐过目，有不当不全之处，敬请指正修改。小人愚昧，却明知错就改之道理。日后还请姐姐多多包涵。

第四篇：浅析贪污罪

浅析贪污罪

论文摘要

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早已存在，中国古代的史书上对其都有不同的记载。在现阶段，腐败作为社会恶性毒瘤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国际上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人类本身的劣性以及一些外界环境是促使这一毒瘤产生的主客观原因。严刑峻罚，加强法律、思想道德建设是对这种现象的标本兼治。

一、贪污的历史简叙

贪污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从人类出现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种现象就一直存在。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对其有着记载。

中国古代将贪污犯罪定为“墨罪”、“贪罪”，也称“赃罪”。在《辞源》中，“贪”字解作“爱财”，《春秋左传》杜预注：“墨，不洁之称”。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云：“贪，物欲也。”

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确立，为儆戒百官而制定了“官刑”，严禁官吏腐败风气的十种犯罪行为，谓之“三风十愆”。西周制定的《吕刑》，有“五过之庇”的规定，其中所列的“惟货”、“惟来”两种犯罪行为，就是专指贪污勒索，受贿吃请的腐败罪行。战国时李悝所著《法经》，其中《盗法》、《杂法》中有惩治盗贪财货、假借不廉、收受贿赂等条款。

始皇统一中国后，为巩固新生的封建皇朝，厉行法治，整肃吏治，严惩贪污，在出土的《云梦秦简》等资料中有相关的记载。

汉史记载有：“太子郭夫人弟为曲周县吏，断盗官布，法应弃市”的案例。东汉末年最大贪官梁冀，利用外戚势力专权，巧取豪夺贪贿，20年聚敛的财产价值达30万两。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臻于鼎盛的朝代，唐律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经济犯罪概括为“赃罪”6种：即受贿枉法，受贿不枉法，占所监管财物、强盗、窃资、坐赃。尽管唐朝的法律十分严密，但贪污之风依旧。如唐朝的大贪官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势力，巧夺无度。

宋朝的包拯惩治贪官污吏的事例人们从史书和戏剧里已有所闻，至今有口皆碑。如北宋时期的将军石延祚坐监包赃，被弃市；供奉官李继昭盗卖官船，被弃市等。

明太祖朱元璋来自社会下层，参加过农民起义，深知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在制定法律时，他严惩贪官污吏。但在洪武年间，工部待郎韩铎卖放木瓦匠土工，分卖木炭，钱钞入己，被处死列；管军卫吏范彦彰等55人重支、赏赐，均被诛杀。

清嘉庆年间查办的大贪官和坤贪赃8亿两之巨，超过清朝国库10年的总收入。正如我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王亚南所说的：中国官吏政治史“实是一部贪污史”。

二、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的概念及其构成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为有效打击这种犯罪，我国刑法对贪污罪作出了较科学而又完整的规定。

（一）、贪污罪的概念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二）贪污罪的构成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本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也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本罪的主要客体。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在这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二者缺一不可。

3、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具体包括两类人员：一类是国家工作人员。（1）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2）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另一类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4、本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并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侵犯了职务的廉洁性，会发生侵害公共财产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状态。

三、我国贪污腐败的现状及其危害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同腐败现象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我国是一个经历了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剥削阶段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在一些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短期内不可能消亡。对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

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贪污1.56亿元，令人触目惊心；中国信托投资银行深圳分行行长高森祥，包养了三个情妇。与一个情妇闹翻时，高就支付给该女所谓青春赔偿费23万元。为了过这种腐朽的生活，高森祥便在1988年6月至1990年7月的二年时间里，先后贪污贿赂，计港币191万余元、人民币55万余元。高也因此被判处死刑，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原中国土木建筑工程公司驻泰国办事处筹备组负责人刘国修，到了曼谷后，抵挡不了腐朽生活的诱惑，滋生了畸形的精神需要，把享乐当作人生追求的目标，经常光顾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长期捧养十几个歌女。这种糜烂的生活需要巨额资金，刘国修就伸出黑手大肆侵吞公款，贪污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天津市某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原晋津，在任副局长后14个月内，到“东方之珠”等夜总会吃喝公款53万元，被以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原江苏农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前系江苏海安县委书记>某某利用公款300万港币和港姐一夜性交易，成为几年来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尽管政府因为是关于生活作风问题要求在新闻上三缄其口,但如此腐败程度确实触目惊心。这些案例举不胜举。

2006年1月18日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披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贪污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美圆在逃，其中有的已经潜逃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可见贪污腐败危害了我国的建设，对我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1、国有企业资产大量流失。贪污犯罪对经济最直接的影响是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统计资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半期，各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９８７５亿元至１２５７０亿元之间，占全国ＧＤＰ总量比重的１３.３％－１６.８％之间。

2、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学原理表明：投资率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有利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的合作与竞争日趋激烈，投资者一般以经济增长率作为其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因此，人们除考虑市场、利润等因素外，还要求具有廉洁的政府、稳定的政局等条件。由于“贪污犯罪类似于一种不可预见的随机性税收”，必然严重影响投资者的决策，腐败和贪污受贿的程度越是不可预见，对投资者的影响就越大。“腐败对投资、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绩效、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都会阻碍经济增长，但腐败抑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机制是影响投资这个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3、3损害市场竞争规则。许多腐败分子常常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者将贪污受贿所得“入股”，以股金、红利作掩护，隐藏非法所得的收入。从而使这些有“股金”注入的企业常常有大笔的“非法”资金，可以以大大低于市场标准的价格补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在有些情况下，企业可以提供低于制造商成本价的产品，因此比从金融市场融资的合法公司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使得合法企业很难、甚至不可能和这些企业竞争，进而有可能导致把合法企业排挤出有关行业，严重违背了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

4、破坏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贪污犯罪“产生于权力资本，而权力资本自身具有迅速扩张的递进倾向和极强的示范效应，这是权力资本的形成所需成本极低而收益率却很高的特点所决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贪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的原则，贪污所得往往与权力大小成正比。

5、减少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机会。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总是涌现大量的贪污犯罪，将会腐蚀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使得人们无法根据利润来判断一个企业的业绩。长此以往，腐败分子给一个国家带来的不良名声除减少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合法机会及其可持续性增长以外，还会吸引国际犯罪组织前来达到一些短线目标，这些都将对发展和经济增长起到妨碍作用。

6、危害公众安全。推进社会服务和进行公共建设时，若贪污则导致监管松懈，检验不严，便会严重危害公众的健康和性命。

7、影响政府运作。政府如不能有效的打击贪污，甚至连政府官员也知法犯法，这必然会降低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使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从而影响正常的工作程序，使政令无法切实执行。

四、贪污罪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贪污犯罪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1、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贪利性是贪污罪的主要特征，近年来，除贪利性外，渎职性也逐渐成为这类犯罪的突出特点。渎职犯罪和贪污犯罪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贪利性和渎职性相互交织。

2、犯罪领域日趋广泛。过去贪污犯罪发生在企业等经济部门，而近年来已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领域和部门扩展。近５年来，在全国反贪侦查部门共查办的１７万多件职务犯罪案件中，发生的领域已经从过去集中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权力机关和金融、海关等部门，逐步扩展到社会各个行业、领域和环节。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是贪污犯罪的多发点；金融、建筑等领域也逐渐成为贪污犯罪的高发区；以往较少发生贪污犯罪的新闻、文教、卫生等部门也呈增长的趋势。

3、犯罪呈群体性发展。近年来，随着管理和监督机制的逐步完善，腐败分子采用单独作案的手段已不易得逞，往往需要诸多环节的相互利用、相互协作，靠利益均沾的办法才能实现，这样，贪污案件呈群体性趋势，许多案件往往“拔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案，带出一批，查处一人，揪出一群。在司法实践中，小案连大案，一案带多案的连环套，一人多案，一案多人，一人多罪，诸罪交织等现象尤为突出。

4、犯罪手段多样性、智能性。贪污犯罪的行为人一般社会地位较高、社会交际较广，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在作案前他们往往深思熟虑，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智能化趋势。例如：利用计算机技术的智能性和快捷性作案，大肆侵吞公款。

5、任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犯罪案件增多。近年来，“担一把手”贪污犯罪现象比较突出。据官方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０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１５９９８件，涉嫌犯罪的处级以上干部１万６千多人，其中，厅局级干部９３３人，省部级干部２５人。

五、贪污腐败产生的原因

1、生产资料由不同的人占有是贪污腐败产生的内在规律。

通观人类社会贪污腐败与反贪污腐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当人类社会处于原始共产主义，即没有私有制的时代时，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存在内；在绝对的私有制情况下，财产所有者也不会贪污自己所有经手管理的财物。在私有制与公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贪污犯罪的发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例外。而且在一个国家内所有制结构成份越复杂，贪污的犯罪发案率就越高。

2、个人的畸形需要导致贪污腐败。

人们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都起源于需要，只不过前者的需要是合理的，而后者的需要是不合理的。而故意犯罪者的需要，则是一种畸形的需要。贪污犯罪行为也不例外。这种畸形的需要具有无止境性。大量的案例证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畸形需要是难有满足之时的。每一次违法行为得以成功，都只是暂时的欣慰。而非分的欲念象一团不灭的烈火，焚烧着这些人的心，不时地促使其犯罪动机一次又一次形成、强化，贪婪地攫取不义之财。这些人往往数次、数十次甚至数百次地作案，贪壑难填，有的金额达到了上亿元。如广东省佛山市财政局财政预算科科长罗斌。畸形需要的无止境性不仅来自于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贪婪性，而且还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犯罪心理学认为：“犯罪心理形成之后，在犯罪活动和犯罪生活中，一般情况下，它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得不到切实有效的控制和帮助，这种过程就会继续发展，日益强化，这就是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贪污犯罪对财物的非法占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更多腐败者对财物的追求是为了满足畸形的精神需求。实生活中，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公然不顾社会伦理道德，寻觅情妇，供养“二奶”；有的甚至人格沦落，频频嫖娼。而要做这些事，满足自己无耻的低级的精神享受，就一定要有大量的金钱。从合法途经得来的钱，根本维持不了这种堕落的生活，于是就不得不动坏脑筋，从事非法活动，贪污受贿以供糜烂生活之用。

3、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由于转型社会内在的矛盾滋生了腐败。

分配差距拉大，贫富反差强烈，促使一些人产生畸形的物质需要。在党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引下，许多人勤劳致富。同时，也有些投机者或者钻国家政策漏洞，或者违法经营，成了爆发户。这些富起来的人，拥有巨额资产，过着舒适甚至是奢侈糜烂的生活。可是，这些富翁，往往没有更多的政治地位。出于各种目的，他们十分渴望接近政坛人物。而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也需要频繁地与这些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工作人员产生了“相对贫困化”的感觉。认为自己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比他们强，有什么理由他们能富，自己却拿低薪水守着清贫。正是在这种失衡的心理支配下，产生贪污腐败。

4、世界观、人生观扭曲。

为什么同样生活在市民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能做到廉洁自律，而一些人却堕落了？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主观上。前者能加强党性修养，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正确认识自己手中权力的属性，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而后者，放弃了党性修养，信奉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背叛了人民，将权力私有化。这样，腐朽的东西必然会趁虚而入，产生了畸形的需要。江泽民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改革开放还只是搞了十多年，有些干部、党员在考验面前就已打了败仗，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了，有的走到邪路上去了，有的甚至堕落成为社会的蛀虫和罪犯，归根到底就是这些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上出了问题。” 因此，可以这么讲，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对自身主观世界的改造，就会腐败堕落。

六、用法律、制度、道德等手段严惩和预防贪污行为的发生

1、创立严刑峻法、重典治吏。

我国历朝历代在制订对官吏惩处的法律上看，都体现了以儆效尤的思想。其中明太祖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最具代表性，他亲自编制了《大明律》并规定了地方官贪污６０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剥皮实草，对贪官实施极其严厉的惩处，之后他又编发了《大诰》、《大诂续篇》、《大诰三篇》和《大诰武臣》作为《大明律》的补充，也是“法外之法”，这些无不让贪官望而生畏，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保证了明朝近一百年的吏治清明。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贪污的处罚相对显的太宽松。

我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000元，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只有同时具备“情节较重”时，才够得上立案标准。当然，这仅仅只是法律文本上的一个数字，司法实践中，更有一些地方擅自将贪污罪的立案数额提高到了1万元甚至5万元。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加以类比，不管是“贪”，还是“盗”，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都以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为目标。在1997年刑法修订前，贪污罪和盗窃罪还一同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贪”与“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前者为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就是民众通常所理解的“官”；后者为一般主体，任何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也可被理解成通常意义上的“民”。在刑事立法中，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何为“数额较大”，刑法并未明确。最高法院于1997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划出了“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范围。这就是说最低立案数额为500元。所谓“官贪五千，民盗五百”即由此而来。盗窃罪侵犯的仅仅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贪污罪却不仅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还严重破坏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玷污了政府的声誉，但对比立案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不能不说我国的法律对贪污行为是一种放纵。在西方一些国家只要你有贪污行为就构成犯罪，不问数额的多少。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公约，是否也应该和国际接轨，在立案标准上贪污犯罪完全没必要设立一个数字上的门槛。

2、建立高薪养廉和保廉银制度。

官员的贪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政府如果采用高薪的方式就会大大降低贪污的可能性。我国历史上的孝文帝就是高薪养廉较成功的例子。经济上的高薪也要有所限制，借鉴新加坡等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建立“保廉银”制度。将国家工作人员工资的一部分和预期的退休金逐月提取，单独建立帐户，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退休后的生活保障费从该帐户中支取，一旦国家工作人员触犯刑律构成故意犯罪的，一律予以没收，以此来遏止官员腐败的产生。

3、立法要与教育同步，法德并举。

法律再缜密，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再好的法律，也有漏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在不断地自我教育和外在监督下，筑起拒腐防变的心理屏障，在法律的“缝隙”中自我约束，净化心灵，反腐法律约束机制和自身道德约束机制才能相互促进，反腐立法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反腐立法不可能完备，廉政监督还比较薄弱，更需要充分发挥反腐教育在增强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守法自觉性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刑法学》高铭喧 马克昌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5月

2、《中国刑法辩论》王玉柱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9月版

3、《中国法制史》叶孝信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

4、《中国法制史》蒲坚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年7月

5、《古代惩腐保廉七法》内蒙古廉政网

6、《高检报告与“严办国企蛀虫”》邵道生 人民网 2005年3月13日

7、《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郑和平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7月

第五篇：港澳台证据的证明手续

根据《证据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也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如何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主要由司法部以通知的形式予以规定，这些规定相对比较零散，变化也比较频繁。

对于在香港地区形成的证据的公证证明问题，主要通过委托公证人制度进行办理。为解决香港居民回内地处理民事、经济法律事务所需的公证证明问题，从1981年开始，司法部经商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建立了委托公证人制度，即由司法部考核后委托部分香港律师作为委托公证人（截止到2003年12月17日，委托公证人共有276名），负责出具有关公证文书，经司法部在香港设立的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并加章转递后，送回内地使用。目前这一制度仍在实行，并且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也明确规定要实行委托公证人制度，标志着此项制度已经成为内地与香港共同认可的司法互助制度。早在199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其与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涉港公证文书效力问题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在办理涉港案件中，对于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有法律意义的事件和文书，均应要求当事人提交委托公证人出具并经司法部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并加章转递的公证证明；对委托公证人以外的其他机构、人员出具的或未经审核加章转递程序的证明文书，应视为不具有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证文书的证明效力和执行效力。

对于在澳门地区形成的证据，由于司法部没有在澳门建立委托公证人制度，只要经过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或者澳门司法事务室下属的民事登记局出具公证证明，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交。

对于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首先应当经过台湾地区的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并由台湾海基会根据《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提供有关证明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