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办案领导责任制
办案领导责任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促进经济发展，使案件检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在查办案件工作中，要求做到领导到位、职责到岗、责任到人，使发生在本系统的案件能够得到快速查结，提高办案质量，提高结案率和资金的挽回率，充分发挥查处案件的教育、惩处作用，特制定办案领导责任制，具体如下：
一、公司及各公部门要确定一名领导分管案件的教育、防范和查处工作，负责抓好本系统和单位职工的案件防范教育，案件防范内控制度建设和案件的查处工作。
二、实行办案领导责任制要建立层层负责制，把案件查处落实到岗、落实到人，做到领导抓，抓领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凡发生重大经济案件，领导必须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组织查处，调查、了解和掌握案情，为案件的快查快结创造有利条件。
三、因严重官僚主义贻误追堵资金时间或人员逃亡，造成重大损失和在查处案件中有失职行为的领导干部要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对纵容、包庇违法违纪和阻碍查处工作的领导干部要按有关规定加重处理。
四、要坚持齐抓共管、联合办案的原则。业务、财务主管部门领导要积极参与发生在本部门案件的办案工作，要从
案件中吸取教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对因疏于管理导致案件发生的，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五、要严格执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二十字方针，完善办案程序，讲求办案质量。在办案过程中，不按办案程序操作，造成办案质量不高或错案的要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
六、提高案件的结案率和追脏率。自办案件结案时间：一般案件不超过6个月，重大案件超过6个月需办理延期手续，自办案件当年的结案率和追脏率，平均达到80%以上。
七、要充分利用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和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员工廉洁从业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同时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针对案件发生的原因，查找薄弱环节，制定措施，及时整改，加强案件防范工作。
第二篇：办信办案责任制
农发行奇台县支行办信办案责任制
一、办公室作为办信办案的接待部门，要严格遵守信访工作的各项工作纪律。
二、在接待过程中，要言语热情，仔细倾听来访人员的来访事项。能够当场答复的，要当场答复；答复不了的，要及时转交包案领导。
三、要求包案领导和办公室工作人员:
(一)不得擅自向来访人就来信事项的处理作实质性的表态或透露内部研究的情况。
(二)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来访事项中需保密的内容，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上访人员要求保密的事项，不得将上访材料、各类需要保密的文件、领导批示、汇报材料、来访接待统计资料带出办公场所，更不容许有丢失资料和上访信件的问题发生。
(三)不得接受来访人赠送的礼品、礼金或有价证券。
(四)与来信人、来访人或信访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接待工作人员应当回避，不得干预接待工作或擅自处理来访事项。
(五)在《信访条例》和《昌吉州党政领导批示信访事项办理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办理来信，不得擅自处理随信寄来的钱款、有价证券、书籍、字画等。
(六)严格遵守有关保密规定，不得向无关人员扩散来信内容。
(七)领导同志有关信访工作和信访材料的批示，不得向无关人员泄露或传播。
第三篇：领导责任制
“无邪教校园”创建及反邪教工作领导责任制
为使我校“无邪教校园”创建及反邪教工作能有序、常态化的开展，并在实施中真正收到实效，特制定本责任制：
一、成立“无邪教校园”创建及反邪教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领导小组对反邪教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贯彻落实好上级有关部署和要求，研究制定本单位反邪教工作规划，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在反邪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确保工作顺利开展。把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建立议事制度，定期不定期地召开研究分析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工作会议。
二、加强协调配合，及时通报情况，齐心协力做好工作。学校校长负总责，是学校反邪教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把反邪教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把做好防范控制工作作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任务，亲自解决重大问题和面临的困难。要全面掌握工作动态，牵头研究工作问题，认真组织好、协调好、指挥好防范控制工作。进一步加强保密制度、值班制度和“零”报告制度。如有突发性事件和紧急情况，要在第一时间上报并及时处置，不得漏报和瞒报。为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我校反邪教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定时进行抽 查，并通报有关情况。
三、分管德育、安全的副校长是学校反邪教工作的直接责任人，要协助校长做好校园反邪教工作。同时指导归口的德育处做好“无邪教校园”创建及反邪教工作。
四、德育主任、副主任负责制定计划和设施方案，指导并检查落实情况，做好档案的收集整理及材料的上报工作。分部主任、班主任负责计划、方案的具体实施并做好总结材料的上报工作。
五、严格执行“一把手”负责制和领导责任追究制。为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我校“无邪教校园”创建及反邪教工作领导小组将不定时进行抽查，并通报有关情况。对工作组不重视，责任不落实，发生重大恶性邪教案件的，将严肃追究主要领导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马关县第一中学
第四篇：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
浅议主审法官办案责任改革需解决的问题
一、确定主审法官的权力和责任，现有的法官选任条件应该改进和完善。实现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必须充分考虑目前我国法官群体的实际状态，有针对性地采取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保障法官选任制度改革积极稳妥向前推进，保障进入法院的新任法官能够实现和维护司法公正。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建立我国法官选任制度：
一是明确法官选任标准。完备的法学教育是保障法官具备法律思维的重要条件，苛刻的法律职业考试是确保法官掌握法律专业知识的基本方式，艰苦的司法技能训练是保证法官熟悉司法实务技术的可靠途径。法官在从事司法职业之前应当接受正规的法学教育，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并经过严格的司法技能训练。
二是改革法官任免制度。目前我国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免，这种做法容易产生法官对地方党政机关和权力机关的依赖。从本质上看，我国各级人民法院法官是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因此，在法官的选任方面，应当充分体现法官的国家司法职业者属性。如果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统一任免全国法院法官尚存在一定困难的话，可以考虑实行法官两级任免制度，即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选举或者任免；地方三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免。三是健全法官任前公示制度。法官任前公示是获取社会民众对法官信赖的重要途径。我国法官任前公示的做法虽然在一些地方已经施行，但仍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处，主要是公示的内容很少、公示的范围过窄、公示的时间太短。为了重新树立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信心，有必要在任命法官之前，于社会主流媒体上，向全社会公布法官候任者的基本情况（如学历、工作经历、财产状况、家庭主要成员或者主要社会关系），公示时间在一个月以上，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评价和监督。
四是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制度。目前我国法官招录主要采取的是，各级法院在地方党政机关的组织下，从政法院校毕业生或者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和录用。这样的法官招录制度难以避免选任的法官刚出校门就进入较高甚至最高级别人民法院大门现象的发生。较高级别法院法官需要成熟的心智、丰富的阅历、精湛的技艺等基本品格，这些职业素质无疑要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因此，建立法官逐级遴选制度很有必要。初任法官应当首先进入基层人民法院工作一定年限，上级法院根据下级法院法官的工作业绩，按照一定的标准，从下级法院逐级遴选。
二、如何实现“让审判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近年来，各个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行政化倾向，审判委员会对主审法官、合议庭起着“领导”作用，造成判审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权责不对等，直接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和权威。应该肯定，几十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工作，审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案件的公正性。审判委员会委员一般根据主审法官的汇报，形成对案件的决议。这些对案件有着决定权的委员没有参与审判，只是听听汇报就定案。这种典型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机制，是导致司法不公的主因之一。
建议或将审判委员会变成一个咨询机构，对一些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参考意见；或将审判委员会作为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专门组织，既参加审理又负责裁判。同时，建立科学的选拔任用机制，由一些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审判经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去除审判委员会的“行政化”，让“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变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把本属于法官的裁判权还给法官，让主审法官、合议庭真正成为审判的主角。
三、如何引导优秀审判人员参加一线办案，是否需要调整目前法院审判部门领导岗位设臵。
1、福利待遇应向一线倾斜。
2、在一线办案的法官，缩短晋升法官等级年限。
3、提高一线法官的职级待遇。
四、如何推进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目前法官和审判辅助人员比例是否应调整。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中心任务就是审判工作。法院管理工作即是围绕这个中心，组织、协调各种综合性的辅助工作，提供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用以支持审判工作，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法院干部队伍由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政工行政后勤人员等组成。其中，法官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其他人员都是为法官的审判工作服务的。为了适应建立一支职业化法官队伍的要求，保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提高审判效率，应对人民法院不同岗位的人员实行单独序列分类管理。
1、法官序列。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具体行使者，其职责就是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或者独任审判案件，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法律适用水平、专业知识结构和审判工作作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法官必须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修养、特定的思维模式、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与驾驭审判的能力和技巧。法官的职业素质对于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着最为直接的作用。在当前情况下，应在法院内部通过竞争，选拔出符合法官任职条件、业务水平高、综合素质好的人员，报权力机关任命为审判员。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组成法官群体。法官只有级别上的区别，在审判权上完全平等，应取消案件审理的审批和把关制度，还权于合议庭。实行法官序列后，法官非因法定原因，非以法定程序不得被免去法官职务，不得调离审判岗位，不得剥夺其审判权，以保证法官的职业化、精英化，并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职权。
2、法官助理序列。在审判活动中，有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如调查取证、诉讼保全、证据交换等等，这些工作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仅靠少量的法官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设臵法官助理来帮助法官处理这些事务，使法官可以集中精力于认定证据、事实和适用法律上。因此，要将现行助理审判员改为法官助理，并取消助理审判员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法官）职务的规定，即只有法官（审判员）才能行使审判权。在现有情况下，从符合法官助理任职条件的人员中，按照一名法官配备一至两名法官助理的比例，通过竞争，择优选出人员，由本级法院任命为法官助理。法官助理协助法官工作，与法官进行明确、具体的分工。法官助理在法官的具体指导下，负责办理案件的事务性工作。法官助理符合法官条件的，在法官出现缺额时，通过竞争，可以按照法定程序被任命为法官。
3、执行员序列。执行是人民法院依据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重要法律手段。执行工作对于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权威具有重大意义，必须不断加强。但目前，在人民法院所有人员中，有法官序列、书记员序列、司法警察序列，却没有执行员序列。在司法实务中，通常认为执行人员包括执行法官、书记员和司法警察，其身份、地位较为混乱，只要是从事执行工作的人员，都叫执行员，实践中各级法院都给执行员授予法官职务，造成身份冲突、职责冲突，使当前的执行制度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法官担任执行员，与法官居中裁判的职业特点相冲突，与我国法院着力解决“执行难”的实际需要不相适应。因此，在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中，应当把执行员从法官中分离出来，设臵专门的执行员单独序列，建设一支专业的、高水平的执行队伍。执行人员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任命为“执行员”，取得他们应有的名称和地位。
4、书记员序列。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明确书记员的身份，确定书记员的职责，建立一支稳定的书记员队伍，以利于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书记员中，可设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对书记员队伍进行管理。
5、政工行政后勤人员序列。政工人员包括从事干部管理、教育培训、纪检监察、机关党务和工会等群团工作的人员；行政后勤人员包括从事信息宣传、秘书机要、打字文印、档案管理、交通通讯、物资管理、财务管理、对外接待等工作的行政后勤保障人员。尽管各项政工行政工作内容各不相同，缺少共通性，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项工作都需要一定的知识，才能和经验才能干好，有的岗位还要有特殊的素质。如文秘人员，除了要有法律专业知识外，还要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因此，不能把这些工作当成是相对于审判工作的“杂务”，采取由审判人员轮流干的方法，而应当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专业化的工作，由专门的人员从事。法官的职业化，必然要求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专业化，以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在当前情况下，应根据政工行政后勤工作岗位的特点，在法院内外实行定岗定向选任或招聘，以保证政工行政后勤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够胜任工作的需要。对政工行政后勤人员应依照《国家公务员条例》的规定，实行行政职级，并有相应的晋升。
6、司法警察序列。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是人民警察的重要警种，是人民法院具有武装性质的执行审判任务的司法力量。随着人民法院工作的不断发展，司法警察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任务越来越艰巨，特别是重大疑难事件的开庭，重大执行活动和应付突发性事件等，都离不开司法警察的积极参与。人民法院迫切需要一支精锐的司法警察队伍。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体制、编制和思想观念等多种原因，使得司法警察队伍在人民法院的队伍建设中还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人员老化，素质不高，管理不顺畅，职能发挥不充分，装备落后等问题仍然存在，与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司法警察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当前，应进一步深化司法警察人事制度改革，及时调整充实现有司法警察队伍，对那些年龄偏大，综合素质差，不适宜作司法警察工作的人员，应调整让其退警。要本着精良的原则，把好进人关，从那些政治思想素质好、业务技能强、身体健康的军队、武警部队优秀退伍军人中聘任司法警察，为提高司法警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打下良好的基础。聘用司法警察只是用工制度的不同，其政治待遇、物质待遇同任用制司法警察一个样，依照规定享有同等的权利义务，在工资、奖惩、医疗养老保险、探亲、住房等方面一视同仁，一样相待，工作到50岁退警，以解决聘用司法警察的后顾之忧，以稳定队伍，拴心留人，使司法警察队伍真正成为人民法院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五、改进和完善审判管理制度，加强对主审法官监督的措施。一是实行真正的审判流程管理；二是强化主审法官的责任意识；三是加强审判监督和条件评查力度；四是加强问题问责，使主审法官有职有权又有责。
六、实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同时，应改进和完善形成法官的培训机制和晋升机制。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对法官的配臵应当是有差异的。最高法院的职能和高级法院不同，高级法院的职能与中级法院不同，中级法院的职能与基层法院不同，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职能，对法官的能力要求也应当是不一样的。法官应当逐级晋升，只有在基层法院做法官达到一定年限后，经过考试或考核合格，才可以到中级法院做法官；依此类推，最高法院的法官应当从高级法院选拔、高级法院的法官应当从中级法院选拔。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法官与诉讼程序的运用相适应，与法院的功能相适应。人们对法官的看法也是判断程序是否公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此外，各个省、地域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要建立合理的、层次性的法官培训机制和选拔机制。
七、实行主审法官办案责任制，应提高法官工资待遇，扩展法官的晋升空间，确定法官级别时应淡化行政级别的作用。
第五篇：试论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
【摘 要】 本文在阐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相关理论、域外借鉴的基础上，从办案主体的责任界限、倒查追责的行为范围、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模式构建。并分析了检察官“不决定权”行使之后的办案责任分配问题。
【关键词】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问责 ；相关理论；域外借鉴；模式构建
一、引言
宋慈在其所著的《洗冤集录》中曾言：“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而“狱情之失，多起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然则我国八十年代以来，“冤案”的一再出现，成为了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最可怕的梦魇。滕兴善、杜培武、李久明、孙万刚、佘祥林、赵作海、张氏叔侄等人的名字几乎成为了刑事冤案的代名词。2014年末，东方早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随着呼格吉勒图案的沉案雪冤，整个2014，全国共有12起重大冤假错案得到纠正。[1]
虽然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保证有能力杜绝本区域内刑事错案的再发生，但我国依旧亟需直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于错案的后续问责，如何做到倒查溯源并终身追究。换句话说，即怎么问责，向谁问责，怎样担责。这是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所要根治的难症。
二、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相关理论
1、制度之基本内容
主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七项内容：一是主任（办）检察官员额配置产生方式；二是办案组的成立方式；三是主任（办）检察官职责及独立性界限；四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分类管理方式；五是办案质量责任追究及惩罚机制；六是监督制约机制；七是主任（办）检察官考核及薪酬待遇机制。
2、制度之应然价值
要实现一项新制度的大范围推行或对原有制度进行改良改革，一个必要条件是对这项制度的存在价值进行详实论证，司法改革如此，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亦当如此。
（1）法律价值。一是符合司法诉讼的运行规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司法活动的亲历性与判断性。案件承办检察官通过与案件当事人接触，亲身经历诉讼程序，直接对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证明性进行审查，运用自己的专业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对事实进行判断，对证据进行链接，对法律进行适用。这一过程是司法诉讼活动的“自然规律”，而办案责任制可以保证该条规律的顺畅运行。
二是进一步提升司法专业化水平和案件质量。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推行，要求主任（办）检察官对案件直接做出决定，对整个办案组负责，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主任（办）检察官的业务专业化水平要求更高。另外，过去“三级审批”办案机制，案件的最终决定由上级领导或检委会做出，属于集体决定，案件质量的责任主体并非承办检察官，在制度上和心理上均不利于巩固承办检察官的责任心，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因责任心的懈怠而影响到案件质量。与“三级审批”相较，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推行以后，要求检察官对案件直接做出决定，并由于承办案件的主任（办）检察官根据自己的调查和判断做出决定，既保证了案件办理的连续性，也以制度制约和心理压力的方式强化了检察官的办案责任心，极大地有利于从案件办理的全部环节上把控案件质量。
（2）社会价值。加强司法责任制针对的是我国司法的固有弊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我国司法活动长期存在的一个弊端就是以内部报告代替司法亲历，以行政决策代替司法审判。而且还存在倚重内部行政性汇报拍板、未审先定的问题。这些弊端违背了司法活动的亲历性、判断性与司法官独立裁判的要求，审理者不裁判，裁判者不负责的问题十分突出。建立司法责任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种弊端，从而提高司法质量，建立司法公信力。[2]
从而达到公平正义彰显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政治价值。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主任检察官、主办侦查员办案责任制，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这其实是将“办案责任制”归为了“依法治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
3、域外模式对我国的辩证借鉴
（1）重点明确主任（办）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法国和德国的检察官，除了依法承办案件，完全不用去为办案以外的开会、公务接待等问题耗费精力，我国正在改革的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其目的也是将检察官跳出普通公务员的序列，实行更为严格的培训、准入、任免、晋升和薪酬制度，不再与行政职级挂钩，确保检察官办案不受职务等级影响，成为单纯的办案主体。
（2）强化主任（办）检察官的独立办案职权范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及地区，虽然赋予检察官的职权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在于都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独立办案权，且检察长和部门负责人不得随意干预，检察官在其职权范围，有权拒绝检察长的不当干预。例如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设置了主任检察官制度，主任检察官在办理案件中，享有较大的职权，虽然检察长按照检察一体原则，对主任检察官可以进行监督和制约，而且还享有职务收取和移转权，但其监督和制约以及职务收取和移转权，都必须采取书面的形式，且要受到较大的限制。同时，主任检察官对检察长的不当干预还享有拒绝执行命令的权力。这一责任机制对于我国实践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3]
（3）构建和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立法体系。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及地区均在立法上给予了检察官明确的法律地位和职责权限，肯定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合法形式。但目前，我国在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仅对检察权的独立性作了规定，但对检察权的真正行使个体---检察官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和办案独立性权限尚未提及。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需要立法上的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是简单地移植他国或地区的立法经验进行体系构建，而是结合我国的实际，不断完善办案责任制的立法体系。（4）主任（办）检察官实现权、责、利三统一。权力的大小需要与相应的责任大小相匹配，而责任的大小往往又与所获薪酬福利相挂钩。以德国为例。检察官的选任制度非常严格，要经过两级司法考试，且有笔试和口试。接受完全的司法教育后，通过一级司法考试，再经过3至5年的实习期，通过二级司法考试，这时仅仅称为“司法专家”，要成为一名检察官，还要参加岗位竟争，录用后即被任命为检察官，但还需要3年左右的试用期，且至少在3个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是被录用后，其检察官身份是终身的，并在其职责范围内的法定权力非常大，但所办案件质量的责任追究也是终身，与此同时，检察官的薪水、退休金、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都会得到保障。[4]这种权、责、利的平衡统一，也是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所追求，值得借鉴。
三、我国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模式构建之探索
对于办案责任制的具体构建，本课题组将其划分为三大块内容：办案主体的责任界限；倒查追责的行为范围；监督机制的建立。
1、办案主体的责任界限
在办案责任制度的规范下，代表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办案主体分为主任（办）检察官、检察长以及检委会。
检察长（包括分管副检察长）在开展办理个案时，可以被认为就是一名主任（办）检察官，除此之外，检察长及检委会的职能履行须法律规定，而需要承担的责任界限也只限于行使这些法律规定职能之后果。
结合试点改革并从办案实务角度分析，主任（办）检察官主要对所承办案件中的以下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包括但不限于）：（1）管理办案组及其成员；（2）承办案件过程中的决定、处理事项；（3）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4）对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询问；（5）对案件进行现场勘查、实施搜查、查封扣押以及实施鉴定；（6）采纳及采信证据；出庭公诉的责任等。
2、倒查追责的行为范围
办案责任制改革的核心是围绕“案件质量“而开展的，所以办案责任追究的范围一言概之就是“影响案件质量及公平正义原则的行为”。具体来说，是指因故意或过失而导致的违反诉讼程序或司法办案规定或监管职责，且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行为。
当然，如果检察人员在依法履职且尽到了谨慎注意义务，依然发生了影响案件质量的不良后果，可以相应免责。
3、监督机制的建立
2015年2月在最高检的文件中提出了建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制度”。上海试点则将遴选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相合并，在法院系统、检察系统之外，成立了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其中专门委员7名，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市人大内司委、市公务员局、市高级法院、市检察院等单位的分管领导组成。同时，从资深的法学专家、业务专家、律师代表中择选8名同志，组成专家委员。[5]
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政体结构的特征，法官、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当设在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内，专门对举报和移送的材料审查立案，并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采用一般行政程序或听证程序形成处理意见，再作为议案由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作出罢免、免除职务的最终处理决定。[6]这其实是对办案责任制进行外部监督的一项积极探索。
而作为内部监督，横向上，纪检监察部门可以探索人、案联动监督机制，即针对某例个案监督承办一线检察官，或针对一线检察官监督其所承办的系列案件，其中重点督查违法、违规、滥用检察权的行为，并列入考评。另外，纵向上，纪检监察部门对于上下级之间指令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杜绝“三级审批”及行政权妨碍检察权独立行使的情况发生。
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中的问题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千差万别，有的案件疑难复杂，有的案件争议很大，在对案件无法作出实质性准确把握的情况下，主任（办）检察官办案有无“不决定权”？如有，可否将案件决定权让渡给检察长？同样，检察长有没有“不决定权”？是否还可以让渡到检委会或其他更高级别的议案机构？因为两大法系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均有合议庭、陪审团以及例如美国九大法官等集体决议机制。此外，有一部分案件的决定，根据最高检的规定，必须由检委会决定，如抗诉等。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办案责任该如何分配呢？
另外，假设主任（办）检察官没有“不决定权”，那么迫使主任（办）检察官必须行使自身无把握的决定权，则需对检察官在案件走向超越其预判时的问责进行客观评判，何者是该负之责，何者是不该负之责？
首先，本文认为，将办案责任制绝对独立，没有“不决定权”，那么将间接逼迫承办人作出超越其能力范围的决定，最终只会影响办案的准确性。因此，主任（办）检察官应当有“不决定权”并可以将“决定权”通过法定程序让渡给检察长或检委会。对所承办的案件“不决定”，是权力的另一种形式，但这也是对责的一种无能力履行状态，因而需要在责任制考核上应作负面评价。
其次，主任（办）检察官只对自身职权范围内的案件事实证据及处理决定承担责任，法律规定可以或应当由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处理的涉案事项，根据“谁决定，谁负责”原则担责。当然，如果主任（办）检察官将案件决定权让渡给检察长或检委会，其办案责任也随着决定权的让渡而转移。
再次，当主任（办）检察官的决定被检察长或检委会全部或部分改变时，主任（办）检察官只对未改变的决定负责；如果主任（办）检察官认为被改变的决定不正确，可以提出书面的意见看法，甚至异议，但检察长或检委会依旧要求立即执行决定，那么主任（办）检察官应当执行决定，但责任转移给维持决定的检察长或检委会。
最后，主任（办）检察官如果作出自身无把握的决定权，或拒绝或擅自改变检察长、检委会的最终决定，则办案责任由该主任（办）检察官独自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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