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食品保健食品领域十大典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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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15食品保健食品领域十大典型案件

2015年度食品保健食品领域十大典型案件

1、杭州“9.3”假冒保健食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案(立案办理单位: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5月初,省稽查局开展淘宝网保健食品执法检查,从某淘宝网店购买保健食品“菲特牌”乾阳胶囊,送省食药检院检验,检出了化学药物成分“西地那非”。初步核实该淘宝网店位于杭州萧山,店主为沈某,2013年6月至2015年6月销售额达50万元以上。省市区三级食药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经过两个多月的前期调查,发现沈某上家为李某,其在福州通过淘宝网打着卖女装的幌子销售上述产品。李某还有多位下家,分别位于广东深圳、陕西安康、河南鹤壁。8月30日,省市区三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会同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公安分局抽调精干力量60余人,分别赶赴福建福州、广东深圳、陕西安康、河南鹤壁、浙江萧山五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并于9月3日成功收网。行动中,共查扣“菲特牌”参芪源胶囊、乾阳胶囊、USA男肽等产品及包装材料85大箱(3吨以上),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涉案金额6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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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嫌疑人李某交代,9月13日,联合专案组赶赴河南郑州对涉案胶囊生产者开展秘密侦查。9月21日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吕某、张某、陈某、吕某某等4人抓捕归案,缴获空心胶囊168公斤、成品胶囊128公斤、大量药粉原料(18大袋)、胶囊生产设备三台,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

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共计涉案金额4600多万元。该案被国家食药总局和省食药局列为督办案件,并受到省食药局领导批示肯定。

2、龚某某等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系列案

(立案办理单位: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安吉县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有人销售毒狗肉。安吉县局立即联合公安部门对辖区农贸市场、餐饮单位、冷库等肉制品经营单位开展排摸,掌握了部分线索。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安吉县局联合公安部门根据前期掌握的证据,成功破获了龚某安等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毒死狗肉)和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死狗肉)系列案件。经查,2014年以来,龚某安、刘某寿、王某忠三人在明知张某波、吴某汉、王某、黄某胜等人使用“三步倒”(剧毒氰化物)将狗毒死的情况下,仍多次收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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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死的狗40余条,数量达500余公斤,并转手贩卖获利;同时又从王某胜、谢某征等人处收购死狗400余条,重达5000多公斤,转手贩卖获利。2013年以来,张某平、石某娣、胡某平、周某林等人在明知收购的死狗是用“三步倒”毒死的情况下,仍多次收购死狗60余条并销售;其中郑某祥在向龚某安、张某平收购狗皮的同时向其销售了共计1公斤的剧毒氰化物。

此系列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查获“死狗”139条、剧毒化学物品“三步倒”10余公斤,累计涉案“死狗”500余条、重量达5500多公斤,其中大部分已流向餐桌。案件主要涉及浙江、安徽、江苏三省部分地区。该系列案被公安部、国家食药总局、省公安厅、省食药局列为督办案件。中国工商报、浙江卫视等多家媒体对该系列案进行了报道。目前,该系列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3、李某某等涉嫌无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调味油案(立案办理单位: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温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4月,台州市路桥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有人无证生产食用油。经过三个月的摸排,台州市市场监管局与台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根据前期掌握的情况于7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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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月6日两次收网,成功破获了李某英、李某林等人在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无证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用调和油案。经查,李某英等人于2010年到台州路桥,通过李某林从安徽老家购买香精、商标和外包装等,在温岭购买色拉油,租用路桥蓬街镇双和村多间房屋,假冒“老作坊”、“胡根”、“如意”等牌子生产芝麻调和油、红油等食用调味油,涉案金额160余万元。李某林等人于2012年5月份到台州温岭,从安徽老家购买芝麻油香精,在网上购买辣椒油香精、搅拌机等原料设备,在温岭购买色拉油,租用温岭市城东街道西岙嘴村等处从事生产假冒伪劣芝麻调和油、芝麻油、红油以及芝麻酱、花生酱等产品,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本案共抓获涉案人员11人,提起公诉10人,涉案货值660多万元,捣毁黑窝点7个,查获利用色拉油和香精等生产的芝麻调和油、川味红油等食用调味油55875瓶(壶),以及生产原料香精、生产设备搅拌机等。此案列为省食药局挂牌督办案件,目前在法院审理中。

4、湖州长兴县“12.24”生产销售声称壮阳功能假冒保健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群众举报称长兴县雉城街道仓前街有一音像店在销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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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性保健食品,2014年12月24日,长兴县市场监管局与县公安局成立联合专案组,对仓前街一带4家性保健食品店进行了突击检查,查获了21批次性保健食品(均检出非法添加药物西地那非)。通过案件深挖发现,上述查获产品均是从杭州市江干区某批发商购进。次日,联合专案组立即赶赴批发窝点,当场抓获该批发窝点经营者胡某某及司机2人,查获37批次壮阳类非法性保健食品(均检出非法添加药物西地那非)。

根据胡某某的交代,2015年1月11日至2月5日期间,联合专案组三次远赴河南周口市、项城市秘密侦查。2015年2月2日,联合专案组在河南周口某小区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高某某、王某某,并一举捣毁生产加工窝点2个,批发窝点1个。2015年5月14日在山东淄博市某小区抓获提供西地那非原料药的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捣毁销售窝点10个,批发窝点3个,生产加工窝点3个,查获壮阳类非法性保健食品3500余盒,成品胶囊78万余粒,空心胶囊1300万粒,涉案金额达2000余万元。该案被公安部、国家食药总局、省食药局列为督办案件,公安部在全国发起集群战役。

5、温州瓯海区梧田成全小吃店涉嫌非法使用罂粟壳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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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办理单位:温州市瓯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7月21日,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对梧田成全小吃店制作的卤肉上瘾,怀疑添加违禁物质,瓯海区市场监管局及时联系瓯海区公安分局请求协同调查。7月22日上午,联合调查组赶赴现场,用罂粟快速检测卡对该小吃店的成品卤肉和部分汤料进行快速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执法人员没有放弃,经过仔细查找,发现厨房加工操作台角落的香料罐内物品成份比较杂,立即对其快速检测,结果呈阳性。随后在后厨极隐蔽的阁板内搜查出罂粟壳350克。执法人员现场扣押混有罂粟壳粉的调味料20克、罂粟壳350克、卤猪肉40千克、烤鸭3只。

根据小吃店经营者赖某某、蒋某某供述,罂粟壳购买于鹿城区浙南农贸市场1区5号仟家味调味品店。7月23日下午,联合调查组在该调味品店二楼暗阁内查获罂粟壳2000克,立即对调味品店经营者(贩卖罂粟壳)黄某某、傅某(夫妇,福建人)刑事拘留。

根据黄某某夫妇的供述,8月13日,联合调查组在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192号淑芳香料商行店铺内依法查获罂粟壳17000克,抓获批发商葛某某(福建人)。并根据葛某某的交待查处了将罂粟壳粉投入烤鱼的台江万家烤鱼餐饮店,查获罂粟壳15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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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黄某某、傅某、葛某某三人已被人民检察院以贩毒罪提起公诉。台江万家烤鱼餐饮店经营者移交当地公安机关处理。检察院认定赖某某、蒋某某夫妇已构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但不予起诉。瓯海区市场监管局将赖某某、蒋某某夫妇列入2015年第二期瓯海区食品安全黑名单,向社会公示。

6、金华市串串香食品有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哩脊肉串”案

(立案办理单位: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5月20日,金华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前期肉品和水产品安全专项整治“百日会战”行动掌握的线索,对金华市串串香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正在用鸡肉生产加工“哩脊肉串”、用鸭肉生产加工“蒙古肉串”,现场发现200公斤复合腌渍料及1.5公斤高粱红复合红色素等添加剂。现场还发现一批涉嫌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蒙古肉串”(包装标示生产日期为5月21日,实则于一周前生产)。执法人员对上述成品及食品添加剂进行了查封、扣押,并当场进行抽检。检测报告显示该公司生产的 “蒙古肉串”(生产日期为20150521)中含有日落黄,检验结果为“不合格”; “哩脊肉串”(生产日期为20150510、20150514、2015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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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诱惑红,检测结果为“不合格”;复合腌渍料中含有日落黄。截至案发日,当事人共已生产销售上述“哩脊肉串”6723箱、“蒙古肉串”6468箱,销售金额约430余万元。金华市局在其冷库依法扣押涉案的“哩脊肉串”成品239箱、“蒙古肉串”140箱,共计货值金额10万余元。该公司生产的“哩脊肉串”主要销往金华市区及义乌市区的批发商,少量销往台州、绍兴。“蒙古肉串”主要销往江西鹰潭等外地、金华市的流动烧烤摊贩。

2015年6月2日金华市局将该案移送公安部门,公安部门当日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立案。金华市局协助公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夏某明(系该公司法人)、陈某汉(系该公司合伙人)、杨某水(系该公司生产主管)抓获并刑事拘留。此案被列为公安部、国家食药总局、省食药局督办案件,现正在检察起诉阶段。

7、李某经营无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的进口食品和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化妆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李某通过淘宝网 “淘安居”等网店涉嫌经营无中文标签的进口保健食品。2015年1月21日,执法人员分别对李某的经营办公场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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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仓库同时进行现场检查,当场扣押了48种美国Amway(安利)预包装食品,共计1419件;28种美国HERBALIFE(康宝莱)预包装食品,共计923件;44种美国artistry(雅姿)化妆品,共计1007件。上述产品均无中文标签、无中文说明书、无批准文件。

经查明,自2014年10月1日至案发,当事人李某从美国购进上述产品,通过广州保税区缴纳关税进入中国国境,并在淘宝网开设“淘安居”等四个淘宝店铺进行销售。截止查获时,累计实际销售金额667664.87元。2015年5月18日,杭州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李某经营无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的预包装食品和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化妆品的违法行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没收扣押的预包装食品及进口化妆品3349件,没收违法所得565865.72元,罚款2902438.89元。罚没款总计346.83万元。

8、舟山新城蜀湘楼餐馆涉嫌非法使用废弃油脂制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城分局)

2015年6月4日消费者举报舟山市新城蜀湘楼餐馆存在回收油再使用的情况,舟山市市场监管局新城分局与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取得联系并成立联合调查组。由于举报人提供的/ 12

线索和执法人员掌握的证据都不够充分,为彻底打掉该违法制售窝点,联合调查组经过近三个月的跟踪调查和暗访,终于摸清该餐馆违法行为全过程,并于8月10日进行突击检查,当场发现当事人正在从客人吃剩的沸腾鱼里过滤废油,并将熬制的废油再用于加工沸腾鱼销售给客人食用的违法行为。

经查明,自2014年6月15日开始,当事人为了使其店内加工沸腾鱼的油香味浓、味道好,指使店内每天晚上当班人员将客人吃剩的沸腾鱼收集过来进行过滤,过滤后的油按一定的比例加入新的色拉油进行熬制,熬制后再由其店内厨师用来加工沸腾黑鱼和沸腾胖鱼供客人食用。至查获日止,在353天内过滤油合计706斤,每斤油可加工1份沸腾鱼,按沸腾鱼销售价格38元/份计,当事人违法所得共计26828元。

9月14日,舟山市市场监管局新城分局将该案正式移送舟山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公安部门已立案查处,目前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9、方某某等涉嫌制售假牛肉案

(立案办理单位:苍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1月,苍南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在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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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厦门市、龙海市,广东省湛江市,苍南县矾山镇、灵溪镇等地成功收网,破获了方某某等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牛肉)案。此案捣毁了以福建省厦门市方某某为首的,以福州零客食品有限公司(系注册公司)名义非法生产、包装、销售假牛肉一条龙的大型跨省犯罪链。经查,方某某于2013年3月注册福州零客食品有限公司,并委托温州苍南的朱某某、陈某某夫妇通过在蒸煮加工过程中添加“日落黄”、“柠檬黄”、“烤牛肉精油”等食品添加剂的方式将猪肉加工成“牛肉味肉干”。同时委托福建龙海市的郑某明等三兄弟将这些“牛肉味肉干”包装成“牛人帮牌”沙嗲味、五香味等口味牛肉干销售至全国各地。经检测,该“牛人帮牌”系列牛肉干中未检测出牛源性成分,只有猪源性成份,且滥用“日落黄”“、柠檬黄”等食品添加剂。截至2015年1月共生产153150斤“牛肉味肉干”,并由郑某明等人包装成3万余箱“牛人帮牌”系列牛肉干销售至全国226家销售商和个人消费者。

此案涉及广东、江苏、上海等二十余个省市,总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共抓获方某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10名。该案被公安部列为督办案件和打击食品犯罪典型案例、被国家食药总局列为督办案件。目前,该案正处于温州市检察院起诉阶段,相关涉案人被公安机关刑拘。

10、绍兴嵊州市城关茶坊酿造厂涉嫌生产掺假掺杂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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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7月21日,嵊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绍兴市局关于嵊州市城关茶坊酿造厂违规生产销售黄酒的处理单后,立即安排执法人员对被举报场所进行勘查。7月23日,嵊州市局执法人员会同嵊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厂应当在“剖香雪”工序使用价格约为20000元/吨的糟烧或者米白酒进行生产,实际上却使用了价格为6250元/吨的食用酒精。经查:当事人于2015年7月1日从杭州恒宁乙醇有限公司购进食用酒精10.35吨,已用7.5吨食用酒精、11.75吨糯米、6.5吨水和适量麦曲、酒药生产了香雪酒半成品1598坛,每坛约23公斤,共计约36754公斤,现有食用酒精库存约2.85吨。涉案货值金额为255231元。

7月23日,嵊州市局以当事人涉嫌生产、销售掺杂掺假黄酒予以立案。因当事人使用食用酒精代替糟烧或者米白酒生产香雪酒属于生产掺假掺杂食品的违法行为,且涉案金额巨大,涉嫌犯罪,嵊州市局已将该案移送公安部门,目前嵊州市公安局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此案被列为省食药局督办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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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4食品领域十大典型案件简介

2014食品领域十大典型案件简介

1、徐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毒死狗肉”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连接到有“社会人员使用飞镖捕杀狗”多起类似情况反映。经过摸底调查,逐渐掌握以江苏籍徐某夫妇为首的“毒狗肉”交易网络。打狗者在湖州双林、南浔、菱湖、德清,嘉兴桐乡以及江苏吴江、平望等地用琥珀胆碱毒死狗后销售给徐某夫妇,由徐某夫妇销售给安徽省广德县的肉类批发商方某,由方某在广德等地销售给饭店、狗肉馆等流向餐桌。

2014年7月3日凌晨,南浔区食安办、区公安分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对徐某夫妇、打狗者及方某等同时进行收网抓捕。共计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在方某冷库内缴获疑似毒狗肉约14.5吨、查获作案用弩一把、弩配套使用的疑似氯化琥珀胆碱的飞镖5支,磅秤一台及作案用摩托车和汽车等工具若干。2014年7月4日,南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该案正式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交南浔区公安分局。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案从发现线索到查办历时一年,涉及浙江、安徽、江苏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达11名,查获的“毒死狗肉”危害性大,群众关注度较高,社会影响大,湖州新闻、央视一套先后进行了报道。

2、陈某等人生产销售含罂粟碱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温州市平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4月21日,温州市平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县公安局治安大队转接的举报电话,反映陈某制作的小龙虾中添加罂粟壳。该局立即联合治安大队于

4月22日对该餐馆进行全面检查,经现场对自制调味料(中药粉)采样并委托浙江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检出罂粟碱、可待因和吗啡成分。

由于陈某涉嫌在自制调味料(中药粉)中添加含罂粟碱等成分的非食用物质,该局于5月26日将该案移送平阳县公安局。平阳县公安局立案后,于5月27日抓获犯罪嫌疑人陈某,6月19日批捕。8月5日向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审理查明,自3月份开始至4月22日,被告人陈某和其妻谢某在其经营的“老人影”龙虾馆内,在加工制作小龙虾过程中添加含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罂粟壳的自制调味料(中药粉)。9月22日,平阳县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审分别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谢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该案是一件添加罂粟壳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餐饮环节典型案件,该案破获对当地餐饮环节违法行为起到了立竿见影的震慑作用。

3、莫某等人涉嫌制售声称壮阳功能保健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温州市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3月以来,龙湾区局和当地公安机关联合对辖区内成人用品店进行了专项检查,查扣235批所谓“性保健品”。经初筛,发现有223批涉嫌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经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检测后,确认为有毒有害食品或假药。其中龙湾区市场监管局共立案移送龙湾公安分局此类案件19起,23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通过对案件深入调查,龙湾区市场、公安部门顺藤摸瓜,成功抓获温州地区批发商王某,通过侦查研判,发现王某绝大多数的“性保健品”来自广东。9月1日,专案组在当地公安、药监部门的配合下,对东莞、广州的犯罪嫌疑人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共查获涉案仓库6个,现场查获“肾白金”、“美国双响炮”、“德国黑金钢”等违禁“性保健品”成品200余箱,共80余种“性保健品”;查获生产窝点1个,抓获莫某等犯罪嫌疑人4人,查获仓库和车间内半成品片剂、胶囊合计150万余颗共131箱,疑似“西地那非”原料1.3Kg,原料混合物1.7Kg,产品包装标签、说明书等印刷包材共计1016余箱,以及涉案电脑、帐本、车辆和大量的设备工具。东莞和广州花都两地扣押的涉案产品,初步估算货值约3000余万元人民币。本案在违法方式上,极具家族性和地域性,在违法手段上,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在违法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和诱导性,是一起生产销售声称壮阳功能有毒有害保健食品典型案例。

4、张某等人涉嫌非法网售有毒有害假冒保健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2月28日,市民娄先生反映,其从网店“美丽1+3” 购买的查理芬特第3代疑为假冒产品,且可能添加西药成分。绍兴市局立即对可疑产品进行抽样检测,并对该网店销售的相关品种的合法性进行核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确认该淘宝网店销售的“查理芬特第3代”、“苦瓜清脂绿色减肥”等产品均为假冒产品,且保健食品“苦瓜清脂绿色减肥”和“查理芬特ⅡTM利是金牌清脂胶囊”、“查理芬特ⅢTM利是金牌清脂胶囊”经检测含有化学药物成分西布曲明。3月18日,绍兴市局以涉嫌销售不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立案,并于当日将此案移送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3月19日,绍兴市局和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根据前期的摸排情况,成功抓获诸暨市的下级经销商张某,以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拘

留,并从其居住地搜出6个品种保健食品,涉案金额10余万元。5月20日,绍兴市局和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将此案的上家淘宝商铺“陈燕娇美容美丽机构”的负责人王某从杭州抓捕归案。该嫌疑人通过淘宝商铺涉案金额达到13万,并用送货上门的方式在全省90余家美容会所销售查理芬特等系列产品金额达50余万元。5月28日至6月17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将绍兴地区销售以上产品的3家药店负责人陈某、苗某、胡某与营业员蒋某一并抓获。

本案是一起通过互联网店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保健食品)的典型案件,犯罪手段隐蔽,案值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5、章某等人涉嫌非法生产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台州临海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7月,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打击“四非”保健食品专项行动中,发现了“仁康®” “仁人康®”系列保健食品,经协查均为假冒产品。

2013年8月12日,临海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左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移送临海市公安局,该局受案后于8月22日以左某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

2013年8月15日,临海局追溯到路桥区一家保健食品批发公司时,又发现了“富寿®”系列保健食品涉假,经核实,上述产品均为假冒生产。临海局于2013年10月14日将案件移至临海市公安局,并案处理。

2014年5月5日至13日,专案组通过侦查,掌握了位于福建厦门市湖里区某村的生产、包装和仓库窝点,涉案人员等信息。

2014年8月13日,台州市局和专案组一起,与福建省厦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厦门市公安局联合捣毁了位于厦门市湖里区钟宅村的生产窝点,厦门市湖里区湖

里大道的销售窝点,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发现了大量假冒保健食品、非法食品。查扣了封装机一台、印码机二台、运货用车一辆,销售电脑4 台,产品外包装、标签、说明书、合格证、印章、销售帐本等生产销售设备。据统计,涉案产品货值达500多万元。

本案为典型的非法生产销售假冒保健食品案,办案人员从日常监督检查发现的小线索入手,追根溯源,最终捣毁生产窝点。

6、张某等人涉嫌非法制售声称减肥功能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7月29日,嘉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反映,称其通过微信朋友圈从本地人王某处购买的“MGSS魔鬼瘦身”胶囊,怀疑含有害成分。嘉善县局立即将该产品抽检送检,发现含有酚酞、西布曲明和呋塞米等药物成分。嘉善县局将该线索上报嘉兴市局,经综合分析,居住在上海静安区的陈某为王某的上线,自称为“MGSS魔鬼瘦身”全国总代理。同时还发现居住于天津的张某为该裸胶囊的生产者。嘉兴市局稽查支队随即将上述线索交与嘉善县局。8月23日嘉善县局将此案移送县公安局。

9月18日,嘉善县公安局分两组在天津和上海同时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捣毁生产窝点、总经销窝点,当场抓获张某、陈某。在天津张某住处,查获已灌装的裸胶囊2袋约1200粒,用于投料的药品呋塞米片6箱约1万粒、酚酞片10瓶约1000粒,空心胶囊2箱,以及其他大量原辅料、包装材料和一整套生产设备。在上海陈某住处,查获了“MGSS魔鬼瘦身”胶囊成品90盒约5400余粒,半成品裸胶囊18袋约1.08万余粒,以及大量产品外包装、说明书等。目前已初步查

明该产品已销售至全国二十余省,各级销售代理商达上百人,产品销售货值金额超过1500万元。

本案为一起生产销售减肥类有毒有害食品的典型案件,犯罪行为隐蔽,查处难度大,产品危害性极大,销售范围广,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7、胡某等人涉嫌销售声称降糖功能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1月21日,金华市局多次接到群众举报称,当事人胡某在金华、兰溪两地开商店,销售明知可能非法添加西药的保健食品“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金华市局立即将该产品抽样送检,发现均含有降糖化学药物格列本脲。2月24日,金华市局接到另一名消费者投诉举报称,怀疑从当事人那里购买的上述产品可能添加降糖药物,该局立即对该产品抽样送检,经检测,发现含有二甲双胍和格列本脲。3月17日,金华市局将案件正式移送金华市公安机关。同日,公安机关以生产销售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立案。

4月3日,金华警方对采取了抓捕行动,共抓获销售“孟氏牌三七黄芪胶囊”保健食品的胡某、倪某、蒋某、龚某4名嫌疑人。扣押涉案产品50大盒,初步查明该案涉案金额150万元左右。

8月28日,金华警方在当地警方协助下,在河南抓获胡某的上家石某,现场查扣3大箱共180盒涉案产品,货值金额68400元,涉案金额140万元。截至目前,该案共逮捕犯罪嫌疑人4人,取保候审1人,涉案金额300余万元。本案违法人员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成分,犯罪手段隐蔽,以糖尿病产品专营店、会议营销等模式进行宣传销售,是一起宣称辅助降血糖功能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化

学药物成分的典型案例。

8、杭州广琪贸易有限公司涉嫌生产销售伪劣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

经群众举报,央视记者发现杭州广琪贸易有限公司生产销售变质、过期食品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并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3月15日下午,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组织人员,一举捣毁了该公司违法生产销售过期、变质食品的经营场所1个、生产加工窝点2个、食品仓库3个,现场查获涉嫌过期进口食品3000余箱,总价值近百万元。浙江省食品药品稽查局于当晚立案后移交杭州江干公安分局,江干公安分局立即对杭州广琪公司负责人吴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目前,杭州市江干区工商分局已经吊销该公司营业执照和食品流通许可证,江干公安分局已逮捕该公司负责人吴某、仓库主管李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并移送江干区检察院进行公诉。

该案是一起食品流通环节篡改保质期并销售劣质食品的典型案件,具有较高的隐蔽性,产品的销售范围广,涉及下游多家知名烘培企业,在央视等媒体曝光,社会影响大。

9、陈某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市景区卫生分局接到匿名投诉,反映杭州某酒店使用的干鲍鱼可能有问题。8月6日,该局赴现场检查,发现厨房鲍翅间调料柜内一罐已开封使用的德

国制造双燕牌鲜艳颜料,无生产日期及保质期,无“食品添加剂”标识;冰柜内已发制好的鲍鱼11只,呈暗红色;准备销毁的鹅掌,重量2公斤,呈红褐色。该局对上述可疑的鲍鱼、鹅掌和双燕牌鲜艳颜料进行采样,送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均检出酸性橙Ⅱ,含量分别为12.9ug/kg、24.4ug/kg、151 ug/kg。8月16日,杭州市景区卫生分局将此案移交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2月18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立案调查。经查,该酒店厨师陈某和酒店是合作经营关系,在酒店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采购双燕牌鲜艳颜料,用于制作鲍鱼和鹅掌的初期加工。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月20日将此案移交杭州市公安局,杭州市公安局于2月21日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案。目前,该案已移送西湖区检察院进行公诉。

本案是一起食品中添加非食用化学物质的餐饮环节典型案例,是杭州市近年来第一例餐饮行业移送公安的案件,对净化杭州餐饮市场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10、定海中竹林豆制品厂利用过期食品添加剂生产豆制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

2014年5月15日,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执法人员对舟山定海中竹林豆制品厂生产场所现场检查,在其食品添加剂仓库内发现9桶过期食品添加剂“乳化硅油”。经查明,当事人在未认真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的情况下,于2月18日购入生产日期为“2013年8月30日”的食品添加剂“乳化硅油”20桶(保质期为6个月)。该批“乳化硅油”过期后,当事人继续在生产内酯豆腐、香干、素鸡过程中进行添加。至5月15日被查获时当事人共生产了添加该批过期食品添

加剂“乳化硅油”的内酯豆腐51700盒(售价0.8元/盒)、香干9470千克(售价8元/千克)、素鸡10310千克(售价8元/千克),并已销售完毕,按此确认违法食品货值金额199600元。该局对当事人作出责令立即改正并警告、没收过期食品添加剂和罚款的行政处罚。

本案是使用过期食品添加剂生产食品的典型案件,舟山市局依法给予对当事人行政处罚,为今后处理类似违法行为提供了参考。

2014年药品医疗器械领域十大典型案件

1、义乌市“8.16”特大跨国制售假药案 立案办理单位: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7月16日,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义乌港某仓库一举查获案值1.8亿元以上的假冒“万艾可”等品牌药品。7月23日该局立案,经初步调查后将此案移送市公安局立案侦查。随后省局、义乌市局梳理案件线索,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经过近一个月的外围调查,自10月9日起省局、义乌市局配合警方在广州、河南、江苏等地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在广州,一举摧毁以杨某为首、魏某某为首、埃及人阿曼为首的三大制售假药团伙,捣毁假药地下生产工厂2处(多条假药生产线)、包装储存仓库3个,查获各类假药近40种,其中包括假冒葛兰素史克、辉瑞、礼来、拜耳、赛诺菲等多家国外药企生产的药品;还查获声称壮阳、减肥功能的各类保健品100多种批,这些保健品经检验,基本含有西布曲明、西地那非等药物成分;另外还查获大量制假用的原辅料、包装标签等。随后,专案组顺势在上海、温州捣毁了制假设备模具生产窝点各1

个,挖出了河南的部分假药生产供应商,在郑州摧毁了原料药非法销售团伙1个,在江苏捣毁了西地那非原料药地下工厂和加工点各1个,现场查获西地那非原料药3.2余吨。截至目前,本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41人(含外籍人员),上网追逃多人,查扣制假用的原料药、辅料、包装标签等过百吨,涉假药品、保健品50余吨,涉案物品货值金额达8亿元以上。本案分别列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督办案件。

2、宁波市“3.13”制售假药及无证医疗器械案

立案办理单位: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3月10日,宁波市海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区卫生监督所提供的线索,联合当地公安机关在辖区韩合科技医学美容中心(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内,查获各类药械20种300余支(盒)。经鉴定,认定肉毒毒素针、玻尿酸针等12种产品为假药或无证医疗器械。3月12日海曙区局立案,并于当日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随后宁波市场、公安部门成立联合专案组展开调查。3月13日,该美容中心2名员工被抓获,随后老板王某投案自首。根据王某供述并分析核查涉案线索,专案组最终锁定了沈阳、深圳、山东及河北四条主线,并于4月份相继成功收网。其中,王某的上家崔某某在杭州被抓获,在其沈阳住处查获各类假药械75箱,崔某某团伙以经销韩国走私美容药械为主;崔某某的上家李某某在南昌被抓获,查获各类假药械400余公斤,李某某团伙以销售假冒玻尿酸针为主;王某的上家李某团伙在河北廊坊被抓获,查获肉毒毒素针等产品102箱1700余公斤,以及大量半成品、包装材料及一套加工包装工具,李某团伙以经销假冒肉毒毒素针为主;王某的上家张某等6人在深圳被抓获,张某团伙

以经销欧美走私美容药械产品为主。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名,其中刑拘并逮捕58人,2人取保;查扣各类假药和无证器械共计77种、5万余盒(支、瓶),货值达5000万元,制假售假网络涉及30个省(市),涉案金额超亿元。本案分别列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督办案件。

3、平湖市“6.29”制售假药及无证医疗器械案

立案办理单位: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平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6月28日,嘉兴、平湖两级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平湖市公安局,根据网络监控所获得的线索,将前来平湖开展微整形手术的无证医生吴某某抓获,并查获假冒“保妥适”针、“瑞蓝”针等微整形类注射药械少量。当日平湖市局立案,次日移送市公安局,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侦查。经查,吴某某携带的假冒药械主要购自上海李某某团伙。经深入调查排摸,专案组理清了李某某、马某某等多个制售假药犯罪团伙的网络结构。随后专案组历时5个月,先后辗转上海、北京、广西、河北、吉林等十多个省市开展侦查和抓捕行动,相继捣毁假药制售窝点十余个,其中大型团伙窝点6个,包括北京马某某等制售“美容针”假药团伙、北京张某某等制售“美容针”假药团伙、浙江陈某某等销售“麻醉膏”假药团伙、广西陈某等销售“美容针”假药团伙等。本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查获“保妥适”针、麻醉膏等假药及无证器械近百种,以及大量假药械包装盒,经估价市值约4000余万元。现查明,马某某等犯罪团伙购进半成品假药械进行加工包装,制成肉毒毒素针等假冒美容针剂后,通过网络销售至全国31省(市、区),销售总额达2亿元。本案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列为督办案件,公安部对该案发起集群战役。

4、某日化有限公司涉嫌生产出口假冒药品案

立案办理单位: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期间,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举报线索,接连查获3起涉嫌假冒药品案件,所查获的可疑药品合计6个品种14万多支,均标识SHALINA公司(该公司的医药产品主要面向非洲市场)生产。经核查,确认这些药品均为假冒生产,为假药。义乌市局立案后移送给市公安局立案侦查。与此同时,自2013年12月底以来,义乌市局还协助当地海关相继查获3起涉嫌假冒药品案件,查获的涉假药品计12个品种近29万支,涉及7家境外药品生产商。经义乌市场、公安部门通力协作,两名涉嫌出口上述涉假药品的嫌疑人被抓获,梳理相关线索发现,这些涉假药品的生产源头指向上海某日化有限公司。2014年8月18日,义乌市场、公安联合专案组前往上海市展开秘密侦查,并于次日会同当地公安、食药监管部门对该日化公司进行全面搜查。在其生产车间和办公室内,查获大量原材料、包装材料及诸多制假违法犯罪证据;在其仓库内,查扣涉嫌假冒生产的药品共计29个品种57万多支(瓶),涉及假冒境外药企达19家。比对义乌、上海两地查获的涉假药品,初步判定之前义乌查获的涉假药品均来自该公司,两地查获的涉假药品合计37个品种100万多支,涉及假冒诺华、葛兰素史克、强生、默沙东等境外药企23家。此案列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督办案件。

5、冉某某等人涉嫌非法网售假药及无证医疗器械系列案 立案办理单位: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及辖区部分县(区)局

2014年2月,省食品药品稽查局通过网络监测发现,某淘宝网店涉嫌大量销售肉毒毒素针、玻尿酸针等微整形类药械产品,初步调查发现该网点店主在嘉兴海盐。嘉兴市市场监管局根据上述线索,立即展开外围调查。经网购,确认购买的“保妥适”肉毒毒素针、“瑞蓝”玻尿酸针等产品均为假冒。3月3日嘉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随即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展开进一步调查。5月2日,冉某某姐弟在绍兴落网,在其绍兴、海盐的住处,查获了以“瑞蓝”、“乔雅登”等玻尿酸针为主的假冒药械20余箱,以及大量“保妥适”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等。经查,冉某某姐弟大量低价购进假冒品牌肉毒毒素针、玻尿酸针等药械,通过其淘宝网店销售至全国各地,所售的假药械按正品市场价计达2000万元。本案列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督办案件,公安部对该案发起集群战役。联合专案组通过对该案所获取的大量网络信息进行梳理分析,掌握了一系列案件线索,随后嘉兴市县两级市场、公安部门通力合作,历时4个月,相继查获与冉某某一案关联的微整形类假药械案件共计 11起,在全国各地捣毁假药销售及培训窝点17个,查扣各类假冒药械近百种,涉案总金额合计1亿元,包括冉某某姐弟在内的39名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6、冯某等人涉嫌生产销售假冒中药饮片案 立案办理单位: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6月18日,玉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县某中医诊所日常检查时发现,该诊所使用的标识安徽方氏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产的多种中药饮片,其所附出厂检验报告书涉嫌伪造。这些中药饮片供货方为安徽方敏医药有限公司,其业务员为冯某。经协查确认,冯某虽系方敏公司的业务员,但其所提供的销售清

单不是方敏公司出具,销售的中药饮片也不是方氏公司生产。7月8日玉环县局立案,后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案,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展开调查。7月25日,专案组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在亳州捣毁了冯某夫妇的假冒饮片生产窝点,现场查获大量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半成品、成品共计100多种,以及制假设备和伪造方氏公司等企业的包装袋、标签、印章、销售票据等。现查明,自2013年起, 冯某先后以亳州瑞草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方敏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身份为掩护,从亳州当地中药城或农户手中收购中药材、中药饮片半成品,在家中私自加工成假冒瑞草公司、方氏公司的中药饮片,并伪造检验报告书、销售清单进行销售。现查明涉案中药饮片达600种(其中包括毒性药材),货值约700万元,销售涉及浙江、山东、江苏、河北等地42家客户。冯某已被批捕,其丈夫江某取保候审。本案分别列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和公安部督办案件。

7、湖州长兴县“3.18”生产销售假药案 立案办理单位: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3月18日,长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线索,联合当地公安机关在林城镇丁某某夫妻经营的杂货店内,当场查获“甲茸壮骨痛痹胶囊”、“秘特灵”若干瓶。经鉴定,上述产品均为假药。当日长兴县局立案并移送公安机关,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展开调查。3月21日,专案组根据线索,在该镇又抓获了另一假药销售者张某某,查获相同假药若干。3月23日专案组奔赴河南蹲点布控,4月3日晚在河南濮阳抓获犯罪嫌疑人赵某某夫妇,次日在河南安阳查获假药制售窝点,现场查获假药成品“甲茸壮骨痛痹胶囊”1014瓶,“复方川羚定喘胶囊”425瓶,无标签的半成品3769瓶,以及一批制假材料。经检验,“甲茸壮骨痛痹胶囊”含有

吡罗昔康等四种化学药物成份,“秘特灵”、“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含有茶碱、磺胺甲恶唑等药物成份。现查明,赵某某夫妇向上家购买半成品假药,然后加贴标签制成假药成品,联系各地客户进行销售,其用于货款管理的10个账户入账资金累计达685万余元,销售地区涉及全国30个省市;同时查明张某某和丁某某夫妇分别自2008年、2013年起,从赵某某夫妇处邮购上述假药,对外加价销售。公安部对该案发起集群战役。本案共查获成品及半成品假药5248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4个,总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目前丁某某夫妇、张某某已被一审判刑,赵某某夫妇已移送起诉。

8、湖州安吉县“7.31”网络生产销售“中药减肥丸”假药案 立案办理单位: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7月31日,安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其通过微信朋友圈黄某某处购买的“中药减肥丸”胶囊有质量问题。举报人提供的样品其包装标识有减肥功效作用,但未标识生产厂家,经检测,发现含有西布曲明成分,判定为假药。经逐步深挖,黄某某的上家周某某及周某某的上家刘某分别被抓获,并在刘某住处查获“中药减肥丸”20余包,包装标签1000余张。8月12日安吉县局立案,并将此案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双方成立联合专案组开展调查。数日后,刘某的上家刘某某夫妇投案自首。随后专案组陆续抓获了刘某的下家彭某某等6人。9月初,专案组锁定淘宝网店铺“上海闪纤堂”的经营者何某某。经联系上海警方,何某某在上海被逮捕。现初步查明,何某某购进掺有西布曲明成分的胶囊产品,以“中药减肥丸”名义通过淘宝网销售,共销售1500余万粒。刘某某夫妇自2014年3月起,从该淘宝网店购进“中药减肥丸”半成品胶囊共计60万粒,通

过包装加贴标签加工成成品2万余袋,然后网售给下家,其下家也通过网售方式层层加价销售。本案假药销售网络遍及全国30个省市,假药货值金额以销售终端价计3000万元,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公安部对此案发起集群战役。

9、绍兴市“3.27”涉外假药(泰国减肥药)案 立案办理单位: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1月,绍兴市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得到线索,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推销所谓“泰国减肥药”。该局执法人员设法通过该微信号成功购买了该产品。这些“泰国减肥药”为小袋包装,除服用方法为中文标识外,其余均为泰文标识,产品另附有1份说明单,上载明有“减肥药的注意事项和服用方式”等事项。购买的样品经检测,发现含有西布曲明、呋塞米等药物成分,认定为假药。绍兴市局3月10日立案,随后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经进一步调查,陆续掌握了涉案人相关信息及违法活动情况。3月27日绍兴市市场、公安部门联合展开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捣毁销售仓储窝点1个,缴获各类泰国减肥药30个品种5万余粒,货值20余万元。现查明犯罪嫌疑人陆某某、张某、周某等11人,以绍兴市某服饰公司为幌子,从广东陈某某、广西毛某某等处大量购入“泰国减肥药”,通过微信、陌陌等网络平台大肆销售,同时该团伙还在南京、杭州、衢州等地设有加盟店,销售地区遍及台湾在内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现各环节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全部锁定,已查明涉案人员30余人,涉案总金额2000余万元。目前,抓获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提起公诉。

10、胥某某等人涉嫌无证生产“金属烤瓷修复体”医疗器械案

立案办理单位: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8月26日,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辖区某出租房有“金属烤瓷修复体”(俗称义齿)无证生产窝点。当日市局执法人员通过辖区片警以检查暂住证名义进入该窝点,确认举报情况属实,随后市局联合当地公安机关一举捣毁了该非法生产窝点。在该窝点现场,发现有烤瓷炉、切割机等义齿生产设备,10多名工人正在加工义齿,并发现有大量的义齿生产订单、原材料及部分义齿成品。8月26日金华市局立案并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同日立案,并刑拘了胥某某、方某夫妇。经查,胥某某夫妇自2013年12月起,在该窝点无证生产未经注册的二类医疗器械“金属烤瓷修复体”(烤瓷牙、钢牙)产品,并印制了假冒美格真(上海)口腔医疗集团的产品外包装,通过自行注册的销售网站,以快递、业务员送货等方式销往广东、江西、上海、浙江等地,至案发时销售额已达60余万元。查获的“金属烤瓷修复体”(烤瓷牙、钢牙)经检验,不符合牙科金属烤瓷修复体行业标准规定。目前,公安机关已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为由将此案移送当地检察机关起诉。

第三篇:2011年十大反腐倡廉领域典型案件

2011年十大反腐倡廉领域典型案件

2011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的工作安排,既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又着力解决反腐倡廉建设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以下是2011年以来反腐倡廉领域十个典型案件,希望以此来警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一、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落马 曾帮煤老板们疯狂敛财

经查,刘卓志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和礼金。

刘卓志的上述行为严重违纪,其中有的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监察部审议并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决定给予刘卓志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四川宜宾副市长敛财2000余万获死缓 两年狂敛2000万

陈光礼及其弟陈光明同庭受审

为了给自己谋求安逸生活的后路,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仅两年内就疯狂敛财2000余万元。为了掩人耳目,他将大部分受贿所得交给了其弟陈光明保管,大概共有1700余万元。

三、云南吸毒州长受贿千万有23套房产 曾边开会边吸毒

据了解,“吸毒州长”吸食的毒品,并非海洛因、冰毒等常见毒品,而是“卡苦”。“卡苦”由鸦片和多种中草药混合而成,与云南很多地区流行的水烟烟丝形似,而且可以用水烟筒吸食。如果不细心观察,周围的人不一定能察觉是在吸食毒品。

四、北京门头沟原副区长落马 包养情妇 涉案4200万元

在闫永喜涉嫌贪污的指控中,他伙同李昕、毛旭东、闫永成等人,从2006年下半年至2008年4月,先后3次虚构拆迁补偿事实,伪造拆迁补偿协议等合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580余万元,其中一笔74万是以毛旭东母亲的名义骗取,另外一笔256万元是以毛旭东任法人代表的北京定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名义骗取。点击详细

五、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落马 铁路系统大地震

刘志军 资料图片

2月12日下午,铁道部召开干部大会,会上,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通报了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案件的情况。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沈跃跃宣布了中央关于铁道部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盛光祖同志任铁道部党组书记,免去刘志军铁道部党组书记职务。点击详细

六、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田学仁落马

吉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 资料图片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吉林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点击详细

七、原广东中山市长李启红靠内幕炒股赚近2000万 称自己“骨子里热爱党”

中山原市长李启红领刑11年当庭痛哭。图/通讯员 穗法宣

“我是从骨子里热爱党的,我身上还有好多好的品质。”

“我十分后悔痛恨自己的过错,一定会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请法官相信我”。

李启红犯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万元、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八、国家药监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落马 出书卖钱 隐形受贿

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张敬礼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款;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得巨额利益;捏造受贿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点击详细

九、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宋晨光落马

宋晨光(资料图)

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宋晨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点击详细

十、浙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因受贿一审被判无期

资料图 张家盟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12月20日对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张家盟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第四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txt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发布时间: 2011-01-06 09:05:08------------------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30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2454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15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4.065亿元和2454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1142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1615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100%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28.3%,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30余万蔗农、2260名糖厂职工、410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19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2454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22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1871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82%。2006年8月至2008年1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63.5吨、雷管19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

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第五篇:2011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药家鑫肇事后捅死伤者案

药家鑫涉嫌在驾车肇事后将伤者捅死一案,经媒体报道后备受社会关注。2011年3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

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药家鑫不服,提出上诉。

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药家鑫案本身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复杂的案件,但随着媒体的介入,药家鑫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论。药家鑫案之所以备受关注,除被告人开车不慎将被害人撞到之后不仅不进行救助反而对其连捅数刀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这一恶劣的情节之外;还有药家鑫本人“农村人难缠”的杀人动机,使得农村人与城市人出现了地域上的身份对立;再加之部分媒体对药家鑫涉嫌“官二代”、“富二代”身份的渲染;这些加剧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促成了一股强大民意的形成,以至于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在网络上出现了公众叫好的现象。

实际上,隐藏在该案背后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媒体与司法、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药家鑫案之所以典型的重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都提倡司法公开,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媒体监督司法其本质就是公民参与司法的过程,媒体介入的时间、方式如何把握,才能实现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司法?就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强调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法第6条依靠群众原则的体现,即司法应当尊重民意,允许公民参与并表达意愿。就当下我国而言,加强公民的参与,尊重民意对于化解司法信任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协调好公民参与与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毕竟只有理性、有序的公民参与才能真正提高司法的公信与权威。如何通过公民有序、理性地参与司法来分担法院与法官的所承受的维护司法公信与权威的重任,将他们从目前司法公信力已经饱受质疑的情况下解脱出来,是一个兼具实践与理论价值的重大课题。

② 河南“瘦肉精”案 2011年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涉“瘦肉精”刑事案件,并分别以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对8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刘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奚中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肖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陈玉伟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刘鸿林因有重大立功表现,且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沁阳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被告人王二团有期徒刑六年,判处被告人杨哲有期徒刑五年,判处被告人王利明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后,被告人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王二团、杨哲、王利明均不服,提出上诉。

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瘦肉精”案被告人刘襄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公开开庭宣判,依法驳回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同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二团等玩忽职守案进行二审宣判,依法驳回王二团、杨哲、王利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8月11日,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二批“瘦肉精”案,韩文斌等7名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分别被一审判处一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罚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河南瘦肉精案中的主犯等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等不同刑罚之后,尽管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总体上看,多数人对此还是持肯定意见的。因为,正如所说,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告人定罪量刑,并从重从快打击,充分发挥了司法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职能。此案向社会昭示:沉疴还需猛药,乱世须用重典。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容侵犯,任何人不管是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都必将受到司法的严厉惩处。

但是,即便如此,本案判决当中所显现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仍然会引起人们关注。即刑法应当如何在保护民生上积极作为?

在法治社会,刑法所具有的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历来都是处于紧张冲突关系。近代以后,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刑法既是利益保护法,也是人权保障法,即刑法既有保护合法利益的机能,也有保障人权的机能,二者之间处于对立关系。过分强调对合法利益的保护,必将对侵害合法利益侵害的处罚无条件地正当化,招致对加害人人权的侵犯;相反地,过于重视保障加害人人权的话,就会招致犯罪的增加,难以对合法利益进行保护。而上述任何一种局面的出现,都会使人们失去对刑法的信赖,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如何协调刑法保护利益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对“制造、销售瘦肉精”的行为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处极刑,正好就是这种冲突的鲜活体现。

在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当今,生产、销售瘦肉精,危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肯定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危害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但在法治社会,不管怎么恶劣的行为,其处罚都必须依法进行。

③ 腾讯QQ诉360不正当竞争案

2011年4月26日,北京腾讯科技有限公司诉“360隐私保护器”侵权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发行使用涉案“360隐私保护器”,删除相关网站涉案侵权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原告损失4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还对QQ软件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评价和表述。这些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和表述来评价QQ软件。这些表述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了商业诋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QQ与360发生冲突,顿时风云滚滚,硝烟弥漫,看得人眼花缭乱。经法院裁断,抽丝剥茧、迷雾散去,真相还原,还了被告一个清白。这个案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企业竞争必须有序进行,违反竞争规则必然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认定360侵权的主要根据是两点:第一,“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二,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对QQ软件进行的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属于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据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诚然,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竞争激烈,适者生存,不能经得起竞争考验者,必然退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竞争推动科技进步,互联网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对于正当的商业竞争,法律依法保护,超出正当竞争的范围,以侵害竞争对手的民事权利为方法,就不再是正当竞争,也不再受到法律保护,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审理本案的法院对此旗帜鲜明,拨开迷雾,还其事实的本来面目,确认在竞争中的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让360吃了败诉的官司,承担了侵权责任。这就是商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然后果。

④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重审

2011年12月15日,引发全国关注的“天价过路费案”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法院依法对“时军锋、时建锋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分别被以诈骗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初,被告人时军锋通过武警干部李金良、张新田取得了伪造的武警部队车辆号牌、武警部队车辆行驶证、驾驶证、士兵证及作废的武警部队派车单等物品。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时军锋使用上述假牌证及两辆货车,经由郑尧高速部分路段运送河沙。运行过程中车辆多次被查扣,由李金良、张新田出面协调,使得两辆货车顺利通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共计2363次,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492374.95元。

被告人时建锋在明知拉沙车辆所用武警部队车辆号牌、证件等均系伪造的情况下,从2008年10月底开始全面参与沙场经营活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117660.63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被告人因为偷逃过路费而被判无期徒刑,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由此引发了社会对过路费的收费标准、计算方法,以及法院的量刑等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如同当年的许霆案因其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引发广泛质疑一样,这两起案件法官在量刑时都有机械照搬法律条文的嫌疑,所不同的是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1年3月1日发布,并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正是由于这一司法解释将《刑法》第226条规定的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从20万元提升至50万元,所以才有再审时该案在认定被告人诈骗数额49万多元的情况下按照诈骗“数额较大”规定,最后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避免了像许霆案那样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再报最高法院核准的情形,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天价过路费再审案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指控数额从一审的368万多元变成49万多元;第二,主犯从一审的哥哥时建锋变成弟弟时军锋;第三,被告人刑期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除主犯变更这一因素外,该案真正引发社会关注的是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在一审后的一个代表性质疑就是“时建锋自己说获利只有20多万,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量刑是不是重了?”虽然天价过路费案已经审结,但是该案中涉案数额的巨大变化而导致被告人刑期的重大变化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也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难点问题:即在定罪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判处适当的刑罚,做到罪刑相适应,在社会上最为关注的量刑均衡问题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这就需要使用量刑证据来查清量刑事实,通过量刑证据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从而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⑤ 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滥用职权并贪污受贿近两亿,被称为“房多、钱多、女人多”的“许三多”。2011年5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许迈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许迈永为徇私利,不正确履行职权,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许迈永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许迈永判处并核准死刑。

7月19日上午,许迈永被执行死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在我看来,许迈永被处死刑,一方面是其罪有应得,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以高压态势惩治官员腐败的一个体现。在我国现阶段,尽管对官员的腐败案件适用死刑,是否合适,学界存有不同看法,但党和政府以死刑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和力度从未动摇。在去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中虽然取消了十多种犯罪的死刑,但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却一个也没有取消。不仅如此,近年来,每年总有一两个相当级别的贪腐高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其体现。

但是,倚重严刑峻法改变社会一般民众所普遍反映强烈的干部贪腐现象,其效果到底如何,历来就被人们所追问。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了我国封建史上最为完备、最为严厉的反贪制度和刑罚,甚至使用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等特殊手段,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夕犯”的空悲切。我国建国以来,自张青山、刘子善之后,尽管死刑高悬,但贪腐现象并未消除。上世纪80年代,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曾经轰动一时。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我们一连处决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六名副部以上级别的高官,但似乎很难触动人们内心,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我们过于注重对贪腐个案的处理,而忽视了对产生贪腐个案环境的治理。许迈永从1995年第一次利用房地产牟利之后,十几年间,一边在腐败,一边被提拔,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目前所存在的人大、纪检、监察等众多的监督部门能够发挥作用,提醒或者制衡他,恐怕他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结局。

多年前,我在研究单位犯罪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主要不是靠聪明的人,而是要借助良好的制度,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没有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好人也会成为坏人;相反地,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坏人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地使坏。愿许迈永案能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这一点。

⑥ “股市黑嘴”汪建中获刑七年

2011年8月3日,“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汪建中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25亿余元。据了解,这是我国首例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的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现年43岁的汪建中是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间,汪建中采取先买入工商银行、中国联通等38只股票,后利用首放公司名义通过新浪网、搜狐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介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并在股票交易时抢先卖出相关股票,人为影响上述股票的交易价格,获取个人非法利益。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在首放公司推荐股票的内容发布后,相关38只股票交易量在整体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汪建中采取上述方式操纵证券市场55次,累计买入成交额52.6亿余元,累计卖出成交额53.8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1.25亿余元归个人所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汪建中先买入股票,后通过媒体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再抢先卖出这些股票,构成了“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根据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55次,非法获利1.25亿余元,但其受到的处罚却远不止于这1.25亿元。证监会对其的行政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并处以罚款1.25亿元(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08]42号),再加上法院判处的1.25亿元罚金,汪建中除了吐出非法所得1.25亿余元外,还被罚了2.5亿元,可谓得不偿失。这也足见管理层坚决打击股市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对证券欺诈的法律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如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罚款和罚金很高。此外,欺诈者还会受到集体诉讼的惩罚,需要对股民付出天价的赔偿款。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除了加大欺诈者的违法成本外,还应从制度建设上为投资者挽回损失。具体而言,我国应建立集团诉讼制度,鼓励投资者向欺诈者索赔;应建立“投资者公平基金”制度,将违法所得和罚款、罚金归入“投资者公平基金”而不上缴国库,公平基金应分配给受损的投资者。

在我国股市低迷不振的今天,投资者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处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更希望看到国家呵护稚嫩脆弱的中国股市,处处为中小投资者切实利益着想而不断采取的实际行动。证券监管部门应保持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⑦ 浙江“银泰集资诈骗案”

2011年5月14日,丽水“银泰集资诈骗案”历时三天庭审,在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结束。季文华、季林青、季胜军、季永军、周望慧、尹温和等被告人被指控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涉案金额逾55亿元,涉案集资户达1.5万余户。

11月7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抽逃出资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季文华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林青、季胜军被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永军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望慧、尹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分别被处罚金10万元和50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据检方指控,2003年后,季文华等6人隐瞒亏损真相,通过高价竞买土地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制造公司盈利假象,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由,采取由个人出具借条,各公司担保形式,以1.5%至2.5%月利率,在浙江丽水、衢州以及湖南株洲等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经司法会计鉴定,除一个房地产项目外,被告人所经营的其余房地产项目,均为亏损。55亿元集资款,虽然是以银泰公司各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名义筹集的,但实际上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极少,47亿元被用于还本付息。在房地产项目未盈利的状况下,靠集资款的后款还前款。集资款中,有7450余万元被季家父子四人用于个人挥霍。

我国一直屡禁不绝的非法集资事件,实际上暴露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在多头监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部门对非法集资实施有效监管。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对非法集资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甚至有的官员及其家属卷入其中。季家父子以1.5%至2.5%月利率,即18%至30%的年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不少已经超出了司法部门规定的利率的四倍,已构成“高利贷”。

对民间融资进行疏导、管理,向投资者提示风险,应当是对待民间融资的正确选择。建议政府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实施民间融资的登记制。登记制是解决借款人与融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能有效解决高利贷、非法集资问题。试想,如果社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他们还敢借款给季家父子吗?肯定不敢。但知道事实真相是要付出成本的。在本案中,检方凭借强制力和技术侦查手段以及会计鉴定,才发现了事实真相。作为普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可能会有个别有心人发现季家父子编织的圈套的蛛丝马迹而予以警惕不敢借款,但上当受骗者还是高达1.5万余户。

⑧ 云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1年1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支付417.21万元和评估费132520元,该笔费用将用于治理被污染的七里湾大龙潭。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自2008年6月在畜牧小区项目的环保治污设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就陆续将承包的养殖用地分割发包给200余户生猪养殖户,并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于被告的环保设施未经环评验收合格,养殖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导致七里湾大龙潭水2009年11月、2010年2月两次爆发污染,经环境监测部门多次抽样检测龙潭水氨氮指标和菌落总数及大肠杆菌等指标严重超标,致使依赖该龙潭水生产、生活的农村、单位人畜无法继续饮用。对法定监测部门昆明市监测中心和嵩明县监测站连续出具的《监测报告》,法院予以采信,确认七里湾大龙潭水水质至今仍然处于污染状态。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灿发

让排污者承担污染责任的途径,过去除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排污者给予行政处罚和加收超标排污费外,对其造成的损害只能由直接受害者通过协商、行政调处、调解、仲裁(只适用于财产损害)和民事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昆明市环保局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和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并最终取得胜诉,让被告企业赔偿417.21万元,并支付损害鉴定评估费132530元。这一诉讼开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开辟了让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损害责任的一条新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对违法排污者的行政处罚限制极严,特别是对于行政罚款,往往都要规定一个罚款的上限。即使是对造成污染事故,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排污者按损失大小的百分比罚款,也要规定一个上限,最初为20万元,后来逐步放宽到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只是最近的立法,才开始逐渐对按损害大小百分比罚款的上限有所松动),这就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而且,行政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也难以完全用于污染治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诉讼,得到的赔偿金纳入专门的环境保护基金,就可以专款专用,避免随便挪用。

当然,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不一定都要行政机关动用行政资源提起民事诉讼,而更多地还是让直接受到污染损害者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然而,就目前来说,由污染受害者提起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往往困难重重。特别是收集证据、进行损害鉴定评估,往往使污染受害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公益诉讼,对受害范围广泛,涉及社会公益的环境损害,由一定的机构、部门、团体、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就是十分必要的。昆明市环保局在该案中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应该说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环境法治发展的大趋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昆明市环保局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该案受理和判决,可以说是对环境公益诉讼和完善环境司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的积极回应。该案的受理、审理和判决将对今后环境司法的改革与机制完善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具有起诉资格的主体应当多样化。除了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外,还应当更多地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间环保组织,甚至热心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的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国家正在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希望该案的实践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法治化起到推动作用。

⑨ 仓央嘉措情诗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见与不见》因电影《非诚勿扰2》而红遍大江南北,一直被认为是六世**仓央嘉措的情诗。2011年10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中作出判决,认定广东女子谈笑靖为这首诗的作者。

谈笑靖起诉称,自己于2007年5月创作了诗作《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又名《见与不见》,并于同年5月15日首发于自己的博客。2011年3月,谈笑靖发现珠海出版社未经许可出版了包括该作品的图书《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并把《见与不见》当作仓央嘉措的作品。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邮件和博客两个证据,可以证明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内容。由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博客或者作品曾被修改,也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涉案作品是他人创作且完成时间早于谈笑靖博客上传作品的时间,法院认定《见与不见》的作者就是谈笑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对本案的事实看起来,是珠海出版社无意中造成著作权的损害后果,但在事实上,无意所为却正是没有尽到必要注意的过失,法院判决珠海出版社承担侵权责任,理所当然。

谈笑靖写出来情诗,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是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作者的创作及发表。著作权的取得不是发表,而是创作出作品。谈笑靖创作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对自己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就依法受到保护。

珠海出版社未经核实,也未征得作者同意,就将谈笑靖的作品收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以讹传讹,继续使用《读者》的错误署名,看似无意,确有过失,当然构成侵权。尽管出版社声称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使用的作品含标点总共才113字,占全书比重0.007%,但是对于谈笑靖的诗作被侵权而言,却是百分之百。

在认定侵权责任包括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责任的时候,过错是核心的要件。在有侵害行为,造成损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审理本案的法院正确认定珠海出版社看似无意但确实存在过失的侵权责任,值得称道。其实,本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张扬作者的著作权。在我国的民事权利保护中,著作权的保护大概属于最为软弱的一个。直至今天,在网络上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侵害著作权,盗版图书、盗版影碟、盗版软件横行于世,很少能够受到侵权责任法的制裁。一些案件起诉到法院,法官对被侵权人层层拷问,侵权人乐享其成,其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如果所有的著作权侵权案件都能够做到本案判决所做的那样,对侵害著作权的侵权人严厉谴责,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⑩ 金华吴俊东超车致人损害案

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一审后却说自己是做好事。2011年12月1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引发网友热议的“吴俊东案”,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

2010年11月23日,被告吴俊东驾驶其父吴秀芝所有的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至瀛洲村时,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由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对向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的正三轮摩托车仍以五挡的车速超车。在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翻车,致车上乘员戴聪球、胡启明先后摔倒。吴俊东超车2至3米后听见胡启明、戴聪球的喊叫,回头看见电动自行车摔倒在地并往前滑行后倒在路边。吴俊东随即停车返回搀扶,戴聪球、胡启明即称吴俊东这么不小心撞倒了他们。此后吴俊东打电话给其父亲,称其出事故了。吴俊东的父亲和村干部戴某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并通过戴某打电话报警,称吴俊东驾车和电瓶车相撞,一人受伤已经送往医院。胡启明、戴聪球被送往医院时,吴俊东的父亲垫付了1000元医药费。

胡启明、戴聪球于2011年3月17日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俊东、吴秀芝赔偿医疗费等共计82742.70元。6月3日,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吴俊东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原告损失,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按70%的比例承担,共计赔偿69602.4元,吴秀芝对于胡启明、戴聪球交强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与吴俊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吴俊东、吴秀芝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8月30日,金华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俊东不服金华中院的终审判决,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12月16日,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立案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做好事受委屈遭错判,刘秋海案、彭宇案、许云鹤案等,在社会上掀起舆论大浪,竟然影响到社会道德水平,临危不敢挺身而出,见死不敢拔刀相助!诚然,在这里一方面确有法官判错案件造成影响的因素,一方面也有当事人撒谎的错判始作俑者。本案的亮点在于,法官在当事人虚假陈述中拨开迷雾,查清案件真相,还事实一个清楚、明白,将谎称“做好事”的肇事者还其真相,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打破了近年来指责法官的一面倒舆论。应该看到的是,在是非面前,法官顾虑重重,不能坚持原则,让做好事的好撒玛利亚人受到委屈,遭受侵权责任的谴责,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对此,法官和法院应当深思,如何才能够排除各种干扰,真正做到依法办案,严肃执法。

更应当看到的是,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掌握好证据法则的尺度。在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的言论不是真实的,虚假陈述常见。法官的职责,就是探求事实真相,正确使用法律。在现实中,司法审判出现刘秋海、彭宇、许云鹤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在适用举证责任上发生了错误。在这些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在原告举证不足的情况下,法官进行推定或者推论,例如既然发生损害事故,被告第一个去救助,就有可能是加害人,不然他为什么会去救助呢?在这样的推论或者推定之下,尽管证据不足,但仍然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酿成了错判,造成公众遇到他人危险不敢挺身救助的恶劣社会影响。

在本案中,面对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却说自己是做好事的抗辩,金华中院查清事实,正确认定责任,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并现场回答记者的提问,使案件事实和性质昭然,百姓的顾虑和怀疑释然,就是正确适用举证责任规则的结果。如此判案,怎么会出现错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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