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十大经典案件

第一篇：2012十大经典案件

盘点2012年中国十大经典案件

2012年已经谢幕。回首2012，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是“十二·五”的承上启下之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也是82宪法实施30周年。为了留住2012年法治前进的脚步，“法学前沿问题研讨会”本学期第三期研讨，在何士青教授的指导下，从过去一年浩如烟海的法治事件中特别挑选出10个具有制度意义和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来进行探讨和总结。期望能从中窥见今日中国之现状，感受到中国法治的明天。

本次研讨遴选出的十大年度经典案件分别是：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部分涉及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吴英集资诈骗案、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温岭幼师虐童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毒胶囊”系列案件。

一、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

【案情】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查明，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四项罪名追究刑责。

【点评】由于王立军的“临门一脚”，还踢飞了一起涉外杀人案件的盖子，昔日的“铁血警魂”、“唱红打黑英雄”转眼间变成了“阶下囚”。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王立军案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政法官员特别是政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完善法律思维，提高遵法、守法的素养，进而成为执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机关的官员都不执法、不守法，甚至戏弄法律，将法律视作儿戏，国家法律还

谈何尊严？人民的权利还做何保障？此案虽然是公开审理，然而当事人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关系仍然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这是不是又一场包涵政治含义的审判？还是有网友坦言的仅仅是一个“高官落马后需要的一个在法律面前低头的仪式”？

二、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

【案情】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许云鹤案事发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

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时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应该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但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还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法制社会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发表“反面言论和信息”为由，判处劳教两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20日，法院公开宣判因任建宇起诉超过法定期间，裁定驳回其起诉。11月29日，任建宇上诉，要求法院认定劳教决定违法，12月28日，二审上诉开庭并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点评】任建宇案与唐慧案在今年引发了对于劳教制度的大讨论。对于劳教制度的诸多批评由来已久。以前尚且停留于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问题，而任建宇一案的发生则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担忧，即劳教制度很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外特权。无论是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出发，还是从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有权机关都应当立即着手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修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另外社会媒体现在经常以案件为契机，来宣传并推动某些制度改革。这种方式现在已经日益走向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继续担当中国民意与法制的桥梁。任建宇被释放是好事，但希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希望该案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此类有疑问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复查，还无辜当事人以自由，对责任方予以追究。同时也希望，“任建宇”们所付出的代价，能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有

所推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这些劳教制度改革试点的信号不断传出，希望早日能看见实质性的推动。

四、吴英集资诈骗案

【案情】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承诺付以高额利息，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由，先后从11人处筹得人民币7.7亿元。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于偿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购买房产、车辆和个人消费支出。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将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死缓的终审判决。【点评】吴英一案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深刻的讨论，堪称普通案件演变为法治事件的典范。对民间金融放开与进行立法监管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相关的法律修改与制订工作却迟迟未能确立，一方面是默认其存在，一方面又是严刑打击，使得社会陷入不确定性的心理危机之中。对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客观上形成了维护现有垄断体系，维护国有金融体系利差所带来高额利润的现状。如学界人士所呼吁，诈骗该入罪，但非法集资罪名则可休矣。同时，当国有金融体系中那些非法占有公众或公共资金多达上亿元的官员们仍可免于死刑之时，类似吴英这样的民间金融麻烦制造者为何又以极刑震慑之？吴英的命运已经与民间借贷紧紧地栓在了一起，对于吴英个人而言，死缓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终审，但是对于民间借贷市场而言，改革才刚刚起步。吴英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但是民间借贷市场依旧形势严峻，或许这就是有人说的：“趋势和愿望有时是相反的”。关于吴英案的后续，如吴英案的“案中案”问题及对罪犯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等，可能还会持续发酵。

五、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称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不予公开。2012年10月9日，刘艳峰分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和新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及安监局不予公开信息行为违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点评】这一案件可以说是近年来公民意识觉醒与“微博反腐”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网络反腐通常都以扳倒腐败官员为结果，而在这起案例中，作为在校学生的刘艳峰穷追不舍，要求公开涉事官员工资，而这远比扳倒腐败官员本人更重要。公开官员工资，可以让公民了解官员的工资构成，更有助于公民判定官员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具有了对官员工资的知情权，那我们离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也就更近了一步。借用当事人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不仅仅关注杨局长个人的处理，还要更多去关注官员工资公开制度的推进。那样的话，即便贪官不微笑，他也逃不了”。

六、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陆良化工厂将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区，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库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同年8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委托公益律师前往调查取证，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曲靖市环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至24日，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此后，本案在法庭组织下进入调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环保厅对被告的历史铬渣治理工作通过了阶段性验收。12

月28日，在法庭组织下，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草案：被告愿意承担环境侵权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同时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内的公众监督及第三方审核。

【点评】环保意识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与2012年发生在启东、什邡等地的以环保为动因的群体集会不同的是，云南曲靖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选择了公益诉讼，通过司法寻求正义。这些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诉讼今年也正好呼应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内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因为欠缺具体的法律规定，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明确，对于侵害公共环境权益的案件不能提起公益诉讼，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生态环境也不能得到应有地保护。不少污染纠纷因不能及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有的甚至成为污染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舆论称，“该案的成功立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这意味着公益诉

讼终于开始破冰。”但是，公益诉讼依然处在摸索阶段，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还必须克服法律专业人员稀少、经费短缺、取证困难等诸多障碍。因此，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证评估费、律师费、调查费等；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建立鼓励性措施，使得公益机构保持持续的诉讼热情等等。总之，民事诉讼法修订已经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七、温岭幼师虐童案

【案情】2012年10月24日当天，网络上流传一张幼儿园女教师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学生照片。后查明，颜某自2010年在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工作以来，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待，并拍照取乐。而在颜某的空间里，被网友搜出的有关幼儿园照片多达702张，不少是虐童的照片。其中一张图片说明为“活该”，当有网友评论建议她“删掉这些照片”时，她回复称：“没事”。网上流传的用双手拎起幼童双耳照片，是今年10月上旬，颜某在实施该行为时，要求同事童某帮助拍摄的。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当事老师颜某即被辞退，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点评】我们在迷茫，一个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幼儿教师为何以虐待儿童为乐？虽然案件已过去，但其罪

名引发很多社会争议，“为何不是故意伤害或虐童罪”而是定“寻衅滋事罪”？国内以前虐待儿童的案例除非打死打伤否则罕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因为刑法中没有专门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定性也是模糊的，如要启动刑事追诉程序需要找罪名，通常司法机关懒得找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此次浙江温岭警方是个例外，不但主动去找罪名，而且还找到了，尽管这个罪名有些争议。在国外，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压线，而在我国则是一条虚线——虽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且处罚疲软。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其身体伤害通常不严重而心理、精神伤害尤其是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性并确立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为必然层出不穷。温岭虐童事件性质之恶劣超出常人忍受的限度，足以引起有孩子在幼儿园就读家长的恐慌，警方打破虐童非死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惯例是值得期待的，期待此案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死伤后果的情况下追究虐待儿童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判例。关于寻衅滋事罪名，温岭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观上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客观上有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但至少也有两点牵强：殴打对象是特定关系人——学生;行为实施地为相对封闭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还是儿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会管理秩序，但这已是相对最合适的罪名及可基本成立的罪名。但是温岭虐童案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当

事人的隐忧也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口袋罪名”的威力——尽管用这个“口袋罪名”来装颜艳红这样的人多少有些快意人心。在复杂的心情中，我们也还是要祈祷刑法中的“口袋罪名”不要随便装人。当然，除了法律上的思考外，我们也应看到对于“黑幼儿园”与“黑幼师”这一现象的监管失范以及如何加强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八、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装分子枪杀，2011年10月15日中国成立湄公河案专案组，负责调查此案。2012年5月，专案组将制造湄公河惨案、盘踞“金三角”地区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抓获。2012年11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两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在中国法院依中国法律判决的案件。

【点评】一直以来，受到种种原因约束，如司法协助等国际合作方面的障碍等，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的大案要案，并没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那样，顺利地由中国

司法机关实质行使司法管辖权。也因为如此，此案最终形成的主犯糯康被判处死刑，使得此案成为我国司法主权的第一案。在国际化时代，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域外权利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湄公河惨案的侦办与审理堪称完美，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国际司法合作的经典之作。

九、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案情】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只是一个赖昌星。终于回到他的原点厦门，回想十多年前，是多么风光于沿海的他，外国潜逃日子过的很潇洒吗？无疑赖昌星案件的终结昭示着赖昌星走私时代的彻底结束。反思厦门“远华案”，它将为我们今后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启示。腐败大部分都因经济活动而起，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反对腐败，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制约和消除腐败，只有这

样，才能重树法律在全社会的权威，重树百姓的清廉信仰。另外，这一事件无疑对众多外逃的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人员敲响了警钟，更彰显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十、“毒胶囊”系列案件

【案情】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本期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鞣制剂，因此这样制成的胶囊，往往重金属铬超标。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针对此事件，2012年4月21日，卫生部要求毒胶囊企业所有胶囊药停用，药用胶囊接受批批检验。2012年4月22日，公安部通报，经调查，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

【点评】从硫磺熏制生姜是行业潜规则，到潲水油炼制食用油成油脂行业潜规则，再到这次有毒工业明胶生产药品胶囊成该行业的潜规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有多少潜规则在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常言道：“是药三分毒”。可是现在的药，已何止是三分毒。食品安全法律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第二篇：十大热点案件

前言

今年年初，我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对2000年热点民事案件的点评，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年，编辑又约请我对今年的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我从今年媒体上报道的热点民事案件中，筛选出了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十件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应当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和点评，纯粹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也都是依据媒体的报道，不一定完全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因此，我把案件的当事人和时间、地点都隐去，只就简要的事实进行点评，立意在于说明法理和观点。如有不当，请有识之士指正。

第一案 最具创意的判决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东省某市中学生齐某参加中专考试，被一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齐某所在的中学既未将考试成绩通知齐，也未将录取通知书送给齐某本人，却送给了与齐某同一届的另一名学生陈某。陈某即以齐某的名义读完中专，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工作，其在人事档案中也一直使用齐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东窗事发。1999年1月29日，齐某以陈某和她的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数家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民法通则》规定了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受教育权却没有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然而它是不是一个民事权利，值得研究。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一般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指出，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作出民事判决。

点评：这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的规定，直接作出民事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自然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适用部门基本法得到保护。而受教育权这种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损害的是民事权益，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不会落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宪法和民法之间出现衔接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国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国在战后，修订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被称作“记者投书案”的案件中，援引宪法的这一规定，作出了判决，用民法的手段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并将此案件作为判例，指导德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运用司法解释的手段，规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出民事判决，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不能否认这一极为重要的判例的意义。因此，我把它列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声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请求实现遗赠案

案情：蒋某与丈夫黄某于1963年结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黄某认识了张某，并与张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某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某当众拿出黄某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某是朋友，黄某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某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某控制了全部遗产。张某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她有权获得黄某遗赠的财产。张某请求法庭判令蒋给付她的财产6万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临终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部分财产赠与原告，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按有关政策规定，该遗嘱处分了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等属于死者配偶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蒋某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同时，公证机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进行公证，违背了有关法律规定，后又变更了遗赠人的真实意思，应根据有关规定撤销其违法部分的公证。且黄在认识原告之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蒋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黄某病危仍悉心照顾，黄的行为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故该院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获得遗赠财产6万元诉讼请求的决定。

据报道，该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听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点评：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给人们的启示。

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赠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也是要析产的呀！），对公共秩序究竟有什么违反呢？违反什么法律呢？这完全是对自己的私权的处理，完全是对自己所有财产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丝毫不具有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丝毫不违反法律——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至于在这个行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违道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决貌似公正，但是实际上却在违背法律，这就是破坏了民法的秩序，损害了财产所有权的威信，置《继承法》的规定于不顾。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尊严。

掌声就能说明问题吗？不然！这就是掌声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平等的生育权利

——“死刑犯”及其妻请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妇女郑某的新婚丈夫罗某供职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琐事与公司副经理王某发生争执，王某先打了罗某一耳光，并用榔头打了罗某一下，之后，罗某与王某进行厮打，将王经理打死。检察院将罗某起诉后，8月7日，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某死刑。一审判决宣判的第二天，罗某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而罗妻郑某则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当即以此做法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罗某杀人案已进入终审程序。高级法院尚未对郑某主张生育权的请求作出答复。

点评：应当说明，这个案件还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因为郑某的请求没有通过正式的诉讼渠道提出。但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比一个真正的民事诉讼案件还有价值。

本案见诸报端以后，媒体普遍认为，罗妻郑某的请求已经闯入了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是立法上和实际操作中还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权该不该受到保障？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障？

对此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基本的观点不外两种。其一，认为无论“死刑犯”还是一般公众，都享有生育权，都有权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应当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其二，认为“死刑犯”虽然享有生育权，但是其丧失了行使这个权利的条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工授精的问题，但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况且也没有先例，因而这种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种意见。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也确实是一个权利，无论国家的现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规定，都是如此。在计划生育的范围内，任何人的生育权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对一个人的生育权进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剥夺，那不仅仅是剥夺了人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机会。“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权。这就是，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些高等动物中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享有的权利，他们都享有。且不说其配偶，她（或他）并没有犯罪，她（或他）理所当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对他（或她）判罪的判决生效之前，他（或她）还是一个被告，而不是罪犯。在这个时候，他（或她）的权利是完备的。即使是有罪判决确定，在没有被剥夺生命权之前，也就是没有实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或她）的权利也还存在，剥夺的也只是政治权利终身，民事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如果有行使权利的条件，还是应当保证其权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权有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无法以自己的行为来行使这一权利，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来繁衍后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完全可以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为“死刑犯”的妻子实行人工授精，圆其做母亲的心愿，也实现了“死刑犯”的生育权，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应当保护的权利

——因强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岁的王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李某。当天下午，李某带着王某来到他的住处，将王某强奸。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王某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元，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王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王某上诉后，高级法院指出，王某的这种诉讼请求“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李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人民币。受审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终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对原告上述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时间持续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的结果严重，因此判决被告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点评：贞操权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在实践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判决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贞操权是一个人格权。反对这个权利的，最主要的还是认为它的名称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叫贞操权。很多人认为，规定贞操权，就是歧视妇女。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贞操权就是人的性的尊严的权利，性行为和性利益支配的权利。规定这样的权利，怎么会是对妇女的歧视呢？这恰恰是保护人的尊严的，男女都同样进行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对妇女更为侧重保护的权利。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对贞操权的保护，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进行，没有进行民法的保护。这是很大的欠缺。试想，侵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侵害贞操权，造成受害人极大痛苦的这种行为，受害人却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法院可以认定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判决援引这个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大概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意见，那就是，总在说要保护人的权利，总在说对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但是真正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时候，却又要说三道四。面对这样的意见，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第五案 评丑就是侵害名誉权

——网上评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网蛙公司在其“三九网蛙音乐网”举行“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将臧某列为候选人之一，同时还有其他歌星共30人。评选活动同时在网易网站音乐频道进行互动链接。11月13日，评选结果在上述两家网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当选“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认为，这两家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绍，将自己列为候选人，并在文中出现“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没看出来广大适龄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举措”等调侃内容，并在评选期间遭到网民的随意攻击，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给自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影响了自己的声誉，构成侵权行为，故提出索赔经济损失65万元、律师费10万元、精神损失20万元及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网蛙公司与网易公司均认为，照片是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文中出现的文字内容也是事实，网民的评论与网蛙公司、网易公司无关，此次活动也没有对臧某的声誉与形像进行贬低，“丑星”是个广泛的称谓并非就是贬义，因此没有对臧某构成侵权。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网蛙公司和网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列为“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的候选人，在“评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调侃性文字，并最终给臧某冠以国内歌坛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称谓，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严；同时对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构成对臧某肖像权的侵害。法院判决，两家公司赔礼道歉；共同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１５００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

点评：“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说，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厌恶或瞧不起，坏、不好；其三是戏剧角色行当，扮演滑稽人物。在这三个含义中，除了第一个含义之外，其余的都是贬义词，或者具有贬义的成分，都不是对人的歌颂和赞扬。“丑星”虽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还是具有贬义。

这就是了。虽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词是“丑”。说一个人是“丑星”，这就具有对人格的贬损。再加上大张旗鼓的进行评选，再加上在评选中的各种“调侃”和评论，这就构成了侵权，侵害的就是名誉权。当然，这个案件对原告的肖像权也构成侵权，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原告认为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太低，我认为这倒不是大的问题，关键的是要确定这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网上的行为也要负责

——网上发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张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网名“红颜静”，主持管理了e龙网站社区站点里的一个文学版块。被告俞某以“大跃进”为网名，在e龙网站上网活动。去年11月某日，张、俞等网友在南京聚会交流，并打牌娱乐到深夜。回家之后，张某打开电脑，发现刚刚还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跃进”的网名在公开版块上发出侮辱她的帖子，称“红颜静”是网上的“交际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语，内容极为低下。张某当即回帖要求对方不要乱写，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大跃进”毫无收敛之心，在西祠胡同网站的“交叉线”等公开版块发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红颜静”，声称“我和„红颜静‟有一腿”。同时“大跃进”还以另一网名“华容道”的名义发帖，对“红颜静”进行侮辱和诽谤。法庭查证被告的身份和行为属实，经过合议认定，被告在明知对方网名和真实身份的前提下，在网站的公开版块发帖，对原告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故侵权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网站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

点评：我作为一个网络法律人，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诚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可以与网友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但是，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而且在网络社会活动的网民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并不存在绝对虚拟的网络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网民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活动，也必须遵守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网络社会中实施同样构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网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第七案 政府更应当守信

——某公安机关悬赏广告案

案情：某日，江苏省某县的一个镇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该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汤某率队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该村村长李某通报了案情，说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们村出现，报案的给5000元，抓到人的给10000元。”李某后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县公安局只给李发了1000元奖金，没有兑现给10000元的承诺。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诉，将该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悬赏承诺。该公安局否认其实施悬赏行为，汤某则认为他的悬赏只是一种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说法给付奖金。因而，该公安局拒绝履行悬赏的承诺。

点评：对于这个案件中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行为，有的认为是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民事行为；有的认为应当兑现承诺，有的认为不应当兑现承诺。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成按照悬赏广告的意见处理，公安局应当兑现其承诺。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队长的这种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大队长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大队长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质应当是悬赏广告。那么，对于本案就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就是了。原告已经实施了悬赏的行为，他就有权请求兑现承诺的奖赏。公安局已经得到了悬赏的行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呢？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畅通。今天公安局因为不兑现承诺悬赏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说什么，百姓还信你的吗？不信，就不会再按照你的意见办，就不再拥护你。这样，损失的是9000元大呢？还是百姓不再拥护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选贼”活动

——班级选小偷案

案情：某学校某班级的一位同学丢了10元钱，有人怀疑是本班同学所为。在班长的建议下，由班主任组织，在班上进行了一场荒唐的选举，通过投票决定谁是偷钱的“贼”。经过“选举”，将“贼”选出来了，这就是被怀疑偷钱的那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辩驳自己没有偷钱，副校长竟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没有拿同学的钱呢？

对于这个严重侵害学生名誉权的案件，经过该县教育局处理，对在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老师给予了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副校长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校长也给予了警告处分，同时将此事的处理结果通报全县教育系统。

点评：这件案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还不能就说是一个民事案件，但是，从法律上，选举某人作“贼”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两位同学的名誉权。法律保护名誉权，就是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不使社会对自己的这种客观评价因为他人的行为而降低。两名同学本不是偷钱的“贼”，而是一个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学生，他们有权保护自己的这种社会评价的“值”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由于“选贼”的行为，使他们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因被误认作“贼”，而使稳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誉受到了损害。这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由于发生在学校，又是有组织进行的，其性质更为恶劣，损害结果更为严重。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当然，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都是权利人自己的权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人不能干涉。两位同学是不是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追究哪个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决定。法律给了他们这种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名誉，保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因此，两名同学可以自己决定，究竟应当怎样办。

第九案 网站有权缩减免费邮箱的容量

——新浪邮箱缩水案

案情：原告来某在新浪网站免费邮箱自愿明确接受网站服务条款后，与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间缔结了电子邮箱服务合同，免费使用新浪网站邮箱服务业务。后来，新浪网在网站上公开声明之后，变更了服务条款，将50M邮箱容量调整为5M。来某认为新浪网站的行为违背了网站服务条款的承诺，属于违约行为，起诉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新浪网服务条款作为双方缔结的电子邮箱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为新浪网北京站的运营管理者，已经事先通过新浪网北京站服务条款，明确而清晰地告知原告获得了免费电子邮箱服务，在变更服务条款之前进行了声明，履行了服务条款中变更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义务，是正当合理地行使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对合同内容加以变更的权利，缩减邮箱容量不属于违约行为。法院判定原告有关确认四通利方公司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为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的支撑，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在网站邮箱使用问题上，应当认定为合同关系，受到合同法的调整。新浪网站对原告申请注册新会员的要约行为作出了承诺，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成立合同关系。至于免费邮箱是否“免费”问题，尽管原告认为网站免费邮箱实质上属于有偿合同，但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原告在使用网站邮箱的时候确实是不交费的，因而应当认定免费邮箱服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在一个合同中，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无偿和有偿，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有偿合同中，接受报酬的一方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在无偿合同中，无偿提供服务的一方承担的注意义务相对较轻。按照服务协议的条款，新浪网站有权变更合同的内容。新浪网站依据该约定，对邮箱容量进行缩减，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属于正当行使合同变更权，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因此，法院的判决是应当支持的。

第十案 还能造出什么“权”来？

——伤嘴侵害“亲吻权”案

案情：2001年６月１日晚10时许，被告吴某驾驶的一辆奥拓汽车将陶女士撞伤。事发后吴某既没有对现场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她进行抢救。经群众报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车祸造成上嘴唇裂伤，全身软组织挫伤、门牙折，脑震荡。”当月14日，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为：吴某系酒后驾车，对事故负全责。陶某后经省法医学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车祸后，陶某经常出现短暂失忆，思维判断出错；两颗门牙折断既影响身体的完整性，又损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与丈夫亲吻时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严重阻碍了她与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认为，作为妻子，不能与丈夫感受亲吻时醉人的甜蜜，作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满足女儿的“索吻”。在律师的帮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某赔偿其身体权、亲吻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损失人民币3．9万元人民币。

点评：一个“亲吻权”概念，令法学界为之惊诧，学者无不检讨自己的“无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权利存在！

按照常识，任何一个权利，尤其是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总是要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一个准备新创造的，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人格权的权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资格”，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权利。这就是，确定人格权也要讲究“规格”。不符合规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格权。

确认一个具体的人格权，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利所“主管”的范围，就是这个权利所调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受害人的嘴受到伤害，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健康权，就是人体的各部位功能协调一致的发挥受到损害。一个侵害健康权，就什么都齐了，还要增加那些“亲吻权”之类的“劳什子”干什么？

“亲吻权”的问题就出在了“因事设权”上面。难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权利吗？嘴还有吃饭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个“吃饭权”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泛权利论”在作怪。在当前，确实有一种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权利”。主张或者创造“泛权利论”者，如果都是为当事人着想，也就罢了；如果还有另外的什么意图，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专家，不懂什么是权利，什么应当是权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应当懂得。

第三篇：2010人民法院十大经典案件（范文）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1-1-6 9:11:15 来源：人民法院报

本报评出2010十大典型案件

本报北京1月5日讯（记者 韩 芳）由本报编辑部首次评选的2010十大典型案件今天与读者见面。这十大案件为本报2010年刊登的，相对而言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为社会公众所关注；案情疑难复杂、审理难度大；审判结果有重大突破或借鉴作用的典型案件。

这十大案件分别是：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十大案件的评选，力图对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的各类案件，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做一次认真的梳理，以展现人民法官在过去的一年中，通过依法审理、执行的刑事、民事、商事等案件，为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所做出的努力。

应本报之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杨立新、刘俊海，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黎宏，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分别为这十大案件做了精彩点评，对十大案件的典型意义和重大影响予以深刻诠释。

2010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①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

2010年2月2日至6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涉黑案。4月14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文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文强提出上诉。5月13日至14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二审文强案，并于5月21日作出刑事裁定，驳回文强上诉，维持原判。7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重庆高院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命令，文强被依法注射执行死刑。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文强案的审结不仅是重庆2010年“唱红打黑行动”的高潮部分，也是我国扫黑除恶行动史上值得重抹的一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为本案主角的文强，是我国迄今为止所惩处的级别最高、角色冲突最为明显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

如果单就被惩处的贪腐官员的级别而言，文强不会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在他之前，更高级别的落马官员并不在少数。但是，作为主管我国西南地区最大城市的社会治安工作的公安局副局长，在长达十三年的任期内，在充当功勋显赫、威震一方的百姓保护神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又干着收黑钱、充当保护伞的勾当；从被抓的当初，疯狂叫嚣：“你们不判我死刑就罢了，要是判了我死刑，没那么便宜，我什么都要说出来，大家就等着一起死吧!”到临终前老老实实地教育儿子“好好做人、不要埋怨社会”。如此这般与主人公身份和一贯做派完全相反的呈现，所折射出来的非凡的戏剧性效果，难以不让人侧目。

文强案显示，我国的扫黑除恶行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尽管各地也在实施打黑行动，挖出了一些背后的保护伞，但都是一些所谓的小官员，而很少涉及更大、更深的背景。

此次重庆打黑，挖出了一批“光彩照人”、尚在高位的高级官员，着实显示了当局打击黑恶势力的气魄和决心。

② 律师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

北京律师李庄在担任重庆涉黑团伙主犯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被龚检举，称李庄教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此后，李庄因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起诉。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认定李庄教唆龚刚模作被刑讯逼供的虚假供述，引诱、指使证人作伪证，指使他人贿买警察作伪证，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李庄不服，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庭审期间，李庄撤回上诉理由，当庭认罪。二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的定罪部分，撤销了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以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中所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辩护理念如何与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与时俱进。近年来，司法程序的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意识到。认为在现代法治背景下,司法程序不仅能够保障实体公正，而且越来越显现出其相对于实体法及其公正结果的独立价值，是法治发达程度的一个直接标志。这种观念，在刑事裁判当中，尤为辩护人所青睐。因为，司法实践当中，在案件定性的实体问题上做文章的空间并不大，但在程序上则很容易发现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对于案件的审理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实践当中，常有这种情况：客观上确实发生了某种被害，但由于司法机关在办案程序上的疏忽，被辩护人抓住不放，结果导致该案因为程序不合法而难以认定，或者因为在期限届满之前难以补足证据，最后不了了之。因此，在程序上做文章，成为聪明的辩护人所常用的手段，而且往往具有一剑封喉的效果。

但在中国当今的现实侦查条件和司法环境之下，将程序的重要性无限拔高，甚至达到不惜牺牲实体公正的程度，这种做法在人民法院的审判理念已经从单纯地追求司法效果转变为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情况下，多大程度上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执著地纠缠诉讼程序上的细节，将司法机关的一点漏洞或者疏忽抓住不放甚至放大，从而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最终只得宣告无罪或者撤案，李庄律师所一贯采用的这种辩护策略，在本次审理当中不仅未能奏效，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结局，就是明证。这恐怕也是法律人和新闻媒体对李庄案吵得不可开交，而一般老百姓只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根本原因。

③ 南京副教授聚众淫乱案

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马尧海建立了倡导“同好游戏”的QQ群，组织了数次所谓的“同好游戏”。22名被告人通过马尧海建立的QQ群结识，结伙进行聚众淫乱活动。2010年5月20日，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22名被告人均犯有聚众淫乱罪。其中，马尧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或免予刑事处罚。马尧海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聚众淫乱的基本事实不持异议，但他对这种成年人之间自愿参加的性聚会是否构成犯罪，持有异议。一审判决后马尧海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二审裁定，依法维持原判。

点评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江苏省刑法学研究会会长 孙国祥

本案社会热议的焦点既涉及到对聚众淫乱罪构成要素的理解，也涉及到当下人们的性观念冲突，秦淮区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判决回应了这些焦点问题。

首先，判决确认了马尧海等人的“性聚会”行为符合聚众淫乱罪的构成特征。判决围绕着聚众淫乱罪的构成要素展开，其认定不但符合法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尤其是判决对“公共秩序”不是“公共场所秩序”、“公共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场所”的解读，摆脱了那种机械主义的咬文嚼字，从立法原意以及社会生活的常识出发，紧紧抓住在同一时间、同一场所聚众进行性活动的这一犯罪的主要特征，把握非常精当，认定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体现了法官较高的刑法理论水平，显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其次，该判决也再次确定了对类似“性聚会”行为刑法否定评价的必要性。马尧海等人“性聚会”通过现代传媒方式联络，其影响广，不但有损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有悖传统的伦理道德，而且对社会治安和公共卫生都具有潜在的破坏作用（如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等），现阶段对该行为的刑法干预完全是必要的。性行为固然受道德的约束，但性行为也历来是刑法所关注与调整的重要领域。马尧海等人被定罪量刑，说明任何逆法而行的恣意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判决，不仅对社会具有警示意义，而且对司法机关类似案件的处理也具有指导意义。

④ 河南平顶山9·8矿难案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四矿原矿长李新军等4被告人为谋取非法暴利，拒不执行监管部门严禁该矿组织生产、责令停工整改等规定，在明知矿井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随时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的情况下，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工人下井作业，致76人死亡、15人受伤。

2010年11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李新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韩二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侯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邓树军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卫东

9·8平顶山矿难事故案件的判决结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以往我国的矿难事故责任人都是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安全事故罪定罪量刑，该起事故是我国首个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的矿难案件。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这三个罪名具体到9·8平顶山矿难案件中，在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的区别不是很明显。9·8平顶山矿难案，为什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而不以重大责任事故罪或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定罪，关键在于李新军等4名被告人的主观心态。

重大责任事故罪和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都是过失犯罪，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过失心理；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是故意犯罪。该案中被告人明知有重大安全隐患，不仅不采取措施解决，反而指使他人破坏瓦斯传感器，强令大批工人下井作业，造成严重伤亡事故。其主观上具有放任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后果发生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破坏安全设施、强令工人下井、掩盖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积极、主动行为；并最终导致了严重后果的发生。法院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平顶山中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从严惩处，准确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人民法院这一判决，加大了黑心矿主的违法犯罪成本，必将对震慑犯罪、遏制矿难多发、保障广大矿工的基本人权产生积极影响。

⑤ 谢晋遗孀诉宋祖德侵害名誉权案

著名导演谢晋遗孀徐大雯老人诉宋祖德、刘信达侵害名誉权，案件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判决：被告宋祖德、刘信达立即停止对谢晋的名誉侵害；在判决书生效10日内，在4家门户网站首页及全国6家报纸醒目位置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总计28万余元。二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0年2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面对法院生效判决，二被告置若罔闻，拒不执行。5月19日，静安区法院在媒体刊登执行公告，责令宋祖德在5月24日下午1时到法院报到，履行义务，否则将依法强制执行。当日，宋祖德迫于法制权威和舆论压力，到法院交纳了执行款并向原告道歉。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本案被告之一号称“大嘴”，以敢于说话揭露文艺圈的“丑闻”著称。我也看过第一被告的一些文章，确实说得痛快淋漓，敢怒敢言，无所顾忌。当时我还说，这些被暴露隐私的人怎么就没有人出面维护自己权利的呢？

本案的争议不在于保护受害人的隐私权，而在于保护名誉权。怎样区分两种侵权行为的界限，在于毁坏的是权利人的评价，还是暴露权利人的隐私。本案的原告主张被告所“揭露”的不是事实，而是捏造，而被告一方对此也不能举证证明所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因此，这就不是涉及隐私，而是涉及评价。原告对此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谢晋的名誉权，证据充分，一审和二审法院均确认被告构成侵权责任，承担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受到各界的支持。针对被告“绝不道歉、绝不赔钱，绝不改变”的态度，限令宋祖德5月24日到庭履行判决。最终，宋祖德向徐大雯女士真诚认错，执行生效判决。

在我们的社会中，一方面缺少必要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于正当批评暴跳如雷，拒绝接受。依我所见，第一被告敢怒敢言，敢于揭发不正当社会现象，针砭时弊，批评谬误，值得称道；但在很多时候，他确实是在暴露他人隐私，或者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进行社会批评应当遵守批评的规则，不能暴露他人隐私，更不能无中生有地诽谤他人。超越正当批评的界限而诽谤他人，或者暴露他人隐私，都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社会欢迎直言批评，但强烈谴责对他人名誉、隐私无所顾忌的恶行。应当特别肯定受诉法院在本案中的态度，是非分明，立场鲜明，并且最终使侵权人认识错误，认真执行生效判决。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特别值得赞赏！⑥ 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

1992年2月至2009年4月，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均另案处理）索取及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959.5万余元。2010年7月23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决陈绍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陈绍基未提出上诉。

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在持续多年的反贪腐斗争中，落马者不乏陈绍基一类的位高权重之辈，有过之者也不在少数。但在2010年，陈绍基案仍然引人注目，恐怕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陈绍基是2010年全国范围内所查处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也是广东改革开放30年来首位落马的正省级高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定期宣布贪腐案件就成为国家反腐策略的一部分，同时，在全国各地大案要案不断涌现的情况下，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试验区和前沿阵地的广东政坛相对风平浪静，一直没有什么爆炸性新闻。此次，对多年把持广东司法大权的陈绍基贪腐案的审结，为这段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对广东政坛为什么一直风平浪静有了一个交代。

二是陈绍基案当中所显现出来的官官勾结、官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化特征值得关注。传统的贪腐案件，是掌权者利用对方有求于己的状态而乘机敲诈或者收受财物，往往是一对一的单线的权钱交易，当事人之间往往是一锤子买卖，事情办成之后可能就到此为止，没有下文。但是，从陈绍基案中所披露的事实来看，这种传统的一对一的权钱交易方式已经为另一种政商勾结的网络化、系统的“利益传送”方式所取代。在这种方式当中，官商之间俨然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政商纠合寻租、相互进行利益输送，共同发财，被告人的受贿很难具体说清到底是来自哪一个人的哪一笔。这种系统性腐败行为，和传统的权钱交易行为相比，不仅损害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败坏整个官场的道德风尚，更主要的是使得公权力被某些特定的利益集团所绑架，腐蚀瓦解国家整体的法律秩序，进而对统一的政治法律国家的统治秩序形成潜在的威胁。

因此，陈绍基案中所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是今后反腐工作所要关注的重点。

⑦ 广东中谷糖业破产重组案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号称“广东糖王”的广东省湛江市龙头企业中谷糖业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而不能清偿到期的巨额债务，集团法定代表人坠楼身亡，广州、北京、山东等地的债权人蜂拥追债。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考虑到３０多万蔗农的利益，提出只要不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将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这一方案最终赢得投资人恒福糖业集团的认同，并在债权人会议上一致通过。中谷糖业集团破产重整债权清偿会议于2010年9月１５日在湛江举行。按照《破产重整项目投资合同》的约定，恒福糖业集团将第一笔投资款４．０６５亿元和２４５４万多元蔗农甘蔗款打入管理人指定账户。第一次清偿的款项，包括全额受偿的１１４２余万元工人工资，国家１６１５万余元税费足额上缴；抵押债权１００％受偿，普通债权受偿率达２８．３％，均先领取一半。其余款项将在第二次清偿中支付。至此，涉及粤桂两省３０余万蔗农、２２６０名糖厂职工、４１０户债权人，确认债权额１９亿多元的中谷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整体破产重整案初步画上句号。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

根据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破产重整安排，中谷糖业拖欠蔗农的２４５４万多元甘蔗款不列入可供分配资产中进行分配，由投资人另行出资全额清偿，体现了能动型司法和服务型司法的裁判理念。在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人民法院大有可为。破产重整的方式丰富多彩，本不拘泥于一种形式。关键在于法院的裁判思维要创新。在不伤害重整企业的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由破产重整的投资人负责清偿蔗农债权，就跳出了破产重整企业可供分配资产的圈子，找到了解决农民债权清偿的新资源。因此，要大力建设学习型、研究型法官队伍。

也许有人会问，法官为何特别重视蔗农的利益保护？答案很简单，蔗农的权益虽然在性质上界定为债权，但人数众多，涉及千家万户蔗农的生存利益，因此已经具有社会公共利益的性质。对于具有社会公共利益性质的债权，人民法院理应旗帜鲜明地予以保护。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对于涉及“三农”领域的破产重整案件予以特别关注，本身就是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微观细胞。企业的健康与否直接牵涉到债权人、消费者、劳动者、供应商、当地社区和其他许多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维持原则是现代商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使企业达到破产界限，也要尽量避免走向破产清算程序，并尽力把破产企业引向破产重整的阳关大道。中谷糖业破产重整的方式既保护了蔗农的合法债权和种植甘蔗的积极性，也维护了重整企业的存续与运营，还兼顾了投资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可谓多赢之举。

⑧ 罗彩霞维权案成功和解

2004年9月，在时任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王峥嵘的操作下，他当年高考成绩为335分的女儿王佳俊，冒用湖南省邵东县一中高中毕业生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录取。2009年3月，罗彩霞在申办开通网上银行业务时被拒，随后确认为高中同班同学盗用自己身份证信息。此后，罗彩霞以姓名权、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为由，将王佳俊、王峥嵘、杨荣华、邵东一中、县教育局、贵州师大、贵阳市教育局、唐昆雄等8被告告上法庭。去年8月13日，罗彩霞被冒名上大学案在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案件由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合议庭人员异地在长沙审理。4个多小时后，罗彩霞与各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4.5万元，原告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罗彩霞的案件在受理和审理中，始终受到各界的关注，经过多方调解，终于在当事人之间达成调解协议，各方均皆大欢喜。据我所知，受诉法院调解这个案件花费了巨大的力量。法院领导亲自出面，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能够真诚面对，化解矛盾，增强团结。代理律师也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调解达成协议，将这个舆论关注热点的案件调解解决，体现了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也符合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注重调解的原则。对此，各方都很满意。

在本案的审理中，也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在调解中，天津法院移师湖南开庭，固然有方便当事人诉讼的优点，但确实也有增加诉讼成本的问题。二是调解达成协议的赔偿结果，与罗彩霞主张赔偿的数额相差较大。三是在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只有罗彩霞出庭，被告方基本上都是律师在出庭，因此，达成调解协议基本上是原告与被告的律师在协商，不敢说这就是从根本上化解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因此，本案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调解是否会以牺牲受害人的利益为代价？第二，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案件动用大量的司法力量去做极为艰苦的调解工作，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调解结果，是否特别值得？第三，一个普通的侵害姓名权民事争议，结果被炒作成一个特别敏感的案件，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争议处理，如果能够这样认识，案件的受理和审理就不会有这些波折。

⑨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敛财数亿案

“山西蒲县原煤炭局长家财数亿，有35处房”的主角郝鹏俊出资成立的蒲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在与蒲县远中洗煤厂等２２家企业业务往来中，销售原煤直接收取差价而不进行申报，逃税１８７１万余元，逃税额最高占到应纳税额的８２％。２００６年８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采用虚构、夸大、骗取等手段，两次超限额购买炸药共６３．５吨、雷管１９万多枚。

2010年4月15日，山西省蒲县人民法院对该县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逃税案一审判决：被告单位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判处罚金9860万元；公司实际控制人、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挪用公款罪、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郝鹏俊之妻、蒲县民政局原副局长于香婷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两被告人各处罚金8500万元；于香婷之弟、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小红因犯逃税罪、非法买卖爆炸物罪，被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5600万元；追缴被告单位逃税款1871万余元和郝鹏俊赃款48万元上缴国库。点评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黎 宏

本案之所以为人所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被号称为山西煤焦领域反腐“第一案”；二是属于被查处的级别最低即科级干部中的亿元贪官。但是，这种说法，明显具有新闻炒作的色彩。被称为“亿元贪官”的郝鹏俊案中，尽管郝鹏俊“家财过亿、富可敌县（其所在的山西蒲县）”，但其中，被认定以贪污、挪用手段所得的只有区区几十万元，其上亿家财主要来自其一边当监管煤矿安全生产的政府官员一边当煤矿幕后老板的所得。

郝鹏俊案表明，切断官煤勾结的利益链条才是消除矿难事故的最有效手段。近年来，由于矿难频发，煤矿安全生产问题便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虽然党和国家对此一直予以高度关注，也出台了严厉的措施加以防范，但违规生产依然屡禁不绝。其中原因，除了经济上高额利润的驱动让一些小矿主铤而走险之外，更多地恐怕还是官煤勾结的制度缺陷和监管缺位，让一些违法矿主有恃无恐。尽管各级政府一再发文，禁止公职人员参与煤炭经营，但是，制度上却难以防范政府官员表面上退出但实质上控制煤炭企业经营的情形；同时，监管缺位也是重要原因。媒体披露，郝鹏俊担任地矿局、煤炭局主要领导十几年期间，多次被群众举报，也经历了多次专项整治，但其主要违法违纪问题均没有得到及时处理。这些多少都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这种背景之下，司法介入也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在人民法院内部，能动主义司法观逐渐流行。在国外，也有类似做法。总的意思是，司法机关应当从当前社会治安现状、立法目的、社会诉求等诸多因素出发，动态地适用刑法，考虑如何让刑法为社会服务。我国当前的司法能动主义和国外的理解之间有无关联，不得而知，但其主旨则如出一辙。在当前官煤勾结屡禁不止的现实之下，能动地适用刑法，找准合适切入点，及时介入，斩断其二者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⑩ 上海泰梦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05年2月，30岁的武汉人周娟注册了上海泰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雇用了亲戚李之召、张伟等人，通过互联网买卖企业信息、公民个人信息，大肆在网上公开“叫卖”他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账号、住址等“私密”信息，内容涉及房产、汽车、金融、娱乐、IT等行业，受害者遍及男女老幼，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没能幸免，公民的个人信息被随意掌握和交易高达3000余万条。周娟事后在公安机关交代，自2005年至案发时止，她个人获利高达100万元。8月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李之召等10名被告人进行开庭审理。法庭作出了一审判决，10名被告人均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9名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不等，罚金4万元至1万元不等，另有1名被告人被免予刑事处罚。点评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立新

这是一个刑事案件，是2009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之后判决的一个典型案例。李之召、张伟、张修等人非法获取股民资料、机动车车主、银行客户、保险客户、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高达3000余万条，在网上非法卖给他人，触犯了该修正案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确定他们承担刑事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我不是研究刑法的，但这个案例是以刑罚为手段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典型案例，因此，借此案讨论一下个人信息以及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也非常有意义。

我们每天都收到无数垃圾短信，电子邮箱里也堆满了各种垃圾广告。对此，我们都在怀疑，我们的个人信息究竟是怎样被他们得到的。这个案例给了答案，就是这些违法行为人的恶行造成的后果。奇怪的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对这些人予以法律制裁的良策，特别是没有更为有力的民事制裁。

对侵害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民事制裁不力的原因，很多人认为是立法不足，保护个人信息必须专门立法，否则就无法进行保护。我看不是这样，还是对个人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认识不够。个人信息是隐私权的内容，法律保护隐私权，就保护了个人信息。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5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权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这个条文虽然还不是法律，但它明确告诉我们，隐私权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私人信息包括在内。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隐私权是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范围，侵权责任法当然就保护个人信息不受他人侵害。因此，未经本人同意，非法收集、窃取、买卖他人信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都是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都十分明确，必须坚决执行，否则就无法遏制侵害个人信息行为的继续蔓延和发展，公民的隐私权就无法得到保障。

第四篇：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

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茂名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荫国受贿案

罗荫国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共人民币862万元、港币1318万元、美元40多万元及丰田牌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35.5万元）、房产一套（价值人民币5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人民币2565万元、港币2823万元。后被中山市中院判处死缓。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受贿案

何靖单独及伙同其妻受贿约700万元，日前被省高院终审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罚。3 深圳市医疗卫生系统“5·14”专案

深圳检察机关在该专案中共查处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院长（案发前系深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侯庆中、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刘寿桃、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原院长张德仁等医务工作人员和行贿人员共43人。侯庆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刘寿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张德仁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元。连州市委原副书记罗门生受贿案

罗门生先后多次收受连州市开发补充耕地工程承包商给予的贿赂共人民币119万、港币20万元，被韶关市中院判刑5年。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局长、政委蔡彬受贿系列案

“房叔”蔡彬先后利用任职便利，多次收受他人以现金和超出股本分红方式贿送的财物约合人民币275万元，被以受贿罪判刑11年6个月。广州市民政系统贪腐窝案

2012年，广州市检察院查处了广州市民政局领导干部腐败系列窝案14人，其中原局长李治臻因受贿被判刑13年，副局长许千里因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数罪并罚被判刑14年。东莞市交通局虎门分局原局长黄平等24人系列职务犯罪案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原局长林金满受贿案

林金满原是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局长、小榄镇副镇长。他利用担任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受贿人民币83.7万元，港币22万元，美元2000元；2012年12月被中山第一法院判刑8年。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受贿、挪用公款案

郑年胜在担任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1亿元，并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900万元。在担任顺德区陈村镇镇长期间，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1200万元；在担任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佛山名镇功能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利用其分管禅城区名镇项目工作的便利，收受刘某某贿送给的好处费人民币160万元。2012年12月广东省高院终审以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处郑年胜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佛山市高明区公路局原局长谭文雄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

谭文雄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800余万元。以发放奖金的名义，私分国有资产共1167万元。因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金产罪，被佛山市中院判刑16年

第五篇：2013年十大热点案件

2013年十大热点案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刘仁文

■北京大学教授 王 新

■清华大学教授 黎 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立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京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目 录

一、***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1

二、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再审无罪案........................................................1

三、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案....................................................................3

四、华为公司诉IDC滥用市场地位垄断案............................................4

五、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5

六、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6

七、长春盗车杀婴案................................................................................7

八、广西龙江河镉污染案........................................................................8

九、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10

十、雷政富不雅视频案..........................................................................11

一、***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刘仁文

2013年９月２２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提出上诉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原判。

***案的依法审理，我认为取得了以下三个好的效果：

一是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依法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展示了反腐败既要打苍蝇又要打老虎的实际行动，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反腐工作有积极意义。当我们看到曾经风光一时的***站在审判席上接受审判和宣判时，相信大家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会有一种切身体认，也相信会对社会上的其他贪腐分子产生一种震慑感。

二是法院严格遵循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让证人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充分质证、充分辩论，保证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这是我国刑事审判日趋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见证，对推进我国刑事法治具有标本意义。

三是法院通过微博直播等方式及时公开，使国内外关心和关注此案的人第一时间知晓事实的本来面貌，这样就让真相跑在了谣言的前面，掌握了主动权。此案说明，不管多大的案件，不管多么神秘的案情，公开都没有风险，而且公开也是让法庭审理接受社会监督、使法院的判决获得公信力的最重要渠道。

二、浙江张氏叔侄强奸再审无罪案

■北京大学教授 王 新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辉、张高平强奸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分别支付国家赔偿金110余万元。

该案是2013年受到公众广泛关注的一起冤假错案。近年来，此类被纠正的错案较多，诸如河南的赵作海案、湖北的佘祥林案、云南的杜培武案等，形成冤案的原因也存有相似之处，需引起我们的再度反思。

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相比较，在本案的侦查、审理过程中，也存在刑讯逼供、重口供轻物证等问题。从证据适用来看，一审和二审法院均排除有利于被告人的关键证据，认定有罪的证据只是二人的有罪供述，间接证据也极不完整，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证据链，缺乏对主要案件事实的同一证明力。这无疑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以来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原一审、二审的过程中，法官认识到张氏叔侄很有可能没有犯罪，但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仍然作出有罪判决。这在形式上解决了纠纷和平息了民众的怒火，却是以牺牲个案公正作为代价的。因此，如何协调法院的社会职能与审判独立之间的矛盾，是引导还是简单顺从公众的朴素情感，也是我们从本案中必须意识到的深层问题。

司法机关主动纠错的工作值得肯定，但通过张辉、张高平叔侄的冤假错案，我们可以看出刑讯逼供等非法搜集证据行为的恣意横行、适用证据规则的不完善和司法工作人员保护人权观念的淡薄。因此，我们深思的是应如何总结教训，正确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坚持“疑罪从无”的裁判原则，增强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权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避免刑事冤案错案的发生，发挥刑法的保障人权机能，让刑法真正成为“犯罪人的大宪章”。

三、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案 ■清华大学教授 黎 宏

2013年9月27日，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上诉案二审宣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人王书金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河北高院判定：王书金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王书金主动供述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系其所为，应属重大立功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检察官所提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石家庄西郊强奸、故意杀人案不是王书金所为，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意见，予以支持。

王书金强奸、故意杀人案终于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处王书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的形式落下了帷幕，引发众多法律人以及新闻媒体长期关注的“聂树斌案”的讨论也就此告一段落了。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庭审过程中检察官与律师角色的错位。通常，律师作为辩护人，其职责是证明或者说明自己的当事人无罪或者罪轻，而作为相对方的检察官的职责则是说明被告人有罪或者罪重，但在本案的审理当中，却出现了角色互换的情形，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一直意图说明自己是某件强奸杀人案件的被告人，而检方却极力证明那个案件不是被告人所为；二是其与另一起已经被执行的死刑案直接相关。本案中的被告人王书金的有罪要求如果被法官认可，则与本案“高度疑似”且已被执行死刑的另一起案件即“聂树斌案”就将属于冤案。

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王书金就是“聂树斌案”的真凶。但至少从眼下的材料来看，这种观点难说有道理。在法庭上，一切事实的认定都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在王书金案二审的法庭上，检方以“聂树斌案”的尸检报告、现场勘

查笔录等证据为依据，就王书金供述与“聂树斌案”情况进行对比，提出四点“关键情节上的重大差异”，说明王书金自认聂案真凶的“立功”表现并不成立。在此情形下，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可能就有些不合适了，其已经不是一个以理性的法律思维为基础的确信。人们或许会对王书金案在庭审上的控辩双方立场的错位进行质疑。但不要忘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对有罪的人进行控诉，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诉，监督法律的公正执行也是其本来职责之一。因此，这种质疑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四、华为公司诉IDC滥用市场地位垄断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立新

2013年10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华为诉美国无线厂商Inter Digital 美国交互数字公司（下称IDC公司）垄断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美国IDC公司构成垄断，赔偿华为公司2000万元。据悉，华为公司于2011年12月6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IDC公司的反垄断诉讼。

华为公司诉美国IDC公司反垄断诉讼案，胜在华为公司敢于和善于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受诉法院的法官具有国际视野，敢于和善于依法维护中国公司的民事权益。

在知识产权领域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企业，在强势的知识产权巨头面前，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接受权利人的权利要求，承担应当承担的义务。但是，权利并不必然产生垄断，反垄断法不反对企业取得支配地位，但反对取得这种支配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侵害他人的权利。IDC公司利用其具有的这种支配地位，实施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侵害了华为公司的合法权益。华为公司在这种形势下，敢于拿起反垄断的法律武器，采取诉讼手段，保护自己的权利，值得称道。同时，华为公司熟练掌握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正确提出诉讼主张，确保自己的诉讼主张符合知识产权法保护规则的要求，保护好自己的权利。

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的法官，表现了高水平的理论修养和准确适用法律的能 4

力。涉外民事诉讼难度大，要求高，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困难多，知识产权的涉外民事诉讼更是如此。本案一、二审法官全面审查案件的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依照我国反垄断法等法律规定和国外反垄断法的规则，正确认定IDC公司滥用支配地位，对华为公司实施不公平定价的行为缺乏正当性、合理性的事实，认定其实施了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行为，构成垄断，同时认定华为公司主张IDC公司对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构成捆绑搭售行为不构成垄断行为，据此确定IDC公司构成侵权并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判决结果，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符合国际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展现了中国法院的法律适用水平。对IDC公司在美国提起的华为公司侵权的主张，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裁决华为公司不构成专利权侵权的结果，也佐证了中国法院适用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五、李某某等五人强奸案 ■北京大学教授 王 新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年９月２６日对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李某某等五人均因犯强奸罪获刑，其中，李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李某某上诉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二审，李某某等五人强奸上诉案被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自案发以来，该案在社会上引发了轩然大波，关注度之高、影响力之广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李某某的辩护人均选择作无罪辩护，但基于控方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法院认定五名被告人违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行为，均已构成强奸罪，故从案件的裁判来看，本案的焦点是量刑问题。在事实认定上，由于五名被告人构成“二人以上轮奸”，故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档次，并且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在10年至12年有期徒刑幅

度内确定量刑起点。除王某外，本案其余四名被告人均为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判决中，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情况和各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因素，决定依法对李某某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对其余三名未成年被告人减轻处罚，并对其中两名未成年被告人判处缓刑，这在法律适用上符合刑法和《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有关规定。可以说，这样的判决做到不枉不纵，既没有受到舆论的干涉，也未简单地顺从公众的朴素情感，维护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

另外，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该案涉及被害人的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属于不公开审理的范围，却被网络和媒体铺天盖地地炒作与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初期对李某某案进行报道时，并未隐去李某某的姓名，且就李某某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进行事无巨细的报道，以吸引公众的“眼球”，这已违反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因此，如何在实践中合法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报道，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六、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刘仁文

2013年７月８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刘志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刘志军没有提出上诉。

刘志军是2013年反腐中法院审理的又一只“老虎”。说实话，看到他出庭时那副衰老的样子，以及他在庭上长达10多分钟的哭诉，我多少对他有点同情。

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正值我国高铁建设提速、铁路基础设施大幅改

善之际，应当说他为我国的高铁建设作出过贡献。但法律无情，功归功，过归过，他应当对自己的腐败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必然逻辑。刘志军的大肆腐败，也恰恰源于他所在行业快速发展、手中握有大量资源，而“一把手”的权力又不受有效监督和制约。这样的教训已经屡见不鲜了，多少地方出现过“大楼盖起来、贪官倒下去”的悲剧。

为避免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我们只有笃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并采取切切实实的具体措施来防患于未然。

七、长春盗车杀婴案 ■清华大学教授 黎 宏

2013年5月27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长春盗车杀婴”案作出一审宣判，以被告人周喜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5万元。被告人周喜军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我国，对什么样的罪犯应当判处死刑，即死刑的适用条件，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何谓“罪行极其严重”，则没有明确的说明。司法实践当中，就故意杀人案而言，一般来说，无故杀死一人的，就可以说是“罪行极其严重”，达到了适用包括死缓在内的死刑的最低要求。但是，如果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则还必须考虑众多的其他因素。如：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的处罚通常重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会对被告人

判重刑直至判处死刑；在公共场所针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实施的杀人，通常会被重罚；经过精心策划、有长时间计划的杀人犯的主观恶性通常比激情犯罪、临时起意杀人较深，要从严惩处。但是，对于自首的故意杀人，除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一般不考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些都是能够查到文字出处的死刑适用条件。

但是，周喜军案则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上有所不同的死刑适用标准。该案中，被告人在看到一辆没有上锁的汽车之后，顺手偷走，在驾车离开现场的过程中，因为发现车后座的婴儿啼哭，觉得心烦，于是将其掐死，埋在路边的雪地里，之后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而自首。在本案中，对于被告人而言，应当说，对其不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利因素还是不少的：临时起意的盗窃、激情杀人、自首、初犯。但法院考虑到以下因素：犯有数罪、被害对象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婴儿，采用的手段极其残忍；即便说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但属于自知无处可逃情况下的被迫自首，因此，最终还是判处了被告人死刑并立即执行。

从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来看，在当前动辄行凶、戾气弥漫的社会氛围之下，对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司法机关有趋于重罚的倾向。

八、广西龙江河镉污染案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京平

2013年10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中两名渎职官员环境监管失职、受贿上诉案，并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7月16日，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

环境监管失职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对二人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雾霾天气、饮用水污染等环境污染问题逐年增加，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恶魔，其中越来越多的污染事件是由于监管机关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监管不力造成的。污染一旦形成，极易激起民愤，社会危害性严重，依法应予从严定罪处罚。

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的环境监管失职罪，是指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本案中两上诉人“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导致此次镉污染事件，污染不但造成大面积水体污染、鱼类死亡，截至2012年2月2日（污染水源此时尚未完全清除），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本次污染事件所致损失高达2450万余元，同时造成下游的柳州市市民的恐慌情绪，破坏社会秩序，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本案后果符合法律规定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情形，结合二人的工作职责范围、犯罪时主观方面等犯罪构成要件，依法认定二上诉人犯环境监管失职罪符合事实和法律，量刑适当，体现了罚当其罪。

依据2012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本案实行数罪并罚是有法律依据的。此外，2012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检例第8号指导性案例——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也是对本案定性和适用数罪并罚的重要依据。该案例确定的规则（案例要旨）为：一是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有特别规定的外，数罪并罚。本案二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环境监管失职罪，同时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所监管企业人员的财物，又构成受贿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

如前所述，环境监管失职犯罪近年来呈上升趋势，民众反响强烈。本案的查处和审理过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是依据刑法打击环境监管渎职犯 9

罪的很好的一个范例，有力地安抚了受害人情绪，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九、海南“校长带女生开房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0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万宁市第二小学原校长陈在鹏、万宁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原工作人员冯小松涉嫌犯强奸罪两案分别不公开开庭审理，并依法当庭公开宣判。以强奸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在鹏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判处被告人冯小松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冯小松上诉后，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陕西渭南教师王福荣强奸、猥亵儿童被判处死刑，到重庆开县教师周成春强奸、猥亵儿童被判处死刑，再到海南校长开房案，儿童尤其是女童受侵害案屡屡发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于本案中被告人陈在鹏和冯小松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和十一年零六个月，社会上争议颇多，对于判处两人死刑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这反映了社会对于侵害行为的极度愤怒，但从事实本身和诉讼进展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依据诉讼规则进行，这里依据诉讼规则所认定的法律事实不同于案件的客观事实，法律事实是依靠证据来进行认定，依靠现有的证据只是尽可能的接近事实，但是无法将客观事实无缝还原。

本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关注，主要在于此案所引起的人们对于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幼女的保护以及教师这个群体特殊性的关注。教师本是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和指路人，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教师侵犯儿童案

件的发生让人们对于教师素质和师德问题产生了质疑，这也凸显了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保护未成年女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应根据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教师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健全儿童保护法律体系，从法律上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另一方面，严格教师准入制度，加强教师师德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提高教师素质，并逐渐形成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核心的师德考核工作机制，切实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十、雷政富不雅视频案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洪道德

2013年6月28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不雅视频官员雷政富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雷政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追缴雷政富受贿赃款316万余元上缴国库。雷政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雷政富受贿案在中国不是特例，但其反腐的形式却有着其特殊的形式，此次事件从微博发起、传播，而且此次反腐的快速也体现了自媒体的舆论效应，从网上爆料到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身份并立案调查，只用了63小时，并在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案件进展情况，表明对此事的高度重视和关注，也表明政府对于腐败的态度，给公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凸显了舆论和网络等媒体在新时代反腐中的作用和力量，也为当代中国反腐提供了新的方式。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败问题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

利益，从而侵犯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不仅影响了党的声誉，损害政府形象，更是对当前社会转型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应当予以严肃查处。但传统的查处方式由于存在着力量不足、渠道不通等问题，无法有效应对腐败问题，导致政府反腐力度不足，效果不能尽如人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媒体形式逐渐成为公民的主要活动形式，并影响着公民的日常生活，并应用到反腐斗争中，使得人人都能够成为反腐斗士，发挥了社会公众的作用，加强了社会监督的力量，使社会监督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极大地提升了反腐的效果，也催生了反腐形式的多样性。这是网络反腐与现实反腐有效互动形成的强大监督网，让腐败分子无所遁形，对于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性，促进官员清正、廉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网络反腐虽然能够成功地查处腐败，整治贪官，净化公务员队伍，但这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网络反腐自身有着诸多缺陷，并非一种长效的反腐方式，更不能成为现实制度反腐的替代。唯有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建立更加健全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加强权力监督，建立杜绝腐败的长效机制，才是保证公职人员清正廉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