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比例原则及其在规范工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中的适用
摘 要: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保证行政管理目标实现的同时,的权益。作为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在阐述了比例原则的渊源、础上,针对工商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错位与失范。提出了用比例原则进行规范与控制
关键词:比例原则 工商行政执法 自由裁量权错位规范
现代 行政法面临的一个核心 问题 是如何将行政权力的行使保持在适度、必要的限度之内,特别是在 法律 不得不给执法者留有相当的自由空间之时,如何才能保证裁量适度,不会采取总成本高于总利益的行为。在大陆法中,这项任务是借助比例原则,通过对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衡量,甚至是对两者各自所代表的、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权衡来实现的。在工商行政执法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在有效规范市场 经济 秩序、提供公平竞争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中出现的错位现象和滥用问题,容易使相对人对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和挑战。因此,如何运用比例原则来规范和控制工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努力打造“法治工商”、“诚信工商”,是工商部门执法中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内涵与价值
(一)比例原则的渊源
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其源头可上溯到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中关于犯罪与处罚应具有平衡性的规定,即人民不得因为轻罪而受到重罚。1802年,德国学者贝格在他的《德国警察法手册》一书中提出了“警察之权力惟在必要时可以实行之”的原则,这可以认为是广义比例原则出现之滥觞。1882年普鲁士高等法院对十字架山案的判决,正式确立了必要性原则。1931年6月1日公布的《普鲁士警察法》正式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1958年6月11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对“药房案”的判决,确立了比例原则的“三阶 理论 ”,同时认为其具有宪法位阶。其后。在国家的契约理论,特别是宪政国家、法治以及宪法基本权保障等理念的支持之下,逐渐提炼出具有客观规范性质的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
我国 台湾 学者陈新民教授将比例原则誉为行政法上的“帝王条款”。比例原则理论 研究 和实践的 发展,其 影响 也超出了一国的地域,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如日本、荷兰、西班牙、我国台湾地区等也对比例原则作了研究或规定。并有鉴于其重要性而将之作为行政法的重要原则之一。
(二)比例原则的内涵
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源于正义的请求,在保护与平衡的意义上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仔细进行斟酌,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在合法的范围内注意合理的比例和协调。比例原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了三个次要概念: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均衡性原则。
1,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当性原则。即行政机关所采取的 方法,应有助于目的之达成。亦即其选择的手段,必须是能够达成行政目的之手段,否则即为违法。适当性原则就是要求行政机关所选择的手段能切实完成立法者的预期目的。换言之,行政行为之作出应符合其目的之达成,而不得与目的相背离,否则便丧失其合法性。
2,最少侵害的必要性原则。行政主体在面对多种适合达成行政目的的手段可供选择时,应选择对行政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小的手段。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在依法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时,应当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尽量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保持在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必要性原则是比例原则的核心 内容。
3,禁止过分的均衡性原则。即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之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者相称。换言之,目的与手段之间仅符合适当性、必要性的要求还是不够的,由于行政行为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双方甚至多方利益的冲突,因而必须在价值层面进行考量与权衡。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即使依法可以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设定相对人的义务,也不应当使相对人所受的损失超过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均衡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不得恣意妄为地行使裁量权,为达成“目的使手段正当化”,行政机关有义务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予以平衡。
在以上三个子原则中,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有助于目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实现目的的手段是最小侵害的,均衡性原则是通过对手段负面影响的考量,要求目的本身的适当、不过份。总而言之,比例原则的这三项子原则分别从“目的取向”、“法律后果”、“价值取向”上规范行政权力与其行使之间的比例关系。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构成了比例原则的完整而丰富的内涵。(三)比例原则的价值
首先,比例原则是公平与正义的具体化。有助于正义价值的实现。正如古希腊先哲所言:“公正,就是合比例:不公正,就是破坏比例。”用破坏性极大的行政手段仅获得极小的行政目的,这实际上是对 社会 资源的浪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自由与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行政权力的设置和行使也是为了人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标,所以行政权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影响必须是适当的、合理的,追求一个最大效率的平衡点。同样,评价某一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也有赖于以比例原则衡量其正义价值。
其次,比例原则体现了公共利益的价值和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比例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要以牺牲行政相对人最小利益来行为,做到公益与私益并重,消除相对人不满和对立情绪,从而使社会秩序稳定。同时,比例原则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控制了行政主体的行为度,防止其滥用职权,从而也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再次,比例原则有助于实现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动态的比例平衡。程序和效率是一个矛盾体,他们之间的平衡制约关系直接关系着行政资源节约、行政目的实现和行政相对人保护等诸多要素的平衡。比例原则就是要求行政主体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行政效益,最大限度地节约行政资源,二、工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错位现象及其负面效应
(一)工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使中的错位现象
工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错位现象是指工商行政执法主体在执法中,滥用自由裁量权,背离公共利益。侵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的情形。当前工商行政执法中,这种错位现象主要表现在:
1,自由裁量行为在行政处罚中显失公平,具体表现为畸轻畸重。在执法实践中,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都赋予工商部门根据权力的目的自由判断行为条件、自由选择行为方式,对行政相对人采取合理处罚措施,做到标准基本统一,结果基本公正。但由于行政行为的具体作出者在理解法律方面的局限性以及受一些不良外部因素的影响,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往往发生自由裁量超过一定标准,超出一定范围、种类。出现畸轻畸重的现象,造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自由裁量行为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前后不一,缺乏同一性。法律法规根据社会和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行政主体在法定范围、幅度和种类内有自由选择和决定的权力,除提高行政效率外,使社会生活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秩序也是立法不可或缺的目的。
第二篇:论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一、自由裁量权的概念及分类
自由裁量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有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这些自由裁量权是从法学意义上说的,而不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说的。它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由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
根据现行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可将自由裁量权归纳为以下几种:
1、在行政处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作出行政处罚时,可在法定的处罚幅度内自由选择。它包括在同一处罚种类幅度的自由选择和不同处罚种类的自由选择。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4第规定了违反本条规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也就是说,既可以在拘留、罚款、警告这三种处罚中选择一种,也可以就拘留或罚款选择天数或数额。
2、选择行为方式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在选择具体行政行为的方式上,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它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例如,《海关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所列货物不宜长期保存的,海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处理。”也就是说,海关在处理方式上(如变价、冰冻等),有选择的余地,“可以”的语义包涵了允许海关作为或不作为。
3、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有相当数量的行政法律、法规均未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限,这说明行政机关在何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上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4、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权:即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行为性质或者被管理事项的性质的认定有自由裁量的权力。例如,《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21条第(3)项规定:“在渔港内的航道、港池、锚地和停泊区从事有碍海上交通安全的捕捞、养殖等生产活动的”可给予警告式或罚款。这里的生产活动对海上交通安全是否“有碍”,缺乏客观衡量标准,行政机关对“有碍”性质的认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5、对情节轻重认定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的行政法律、法规不少都有“情节较轻的”、“情节较重的”“情节严重的”这样语义模糊的词,又没有规定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这样行政机关对情节轻重的认定就有自由裁量权。
6、决定是否执行的自由裁量权:即对具体执行力的行政决定,法律、法规大都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是否执行。例如,《行政诉讼法》
第66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里的“可以”就表明了行政机关可以自由裁量。
二、不正确行自由量权表现形式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自看出,行政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几乎渗透到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但是,所谓“自由”是相对的,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正如英国十六世纪某大法官所说:“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意见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制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注1)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辩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注2)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1、滥用职权。它是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其导致的法律后果──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无效。滥用职权是一种目的违法,其特点是: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权谋私,以实现种种不廉洁的动机。人民法院对滥用职权的审查有两方面:首先是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目的(包括被适用文条的目的);其次是确实具体行政行的目的,然后将二者相对照,以便确定是否滥用职权。由于滥用职权是一种目的违法、人民法院在确定法律目的和具体行政行为目的方面,难度较大,特别是对行使职权的目的难以取证。
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节、因素和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等方面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违法,对此要充分尊重合议庭审判人员一致作出的认定意见。
2、行政处罚显折合公正。凡法律、法规规定了法律责任的,其立法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这里的合理和公正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合理和公正,即注入了国家意志的、成为法定的合理和公正。如果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即不符合立法本意,这实质上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又一表现形式。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依据公正原则予以变更。
3、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由于有不少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便可以自由裁量。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效率原则,如果违反这一原则,或者出于某种不廉洁动机,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也是不正确地行使了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便可依法判决行政机关限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关于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不产生是否违法的问题,只有是否适当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关系到衡量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问题。
前已述及,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授予行政机关的一种权力,因此,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必定是行政执法行为。我国法律体系是以成文法为本位,《宪法》第5条规定了法治原则,即强调依法办事。
因此,衡量某项行政执法行为的标准,只能看其是否合法,不合法即违法,这是符合逻辑学中的二分法的。如果评价某项行政执法行为抛开是否合法不谈,只讲是否适当,必然增加了执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独断专横,甚至导致以适当为由堂而皇之地为目的违法而辩护,从而丧失执法的公正尺度,以致行政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受到动摇,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丧失信心。可见,这种衡量标准的多元化是不可取的。只有在那些无法可依的情况下,作出的行政行为(非行政执法行为,与自由裁量权无关),才有是否适当的问题。
笔者认为,合法的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1)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2)符合立法本意。那种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就是“合法”的观点。是对“合法”的曲解。如果不符合立法本意,即不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即便在法律、法规范围内,也是不合法的,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是应当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将滥用职权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都视为违法行为,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将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实质上是滥用职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又视为合法性的一种例外情况予以规定,又反映了立法时的矛盾。笔者对此问题的论述,意在对自由裁量权应加以限制,并非要否认自由裁量权存在的价值。
四、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利弊
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存在的,区别在范围不同和监督方式不同而已。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考察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存在的客观依据及其利弊是非常必要的,这对完善行政执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有着重要意义。
1、保证行政效率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决定因素。依法行政管理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必须适应纷繁复杂,发展变化的各种具体情况。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审时度势、权衡轻重,不至于在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错过时机,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在现代社会中,必然要加强行政管理,讲效率,因而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也会越来越大,这对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是有利的,但也容易产生弊端──滥用职权。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假公济私、武断专横,导致“人治”,就必须对自由裁量权予以一定的限制。
2、立法的普遍性与事件的个别性之矛盾是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又一决定因素。由于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习俗、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各种情况也不可能概括完善、罗列穷尽。因此,从立法技术来看,立法机关无法作出细致的规定,往往只能规定一些原则,规定一些有弹性的条文,可供选择的措施,可供上下活动的幅度,使得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因时因地因人卓有成效地进行行政管理。但是,法律条文的“弹性”与执法的“可操作性”却容易产生矛盾。如果“弹性”到不便于“操作”,那么法律实施的效益就要大打折扣。(注3)这也是有些行政执法人员钻法律的空子以权谋私的重要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行政法学者认为,昔日消极的“依法行政”,在今天应有新的解释,即所谓“依法行政”并不是指行政机关的任何活动都需要有法律的规定,而是指在不违反法律的范围内,允许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即具有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的权力。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活动并不限于现有法律明定范围,只要不违反法律仍被视为符合法治,这不仅不予“法治”相矛盾,而且是对它的发展和补充。因为,原来讲法治,主要从消极方面考虑问题,即主要是防患行政机关滥用职权。其实,法治也有积极的方面,即保障行政机关有效地行使职权,以维护法律和秩序。这种理论在资产阶级法学界正日益得势。(注4)
五、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有腐败的趋势,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注5)自由裁量权亦复如是。自由裁量权的授予,绝不是允许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它作为独断专横的庇护伞,相反应当实行有效的控制,正如詹姆士。密尔在《政府论文集》中所说的:
“凡主张授予政权的一切理由亦即主张设立保障以防止滥用政权的理由。”(注6)法律、法规赋予人民法院对一部分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了人民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至于行政机关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适当,原则上应由行政复议处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是不适当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对自由裁量权就无法进行司法监督了。
如前所述,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渗透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各个阶段,由于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其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所导致的法律后果是人民法院有权依法撤销,限制履行或者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然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原则,表明了人民法院的有限司法审查权。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强调为政清廉,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一方面要严格依法办案,既要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克服畏难思想和无原则的迁就行政机关。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权,对那些确实以权谋私者,或者其他违法违纪者,人民法院无法通过行政诉讼予以纠正的,应当以司法建议的形式向有关部门提出,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六、控制自由裁量权的对策
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把自由裁量权变成一种专断的权力,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如下对策:
1、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监督主体不仅有党、国家机关(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还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组织和公民。对已有的法定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对没有法定监督方式的,要通过立法或制定规章,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有对滥用职权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人员的奖励和保护。
2、在立法方面,要处理好法律条文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合法权益的条款,更应如此。同时,要切实贯彻执行国务院1987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
“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发布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发布,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要抓紧制定与《行政诉讼法》相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如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等。
3、要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在行政诉讼中,对滥用职权的证明,原告负有举证责任,但由于这种举证比较困难,借鉴国外的某些作法,应当强调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以便确定其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授予这种权力的目的。对说不出理由、理由阐述不充分或者不符合立法本意的,应认定为滥用职权。
4、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现在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是个较普遍的问题,这与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很不适应,有些行政执法人员有“占据一方,唯我独尊”的思想。为此,一方面要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培训行政执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那些不再适宜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人要坚决调出,使得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第三篇:成都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成都市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促进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四川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规定》,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术语含义)
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方式、种类、幅度和时限等,结合具体情形进行审查、判断并作出处理的权力。
本办法所称行政机关,包括市、区(市)县法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依法接受行政机关委托承担行政执法任务的组织。本办法所称行政执法,包括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裁决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第三条(适用范围)
市、区(市)县行政机关规范和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以及对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基本原则)
规范和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立法目的和精神,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内,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合理原则。
第五条(组织实施)
政府法制机构负责本级政府所属行政机关规范和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
市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区(市)县级行政机关规范和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工作的指导。
第六条(案例指导)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案例指导制度。
第七条(标准公开)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应当以行政规范性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开。
第八条(标准制定)
行政机关应当对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的行政执法权分类分项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规章需细化、量化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新法施行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标准制定。
第九条(制定主体)
市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在本机关适用。
区(市)县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可以参照市级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自行制定。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区政府,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所属行政机关可以不再制定,执行市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适用本系统上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
第十条(标准备案)
市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应当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区(市)县政府所属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应当报本级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法律、法规、规章修订或者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需要调整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的,按照本办法第九条和本条前两款规定进行。
第十一条(行政许可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许可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一)对行政许可条件有选择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对应的具体情形;
(二)对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可以选择的,应当列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方式;
(三)对行政许可程序或者对变更、撤回、撤销行政许可的程序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四)对作出行政许可办理时限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五)对行政许可事项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自由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十二条(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标准:
(一)裁量标准应当划分三个以上裁量阶次。对同一违法行为设定了多种行政处罚的,从轻处罚适用于警告或较小数额的罚款,从重处罚适用于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或者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
(二)罚款数额标准应当划分为从轻、一般、从重。
1.罚款为一定金额的倍数的,应当在最高倍数与最低倍数之间划分三个以上的阶次,一般处罚按中间阶次处罚,从轻处罚应当低于中间阶次,从重处罚不得低于中间阶次;
2.罚款为一定幅度数额的,应当在最高额与最低额之间划分三个以上阶次(最高额与最低额比值为四倍以上的,应当按倍数额划分处罚阶次);
3.只规定最高罚款数额没有规定最低罚款数额的,一般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六十确定,从轻处罚按最高罚款数额的百分之四十以下确定。
(三)不予处罚、从轻或减轻处罚、从重处罚的自由裁量标准,应当列出具体适用情形。从轻、从重处罚,应当在法定处罚种类或幅度以内处罚。减轻处罚,应当在法定处罚种类或幅度以下处罚。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轻或减轻情节,且不具有从重情节的,应当适用最低处罚额度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三条(行政强制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强制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标准:
(一)对查封的涉案场所或者查封、扣押的设施和其他财物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作出明确界定;
(二)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适用的具体情形;
(三)对行政强制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四)对需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紧急情况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紧急情况的具体情形;
(五)对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自由裁量标准。
第十四条(行政征收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征收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一)行政征收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应当列出各种幅度对应的具体情形;
(二)行政征收数额的计算方法可以选择的,应当列出各种行政征收数额计算方法适用的具体情形;
(三)作出减免行政征收的条件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减免征收的具体条件;
(四)行政征收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自由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十五条(行政确认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确认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一)行政确认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二)行政确认申请需提交的材料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申请材料清单;
(三)行政确认办理时限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四)行政确认事项办理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自由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十六条(行政给付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给付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一)行政给付条件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给付的具体条件;
(二)行政给付方式只作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给付的具体程序、方式;
(三)行政给付数额存在一定幅度的,应当列出给付数额的具体标准;
(四)行政给付办理时限没有规定或者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五)行政给付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自由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十七条(行政裁决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裁决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一)行政裁决立案、受理、决定等程序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程序;
(二)行政裁决标准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标准对应的具体情形;
(三)行政裁决办理时限只有原则性规定的,应当列出具体情形的办理时限;
(四)行政裁决过程中存在的其他自由裁量权,应当细化、量化裁量标准。
第十八条(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裁量标准)
法律、法规、规章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规定存在裁量空间的,应当根据行为类型分别制定自由裁量标准。
第十九条(行政许可裁量实施规范)
规范和行使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应当公布数量和遴选规则;
(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在项目核准之前办理的行政许可事项,一律不作为核准前置条件;
(三)对实行核准制的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查市场前景、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产品技术方案等应由企业自主决策的内容;
(四)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以任何形式实施年检、年审和注册,依法需要年检、年审和注册的,不得将参加培训、加入协会或者缴纳费用等作为前置条件;
(五)依法需要开展评价、评审、鉴定等中介服务的,不得指定中介服务机构。
第二十条(行政处罚裁量实施规范)
规范和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后作出决定:
1.拟处以较大数额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当事人可以申请听证而没有申请的;
2.拟不予处罚、减轻处罚的;
3.实施听证的;
4.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认为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的。
(二)行政处罚决定书,除载明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对是否采纳当事人的申辩意见,以及有关减轻、从轻、从重处罚的依据和理由予以说明。
(三)除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行政处罚适用一般程序的,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特殊情况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延长期限不超过三十日。实施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依法需要公告、听证、检验、检测、检疫、鉴定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
(四)行政机关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于作出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报送本级政府法制部门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备案。
(五)行政机关应当实行行政处罚电子化管理,对行政处罚的各项数据、具体情况依法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一条(行政征收裁量实施规范)
规范和行使行政征收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没有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明确规定或者授权的,不得设立收费项目;
(二)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范围或者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并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二条(行政确认裁量实施规范)
规范和行使行政确认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申请人因特殊情况无法亲自到场确认的,应当列出特殊情况的具体情形,并在兼顾行政效率的情况下采取方便申请人的方式实施确认;
(二)确认事项直接关系他人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
第二十三条(行政给付裁量实施规范)
规范和行使行政给付裁量权,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对拟给付对象情况进行调查,可以采取民主评议等方式听取意见,必要时可以举行听证会;
(二)在一定范围内公示给付对象相关信息;
(三)决定不予给付的,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四条(执法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机关应当通过以下方式加强对行政机关规范和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
(一)开展行政执法案卷评查;
(二)实施日常监督检查或专项检查;
(三)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投诉、举报;
(四)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重大行政强制决定实施备案审查。
第二十五条(自行纠正)
行政机关发现本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本办法的,应当主动、及时自行纠正。
第二十六条(责任追究)
行政机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或者提出意见,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一)发现违反本办法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行为,不自行纠正的;
(二)不执行已公布生效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标准的;
(三)不当行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四)其他违反本办法行为的。
第二十七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4年11月1日起施行。2010年6月24日成都市政府发布的《成都市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市政府令第169号)同时废止。
第四篇:浅议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浅议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是要依法行政,而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环节。要达到有效执法,就必须要给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已成为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应把握的关键问题,这一问题与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原本的依法执法变性为违法执法,法律的公平、公正荡然无存。本文就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论证,分析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原因及表现形式,并提出正确把握自由裁量权所应注意的问题,以推动我国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
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概述
何谓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呢?首先,我们必须是在行政执法这个平台上谈论自由裁量权。所谓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执行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这是广义理解上的行政执法。而从狭义上理解,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按照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采取的直接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执法活动中,行政主体为一方,作为被管理的行政相对人为另一方.双方作为当事人发生行政管理法律关系。本文所涉及的行政执法为狭义的行政执法。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则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适当的方式、时间、地点及种类等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的权力。它可以包括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处罚的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权和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权等。
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行政执法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充分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把法律法规准确地、高质量地适用于各种法律事实,作出合理的行政行为,在保证行政管理最佳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更且,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 1 的存在弥补了法制本身的不足,解决了法律的稳定性、滞后性与社会变化的快速性、行政管理活动的广泛性与复杂性所带来的矛盾。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对法治的一个补充,其本身并不破坏法治,“事物的本性就是如此,任何一个有道义的生物,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当他们握有大权的时候,尤其当这种权力不服从于一种不断地使它回复到已确定的秩序和法律的更高权力的时候,他们就会不断
①地力求使其意志取得统治地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是因为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执法者在某种情况下所作出的裁量并不是依据对事实的合理判断,而是掺入了个人感情。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②
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是现代法治行政法的核心内容,舍弃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会因为其行政活动的机械性而无法全面实施对社会的管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所以,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其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行政执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而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变迁迅速,行政事务繁杂,“积极行政”要求现代行政增加职能,兼顾民主和效率,对社会进行干预,以有效调整社会生活,维持正常秩序。基于社会发展背景及行政执法目的,必然要依靠行政权这样一种强制手段为有效执行国家意志提供保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活日渐复杂,行政职能也日趋扩大。行政权涉及的范围不仅只是传统行政所涉及的治安、刑事,而且扩展到生产、生活等领域。行政权涉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执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不断加强,使得越来越多的行政事务需要行政执法人员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和自己的经验判断进行灵活处理。行政权的目的也不再仅限于对社会的 ①② 【法】罗伯斯比尔,赵函舆译.革命法制和审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管理控制,而要主动为公众谋福利。由“最好政府管最少事”转变到“最
①好政府行最多服务”。在此行政权扩展的基础上,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必然随之不断扩大,以适应行政执法活动的新需要。
(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完善行政法律的需要
行政执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然而反对人治并不是排除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只是反对人治中的任性、专横、自私自利等因素。正常的自由裁量权也是人治的一种形式,但是却是任何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所不可缺少的。这种人治源于法律的授权而不是对法律的破坏,是法治的一个补充形式。法律的稳定性使得其在现实面前永远具有滞后性,在面对复杂多变的行政事务时显得呆滞。随着现代行政范围的不断扩大,要求法律对现代社会关系的变化反应快速,面对这种状况,必然要求行政机关具有自由裁量权,在法律尚未规范的新的社会关系出现时进行管理。而由于行政工作的特殊性,立法机关不可能制定出详细周密的法律来满足行政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管理全部需要,所以就需要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给行政机关留下自由活动的空间,使其灵活机动行事,让其所作出的决定能更好的适应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
(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
行政执法的范围非常广泛,这就要求行政机关所拥有的行政权必须适应发展变化、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情况。为了使行政机关能够权衡轻重,不会在复杂多变的问题面前束手无策,法律法规必须赋予行政机关在规定的原则和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从而灵活果断地解决问题,提高行政效率。
(四)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我国立法技术局限性的需要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也有很大差别,法律法规所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程度的区别,对各种情况也不可能概括完善,罗列穷尽。从立法技术来看,立法机关无法作出细致的规定,而只能规定一些原则和一些弹性条文,可供选择的措施,可供上下活动的幅度,使得行政机关有灵活机动的余地,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有区别有判断地进 ① 郭道辉.依法行政与行政权的发展[M].北京:现代法学,1999。
行行政执法。
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的核心,约80%的法律,90%的地方性法规和几乎所有的行政法规及规章都是靠行政机关执行的。①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基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本身的特点,其也最容易被滥用。
(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原因
1、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自身来看
(1)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具有一般权力的共性即腐蚀性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执行国家意志、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权之一,具有一般权力的所有特性,如公共性、工具性、强制性等等,同时也难以避免一般权力的所有缺陷,即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具有一般权力的腐蚀性。“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②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腐败特性是它本身存在的“恶”。行政机关是社会的强制机构,对社会资源具有垄断性,不仅掌握着社会的有形的物质资源如资金、土地、外汇储备等,还掌握着各种抽象的、非物质资源如权力、机会等。市场经济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领域的多层次。各个利益主体希望尽一切方式追逐资源,但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追逐利润是市场经济主体的动机和目的,如果把市场的“利润至上”引入政府的日常执法工作中,政府执法人员和市场主体投机钻营,寻租创租,双方的需要和私利在博弈过程中有供有需、一拍即合。原河北省国税局贪官局长李真说过:“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作得越大,你钱赚的原多”。③
亨廷顿说过,腐败就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易。那么行政执法主体以拥有执法权将自己塑造成社会的“主人”,为追逐私人利益,偏离公共职责,滥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将其异化为提供“私人物品”的私权,把行政 ①② 转引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问答》,鸡西政府法制网。
转引自:《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M]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42页。③ 转引自《中国官员“幽默”语录》,http://www.xiexiebang.com.4 相对人当做任意驱使的对象,对行政相对人乱罚款、乱摊派、乱集,依靠这种手段向行政相对人攫取非法利益,为个人创收。
(2)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与生俱来的“自由”空间
“自由”的特征是行政执法裁量权的属性特征,行政执法裁量权因其而特别。它依附于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其为载体,同生同灭。只要存在着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就存在着“自由”的空间,没有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也无所谓“自由”,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无法摆脱自身的两难悖论,“自由”空间的客观存在潜伏了权力滥用的危险。
由于主体认识的非至上性和认识客体的无限性,法律不可能详尽完备,涵盖现实和预见未来所有的事务,使所有的行政裁量行为都能有法可依。即便完全的有法可依,有案可循,对立法的目的、对法律的精神、对条文的解释、对事实的认定、对情节轻重的判断以及对行为方式的选择等,都离不开行政主体的主观判断。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是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由历史选择的结果。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条件下,只要没有违备法律的原则精神,就认为是适当的。因此 “当行政行为人滥用自由裁量权时,我们无法对其纠正,①原因是他们并未超越法律字面规定的权限”。这种不确定的行政目的和客观情理为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供缝隙。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自由”空间的存在为行政执法主体寻租提供了更隐蔽的遮盖,增加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失信的便利,使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具有外在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容易逃脱法律的追究。
“自由”是行政执法裁量权与生俱来的,我们无法消灭它,我们最需要自由裁量,而它又最容易滑向自由无度,我们只能在穷其心志的平衡过程中寻找最佳途径。
2、从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主体来看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掌握在“非完美”的行政执法主体手中。权力本来就有腐败的危险,我们很难想象有缺陷的行政执法主体,在掌握着自由裁量权的同时,能够始终如
一、旁无杂念、尽职尽责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利益。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承认人是“理性经济人”,① 司久贵:《行政自由裁量权若干问题探讨》,《行政法学研究》[J]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人类所做的一起活动都是自身目的考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这种观念在政治领域同样适用,政治领域中权力和物质交换的腐败行径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行政执法人员是复杂人,既有理性和正直的一面,也有欲望和情感的一面。“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性,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难免有热情。”①
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主体的理想目标和终极目的,中国也有“鸟为食亡,人为财死”的俗语。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而做出的策略选择。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同样出于此目的。行政执法人员担任公职,具有双重性格,即个人利益的追求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他们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无法避免人性共同的弱点,况且有人性弱点的人与公共权力结合。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和良知,掌握权力的人,并不必然具有超人的智慧,面对自我利益的事,总不免要在一定程度上倾于自我利益的保护,他们的性格特点和政治表现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信任。行政执法主体是行政权力的掌控者,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本身带有滥用的倾向,掌握在有人格弱点的权力承担者手中,会使其滥用变本加厉。正如戴维斯所说的“裁量权就像斧子一样,当正确使用的时是一件工具,但它也可能是作为伤害或谋杀的武器。”②
由于行政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性的弱点,行政执法人员为了某些私欲,将“公权”当做“私权”来用,将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视为任意裁量权。法律虽然可以限制人的弱点,但法律是由有人性弱点的人来行使的。在依照严格的法律执行裁量权的过程中,都要费尽心机寻求自私自肥的空间,更何况还有“自由”执法的权利。虽然行政执法中不乏道德崇高者,但这些也绝非危言耸听,自由裁量中部分执法者的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设租自肥如“污水定律”一般,使很多人自愿非自愿地陷入腐败的泥淖中,积淀成为一种极深的政治文化心理,由于行政相对人一方处于劣势地位,毫无抵抗能力,这些非法行为很容易成为一种现象,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
(二)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的表现
①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出版社,1983。
Kenneth Kulp Davis, Dictionary Justice: A Preliminary Inqui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6
1、基于相关及不相关因素的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
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时候,对于相关因素不考虑,而对于不相关的因素又加以考虑,会造成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表现在行政执法的实践中就是滥用行政处罚权,这是行政机关不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最典型表现。滥用行政处罚权就是指行政机关在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不符合法律授权目的,适用自由裁量权时考虑了不相关因素(如,某交警在处理一违章超速行驶的小轿车时,发现该车是一高级领导的车辆而放弃处罚,就是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或者适用自由裁量权时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如在作出处罚决定时,不考虑当事人的过错是否严重、财产情况以及法律规定的减轻或从轻的情节等)。它主要表现为行政执法人员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以权谋私以及种种不廉洁的动机。比如有些法律规范只规定对违法的相对人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罚,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处罚的种类,执法人员受利益驱动,不论违法行为人的情节轻重一律是罚款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行政处罚权,其实际操作是十分困难的。
判断滥用行政处罚权的标准,首先是确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的目的;其次是确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然后将二者相对照,以便确定是否滥用职权。由于滥用职权是一种目的违法,确定法律目的和具体行政行为目的方面难度较大,特别是对行使职权的目的难以取证。因此,应当从行政执法的全过程,与案件有关的各种情节、因素和行政执法的社会效果等方面来推定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是否违法。
2、行政处罚因超越合理性而显失公正
所谓显失公正是指行政处罚的实施明显违反了公正、合理的原则,表现出明显不适当、不合理。如行政处罚严厉程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不相当,表现出畸轻畸重;没有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没有充分考虑一切相关因素和排除不相关考虑,以反复无常、有悖常理、明显的不公正或不一致以及任意延迟或不作为消极地滥用自由裁量权;执法人员对处罚者带有偏见,不一视同仁、公正对待等。立法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合理和公正的原则。这里的合理和公正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理和公正,而是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合理和公正,即注入了国家意 7 志的、成为法定的合理和公正。如果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就是违背了国家意志,即不符合立法本意,这实质上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又一表现形式。
3、处罚程序不作为或故意延迟作为
由于有不少法律、法规未规定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因而何时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便可以自由裁量。但从保护公共利益出发,行政机关应积极主动地去履行职责,如由于行政机关对一些录像、网吧以及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疏于管理,致使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在这些场所接触了不健康的内容,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后果。另外,在执法程序上,由于我国是一个长期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行政机关常常在程序上对自由裁量权的使用上表现出拖延。如《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仅在42条的第2项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举行听证前7天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但对在多长时间内要举行听证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行政机关在行政相对人提起听证后会拖延举行听证。
四、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正确把握
由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内容日益丰富和广泛,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已是历史的必然,但自由裁量权绝对不是一种无限制的权力。英国著名的法官霍尔斯伯勋爵在一个案件中提出:“自由裁量是指任何事情应在当局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去行使,而不是按照个人观点行事,应按照法律行事,而不是随心所欲。它应该是法定的和固定的,而不是独断的、模糊的、幻想的,它必须在所限制的范围内行使。”①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一切权力都是要受到法律限制的,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它只能是一定范围内选择行为的权力,超出了法定限度就是滥用。同时,从行政权的创设主旨来看,任何行政权的存在都是以行使国家管理职责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相统一为目的的。从行政管理的实质看,最终目的是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成员合法权益的实现。因而,决不能以牺牲公民的权利为代价换取行政管理的实现,这样的实现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符合立法精神的。
① 威廉·韦德.行政法[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五个原则:(1)必须符合立法目的;(2)必须依法进行,即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行使;(3)行使自由裁量权必须合理公正;(4)不能超越行政机关的职权;(5)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只有遵照这些原则,才能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在不影响行政管理目标实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权利,达到立法的本来意图。
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需采取的五项措施是: 1.加强立法控制
从行政法律规范的内容上说,在立法时,就应对自由裁量权的法定幅度、运用的范围、事实要件的确定标准等做科学的规定,尽量缩小范围,明确标准,防止弹性太大,操作起来不易适度把握。把由自由裁量权调整的已经趋向稳定的社会关系及时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对不适应实际需要的自由裁量权及时调整或取消。另一方面需要尽快完善行政程序立法,行政程序是行政行为的法定规则,是行政执法公正合理的必要前提。大量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都与行政程序不健全或不遵守程序有关。所以,加快程序立法乃是有效抑制自由裁量权、提高执法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行政立法的存在,首先是国家行政执法活动的客观需要,其目的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行政执法。我国的行政立法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为相对人设定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这样会使自由裁量权更加膨胀。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应当提高立法质量,改变立法思路,减少自由裁量权的广度和幅度。自由裁量权来自于立法授权,所以授权法的目的应尽可能地明确、具体,并且立法授权的种类、幅度应尽可能具体、明确,不宜过宽,否则既给滥用者提供机会和借口,也不便于执法人员正确选择适用。
地方上立法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立法,典型的有浙江金华市行政局于2003年2月4日制发《全面推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的意见》指导全市行政工作,要求各地按照市局意见,结合本地实际制订具体的裁量标准。其内容主要有,根据过罚相当原则并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实际情况,将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空间理性分割为若干裁量格次,确保处罚种类、量罚幅度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相当;重点在于防止轻错重罚、重错轻罚,明确规定了对违法行为人 9 处以劳教、拘留的违法行为所达到的程度和具备的严重情节,对轻微违法行为不能处以较高数额罚款,防止执法受利益驱动。该项制度的推行有效地确保了不同执法人员对相同或相似案件的量罚一致,防止了各种人情关系对自由裁量的影响,是对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及规范,在遵循“行政处罚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向“行政处罚合理性原则”(即行政处罚“过罚相当”原则)的延伸,可以有效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深化体制改革,强化执法职能
第一,精简机构、提高执法水平。应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重复设臵的机构和无所事事的冗员坚决精简,使执法部门分工明确,职责清晰,人员精千,方能有效依法行政,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提高执法水平。
第二,改革体制,理顺关系。坚决杜绝执法部门与经济利益挂钩的现象,把政企分开,不允许政府搞经济实体。政府的职能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不是去当经济实体的小老板、董事长。权力一旦与利益相结合则必然导致执法的走样,侵害公民利益或国家利益。因而政企必须分开,政府与经济实体坚决脱钩。只有如此,执法部门才能无私执法,公正执法。
3.加强程序方面的控制
行政执法自由裁量行为机动、灵活,其规定要避免形式化、僵硬化,但同时必须符合公正标准且兼顾效率性。硬性规定简单和一致的自由裁量权是不切实际的,但各授权法可以就特定行政执法领域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设定公正的程序。立法可以根据法律目的和行政自由裁量权所要实现的效果,规定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合理的程序,以行为程序来规范行政自由裁量行为。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于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是一部完整的、统一的行政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这一规定是行政执法程序规范化建设的重大举措,将与行政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和行政复议案件程序规定一起构成完整的行政机关执法办案程序体系,使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有一个统一的行为规范。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使得我国的行政程序不统一,很多重要的执法领域尚缺乏程序规范,使得行政行为人根本不重视行政程序。这样无疑表明少了一项重要措施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 10 已经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加强司法控制
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不是允许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把它作为独断专横的庇护伞,因此应对其实行有效的控制。正如詹姆士〃密尔在《政府论文集》中所说的:“凡主张授予政权的一切理由亦即主张设立保障以防止①滥用政权的理由。”对于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审查标准,我国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以合理性原则为标准,一种观点认为以合法性原则为标准。合理原则观点的学者认为,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行政机关的一种选择性行为,不会发生违法的问题,只存在当与不当的问题,由此必须依合理性原则为标准审查该类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为把所有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视为行政不当行为,从而主张对该类行为以合理性原则为审查标准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已经不再是一个行政不当的行为了,而转化为了违法的行政行为。对于一般的行政不当行为,在我国法院是无权审查的。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个规定也就决定了在我国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合法性审查。对于行政机关作出的任何不违法、仅存在合理性问题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享有司法审查权。从审查原则来看,在我国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应坚持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对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之所以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就是因为该行为失去了自由裁量行为本身的性质而转化成为违法行为。这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并不矛盾。正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1节和第706节的规定一样,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而法院又有权取消专横、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或其他的不符合法律的行为。由此可见,法院对自由裁量行为司法审查的界限就在于该行为是否违法。也就是说,只有对于违法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才有监督的权力,对于不当的自由裁量行为,法院则不具有监督的权力。当然这里所提的自由裁量的违法,不但包括对具体法律规定的违反,也包括对法的原则和法的精神,公平、正义观念的违反。
5.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①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5。
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行政人员的行政执法水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时代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定距离。因此,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水平,是当前比较艰巨的一项任务。行政执法人员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臶,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执法人员自身修养素质。要提高执法队伍的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采取公平人才竟争机制,严格按公务员条件录用执法人员。把那些有文化、思想好、才德兼备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管理人才纳入执法队伍。对于政治素质低、业务水平差,确实不适合执法工作的人员应坚决调离或下岗,对以不正当途径进入执法队伍的不符合条件人员坚决清除。把住进口,打开出口,保证行政执法队伍的高质高能。
其次,加强执法岗位培训。对在岗的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有计划的培训。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管理知识、专业知识及执法技术,使执法人员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使之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够正确选择行为程序,准确认定事实要件,适当掌握执法幅度,熟练依据法律法规作出公正、合理的行政行为,保证行政执法的高质量。
最后,进一步完善以行政执法巡查、责任追究、检查监督、行政人员考核、奖惩办法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监察制度,严肃纪律,强化监督,认真做好行政复议、诉讼等事宜,建立起行政部门的内部管理机制,更新原有不配套的管理模式,建立一支廉洁、文明、高效、政府满意、群众欢迎的新世纪行政执法队伍。
第五篇: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几点体会
在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我们认为是依法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和执法权,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是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更重要的是行政执法机关要加强制度建设,并以完善的制度作为依法行政的保障。今年7月份,我局制定了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具体标准,进一步完善了行政执法的各项制度,在自行对外公示的基础上将上述资料送县法制办上网公示。
首先,要完善行政案件集体审理制度。近年来,我局一直坚持案件集体审理,以确保办案质量。因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质上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决定权,即行政行为的方式、范围、种类、幅度等的选择权。仅以价格行政处罚为例,《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规定,经营者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此大的行政处罚决定权,只有通过集体依法审理,才能够做到定性准确,处罚确当,公正合法。
其次,要完善行政执法程序。我们一直坚持主办责任制、查审分离制、集体定案制、执法评议制和错案追究制,强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责任。在行政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的今天,当前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中的诸多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十分明确,即使实体方面是正确的,因为某一程序上操作违法,同样会导致行政执法错误而被推上被告席。在价格行政执法中,行政执法只有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才能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再次,要强化行政执法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我们坚持强化执法队伍的思想建设,不断地反腐倡廉,努力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感到,由于法律法规对违法行为处罚的界定弹性太大,行政执法人员直接面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如果政治思想素质不高,那么绝对的权力就会滋生出绝对的腐败,很容易利用行政处罚职权,以权谋私,违纪违法。为此,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必须首先强化行政执法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防止执法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县物价局)
《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几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