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第一篇：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法院公布“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证监会、国税局、交通队、铁道部、教育部等成为被告 政府部门有

胜有负 本报记者 李罡

自古中国“刑不上大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行政诉讼法》。从1989年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案件的审理几乎多数处于媒体报道的“禁区”。而随着依法治国步伐的加快，昨天———

案例一：退回A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海南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决：确认中国证监会退回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判决后，证监会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案例二：“泛美卫星”诉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向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对中央电视台与泛美卫星公司签署〈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的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通知》，通知认定：依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央视所支付的费用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确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根据该协定，应在我国缴纳部分所得税。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要求央视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并认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缴纳的150余万美元预提所得税，应由中央电视台依法代扣代缴。美国泛美公司不服，向国税总局对外分局提出复议，对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决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北京国税总局319号《通知》；

二、驳回泛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终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泛美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该案涉及国际间使用通讯卫星费用性质的确定，涉及涉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协定、涉外电信管理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此类案件当时在国际上仅有两例起诉。一中院依据国际条约和我国税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案例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规范交管拖车

2001年3月1日14时左右，北京方正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刘燕燕，将其所驾驶的小客车停放在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内。值勤民警用清障车将刘燕燕的车辆拖至西城区月坛桥下。西单交通队依据有关规定，对刘燕燕处以5元罚款。刘燕燕不服该决定，向西城交通支队申请复议。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仍决定对刘燕燕罚款5元。刘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诉。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维持西城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处罚违法停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该司法建议认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实施拖曳违章车辆的执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执法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建议其予以改进。交通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点评：一中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据不完全统计，一中院近年来共发出各种司法建议近100份，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四：河北律师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北京铁路局等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35岁的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认为，该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铁路法》、《价格法》有关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铁道部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未召开听证会。乔占祥认为该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对乔占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占祥不服，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请求判决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并对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一中院于2001年11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此次春运票价上浮行为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2年2月27日，市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点评：该案的意义不在于原、被告谁输谁赢，而在于价格听证制度被广泛关注。同时通过该案的审理，有力地推动了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虽然1997年颁布《价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价格听证会制度，但实际上中央一级的价格听证会从未召开过。该条法律的实施因从未有人提出质疑或提起监督而似乎被人遗忘，成为摆设，直到此案才引起人们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广泛关注。在此案一审过程中，国家计委即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2002年1月12日国家计委依照上述听证程序，首次举行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案例五：地址搞错证书寄丢专利权人获国家赔偿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上未公告联系人事项，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专利权人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2003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书，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行为违法,赔偿原告王向东经济损失3354.5元。

2001年2月27日，王向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一种名称为“滚动式拖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于王向东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因此在填写申请人地址一栏时，王向东将北京的一位亲戚的姓名、地址写上，在联系人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夏某某转王向东”。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后，于2001年12月授予专利权，并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进行了公告，公告的专利权人地址上删去了“夏某某转”的字样,并于2001年11月27日将专利权证书寄出。一直没有收到专利证书的王向东,多次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询问，才得知是由于知识产权局在邮寄专利权证书时没有将联系人夏某某的名字写上，致使被告将原告的专利证书寄丢。2003年7月，原告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并索赔相关经济损失。

点评：此案中，法院首先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未公告联系人事项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为来京解决问题及进行相关诉讼，确实支付了一定的交通、食宿、检索、打印复印和邮寄等费用，酌情确定了赔偿数额，依法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大学讲师状告教育部高校依法享有职称评定自主权

武汉一名大学讲师因学校职称评审而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一案，在立案阶段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2003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原告讲师败诉。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讲师王晓华,因其在学校举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未通过副教授的资格评审，认为学校在资格评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教育部又对其提出的行政复议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因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

法院审理后认定：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评聘委员会认定王晓华在学校没有主持或参加过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不符合有关政策中副教授任职资格。而王晓华认为其符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该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故多次向湖北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等部门反映、检举。2003年1月21日，王晓华向教育部递交了“行政复议及检举信”。2003年2月21日，教育部针对王晓华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后王晓华将教育部起诉到北京市一中院。

法院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评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华中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有权对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进行审定，该行为属于高等学校行使自主权的范畴。依法判决：维持被告教育部作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驳回原告王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评定职称属高校自主权的范畴，学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应该支持。法院依法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不应延伸到此范畴内。该案的判决结果对全面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案例七：女主持家属告了消防局行政败诉为民事胜诉打底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主持人沈旭华在张生记餐厅吃饭时误入施工区域，失足坠楼死亡。其夫喻建华向法院起诉北京市消防局未尽消防验收责任。2003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喻建华的起诉。

北京张生记餐饮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于2002年4月开业。经法院调查，2002年4月，北京市消防局对浙江大厦裙房验收合格后，作出京消验字（2002）第121号验收的意见，认为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楼梯满足安全疏散要求，被确认为安全出口。喻建华以市消防局违法发放消防验收意见书，致使未完工的建筑投入使用，造成沈旭华死亡为由诉至法院。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沈旭华并非因发生火灾或启动消防系统及设施等原因导致的死亡，其高坠死亡的地点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此次消防验收的范围，故沈旭华之死与消防验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喻建华应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沈旭华之死而引起的相关纠纷。此后不久，朝阳法院判决张生记餐饮公司等对沈旭华之死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共赔偿沈旭华家属30余万元。

点评：这是一起涉及公安消防验收行政许可行为的案件。该案的正确裁判为后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民事赔偿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案例八：减肥药含有违禁成分生产厂家状告卫生部

原告广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生产厂商。2002年12月4日，国家卫生部认为健柏堂牌减肥胶囊中含有法律禁止添加的“芬氟拉明”、“吗吲哚”成分，因此作出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以被告所做撤销通知认定事实有误，起诉至一中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知。

法院查明，2002年2月6日，被告经审查向原告颁发了保健食品证书。同年7月10日，湖南省卫生监督所在对该省长沙市的灵通保健品商行进行检查时，抽取了“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经检验，该产品中含有“芬氟拉明”、“吗吲哚”等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成分。后国家卫生部又委托体育总局检测中心对“健柏堂牌减肥胶囊”样品进行了检验，结果再次证实该样品含有违禁成分“芬氟拉明”和“吗吲哚”。经听证，被告认定含有违禁成分的“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系原告生产，遂作出前述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经审查，于2003年4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卫生部的撤销通知。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卫生部一审胜诉。

点评：本案涉及减肥产品生产许可的行政管理问题。减肥产品涉及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国家对此从严进行管理，体现了卫生行政部门既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也对生产厂家负责的工作态度。法院的判决有力地支持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案例九：国内厂商起诉专利复审委法院依法支持国外当事人

2002年5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告了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第三人日本摩托车生产厂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于2002年9月13日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受理后，于2003年3月作出宣告原告专利无效的决定。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一中院审理认为，专利复审委所作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是正确的。法院判决维持了专利复审委的上述决定。

点评：本田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案，法院判决支持了外国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体现了对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贯彻了WTO的原则。案例十:“奔驰”诉商评委商标不显著法院不支持

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原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四起商标行政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因其申请注册的四个图形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而败诉。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于2000年10月向商标局提出四个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因该四个图形与汽车散热格栅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商标局驳回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注册申请。原告不服，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商评委作出驳回复审决定。2003年8月，原告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的驳回复审决定。

一中院认为，原告申请的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使用在汽车等商品上，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具有商标的显著性。故依法判决维持被告商评委的驳回复审决定。

点评：该案涉及奔驰汽车生产厂商，系外国著名公司。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所谓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从总体上具有独自特征，并能与他人使用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商标相区别。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因其没有显著性而败诉。

■编后

今天，本报集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结的10大行政案件以飨读者。这些案件有的过去曾经报道过，有的是首次披露。据我们了解，集中公布10个“民告官”的案件，在北京的法院系统还属首次。那么对于过去一直被搁臵在“敏感区”的行政案件，为什么现在可以集中推出？记者采访得知：首先是法院公开审判，已经给行政案件的“阳光披露”提供了可能；其次，随着法治的进步，老百姓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对政府依法行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度；第三，恐怕还有政府的自信力大为增强，现在的法治环境让集中披露行政案件从“禁区”走向可能。所有这些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吗？

第二篇：北京第一中院公布该院“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北京第一中院公布该院“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导读：本文为您提供北京第一中院公布该院“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相关的法律知识，并对行政处罚，行政诉讼及举证责任等内容进行解读，欢迎浏览。

<最专业的律师在线咨询网站--九问律师网为您提供行政诉讼方面的知识，如果您遇到行政诉讼方面的问题可以进行免费法律咨询。

今天，本报集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结的10大行政案件以飨读者。这些案件有的过去曾经报道过，有的是首次披露。据我们了解，集中公布10个“民告官”的案件，在北京的法院系统还属首次。那么对于过去一直被搁置在“敏感区”的行政案件，为什么现在可以集中推出？记者采访得知：首先是法院公开审判，已经给行政案件的“阳光披露”提供了可能；其次，随着法治的进步，老百姓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对政府依法行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度；第三，恐怕还有政府的自信力大为增强，现在的法治环境让集中披露行政案件从“禁区”走向可能。所有这些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吗？

案例一：退回A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海南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决：确认中国证监会退回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判决后，证监会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

案例二：“泛美卫星”诉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向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对中央电视台与泛美卫星公司签署〈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的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通知》，通知认定：依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央视所支付的费用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确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根据该协定，应在我国缴纳部分所得税。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要求央视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并认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缴纳的150余万美元预提所得税，应由中央电视台依法代扣代缴。美国泛美公司不服，向国税总局对外分局提出复议，对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决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北京国税总局319号《通知》；

二、驳回泛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终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泛美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该案涉及国际间使用通讯卫星费用性质的确定，涉及涉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协定、涉外电信管理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此类案件当时在国际上仅有两例起诉。一中院依据国际条约和我国税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案例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规范交管拖车

2001年3月1日14时左右，北京方正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刘燕燕，将其所驾驶的小客车停放在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内。值勤民警用清障车将刘燕燕的车辆拖至西城区月坛桥下。西单交通队依据有关规定，对刘燕燕处以5元罚款。刘燕燕不服该决定，向西城交通支队申请复议。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仍决定对刘燕燕罚款5元。刘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诉。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维持西城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处罚违法停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该司法建议认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实施拖曳违章车辆的执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执法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建议其予以改进。交通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点评：一中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据不完全统计，一中院近年来共发出各种司法建议近100份，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四：河北律师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北京铁路局等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35岁的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认为，该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铁路法》、《价格法》有关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铁道部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未召开听证会。乔占祥认为该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对乔占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占祥不服，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请求判决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并对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一中院于2001年11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此次春运票价上浮行为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2年2月27日，市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点评：该案的意义不在于原、被告谁输谁赢，而在于价格听证制度被广泛关注。同时通过该案的审理，有力地推动了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虽然1997年颁布《价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价格听证会制度，但实际上中央一级的价格听证会从未召开过。该条法律的实施因从未有人提出质疑或提起监督而似乎被人遗忘，成为摆设，直到此案才引起人们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广泛关注。在此案一审过程中，国家计委即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2002年1月12日国家计委依照上述听证程序，首次举行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案例五：地址搞错证书寄丢专利权人获国家赔偿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上未公告联系人事项，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专利权人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2003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书，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行为违法,赔偿原告王向东经济损失3354.5元。

2001年2月27日，王向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一种名称为“滚动式拖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于王向东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因此在填写申请人地址一栏时，王向东将北京的一位亲戚的姓名、地址写上，在联系人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夏某某转王向东”。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后，于2001年12月授予专利权，并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进行了公告，公告的专利权人地址上删去了“夏某某转”的字样,并于2001年11月27日将专利权证书寄出。一直没有收到专利证书的王向东,多次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询问，才得知是由于知识产权局在邮寄专利权证书时没有将联系人夏某某的名字写上，致使被告将原告的专利证书寄丢。2003年7月，原告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并索赔相关经济损失。

点评：此案中，法院首先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未公告联系人事项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为来京解决问题及进行相关诉讼，确实支付了一定的交通、食宿、检索、打印复印和邮寄等费用，酌情确定了赔偿数额，依法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大学讲师状告教育部高校依法享有职称评定自主权

武汉一名大学讲师因学校职称评审而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一案，在立案阶段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2003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原告讲师败诉。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讲师王晓华,因其在学校举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未通过副教授的资格评审，认为学校在资格评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教育部又对其提出的行政复议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因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

法院审理后认定：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评聘委员会认定王晓华在学校没有主持或参加过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不符合有关政策中副教授任职资格。而王晓华认为其符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该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故多次向湖北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等部门反映、检举。2003年1月21日，王晓华向教育部递交了“行政复议及检举信”。2003年2月21日，教育部针对王晓华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后王晓华将教育部起诉到北京市一中院。

法院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评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华中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有权对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进行审定，该行为属于高等学校行使自主权的范畴。依法判决：维持被告教育部作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驳回原告王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评定职称属高校自主权的范畴，学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应该支持。法院依法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不应延伸到此范畴内。该案的判决结果对全面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案例七：女主持家属告了消防局行政败诉为民事胜诉打底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主持人沈旭华在张生记餐厅吃饭时误入施工区域，失足坠楼死亡。其夫喻建华向法院起诉北京市消防局未尽消防验收责任。2003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喻建华的起诉。

北京张生记餐饮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于2002年4月开业。经法院调查，2002年4月，北京市消防局对浙江大厦裙房验收合格后，作出京消验字(2002)第121号验收的意见，认为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楼梯满足安全疏散要求，被确认为安全出口。喻建华以市消防局违法发放消防验收意见书，致使未完工的建筑投入使用，造成沈旭华死亡为由诉至法院。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沈旭华并非因发生火灾或启动消防系统及设施等原因导致的死亡，其高坠死亡的地点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此次消防验收的范围，故沈旭华之死与消防验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喻建华应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沈旭华之死而引起的相关纠纷。此后不久，朝阳法院判决张生记餐饮公司等对沈旭华之死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共赔偿沈旭华家属30余万元。

点评：这是一起涉及公安消防验收行政许可行为的案件。该案的正确裁判为后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民事赔偿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案例八：减肥药含有违禁成分生产厂家状告卫生部

原告广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生产厂商。2002年12月4日，国家卫生部认为健柏堂牌减肥胶囊中含有法律禁止添加的“芬氟拉明”、“吗吲哚”成分，因此作出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以被告所做撤销通知认定事实有误，起诉至一中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知。

法院查明，2002年2月6日，被告经审查向原告颁发了保健食品证书。同年7月10日，湖南省卫生监督所在对该省长沙市的灵通保健品商行进行检查时，抽取了“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经检验，该产品中含有“芬氟拉明”、“吗吲哚”等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成分。后国家卫生部又委托体育总局检测中心对“健柏堂牌减肥胶囊”样品进行了检验，结果再次证实该样品含有违禁成分“芬氟拉明”和“吗吲哚”。经听证，被告认定含有违禁成分的“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系原告生产，遂作出前述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经审查，于2003年4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卫生部的撤销通知。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卫生部一审胜诉。

点评：本案涉及减肥产品生产许可的行政管理问题。减肥产品涉及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国家对此从严进行管理，体现了卫生行政部门既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也对生产厂家负责的工作态度。法院的判决有力地支持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案例九：国内厂商起诉专利复审委法院依法支持国外当事人

2002年5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告了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第三人日本摩托车生产厂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于2002年9月13日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受理后，于2003年3月作出宣告原告专利无效的决定。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一中院审理认为，专利复审委所作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是正确的。法院判决维持了专利复审委的上述决定。

点评：本田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案，法院判决支持了外国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体现了对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贯彻了WTO的原则。案例十:“奔驰”诉商评委商标不显著法院不支持

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原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四起商标行政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因其申请注册的四个图形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而败诉。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于2000年10月向商标局提出四个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因该四个图形与汽车散热格栅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商标局驳回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注册申请。原告不服，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商评委作出驳回复审决定。2003年8月，原告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的驳回复审决定。

一中院认为，原告申请的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使用在汽车等商品上，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具有商标的显著性。故依法判决维持被告商评委的驳回复审决定。

点评：该案涉及奔驰汽车生产厂商，系外国著名公司。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所谓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从总体上具有独自特征，并能与他人使用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商标相区别。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因其没有显著性而败诉。

第三篇：3.1一起典型的行政处罚“民告官”案件2010.9.15-2200

一起由行政处罚引起的“民告官”案件

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行政处罚争议案件，原告秦大树（被处罚人）在一、二审判决中败诉，再审时中院请示到高院，高院又请示到最高院。最高院答复：处罚所依据的地方性法规超出了上位法的规定，应当适用上位法。由此，在经历了复议、一审、二审、申诉、再审、两级请示、最高院答复等过程，此次“民告官”案件终于胜诉。从1999年6月行政处罚做出，到2003年6月最高法院做出答复，足足经历了四年的时间。

1.行政处罚的做出

秦大树是一名个体工商户，其持有工商营业执照，主要经营范围为植物油加工，经营方式为加工、收购、销售。1999年6月24日，秦将自己加工的2吨桐油从丰都县运往重庆出售。途径涪陵乌江大桥时，被涪陵区林业局执法人员拦截检查。检查中发现秦所运桐油未办理运输证，遂当即扣留了该批桐油。次日凌晨，在完成调查取证程序后，林业局做出了没收该批桐油的行政处罚规定。6月28日，秦向涪陵区林业局缴清了该批桐油的变价处理款，该局为秦办理了运输证，同意将桐油运走。

林业局作出上述行政处罚决定的理由是：《重庆市林业行政处

罚条例》1（以下简称《条例》）授权市林业局制定林产品目录，市林业局遂以渝林资[1999]13号文件形式确定了林产品目录。根据该文件，桐油系林产品，应当办理运输证。秦大树无证运输桐油，依《条例》可以没收该批桐油。

秦大树不服该行政处罚决定，向重庆市林业局申请复议，重庆市林业局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涪陵区林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2.一、二审判决维持处罚决定

秦大树起诉至涪陵区法院，请求撤销涪陵区林业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审认为：原告无证运输桐油，其行为违反了《条例》的规定，被告作出的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遂于1999年11月11日判决维持被告作出的林罚字第[1999]5号行政处罚决定。原告秦大树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三中院。

二审认为：秦所运桐油属规定的林产品，应当依法办理运输证。涪陵区林业局以秦无运输证运输规定的林产品为由，对其作出没收桐油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遂于2000年3月9日判决驳回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1998年1月21日颁布，1998年3月1日实施。《条例》于2001年

修订，2002年1月1日实施。上诉，维持原判决。

3.申诉复查决定再审

秦大树不服一、二判决而申诉到市人大，市人大内司委向三中院发出了督办函。三中院遂对本案进行了复查，复查意见有两种：

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二、秦大树虽未办理运输证，但并无过错，因为丰都县林业局未贯彻执行渝林资[1999]13号文件，秦不知道运输桐油需要办理运输证。因此可对本案进行再审。三中院审委会经讨论，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

4.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再审中，市三中院就如下两个问题请示到重庆市高院：

一、秦大树无证运输的合法产品，是否属“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

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中限定，“没收”只能是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条例》第5条也规定没收非法财物，但该条例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中规定：对规定林产品无运输证的，予以没收。如何适用该条例第五条和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该案是市人大评议三中院时提出的督办案件，高院在办理该案时走访了市人大内司委。他们认为重庆市制定的两个规定，即《条例》和渝林资[1999]13号文件规定的“林

产品目录”均不合理，与上位法有冲突，应当适用上位法对该案进行改判。

5.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与理由

经讨论，高院倾向性意见是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及涪陵区林业局对秦大树作出没收其无证运输的桐油的处罚决定。理由如下：

（1）、《条例》与《行政处罚法》是相抵触的

《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条例》第一章总则第5条也规定没收非法财物，而该条例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规定林产品无运输证的，予以没收。无证运输规定林产品的，构成非法运输，但行为人运输的林产品是否就是“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则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行为人对所运的物品享有合法的所有权，就不能因其非法运输而将该林产品视为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由此可知，遵照该条例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对无证运输规定林产品的就予以没收，则可能没收了行为人的合法所得与合法财物。因此，《条例》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扩大了没收的范围，与《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及该条例第5条是相抵触的。

(2)、秦大树无证运输的桐油不属于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 秦对该批桐油享有合法的所有权，秦无证运输桐油，只能认定为非法运输，而不能将该批桐油认定为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综上所述，由于《条例》分则第22条与《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及《条例》总则中第5条是相抵触的，而按照上位法优先于下位法、总则优先于分则的法律适用原理，因此应当适用《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及《条例》第5条，而不能适用《条例》分则第22条。秦大树虽然无证运输规定的林产品，构成非法运输，但其所运的桐油并非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故不得直接予以没收，因此再审应撤销一、二审判决和行政处罚决定。

6.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

综上所述，对该案原告秦大树无运输证运输合法所有的林产品可否界定为行政处罚法第8条(三)项所规定的“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是审理该案的关键，对此问题的认识将影响到该案件的实体处理，鉴于本院审判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故向最高法院请示。

7.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

2003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答复：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11条第二款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对违法行为已经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必须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规定”的规定，《重庆市林业行政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款第(一)项关于没收无规定林产品运输证的林产品的规定，超出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规定的没收的范围。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行政案件时，应当适用上位法的规定。

第四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txt女人谨记：一定要吃好玩好睡好喝好。一旦累死了，就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泡咱的男朋友，还打咱的娃。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发布时间： 2011-01-06 09:05:08------------------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

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３０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１５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４．０６５亿元和２４５４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１１４２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１６１５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１００％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２８．３％，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３０余万蔗农、２２６０名糖厂职工、４１０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１９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

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２２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１８７１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８２％。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６３．５吨、雷管１９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

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来源： 人民法院报

第五篇：2011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药家鑫肇事后捅死伤者案

药家鑫涉嫌在驾车肇事后将伤者捅死一案，经媒体报道后备受社会关注。2011年3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20日22时30分许，被告人药家鑫驾驶红色雪弗兰小轿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倒。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妙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妙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二人。

4月22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45498.5元。

药家鑫不服，提出上诉。

5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依法裁定驳回药家鑫上诉，维持原判。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药家鑫案本身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复杂的案件，但随着媒体的介入，药家鑫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论。药家鑫案之所以备受关注，除被告人开车不慎将被害人撞到之后不仅不进行救助反而对其连捅数刀而导致被害人死亡这一恶劣的情节之外；还有药家鑫本人“农村人难缠”的杀人动机，使得农村人与城市人出现了地域上的身份对立；再加之部分媒体对药家鑫涉嫌“官二代”、“富二代”身份的渲染；这些加剧了民众的愤怒情绪，促成了一股强大民意的形成，以至于在药家鑫被判处死刑之后，在网络上出现了公众叫好的现象。

实际上，隐藏在该案背后的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媒体与司法、民意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药家鑫案之所以典型的重要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都提倡司法公开，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媒体监督司法其本质就是公民参与司法的过程，媒体介入的时间、方式如何把握，才能实现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司法？就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在审理故意杀人、伤害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中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都强调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法第6条依靠群众原则的体现，即司法应当尊重民意，允许公民参与并表达意愿。就当下我国而言，加强公民的参与，尊重民意对于化解司法信任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也要注意协调好公民参与与审判独立的关系问题，毕竟只有理性、有序的公民参与才能真正提高司法的公信与权威。如何通过公民有序、理性地参与司法来分担法院与法官的所承受的维护司法公信与权威的重任，将他们从目前司法公信力已经饱受质疑的情况下解脱出来，是一个兼具实践与理论价值的重大课题。

② 河南“瘦肉精”案 2011年7月25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分别公开开庭审理了两起涉“瘦肉精”刑事案件，并分别以犯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对8名被告人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被告人刘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奚中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肖兵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判处被告人陈玉伟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被告人刘鸿林因有重大立功表现，且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沁阳市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被告人王二团有期徒刑六年，判处被告人杨哲有期徒刑五年，判处被告人王利明有期徒刑五年。

宣判后，被告人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王二团、杨哲、王利明均不服，提出上诉。

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瘦肉精”案被告人刘襄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一案公开开庭宣判，依法驳回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同日，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二团等玩忽职守案进行二审宣判，依法驳回王二团、杨哲、王利明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8月11日，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第二批“瘦肉精”案，韩文斌等7名被告人以非法经营罪分别被一审判处一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别处以罚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河南瘦肉精案中的主犯等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等不同刑罚之后，尽管各种声音不绝于耳，但总体上看，多数人对此还是持肯定意见的。因为，正如所说，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被告人定罪量刑，并从重从快打击，充分发挥了司法保障食品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职能。此案向社会昭示：沉疴还需猛药，乱世须用重典。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容侵犯，任何人不管是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身试法，都必将受到司法的严厉惩处。

但是，即便如此，本案判决当中所显现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仍然会引起人们关注。即刑法应当如何在保护民生上积极作为？

在法治社会，刑法所具有的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历来都是处于紧张冲突关系。近代以后，刑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刑法既是利益保护法，也是人权保障法，即刑法既有保护合法利益的机能，也有保障人权的机能，二者之间处于对立关系。过分强调对合法利益的保护，必将对侵害合法利益侵害的处罚无条件地正当化，招致对加害人人权的侵犯；相反地，过于重视保障加害人人权的话，就会招致犯罪的增加，难以对合法利益进行保护。而上述任何一种局面的出现，都会使人们失去对刑法的信赖，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如何协调刑法保护利益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关系，是当今刑法学上的基本问题。对“制造、销售瘦肉精”的行为处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判处极刑，正好就是这种冲突的鲜活体现。

在食品安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当今，生产、销售瘦肉精，危害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肯定是一种极其恶劣的危害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但在法治社会，不管怎么恶劣的行为，其处罚都必须依法进行。

③ 腾讯QQ诉360不正当竞争案

2011年4月26日，北京腾讯科技有限公司诉“360隐私保护器”侵权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停止发行使用涉案“360隐私保护器”，删除相关网站涉案侵权内容，公开致歉并赔偿原告损失40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同时，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还对QQ软件进行了一定数量的评价和表述。这些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和表述来评价QQ软件。这些表述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了商业诋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QQ与360发生冲突，顿时风云滚滚，硝烟弥漫，看得人眼花缭乱。经法院裁断，抽丝剥茧、迷雾散去，真相还原，还了被告一个清白。这个案件告诉我们的结论是，企业竞争必须有序进行，违反竞争规则必然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认定360侵权的主要根据是两点：第一，“360隐私保护器”对QQ2010软件监测提示的可能涉及隐私的文件，与客观事实不符。第二，在“360隐私保护器”界面用语和360网站的360安全中心等网页中对QQ软件进行的评价和表述，使用了“窥视”、“为谋取利益窥视”、“窥视你的私人文件”等词语，属于采取不属实的表述事实、捏造事实的方式，具有明显的不正当竞争的意图，损害了原告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商业诋毁。据此法院判令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及三际无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是完全正确的。

诚然，互联网企业在发展中，竞争激烈，适者生存，不能经得起竞争考验者，必然退出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发展，竞争推动科技进步，互联网何尝不是如此？但是，对于正当的商业竞争，法律依法保护，超出正当竞争的范围，以侵害竞争对手的民事权利为方法，就不再是正当竞争，也不再受到法律保护，而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审理本案的法院对此旗帜鲜明，拨开迷雾，还其事实的本来面目，确认在竞争中的不正当竞争侵权责任，让360吃了败诉的官司，承担了侵权责任。这就是商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必然后果。

④ 河南“天价过路费案”重审

2011年12月15日，引发全国关注的“天价过路费案”在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重审，法院依法对“时军锋、时建锋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四名被告人分别被以诈骗罪、伪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初，被告人时军锋通过武警干部李金良、张新田取得了伪造的武警部队车辆号牌、武警部队车辆行驶证、驾驶证、士兵证及作废的武警部队派车单等物品。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时军锋使用上述假牌证及两辆货车，经由郑尧高速部分路段运送河沙。运行过程中车辆多次被查扣，由李金良、张新田出面协调，使得两辆货车顺利通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5月4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共计2363次，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492374.95元。

被告人时建锋在明知拉沙车辆所用武警部队车辆号牌、证件等均系伪造的情况下，从2008年10月底开始全面参与沙场经营活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08年11月1日至2009年1月1日，悬挂武警号牌的两辆货车在郑尧高速公路通行，骗免高速公路通行费计117660.63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被告人因为偷逃过路费而被判无期徒刑，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第一次，由此引发了社会对过路费的收费标准、计算方法，以及法院的量刑等问题提出了强烈质疑。如同当年的许霆案因其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引发广泛质疑一样，这两起案件法官在量刑时都有机械照搬法律条文的嫌疑，所不同的是在该案再审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于2011年3月1日发布，并自2011年4月8日起施行。正是由于这一司法解释将《刑法》第226条规定的犯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从20万元提升至50万元，所以才有再审时该案在认定被告人诈骗数额49万多元的情况下按照诈骗“数额较大”规定，最后被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避免了像许霆案那样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再报最高法院核准的情形，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天价过路费再审案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点：第一，指控数额从一审的368万多元变成49万多元；第二，主犯从一审的哥哥时建锋变成弟弟时军锋；第三，被告人刑期从一审的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一至七年不等刑罚。除主犯变更这一因素外，该案真正引发社会关注的是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在一审后的一个代表性质疑就是“时建锋自己说获利只有20多万，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量刑是不是重了？”虽然天价过路费案已经审结，但是该案中涉案数额的巨大变化而导致被告人刑期的重大变化值得进一步思考，这也是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难点问题：即在定罪没有疑问的情况下，如何对被告人判处适当的刑罚，做到罪刑相适应，在社会上最为关注的量刑均衡问题上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这就需要使用量刑证据来查清量刑事实，通过量刑证据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从而提高量刑的公信力。

⑤ 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滥用职权并贪污受贿近两亿，被称为“房多、钱多、女人多”的“许三多”。2011年5月12日，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此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许迈永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国有资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许迈永为徇私利，不正确履行职权，违规将土地出让金返还企业，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许迈永受贿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故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许迈永判处并核准死刑。

7月19日上午，许迈永被执行死刑。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黎 宏

在我看来，许迈永被处死刑，一方面是其罪有应得，另一方面也是我国近年来实施的以高压态势惩治官员腐败的一个体现。在我国现阶段，尽管对官员的腐败案件适用死刑，是否合适，学界存有不同看法，但党和政府以死刑严厉惩治贪官污吏的决心和力度从未动摇。在去年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八）》中虽然取消了十多种犯罪的死刑，但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却一个也没有取消。不仅如此，近年来，每年总有一两个相当级别的贪腐高官被判处死刑，就是其体现。

但是，倚重严刑峻法改变社会一般民众所普遍反映强烈的干部贪腐现象，其效果到底如何，历来就被人们所追问。历史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了我国封建史上最为完备、最为严厉的反贪制度和刑罚，甚至使用了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等特殊手段，但最终还是落了个“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夕犯”的空悲切。我国建国以来，自张青山、刘子善之后，尽管死刑高悬，但贪腐现象并未消除。上世纪80年代，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被判处死刑，曾经轰动一时。进入21世纪之后，尽管我们一连处决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六名副部以上级别的高官，但似乎很难触动人们内心，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现象值得人们深思。我们过于注重对贪腐个案的处理，而忽视了对产生贪腐个案环境的治理。许迈永从1995年第一次利用房地产牟利之后，十几年间，一边在腐败，一边被提拔，这种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目前所存在的人大、纪检、监察等众多的监督部门能够发挥作用，提醒或者制衡他，恐怕他也不至于落到现在这样的结局。

多年前，我在研究单位犯罪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是：解决我们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许多不令人满意的问题，主要不是靠聪明的人，而是要借助良好的制度，这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在一个团体之内，没有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好人也会成为坏人；相反地，有良好的制度作保障的话，坏人也不至于明目张胆地使坏。愿许迈永案能让我们再次意识到这一点。

⑥ “股市黑嘴”汪建中获刑七年

2011年8月3日，“股市黑嘴”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法院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汪建中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25亿余元。据了解，这是我国首例以操纵证券市场罪判处的案件。

法院经审理查明：现年43岁的汪建中是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1月9日至2008年5月21日间，汪建中采取先买入工商银行、中国联通等38只股票，后利用首放公司名义通过新浪网、搜狐网、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介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并在股票交易时抢先卖出相关股票，人为影响上述股票的交易价格，获取个人非法利益。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在首放公司推荐股票的内容发布后，相关38只股票交易量在整体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上涨，汪建中采取上述方式操纵证券市场55次，累计买入成交额52.6亿余元，累计卖出成交额53.8亿余元，非法获利共计1.25亿余元归个人所有。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汪建中先买入股票，后通过媒体对外推荐其先期买入的股票，再抢先卖出这些股票，构成了“抢帽子交易操纵”行为。根据证监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试行）》，“抢帽子交易操纵”是指：证券公司、证券咨询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者持有相关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的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55次，非法获利1．25亿余元，但其受到的处罚却远不止于这1.25亿元。证监会对其的行政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并处以罚款1.25亿元（参见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08]42号），再加上法院判处的1.25亿元罚金，汪建中除了吐出非法所得1.25亿余元外，还被罚了2.5亿元，可谓得不偿失。这也足见管理层坚决打击股市违法犯罪行为的决心。

国外一些国家如美国，对证券欺诈的法律制裁是非常严厉的，如麦道夫被判150年监禁，罚款和罚金很高。此外，欺诈者还会受到集体诉讼的惩罚，需要对股民付出天价的赔偿款。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除了加大欺诈者的违法成本外，还应从制度建设上为投资者挽回损失。具体而言，我国应建立集团诉讼制度，鼓励投资者向欺诈者索赔；应建立“投资者公平基金”制度，将违法所得和罚款、罚金归入“投资者公平基金”而不上缴国库，公平基金应分配给受损的投资者。

在我国股市低迷不振的今天，投资者希望看到的不仅仅是违法犯罪分子受到处罚身败名裂倾家荡产，更希望看到国家呵护稚嫩脆弱的中国股市，处处为中小投资者切实利益着想而不断采取的实际行动。证券监管部门应保持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欺诈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⑦ 浙江“银泰集资诈骗案”

2011年5月14日，丽水“银泰集资诈骗案”历时三天庭审，在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结束。季文华、季林青、季胜军、季永军、周望慧、尹温和等被告人被指控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涉案金额逾55亿元，涉案集资户达1.5万余户。

11月7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抽逃出资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季文华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林青、季胜军被判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季永军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望慧、尹温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分别被处罚金10万元和50万元。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郭 锋

据检方指控，2003年后，季文华等6人隐瞒亏损真相，通过高价竞买土地和媒体宣传等方式，制造公司盈利假象，以开发房地产项目为由，采取由个人出具借条，各公司担保形式，以1.5%至2.5%月利率，在浙江丽水、衢州以及湖南株洲等地，向不特定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集资。经司法会计鉴定，除一个房地产项目外，被告人所经营的其余房地产项目，均为亏损。55亿元集资款，虽然是以银泰公司各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名义筹集的，但实际上投入房地产的资金极少，47亿元被用于还本付息。在房地产项目未盈利的状况下，靠集资款的后款还前款。集资款中，有7450余万元被季家父子四人用于个人挥霍。

我国一直屡禁不绝的非法集资事件，实际上暴露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在多头监管的情况下，没有任何部门对非法集资实施有效监管。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往往对非法集资视而不见，任其发展，甚至有的官员及其家属卷入其中。季家父子以1.5%至2.5%月利率，即18%至30%的年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不少已经超出了司法部门规定的利率的四倍，已构成“高利贷”。

对民间融资进行疏导、管理，向投资者提示风险，应当是对待民间融资的正确选择。建议政府部门改进监管方式，实施民间融资的登记制。登记制是解决借款人与融资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方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能有效解决高利贷、非法集资问题。试想，如果社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他们还敢借款给季家父子吗？肯定不敢。但知道事实真相是要付出成本的。在本案中，检方凭借强制力和技术侦查手段以及会计鉴定，才发现了事实真相。作为普通公众，知道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可能会有个别有心人发现季家父子编织的圈套的蛛丝马迹而予以警惕不敢借款，但上当受骗者还是高达1.5万余户。

⑧ 云南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1年1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判决被告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向“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支付417.21万元和评估费132520元，该笔费用将用于治理被污染的七里湾大龙潭。

法院经审理认为，二被告自2008年6月在畜牧小区项目的环保治污设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就陆续将承包的养殖用地分割发包给200余户生猪养殖户，并签订了承包合同。由于被告的环保设施未经环评验收合格，养殖废水渗入地下水系统，导致七里湾大龙潭水2009年11月、2010年2月两次爆发污染，经环境监测部门多次抽样检测龙潭水氨氮指标和菌落总数及大肠杆菌等指标严重超标，致使依赖该龙潭水生产、生活的农村、单位人畜无法继续饮用。对法定监测部门昆明市监测中心和嵩明县监测站连续出具的《监测报告》，法院予以采信，确认七里湾大龙潭水水质至今仍然处于污染状态。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灿发

让排污者承担污染责任的途径，过去除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违法排污者给予行政处罚和加收超标排污费外，对其造成的损害只能由直接受害者通过协商、行政调处、调解、仲裁（只适用于财产损害）和民事诉讼的途径加以解决。昆明市环保局作为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起诉昆明羊甫联合牧业有限公司和昆明三农农牧有限公司等两家公司，并最终取得胜诉，让被告企业赔偿417.21万元，并支付损害鉴定评估费132530元。这一诉讼开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先河，开辟了让排污单位承担污染损害责任的一条新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对违法排污者的行政处罚限制极严，特别是对于行政罚款，往往都要规定一个罚款的上限。即使是对造成污染事故，导致重大经济损失的排污者按损失大小的百分比罚款，也要规定一个上限，最初为20万元，后来逐步放宽到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只是最近的立法，才开始逐渐对按损害大小百分比罚款的上限有所松动），这就使得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不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而且，行政罚款作为财政收入，纳入一般财政预算，也难以完全用于污染治理。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诉讼，得到的赔偿金纳入专门的环境保护基金，就可以专款专用，避免随便挪用。

当然，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不一定都要行政机关动用行政资源提起民事诉讼，而更多地还是让直接受到污染损害者提起环境民事诉讼。然而，就目前来说，由污染受害者提起环境民事损害赔偿诉讼，往往困难重重。特别是收集证据、进行损害鉴定评估，往往使污染受害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公益诉讼，对受害范围广泛，涉及社会公益的环境损害，由一定的机构、部门、团体、组织提起公益诉讼就是十分必要的。昆明市环保局在该案中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应该说是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环境法治发展的大趋势。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昆明市环保局的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对该案受理和判决，可以说是对环境公益诉讼和完善环境司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若干意见》规定的积极回应。该案的受理、审理和判决将对今后环境司法的改革与机制完善产生积极影响。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全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具有起诉资格的主体应当多样化。除了环保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外，还应当更多地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民间环保组织，甚至热心环境保护公益事业的个人，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国家正在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进行修订，希望该案的实践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法治化起到推动作用。

⑨ 仓央嘉措情诗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见与不见》因电影《非诚勿扰2》而红遍大江南北，一直被认为是六世**仓央嘉措的情诗。2011年10月19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在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中作出判决，认定广东女子谈笑靖为这首诗的作者。

谈笑靖起诉称，自己于2007年5月创作了诗作《班扎古鲁白玛的沉默》又名《见与不见》，并于同年5月15日首发于自己的博客。2011年3月，谈笑靖发现珠海出版社未经许可出版了包括该作品的图书《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并把《见与不见》当作仓央嘉措的作品。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邮件和博客两个证据，可以证明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内容。由于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博客或者作品曾被修改，也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涉案作品是他人创作且完成时间早于谈笑靖博客上传作品的时间，法院认定《见与不见》的作者就是谈笑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对本案的事实看起来，是珠海出版社无意中造成著作权的损害后果，但在事实上，无意所为却正是没有尽到必要注意的过失，法院判决珠海出版社承担侵权责任，理所当然。

谈笑靖写出来情诗，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是自己的作品与读者见面，这是一个作者的创作及发表。著作权的取得不是发表，而是创作出作品。谈笑靖创作出来自己的作品，就对自己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就依法受到保护。

珠海出版社未经核实，也未征得作者同意，就将谈笑靖的作品收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以讹传讹，继续使用《读者》的错误署名，看似无意，确有过失，当然构成侵权。尽管出版社声称在其出版的文集中使用的作品含标点总共才113字，占全书比重0.007%，但是对于谈笑靖的诗作被侵权而言，却是百分之百。

在认定侵权责任包括侵害著作权的侵权责任的时候，过错是核心的要件。在有侵害行为，造成损害结果以及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只要行为人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审理本案的法院正确认定珠海出版社看似无意但确实存在过失的侵权责任，值得称道。其实，本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张扬作者的著作权。在我国的民事权利保护中，著作权的保护大概属于最为软弱的一个。直至今天，在网络上侵害著作权的行为比比皆是，几乎所有的网站都在侵害著作权，盗版图书、盗版影碟、盗版软件横行于世，很少能够受到侵权责任法的制裁。一些案件起诉到法院，法官对被侵权人层层拷问，侵权人乐享其成，其结果是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如果所有的著作权侵权案件都能够做到本案判决所做的那样，对侵害著作权的侵权人严厉谴责，中国的著作权保护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⑩ 金华吴俊东超车致人损害案

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一审后却说自己是做好事。2011年12月19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引发网友热议的“吴俊东案”，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

2010年11月23日，被告吴俊东驾驶其父吴秀芝所有的普通正三轮摩托车行驶至瀛洲村时，在超越前方同向行驶的由胡启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时，对向有一黑色轿车快速驶来，吴俊东的正三轮摩托车仍以五挡的车速超车。在超车过程中，胡启明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翻车，致车上乘员戴聪球、胡启明先后摔倒。吴俊东超车2至3米后听见胡启明、戴聪球的喊叫，回头看见电动自行车摔倒在地并往前滑行后倒在路边。吴俊东随即停车返回搀扶，戴聪球、胡启明即称吴俊东这么不小心撞倒了他们。此后吴俊东打电话给其父亲，称其出事故了。吴俊东的父亲和村干部戴某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并通过戴某打电话报警，称吴俊东驾车和电瓶车相撞，一人受伤已经送往医院。胡启明、戴聪球被送往医院时，吴俊东的父亲垫付了1000元医药费。

胡启明、戴聪球于2011年3月17日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吴俊东、吴秀芝赔偿医疗费等共计82742.70元。6月3日，婺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由吴俊东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先行承担原告损失，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限额部分，按70%的比例承担，共计赔偿69602.4元，吴秀芝对于胡启明、戴聪球交强险赔偿范围内的损失与吴俊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吴俊东、吴秀芝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8月30日，金华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吴俊东不服金华中院的终审判决，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12月16日，金华市人民检察院作出不立案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曾几何时，做好事受委屈遭错判，刘秋海案、彭宇案、许云鹤案等，在社会上掀起舆论大浪，竟然影响到社会道德水平，临危不敢挺身而出，见死不敢拔刀相助！诚然，在这里一方面确有法官判错案件造成影响的因素，一方面也有当事人撒谎的错判始作俑者。本案的亮点在于，法官在当事人虚假陈述中拨开迷雾，查清案件真相，还事实一个清楚、明白，将谎称“做好事”的肇事者还其真相，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打破了近年来指责法官的一面倒舆论。应该看到的是，在是非面前，法官顾虑重重，不能坚持原则，让做好事的好撒玛利亚人受到委屈，遭受侵权责任的谴责，这是社会不公正的表现。对此，法官和法院应当深思，如何才能够排除各种干扰，真正做到依法办案，严肃执法。

更应当看到的是，要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掌握好证据法则的尺度。在民事诉讼中，很多当事人的言论不是真实的，虚假陈述常见。法官的职责，就是探求事实真相，正确使用法律。在现实中，司法审判出现刘秋海、彭宇、许云鹤等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官在适用举证责任上发生了错误。在这些案件中，基本上都是在原告举证不足的情况下，法官进行推定或者推论，例如既然发生损害事故，被告第一个去救助，就有可能是加害人，不然他为什么会去救助呢？在这样的推论或者推定之下，尽管证据不足，但仍然判决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酿成了错判，造成公众遇到他人危险不敢挺身救助的恶劣社会影响。

在本案中，面对超车撞人后返回救人却说自己是做好事的抗辩，金华中院查清事实，正确认定责任，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过PPT展示该案相关证据材料，介绍案件事实和裁判依据，并现场回答记者的提问，使案件事实和性质昭然，百姓的顾虑和怀疑释然，就是正确适用举证责任规则的结果。如此判案，怎么会出现错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