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 2

第一篇：浅谈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 2

浅谈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

【摘要】本文试 从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入手，分别从城管和拆迁两个方面具体分析提出其应对之策并进行相关探讨。

【关键词】农村 群体性事件 城管 拆迁 依法行政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发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及冲突大量出现,而且在基层农村表现尤为突出。近几年，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的哥的集体罢运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还有一系列的拆迁自焚，这些事件的参与人数规模之大和暴力程度之深令人诧异。其中大部分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村民们在少数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高举横幅牌匾、呼喊口号示威游行;或封锁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静坐等方式围堵党政机关,拦截领导车辆;有的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住所进行打砸烧、甚至暴力伤害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的人身。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一、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界定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的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由利益要求、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组成的群体，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聚众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来主张合法权益表达意愿，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干扰社会正常秩序、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并应依法妥善处置的事件。其在农村中就反应为：在农村发生的，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争取正当、公平利益而自发组织的、参与人数众多的群众性冲突事件。而在这其中，那些由于公检法等政府部门的执法不当、不公平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则为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其具体就表现为城管对村民的暴力执法和那些恶性拆迁事件。

二、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大量增多的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表现出的特点有：

1、突发性。此类群体性事件事先没有先兆，都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行政执法人员方式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预见。

2、行为激烈。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较为激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被激怒的群众往往会聚集起来，采用殴打、谩骂执法办案人员，用损坏财物的过激方式对抗政府。

3、区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主干道路上或者聚集在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前，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

4、危害性大。事发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或政府部门，闹事群众又多采取堵路、堵车、堵门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明显，危害性大。

5、模仿性强。发生事件的地域有相对固定的群体，比如城管执法的地区，而且信息传播

南方周末

第二篇：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论文2006-12-29 03:31阅读498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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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文具体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及原因，并提出了减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和给社会带来的震荡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社会稳定危机管理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村民们在少数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高举横幅牌匾、呼喊口号示威游行；或封锁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静坐等方式围堵党政机关，拦截领导车辆；有的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住所进行打砸烧、甚至暴力伤害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的人身。这些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如何减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农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由于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与其它领域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它不同历史时期而言，这些事件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特征。第一，政治型事件增加，冲突主题较为集中。有研究者通过对近20年来全国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一般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发生的群体性械斗。而自90年代中期始，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1[1]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为土地等资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补偿问题；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但这些事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们是以基层党政机关这些公共权力机关作为集体行动诉诸的对象，而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则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这些具有公共性的目标。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出现了一批组织领导者。从表面来看，大量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群体预先安排好而发生的，它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行为。事实上，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无论是纠纷型和政治型，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那些因争夺资源或家族纠纷引发的事件，一般都由村落利益共同体或家族中的头面人物充当着领导组织角色。而对近年来增多的政治型突发事件而言，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则更多的是农村新产生的地方权威人物。他们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农民领袖”。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组织者，身份较为复杂，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

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

第三，冲突形式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化趋向。在目前农村，因争夺争资源的纠纷型事件已由原来以械斗为主转向以诉讼为主，而针对基层政府的政治型事件则由原来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这些形式，直接发展到组织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进行请愿和示威，并多伴有冲击基层党政机关的暴力行为，有的还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由于目前发生的政治型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以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农村基金会等具体问题为诱因的，而这些问题与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这样，许多参与者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而且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频率很快，经常群情激动，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识明显下降，普遍产生不能自制的兴奋、狂热、愤怒、失望等情绪，最终出现一系列破坏行为。”2[2]而领导组织这些事件者又大都处于“地下状况”，往往没有组织资源掌握那些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控

制的群众，这样，事件就会升级，并一般向暴力方向发展。

二、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原因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农村社会利益整合及社会秩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3[3]。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这是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并表面化，再加上国家没有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强势群体对于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的侵害和剥夺就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至使农民负担过重。据测算，目前农民全年总负担约为1400亿元，其中缴纳各种税费为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为80亿元，乱收费约200亿元。许多地方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１０％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２０％左右，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的５％以内的标准。导致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与国家财税分配格局有关。因为自实行实行“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国家税制总的原则是集中地方财力于中央和省市，主要税源如消费税、增值税大部都由中央和省市控制，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村的税赋、摊派收入。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县乡基层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众多，而国家不断出台增支政策，支出逐年增多，如国企职工下岗和社会保障金、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给干部职工增加工资，都由县财政承担。而大部分县乡并没有多少工矿企业，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平衡处于巨大的压力时候，加重农民负担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这点来看，目前农村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

可调和的态势。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农村基层政权出现软化。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主要 表现在基层政府及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趋向，黑恶势力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诉、诉讼、接触、抗议对抗活动等等。农民政治参与的日趋多样性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镇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私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4[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农村各种非正式的农民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正在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这些组织大体上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些农民组织，由于缺乏规范性和合法公开性，很容易异化成为对欺压和剥夺农民的黑恶势力。第三，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目前农村社会的不满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背景，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农村分配方式发生的变化，农民负担承受的主体也由集体转移到了农户，农民对各种负担的感受更直接，对其变化更敏感，而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容易使农民整体产生心理失衡，一种被基层政权剥夺感就会产生。特别是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有些新农民领袖喊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

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防止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秩序结构之内，是解决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为此，需要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改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其中积极推进农村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治理

体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第一，调整利益结构，减轻农民负担。要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并防止其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利益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近十多年来，国家决策层已认识到农民负担之重已影响到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所以一再采取措施企图将农民负担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但这些政策性措施，主要是对农村权势阶层的行为进行强约束，使其对农村的掠夺相对规范。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来调整农村的利益结构。其基本内容是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这项农税改革，被视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但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这项改革要

真正取得成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从社会控制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实际上就是农村社会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现。要使社会秩序具有稳定的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就十分必要。农村社会的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这个系统最主要的部分。农村政治改革也应该围绕这个体制进行。在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方面，由于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组织和乡镇干部的利益已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其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以从体制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精简乡镇干部；并通过对乡镇主要行政干部的直选，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这种“法制—遵守”乡镇管理模式，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在村级治理体制方面，目前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还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而这了克服这些冲突，需要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其中，目前可采用的措施是，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

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同时，还要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

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5[5]。

第三，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许多理论家将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归结为转型社会中的参与性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型社会公共参与的特殊性。一般说来，反映了这类事件的性质。公共参与作为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6[6]，是一个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

一。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缺乏系统而规范公共参与准则，非制度的公共参与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共参与的积极作用。为此，要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在目前农村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在目前，“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

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主动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7[7] 第四，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现代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此类事件的管理体制和能力如何，是能否有效地减少和控制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关键。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危机管理体制也是十分必要。这首先要正确认识目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农村社会秩序乃至社会转型的影响。一般认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处理得好，就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危害。而且，它作为社会矛盾的释放形式，还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农村社会失序的重要信号，反映了农村社会利益冲突激化状况及广大农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性下降，对农村社会稳定影响巨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预警机制，即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农村政治状况信息收集网络；建立农村政治状况的科学评价体系；建立快速有效的社会危机处理体系等。当然，有了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只是预防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方面，而要减轻农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危害，还需要加强对现代危机的管理体系。一旦事件已经发生，就要求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要有应对危机的决策。如何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对防止事态扩大意义特别重要。事实上，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本来是很少的纠纷，之所以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政府领导人的处理行为不当。为了建立合理而科学的公共治理结构，有必要在我国农村建立常规决策和非常决策的管理系统，成立特别事件处理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关于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

计划，并将如何处理社会危机纳入到领导干部及公务员教育和考核之中。

8[1] 肖唐镖：《中国农村基层权威基础的变迁与延续——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一项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2年7月。9[2] 丁水木等著：《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10[3]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版，第3页。

11[4] 杨年松：《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

12[5] 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

35页。

13[6] 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

7页。

14[7] 杨年松：《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

第三篇：09-群体性突发事件

群体性突发事件 专项应急预案

预案编号：KC-09 版 本 号：KCYA/B

2012-11-12发

布

2012-11-12实

施

库车勘探开发项目经理部

发 布

批

准

页

《群体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是《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支持性文件。阐述了预案适用范围和事件分级，明确了应急组织体系与职责、预防和预警、应急响应、应急保障等要求，用于指导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群体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经库车勘探开发项目经理部HSE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正式发布。

库车勘探开发项目经理部副经理：

二O一二年十一月

目录 风险分析与事件分级 ······································································································· 1 1.1 风险分析 ················································································································ 1 1.2 预防措施 ················································································································ 1 1.3 适用范围 ················································································································ 1 1.4 事件分级 ················································································································ 1 2 组织机构与职责 ··············································································································· 1 2.1 领导小组 ················································································································ 1 2.2 工作职责 ················································································································ 1 3 应急响应 ··························································································································· 2 3.1 预警 ························································································································ 2 3.2 应急响应 ················································································································ 2 4 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原则 ······························································································· 3 4.1 源头化解原则 ········································································································ 3 4.2 主动避险原则 ········································································································ 3 4.3 以人为本原则 ········································································································ 4 5 附则 ··································································································································· 4 5.1 制订与解释 ············································································································ 4 5.2 预案的实施 ············································································································ 4 风险分析与事件分级

1.1 风险分析

项目经理部生产经营区域广、战线长，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经常涉及例如：钻井井场用地、油气管网的铺设、进入油气田的道路及桥梁土地征用等业务。生产经营场所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多元化，承包商公司性质复杂，区域内有发生规模性群体上访和非正常赴乌进京上访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风险。一旦发生，可能出现上访人聚众封堵油田交通，围攻油田办公、生产和生活场所等过激行为，影响项目经理部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访人到北京市或乌鲁木齐市等重要区域群访、缠访、闹访，可能引发舆论关注和网络恶意炒作，给项目部和油田公司带来恶劣的社会影响。

1.2 预防措施

项目经理部根据国家和油田公司相关规定、制度要求，建立维护稳定制度体系，落实各部门领导班子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和指标，畅通内部信访渠道；保持和地方政府的密切沟通，加强承包商队伍的管理，做好苗头控制，确保群体性突发事件各项预防措施落实到位，把群体性突发事件消除在萌芽状态。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项目经理部区域内发生的5人以上（含5人）群体上访或赴乌进京上访，及其衍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项目经理部所辖业务范围的所有承包商应编制群体性突发事件专项应急处置预案。

1.4 事件分级

群体性突发事件不分级。组织机构与职责

2.1 领导小组

组

长：刘海强 邵国强

副组长：董

伟 安全员

成员：高振华 张建明 徐金永 吴金生 魏斌 苏士军 苗彦军

刘大兵 徐建庆 连

平

各生产班组班组长

第三方作业人员班组长

2.2 工作职责

a）负责指挥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工作；

b）负责了解群体性突发事件具体情况，及时向项目经理部应急小组汇报事件状况；

c）根据事件发展的趋势，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防止事件扩大升级； d）制定具体保护人员、保护设备安全的控制措施，保护员工、设备设施安全；

e）负责区域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劝导送返工作； f）负责区域内上访群体的处置和劝返工作； g）负责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总结。

参照项目经理部的《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第2章，现场应急指挥部根据需要临时成立，一般下设处置组、劝返组、协调组，负责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涉及赴乌进京的群体性突发事件。

 处置组：综合办配合油田相关人员，负责区域内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工作；

 劝返组：由综合办、生产运行科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

 协调组：事发区域项目负责人组成。牵头当地政府、承包商共同处理相关群体性突发事件，同时配合油田公司处理其他事宜。应急响应

3.1 预警

项目经理部根据油田公司的预警通知、收集到的涉稳舆情及各单位及承包商上报的有关信息，组织进行分析、研究判断，必要时报油田公司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以下预警：

a）组织制定并落实相关控制措施； b）通知有关单位做好应对准备；

c）预警条件不再成立时，报应急领导小组同意后解除预警。3.2 应急响应

3.2.1 信息报告

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现场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向直属单位报告，直属单位应立即向项目经理部综合办和应急管理办公室报告；若事件特别重大、情况特别紧急，现场可直接报告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996-2171117）和油田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

项目经理部应急办公室值班电话：0996-2171414 0996-2174507 项目经理部24小时值班电话：*** *** 项目经理部综合办值班电话：0996-2172044 *** 油田公司应急办公室24小时值班电话：0996-2171320 0996-2171321 办公室（党工委办公室）总值班室24小时值班电话：0996-2171208 0996-2171209 3.2.2 应急响应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经项目经理部应急领导小组决定，启动本预案：  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

 事发单位或者承包商请求项目经理部支援。3.2.3 应急机构响应程序

a）项目经理部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或副组长下达应急预案启动指令； b）按照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安排开展工作；

c）接受油田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安排的任务，部署项目经理部的应急处置工作。

3.2.4 现场应急抢险程序

3.2.4.1 区域内群体性突发事件按照以下程序进行处置： a）确认掌握事发现场情况；

b）组织相关力量实施警戒，制定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c）组织现场聚集人员有序退散；

d）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报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e）需要上级和油田公司支援的，报应急领导小组请求支援。3.2.4.2 赴乌进京群体性突发事件按以下程序进行处置： a）赴乌进京工作组立即赶赴事发地点；

b）组织现场聚集人员有序退散；

c）制定应急处置方案，报应急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 d）需要上级和油田公司支援的，报应急领导小组请求支援。3.2.5 应急状态解除

按《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5.3.4的要求。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置原则

4.1 源头化解原则

任何群体性突发事件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诱因，应强化涉稳信息的搜集、分析、报送和研究判断，强化苗头性、倾向性信息的捕捉，加强与地方政府和承包商的沟通，力求在源头化解矛盾隐患。

4.2 主动避险原则

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其他员工及群众应主动避险，不参与、不围观、不起哄，避免不必要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4.3 以人为本原则

发生群体性突发事件时，事发单位或者承包商应立即上报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坚决避免因工作方式不当激化矛盾。遇有人员伤亡情况，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人员救治。对群众的合理合法诉求，应从速办理解决，维护群众核心利益。附则

5.1 制订与解释

本预案由项目经理部应急办公室组织制订并负责解释。5.2 预案的实施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四篇：涉军群体性突发事件趋势分析及应对措施

涉军群体性突发事件趋势分析及应对措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转轨、体制转型速度的加快，利益分配多样化、社会矛盾复杂化、价值取向多元化日趋突出，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持续上升趋势。其中涉军群体政治敏感性强、成因复杂，对社会和谐稳定和军队安全发展危害极大。预防和处置涉军群体性事件的任务已十分艰巨。

一、集中发生时段

全国“两会”、春节、八一建军节、各类战争纪念日等重大活动和敏感节点期间，是涉军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多发阶段。一旦发生涉军群体性问题，将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导火索”，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稳压设备阻碍经济发展，因此，要强化大局观念，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做好当年突发事件的趋势分析，提出应对措施，防范于未然。

二、涉军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般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群体或不特定人群为实现既定目的，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群体行为。涉军群体性事件专指矛盾冲突牵涉军事机构或军队人员，行为指向与军事机构或军队人员有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损害军队声喻的群体性事件。涉军群体性事件，既有一般群体性事件的共同特征，又有其自身特殊的成因和表现。由于涉军群体性事件矛盾性质、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影响后果的特殊性，与一般群体性事件相比，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敏感性强。军队的性质宗旨、地位作用决定了军队、军人在社会活动中地位的特殊性。因此，军人的言行受关注程度高，敏感性强。尤其是发生在特定时机和敏感地区的涉军群体性事件，极易发展演变成严重的政治事件。

（二）触发蔓延速度快。当前网络信息发达、社会高度透明，加之涉军群体性事件的触点和燃点很低，涉军群体间的联系广泛，简单的军民纠纷及利益的分配不公可能瞬间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极易成为社会焦点和舆论热点，一旦被敌对势力炒作利用，其发展和影响很难控制。

（三）应对处理难度大。涉军群体性事件产生成因多种多样复杂多变，所涉及的人群各行各业，需要参与处里的职能部门庞杂众多，所处理事件的政治性、政策性、法规性要求较高。这些因素使涉军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进一步增大。

（四）造成危害后果重。涉军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当矛盾激化，不仅损害人民军队形象，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部分复退军人尤其是“两参”人员较为活跃，存在串联上访情况，且该群体量大、分布范围广，一旦失去对其的控制，将造成严重的危害社会和谐的后果。

三、涉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涉军群体之所以出现不稳定因素，既有大环境因素造成的，也有因社会政治原因引起的；既有因客观诱因为主引起的，也有因主观需求为主引起的。具体可以从涉军群体自身、地方政府、社会大环境等方面来进行剖析。

（一）涉军群体自身的原因

1.攀比心理作怪。部分涉军群体脱了实际，期望值过高，喜欢互相攀比。他们常常以经济发达地区同类人员或垄断行业人群、本地在职干部待遇为标杆，与自己现行待遇作比较，比高不比低，导致心理失衡进而上访，要求提高待遇标准。

2.从众心理影响。有的涉军人员碍于老战友情面和法不责众的心态，盲目跟从他人上访，导致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3.理解政策片面。一些涉军群体对现行政策或道听途说，或一知半解，总认为现在国家富裕了，各方面待遇都提高了，自己所享受的待遇也应该“水涨船高”，往往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去理解政策，上访的要求超出政策允许的范围，个别人甚至无理取闹，纠缠不休。

4.希望解决困难。不可否认，有的涉军人员因为年老、患病、灾害等各方面的原因，生活确实困难，他们一般都享受了民政部门的优抚和救助待遇，但仍然困难。他们往往对自己信心不足，对政府依赖性强，希望政府帮助解决其生活困难。

（二）地方政府方面的原因

1.部分政策的制定缺乏实际操作性，造成上下情况脱节，政策落实不到位，从而引发群访。

2.政策口径不统一，就我市而言，各区（县）有关涉军群体的医保、社保等待遇政策不统一，各有侧重，各有优劣。

（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

社会转型速度加快，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凸发时期，利益调整广泛、深刻、剧烈，造成的社会矛盾广、深、多。

四、应对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国家各类优抚政策的宣传，让复退人员了解政策，知晓政策，引导他们明白即使有功也不能在国家没有出台新政策前，突破现有政策与标准。

（二）开展矛盾排查。要对对越自卫反击战、原8023部队退役人员、复员干部、下岗失业志愿兵等重点人员进行一次排查，掌握基本情况和动态。坚持排查与矛盾化解相结合，对排查出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方案，力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依法办理各类事项。树立法制理念和法制思维，加大对政策法规的落实力度，查看近年来中央和我市出台的关于保障“两参”退役人员生活、医疗等方面政策的落实情况，对存在问题的要及时解决到位，已落实政策，但仍的困难的要采取措施进行帮扶。

（四）严格落实责任。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保不出现任何纰漏和问题。

五、工作建议

（一）提高认识，加强教育疏导工作

首先，要充分认识做好涉军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国防意识，增强“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意识，充分认识到优抚工作和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其次，要对涉军群体加强教育疏导，涉军群体之所以产生攀比心理、盲从心理，认识上发生片面性，进而组织非正常上访，一个重要的根源就在于教育疏导不够，因此，我们要加强教育疏导工作，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在前、做上门、做到家、做到位，消除隐患，疏导情绪，化解矛盾。

（二）统一标准，切实完善各项政策

如前所述，对涉军群体的优抚、救助和社会保障政策，各区县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所差异。这虽然是坚持了原则性，又坚持了灵活性，比较符合各区县的具体情况尤其是财力状况，但这往往容易导致不同区县的涉军群体互相攀比，进而上访。因此，就涉军群体的优抚、救助和社会保障而言，建议各区县统一政策标准，以公平公正为方向，不断缩小差距，最终达到公平公正。

（三）改善民生，优化社会稳定环境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我们以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导向，积极发展全民福利，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篇：新时期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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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思考

金忠楚

近年来，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期间，随着新旧体制的更替，改革措施的相继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涌现，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涉法事件愈来愈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加强新时期群体性涉法事件的研究和探讨很有必要，已成为当前乃至今后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政法机关和信访部门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成因和特点

所谓群体性涉法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个别团体、个别组织，认为政府机关（含政府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组织）的某些决策或某项具体行政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或司法机关的某项判决违法、不公，使其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得到满足时，受人策动，经过酝酿，采取集体上访、集会抗议、游行示威、集体罢课、罢市、罢工，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阻断交通，打、砸、烧、杀、抢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的非法群体性活动现象。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涉法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这类事件往往涉及人数多，少则几十人、上百人，多则上千人，甚至更多人，社会影响大，一旦发生处理难度大，处理不当容易引起矛盾激化，它不但干扰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程序，危胁社会政治稳定，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一）群体性涉法事件多发的主要成因

群体性涉法事件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性涉法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成员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2、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群体性涉法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近年来涉法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序上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实，为民意识、民主意识差，法制观念淡薄，不依法办事，不依法行政，脱离群众，有的甚至侵民扰民，与民争利，欺压百姓，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3、群众的民主和法制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较低，守法和依法维权观念淡薄，这是群体性涉法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和法制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由于政治参与能力和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较低，守法、依法维权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干部不依法办事、群众依法办不了事，只有靠聚众闹事才能对领导造成压力，较快地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突发性涉法群体事件。

4、基层组织权威失衡。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群体性涉法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趋势，威信相对减弱。尤其是在农村，乡镇基层政权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严重弱化。而村屯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由于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受到民众的怀疑，国家权威就很自然地进入民众的视野。加之一些地方的基层领导对本地区、本部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知之甚少或知之不管不问，致使一些本该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的问题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群众的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为寻求国家权威的保护，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体制外的对抗性群体力量就会产生。

5、具体的利益冲突。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涉法事件的导火索。由利益冲突引发的群体性涉法事件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涉法事件。在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方针政策时，由于执行者认识上的偏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