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凸现的信任危机--构建和谐农村社会

第一篇：关注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凸现的信任危机--构建和谐农村社会

关注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凸现的信任危机

--构建和谐农村社会

转自：中国农村研究网 作者：张旖 时间：2005-03-28 15:36:54

【摘 要】：群体性突发事件已成为新时期影响社会和谐的棘手问题。我国很多学者从行政、社会预警、心理范畴等许多角度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问题进行研究。笔者对于现今农村群体突发事件的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信任危机是导致的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激化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信任 和谐社会构建

群体性突发事件已成为新时期影响社会和谐的棘手问题。我国很多学者从行政、社会预警、心理范畴等许多方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问题进行研究。笔者对于现今农村群体突发事件的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信任危机是导致的农民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激化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时代变迁反映出了农民不信任感的升级

李连江与欧博文两位学者提出：当今中国农民的抗争虽然不乏传统的“武力抗争”，以及“日常形式的抗争”方式，但也已出现新型的“依法抗争”方式。所谓“依法抗争”，其特点是，“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村干部的独断专行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并经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的中央政策或法律。”[①]

自1980年代初，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实施后，集体械斗的主体均为农民，而起因多是对山林、土地、水面等资源的争夺，或是在家庭或宗族之间的日常纠纷。自1990年中期始，在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的同时，另一种群体性事件却出现上升，即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同群众与群众之间的群体性械斗事件相比，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在行动的起因与指向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如果说前者是一种“民间性冲突”，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政治性冲突”。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反抗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从近二十余年间农民向政府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方式看，呈现出“三步曲”的特点：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以和平性的“沟通性”方式为主，而自90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行动越来越带有“迫逼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敌视性”方式也已经出现。如今农民的行动方式已不再局限于和平的“沟通性”方式，而在向第二、第三步推进。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反映了他们对于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这种从沟通式向逼迫式、敌对式逐步转化和升级的过程，突出反映了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正朝着多样性发展。

农民对表达对政府意见方式的选择，系以对政府权威和现行制度的信念为基础，反映了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信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他们对政府有什么样的信念和看法，就会采取相应的行动方式。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充分信任时，就往往采取“沟通性”行动。当他们对上级党政组织的信任尚未完全丧失时，就有可能实施“迫逼性”行动。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级党政组织，他们就有可能发生“敌视性”行动。“政府行为对信任的重建很重要，因为政府控制了所有信任形成的制度环境。……政府的权力太大，对政府的约束不够，人们就没办法预测未来就会无所适从，政府就不值得信任，……政府的短期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信任的建立。”[②]

二：政府对农民的不信任感也激化了群体事件

某些地方政府对于农民缺乏一定的信任，对“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大规模群体信访”中的“主体”表现出来的厌恶和反感，从他们界定的主体称谓就可以表现出来： “刁民”、“乱民”、“公共安全的破坏者”、“蓄意破坏社会稳定”的“故意捣乱者”。事实上，这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的始作俑者决不是“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大规模群体信访”中的“主体”本身，而是那些严重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一些“腐败者”，是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在损害群众利益过程中结成的“利益集团”，是一些严重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

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并逐渐产生了一些以“减负上访代表”、“减负代表”等名义出现的所谓“农民利益代言人”。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部分农民与基层政府进行着长期的抗争。其结果是，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笔者注意到，政策研究部门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一方面肯定农民所提的要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几乎无例外地断言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别有用心”。

笔者认为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农民利益代言人表达的这种政治信仰具有一定的工具性。他们在讲述党中央的政策时，是有一定的取舍的，即将有利于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性的条文加以放大引用。这说明，目前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信仰可能具有策略性意义。但无论如何，他们所表现的敢于面对权威的行为，有别于被称之为农民“日常抵抗”的机会主义抗争。

三：国家机器慎用，维护体制内信任

近几年来，农村体制外的权威开始威胁到制度性权威。由于农民在体制内难以寻求到对其合法权益的保护，他们对制度性权威的信心就会逐渐丧失。体制外的地方权威也就相应地产生和增长。“国家机器的适当使用可以维护和加强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所需要的秩序，使社会成为一个'有秩序有信任的'的社会；国家机器的滥用则将瓦解一个自由繁荣的社会的基石--资源团体和信任，导致一个'有秩序无信任'的社会。”

结论：

信任和社会秩序是互为作用的，两者共同作用就创造了和谐社会。正如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的，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把握和谐社会的工程指向……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法律秩序的法治化、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公共化。”旨在修复和巩固社会团结，为和谐社会铸就坚实根基。

【参考文献】：

①李连江、欧博文（O 'Brien），《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编

②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 三联书店 2003

③郑也夫《信任论》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④肖唐镖《二十余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以农民行动的变化为视角》

《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7.北京）上发表

⑤郑杭生 杨敏《社会和谐的深层时代内容》http//www.xiexiebang.com/shxs/(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2003级研究生)

第二篇：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研究

论文2006-12-29 03:31阅读498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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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作为转型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文具体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及原因，并提出了减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

和给社会带来的震荡的对策。

关键词：群体性突发事件 社会稳定危机管理

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时有发生。村民们在少数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高举横幅牌匾、呼喊口号示威游行；或封锁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静坐等方式围堵党政机关，拦截领导车辆；有的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住所进行打砸烧、甚至暴力伤害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的人身。这些事件作为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甚至决定了国家是否可以顺利地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因此，如何减少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给社会带来的震荡，是所有转型国家都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目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征

农村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由于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与其它领域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它不同历史时期而言，这些事件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特征。第一，政治型事件增加，冲突主题较为集中。有研究者通过对近20年来全国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统计和分析后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农村各类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是纠纷型事件，一般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因争夺资源或宗族矛盾发生的群体性械斗。而自90年代中期始，农民之间纠纷型群体性械斗事件急剧下降，而针对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1[1]这些事件的具体诱因各有不同，有的因为在上交提留时，发生了暴力行为或死人的恶性事件；有的是村民们认为农民负担太重，由少数人出面组织上访进而发生冲突；有的因为土地等资源被政府侵占而得不到合理补偿问题；有的因村民选举时出现了“非法”的情况，村民们为要求行使“民主权利”而集体上访；有的是由于村民们认为村级财务不清，村干部有贪赃枉法行为而采取集体行动，等等。但这些事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村民们是以基层党政机关这些公共权力机关作为集体行动诉诸的对象，而提出相应的行动口号则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这些具有公共性的目标。第二，组织化程度提高，出现了一批组织领导者。从表面来看，大量的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并不是由哪一个人或哪一个群体预先安排好而发生的，它是一种自发的群众性行为。事实上，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无论是纠纷型和政治型，都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性。那些因争夺资源或家族纠纷引发的事件，一般都由村落利益共同体或家族中的头面人物充当着领导组织角色。而对近年来增多的政治型突发事件而言，起到领导和组织作用的则更多的是农村新产生的地方权威人物。他们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新农民领袖”。这些作为农民利益代言人的组织者，身份较为复杂，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有些还是党员和村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和村民自治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的基本态度。这些以“减负”为口号的农民利益代言人，在当地很有影响，可以说一呼百应，并得到农民的保护。

有多起农民反抗事件正是为了保护这些农民代言人而发生的。

第三，冲突形式逐渐升级，出现了暴力化趋向。在目前农村，因争夺争资源的纠纷型事件已由原来以械斗为主转向以诉讼为主，而针对基层政府的政治型事件则由原来写联名信，或派代表上访这些形式，直接发展到组织大规模的公开集会进行请愿和示威，并多伴有冲击基层党政机关的暴力行为，有的还与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发生流血冲突。由于目前发生的政治型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以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土地承包、农民负担、农村基金会等具体问题为诱因的，而这些问题与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共鸣。这样，许多参与者在“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心理因素影响下，积极参与事件之中。而且参与者之间的互动频率很快，经常群情激动，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识明显下降，普遍产生不能自制的兴奋、狂热、愤怒、失望等情绪，最终出现一系列破坏行为。”2[2]而领导组织这些事件者又大都处于“地下状况”，往往没有组织资源掌握那些行为越来越不受理智控

制的群众，这样，事件就会升级，并一般向暴力方向发展。

二、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原因

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农村社会利益整合及社会秩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种应得权利和供给、政治和经济、公民权利和经济增长的对抗”3[3]。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农村利益冲突加剧，农民负担过重。这是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农村利益主体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并表面化，再加上国家没有建立社会利益均衡机制，强势群体对于处于弱势地位农民的侵害和剥夺就成为了较为普遍的现象，至使农民负担过重。据测算，目前农民全年总负担约为1400亿元，其中缴纳各种税费为1143亿元，以资代劳款为80亿元，乱收费约200亿元。许多地方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１０％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２０％左右，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的５％以内的标准。导致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与国家财税分配格局有关。因为自实行实行“切块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国家税制总的原则是集中地方财力于中央和省市，主要税源如消费税、增值税大部都由中央和省市控制，县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还是农村的税赋、摊派收入。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县乡基层政府机构臃肿，招聘和临时编制人员众多，而国家不断出台增支政策，支出逐年增多，如国企职工下岗和社会保障金、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给干部职工增加工资，都由县财政承担。而大部分县乡并没有多少工矿企业，当县乡政府的财政收入平衡处于巨大的压力时候，加重农民负担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从这点来看，目前农村利益冲突具有体制结构性，显现不

可调和的态势。

第二，政治整合能力差，农村基层政权出现软化。目前，中国农村出现了政权软化现象，主要 表现在基层政府及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的暴力趋向，黑恶势力盛行，并在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侵入农村基层政权，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有学者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明显加强，形式也一改过去集中统一的样式，趋向更加多种多样，如投票、投诉、诉讼、接触、抗议对抗活动等等。农民政治参与的日趋多样性一方面预示着社会主义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农民政治参与在内容上缺乏引导，在形式上有待规范，潜伏着对政治稳定的一种冲击。如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集体冲击乡镇政府、暴力攻击乡镇干部、政治参与旨在报仇泄私愤等，缺乏理性，缺少规范，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4[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农村各种非正式的农民组织已经出现，并在国家政权体制之外正在形成了新的社会权力组织。这些组织大体上有，因社会治安不好而出现的农村自卫组织；生产互助性的组织；宗族组织。特别是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秘密组织。许多农村出现了“兄弟会”，“同门会”，“减税救国会”，“农民减负专愿者”，“减负代表”等等。有的则直接叫帮会。这些组织十分复杂，大都具有传统组织的诸多特征，有的组织还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这些农民组织，由于缺乏规范性和合法公开性，很容易异化成为对欺压和剥夺农民的黑恶势力。第三，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反体制意识开始形成。目前农村社会的不满情绪的形成有很复杂的背景，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农村分配方式发生的变化，农民负担承受的主体也由集体转移到了农户，农民对各种负担的感受更直接，对其变化更敏感，而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容易使农民整体产生心理失衡，一种被基层政权剥夺感就会产生。特别是通过知识界的努力，中国农民问题的本质已经被揭示出来。农民长期受到体制性剥夺已形为了共识，并被归结为二等公民、国民待遇、新农奴等理论。这就意味着，农民问题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反体制才能解决。重要的是，这些有关农民处境的理论已通过知识精英传播到了社会民众。由于目前农民对社区缺乏认同，对前途失望，这种理论很容易与社会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有些新农民领袖喊出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干部和农民都是父母生的，不站起来反抗，就侮辱了

公民和五尺男儿的称号”。

三、防止和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将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秩序结构之内，是解决转型期社会冲突的重要思路。为此，需要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改善社会控制手段和方法等方面进行努力，其中积极推进农村政治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村治理

体制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

第一，调整利益结构，减轻农民负担。要减少农村群体性事件并防止其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利益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近十多年来，国家决策层已认识到农民负担之重已影响到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所以一再采取措施企图将农民负担限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但这些政策性措施，主要是对农村权势阶层的行为进行强约束，使其对农村的掠夺相对规范。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国家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来调整农村的利益结构。其基本内容是把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改为农业税及其附加，合理确定农民的税赋水平。这项农税改革，被视为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是新中国成立５０年来我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重大改革。但从目前推进的情况来看，这项改革要

真正取得成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二，推进政治改革，健全农村治理体制。从社会控制角度来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实际上就是农村社会秩序失控的重要表现。要使社会秩序具有稳定的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建立科学而完善的农村治理体制就十分必要。农村社会的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作为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是这个系统最主要的部分。农村政治改革也应该围绕这个体制进行。在改革乡镇管理体制方面，由于目前乡村社会利益主体逐渐分化，乡镇组织和乡镇干部的利益已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其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以从体制上减轻农民的负担。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精简乡镇干部；并通过对乡镇主要行政干部的直选，逐渐发展到乡镇社区自治。这种“法制—遵守”乡镇管理模式，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在村级治理体制方面，目前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全国（除台湾和港奥外）基本上都实行了村民自治体制，并普遍进行四至五届村委会选举，共有9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还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而这了克服这些冲突，需要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其中，目前可采用的措施是，将乡镇党政、村基层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真正作为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并促使其相关规则的制度化，以此

来强化村民自治组织职权的刚性；同时，还要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

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5[5]。

第三，增强法律观念，规范公共参与行为。许多理论家将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归结为转型社会中的参与性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转型社会公共参与的特殊性。一般说来，反映了这类事件的性质。公共参与作为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6[6]，是一个国家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

一。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缺乏系统而规范公共参与准则，非制度的公共参与大量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共参与的积极作用。为此，要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在目前农村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在目前，“就是要在充分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和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同时

还要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使其具备主动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以有利于农民的政治参与”。7[7] 第四，树立危机意识，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现代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对此类事件的管理体制和能力如何，是能否有效地减少和控制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关键。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危机管理体制也是十分必要。这首先要正确认识目前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对农村社会秩序乃至社会转型的影响。一般认为，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处理得好，就不会造成大的社会危害。而且，它作为社会矛盾的释放形式，还具有积极的功能。但从更深远的意义来看，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是农村社会失序的重要信号，反映了农村社会利益冲突激化状况及广大农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性下降，对农村社会稳定影响巨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社会预警机制，即建立全面而有效的农村政治状况信息收集网络；建立农村政治状况的科学评价体系；建立快速有效的社会危机处理体系等。当然，有了社会危机的预警机制只是预防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方面，而要减轻农村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的危害，还需要加强对现代危机的管理体系。一旦事件已经发生，就要求全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要有应对危机的决策。如何制定科学而有效的应对措施，对防止事态扩大意义特别重要。事实上，我国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有的本来是很少的纠纷，之所以发展到后来不可收拾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政府领导人的处理行为不当。为了建立合理而科学的公共治理结构，有必要在我国农村建立常规决策和非常决策的管理系统，成立特别事件处理制度，要求各级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关于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应急

计划，并将如何处理社会危机纳入到领导干部及公务员教育和考核之中。

8[1] 肖唐镖：《中国农村基层权威基础的变迁与延续——对农村政治稳定状况的一项分析》，中国人民大学“转型期的中国政治与政治学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北京2002年7月。9[2] 丁水木等著：《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10[3] [英]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社会科学出版社20

00年版，第3页。

11[4] 杨年松：《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

12[5] 张晓山：《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

35页。

13[6] 张厚安、徐勇、项继权等：《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

7页。

14[7] 杨年松：《中国改革进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

第三篇：浅谈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 2

浅谈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

【摘要】本文试 从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成因入手，分别从城管和拆迁两个方面具体分析提出其应对之策并进行相关探讨。

【关键词】农村 群体性事件 城管 拆迁 依法行政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发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及冲突大量出现,而且在基层农村表现尤为突出。近几年，我国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从去年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重庆的哥的集体罢运事件到今年的石首事件、“邓玉娇”案还有一系列的拆迁自焚，这些事件的参与人数规模之大和暴力程度之深令人诧异。其中大部分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村民们在少数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或集体上访;或高举横幅牌匾、呼喊口号示威游行;或封锁高速公路或交通要道;或采取静坐等方式围堵党政机关,拦截领导车辆;有的对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住所进行打砸烧、甚至暴力伤害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的人身。农村群体性事件已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了。

一、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界定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的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由利益要求、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组成的群体，不受既定社会规范约束，聚众以非法的形式或手段来主张合法权益表达意愿，造成一定社会影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干扰社会正常秩序、有一定社会危害性并应依法妥善处置的事件。其在农村中就反应为：在农村发生的，农民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争取正当、公平利益而自发组织的、参与人数众多的群众性冲突事件。而在这其中，那些由于公检法等政府部门的执法不当、不公平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则为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其具体就表现为城管对村民的暴力执法和那些恶性拆迁事件。

二、农村涉法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

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大量增多的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其表现出的特点有：

1、突发性。此类群体性事件事先没有先兆，都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行政执法人员方式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预见。

2、行为激烈。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较为激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被激怒的群众往往会聚集起来，采用殴打、谩骂执法办案人员，用损坏财物的过激方式对抗政府。

3、区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的主干道路上或者聚集在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前，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

4、危害性大。事发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或政府部门，闹事群众又多采取堵路、堵车、堵门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明显，危害性大。

5、模仿性强。发生事件的地域有相对固定的群体，比如城管执法的地区，而且信息传播

南方周末

第四篇：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

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上）

日期：2006-07-1来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自199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发生了很大的变革，但是由于体制性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农村金融仍然滞后并阻碍着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因此，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已成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面。

一、农村金融体制研究最新进展：理论综述

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金融的研究，早期是建立在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论基础上。这一理论的奠基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他们在1973年先后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较系统地阐述了金融深，化理论。他们认为，人为地压低利率、汇率，使二者不能真实地反映资金和外汇的供求，而政府又不能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造成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金融制度的落后阻碍经济发展，而经济停滞或落后又制约着金融制度的发展。要解除“金融抑制”，就必须“金融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过多干预，利用市场调动人们储蓄与投资的积极性。其途径是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放宽对金融体系和市场的限制，使民间金融机构也能适应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和发展，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局面。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正是建立在金融深化理论的基础之上，其理论认为，农村金融资金的缺乏，并不是因为农民没有储蓄能力，而是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的金融安排，如政府管制、利率控制等，抑制了其发展。其主要政策主张就是要发挥金融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实现利率市场化，实现农村储蓄和资金供求的平衡；取消专项特定目标贷款制度，适当发展非正规金融市场等。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为农村金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通过对一系列金融危机的研究和认识，得出了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对于稳定金融市场来说，合理的政府干预也是必要的等一系列结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存在市场失效的因素，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政府也不能取代市场，而应成为市场的有益补充。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调控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标准。农村金融市场亦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尤其是放款一方(金融机构)对于借款人的情况根本无法充分掌握，再加上农村的特殊情况，金融机构很难控制农村系统风险，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就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农村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此，有必要采用诸如政府适当介入金融市场以及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措施。

近年来，一些学者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研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如日本的速水佑次郎、美国的弗农·拉坦指出，农村信贷补贴最明显的后果便是信用需求的夸大和信贷有价证券购买力的损失，信贷补贴也导致了金融市场的政治化以及信贷在少数人手上的集中，并常常导致信贷机构活力的衰退。印度的苏布拉塔·加塔克、肯·英格森特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正规的农村金融机构营业活动的正规性、乡村银行数量的不足以及营运成本数额等使其一般不会把农民视为有信誉的顾客等，致使其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由此得出在发展中国家构建多层次农村金融体制的重要性。

我国学术界针对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和推进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对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林毅夫(2000)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一些农村地区观察到的信贷短缺可能是由于区域的不平衡、缺乏资金的横向流动、对机构农业信贷的总体限制以及非正式信贷市场发育不足造成的，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性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彭川西(2003)将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与信贷结构调整的滞后；二是农业产业化与金融专业化相矛盾；三是农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发展不对称；四是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与金融服务体系存在差距；五是对农业的政策支持与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相互脱节等。

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白钦先(2004)指出，单一性的、部门性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思路是不恰当的和有害的，因此，呼吁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性重构、重组和重建，以实现“三农”发展对金融服务的总需求与农村金融服务总供给相协调、相匹配。

韩俊(2003)通过对农村金融体制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应在于，一是彻底解决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不清晰，法人治理机构不完善，管理水平低以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二是通过加强对金融中介的监管、放松利率管制等措施，创造一个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有利环境；三是重新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功能定位和调整，建立一个更完善更有活力的真正为“三农”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

二、国外农村金融体制经验借鉴

相对于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建设而言，国外许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建立比较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很好地支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类比国外农村金融体制建设的特点，为我国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参考。

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美国现行农村金融格局是伴随着美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变革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以1916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起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为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年又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同时，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1953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为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革，美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合理、规范、有效的农村金融体制。其基本格局是：以私营机构及个人的信贷等农村商业金融为基础，以农村合作金融的农业信贷系统为主导，以政府农贷机构等政策性金融为辅助，形成了包括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以及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三种体系共同发展的局面。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出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法国是欧洲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长期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国是设立农村金融体制比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法国就颁布了《土地银行法》，开始着手建立农村信贷机构，支持农业的发展。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法国农村金融形成了由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互助信贷联合银行、大众银行和法国土地信贷银行组成的农村金融体系。法国农村金融体系属于典型的国家控制式金融模式，其金融机构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并运行的，金融机构的运行还要受到政府的管理和控制。法国最大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银行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半官半民性金融组织，其体系是由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和中央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国家农业信贷银行总行)三个层次组成。该体系是在民间信用合作组织基础上由上而下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央农业信贷银行是会计独立的官方金融机构，是法国信贷银行的法人总代表，也是全国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的最高管理机关；而地方和省级银行都是群众性的合作组织，地方农业互助银行由个人成员和集体成员入股组成，地区(省)农业信贷互助银行则是由若干地方农业信贷互助银行组成，它们都要受中央农业信贷银行的领导。这种体制的优点是便于管理，合作金融机构的业务与国家政策结合的很紧，甚至可以说是为政府政策服务的。凡符合国家政策和国家发展规划的项目，都优先给予支持甚至贴息。其缺点是各级信贷互助银行独立性较小，受政府干预大，经营效益较差，国家财政补贴较大。

日本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取得显著成绩。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它是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三级组织均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各级之间也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日本信用合作体系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农村存款，服务对象主要针对在农协系统内部作为会员的农户和农业团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浓厚。信用合作体系在创立初期，政府给予很大的支持，时至今日，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系仍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依据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的安全、健康地运行，设立农村信用保险制度、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制度以及存款保险制度、贷款担保制度等制度措施。这种体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紧联系在一起，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且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问题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从以上国家农村金融体制建设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即农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农业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以及生产的分散性等特点，导致了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产生了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适当干预是必要和有效的。从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首先要把握好“政府干预度”这个问题。

作者：山东经济学院 张志元

肖东平来源：《济南金融》2006年第06期(国研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构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下）

日期：2006-07-1来源：

三、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不足和缺陷

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制。但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缺陷，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金融抑制状况严重

第一，政府主导下的农村金融机构普遍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其发展很难突破政府的种种干预，这一弊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健康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发展到扰乱金融秩序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以及农村信用社异化成“二财政”无不与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有重要关系。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大量不良贷款也都存在政府干预的影子。第二，政府对农村金融管制的另一表现就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不能反映金融资本的供求状况，导致高利贷等民间金融盛行。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还要接受政府统一管理，要在政府规定的低利率水平下运行，因此，金融部门只能在政府控制下以“配给”方式提供信贷。一方面低利率借贷因为有“租”可寻，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腐败；另一方面贷款不按商业原则运作，不讲效益，不仅浪费了有限的金融资源，而且也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形成农村金融供给与农村经济发展互相抑制的恶性循环。

(二)农村金融结构单一，金融市场效率低下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开放的、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的形成，是农村经济建设的金融保障。但从目前的情况看，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反而使农村金融进一步趋向垄断。改革促使农业银行逐步从农村市场撤出其贷款业务，并关闭了农业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机构，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贷款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随着农业银行在乡镇网点的减少，农发行业务缩小为粮棉油收购贷款，客观上赋予农村信用社独立支撑农村金融主渠道的职能，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不少农村信用社经营业绩差，效率低下，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根本无法承担农村金融“主力军”角色，更不要说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资金需求。

(三)现有农村金融机构功能不健全

我国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但这几个金融机构都是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其功能定位不清又存在重叠，再加上政府在许多方面又管得太严、太死，导致了现行金融体系根本无法满足农村金融市场的需要，甚至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政策性金融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太窄，对农业发展的支持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现在的主要业务仅限于粮棉贷款的发放，随着我国粮棉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化，粮棉油购销市场化改革方向日趋明显，保护价收购范围不断缩小，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也在不断收缩，且呈不断萎缩之势，农业发展银行的机构和人力资源与现有的业务量相对而言明显存在资源浪费，其对农业发展的支持，更是远远

不够。

中国农业银行资金大量流人城市，其支农作用大打折扣。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其商业追求和政策性诉求是不能两全的，农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盈利有限，不断从农村地区撒出也是符合其

商业利益的，但这就大大降低了其支农的功能。

农村信用社商业化趋势明显，由于缺乏政策环境的支持，其帮农、扶农的作用也成了一句空谈，表现在许多农村信用社以利润为导向，把资金运用于城市等。

四、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的对策建议

借鉴国外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的成熟经验，构建和谐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转换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

不可否认，农村金融市场中存在着一定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适度的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的干预仅仅是对市场的有益补充，绝不是替代市场作用的发挥。要界定政府的职能边界，该放的要放开放活，该管的要管住管好，“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有时候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后果更严重。借鉴国外经验，我国政府在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过程中，要尽量减少行政干预，避免损害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通过不断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立农村资金良性循环机制。一是减少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农村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使金融机构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二是减少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市场管制，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满足广大农民资金需求。

(二)开放农村金融市场，放开对民间金融的管制

农村金融结构单一，已经成为限制我国农村金融效率的重要原因。农村经济主体对资金的需求大多具有规模小、时间短、频率高的特点，正规金融很难满足这类资金的需求。民间金融具有设立方便、资金使用灵活、服务于民间等特点，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首先，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金融的合法地位，使亲友之间的信贷、农户之，间的资金融通和民间私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地下转到地上，并加强监管。其次，放开民间金融的利率管制。民间金融本身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较高，并且一般没有抵押，其利率相对较高也是正常的；另外，利率的浮动也能有效地吸引资金对农村的投入，引导“农转非”的资金回流到

农村，解决一部分农村资金来源问题。

(三)立足于为农民服务，重新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功能定位

借鉴国外经验，各国金融机构在支农职能方面要合理分工，支农信贷制度细化安排。主要安排有：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主要发挥其财政作用，借鉴其它国家通行的做法，今后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重点地区和行业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对农村商业银行要加强引导，促使商业银行加大对农业地区的投入，比如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县级以下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三农”的比例，政府出台有关的优惠政策或财政补助引导农业银行向农村投放资金等；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为社区发展服务，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同时政府在政策和管理方面也要加强对合作经济制度的保护措施，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根植于农村，服务于农民；邮政储蓄要进行积极转型，按照市场化、企业化原则，组建

邮政储蓄银行。

(四)发挥政府的能动作用，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农村金融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还要积极发挥能动作用：第一，继续为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支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为农业发展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第二，为许多偏远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适当剥离一部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负担。第三，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利息补贴等，来鼓励金融机构为农村提供贷款。第四，政府主导建立农业保险制度，避免农业发展大幅波动，维

护广大农民利益。

作者简介：张志元(1963—)，男，山东青州人，山东经济学院山东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教授，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与区域金融、金融工程与资本市场；肖东平(1982—)，男，山东栖霞人，山东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第五篇：服务农村构建和谐

服务农村构建和谐

怀着对农村工作的无比热爱，怀着对美好明天的无限憧憬，我们选择了基层农村这片热土，选择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选择是崇高的，但我们将面临的是更艰巨的挑战，更坚难的付出。农村工作复杂而烦琐，是集文与武的双选之地，更是机遇与挑战的并存之地，是站在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自己，也是一个真正用实践检验自己的最好平台。天将降大任于吾等，又岂能畏惧其艰辛？

新的单位，新的环境，新的挑战，新的机遇，我们用足够的信心和勇气面对未来所给予的一切。在全面小康村创建的关键之年，我们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学以致用，我们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创建小康村的工作中去，清理河塘、清除垃圾、整治环境、改善农村生活质量，到处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到处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哪里需要我们就第一时间去往哪里，边学习边锻炼，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时刻以与时俱进的方针指导自己的工作，为决胜小康做出应有的贡献！

宝刀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是跨时代的青年，就应当有跨时代的观念，将有限的学识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只有经历了最艰苦的历练，才能让我们有更新的观念、更高的素质、更强的能力、更好的作风，也才能让我们为群众所公认，真正体现自身的价值，为农村工作奉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