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精选合集）

第一篇：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

2009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

一、1月，上海：挂靠关系、承包关系劳动争议案

案情回放：

赵某于2004年12月受耿女士的雇用担任车辆押运员，由耿女士每月发放劳动报酬。耿女士的车辆挂靠于上海市南汇区某运输公司，2007年4月底，赵先生被耿女士辞退。赵先生于2008年11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车辆挂靠公司（南汇区某运输公司）的劳动关系，并为其补缴小城镇社会保险费，赔偿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会以赵先生的请求事项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赵先生遂诉至法院要求解决。

在法庭上，赵先生认为，耿女士将运输车辆挂靠于运输公司，故自己与运输公司建立了劳动关系。因运输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双方也未签订劳动合同，为此提起诉讼，要求运输公司为其补缴2004年12月1日至2007年4月30日期间的小城镇社会保险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4000元。

运输公司则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赵先生是与耿女士签订的协议，不清楚赵先生是否为耿女士打工，即便赵先生押运过挂靠在公司的车辆，也不能说明其与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赵先生与运输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且赵先生也不在运输公司工作，运输公司也未支付给赵先生劳动报酬，故赵先生不受运输公司管理、约束、支配，与运输公司没有身份隶属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故赵先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上海市南汇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月对这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作出判决，驳回赵先生的诉讼请求。点评：

本案是一起劳动关系认定案件。挂靠关系、承包关系中的雇佣关系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法律上也没有明确。本案明确了该运输公司不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较具代表性。按照劳动部2005年《关于确认劳动关系若干事项的通知》的规定，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1）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主体适格；（2）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3）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只有同时符合以上三个标准时，劳动关系方成立。

从以上三个标准来看，赵先生并不受运输公司的管理，显然不属于劳动关系。但《劳动合同法》对这种个人承包形式中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改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的，发包人与承包个人共同对个人所招用的雇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里所说的“连带赔偿责任”指的是民事责任还是劳动法上的责任，法律并没有予以明确，从而造成实务中的不同理解。本案将发包方承担的连带赔偿责任认定为民事责任而非劳动法上的责任，与此前类似案件的裁决结果不同。

《劳动合同法》的上述模糊规定使用人单位接受个人承包提供服务的法律风险大为增加，也导致了此类劳动争议案件的大幅增加，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尽快对这一问题予以明确，以避免更多类似争议的发生。

二、4月，北京：十年加班工资索赔案

案情回放：

1998年9月孙先生进入北京某物业公司工作，一直在公司做电梯维修工，其工作为综合计算工时制，按月综合计算工时，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赶上轮班也不能休息。据孙先生称，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电梯维修工的职责，其从事的工作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在岗。但是进入公司工作11年来，公司却没支付过他任何加班费和经济补偿。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孙先生依据该法起诉，要求公司支付其1998年9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的加班费及经济补偿金共计17万余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决某物业管理公司支付该公司员工孙先生11年的加班费和25%的经济补偿金共计6万余元。物业公司不服，上诉至北京市一中院。

在审理中，孙先生向法院提供了相关证据，向企业讨要11年内法定节假日和双休日的加班工资。该物业公司提出孙先生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孙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一般民事案件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劳动争议案件的诉讼时效为60天，但是像孙先生这种一直在一个企业连续工作如何认定诉讼时效，在《劳动合同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目前法官审理这类案件只能根据北京市高院的精神，对于职工翻老账索要加班费诉讼时效在两年以上的案件，两年以内部分由企业举证，两年以上部分由职工举证。如果职工能够证明企业10年或者20年一直拖欠加班费，法院应该支持职工的诉讼请求。

据此，北京市一中院于2009年4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支持了孙先生索要11年加班费的诉讼请求。点评：

本案涉及劳动争议仲裁、诉讼时效盲点问题。近年来，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像本案这种处在在职工作状态下的劳动者追索加班工资的案件时有发生。这类加班工资案件的一个共同点均是由劳动者翻旧帐而引发的且追索时间长，动辄十年二十年的加班工资。

有关劳动报酬的诉讼时效问题，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一年时效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根据该法的规定，我们认为本案中孙某提起加班费的诉求未过诉讼时效，但是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出发，根据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的规定，用人单位对工资支付凭证、考勤凭证负有两年的保管义务，也就是说对于两年内的工资支付凭证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两年之外的用人单位并不承担举证责任，再回到本案，孙某有权要求公司支付其所有年限的加班工资，但对于两年之外的加班工资，若孙某不能提供相关的加班证据，则其诉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本案中最终员工的胜诉也是基于其提交了相关加班证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劳动报酬类争议的时效起算时间，但未规定往前追溯保护多长时间。有些地方考虑到追溯保护时间过长可能造成案件证据认定困难、用人单位压力过大等问题，从追溯保护时间、举证责任等方面做了一些实验性规定。比如，2002年的上海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指出鉴于劳动部《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2年以上备查，其实体追索劳动报酬的保护时间以2年为限。又如2009年7月份北京高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亦明确指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劳动报酬问题产生争议时，在二年保存期间内，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超出这一期间的则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这些地方性的文件思路值得司法部门、立法部门借鉴。

三、4月，广东中山：200亿天价标的劳动争议案

案情回放：

2007年11月，潘某与广东中山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潘进入东力公司洗衣机车间做普通员工。但实际安排工作时，潘却被安排到冲压部做冲压工。实际工种变化后，潘认为公司没有与其协商，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心里产生矛盾。而公司方面则不愿意因工种的变更而更改劳动合同，从而导致双方矛盾逐渐升级。2008年6月2日，东力公司以潘长期不上班自动离职为由拒绝其进入工厂。而潘则认为，他是于一个月前向公司提出辞职但由于车间领导挽留，所以并无实际离职。随后，潘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要求该公司支付其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以及10亿元的精神赔偿。

同年9月，中山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要求东力公司支付潘2008年5月份工资1570.65元及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2387.28元，驳回潘要求10亿元的精神赔偿等其他仲裁请求。潘对该仲裁裁决不服，随后向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起诉，除了上述工资和赔偿金外，还额外追加要求东力公司赔偿其精神损失100亿元。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潘的诉讼请求，潘不服该判决向中山中院提起了上诉。

2009年4月，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后认为，潘因劳动争议纠纷而提起精神损失赔偿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但法院采信了一审已认定的用人单位解除与潘的劳动合同关系是违法的，判令用人单位东力公司应向潘永亮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3580.92元及2008年5月份工资、赔偿金1963.31元，两项合计5544.23元。点评：

本案反映了我国目前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不收费、诉讼收费低从而导致的劳动者“滥诉”现象。基于对弱势地位劳动者的保护，防止劳动者因没钱而无法维权局面的发生，我国劳动立法不仅在实体法上实行倾斜保护的立法原则，在程序法上也大幅度倾向劳动者。2008年5月1日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明文规定劳动争议案件仲裁不收费，劳动争议在仲裁阶段的经费全部由财政予以保障。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费用不超过50元，可见现在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的低廉。这些规定在保证了劳动者维权的同时也造成了劳动者“滥诉”现象的发生。我们认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应当是有限制的自由，对劳动者的“滥诉”如果不予以规制，将大大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违背立法者的初衷。

四、4月，浙江杭州：“50周岁”强制退休第一案

案情回放：

1991年吴女士调入浙江某公司工作。1995年，企业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公司将其定岗为财务人员。吴女士出生于1955年8月30日，至2005年吴某年满50周岁。2005年9月人事部经理通知她，让她办理离职手续，原来吴某年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在财务岗位干到55岁退休。在和公司人事部交涉期间，她看到了时间为2005年8月4日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盖章的退休证。原来，公司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着手为她办理了退休事宜。吴某随即给公司领导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自己未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同意退休，但公司表示已经给她办理了退休手续。

吴某表示，公司办理退休时并没有征求她本人意见，而且当时向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报批退休手续中用的照片是2005年7月公司员工外出时拍的风景照，身份证复印件则是购买机票时用的复印件。退休手续没有经本人签字，单位提交审批时也没有向其索要身份证原件。吴某觉得单位提交的退休手续审批材料存在弄虚作假，而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签署同意退休的意见，违反了《劳动法》以及有关规定，剥夺了她的劳动权。

2006年11月，吴某将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告上法庭。2007年2月，一审法院以吴某没有技术职称聘书为由，判她败诉。随后，吴某找到了公司从1992年11月就聘她为会计员专业技术职称的聘书证明，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期间，2007年5月1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中止本案审理。恢复审理后，在法院的主持下，吴某同意和解，公司愿意补偿吴某10.3万元，双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并留一份在法院备案。但公司说要把和解协议拿回去盖公章，然后就再也没消息了。

2009年4月22日，吴某意外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4月24日对本案宣判的传票。法院经审理认为吴某是工人身份，从事工人岗位，不符合劳部发[1995]309号和浙劳政[1996]70号文件规定的女职工退休年龄选择的规定，且在2003年11月1日吴女士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也将终止期限确定为满50周岁后的第二天。

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吴女士的上诉。点评：

本案持续时间长，被称为浙江省“强制退休第一案”，引发各方关注。本案的关键点在于认定吴某是工人身份还是干部身份。有关女职工退休年龄的问题主要见于《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以及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劳部发[1995]309号)中。根据这些规定，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因职工的身份而有所不同，其中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周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周岁。对于管理、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女员工在劳动合同期限或聘用合同未满时，用人单位不得以女职工年满50岁为由，强行为其办理退休手续。法院的终审判决已出，但引发的争议并未结束。很多人认为财务岗位应当属于专业技术岗位，即吴某属于女干部身份，退休年龄应当是55周岁，这就涉及岗位界定的问题，如何界定，目前的规定较模糊。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界定所谓企业管理、专业技术岗位，作为女职工退休年龄认定的依据，以规范女职工退休年龄问题，避免争议。

五、4月，上海：外国人无证打工案

案情回放：

2007年6月底，法国籍公民真•郎尼马逊在A公司任厨师，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其签发了外国人就业证，就业有效期到2008年6月14日止；同时他的居留期也到2008年6月14日。真•郎尼马逊在A公司工作不久又“跳槽”到B公司担任酒店行政总厨，每月工资人民币2.5万元。2008年6月1日，真•郎尼马逊工资结算到5月31日，回法国续办工作签证，双方未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此后，真•郎尼马逊与B公司人事部经理通过电子邮件沟通工作签证续签等事宜，但始终未得到圆满解决。直到同年7月9日，B公司人事经理经给真•郎尼马逊发去电子邮件称：现在工作签证的政策非常严格，你没有办法持有L签证或者F签证„„酒店决定目前不再与你续签合同。2008年7月22日，真•郎尼马逊持L签证（旅游签证）到上海仍去B公司上班，双方却为是否解除了劳动关系发生争议。

2008年8月中旬，真•郎尼马逊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假期工资、经济补偿金，未被受理。随即真•郎尼马逊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08年6月1日，公司要求自己回法国办理工作签证，办证期间包括20天的休假，期满后因未办妥工作签证，公司让自己待在法国，当自己回到公司则被告知已被解雇了。真•郎尼马逊认为，自己在该公司工作期间持有外国人就业证，双方形成了劳动关系，B公司应支付2008年6月至8月的工资7.5万元及经济补偿金2.5万元。法庭上，B公司辩称，双方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变更就业证手续应由真•郎尼马逊办理，没有变更责任在其自己。承认自2007年8月聘用真•郎尼马逊担任酒店行政总厨，但自2008年6月1日，真•郎尼马逊自行离开公司，公司没有与真•郎尼马逊解除合同。且真•郎尼马逊工作未满1年不符合安排年休假的条件，不认可诉请。

法院认为，2007年8月27日，双方签订合同，B公司聘用真•郎尼马逊担任行政总厨，然而该公司却未为真•郎尼马逊办理就业证变更，真•郎尼马逊在禹嘉公司工作期间不具备外国人就业证，不具有合法的劳动者身份，双方形成的是劳务(雇佣)合同关系，产生争议应按一般民事案件处理。真•郎尼马逊没有及时督促，B公司懈怠办理就业证变更均有过错。法院以为双方的劳务(雇佣)合同应于2008年6月14日终止，而在该时间段内，从双方往来邮件内容看，一直为真•郎尼马逊工作签证事宜协商，禹嘉公司应支付该时间段的真•郎尼马逊劳动报酬。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作出如下判决，由B公司支付真•郎尼马逊报酬人民币11494.25元，对真•郎尼马逊其余诉请不予支持。点评：

随着外国人在华就业人数的不断攀升，外国人就业引发的争议亦越来越多，本案由于未办就业证而被法院认为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较具代表性。根据现行的规定，外国人在我国合法就业的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办理就业证，否则会被认定为非法用工。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加强对外国人在华就业的管理，本身无可厚非，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问题是大大的了。

本案中法院判决B公司支付真•郎尼马逊报酬人民币11494.25元，对真•郎尼马逊其余诉请不予支持的理由在于双方形成的是雇佣关系，按民事争议处理，B公司无须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那么假设真•郎尼马逊办理了就业证，则就应按劳动争议处理，显然此时公司应当承担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责任，不仅要支付工资，还需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等，一对比，我们发现公司合法用工时所要承担的责任要远高于非法用工时所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按照现行的规定，较之于合法用工，企业非法用工的成本反而要低，企业责任明显较少，不得不说此乃外国人就业一“怪圈”。

对于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希望有关部门尽快立法予以改正，明确未办外国人就业证发生争议时的法律适用或法律责任问题。

六、6月，北京：“值班”劳动争议案

案情回放：

2007年1月，马某就职于某保险公司，并在其支公司中担任的法定代表人，月收入15000余元。2008年12月，马某办理了退休手续，与公司终止了劳动合同，之后马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该保险公司给付其加班费等各项补偿20余万元。因马某已超过退休年龄，劳动仲裁委员会以不属于受理范围为由驳回了马某的申诉。随后，马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通过法院保护自己的权利。

在庭审中马某称，自己在公司工作期间经常在周末到公司进行加班。检查员工的工作情况。并且，由于工作性质和职务特点，还经常需要应酬，很难保证正常的休息，故要求该公司支付加班费。保险公司辩称，马某身为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没有人强制要求其加班，且加班时并不像平时上班那样需要办理公务，就该行为的性质而言应该属于值班，不应支付加班费。

法院经审理认为，加班与值班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加班是劳动者工作的延续，即加班的劳动者除了国家规定的上班时间外，还要针对“同一工作”额外付出一定的劳动。值班则不同，值班的内容一般与工作内容有较大区别，并不具有工作的延续性。从马某的情况看来，其本身作为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该公司的最高领导，其所主张的加班实际上是到单位处理一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如果没事可自行休息，并不是为了直接完成生产任务而进行的加班，这与他平时的工作内容不具有延续性。据此，法院于2009年6月作出判决，驳回了马某的诉讼请求。点评：

企业在管理实践中有所谓“值班”的说法和做法，但在国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规中却没有出现过“值班”的概念，由此导致了此类劳动争议的发生。一种观点认为，加班、值班一字之差，含义却截然不同；另一种观点认为，值班与加班并无本质区别，也应依法支付加班工资。本案从判例上明确了值班与加班的区别，具有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上海、北京的高院及劳动部门，先后在其系统内的会议纪要中对“值班”做出了界定，明确了值班的只支付“值班津贴”，具体标准按照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确定，而不是按照加班工资的标准。对于“值班”的定义，两地司法机构基本相同： “下列情形中，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加班工资的，一般不予支持：1.用人单位因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2.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与其本职工作有关的值班任务，但值班期间可以休息的。在上述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规章制度、集体合同或惯例等支付相应待遇。”

应该说，以上界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值班与加班的区分，也较为合理。但在正式立法层面上，上述文件法律效力较低，建议国家相关立法部门在完善劳动法律法规时予以参考。

七、8月，广东佛山：高温津贴劳动争议案

案情回放： 2007年9月，莫先生到佛山市某陶瓷公司工作，担任注浆工一职。在刚开始的半年时间内，公司并未与他订立劳动合同。后来公司准备与他签订合同，但莫先生认为合同的大部分内容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故拒绝签订此合同。

2008年11月14日，莫先生申请劳动仲裁，要求陶瓷公司赔偿加班费及其各项损失。他还认为，自己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公司从未对其支付高温津贴。按照规定，公司应以每个月150元的标准，支付高温津贴750元。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后，驳回了莫先生的全部请求，包括其提出的高温费的请求。莫先生不服仲裁裁决，遂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中，对于莫先生追讨“高温费”的诉求，陶瓷公司辩称，他们从未安排莫先生从事高温作业，其工作环境是室内安装有风扇的非高温区。另外，法律也没有强制要求支付高温津贴的规定。且莫先生每月领取工资时已被告知没有发放高温补贴，根据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莫先生的该项请求已经超过60日的仲裁时效。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按照广东省高温津贴标准，莫先生不属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员，故其高温津贴标准应按每人每月100元发放，发放年度为2007年9月、10月，2008年6月至10月，共700元。

据此，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作出判决，判决陶瓷公司支付莫先生7个月的高温津贴共计700元，对莫先生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点评：

本案是佛山市首例高温津贴劳动争议案，较具代表性。于用人单位而言，高温津贴到底是一项可给可不给的企业福利，还是一项按照法律规定必须强制支付的法定福利，在实践当中结论不一。本案的判决结果不但明确了高温津贴属于法定福利，甚至还明确了非高温作业也可领高温津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同样是在2008年8月，发生在广东省东莞市的另外一起高温津贴索赔案，东莞劳动争议仲裁庭以“高温津贴并不计为工资构成、劳动者并未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厂方为维持厂房内温度、耗费大量电费成本”为由驳回了劳动者要求发放高温津贴的诉求。案情相似，结果却截然不同，反映了目前对于高温津贴理解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其实，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早在2007年就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作场所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卫监督发[2007]186号文），明确了“高温津贴”属于法定强制福利。原文如下：“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高温津贴的具体标准由省级政府或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制定。”

“应当”二字，明确了“高温津贴”的强制性。问题在于，该文件属于《立法法》中的所谓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偏低，另外，普法工作及地方执行力度不到位。看来，关于“高温津贴”是否属强制支付的福利范畴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但如何提高文件的执行力度，却是另一个更值得各部门思考的问题。

八、8月，北京：首例涉外劳务派遣者被诉违反竞业限制案

案情回放：

2008年1月1日，喻某与一家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于同日被派遣至英国某食品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喻某同意派遣，并表示愿意遵守该英国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竞业限制，即在任职期间，不会参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领域的任何其他商业性活动，也不会在其他单位从事兼职工作。喻某经聘任，在公司北京代表处担任区域销售经理，在接受公司培训后，依据公司安排专门负责水产品居间业务的相关联络工作，包括与国外客户洽联，代收国外客户订单，掌握相关国内供货商，国外客户业务联系资料，转接相关文件等。

2008年11月19日，该公司发现喻某公然违反《劳动合同》及其附件中关于喻某在任职期间竞业限制的约定，违反其签订的《保密承诺书》中所做的郑重承诺，在公司北京代表处任职期间，公然从事与公司业务领域相同的商业活动，与公司的国外客户进行私自交易，与公司前员工联系，谋划成立与公司业务领域相同的公司。

随即该公司以喻某违反竞业禁止且擅自离职为由，向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喻某因违反竞业限制约定，赔偿人民币216000元整，因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及聘用合同，赔偿原告15501.41元整，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北京东城区法院于2009年8月开庭审理此案。在庭审中，喻某辩称，其是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该公司北京代表处工作的员工，双方并不构成劳动关系，所以食品公司无权主张喻某解除劳动合同的任何损失。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竞业限制进行约定的主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且喻某与食品公司签订的《聘用合同》及《保密承诺书》中所谓“竞业限制条款”缺少竞业限制补偿金的必要内容，违反了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是无效的。喻某在任职期间没有实施任何侵犯商业秘密及从事竞业禁止的行为。2009年11月，北京东城区法院判决该竞业限制条款无效。法院判决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但本案中，原、被告双方虽然约定了劳动者竞业限制的义务，但并未约定向劳动者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故判决劳动者可以不受该义务的约束，无需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点评：

本案主要涉及两个争议焦点：

1、劳务派遣用工方式中，用工单位可否与派遣公司的派遣员工签订相关竞业限制条款，如可以，是否也受《劳动合同法》调整；

2、竞业限制协议中，未约定经济补偿金，或约定的竞业限制补偿金违法，或约定了补偿金但用人单位未按时支付，竞业限制协议是否仍然有效。以上两个焦点问题，都是《劳动合同法》中的模糊地带。

在劳务派遣三方关系中，劳务公司与派遣人员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劳务公司与用工单位形成的是民事关系，用工单位与劳务派遣人员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使用关系，也就是说劳务公司是派遣人员法律上的用人单位。从《劳动合同法》的角度来分析，订立竞业限制协议的主体应当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用工单位显然无权直接与派遣人员订立竞业限制协议，但是出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需要，要求派遣人员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亦是用工单位的必然需求。两者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是对劳务派遣所适用岗位的理解上有差异，如何平衡这两种利益以及哪些岗位可以使用劳务派遣的用工方式等问题都是有关部门立法时必须考量的因素。

竞业限制协议中，未依法约定补偿金或不支付补偿金，是否必然导致竞业限制协议无效，目前各地有各地的做法。如浙江，直接认定为竞业限制协议无效；而上海，则认定为竞业限制协议仍然是有效的，此时需双方重新协商或通过劳动仲裁来确定补偿金的标准，在员工向用人单位主张竞业限制补偿金，用人单位拒不支付时，员工方可向用人单位提出解除竞业限制协议。

国家立法对这类模糊问题不明确，必然导致地方的不同理解，由此导致同一个劳动争议案件，在不同地方仲裁或诉讼，裁判结果完全不一样。想必这也不是立法者、执法者愿意看到的结果。

九、10月，北京：首例判决认定“大学生亦可就业”案 案情回放：

小刘是北京某大学2009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小刘于2009年1月8日被招聘进入某投资公司工作，职务为投资顾问，负责开发行业市场，吸纳客户入金。双方约定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底薪800元，提成另计，第二个月转正，底薪提高到1500元。2月10日该公司以工资条形式发放小刘工资539元。3月11日由于该公司拖欠工资，小刘离开了该公司。

由于该公司一直拖欠小刘的工资。小刘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小刘属于未取得毕业证的在校生，未完成学业并取得学历证明，在校期间到该公司从事工作，仅作为参与社会实践的活动，不属于《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劳动者，不是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的适格主体，最终裁决驳回了他的仲裁申请。小刘遂诉至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要求该公司支付工资并向他赔礼道歉。

在庭审中，该投次公司辩称小刘尚未毕业，进入公司只能是实习并非就业。因此无权索要工资。

宣武区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劳动者与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付出劳动，应当从单位取得相应的劳动报酬。本案中，该公司承认小刘于2009年1月8日至3月11日在该公司工作，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宣武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小刘在进入恒紫金公司处工作时已年满16周岁，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就业年龄，其在校大学生的身份也非劳动法规定排除适用的对象，法律并没有禁止临毕业大学生就业的规定。被告明知小刘尚未正式毕业，小刘并未隐瞒和欺诈，因此，法院有理由确认小刘为适格的劳动合同主体。恒紫金公司虽称小刘在该单位属于实习，但鉴于该公司向小刘明确了在单位的具体岗位和职责，并向其发放了一月份的工资，以上事实充分表明，小刘在该公司并非实习，而应属于就业，属于劳动合同法管辖的范围，因此法院认定双方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对于恒紫金提出的无入金量就无底薪的说明，由于该项规定违反《劳动法》的规定，法院不予支持。现小刘要求支付拖欠工资，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据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0月13日判决恒紫金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小刘自2009年2月1日至3月11日的工资共计1847元。点评：

本案是国内首例确定大学生劳动关系主体地位的判决，具有较大争议。关于劳动者的法律资格问题，《劳动合同法》没有专门予以界定，其标准散见于《劳动法》及其配套规定中。对于大学生是否能成为劳动关系的主体，劳动法学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中在2007年爆出的“大学生洋快餐店打工”事件更是引发各界关注，保护大学生就业权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劳动部在1995年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曾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由于该文件的效力等级低，不少学者、官员认为对大学生的“实习”应适用《劳动合同法》中的“非全日制用工”的概念。本案则直接认定为只要年满16周岁，不论是否大学毕业，均有就业并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权利。

我们认为，劳动部1995年的文件具有较大合理性与现实意义，应继续执行。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到用人单位实习、勤工俭学，是其从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连接点，实习经验将帮助其更好地积累即能，为毕业后更好、更快地融入社会打下基础。如果将大学生界定为“劳动者”，恐怕用人单位为大学生提供的实习机会、勤工俭学机会将越来越少，如此这般，必将对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十、10月，深圳：深足欠薪案，行规与法规的冲突

案情回放：

深圳足球俱乐部队员在2008年初与深圳足球俱乐部签署了工资合同。随后，深足俱乐部自2008年2月起被深圳市足协托管。2008年末，深圳市足协辛辛苦苦承包了一个赛季，最终因为赞助商尾款不到位在赛季结束后拖欠18位队员一个月的工资以及全年大部分奖金。而深圳足球俱乐部的主要赞助商香雪公司认为，深圳足球俱乐部上赛季在六方面违反了赞助合同，所以余款不再支付。拿不到2008年大部分收入的深足队员，于2009年4月向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深足俱乐部和深圳市足协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工资及相应经济补偿金等总计398.196万元。

2009年9月，在原体育局及有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下，深足终于与该赞助商重新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一致。在双方律师见证下，深足与该赞助商签署补充协议，该公司分期付款的第一期期票已经到了深圳市足协。只要期票兑现，深圳市足协承诺尽快按明细发放到每个球员账户中。深足队员则表示，一定要每个人都得到白条上的全部收入才考虑调解。

该案于2009年10月15日在深圳市劳动争议仲裁院大楼开庭，深足队员袁琳、黎斐和代理律师王劲松出庭，但应诉方市足协、深足俱乐部却没有任何代表出庭。目前本案在进一步审理当中。点评： 本案是中国足球史上最大一起球员讨薪案，引发各方关注。欠薪其实是表面的问题，深层次上的问题是：运动员与俱乐部的关系是否适用劳动关系的概念？是否全部适用劳动法的保护？

在中国足球界，一直以来是通过足协制定的行规来调整球员与俱乐部之前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而足协制定的行规很多是与劳动法相冲突的（如经俱乐部批准才能转会、允许与培训费支出完全不对等的高昂违约金等），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近年来有加速上升的趋势。除职业体育行业外，文艺行业、娱乐行业甚至航空行业，都存在着类似问题。基于这些特殊劳动者主体不同于普通劳动者的特殊身份，对于像足球、篮球等体育圈内运动员与俱乐部的关系，当行规与劳动法发生冲突的时候，到底是适用劳动法还是行规，一直以来存在较大争议。在《劳动合同法》立法的过程中曾有人建议将运动员、演艺人员等特殊身份人员规定为劳动法排除适用的对象，但最终《劳动合同法》未予以采纳。

我们认为，劳动法律存在倾斜性保护，这本无可厚非，也是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的一种体现。但是，立法在顾及社会普遍性平等的同时，不应当忽略特殊性的存在。航空业、体育界、文艺界等特殊行业中，高端人才的长期稀缺，是目前不可回避、不能即时解决的一大问题，是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下人才市场必然经历的一过渡过程。如果法律没有给与一个宽松的环境，苛求“一步到位”的严格法律规范，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拔苗助长”。可以适当考虑，针对特殊行业的劳动者，适用民法的保护而非劳动法的保护。

第二篇：2010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

2010年十大劳动争议案件点评

1、富士康N连跳事件：关注新生代员工生存状态

2010年1月至5月间，富士康接连发生9名员工坠楼事件，引起公众强烈关注。就在九连跳事件的余震未消时，第十三名员工也已纵身陨命，富士康被网民戏称为“赴死坑”、“死亡工厂”。这些跳楼身亡的富士康一线员工，多是来自农村的第二代民工，平均年龄二十多岁。在富士康，一线员工除加班工资外的基本待遇只能维持在最低水准线，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据报道，富士康要求员工签署自愿加班切结书，员工如果要辞职则必须支付畸高的违约金，被网友称之为比跳楼还可怕。N连跳事件使富士康深陷舆论旋窝，随即宣布基层员工加薪，引发了珠三角企业加薪潮和迁移潮的连锁反应。2010年7月，富士康部分工厂开始西迁成都和郑州，但随即爆出富士康大规模使用当地中专生作为实习生，获取“低成本劳工”。2010年10月，两岸三地高校调研报告揭露富士康内部仍存大量滥用学生工、漠视职业安全隐患、私了瞒报工伤事故、强制加班并克扣加班费等违法违规的用工行为。

【专家点评】

富士康N连跳事件，不仅折射出了代加工企业艰难的生存状态问题，也昭示了中国平民生存之痛。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新生代民工自我意识增长，向往体面的工作，追求生活质量，需要更多更大的社会空间，但承压能力相对较弱，普遍面临着合同少、社保少、工资低、工伤多、加班多、争议多的困境。当他们遭遇富士康的低薪和高压，碎片化的生存无法承受后，或许纵身一跳成为解脱自己的最好出路。尽管跳楼接连发生，却始终不见政府的劳动执法和工会的维权行动，而沉默的员工怕丢饭碗，选择冷漠或是逆来顺受地承受这一切。笔者认为，富士康的应对措施不应停留于表面化和形式化的加薪、心理疏导、和尚祈福或口头承诺，应采取一些实质性的措施，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与工资集体协商增长机制。

从廉价用工中汲取利润的富士康遭遇中国劳动法的变革与敲打，从劳动法角度讲，富士康所谓的自愿加班切结书以及离职违约金的霸王条款可能因违反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被认定无效。而滥用学生工、私了瞒报工伤事故、漠视职业安全隐患等用工行为更是直接违法了劳动法。富士康超长时间的加班挤压了员工休息、交流和发展的空间，军事化的管理扼杀了员工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尊严。员工累了，趴下了，也许就有了N连跳。

2、本田罢工门事件:关注中国劳动关系的新变化

2010年5月至6月，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福利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要求厂方合理加薪、规范管理制度、整改工会。本田公司迅速解聘两名带头维权工人，同时以解聘相威胁罢工工人接受厂方提出的加薪、补贴等方案并承诺不再罢工，但双方仍未达成协议。由于双方谈判进程缓慢，本田零部件公司罢工事件产生的蝴蝶效应致使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面临超两亿元的产值损失。随后发生罢工工人与地方工会人员的肢体冲突事件，工人群情激奋、空前团结，此令罢工事件陡然升级。本田罢工门事件引起广东省政府高度关注，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调停下，罢工工人邀请劳动法专家代表工人参与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经过六个小时谈判终于签订协议，工人收获巨大——整体涨薪24%，南海本田零部件全面复工，本田罢工门事件以这样的结果结局。

【专家点评】 “中国制造”的经济模式强劲发展30年后，在人均GDP跃上3000美元的今天，面临着转型“中国创造”的战略契机，中国已开始告别廉价劳动力的低薪时代，2010年已经开始全国性的最低工资集体上调。本田罢工事件显示了处在生存底线上的中国工人对劳动力低薪现状的不满和抗争，劳动者已经意识到个体行动无法实现权益主张，应团结起来用集体行动向企业争取自己的权益。目前。中国劳动关系正在由个别调整模式向集体调整模式转变，劳动维权也由个体维权向集体维权转变，劳动法治正在形成。

本田罢工事件将开启中国工人争取劳动权益的新局面，工潮事件频发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企业、工会面临的新课题。对政府而言，解决劳动关系领域内的劳资矛盾，应着手调整收入分配，增加低收入者的社会保障，推动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限制并调整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上涨。对企业而言，在经过初期发展之后应加大利益分配，与工人共享成果并建立沟通协商对话机制，建立适应新生代员工特点的管理机制。企业应当重新评估劳动者价值，先“人”后“工”确保劳动者活得有尊严，才是企业长远的立命之本。工会职能的缺位使政府直接面对企业和工人，笔者认为，应增加工会活动的独立性并通过工会推动劳资矛盾的解决。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工会，是对企业的一种制约，但最终对于政府和企业主也是有利的。

3、华为奋斗者协议：关注劳动者权利的被自愿

2010年8月下旬，多家网站爆出《华为对抗〈劳动法〉的〈奋斗者申请协议〉》一帖，根据这份协议华为提供两种角色让员工选择：一种是奋斗者，但要自愿放弃年休假、婚假、产假，从而得到公司在年终奖、配股分红、升迁、调薪等方面对他们的倾斜；一种是劳动者，可以享受以上假期，但被取消年终奖、股票分红，同时升迁、调薪等均受影响。员工申请“华为奋斗者”，还需要在协议上添加“我申请成为与公司共同奋斗的目标责任制员工，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和陪产假”这句话。华为此举被认为是，通过这样的协议，以员工自愿放弃的名义，使华为合理规避《劳动法》，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继2007年底工龄门事件后，华为以争议性的奋斗者协议再次引发外界强烈的质疑和批评。但在华为内部，该协议并未遭到强烈的反抗，很多人“自愿”选择要当 “奋斗者”。此时此际，富士康正在实施大举内迁计划，而身处同城的华为却高歌猛进，再次展开奋斗者梦想。

【专家点评】

低调行事的华为，其内部管理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与争议，包括早前的放弃工号、重新上岗的工龄政策，以及这次的放弃休假权利的“奋斗者协议”，这与其一直以来所崇尚的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奋斗者协议”对“奋斗者”许诺在年终奖、股票分红、调薪、升迁等方面的倾斜，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利益诱惑。因其奋斗文化，华为得以持续发展，无数员工无声地“被自愿”奋斗成为千万华为人。自愿放弃休假的“奋斗者协议”并非华为专利，在现今的很技术型企业中普遍存在，很多劳动者自愿成为奋斗者与老板一起分享企业利益。

劳资双方对劳动者特定权益作出特殊处分的“私了”性质的协议普遍存在，从法律上讲，在劳动关系中并不完全适用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华为“奋斗者协议”，实质是一种直接剥夺劳动者法定休假权利的行为，目的在于变相强迫加班，这样的协议疑似违反了劳动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定，极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协议。企业若想与劳动者协商处分某些特定权利，首先应在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事先做出约定，并向劳动者履行告知义务，其次应保证权利放弃与损失补偿的公平性。否则，这样的约定或协议就沦为一纸欺压员工的不平等条约。

4、乡邮员的身份之惑：“被委代办”人员社会保障引发关注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四川省邮电管理局强行对有着近20年工龄的乡邮递员进行了清退，又单方面强制把所有乡邮递员改为所谓的“委代办”，并采取各种手段，要求所有人员签订所谓的委代办合同。按邮政局的规定，委代办是没有劳动关系的，与其只构成委托代理关系，其组织关系、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待遇等邮政局均不负责。这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几十年的乡镇邮递员，丧失了邮政职工的身份。随着这些老邮递员临近退休年龄，他们的养老、医疗问题越来越突出。老乡邮员们认为，邮政公司强制将他们转成“委代办”既没有政策依据更没有法理依据，他们与邮政公司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邮政公司理应解决他们的社保问题。邮政公司则回应说，从邮政企业在不同时期的办理业务方式看，公社邮递员、乡办邮递员及委代办与邮政企业均不属于劳动关系。面对老无所养、病无所依的窘境，老邮递员们踏上了寻回身份的艰难维权之路。他们多次向上反映，无奈邮政公司和当地政府互相推诿。情急之下，一些老乡邮员不得不采用集体上访甚至自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议。

【专家点评】

切实发展和谐劳动关系，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使之活得幸福、有尊严，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热门话题。何谓“体面”与“尊严”？健康安全的劳动环境，合理恰当的劳动报酬，有保障的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而要实现体面劳动的目标，需要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等多方的共同努力。四川2000余名乡村老邮递员劳动环境苦，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低，更没有劳动保障，这显然与“体面”、“尊严”的目标背道而驰，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和政府监管的不到位。一方面，邮政公司作为国有企业，更应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包括乡村老邮递员在内的所有员工的劳动权益。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采取更为积极和务实的态度，加强与邮政企业、老邮递员们的沟通与协调，根据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尽快纠正工龄清零、“一刀切”改为委代办的做法。既然山东、安徽等地邮递员们的社保问题已区别三个阶段得到解决，那也完全有理由相信，四川乡村老邮递员们的养老难题也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

5、贵州施秉200人矽肺病之痛：关注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健康

2010年4月，贵州施秉县恒盛有限公司195名工人被确诊为矽肺病，创企业一次性检出矽肺病人数贵州省之最。据媒体调查，这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竟是当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已“带病”运行十年之久。由于长期在粉尘环境中作业，这个公司的工人早在2006年就出现头晕、气闷、乏力等症状，有的工人不能继续上班，只好辞职回家，但公司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次重大事故发生后，当地领导竟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试图让这家企业早日复工。经媒体报道，这起重大矽肺病事故引起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贵州省安委会办公室透露，贵州省施秉县恒盛有限公司自1999年底投产以来，从业人员长期受工业硅冶炼产生的粉尘危害。截至7月2日，这家公司先后共有1343名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病诊断，确诊矽肺患者200例，另外，半年后需复查胸片的职工还有262人。据悉，这些矽肺病患者因病情的轻重不同，可能分别获得10万元至30万元的赔偿。要求矽肺病复查的261名工人，部分与恒盛公司达成协议，每人领取了2．3万元的补偿款。

【专家点评】 职业病被称为“不流血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广大职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贵州这家公司高达14%之多的矽肺发病率这一严酷事实，再次对全社会敲响了职业病防治的警钟。职业病高发原因很多，但更多与人为因素有关。主要是指少数地方政府违反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和环保准入制，违法上马高污染或有毒有害项目，而相应的防护设备和防尘防毒措施却不到位。一些企业也无视《职业病防治法》，为了省钱不安排高危人群定期体检和治疗。

高发的职业病是一个危险信号，它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也给社会救助和养老造成巨大压力，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危害。因此，遏制“不流血的伤亡”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力。作为政府部门要加大对防治职业病的财力投入和科研攻关；要依照国家环保法规对建设项目实施严格审批，对存在职业病高风险的有毒有害项目进行严控，尤其要监督企业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督促企业依法维护职工的健康权益。就企业而言，保障职工身体健康是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因此，企业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并且防护设施必须到位。企业若不作为，就需要政府采取强力措施加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要让那些蔑视法律的企业或老板付出代价，以确保《职业病防治法》得到落实。

6、断指吞咽证清白：关注自残式身体维权的悲剧

2010年8月1日，黎波等4名原湖南省宁远县水利水电局的在编工人，在清华大学西门附近，前摆“我没旷工、还我清白”的纸幅，跪地用菜刀砍下各自左手小指的一部分，然后血淋淋地吞进肚里，他们这样做仅仅是证明自己没有旷工。这起自残事件的起因，还得从2000年宁远县水利水电局的19名在编工人被合并移交到宁远县电力局而失去编制开始说起。2006年底，这些编外工人又被电力局转移到了劳务派遣公司。2008年3月，当这些工人得知由劳务公司发放工资后，便拒领工资。2008年12月，宁远县电力局以 “旷工15天以上”为由解除了这些编外工人的劳动关系。被扫地出门的工人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法律维权之路，在经历劳动仲裁、法院诉讼乃至多次上访、谈判仍未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为引起社会对自身权利的关注，黎波等4人来到北京采取了断指吞咽的过激行为。随后黎波等4人先被宁远县驻京办限制人身自由，随即被带回县里后被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被行政拘留10-15天，而湖南省电力局、公安局领导则以劳教威胁他们妥协放弃。

【专家点评】

四个秋菊男“被编外、被旷工”，在投诉无门、无处讨说法的急切下，以自残身体的方式向社会宣泄自己的冤屈，这是和谐社会的尴尬，亦是法制社会的窘迫。整个2010年，采取断指、跳楼、跳桥、爬烟囱等极端方式维权、讨薪，引起社会关注的事件时时上演，但张海超开胸验肺、孙中界“断指证清白”等标志性事件被舆论聚焦并取得圆满结局的事件不会历史重演，自残式的维权效仿不会再产生轰动效应。

断指吞咽事件再次深刻地揭示，社会弱势阶层的权利在利益集团面前无法得到保障，正常的法律维权通道被堵得严严实实，自残、自杀式的“身体维权”似乎将取代上访成为最后一种权利救济方式。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应该为社会弱势群体畅通维权通道，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以保证公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够获得及时的救济。在劳动者的利益诉求还未激化上升到政治层面的时候，社会各方面应重视劳动者对体面劳动的期待，应保持对劳动者权利的尊重和诚意，让辛酸、无奈、滑稽、流血的悲剧和带血的维权不再上演。希望这些悲剧能够唤醒法律的尊严和消失的正义，推动中国法治的进程，而不能让理性维权成为“奢侈行为”。

7、“锦旗哥”鏖战通用电气：关注中国劳动法制的缺陷 因为制作“不为人民服务”的锦旗，软件工程师周力走红网络，被称为“锦旗哥”。锦旗的背后，是周力揭露通用电气公司钻中国法律空子、以大面积的不定时工作制逃避加班费，却由于国内劳动法制缺陷而不被劳动部门所支持的辛酸和无奈。

2008年7月，从通用电气医疗系统(中国)有限公司离职的周力，发现这个号称“最佳雇主”的公司以大面积的不定时工作制逃避加班费，于是将通用电气告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支付加班费、奖金等。不料，周力的要求并不受劳动仲裁的支持。通用电气一方说其岗位实行的是不定时工作制且已受劳动部门许可，在劳动合同中也已写明，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没有加班费。周力认为，通用电气的不定时加班制是一场骗局，是其逃避加班费的伎俩，而劳动部门的许可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两年之内，周力14次采用公力救济手段索要加班费、奖金及主张自己的其他权益，并将通用电气和当地劳动部门告上法庭。无奈在当前中国法律环境下，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主张加班费没有法律依据，周力多次败诉。据悉，不定时工作制这一法律规定的例外制度设计已成为企业逃避加班费的常用手段，被解读为“除法定假日外加班不算加班，不用支付加班费”，这可以说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有专家建议，国内应该建立一定的制度，通过程序控制企业对不定时工作制的滥用。同时最重要的是，立法应要求用人单位记录不定时工作制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并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也要支付加班费。

【专家点评】

“锦旗哥”的“异类锦旗”，是劳动者维权渠道不畅时的无奈呐喊，通过制造戏剧化的新闻效应而赢得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政府部门的触动，个中黑色幽默透着几丝悲怆与几分沉重。“锦旗哥”剑走偏锋的维权创意，因不落窠臼而引发关注，但终非法治社会的常态，这也凸显了职能部门的不作为、法律救济的乏力以及劳动者维权之艰。锦旗哥“近乎偏执”的维权精神与毅力，彰显了可贵的公民精神，敢于主张权利、维护权利。

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虽然设置劳动监察的行政执法手段处理劳动争议，但现行劳动争议裁审机制的诉讼周期长等等固有缺陷，是劳动监察部门行政不作为涉诉的深层次制度因素。《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未能解决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诉讼的职能错位与阙如，而仍然沿用两种救济途径并行的模式解决劳动纠纷，这样一来，劳动监察部门可能将面临更多的行政诉讼以及随之而来的败诉。劳动者已经意识到劳动监察行政诉讼是低成本解决劳动争议的“杀手锏”，通过行政诉讼间接向用人单位施压。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者和劳动监察大队都是制度设计不当的受害者，前者在无意中恰当利用了制度的不合理因素，后者则是无奈地陪绑受缚自有委屈。因此，从立法上理清劳动监察和劳动仲裁的制度冲突，并在实践中强化劳动监察的力度，才是杜绝“锦旗哥”再次出现的良药。

8、反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关注百万HIV感染者的就业权利

在安徽省安庆市市直学校2010年招聘教师考试中，某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小吴因艾滋病病毒（HIV）检测呈阳性，当地教育局援引公务员录用标准，做出拒绝录用小吴的决定。随后小吴将安庆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原告代理律师李方平则指出，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以及当地政府有关规章违反了上位法规定。2007年通过的《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11月12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反艾滋就业歧视第一案”在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法院宣判，法院驳回原告小吴全部诉讼请求。法院认为，两被告（安庆市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教师招聘中适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并无不妥，对原告作出的拒绝录用决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小吴表示不服判决，将继续提起上诉。

【专家点评】

我国《就业促进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人员，不得以是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录用”；《艾滋病防治条例》也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依然有一些规范文件与法律规定相悖，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示范效应，抵消了卫生部门、劳动部门等相关部门多年的艾滋病防控与消除歧视作用。目前，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加剧恶化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就业和生存环境。

艾滋病歧视只是形形色色就业歧视中的特殊个例。据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调查报告》显示，这项涉及中国11所“211工程”名校的2000多名大学生被调查者中54.05%的大学生表示在应聘中受到过歧视，包括性别、户籍、政治面貌、身高、长相、年龄、婚育等歧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业歧视由来已久，而严峻的就业形势，又对就业歧视推波助澜。一方面我们在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另一方面却是不少人还没有成为人才时，便已倒在“就业歧视”的路上。就业歧视的存在，不但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追求相背离，更会阻碍人才辈出局面形成、人才强国建设步伐。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清理、纠正自身用人歧视条款，营造公平就业的环境，保护公民平等参与就业竞争的权利。

9、新疆智障包身工事件：关注残疾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2010年12月，经举报曝光发现，在新疆托克逊县库米什镇老国道247公里处的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4年来，数十名智障工人惨遭非人奴役，被当地人形容为“猪狗不如”，很多人都亲眼见过老板用皮鞭抽打工人的场景。智障包身工事件背后，是一条充满血泪的财富链条：一端是四川省渠县一个名叫曾令全的“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人，此人从社会上“收集”流浪汉后送到建材厂当工人，这些人的工资全由其代理人领取后汇到他的账户上；而在链条的另一端，建材厂的老板可以用比市场低得多的人工成本，来完成生产任务。事情曝光后，涉嫌组织贩卖“智障包身工”至新疆工厂的四川渠县人曾令全已被渠县公安局刑拘，佳尔思化工厂老板李兴林和其子李成龙被抓获。12位智障人员也被成功解救，其中四川籍5名，河南籍4人，安徽、甘肃、黑龙江籍各1人。

【专家点评】

智障者同是社会成员，身体残疾更应受到社会的加倍呵护。温家宝总理不只一次提到，要让公民有有尊严的生活，起码包含两层含义：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公众的温饱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尊严是空头支票；其次则是人格上的平等和被尊重。物质的充盈、精神的满足无疑是有尊严生活的最基本条件。显然，智障包身工与这一基本标准还有很长的距离。

多年来，我们关注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舆论将他们捧上天，现实却将他们狠狠的摔在地上，他们遭遇着理想与现实冰火两重天的尴尬处境。当我们关注具体的弱势个体时，他们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绝非想象能及。关注弱势群体，既需要公众投入最基本的悲悯情怀，更需要政府投入政策和资金支持——弱势群体比我们更需要关爱。对弱势群体关爱的缺乏，揭露了社会救助工作的短板，法律援助和救助机制在关怀民生上还有未覆盖的角落，恰恰是这些角落，冷漠阴暗，更急迫的渴望关爱与温情。在当前尊重人性、崇尚公正、谋求和谐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更有义务切实采取多种措施，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和维护智障残疾人士的各项权益，把智障残疾人士从各种不公正的“囚笼”中解放出来。

10、下班被火车撞算不算工伤：关注工伤认定的争议地带

2004年4月21日晚，南京市民高荣梅老人的女儿在下班路上，横穿南京火车站内一段铁路时被侧面开过来的火车撞上，当场死亡。高荣梅老人认为，女儿横穿铁路虽有过错，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女儿在上下班途中受机动车伤害，应该被认定为工伤。南京市劳动部门则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定义，否认火车是机动车，认定高荣梅老人的女儿不能享受工伤的待遇。高荣梅老人和家人认为，火车是机动车，这是一个正常人都应该知道的常识。就算《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对机动车做出明确的定义，南京市劳动部门也不应该以此来拒绝女儿的工伤申请。为撤销对女儿不是工伤的认定，高荣梅老人6年间多次起诉劳保部门，均被法院以“火车行驶在铁路而非道路上，不属机动车”为由，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2010年7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撤销了南京市两级法院和劳动部门的多份裁决。责令南京市劳动部门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对高荣梅老人的女儿做出工伤认定。

【专家点评】

火车是不是机动车？这个看似常识的问题，让疲惫的高荣梅老人花费6年时间，历经数次诉讼，整个过程无奈而令人心酸。劳动部门和法院看似都在严格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依法办事”，却对生活常识和法律缺陷视而不见。这看似负责任，其实是不负责任，何其迂也。《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因工作原因遭受伤害的职工合法权益，该法的调整范围是工伤保险行政法律关系，故对条例中的“机动车”应作通常意义上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解和合理解释，即不仅包括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还应包括轨道交通中的火车、轻轨、地铁等符合机动车技术特征的交通工具。省高院的改判，体现了实事求是和司法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工伤保险条例》未作出修订之前，省高院作出这样标志性的判决，需要很大勇气。

长期以来，我国在工伤保险领域一直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和不足。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扩大上下班工伤范围，指出除现行规定的机动车事故以外，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也应当认定为工伤。依据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高荣梅老人根本不必如此费劲。而除此之外，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还简化了工伤认定、鉴定和争议处理程序，提高了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增加了工伤保险基金支出项目等，……可以说，新的规定比较好的回应了人们对《工伤保险条例》的种种期待，集中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有力地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篇：2017年十大典型劳动争议案件

2017年十大典型劳动争议案件

一、社保折现无效，解除经济补偿不能少

案例：张某系外地农民工，于2014年8月入职某餐饮公司，从事后厨工作，双方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其月工资为4000元。同时，双方订立了一份《社保补偿协议》，其中约定，因本人原因，张某不要求餐饮公司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餐饮公司将每月社保费用折现为500元支付给张某，张某自行承当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相关法律后果等。工作至2016年7月，张某以餐饮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及缴纳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费。餐饮公司认为，张某本人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在却反过来要单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且还要经济补偿金，其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故不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因发生争议，张某遂向某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张某与餐饮公司所订立的《社保补偿协议》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后经过仲裁委调解，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张某将每月所得500元社保补偿返还给餐饮公司，餐饮公司依法为张某补缴社会保险费，并向张某支付部分经济补偿金。

评析：依法缴纳社保义务不可规避。

按照《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均负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本案中，餐饮公司与张某签订了《社保补偿协议》，张某每月获得了更多的工资，餐饮公司也可以少承担一些社保费用，似乎两者都有利，但却存在张某在生病、生育、年老等情况下，无法获得相应社会保障的巨大风险，从而最终损害个人、用人单位乃至社会利益。本案中，虽然张某有违“诚信”原则，但由于《社保补偿协议》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且用人单位有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事实成立，故在张某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餐饮公司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二、符合休假条件，新入职当年即可休年休假

案例：王某于2014年6月1日入职某物业公司，从事电工工作，双方订立了为期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王某的月工资为5000元。劳动合同到期时，王某选择不与物业公司续订劳动合同。离职结算时，王某提出工作期间未休带薪年休假，故要求支付相应的补偿。物业公司同意向王某支付相应的补偿，但只同意向王某支付入职满一年后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王某则认为，其入职物业公司之前，其累计工作年限已达10年以上，其每年应享有10天带薪年休假，其入职当年就应享有相应的年休假。因双方发生争议，王某向某区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物业公司支付全部工作期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王某在2014年1月至5月期间在前一用人单位工作时未休年休假，其入职物业公司之前已经具有10年以上的累计工作年限，故王某入职物业公司的当年即可享受年休假，无需在物业公司工作满一年后才可享受年休假。后仲裁委裁决物业公司向王某支付了在物业公司全部工作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报酬，并对该案实行了一裁终局。

评析：休年休假看累计工作年限，新入职非休假障碍。

实践中，一些用人单位将员工休年休假的条件设定为必须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年。《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第五条规定：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当年休假天数，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365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从上述规定来看，只要劳动者在新入职之前已经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即可在新用人单位享有当的带薪年休假，而无需在新单位再次工作满12个月后才能享有，新用人单位不得以此为由限制或剥夺劳动者的休假权利。

终局裁决制度是指劳动争议案件经仲裁裁决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用人单位一方不得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涉及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不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十二个月金额的争议，以及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方面发生的争议，实行终局裁决。

很多劳动者在自身的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时，不愿维权，主要是因为维权的时间成本过高，使维权变得更为繁难。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有条件的终局裁决，可以帮助劳动者尽快讨回公道，防止用人单位恶意拖延时间，让劳动者正当的劳动权益得到及时维护。在终局裁决之下，更多的用人单位面对高效的劳动仲裁效率，会有所忌惮，不敢随意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

三、未约定竞业限制补偿，劳动者履约单位仍需支付

案例：周某于2013年7月15日入职某网络公司，从事软件工程师工作，双方订立了3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周某的月工资为3万元。此外，双方订立了《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在该协议中，双方约定，周某在工作期间及离职后，应当保守其所知悉的网络公司的商业秘密，且在离职后2年内，周某不得到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提供劳务等。2016年7月14日劳动合同到期后，网络公司在支付给周某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后，与其终止了劳动关系。2017年3月，周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网络公司支付2016年7月15日至申请当日的竞业限制经济补偿。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网络公司与周某订立的《保密及竞业限制协议》虽未约定支付竞业限制的经济补偿金，但周某确实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网络公司仍需依照相关规定向周某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金。

评析：未约定补偿非无效，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仍受偿。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只约定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而未约定支付竞业限制经济补偿金，并不意味着该竞业限制协议当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第六条的规定，如果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劳动者可要求用人单位按照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在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后，可催告用人单位依法及时支付经济补偿，如果用人单位明确表示或以实际行为表示不支付经济补偿，则劳动者可不再履行该竞业限制义务。

四、“三期”女职工受保护，但仍需遵守单位规章制度

案例：刘某系某外贸公司女员工，于2014年3月入职，双方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2016年11月，刘某生产一子后回外地老家休产假，产假期满后因感身体不适，又向外贸公司申请休病假1个月，并出具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假期满后刘某仍感身体不适，再次打电话向外贸公司请事假继续在家休息调养，外贸公司同意刘某休1个月的事假。休完事假后，刘某未回公司报到，亦未继续请事假或病假，外贸公司主动与刘某联系，发现刘某的手机不是关机就是无人接听。持续近2周后，外贸公司只好向刘某在老家的住址寄送了《返岗通知书》，要求其在收到《返岗通知书》后一周内到公司报到上班。在超过公司指定的报到时间3天后，刘某回到了外贸公司报到。次日，外贸公司决定以连续旷工超过3天以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由以刘某解除劳动合同。刘某认为自己处于“三期”，应当受到特别保护，外贸公司的解除行为违法，遂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刘某休完事假后继续在家休养，但未履行请事假手续，也非休病假，故应认定为旷工多日，构成了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故裁决驳回了刘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对“三期”女职工同样适用。

我国法律对“三期”女职工保护有特别规定，如《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中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三期”女职工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并非无原则。现实生活中部分女职工因孕而“有恃无恐”，如:不请假不到岗不接受工作安排等，一些用人单位也因不知该如何实现对“三期”女职工的管理权而“谈孕色变”。实质上，上述法律规定是指用人单位不得单纯以女职工“三期”为由降低工资、解除劳动合同，并不能理解为“三期”女职工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三期”女职工如有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如严重违纪、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等，用人单位仍可行使单方解除权，故“三期”女职工不能以自己处于“三期”为由而不受用人单位依法制订的规章制度的约束。

五、劳动者非“背锅侠”，规章制度须合法合理

案例：杨某系某超市员工，于2014年12入职，双方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杨某的岗位为服装组组长，月工资为4000元。超市制订的《商品定期盘点损耗标准及处理办法》中规定，损耗超过标准部分达0.30%以上的，超市可以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2016年年终损耗盘点结果显示，杨某负责的服装部分超标38.30%，纺织部分超标3.72%，鞋帽服饰部分超标1.26%，给超市造成的损失达35万多元。2017年1月底，超市以杨某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杨某不服，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超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杨某称2016年的损耗有27万元是商品不合格及过期造成的，与其无任何关系，且不应计入损耗；剩余8万余元损耗属于正常丢失，所有门店服装类的损耗都是超标的，主要原因在于门店人员太少无法避免（丢失），且门店有防损员，在收货及收银时均有可能发生丢货，故其不应对损耗承担责任。超市则表示不清楚损耗具体发生的原因，只有门店具体操作人员才能知晓。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虽然超市的规章制度中规定，损耗超过标准部分达0.30%以上的，超市可以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但超市店面发生商品损耗可能发生在诸多环节，如进库、出库、结账、顾客偷盗、内部盗窃等。杨某所在店面的商品损耗究竟在哪个具体环节、因何原因而产生，超市并不知情，且超市专门成立了防损部门，亦无有力证据表明是在杨某所能掌控的环节和范围内发生了损耗，故超市的解除行为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应当向杨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评析：用人单位不得利用规章制度向劳动者转嫁经营风险。

本案中，虽然超市盘点发生了巨大的损耗，但损耗究竟因何原因、在哪个环节产生，防损部门和杨某在防止损耗的责任应如何划分，超市是否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损耗的发生等，超市均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故超市在不分清原因和责任的情况下，简单地以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严重失职等为由与杨某解除劳动合同，无疑是将自身的经营风险转嫁给劳动者，让劳动者成为不合理规章制度的“背锅侠”。用人单位在制订规章制度时，除了相关内容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外，还需考虑生产和工作实际情况，具有较强的合理性。

六、合法合理调岗，劳动者有义务接受安排

案例：罗某系某商业公司的员工，于2008年6月入职，双方于2015年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罗某的岗位为“管理类”，并约定商业公司可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罗某的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及身体状况等对其调整工作岗位。入职后，罗某先后在百货主管、百货经理、杂货经理、资深经理等岗位工作。2013年9月，罗某担任总务部部长。2016年9月，因生产经营需要，商业公司将设施部与总务部合并为总务设施部，并将罗某的岗位调整为服装部部长，调整前后的岗位级别、薪资待遇、工作地点等均未发生变化。罗某以调整前后的岗位分属后勤类及运营类为由拒绝到岗。一周后，罗某以商业公司未提供劳动条件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商业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将设施部与总务部合并为总务设施部，罗某对该事实不持异议，商业公司基于生产经营需要对罗某进行岗位调整应属于用人单位的用工自主权，且调整前后的岗位级别、薪资待遇、工作地点等并未发生变化，罗某以调整前后的部门分属后勤类及运营类作为不同意调整岗位的主张并不成立，故本案不存在商业公司不提供劳动条件的事实，罗某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评析：劳动者有义务接受合法合理调岗。

实践中，不少劳动者存在理解误区，认为其工作岗位一概不能调整。事实上，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对调岗进行了相应的约定，或是在劳动合同中未约定工作岗位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用人单位确因生产经营需要可对劳动者进行岗位调整，但调岗行为本身需具有合理性，且不得随意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标准。在劳动合同中只约定岗位而未约定如何调岗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亦可在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所列情形下对劳动者进行岗位调整。调岗的相关规定可参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5条的相关规定。

七、诚信义务须遵守，试用期解除略宽松

案例：王某于2016年2月应聘某互联网公司，在个人简历学历一栏中，他自报某名牌大学全日制计算机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因为某互联网公司要求应聘者必须是全日制本科毕业以上学历，而且王某也符合条件，于是王某被顺利录用并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在该劳动合同中，双方约定王某的岗位为计算机工程师，试用期为3个月。入职后1个月内，互联网公司发现王某在很多较为简单的工作任务中常常出现一些低级差错，于是对王某学历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后互联网公司向某名牌大学进行调查核实，发现该大学并未向王某颁发过全日制计算机管理专业本科文凭。互联网公司遂以王某提供虚假学历、不符合试用期录用条件为由将王某辞退。王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互联网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王某称其入职时向互联网公司提交的本科学历证书为在职本科学历证书，互联网公司向仲裁庭提交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复印件）并非其入职时向公司所提交。但王某入职时提交简历中所注明的本科学历的性质及就读时间均与互联网公司所提交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复印件）相符，而与王某所提交的在职本科学历证书不符。仲裁委认为，互联网公司在招聘时告知了王某须具备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王某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提供虚假学历，影响了互联网公司对其专业技能的判断，互联网公司以其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符合规定，故裁决驳回了王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试用期被解雇风险大。

用人单位在录用劳动者时，应明确告知劳动者录用条件。同时，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如果劳动者违反诚信原则对影响劳动合同履行的自身基本情况有隐瞒或虚构事实的，如提供虚假学历证书、伪造履历等，用人单位可以劳动者不符合录用条件解除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是否符合录用条件的认定，在试用期的认定标准应比试用期届满后的认定标准略微宽松，故劳动者在入职时应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八、服务期协议勿滥用，专项培训有要求

案例：钟某于2014年3月入职某中介服务公司，双方订立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钟某从事咨询师工作。入职后，中介服务公司对钟某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岗前培训，双方签署了一份《服务期协议》，其中注明中介服务公司对钟某进行了专业培训，花费培训费2万元，钟某须为公司服务满5年后方可离职。工作满2年后，钟某以个人原因辞职，中介服务公司以钟某未满服务期为由要求钟某支付违约金，并从其最后2个月工资中扣除了违约金12000元。钟某不服，遂向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中介服务公司予以返还。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中介服务公司对钟某进行的培训并非专业技术培训，而是上岗前就公司的业务概况、开展业务的工作技巧、开展业务的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必要的岗前培训，且没有证据证明真实发生了2万元的培训费用，故裁决支持了钟某的仲裁请求。

评析：岗前培训非专业技术培训，服务期协议不可滥用。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培训费用，包括用人单位为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的培训费用、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从上述规定来看，本案中中介服务公司对钟某进行的一些简单、必要的岗前培训而并非是专业技术培训，也未为此支出相关的培训费用，故仲裁委支持了钟某的仲裁请求。由此可见，用人单位企图通过弄虚作假、滥用服务期协议，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企图是行不通的。

九、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用人单位可行使解除权

案例：范某于2006年6月23日入职某汽配公司，任公司保洁职务，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范某于2015年12月28日在该汽配公司二楼女厕内向正在入厕的人事行政部经理的头部及身体上泼洒尿液，并与该经理发生了肢体冲突。经过调查核实，某汽配公司于2016年1月5日向范某送达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以其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与其解除了劳动合同。范某向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要求汽配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裁委审理后认为，范某在工作期间向人事行政部经理泼洒尿液，已经对人事行政部经理构成侮辱，属于严重违纪行为，虽然汽配公司未能提交相关规章制度，但范某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故裁决驳回了范某要求汽配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请求。

评析：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须遵守，严重违反可解除。

《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中规定，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劳动法》第二十五条中规定，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是对劳动者最基本的要求，即便在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未作出明确规定，劳动合同中亦未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劳动者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职业道德的，用人单位仍可依据《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行使解除权。实践中，用人单位应当尽可能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同时，劳动者亦应遵守基本的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不能以规章制度未规定为由规避用人单位合理合法的管理行为。

十、外国人就业须审核，就业许可范围不可越

案例：2015年8月1日，某外国公民约翰与上海某网球俱乐部订立劳动合同，双方约定约翰在北京市某区从事网球教练的工作，由北京某体育文化公司对其进行日常工作的领导管理，并按月支付其工资。上海某网球俱乐部为约翰先后办理了《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工作签证以及居留许可证。最终约翰于2015年12月28日获得了有效期至2017年9月29日的《外国人就业证》。约翰自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1日一直在北京市某区从事网球教练工作。2016年11月2日，约翰因北京公司拒绝发放其工资而辞职，并于当日对上海某网球俱乐部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仲裁委审理后认为，约翰所持有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明确了约翰在中国境内的合法就业区域仅限于上海市，而约翰却一直在北京地区工作，违反了关于就业区域工作的许可范围。因此，约翰属于非法就业，不受我国劳动法律法规保护，故对约翰要求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仲裁委不予支持。

评析：用人单位聘用外籍劳动者工作受工作许可范围的严格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外国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非法就业：

（一）未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二）超出工作许可限定范围在中国境内工作的；

（三）外国留学生违反勤工助学管理规定，超出规定的岗位范围或者时限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就业证只在发证机关规定的区域内有效；第二十三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用人单位必须与其就业证所注明的单位相一致。外国人在发证机关规定的区域内变更用人单位但仍从事原职业的，须经原发证机关批准，并办理就业证变更手续。外国人离开发证机关规定的区域就业或在原规定的区域内变更用人单位且从事不同职业的，须重新办理就业许可手续。从上述规定来看，外国人就业证仅在获得许可的就业区域、就业单位以及职业范围内有效，此三项内容实际发生变化而未依法重新办理就业证或者变更就业证的外国人，属于超出工作许可范围工作，应当被认定为非法就业。因此，用人单位在招用外籍劳动者时，应严格按照就业许可范围的规定安排外籍劳动者工作；外籍劳动者在中国就业的，也必须了解及遵守中国法律。

第四篇：和解协议(劳动争议案件)

协 议 书

甲方：

乙方：XXXXX有限公司

甲方诉乙方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济南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业已立案受理，案号：（2018）鲁 民初 号。现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如下协议条款，以资双方共同信守。

1、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向甲方支付 元工资，乙方收到该款项后三日内向济南高新区人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2、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就劳动关系无其他任何争议及未决事宜，甲方不得再向乙方主张任何的工资、经济补偿、赔偿、损失等。

3、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甲方签字、乙方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公章）：XXXXX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丙方（公章）：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山东美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应支付的

款项明细

一、债权依据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01民终5989号民事判决书、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民初字第126号民事判决书。

二、应付款项

1、支付广告发布费170,000元；

2、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16,362.5元；

3、案件受理费3700元。

注：关于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计算依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170,000元×日万分之一点七五×550天（收到终审判决之日2017年1月13日至2018年7月17日）=16362.5元。

第五篇：劳动争议案件民事代理词

民事代理词

审判长：

我受原告XX的委托，参加原告与北京恒润世嘉科技有限公司未续签劳动合同一案诉讼，通过庭审调查，结合本案事实，本案的焦点在于《培训协议》能不能规定劳动合同期限问题。我的观点是不能，《培训协议》只能规定培训协议的内容，不能超出范围使用，超出范围的部分应属无效条款，其二，《培训协议》根本不能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劳动者在这期间发生工伤，单位不配合做工伤鉴定，自己做的话，工伤部门肯定会让你先确认劳动关系，从而耽误工伤鉴定时机，浪费劳动者的钱财和时机，这根本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初衷。其三，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来看，法律之所以要强调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就是为了规范用工，更好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该法律也强调续订劳动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北京市也有统一劳动合同范本，并不是任何书面形式的文件都能代替劳动合同的。其四，法院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用人单位起导向作用，如果任何书面文件都能代替劳动合同，或者视为劳动合同的话，那么用人单位还会像往常一样不签劳动合同，等发生纠纷，随便找个书面文件顶替，这就失去了立法的初衷，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培训协议》规定的条款无效，它不

能视为延长劳动合同期限的书面文件，我方当事人与被告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被告应当向我方当事人支付双倍工资差额。请审判员依法判决，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