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成最大老虎

第一篇：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成最大老虎

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成最大老虎

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第二篇：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1、张松坚案：“贪坚强”现象值得警惕

2011年7月6日，安徽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在这份仅有7页纸的刑事裁定书中，有一句话特别醒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松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在被审判期间始终拒不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应依法惩处。”而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对张松坚认罪态度类似的表述，称其“在被审判期间，拒不认罪”。

检察机关指控，自1996年2月至2008年12月，张松坚在任滁州市南谯区常务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和明光市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干部任用、分配安臵、土地转让及开发等领域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423次收受贿赂共计400余万元。

一位检察官说，在近年来安徽被查处的贪官的判决书中，明确表述被告人“始终拒不认罪”、“没有悔罪表现”的，张松坚受贿案恐怕是第一例。所以，像张松坚这样收了400多万元还大呼冤枉的“贪坚强”现象，具有解剖的标本意义，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张敬礼案：演绎官员出书腐败

据2011年11月20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控涉嫌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指控，张敬礼受贿110余万元，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余元，曾指使他人向中纪委及相关领导寄出1300余封诬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涉嫌受贿4起，共计118万余元。据指控，1

张敬礼于2005年至2010年4月，利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广州某公司建设国际医药港项目过程中多次为该公司提供帮助，并于2010年4月向该公司总经理卢某索要38万元。另外3起贿赂均是以销售书籍形式受贿。指控称，张敬礼利用职务之便，在先后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提供帮助后，向3家公司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而这部内容涉及延年益寿、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书籍《寿世补元》，正是张敬礼本人编著，其定价高达368元。

像张警礼这样出书致富的手法被称为“雅贿”。张敬礼案警示，雅贿已成为贪官受贿的一种新形式，应引起注意。、李继祥案：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一案

2011年9月13日，外逃澳大利亚8年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臵业公司原总经理李继祥，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以洗钱罪判处监禁十四年，因利用犯罪收益违反澳大利亚刑法1995第四百章第四条被判处监禁十二年。李继祥转移至澳大利亚的巨额财产，已追回3000余万元。

2003年9月27日，时任佛山市南海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运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李继祥听到风声，外逃至澳大利亚。南海区检察院反贪局查明，李继祥任职期间与李运南合谋，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挪用南海区政府住房基金4000余万元至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私用。

2005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提出个案协查请求。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就追诉李继祥事宜达成共识。根据澳大利亚诉讼程序，2011年7月20日至8月31日，李继祥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审理。9月13日，此案陪审团裁决李继祥被控罪名成立。

李继祥案是我国与澳大利亚司法机关联手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 2

一案，也是不法分子在国内犯罪、在国外被判刑的成功案例，为检察机关办理境外追赃追逃案件探索出一条新路。、李启红案：腐败市长涉足内幕交易

因涉足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而“落马”的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2011年10月27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及一众同案人员分别获一年零六个月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11年4月6日，李启红在广州中院受审。据检察机关指控，李启红从中山公用集团原董事长谭庆中处获得该集团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与亲属利用内幕信息购买股票，账面收益高达1983万余元。此外，她还被指控在2006年至2010年担任中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收受港币40万元、人民币10万元。

李启红案是一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利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典型案件。此案对一众被告人犯罪主体的认定，为证券监管树立了标杆。但杜绝内幕交易，仍然任重道远。

5、陈怀生案：造假区长犯下串通投标罪

2011年7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判处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陈怀生有期徒刑二十年。

陈怀生捏造假业务、编造假工程、策划假招投标，而大行贪污、受贿之实;召集有关人员密谋策划，编假话、造假象、做假账，制造虚假事件，以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因此，陈怀生被办案检察官称为“造假区长”。

法院审理查明:陈怀生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款348万余元据为己有，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89万余元，挪用公款150万元;滥用职权，3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1238万余元的损失;在招投标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损害了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

在陈怀生涉及的5项罪名中，有一项是串通投标罪。2005年10月，陈怀生在明知王某没有建筑资质并以他人名义参与投标的情况下，仍与王某先后两次串通，内定临汾市新供合商住楼B区工程由王某承建，王某随后找到四家公司为其陪标。在工程评标前，陈怀生让评标委员会成员给王某所挂靠的公司打高分。结果，王某如愿以偿。在陈怀生的策划下，原本公开、公平的另两项工程的招投标也成了“明招暗定”的虚假招投标。

陈怀生案的判决在山西省尚属串通投标犯罪首例判决。此案警示，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决策，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林某案：苏州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5月23日转发的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等7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商业预付卡腐败”被列入反腐整治重点。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2011年5月28日通报，该市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审结，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林某系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在不久前学校展开的排查廉政风险专项治理活动中，职工反映，林某有收受购物卡的行为，学校纪委对其进行了调查。后来，林某按照购物卡金额退出了3万多元款物，但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林某是在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又系受国有事业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林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遂作出上述判决。、高平案：“解脱”之后被行贿人举报

2011年4月15日，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平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2009年12月底，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的高平，出任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除了陶醉于职务的升迁、职权的扩大带来的喜悦外，高平心里还享受着另外一种解脱的快感:她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收受的不义之财应该没人会发现。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她始料未及的。高平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向广西某建筑公司项目承包人黄某索要过40万元，黄某以为送了钱，人防办就能支付拖欠自己的工程款了，可他并未如愿。一怒之下，黄某2010年1月举报了高平。

高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创下”了两个第一:是广西第一个因职务犯罪“落马”的女厅级干部，也是截至目前广西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女贪官。

高平从开始时坚守廉洁自律，到后来习以为常地收受甚至索要不义之财，从一个手握重权的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到一个阶下囚，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8、胡青延案：暴露“三公”消费黑洞

2011年7月8日，浙江省开化县原县长助理、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胡青延被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02年6月，时任开化县原县长助理的胡青延兼任开化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到任后没多久，胡青延就发现古田山管理局“不差钱”，而且花钱他一个人说了算。因此，他把自家的开销都记在了公家账上:乔迁新居酒宴花费，家中的麻将桌、乒乓球桌，自己的大衣、MP4、出国用的箱包，妻子 5 的香水、轿车装饰费用，儿子的运动鞋等等。甚至连自己打牌所用的赌资也开成茶叶发票用公款报销，几年下来，胡青延仅以打牌发作底费的方式就贪污公款3.53万元。

虽然胡青延贪污公款的数额只有7.8万余元，受贿不到2万元，但是，办案检察官认为，胡青延的落马对于一些视公家钱柜为自家钱包的“一把手”来说，具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此案反映出我国目前“三公”消费中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现状并导致难监督、易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公开“三公”开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机会，防止胡青延这类贪官出现。、王长林案：“零口供”照样获重判

2011年3月8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原总经理王长林因贪污公款110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长林不服，提出上诉。9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王长林是在其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时贪污公款的。法院审理查明，王长林于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利用担任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办理人民币1.5亿元国债托管业务过程中，虚构该笔业务系由中间人介绍的事实，指使于水、林跃辉(均另案处理)冒充中间人，以收取中介费的名义，骗取该营业部公款1100余万元。2006年，王长林为掩饰犯罪，指使林跃辉向该营业部退还275万元。

王长林于2009年底被拘后，一直不承认有贪污公款行为，可谓是“零口供”。不过，根据多名证人的证言，法院认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决定将国债由银河证券公司托管时，并没有中间人参与，王长林只是推荐了复兴东路营业部，对该笔业务的合作成功 6

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不应以中间人的身份领取巨额中介费。

10、刘江辉案：“亲情反腐”发人深省

2011年7月27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法院对该省砀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刘江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1月7日，刘江辉因贪污公款176万元、受贿1万元、对家庭财产185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

2010年2月14日，砀山县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时任该县房产局局长的刘江辉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举报信出自刘江辉的前妻张玉荣和儿子刘真全之手。同年2月22日，砀山县检察院对刘江辉立案侦查。

刘江辉案从一开始，人们关注的既不是案情本身，也不是刘江辉到底有没有问题或有多大问题，而是集中在对前妻携儿举报“他爹”这一类所谓的“家庭反腐”或曰“亲情反腐”现象的追问上。

一位反腐专家指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必要硬给其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更不能作为反腐的一种模式而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提倡或反对。惩腐肃贪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制度和监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据《检察日报》）

第三篇：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1、赵仕永案：“温和腐败”发人深省

2009年6月29日，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赵仕永在任职期间，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公款50多万元。

赵仕永的敛财方式有五种:为人提供帮助受贿、利用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收钱、去企业调研捞钱、直接或间接地开口要钱、个人购物公家报销。赵仕永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麻栗坡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的钱，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常行为。直到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他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赵仕永发明了两个词———“暴力腐败”和“温和腐败”。他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他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赵仕永的“温和腐败”论，反映了时下腐败动机的复杂性，貌似搞笑，却值得深思。专家指出，“温和腐败”仍然是腐败。因为“温和腐败”本质上仍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只不过是形式“温和”。“温和腐败”相对于“暴力腐败”，只是形式和手段上的变化，是用表面上的为民办事来掩盖背后的为己牟利，权钱交易的实质没有改变。

2、徐国元案：“草原巨贪”利令智昏

2009年8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庭受审的还有他的妻子李敏杰。她被法院以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徐国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李敏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58.17万元，且在2006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开始对其收受别墅一事进行初核后，仍大肆收受他人款物，情节特别严重。徐国元归案前，其家庭尚有1410.6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被媒体称为“草原巨贪”的徐国元，推崇“办事送钱、送钱办事”的潜规则，该办的事没钱他不办，该出面的事没钱他不去。他的自我评价是:“我不是一个昏官，也不是一个庸官，但却因为廉洁问题成了一个出了事的贪官。”然而，司法机关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他的判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利令智昏必成贪。

徐国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是迄今为止内蒙古自治区查办的职务最高、案值最大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

3、孙瑜案：上升很快落马也快

2009年8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南宁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至2006年11月，孙瑜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便利，指使他人虚构项目，共同骗取国家资金共计400万元，其中80万元未遂。2003年底至2007年8月，孙瑜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解决原料供应、审批木材采伐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28万余元。

有媒体称，从一名镇党委书记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只用了7年便跨越了5个台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任自治区副主席时，年仅41岁。而他也成为自1999年以来第4位被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高官。

4、陈同海案：单笔受贿创造纪录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

陈同海受贿时间跨度长达8年，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其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陈同海还创造了“每月交际一二百万元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元”的“名言”。

陈同海的落马，再次暴露出对国企“一把手”监督的软肋，表明健全和完善国企高管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刻不容缓。

第四篇：201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资料图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

除了***、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八大细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细节一：官员会场被带走现场

会场是官员日常工作里的必由之所，如今，去开会却不再那么例行公事、心安理得。对于“心中有鬼”的官员而言，会场无异于“雷区”，说不准哪天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去年6月27日下午召开的广东省省委会议，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会上，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纪检工作人员当众带走，令在场的同僚无比震惊，而一张疑似其被带走的“现场直播”照片则引发疯转。虽然后来照片被辟谣，但也可见公众对“打虎”的关注。

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的官员，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一出出剧情反转、狗血一地的官场现形剧相继上演。被同样的方式带走的还有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等等。

这样的节奏让还安坐于会议席的很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了。为了确保自己不是“一去不返”，一名官员开会前专门向“大师”请教，待“大师”称没事后才安心出门。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刚一到场就被抓。

反腐细节二：通报上的“通奸”

野心勃勃、“多情”的官员往往要被欲望的火把自己给烧着。2014年的贪官辞典里，“通奸”这个自古就隐晦的词被一再提及，十分刺眼。

在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党纪严于国法，不洁身自好的党员干部必然要受到党纪惩戒。

而经济上的腐败往往与生活中的腐化“孪生”。有媒体统计，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30名以上落马官员因“通奸”被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多名高官。落马官员生活作风腐化的比率奇高。

“通奸”并非是落马男性官员的专属，11月26日，官方对山西两名女官员的通报中，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此举引发争议：是否涉嫌隐私？事实证明，对于堕落腐化，不注重自身品行修为的官员，法纪面前不分男女，坚决通报和处理，纵然颜面无存，亦是咎由自取。

反腐细节三：当庭忏悔

2014年，声泪俱下地当众忏悔成了“时髦”，能与一干吸毒、卖淫的劣迹艺人相“媲丑”的，要属贪官了。

9月24日，河北廊坊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刘铁男容色憔悴，数度痛哭流涕。然而错已犯，刑已判，再声泪俱下的忏悔，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忏悔中，刘铁男痛心“因为自己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历来贪官都是害己害人，可惜不到最后的审判，少有人能有这样的觉悟。

同样在当庭忏悔中声泪俱下的，还有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内蒙古自治区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接受调查期间写出了万字悔过书，深刻剖析自己堕落的过程。

而当初在台上风光无限，今日阶下囚声泪俱下忏悔，身份和形象的落差的两重天，对于目睹其忏悔的官员们来说，亦是冲击。

然而，信任一旦被撕破，即便痛哭流涕，也有被当成作秀的嫌疑。与其落马后每天活在忏悔自责中，不如两袖清风，每天睡安稳觉来得实在。

反腐细节四：被烧坏的点钞机

点钞机，这个本身就带着悲情色彩的商品——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在2014年，又无辜躺枪，跟贪官扯上了关系。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点算赃款，当场烧坏4台！有网友脑洞大开，算了一笔账，1亿现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钞，连起来总长度约合155千米，是北京五环路全长的1.5倍。

超越群众想象力的贪腐案件还不是个例，不久，东莞市人大原副主任被带走时，家中赃款清点花了整整12小时，又有3台验钞机“光荣牺牲”。

这一台台烧坏的点钞机，在刷新贪腐金额上限的同时，也刷新着群众的心理底线，心惊的同时，也让人心寒。

钱可以烧掉点钞机，还可以烧掉官员的身家性命，一旦深陷贪婪泥潭，便难以自拔。家里放着上亿元现金的贪官们，难得睡一个安稳觉，如今在高墙之内，终于可以踏实地做梦了吧。反腐细节五：点名道姓曝光

2014年，中央纪委网站成为问题官员的“曝光台”，这一年里，以实名、实衔“荣登”中央纪委网站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

在这之前，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公开批评或公开通报案件时，常常充斥着“某某部门”、“某某领导”等语焉不详的字眼，通报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对此现象，王岐山强调：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他还指出，对存在的问题要敢于瞪眼、敢于红脸，从严执纪、不留情面。

这一年，“不点名”式通报批评成为过去式。

对违纪违法行为实行点名道姓曝光，将不法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让被曝光者受到震慑，也让其他人受到教育。

毫不留情的点名道姓，使违规违纪的处理更具体、更透明，无形中提高了官员的违纪成本，对当事者而言是深刻的惩戒，对其他官员则是生动的警示：违纪时不知收手，被曝光时遑论颜面！

反腐细节六：断崖式降级

2014年频频出现的“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滋味，从出门前呼后拥、专车接送的省级、厅级“一降到底”成为“坐冷板凳”的科员，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前的下属成为领导的尴尬，都令违纪官员们“吃不消”。

遭遇级别“跳水”的，有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等等。

“断崖式降级”意味着什么？专家分析，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死灰复燃”。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则只能从头开始。

有网友调侃，这一招，将在官场潜心耕作大半生的官员“打回原形”，辛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风险，值得官员们三思而后行。

反腐细节七：中央纪委网站“几时见”

12月25日公布的网络舆情形势分析披露，2014年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TOP10名单上，中央纪委网站排名第9，这是近年来官方网站首次上榜。

这一年，中央纪委网站因频频曝光贪腐官员，而成为众多网络热点的“发源地”，登陆各大媒体头条，并被网友总结出了“周一见”、“周五见”、“下班后见”等“爆料”规律。

将自身定位为公共舆论传播平台的中央纪委网站，灵活运用传播规律，连续几周在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后，就被敏感的媒体和网民发现了“规律”，并且开始定时守候，而这种“点击期待”也迅速地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进一步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相继被发现的“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起床反腐”等，成为人们看待中央纪委反腐决心的一个全新视角。

统计发现，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大部分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公布，其中又有近一半是在周末。这是因为秉行“打虎不过夜”，当天处理当天公布，而周末休息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关注。

在中央纪委网站不停歇的更新状态中，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和净化风气的决心，也在这些持续的行动中，增强着对于反腐和反“四风”的信心。

反腐细节八：官员自杀 自杀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据统计，2014年官员自杀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年，官方认定的就已超过40起。

是什么让官员们走上了不归路？在官方说法上，或因抑郁症，或因多种疾病缠身，或因工作压力过大，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媒体统计，有近三成的官员自杀发生在被调查前后，他们在自己即将“被带走”之前选择“自行了断”。比如，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得知将在参会时被带走，在参会前跳楼身亡，遗书中称“对不起组织”。另外一些并未公布原因，比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爆出其贪污问题。

分析显示，自杀官员中基层官员多，正职官员占比高。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之间，多数正值壮年。自杀多采取自缢、跳楼等方式。

在廉政瞭望《公务员健康报告》中曾提到，35%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晋升压力、问责压力、腐败问题等，都成了压力的来源。而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决心和力度，力推境外“追逃追赃”等一系列行动，客观上断了众多腐败分子的后路。

有人说，自杀者往往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念头，然而死后追责机制让“牺牲”的意义失效，对自杀官员，既不会听之任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一了难百了。

于仕途，导致官员走上歧途的是细节的失守；于中央，反腐要行之有效需要细节的落实；于体制，值得反思的也是细节的完善

第五篇：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法院公布“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证监会、国税局、交通队、铁道部、教育部等成为被告 政府部门有

胜有负 本报记者 李罡

自古中国“刑不上大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行政诉讼法》。从1989年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案件的审理几乎多数处于媒体报道的“禁区”。而随着依法治国步伐的加快，昨天———

案例一：退回A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海南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决：确认中国证监会退回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判决后，证监会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案例二：“泛美卫星”诉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向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对中央电视台与泛美卫星公司签署〈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的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通知》，通知认定：依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央视所支付的费用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确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根据该协定，应在我国缴纳部分所得税。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要求央视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并认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缴纳的150余万美元预提所得税，应由中央电视台依法代扣代缴。美国泛美公司不服，向国税总局对外分局提出复议，对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决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北京国税总局319号《通知》；

二、驳回泛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终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泛美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该案涉及国际间使用通讯卫星费用性质的确定，涉及涉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协定、涉外电信管理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此类案件当时在国际上仅有两例起诉。一中院依据国际条约和我国税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案例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规范交管拖车

2001年3月1日14时左右，北京方正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刘燕燕，将其所驾驶的小客车停放在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内。值勤民警用清障车将刘燕燕的车辆拖至西城区月坛桥下。西单交通队依据有关规定，对刘燕燕处以5元罚款。刘燕燕不服该决定，向西城交通支队申请复议。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仍决定对刘燕燕罚款5元。刘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诉。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维持西城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处罚违法停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该司法建议认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实施拖曳违章车辆的执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执法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建议其予以改进。交通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点评：一中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据不完全统计，一中院近年来共发出各种司法建议近100份，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四：河北律师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北京铁路局等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35岁的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认为，该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铁路法》、《价格法》有关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铁道部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未召开听证会。乔占祥认为该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对乔占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占祥不服，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请求判决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并对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一中院于2001年11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此次春运票价上浮行为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2年2月27日，市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点评：该案的意义不在于原、被告谁输谁赢，而在于价格听证制度被广泛关注。同时通过该案的审理，有力地推动了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虽然1997年颁布《价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价格听证会制度，但实际上中央一级的价格听证会从未召开过。该条法律的实施因从未有人提出质疑或提起监督而似乎被人遗忘，成为摆设，直到此案才引起人们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广泛关注。在此案一审过程中，国家计委即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2002年1月12日国家计委依照上述听证程序，首次举行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案例五：地址搞错证书寄丢专利权人获国家赔偿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上未公告联系人事项，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专利权人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2003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书，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行为违法,赔偿原告王向东经济损失3354.5元。

2001年2月27日，王向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一种名称为“滚动式拖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于王向东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因此在填写申请人地址一栏时，王向东将北京的一位亲戚的姓名、地址写上，在联系人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夏某某转王向东”。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后，于2001年12月授予专利权，并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进行了公告，公告的专利权人地址上删去了“夏某某转”的字样,并于2001年11月27日将专利权证书寄出。一直没有收到专利证书的王向东,多次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询问，才得知是由于知识产权局在邮寄专利权证书时没有将联系人夏某某的名字写上，致使被告将原告的专利证书寄丢。2003年7月，原告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并索赔相关经济损失。

点评：此案中，法院首先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未公告联系人事项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为来京解决问题及进行相关诉讼，确实支付了一定的交通、食宿、检索、打印复印和邮寄等费用，酌情确定了赔偿数额，依法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大学讲师状告教育部高校依法享有职称评定自主权

武汉一名大学讲师因学校职称评审而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一案，在立案阶段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2003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原告讲师败诉。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讲师王晓华,因其在学校举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未通过副教授的资格评审，认为学校在资格评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教育部又对其提出的行政复议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因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

法院审理后认定：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评聘委员会认定王晓华在学校没有主持或参加过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不符合有关政策中副教授任职资格。而王晓华认为其符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该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故多次向湖北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等部门反映、检举。2003年1月21日，王晓华向教育部递交了“行政复议及检举信”。2003年2月21日，教育部针对王晓华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后王晓华将教育部起诉到北京市一中院。

法院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评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华中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有权对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进行审定，该行为属于高等学校行使自主权的范畴。依法判决：维持被告教育部作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驳回原告王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评定职称属高校自主权的范畴，学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应该支持。法院依法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不应延伸到此范畴内。该案的判决结果对全面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案例七：女主持家属告了消防局行政败诉为民事胜诉打底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主持人沈旭华在张生记餐厅吃饭时误入施工区域，失足坠楼死亡。其夫喻建华向法院起诉北京市消防局未尽消防验收责任。2003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喻建华的起诉。

北京张生记餐饮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于2002年4月开业。经法院调查，2002年4月，北京市消防局对浙江大厦裙房验收合格后，作出京消验字（2002）第121号验收的意见，认为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楼梯满足安全疏散要求，被确认为安全出口。喻建华以市消防局违法发放消防验收意见书，致使未完工的建筑投入使用，造成沈旭华死亡为由诉至法院。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沈旭华并非因发生火灾或启动消防系统及设施等原因导致的死亡，其高坠死亡的地点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此次消防验收的范围，故沈旭华之死与消防验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喻建华应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沈旭华之死而引起的相关纠纷。此后不久，朝阳法院判决张生记餐饮公司等对沈旭华之死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共赔偿沈旭华家属30余万元。

点评：这是一起涉及公安消防验收行政许可行为的案件。该案的正确裁判为后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民事赔偿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案例八：减肥药含有违禁成分生产厂家状告卫生部

原告广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生产厂商。2002年12月4日，国家卫生部认为健柏堂牌减肥胶囊中含有法律禁止添加的“芬氟拉明”、“吗吲哚”成分，因此作出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以被告所做撤销通知认定事实有误，起诉至一中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知。

法院查明，2002年2月6日，被告经审查向原告颁发了保健食品证书。同年7月10日，湖南省卫生监督所在对该省长沙市的灵通保健品商行进行检查时，抽取了“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经检验，该产品中含有“芬氟拉明”、“吗吲哚”等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成分。后国家卫生部又委托体育总局检测中心对“健柏堂牌减肥胶囊”样品进行了检验，结果再次证实该样品含有违禁成分“芬氟拉明”和“吗吲哚”。经听证，被告认定含有违禁成分的“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系原告生产，遂作出前述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经审查，于2003年4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卫生部的撤销通知。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卫生部一审胜诉。

点评：本案涉及减肥产品生产许可的行政管理问题。减肥产品涉及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国家对此从严进行管理，体现了卫生行政部门既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也对生产厂家负责的工作态度。法院的判决有力地支持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案例九：国内厂商起诉专利复审委法院依法支持国外当事人

2002年5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告了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第三人日本摩托车生产厂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于2002年9月13日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受理后，于2003年3月作出宣告原告专利无效的决定。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一中院审理认为，专利复审委所作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是正确的。法院判决维持了专利复审委的上述决定。

点评：本田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案，法院判决支持了外国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体现了对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贯彻了WTO的原则。案例十:“奔驰”诉商评委商标不显著法院不支持

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原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四起商标行政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因其申请注册的四个图形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而败诉。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于2000年10月向商标局提出四个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因该四个图形与汽车散热格栅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商标局驳回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注册申请。原告不服，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商评委作出驳回复审决定。2003年8月，原告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的驳回复审决定。

一中院认为，原告申请的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使用在汽车等商品上，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具有商标的显著性。故依法判决维持被告商评委的驳回复审决定。

点评：该案涉及奔驰汽车生产厂商，系外国著名公司。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所谓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从总体上具有独自特征，并能与他人使用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商标相区别。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因其没有显著性而败诉。

■编后

今天，本报集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结的10大行政案件以飨读者。这些案件有的过去曾经报道过，有的是首次披露。据我们了解，集中公布10个“民告官”的案件，在北京的法院系统还属首次。那么对于过去一直被搁臵在“敏感区”的行政案件，为什么现在可以集中推出？记者采访得知：首先是法院公开审判，已经给行政案件的“阳光披露”提供了可能；其次，随着法治的进步，老百姓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对政府依法行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度；第三，恐怕还有政府的自信力大为增强，现在的法治环境让集中披露行政案件从“禁区”走向可能。所有这些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