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五篇材料]

第一篇：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2011年十大反腐典型案件

1、张松坚案：“贪坚强”现象值得警惕

2011年7月6日，安徽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明光市委原书记张松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在这份仅有7页纸的刑事裁定书中，有一句话特别醒目:“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松坚……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且在被审判期间始终拒不供认主要犯罪事实，没有悔罪表现，应依法惩处。”而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对张松坚认罪态度类似的表述，称其“在被审判期间，拒不认罪”。

检察机关指控，自1996年2月至2008年12月，张松坚在任滁州市南谯区常务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和明光市委书记、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企业改制、干部任用、分配安臵、土地转让及开发等领域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423次收受贿赂共计400余万元。

一位检察官说，在近年来安徽被查处的贪官的判决书中，明确表述被告人“始终拒不认罪”、“没有悔罪表现”的，张松坚受贿案恐怕是第一例。所以，像张松坚这样收了400多万元还大呼冤枉的“贪坚强”现象，具有解剖的标本意义，值得人们高度警惕。、张敬礼案：演绎官员出书腐败

据2011年11月20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礼近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控涉嫌受贿罪、诬告陷害罪、非法经营罪。检察机关指控，张敬礼受贿110余万元，非法经营额高达2300万余元，曾指使他人向中纪委及相关领导寄出1300余封诬告陷害他人的信件。

起诉书显示，张敬礼涉嫌受贿4起，共计118万余元。据指控，1

张敬礼于2005年至2010年4月，利用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在广州某公司建设国际医药港项目过程中多次为该公司提供帮助，并于2010年4月向该公司总经理卢某索要38万元。另外3起贿赂均是以销售书籍形式受贿。指控称，张敬礼利用职务之便，在先后为北京朗天投资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提供帮助后，向3家公司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而这部内容涉及延年益寿、治疗各种疾病奇方的书籍《寿世补元》，正是张敬礼本人编著，其定价高达368元。

像张警礼这样出书致富的手法被称为“雅贿”。张敬礼案警示，雅贿已成为贪官受贿的一种新形式，应引起注意。、李继祥案：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一案

2011年9月13日，外逃澳大利亚8年的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臵业公司原总经理李继祥，被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以洗钱罪判处监禁十四年，因利用犯罪收益违反澳大利亚刑法1995第四百章第四条被判处监禁十二年。李继祥转移至澳大利亚的巨额财产，已追回3000余万元。

2003年9月27日，时任佛山市南海区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的李运南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李继祥听到风声，外逃至澳大利亚。南海区检察院反贪局查明，李继祥任职期间与李运南合谋，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挪用南海区政府住房基金4000余万元至香港、澳大利亚等地私用。

2005年10月，广东省检察院正式向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提出个案协查请求。2006年3月，广东省检察院与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就追诉李继祥事宜达成共识。根据澳大利亚诉讼程序，2011年7月20日至8月31日，李继祥案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正式开庭审理。9月13日，此案陪审团裁决李继祥被控罪名成立。

李继祥案是我国与澳大利亚司法机关联手成功追诉外逃贪官第 2

一案，也是不法分子在国内犯罪、在国外被判刑的成功案例，为检察机关办理境外追赃追逃案件探索出一条新路。、李启红案：腐败市长涉足内幕交易

因涉足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而“落马”的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2011年10月27日被广州市中级法院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00万元，没收财产10万元。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及一众同案人员分别获一年零六个月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2011年4月6日，李启红在广州中院受审。据检察机关指控，李启红从中山公用集团原董事长谭庆中处获得该集团资产重组的内幕信息，与亲属利用内幕信息购买股票，账面收益高达1983万余元。此外，她还被指控在2006年至2010年担任中山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收受港币40万元、人民币10万元。

李启红案是一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人员利用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典型案件。此案对一众被告人犯罪主体的认定，为证券监管树立了标杆。但杜绝内幕交易，仍然任重道远。

5、陈怀生案：造假区长犯下串通投标罪

2011年7月25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串通投标罪判处临汾市尧都区原区长陈怀生有期徒刑二十年。

陈怀生捏造假业务、编造假工程、策划假招投标，而大行贪污、受贿之实;召集有关人员密谋策划，编假话、造假象、做假账，制造虚假事件，以应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因此，陈怀生被办案检察官称为“造假区长”。

法院审理查明:陈怀生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公款348万余元据为己有，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89万余元，挪用公款150万元;滥用职权，3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1238万余元的损失;在招投标过程中，采用非法手段，损害了国家、集体、他人合法利益。

在陈怀生涉及的5项罪名中，有一项是串通投标罪。2005年10月，陈怀生在明知王某没有建筑资质并以他人名义参与投标的情况下，仍与王某先后两次串通，内定临汾市新供合商住楼B区工程由王某承建，王某随后找到四家公司为其陪标。在工程评标前，陈怀生让评标委员会成员给王某所挂靠的公司打高分。结果，王某如愿以偿。在陈怀生的策划下，原本公开、公平的另两项工程的招投标也成了“明招暗定”的虚假招投标。

陈怀生案的判决在山西省尚属串通投标犯罪首例判决。此案警示，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坚持依法决策，切实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林某案：苏州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

依据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5月23日转发的中国人民银行、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等7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商业预付卡腐败”被列入反腐整治重点。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法院2011年5月28日通报，该市首起商业预付卡受贿案审结，林某因收受“朋友”赠送的购物卡3万余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林某系苏州某职业学校后勤与基建处负责人。在不久前学校展开的排查廉政风险专项治理活动中，职工反映，林某有收受购物卡的行为，学校纪委对其进行了调查。后来，林某按照购物卡金额退出了3万多元款物，但坚持认为这些购物卡是朋友间的“人情往来”。

法院在审理中认为，林某是在国有公司、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又系受国有事业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林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遂作出上述判决。、高平案：“解脱”之后被行贿人举报

2011年4月15日，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高平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2009年12月底，广西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的高平，出任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除了陶醉于职务的升迁、职权的扩大带来的喜悦外，高平心里还享受着另外一种解脱的快感:她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收受的不义之财应该没人会发现。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是她始料未及的。高平在任自治区人防办副主任期间，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向广西某建筑公司项目承包人黄某索要过40万元，黄某以为送了钱，人防办就能支付拖欠自己的工程款了，可他并未如愿。一怒之下，黄某2010年1月举报了高平。

高平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创下”了两个第一:是广西第一个因职务犯罪“落马”的女厅级干部，也是截至目前广西查处的级别最高的女贪官。

高平从开始时坚守廉洁自律，到后来习以为常地收受甚至索要不义之财，从一个手握重权的大型国有企业董事长，到一个阶下囚，再次给党员领导干部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

8、胡青延案：暴露“三公”消费黑洞

2011年7月8日，浙江省开化县原县长助理、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局长胡青延被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2002年6月，时任开化县原县长助理的胡青延兼任开化县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到任后没多久，胡青延就发现古田山管理局“不差钱”，而且花钱他一个人说了算。因此，他把自家的开销都记在了公家账上:乔迁新居酒宴花费，家中的麻将桌、乒乓球桌，自己的大衣、MP4、出国用的箱包，妻子 5 的香水、轿车装饰费用，儿子的运动鞋等等。甚至连自己打牌所用的赌资也开成茶叶发票用公款报销，几年下来，胡青延仅以打牌发作底费的方式就贪污公款3.53万元。

虽然胡青延贪污公款的数额只有7.8万余元，受贿不到2万元，但是，办案检察官认为，胡青延的落马对于一些视公家钱柜为自家钱包的“一把手”来说，具有极强的警示教育意义。

此案反映出我国目前“三公”消费中存在的不公开、不透明现状并导致难监督、易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公开“三公”开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机会，防止胡青延这类贪官出现。、王长林案：“零口供”照样获重判

2011年3月8日，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管理总部原总经理王长林因贪污公款1100余万元，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王长林不服，提出上诉。9月15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王长林是在其担任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时贪污公款的。法院审理查明，王长林于2002年1月至2004年4月，利用担任财务资金总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在该公司上海复兴东路营业部为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办理人民币1.5亿元国债托管业务过程中，虚构该笔业务系由中间人介绍的事实，指使于水、林跃辉(均另案处理)冒充中间人，以收取中介费的名义，骗取该营业部公款1100余万元。2006年，王长林为掩饰犯罪，指使林跃辉向该营业部退还275万元。

王长林于2009年底被拘后，一直不承认有贪污公款行为，可谓是“零口供”。不过，根据多名证人的证言，法院认定，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决定将国债由银河证券公司托管时，并没有中间人参与，王长林只是推荐了复兴东路营业部，对该笔业务的合作成功 6

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不应以中间人的身份领取巨额中介费。

10、刘江辉案：“亲情反腐”发人深省

2011年7月27日，安徽省宿州市中级法院对该省砀山县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刘江辉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1月7日，刘江辉因贪污公款176万元、受贿1万元、对家庭财产185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被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

2010年2月14日，砀山县一些单位和居民收到了一封举报信，举报时任该县房产局局长的刘江辉有“贪污、受贿、嫖娼”等行为。举报信出自刘江辉的前妻张玉荣和儿子刘真全之手。同年2月22日，砀山县检察院对刘江辉立案侦查。

刘江辉案从一开始，人们关注的既不是案情本身，也不是刘江辉到底有没有问题或有多大问题，而是集中在对前妻携儿举报“他爹”这一类所谓的“家庭反腐”或曰“亲情反腐”现象的追问上。

一位反腐专家指出，这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没有必要硬给其贴上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更不能作为反腐的一种模式而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提倡或反对。惩腐肃贪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群众，依靠制度和监督，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

（据《检察日报》）

第二篇：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成最大老虎

2014反腐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成最大老虎

典型案件十大样本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

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

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第三篇：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2009年反腐典型案件

1、赵仕永案：“温和腐败”发人深省

2009年6月29日，云南省麻栗坡县委原书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政局原局长赵仕永被法院一审以受贿罪、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50万元。法院经审理查明，赵仕永在任职期间，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公款50多万元。

赵仕永的敛财方式有五种:为人提供帮助受贿、利用县委书记的核心权力决策作用收钱、去企业调研捞钱、直接或间接地开口要钱、个人购物公家报销。赵仕永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麻栗坡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的钱，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常行为。直到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他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赵仕永发明了两个词———“暴力腐败”和“温和腐败”。他认为，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他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赵仕永的“温和腐败”论，反映了时下腐败动机的复杂性，貌似搞笑，却值得深思。专家指出，“温和腐败”仍然是腐败。因为“温和腐败”本质上仍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只不过是形式“温和”。“温和腐败”相对于“暴力腐败”，只是形式和手段上的变化，是用表面上的为民办事来掩盖背后的为己牟利，权钱交易的实质没有改变。

2、徐国元案：“草原巨贪”利令智昏

2009年8月21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同庭受审的还有他的妻子李敏杰。她被法院以受贿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法院审理查明:徐国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李敏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1258.17万元，且在2006年6月纪检监察机关开始对其收受别墅一事进行初核后，仍大肆收受他人款物，情节特别严重。徐国元归案前，其家庭尚有1410.6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本人不能说明来源合法。

被媒体称为“草原巨贪”的徐国元，推崇“办事送钱、送钱办事”的潜规则，该办的事没钱他不办，该出面的事没钱他不去。他的自我评价是:“我不是一个昏官，也不是一个庸官，但却因为廉洁问题成了一个出了事的贪官。”然而，司法机关对其犯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他的判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利令智昏必成贪。

徐国元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是迄今为止内蒙古自治区查办的职务最高、案值最大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

3、孙瑜案：上升很快落马也快

2009年8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孙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南宁市中级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没收个人财产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下半年至2006年11月，孙瑜利用其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便利，指使他人虚构项目，共同骗取国家资金共计400万元，其中80万元未遂。2003年底至2007年8月，孙瑜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解决原料供应、审批木材采伐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328万余元。

有媒体称，从一名镇党委书记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孙瑜只用了7年便跨越了5个台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他任自治区副主席时，年仅41岁。而他也成为自1999年以来第4位被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高官。

4、陈同海案：单笔受贿创造纪录

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

陈同海受贿时间跨度长达8年，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1.9亿余元。其单笔最高受贿金额达1.6亿元，创建国以来单笔受贿金额之最。陈同海还创造了“每月交际一二百万元算什么，公司一年上交税款200多亿元”的“名言”。

陈同海的落马，再次暴露出对国企“一把手”监督的软肋，表明健全和完善国企高管权力监督制约体系刻不容缓。

第四篇：2014年盘点典型反腐案件

***。资料图

2014年5月，王岐山在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

王岐山所指的这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再加上去年多个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报告反馈，成为了贯穿在2014年反腐败进程中的一条主线，更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尤其是在当前的反腐形势下，严查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能提振反腐信心，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

No.1 围捕最大“老虎”

典型意义：打破“刑不上常委”的误区 代表案件：***案

众所周知，就反腐大势看周案，早已震慑天下官员，影响深远。12月5日，***被移送司法，流传多年“刑不上常委”的江湖传说就此作古。

围捕***，中央纪委给各地纪委上了一堂生动的“打虎课”。先是查处他在地方工作时的一大批贪腐“嫡系”，再是“石油帮”的轰然倒塌，紧接着政法系统的“小弟”们、贴身秘书们。在剪断外围羽翼后，***的多名亲属也先后落网，最终形成对他的合围。

再看***的所作所为，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已格格不入，尤其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泄露党和国家机密”，让人触目惊心。

***以及腐败下属们热衷拉山头、搞宗派、划地域，由此组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山头式腐败泛滥，对于这种“山头主义”、“圈子文化”正是实施重点打击的对象。

No.2 晋官难当，山西塌方

典型意义：当前反腐的多个样本聚合

代表案件：令计划领衔的团伙腐败案

冬至夜，令计划落马。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随即发文称，在这两年的“山西反腐记”中，隐隐看出，令计划便是那个“坐在腐败阵营中军帐中的执牛耳者”。

山西官场的顽疾，早已深入骨髓。盘根错节的各种圈子、家族腐败、畸形政商关系、红极一时的“政治明星”被查、纪检干部“灯下黑”、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山西反腐的身上似乎具备着今年反腐重点的多个剧本。年内已经落马的山西高官金道铭、令政策、申维辰、陈川平、白云等人，相互之间的交集，更是给人莫大想象空间。令政策落马时，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写了一篇评论，标题叫《朝里有人也不灵》。

有人猜测，令计划的倒台，会不会是山西反腐的终结。这显然是片面之辞。廉政瞭望在2014年做过两期封面策划《晋官难当》和《重振山西》，提出从十八大后一系列反腐举措来看，反腐从未设立过底线和禁区，只要有情况，肯定是一查到底。就山西反腐进程而言，家族腐败、连环落马„„公众们看得“热闹”，背后则是中央整治山西官场顽疾和重建山西的苦心。

No.3 军中反腐，号角嘹亮

典型意义：去军队反腐神秘化，拿下“硬骨头”

代表案件：徐才厚案、**案

去年是甲午年，总书记多次提到，甲午战争为中华民族的剜心之痛，甲午战争也恰恰是败于军中腐败。反腐强军，军队改作风反腐败在去年呈现了以上率下、层层紧压态势。

有种传统观念认为军队以稳定为主，轻易不会由人事异动或者其它因素造成震荡。而今年以来的“军中打虎”，由**这个“中老虎”到徐才厚这个“大老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说明在“稳定大如天”的军队系统，从来就不会容忍腐败。

在总政出台的新古田会议精神解读文件中谈到，要以大案要案牵出的问题为线索一查到底，不仅要拔出“萝卜”，还要洗去“泥”。可以预见，包括军队系统在内，反腐败战场还将持续深入向前推进。有专家预测，也许还会有更大的“老虎”被拿下。

No.4 省级“山头”，轰然倒塌 典型意义：前省委书记落马对应一地官场的“差序格局”

代表案件：苏荣案、白恩培案以及牵出的两省多起大要案

苏荣和白恩培这两个人，有着很多共同点。都是曾出任过多个省份的“一把手”，执政经验可谓丰富，任期届满后都到全国人大或政协出任新职，他们的相关线索都来自于中央巡视组，案发前后均引发了当地多名副省级干部和厅级干部落马。

以苏荣为例，先是有江西三名省部级官员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接连“出事”，辅之坊间关于苏荣及其家人的种种负面传闻，中央在江西“打虎”进度走向纵深。苏荣6月14日被宣布受查，让江西官场那只“悬着的靴子”落地。在云南，也先后有沈培平、孔垂柱、张田欣3名副省级官员身败名裂。

这样的腐败，已经具有集团腐败的性质，且是基于利益而非志趣结成同盟的官场“山头”，大行投机主义。据媒体报道，云南官场如同一张网，各个“山头”之前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单线条的，里面充满了买官卖官和明争暗斗。

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干部们怎么能放开手脚去干工作，更遑论造福人民了。专家指出，严查苏荣、白恩培等案件，也表明了中央对净化地方政治生态的决心和力度。

No.5 “政治明星”，能人腐败

典型意义：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代表案件：万庆良案、毛小兵案

去年落马的一干所谓“政治明星”中，大多都是“年纪轻轻”就执掌了重要岗位，自我感觉良好，平时在公众面前也是竭力展现出自己的“能干”和“亲民”。年轻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仕途太顺并非是绝对的好事。有的人本身意志不强，也缺少实践和思想的磨砺，走起路来难免漂浮。

2014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等省会城市的毛小兵、万庆良相继落马，这些干部均历经党政多岗锻炼，后者更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江苏的李连玉、蒋国星等曾担任过县委书记职务的落马官员，也被一度视为是“明星”、“能人”。中央第十二巡视组在江苏的巡视报告中就指出，当地“能人腐败”问题突出，要求深刻总结教训，在选人用人上摆正“德”与“能”的关系。

廉政瞭望曾专门分析过，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中央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防止重要岗位上的“边腐边升”。

No.6 “天下第一司”的“人去楼空”

典型意义：失控的绝对权力危害

代表案件：价格司窝案、魏鹏远案

发改委价格司因掌控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诸多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定价权，被称为“天下第一司”。

据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日前介绍，2014年最高检共查办发改委受贿案11案11人，其中价格司有5人，偌大的价格司领导层仅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上述5名官员出事前，几乎都以改革派形象示人，他们正是以改革的名义，走进了利益的棋局，并最终在其中迷失。

此外，同属于一个系统的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更是因为家中被搜出2亿元现金，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这种“审批崩塌式腐败”的背后，正暴露了目前某些部门审批权过大、过于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审批公章俨然成为少数官员的摇钱树。在2014年反腐风暴背景下，国家发改委（包括国家能源局）是目前落马官员最多的部委。这让外界再次看到，绝对的权力被人滥用，会导致怎样的后果。

No.7 “下山老虎”末路

典型意义：打翻“退休保险箱”

代表案件：阳宝华案、赵少麟案

武侠小说中，武林中人退隐时常公开举行“金盆洗手”的仪式，想表明自己弃刀封剑，以此来求得远离是非全身而退。不少贪腐官员往往也抱着“只要退出就不会再生事端”的侥幸心理，以为退休就进了“保险箱”。很显然，这一如意算盘在去年彻底落空。

除了***、徐才厚这些“特大下山老虎”外，中央纪委对省部级的“下山老虎”的查处力度，在去年也得到空前加强。如果说前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阳宝华在去年案发，仍属于时间“较近”的话，那么曾服务过3任省委书记，退休已8年的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麟的落马，足见中央反腐的纵深。

按理说，一定级别的官员在官场上关系网本就庞大，十八大之后查处的“下山老虎”，不少就是在查新案时带出的“旧案”，新旧案一起查，也再次表明了反腐没有禁区和休止符。

No.8 严查“不收手不收敛”

典型意义：防止腐败增量，使之不敢腐

代表案件：谭力案、韩先聪案

年末，在中央纪委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万庆良顶风吃喝的天价会所，而在实际案件的查处中，还有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海南省原常务副省长谭力、被查当天手机信息显示还有两场饭局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韩先聪，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的一名交通部副部长。他们都属于中央纪委要严查的“不收敛、不收手”干部。

有的人心存侥幸心理，他们仍然有着“隔墙扔砖头”的心态，砸住谁谁倒霉。这种心理好似一堵“障眼墙”，能遮了他们的双眼；再就是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惯性心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多年做下的“事”，一旦发于东窗，必定插翅难逃。他们已经在贪腐路上走得太远，不能回头也无法回头，于是硬着头皮走向深渊。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就曾感慨：“从最近查处的案件来看，有的人还不收敛、不收手，令人震惊。”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

No.9 小官巨腐之“虎蝇”

典型意义：“苍蝇”的负能量，有时不亚于“老虎”

代表案件：马超群案

恐怕谁都想不到，刷新全国“小官”贪腐记录的，是一个并没有掌握太多行政资源的科级干部：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

大家知道，供水属于垄断行业，马超群作为一个区域的供水公司总经理，相当于一人掌握了一个区域的供水资源权力，不过上亿的涉案金额仍然让人吃惊。

更触目惊心的还在后头。据《学习时报》统计，自2013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开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案总金额高达22亿元，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案件有12起。

查处马超群这样的“腐败标本”的意义在于，让公众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贪官腐败涉案金额不在于级别有多高，而在于其权力有多大，其手里有没有掌握大量资源。严查小官巨腐，是因为他们目标小，隐蔽性强，又发生在群众身边，影响恶劣。

No.10 消灭“灯下黑”，管好“自己人”

典型意义：自我净化，清理门户

代表案件：魏健案、曹立新案

荀悦在《申鉴·政体》中说：“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意思是说善于用禁令治理社会的人，必然自己先按禁令要求自己，然后才能要求别人。

历来，监督最怕“灯下黑”，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王岐山说过：“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2014年以来，已经有多名与中央纪委有关的官员被查，包括曾在中央纪委任职多年的金道铭，中央纪委委员申维辰和梁滨，中央纪委原四室主任魏健、监察专员曹立新。据《财经》报道，魏健曾利用职务之便，向***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纪委反腐没有“特区”，消灭“灯下黑”是反腐“大手笔”的应有之意。

此外，对纪委干部在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处罚上，也做到了一视同仁。12月，江苏泰州市姜堰区纪委公款消费的“内部账”被人“晒”在了网上，其中大部分消费都是原姜堰纪委书记栾立平个人接待或“送人”用的，引发网民“围观”。这本身就说明，纪检监察机关并非天然的“避风港”或“保险箱”，和其他官员一样，纪检监察干部也不具备天生的“免疫力”，需要更加从严要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八大细节

2014年的反腐风云际会之间，留下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会场被带走的黯然、断崖式的跌落、忏悔的眼泪、烧坏的点钞机„„从这些细节中，可以一窥中央反腐的决心和贪官的下场。

反腐细节一：官员会场被带走现场

会场是官员日常工作里的必由之所，如今，去开会却不再那么例行公事、心安理得。对于“心中有鬼”的官员而言，会场无异于“雷区”，说不准哪天踏进去就出不来了。

去年6月27日下午召开的广东省省委会议，给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个会上，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被纪检工作人员当众带走，令在场的同僚无比震惊，而一张疑似其被带走的“现场直播”照片则引发疯转。虽然后来照片被辟谣，但也可见公众对“打虎”的关注。

前一秒还高坐在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的官员，突然就成了反腐典型。一出出剧情反转、狗血一地的官场现形剧相继上演。被同样的方式带走的还有河北省人大原常委梁树林和刘学库、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等等。

这样的节奏让还安坐于会议席的很多官员惶惶不可终日了。为了确保自己不是“一去不返”，一名官员开会前专门向“大师”请教，待“大师”称没事后才安心出门。谁曾想人算不如天算，刚一到场就被抓。

反腐细节二：通报上的“通奸”

野心勃勃、“多情”的官员往往要被欲望的火把自己给烧着。2014年的贪官辞典里，“通奸”这个自古就隐晦的词被一再提及，十分刺眼。

在刑法及相关法律中，一般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党纪严于国法，不洁身自好的党员干部必然要受到党纪惩戒。

而经济上的腐败往往与生活中的腐化“孪生”。有媒体统计，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以来，至少有30名以上落马官员因“通奸”被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多名高官。落马官员生活作风腐化的比率奇高。

“通奸”并非是落马男性官员的专属，11月26日，官方对山西两名女官员的通报中，首次采用了“与他人通奸”字样。此举引发争议：是否涉嫌隐私？事实证明，对于堕落腐化，不注重自身品行修为的官员，法纪面前不分男女，坚决通报和处理，纵然颜面无存，亦是咎由自取。

反腐细节三：当庭忏悔

2014年，声泪俱下地当众忏悔成了“时髦”，能与一干吸毒、卖淫的劣迹艺人相“媲丑”的，要属贪官了。

9月24日，河北廊坊市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站在被告席上的刘铁男容色憔悴，数度痛哭流涕。然而错已犯，刑已判，再声泪俱下的忏悔，也难逃法律的制裁。忏悔中，刘铁男痛心“因为自己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历来贪官都是害己害人，可惜不到最后的审判，少有人能有这样的觉悟。

同样在当庭忏悔中声泪俱下的，还有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内蒙古自治区原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等。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接受调查期间写出了万字悔过书，深刻剖析自己堕落的过程。

而当初在台上风光无限，今日阶下囚声泪俱下忏悔，身份和形象的落差的两重天，对于目睹其忏悔的官员们来说，亦是冲击。

然而，信任一旦被撕破，即便痛哭流涕，也有被当成作秀的嫌疑。与其落马后每天活在忏悔自责中，不如两袖清风，每天睡安稳觉来得实在。

反腐细节四：被烧坏的点钞机

点钞机，这个本身就带着悲情色彩的商品——被卖了还要帮人数钱，在2014年，又无辜躺枪，跟贪官扯上了关系。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时，在其家中发现上亿元现金，16台点钞机点算赃款，当场烧坏4台！有网友脑洞大开，算了一笔账，1亿现金假如都是百元大钞，连起来总长度约合155千米，是北京五环路全长的1.5倍。

超越群众想象力的贪腐案件还不是个例，不久，东莞市人大原副主任被带走时，家中赃款清点花了整整12小时，又有3台验钞机“光荣牺牲”。

这一台台烧坏的点钞机，在刷新贪腐金额上限的同时，也刷新着群众的心理底线，心惊的同时，也让人心寒。

钱可以烧掉点钞机，还可以烧掉官员的身家性命，一旦深陷贪婪泥潭，便难以自拔。家里放着上亿元现金的贪官们，难得睡一个安稳觉，如今在高墙之内，终于可以踏实地做梦了吧。反腐细节五：点名道姓曝光

2014年，中央纪委网站成为问题官员的“曝光台”，这一年里，以实名、实衔“荣登”中央纪委网站的官员名单有一长串。

在这之前，一些部门和单位在公开批评或公开通报案件时，常常充斥着“某某部门”、“某某领导”等语焉不详的字眼，通报批评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对此现象，王岐山强调：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他还指出，对存在的问题要敢于瞪眼、敢于红脸，从严执纪、不留情面。

这一年，“不点名”式通报批评成为过去式。

对违纪违法行为实行点名道姓曝光，将不法行为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压力，让被曝光者受到震慑，也让其他人受到教育。

毫不留情的点名道姓，使违规违纪的处理更具体、更透明，无形中提高了官员的违纪成本，对当事者而言是深刻的惩戒，对其他官员则是生动的警示：违纪时不知收手，被曝光时遑论颜面！

反腐细节六：断崖式降级

2014年频频出现的“断崖式降级”，让违纪官员饱尝“坐过山车”的滋味，从出门前呼后拥、专车接送的省级、厅级“一降到底”成为“坐冷板凳”的科员，巨大的心理落差、从前的下属成为领导的尴尬，都令违纪官员们“吃不消”。

遭遇级别“跳水”的，有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从副省级连降七级到科员；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连降四级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委原委员、常务副专员蒙志鹏，由副厅级降为主任科员，等等。

“断崖式降级”意味着什么？专家分析，之前通常的“免职”处理仅仅免掉了官员的职务，但级别没有变动，权力、待遇等都没有变化，这让其一旦有机会，又可以“死灰复燃”。但降级则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旦官员的级别降低，则只能从头开始。

有网友调侃，这一招，将在官场潜心耕作大半生的官员“打回原形”，辛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风险，值得官员们三思而后行。

反腐细节七：中央纪委网站“几时见”

12月25日公布的网络舆情形势分析披露，2014年网络舆情热点“首曝媒体”TOP10名单上，中央纪委网站排名第9，这是近年来官方网站首次上榜。

这一年，中央纪委网站因频频曝光贪腐官员，而成为众多网络热点的“发源地”，登陆各大媒体头条，并被网友总结出了“周一见”、“周五见”、“下班后见”等“爆料”规律。

将自身定位为公共舆论传播平台的中央纪委网站，灵活运用传播规律，连续几周在周五公布最新案情后，就被敏感的媒体和网民发现了“规律”，并且开始定时守候，而这种“点击期待”也迅速地成为一个公共话题，进一步扩大了网站的影响力。

相继被发现的“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起床反腐”等，成为人们看待中央纪委反腐决心的一个全新视角。

统计发现，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大部分都是在晚上(下班后)公布，其中又有近一半是在周末。这是因为秉行“打虎不过夜”，当天处理当天公布，而周末休息日，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关注。

在中央纪委网站不停歇的更新状态中，人们看到了中央反腐和净化风气的决心，也在这些持续的行动中，增强着对于反腐和反“四风”的信心。

反腐细节八：官员自杀 自杀年年有，今年格外多。据统计，2014年官员自杀超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任何一年，官方认定的就已超过40起。

是什么让官员们走上了不归路？在官方说法上，或因抑郁症，或因多种疾病缠身，或因工作压力过大，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据媒体统计，有近三成的官员自杀发生在被调查前后，他们在自己即将“被带走”之前选择“自行了断”。比如，湖北省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得知将在参会时被带走，在参会前跳楼身亡，遗书中称“对不起组织”。另外一些并未公布原因，比如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徐业安，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媒体爆出其贪污问题。

分析显示，自杀官员中基层官员多，正职官员占比高。年龄集中在40岁至60岁之间，多数正值壮年。自杀多采取自缢、跳楼等方式。

在廉政瞭望《公务员健康报告》中曾提到，35%的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晋升压力、问责压力、腐败问题等，都成了压力的来源。而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决心和力度，力推境外“追逃追赃”等一系列行动，客观上断了众多腐败分子的后路。

有人说，自杀者往往抱着“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的念头，然而死后追责机制让“牺牲”的意义失效，对自杀官员，既不会听之任之，也不能不了了之。

一了难百了。

于仕途，导致官员走上歧途的是细节的失守；于中央，反腐要行之有效需要细节的落实；于体制，值得反思的也是细节的完善

第五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txt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发布时间： 2011-01-06 09:05:08------------------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３０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１５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４．０６５亿元和２４５４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１１４２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１６１５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１００％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２８．３％，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３０余万蔗农、２２６０名糖厂职工、４１０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１９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２２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１８７１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８２％。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６３．５吨、雷管１９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

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来源： 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