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拆迁案件十大经典案例

第一篇：2013年度拆迁案件十大经典案例

2013年度拆迁案件十大经典案例

1、陈某成等人抗拆维权事件

2013 年7月4日凌晨4时，山东省平度市金沟子村正在睡梦中的陈某沙、陈某利、陈某节等村民被人强制拖出带走，扔到数十里外。当他们回到村庄里发现其住房已经是废墟。7月5日，闻听强拆消息后，家住该村的财新网记者陈某成从出差地赶回平度，发表微博表示要死磕到底。7月10日，陈某沙、陈某善、陈某节联名发出书面报案报告，要求平度市公安局立案调查，但未获回应。陈某沙、陈某利、陈某节整理出了财产损失清单，交到了派出所，也未获得有效回应。她们分别向平度市政府书面请求政府保护，也不见回音。7月24日，她们向青岛市政府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五日后分别收到青岛市政府“不予受理决定书”。8月16日，她们委托律师向青岛中院递交了针对7月4日强拆事件的起诉材料。一周后，接到青岛市中院将该案移送市南区法院已经立案审理的通知。然而，三个多月过去，该案仍未开庭。

在此期间的2013年8月9日，房屋已在一个月前被黑拆的陈某沙与张某珂夫妇接到电话，被告知有挖掘机在自家废墟作业，二人赶到现场，与司机发生冲突，司机一度离开，但此后当司机再度来到现场，将挖掘机退出作业现场时，张某珂夫妇控制了挖掘机司机，陈某成等人则来帮助并报警。月10日下午一时许，陈某成等七人被当地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一位挖掘机司机为由现场抓捕羁押。羁押当日，平度警方未公布任何相关信息，也未对来自财新传媒的咨询作出回应，次日下午，18:45，平度警方以官方微博发布“警方消息”称：“8月11日，平度市东阁街道金沟子村陈某某等人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

一个月后，平度市检察院批准逮捕了陈某成和陈某沙二人，其他五人此前已经分别取保候审。

在陈某成被羁押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平度的非法拆迁活动成为中国拆迁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事发后，全国各地律师自发组成了数十人的团队，为陈及其他被羁押村民提供法律援助。京城多位知名法学界人士发出联名信，呼吁释放陈某成等人。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记者陈某成

【点评】：现行法律禁止未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和改变土地用途就进行占地、拆迁搞房产开发。平度金沟子村非法拆迁已经是全国农村非法拆迁的标本。陈某成的维权活动代表了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法治和民生的追求的努力，历史将记录这一个插曲。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插曲中都是演员或是观众，且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2、苏州范某根事件

2013 年12月3日，苏州市虎丘区通安镇严山村，拆迁公司人员在虎丘区公安分局处警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手持伸缩棍对范某根一家三口暴力行凶，导致其妻顾某珍的右手小臂骨折，范某根和儿子也被打伤。范某根持刀刺向拆迁公司人员胡某、柳某，致二人死亡。12月16日，经虎丘区人民检察院批准，虎丘区公安分局对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吴某、戚某、孙某等6人执行逮捕，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范某根执行逮捕。12月17日，范某根委托律师，就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指派辅警出警的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关键词】自卫

【点评】近年来，拆迁血案频繁发生，范某根案是其中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之一。所幸的是，血案发生时，虎丘区公安分局的处警人员就在现场，因此苏州市公安局第一时间就认定并公布了“拆迁公司人员手持伸缩棍殴打”的情节，可推断范某根行为具有明显的防卫性质，并暴露了拆迁公司在制造血拆事件中的作用。

3、农村拆迁血案频发

2013年，国内农村拆迁依旧矛盾加剧，伤亡事件频繁发生。其中，一月份发生的两起让这一年的春节都沾上了不祥之兆。

1月9日上午，黑龙江省肇东市肇东镇东越村刘八虎屯村民因为拆迁问题，与当地执法局和拆迁指挥部发生群体冲突事件，造成一名70岁老人死亡。

2013年1月14日，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南畔洲村发生自焚抗拆迁事件。44岁的澄海南畔洲村民蚁某杰于1月14日上午9时许挖掘机开到时，站在墙头点火自焚。据当地村民介绍，蚁某杰的房子是他以前花了一万多元租来收购废品的。

当地政府称，据了解，南畔洲村南和大道两侧约8亩集体建设用地原租给26户村民使用，2009年合同到期。2011年换届后，村两委班子决定对该片地进行规划，方案在村民代表大会上通过。13日计划对已做通工作的9户进行拆除，蚁某杰占建的建筑物不在当天拆迁之列。1月13日，蚁某杰(男，43岁)攀爬到其他村民占建的搭设物上，朝自己身上浇汽油并点火。目前伤者情况稳定。镇、村二级暂停拆迁行动。

【关键词】农村拆迁

【点评】2013年，拆迁的主战场逐渐移向农村。土地财政正在推动农村走向何方?人们不禁要问：农村拆迁，谁说了算?现实是农民说了不算，村官们有成为当代的土豪劣绅的危险。

4、南宁警察枪击抗拆村民事件

2013 年9月28日上午，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圣人湾酒店发生强拆事件，防暴警察用橡皮霰弹向抗拆村民射击，6名村民相继中弹倒地。在此之前，村民手拿镰刀、自制燃烧弹、鱼雷等与将近2000名警察和特警对峙了数小时。据村民统计，警察一共开了48枪。当地回应称，执法队伍拆除的建筑属于违法用地上的违章建筑，由于遭遇暴力抗法并致两名执法人员不同程度受伤、消防车等装备不同程度受损，警察被迫使用催泪弹和橡皮子弹，对不法人员进行强制驱散和抓捕。

【关键词】暴力抗法与暴力执法

【点评】如事实确如南宁官方所述，村民使用了镰刀、自制燃烧弹、鱼雷对抗强拆，确实涉嫌妨碍公务。但在公安部三令五申禁止公安干警参与强拆活动之下，出动 2000余名警察和特警参加强拆又该当何论?另一个问题是，涉案酒店建设于一年之前，甚至早已开门营业，当地政府在一年时间内未能制止处理，“眼见他起高楼”，是否也印证了其严重缺乏执政能力?

5、株连式拆迁愈演愈烈

2013年10月24日，长沙女教师谭某喜就经历了一场“株连式拆迁”—谭某喜的婆婆因补偿不到位而成了“钉子户”，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竟为此下发通知，擅自将谭某喜调到拆迁指挥部，专门负责给家人做思想工作。

2013年10月28日，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城管局纪检组长蒋某松因不配合政府拆迁被停职。

2013年12月2日，安徽省太湖县城管局副局长陈某被要求到“县城建设指挥部征地拆迁组”报到，做被拆迁人陈某的女儿陈某琳的工作。

【关键词】株连式拆迁 【点评】从2004年嘉禾事件起，“株连式拆迁”在十年时间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因“行之有效”而愈演愈烈。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中就明确提出，对采取“株连式拆迁”等方式违法强制拆迁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明确将“株连式拆迁”视为违法强拆的一种形式，但由于这种行为内部性、不可诉性的特征，难以监管和追责，加之地方官员法治理念淡薄、因土地财政利益利令智昏，导致株连式拆迁屡禁不止。

6、多地发生因征地碾压村民事件

2013年3月27日，河南省中牟县姚家镇西春岗村，村民宋某义为阻止河南弘亿国际庄园在自家责任田内施工，遭铲车碾压死亡。

2013年3月30日，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镇西边淌村宜巴高速公路，村民张某琼因赔偿问题，试图阻止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施工，遭水泥罐车碾压死亡。

2013年4月3日，四川省西昌市太和镇麻柳村，村民代表宋某华前往重庆钢铁公司太和铁矿麻柳村施工现场，就村里的灌溉渠因施工而堵塞一事与对方协商，争执中被碾压致死。

2013年8月28日上午，福建省漳浦县杜浔镇林口村，在土地尚未被征用的情况下，该镇征地工作组不顾村民阻拦强行带领施工队施工征地，不慎碾死一名女童。

【关键词】碾压

【点评】是冰冷的机器对土地和生命的碾压，也是城镇化对农民的碾压，是土地财政和商业利益对农民生存权的碾压，是权力对法治和人权的碾压。

7、河南拆迁上访者杀死截访者

多次被截访者强行送回原籍后，2013年11月15日凌晨，鹤壁进京拆迁上访者巩某军在被押送回原籍的高速路上，刺死截访者王某生。19岁的王某生是陕西省白水县人，被人雇佣充任押送访民的保安，押送一人能挣200快钱。案件发生后，带队截访的鹤壁市“优秀信访干部”的赵某山因对“负责劝返、联系车辆、安排送返”负有直接责任，而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职。

【关键词】截访

【点评】信访与截访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疾，由于信访制度本质上脱离于司法体系之外，又长期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量化标准，因此造成了群众上访与地方政府截访的“猫鼠游戏”，更有一些地方政府以拘留、劳教、“法制学习班”和黑监狱的手段制裁和禁止上访。今后，信访排名取消后，各地政府“公关”、“截访”的压力变小，如此极端的悲剧或可避免，但信访制度本身何去何从值得思考。

8、广西暴力拆迁涉黑案开审 嫌疑人拆楼梯泼粪逼拆

2013 年12月12日，广西柳州市柳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刘如刚等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检方指控，该组织涉嫌在无任何动迁、拆迁资质的情况下使用拆楼梯、砸铁门、放炮仗、泼粪等非法手段暴力逼迁，从中获取巨额拆迁费用。起诉书中明确指控胜利小区、滨江世纪城是黑社会参与的暴力拆迁，并写道 “该犯罪组织在本市柳北区已经逐步朝着垄断拆迁工程的方向发展”。除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外，部分被告人还被指控犯有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目前尚未宣判。

【关键词】黑社会

【点评】近年来各地发生的黑拆、血拆、逼拆事件，往往组织严密、手段残暴、方法多样。拆迁公司的“黑社会”化又成规模，但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极为罕见。这个案件首次明确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性此类行为，或可起到一定震慑作用。

9、福州百年古刹瑞云寺被拆 负责人自称被抬出古刹 位于福州市晋安区的“城中村”—象园村的福州的百年古刹瑞云寺，现在已成为一片废墟。2013年12月11日，在未经寺庙方同意的情况下，这座始建于1896年的佛寺被拆除。

【关键词】强拆寺庙

【点评】瑞云寺既是宗教场所，也是百年建筑。对于宗教场所的拆迁，无论是《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还是早年的《拆迁条例》都有规定，必须征得该宗教活动场所或宗教团体的同意。在瑞云寺拆迁事件中，当地民族宗教部门没有起到保护寺庙权益的作用，而规划部门在连片改建的规划设计中，是否可以对其中的重要宗教场所进行保留，而不是一拆了之?

10、株洲为招商百亿元项目，强拆仅竣工一年希望小学

2013 年8月28日湖南株洲一新建希望小学被强拆，竣工仅一年。案发地在海拔1350米的湖南省炎陵县大院农场,被强拆的希望小学是农场几代人盼望了近20年的结果。遗憾的是,仅在竣工不到半年后,一个计划投资过百亿元的项目被引入炎陵,希望小学所在地块被划入首批征地范围。“拆校”与“护校”之争几乎牵动了炎陵县的所有部门。小学被强拆后，项目并没有在预定日期顺利奠基,孩子们则被迁入了一个过渡性的板房学校。

【关键词】竣工一年希望小学

【点评】希望小学竣工一年就被强拆，体现了当地征地一切以经济利益优先的执政思路和严重缺乏法治意识，反映了规划管理的混乱和随意。另外我们不禁要问，投资百亿的项目，难道就容不下一个希望小学吗?

第二篇：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人民法院征收拆迁十大案例

一、杨瑞芬诉株洲市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0月16日，株洲市房产管理局向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作出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拆迁范围内，在拆迁许可期内未能拆迁。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2010年7月25日，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立项。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房屋位于泰山路与规划的神农大道交汇处，占地面积418㎡，建筑面积582.12㎡，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2011年7月15日，株洲市人民政府经论证公布了《神农大道项目建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公众意见。2011年9月15日，经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C级。2011年9月30日，株洲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修改后的补偿方案，并作出了[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以下简称《征收决定》），征收杨瑞芬的整栋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

杨瑞芬不服，以“申请人的房屋在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项目建设拆迁许可范围内，被申请人作出征收决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该行为与原已生效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冲突”和“原项目拆迁方和被申请人均未能向申请人提供合理的安置补偿方案”为由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认为，原拆迁人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取得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已过期，被申请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申请人的房屋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申请人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且房屋地平面高于神农大道地平面10余米，房屋不整体拆除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属于确需拆除的情形，《征收决定》内容适当，且作出前也履行了相关法律程序，故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征收决定》。杨瑞芬其后以株州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决定》。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于杨瑞芬提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与株洲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株房拆迁字[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主体和内容均相冲突的诉讼理由，因[2007]第1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已失效，神农大道属于新启动项目，两份文件并不存在冲突。关于杨瑞芬提出征收其红线范围外的房屋违法之主张，因其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征收系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不整体拆除将产生严重安全隐患，整体征收拆除符合实际。杨瑞芬认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没有取得建设用地批准书。2011年7月14日，株洲市规划局为神农大道建设项目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认为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超范围征收的依据。株洲市规划局在复议程序中出具的说明系另一法律关系，非本案审理范围。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 [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判决维持。

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株洲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1]第1号《株洲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是否合法。2010年，株洲市人民政府启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株洲市规划局于2011年7月14日颁发了株规用[2011]006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杨瑞芬的部分房屋在神农大道建设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虽然征收杨瑞芬整栋房屋超出了神龙大道的专项规划，但征收其房屋系公共利益需要，且房屋地面高于神农大道地面10余米，如果只拆除规划红线范围内部分房屋，未拆除的规划红线范围外的部分房屋将人为变成危房，失去了房屋应有的价值和作用，整体征收杨瑞芬的房屋，并给予合理补偿符合实际情况，也是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担当责任的表现。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征收过程中,如果因规划不合理,致使整幢建筑的一部分未纳入规划红线范围内,则政府出于实用性、居住安全性等因素考虑，将未纳入规划的部分一并征收，该行为体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征收工作顺利推进。人民法院认可相关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不赞成过于片面、机械地理解法律。

二、孔庆丰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4月6日，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泗政发[2011]15号《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对泗城泗河路东林业局片区和泗河路西古城路北片区实施房屋征收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其征收补偿方案规定，选择货币补偿的，被征收主房按照该地块多层产权调换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选择产权调换的，安置房超出主房补偿面积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出资，超出10平方米以内的按优惠价结算房价，超出10平方米以外的部分按市场价格结算房价;被征收主房面积大于安置房面积的部分，按照安置房优惠价增加300元/ｍ2标准给予货币补偿。原告孔庆丰的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其不服该《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本案中，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条例》的相关规定。故判决：撤销被告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无论有关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的诉讼，人民法院都要坚持程序审查与实体审查相结合，一旦发现补偿方案确定的补偿标准明显低于法定的“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以有力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权益。

三、何刚诉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1年10月29日，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政府(以下称淮阴区政府)发布《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决定对银川路东旧城改造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和附属物实施征收。同日，淮阴区政府发布《银川路东地块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何刚位于淮安市淮阴区黄河路北侧3号楼205号的房屋在上述征收范围内。经评估，何刚被征收房屋住宅部分评估单价为3901元/平方米，经营性用房评估单价为15600元/平方米。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何刚向征收部门表示选择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2012年6月14日，淮阴区政府依征收部门申请作出淮政房征补决字[2012]0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主要内容：何刚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9.04平方米，设计用途为商住。因征收双方未能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成补偿协议，淮阴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1、被征收人货币补偿款总计607027.15元；

2、被征收人何刚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7日内搬迁完毕。何刚不服，向淮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后淮安市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本案征收补偿决定。何刚仍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淮阴区政府对其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称《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通过对本案证据的分析，可以认定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四、艾正云、沙德芳诉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20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发布雨城征[2012]2号《雨山区人民政府征收决定》及《采石古镇旧城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公告》。艾正云、沙德芳名下的马鞍山市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 其房产证证载房屋建筑面积774.59平方米；房屋产别：私产；设计用途：商业。土地证记载使用权面积1185.9平方米；地类（用途）：综合；使用权类型：出让。2012年12月，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司法工作人员全程见证和监督下，抽签确定雨山区采石九华街22号房屋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为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2012年12月12日，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向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提交了对艾正云、沙德芳名下房屋作出的市场价值估价报告。2013年1月16日，雨山区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艾正云、沙德芳作出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艾正云、沙德芳认为，被告作出补偿决定前没有向原告送达房屋评估结果，剥夺了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故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二）裁判结果

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示。公示期满后，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向被征收人转交分户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10日内，向房地产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复核结果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从本案现有证据看，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在安徽民生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采石九华街22号作出的商业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报告后，未将该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艾正云、沙德芳对其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雨山区人民政府作出的雨政征补〔2013〕21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本案判决敏锐地把握住了程序问题与实体权益保障的重要关联性，果断撤销了补偿决定，保障是充分到位的。

五、文白安诉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商城县城关迎春台区域的房屋大多建于30年前，破损严重，基础设施落后。2012年12月8日,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提供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安徽中安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商城县隆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作为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选择。后因征收人与被征收人未能协商一致，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12月11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抽签公告》，并于12月14日组织被征收人和群众代表抽签，确定信阳市明宇房地产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该次房屋征收的价格评估机构。2012年12月24日，商城县人民政府作出商政[2012]24号《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原告文白安长期居住的迎春台132号房屋在征收范围内。2013年5月10日，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了房屋初评报告。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与原告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能达成补偿协议，被告于2013年7月15日依据房屋评估报告作出商政补决字[2013]3号《商城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裁判结果

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被诉征收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存在以下问题：

（一）评估机构选择程序不合法。商城县房屋征收部门于2012年12月8日发布《关于迎春台棚户区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但商城县人民政府直到2012年12月24日才作出《关于迎春台安置区改造建设房屋征收的决定》，即先发布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择公告，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这不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多数决定、随机选定等方式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规定与《河南省实施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

（二）对原告文白安的房屋权属认定错误。被告在《关于文白安房屋产权主体不一致的情况说明》中称“文白安在评估过程中拒绝配合致使评估人员未能进入房屋勘察”，但在《迎春台安置区房地产权属情况调查认定报告》中称“此面积为县征收办入户丈量面积、房地产权属情况为权属无争议”。被告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且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系因原告的原因导致被告无法履行勘察程序。且该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权利人均为第三人文然而非文白安，被告对该被征收土地上房屋权属问题的认定确有错误。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从程序合法性、实体合法性两个角度鲜明地指出补偿决定存在的硬伤。在程序合法性方面，依据有关规定突出强调了征收决定作出后才能正式确定评估机构的基本程序要求；在实体合法性方面，强调补偿决定认定的被征收人必须适格。本案因存在征收决定作出前已确定了评估机构，且补偿决定核定的被征收人不是合法权属登记人的问题，故判决撤销补偿决定，彰显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价值的双重意义。

六、霍佩英诉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顺昌路281-283号283＃二层统间系原告霍佩英租赁的公有房屋，房屋类型旧里，房屋用途为居住，居住面积11.9平方米，折合建筑面积18.33平方米。该户在册户口4人，即霍佩英、孙慰萱、陈伟理、孙维强。因旧城区改建需要，2012年6月2日，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作出黄府征[2012]2号房屋征收决定，原告户居住房屋位于征收范围内。因原告户认为其户经营公司，被告应当对其给予非居住房屋补偿，致征收双方未能在签约期限内达成征收补偿协议。2013年4月11日，房屋征收部门即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向被告报请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告受理后于2013年4月16日召开审理协调会，因原告户自行离开会场致协调不成。被告经审查核实相关证据材料，于2013年4月23日作出沪黄府房征补[2013]010号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认定原告户被征收房屋为居住房屋，决定：

一、房屋征收部门以房屋产权调换的方式补偿公有房屋承租人霍佩英户，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东兰路121弄3号204室，霍佩英户支付房屋征收部门差价款476,706.84元；

二、房屋征收部门给予霍佩英户各项补贴、奖励费等共计492,15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按实结算，签约搬迁奖励费按搬迁日期结算；

三、霍佩英户应在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搬迁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地址，将被征收房屋腾空。原告不服该征收补偿决定，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上海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原告仍不服，遂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被诉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具有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行政职权，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规范正确，未损害原告户的合法权益。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原告户的被征收房屋性质应认定为居住房屋还是非居住房屋。经查，孙慰萱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杨林基隆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基隆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均为本市金山区，虽经营地址登记为本市顺昌路281号，但两公司的营业期限自2003年12月至2008年12月止，且原告承租公房的性质为居住。原告要求被告就孙慰萱经营公司给予补偿缺乏法律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亦无此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对其以居住房屋进行补偿于法有据。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对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实践中，老百姓最关注的“按什么标准补”的前提往往是“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本案中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非居住房屋，故法院不支持其诉讼请求。

七、毛培荣诉永昌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1月，永昌县人民政府拟定《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期满后，作出《关于永昌县北海子景区建设项目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并予以公告。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系夫妻、父子关系）共同共有的住宅房屋一处（面积276平方米）、工业用房一处（面积775.8平方米）均在被征收范围内。经房屋征收部门通知，毛培荣等人选定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评估。评估报告作出后，毛培荣等人以漏评为由申请复核，评估机构复核后重新作出评估报告，并对漏评项目进行了详细说明。同年12月26日，房屋征收部门就补偿事宜与毛培荣多次协商无果后，告知其对房屋估价复核结果有异议可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毛培荣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请鉴定。2013年1月9日，县政府作出永政征补（2013）第1号《关于国有土地上毛培荣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对涉案被征收范围内住宅房屋、房屋室内外装饰、工业用房及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进行补偿，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总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842612元。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认为补偿不合理，补偿价格过低，向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审查维持了县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

（二）裁判结果

金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县政府为公共事业的需要，组织实施县城北海子生态保护与景区规划建设，有权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征收原告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因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未达成补偿协议，县政府具有依法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的职权。在征收补偿过程中，评估机构系原告自己选定，该评估机构具有相应资质，复核评估报告对原告提出的漏评项目已作出明确说明。原告对评估复核结果虽有异议，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并未向金昌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因此，县政府对因征收行为给原告的住宅房屋及其装饰、工业用房及其附属物、停产停业损失等给予补偿，符合《甘肃省实施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被诉征收补偿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遂判决：驳回原告毛培荣、刘吉华、毛显峰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人民法院通过发挥司法监督作用，对合乎法律法规的征收补偿行为给予有力支持。在本案征收补偿过程中，征收部门在听取被征收人对征收补偿方案的意见、评估机构选择、补偿范围确定等方面，比较充分到位，保障了当事人知情权、参与权，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通过法官释法明理，原告逐步消除了内心疑虑和不合理的心理预期，不仅未上诉，其后不久又与征收部门达成补偿协议，公益建设项目得以顺利推进，案件处理取得了较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八、廖明耀诉龙南县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迁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廖明耀的房屋位于龙南县龙南镇龙洲村东胜围小组，2011年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建设县第一人民医院，廖明耀的房屋被纳入该建设项目拆迁范围。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龙南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多次与廖明耀进行协商，但因意见分歧较大未达成协议。2013年2月27日，龙南县国土及规划部门将廖明耀的部分房屋认定为违章建筑，并下达自行拆除违建房屋的通知。同年3月，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未按照《行政强制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催告、未作出强制执行决定、未告知当事人诉权的情况下，组织相关部门对廖明耀的违建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同时对拆迁范围内的合法房屋也进行了部分拆除，导致该房屋丧失正常使用功能。廖明耀认为龙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其房屋和毁坏财产的行为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遂于2013年7月向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法院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移交安远县人民法院审理。安远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于法定期限内向龙南县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但该府在法定期限内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

（二）裁判结果

安远县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未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本案被告龙南县人民政府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和举证通知书后，始终没有提交强制拆除房屋行为的证据，应认定被告强制拆除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不具有合法性。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确认龙南县人民政府拆除廖明耀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

该判决生效后，廖明耀于2014年5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经安远县人民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龙南县人民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凸显了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和司法权威，对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积极应诉，不断强化诉讼意识、证据意识和责任意识具有警示作用。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被告将原告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九、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诉仁化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案

（一）基本案情

2009年间，仁化县人民政府（下称仁化县政府）规划建设仁化县有色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基地，需要征收广东省仁化县周田镇新庄村民委员会新围村民小组的部分土地。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下称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所占土地在被征收土地范围之内，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物。2009年8月至2013年7月间，仁化县政府先后在被征收土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关于禁止抢种抢建的通告》《征地通告》《征地预公告》《致广大村民的一封信》《关于责令停止一切违建行为的告知书》等文书，以调查笔录等形式告知叶呈胜等三人房屋所占土地是违法用地。2009年10月、2013年6月，仁化县国土资源局分别发出两份《通知》，要求叶呈发停止土地违法行为。2013年7月12日凌晨5时许，在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的情况下，仁化县政府组织人员对叶呈胜等三人的房屋实施强制拆除。叶呈胜等三人遂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仁化县政府强制拆除行为违法。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虽然叶呈胜等三人使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未经政府批准属于违法建筑，但仁化县政府在2013年7月12日凌晨对叶呈胜等三人所建的房屋进行强制拆除，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即采取强制拆除前未向叶呈胜等三人发出强制拆除通知，未向强拆房屋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张贴公告限期自行拆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四的规定。而且，仁化县政府在夜间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有关“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行强制执行”的规定。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判决：确认仁化县政府于2013年7月12日对叶呈胜等三人房屋实施行政强制拆除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充分体现了行政审判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权益的重要职能。即使对于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被告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十、叶汉祥诉湖南省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不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案

（一）基本案情

2010年7月，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民主村小东门散户111号户主沈富湘，在未经被告株洲市规划局等有关单位批准的情况下，将其父沈汉如遗留旧房拆除，新建和扩建新房，严重影响了原告叶汉祥的通行和采光。原告于2010年7月9日向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举报。该局于2010年10月对沈富湘新建扩建房屋进行调查、勘验，于2010年10月23日，对沈富湘作出了株规罚告（石峰）字（2010）第（462）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其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限接到告知书之日起，五天内自行无偿拆除，限期不拆除的，将由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拆除。该告知书送达沈富湘本人，其未能拆除。原告叶汉祥于2010年至2013年通过向株洲市石峰区田心街道东门社区委员会、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举报和请求依法履行强制拆除沈富湘违法建筑行政义务，采取申请书等请求形式未能及时解决。2013年3月8日，被告株洲市规划局以株规罚字（石2013）字第6021号对沈富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沈富湘的建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属违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限沈富湘接到决定书之日起，三日内自行无偿拆除。如限期不自行履行本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五十四条及株政发（2008）36号文件规定，将由石峰区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强制拆除。由于被告株洲市规划局、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未能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法定职责，原告于2013年6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裁判结果

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2月接到株洲市规划局对沈富湘株规罚告字（2010）第004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和株规罚字（石2013）第00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按照株洲市规划局的授权积极履行法定职责，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违法建设。虽然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履行职责中对沈富湘违法建设进行协调等工作，但未积极采取措施，其拆除违法建设工作未到位，属于不完全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被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拆除沈富湘违法建设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三）典型意义

本案典型意义在于：以违法建设相邻权人提起的行政不作为诉讼为载体，有效发挥司法能动性，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充分地履行拆除违建、保障民生的法定职责。针对各地违法建设数量庞大，局部地区有所蔓延的态势，虽然《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违反城市规划、乡镇人民政府对违反乡村规划的违法建设有权强制拆除，但实际情况不甚理想。违法建设侵犯相邻权人合法权益难以救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和薄弱环节，本案判决在这一问题上表明法院应有态度：即使行政机关对违建采取过一定查处措施，但如果不到位仍构成不完全履行法定职责，法院有权要求行政机关进一步履行到位。这方面审判力度需要不断加强。

第三篇：2012十大经典案件

盘点2012年中国十大经典案件

2012年已经谢幕。回首2012，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是“十二·五”的承上启下之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也是82宪法实施30周年。为了留住2012年法治前进的脚步，“法学前沿问题研讨会”本学期第三期研讨，在何士青教授的指导下，从过去一年浩如烟海的法治事件中特别挑选出10个具有制度意义和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来进行探讨和总结。期望能从中窥见今日中国之现状，感受到中国法治的明天。

本次研讨遴选出的十大经典案件分别是：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部分涉及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吴英集资诈骗案、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温岭幼师虐童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毒胶囊”系列案件。

一、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

【案情】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查明，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四项罪名追究刑责。

【点评】由于王立军的“临门一脚”，还踢飞了一起涉外杀人案件的盖子，昔日的“铁血警魂”、“唱红打黑英雄”转眼间变成了“阶下囚”。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王立军案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政法官员特别是政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完善法律思维，提高遵法、守法的素养，进而成为执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机关的官员都不执法、不守法，甚至戏弄法律，将法律视作儿戏，国家法律还

谈何尊严？人民的权利还做何保障？此案虽然是公开审理，然而当事人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关系仍然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这是不是又一场包涵政治含义的审判？还是有网友坦言的仅仅是一个“高官落马后需要的一个在法律面前低头的仪式”？

二、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

【案情】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许云鹤案事发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

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时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应该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但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还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法制社会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发表“反面言论和信息”为由，判处劳教两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20日，法院公开宣判因任建宇起诉超过法定期间，裁定驳回其起诉。11月29日，任建宇上诉，要求法院认定劳教决定违法，12月28日，二审上诉开庭并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点评】任建宇案与唐慧案在今年引发了对于劳教制度的大讨论。对于劳教制度的诸多批评由来已久。以前尚且停留于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问题，而任建宇一案的发生则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担忧，即劳教制度很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外特权。无论是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出发，还是从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有权机关都应当立即着手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修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另外社会媒体现在经常以案件为契机，来宣传并推动某些制度改革。这种方式现在已经日益走向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继续担当中国民意与法制的桥梁。任建宇被释放是好事，但希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希望该案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此类有疑问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复查，还无辜当事人以自由，对责任方予以追究。同时也希望，“任建宇”们所付出的代价，能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有

所推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这些劳教制度改革试点的信号不断传出，希望早日能看见实质性的推动。

四、吴英集资诈骗案

【案情】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承诺付以高额利息，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由，先后从11人处筹得人民币7.7亿元。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于偿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购买房产、车辆和个人消费支出。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将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死缓的终审判决。【点评】吴英一案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深刻的讨论，堪称普通案件演变为法治事件的典范。对民间金融放开与进行立法监管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相关的法律修改与制订工作却迟迟未能确立，一方面是默认其存在，一方面又是严刑打击，使得社会陷入不确定性的心理危机之中。对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客观上形成了维护现有垄断体系，维护国有金融体系利差所带来高额利润的现状。如学界人士所呼吁，诈骗该入罪，但非法集资罪名则可休矣。同时，当国有金融体系中那些非法占有公众或公共资金多达上亿元的官员们仍可免于死刑之时，类似吴英这样的民间金融麻烦制造者为何又以极刑震慑之？吴英的命运已经与民间借贷紧紧地栓在了一起，对于吴英个人而言，死缓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终审，但是对于民间借贷市场而言，改革才刚刚起步。吴英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但是民间借贷市场依旧形势严峻，或许这就是有人说的：“趋势和愿望有时是相反的”。关于吴英案的后续，如吴英案的“案中案”问题及对罪犯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等，可能还会持续发酵。

五、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工资。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称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不予公开。2012年10月9日，刘艳峰分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和新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及安监局不予公开信息行为违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点评】这一案件可以说是近年来公民意识觉醒与“微博反腐”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网络反腐通常都以扳倒腐败官员为结果，而在这起案例中，作为在校学生的刘艳峰穷追不舍，要求公开涉事官员工资，而这远比扳倒腐败官员本人更重要。公开官员工资，可以让公民了解官员的工资构成，更有助于公民判定官员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具有了对官员工资的知情权，那我们离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也就更近了一步。借用当事人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不仅仅关注杨局长个人的处理，还要更多去关注官员工资公开制度的推进。那样的话，即便贪官不微笑，他也逃不了”。

六、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陆良化工厂将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区，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库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同年8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委托公益律师前往调查取证，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曲靖市环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至24日，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此后，本案在法庭组织下进入调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环保厅对被告的历史铬渣治理工作通过了阶段性验收。12

月28日，在法庭组织下，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草案：被告愿意承担环境侵权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同时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内的公众监督及第三方审核。

【点评】环保意识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与2012年发生在启东、什邡等地的以环保为动因的群体集会不同的是，云南曲靖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选择了公益诉讼，通过司法寻求正义。这些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诉讼今年也正好呼应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内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因为欠缺具体的法律规定，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明确，对于侵害公共环境权益的案件不能提起公益诉讼，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生态环境也不能得到应有地保护。不少污染纠纷因不能及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有的甚至成为污染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舆论称，“该案的成功立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这意味着公益诉

讼终于开始破冰。”但是，公益诉讼依然处在摸索阶段，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还必须克服法律专业人员稀少、经费短缺、取证困难等诸多障碍。因此，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证评估费、律师费、调查费等；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建立鼓励性措施，使得公益机构保持持续的诉讼热情等等。总之，民事诉讼法修订已经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七、温岭幼师虐童案

【案情】2012年10月24日当天，网络上流传一张幼儿园女教师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学生照片。后查明，颜某自2010年在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工作以来，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待，并拍照取乐。而在颜某的空间里，被网友搜出的有关幼儿园照片多达702张，不少是虐童的照片。其中一张图片说明为“活该”，当有网友评论建议她“删掉这些照片”时，她回复称：“没事”。网上流传的用双手拎起幼童双耳照片，是今年10月上旬，颜某在实施该行为时，要求同事童某帮助拍摄的。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当事老师颜某即被辞退，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点评】我们在迷茫，一个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幼儿教师为何以虐待儿童为乐？虽然案件已过去，但其罪

名引发很多社会争议，“为何不是故意伤害或虐童罪”而是定“寻衅滋事罪”？国内以前虐待儿童的案例除非打死打伤否则罕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因为刑法中没有专门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定性也是模糊的，如要启动刑事追诉程序需要找罪名，通常司法机关懒得找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此次浙江温岭警方是个例外，不但主动去找罪名，而且还找到了，尽管这个罪名有些争议。在国外，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压线，而在我国则是一条虚线——虽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且处罚疲软。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其身体伤害通常不严重而心理、精神伤害尤其是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性并确立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为必然层出不穷。温岭虐童事件性质之恶劣超出常人忍受的限度，足以引起有孩子在幼儿园就读家长的恐慌，警方打破虐童非死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惯例是值得期待的，期待此案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死伤后果的情况下追究虐待儿童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判例。关于寻衅滋事罪名，温岭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观上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客观上有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但至少也有两点牵强：殴打对象是特定关系人——学生;行为实施地为相对封闭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还是儿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会管理秩序，但这已是相对最合适的罪名及可基本成立的罪名。但是温岭虐童案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当

事人的隐忧也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口袋罪名”的威力——尽管用这个“口袋罪名”来装颜艳红这样的人多少有些快意人心。在复杂的心情中，我们也还是要祈祷刑法中的“口袋罪名”不要随便装人。当然，除了法律上的思考外，我们也应看到对于“黑幼儿园”与“黑幼师”这一现象的监管失范以及如何加强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八、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装分子枪杀，2011年10月15日中国成立湄公河案专案组，负责调查此案。2012年5月，专案组将制造湄公河惨案、盘踞“金三角”地区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抓获。2012年11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两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在中国法院依中国法律判决的案件。

【点评】一直以来，受到种种原因约束，如司法协助等国际合作方面的障碍等，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的大案要案，并没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那样，顺利地由中国

司法机关实质行使司法管辖权。也因为如此，此案最终形成的主犯糯康被判处死刑，使得此案成为我国司法主权的第一案。在国际化时代，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域外权利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湄公河惨案的侦办与审理堪称完美，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国际司法合作的经典之作。

九、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案情】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只是一个赖昌星。终于回到他的原点厦门，回想十多年前，是多么风光于沿海的他，外国潜逃日子过的很潇洒吗？无疑赖昌星案件的终结昭示着赖昌星走私时代的彻底结束。反思厦门“远华案”，它将为我们今后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启示。腐败大部分都因经济活动而起，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反对腐败，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制约和消除腐败，只有这

样，才能重树法律在全社会的权威，重树百姓的清廉信仰。另外，这一事件无疑对众多外逃的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人员敲响了警钟，更彰显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十、“毒胶囊”系列案件

【案情】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本期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鞣制剂，因此这样制成的胶囊，往往重金属铬超标。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针对此事件，2012年4月21日，卫生部要求毒胶囊企业所有胶囊药停用，药用胶囊接受批批检验。2012年4月22日，公安部通报，经调查，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

【点评】从硫磺熏制生姜是行业潜规则，到潲水油炼制食用油成油脂行业潜规则，再到这次有毒工业明胶生产药品胶囊成该行业的潜规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有多少潜规则在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常言道：“是药三分毒”。可是现在的药，已何止是三分毒。食品安全法律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第四篇：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

京华时报记者孙思娅

昨天，最高法院发布了十大拆迁典型案例，涉及房屋征收的补偿价格确定、补偿方式选择、违法建筑强拆、“民告官”拆违不作为等多方面，这其中多数行政行为被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据悉，这些典型案例的发布，对今后此类纠纷的审理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统一裁判尺度的同时保障了民生权益。

□补偿问题

案例1 补偿价低于市场价政府败诉

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中指出，选择货币补偿的被拆迁人按照安置房的优惠价格补偿。被拆迁人孔庆丰认为补偿的价格不合理，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优惠价格显然低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价格也明显低于被征收人的出资购买价格。该征收补偿方案的规定对被征收人显失公平，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决撤销泗水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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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房屋补偿标准怎么定？

应参考就近新建商品房价

对此案例，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给予公平补偿。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王振宇指出，根据立法精神，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应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的价格，以被征收人在房屋被征收后居住条件、生活质量不降低为宜。《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原则，应贯穿于房屋征收与补偿全过程。法院一旦发现补偿方案明显低于法定的“市场价格”，即便对于影响面大、涉及人数众多的征收决定，该确认违法的要坚决确认违法，该撤销的要坚决撤销。

案例2 政府侵害补偿选择权输官司

在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一个拆迁项目中，被拆迁人何刚在征收补偿商谈过程中，选择了产权调换，但双方就产权调换的地点、面积未能达成协议。政府最终采取了货币方式补偿何刚。何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征收补偿决定。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认为，何刚选择的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但被诉补偿决定确定的是货币补偿方式，侵害了何刚的补偿选择权。据此，法院作出撤销被诉补偿决定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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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方式是否可以选择？

要房还是要钱业主说了算

王振宇告诉记者，在房屋补偿决定诉讼中，旗帜鲜明地维护了被征收人的补偿方式选择权。本案争议焦点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是否侵害了何刚的补偿方式选择权。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而实践中不少“官”民矛盾的产生，源于市、县级政府在作出补偿决定时，没有给被征收人选择补偿方式的机会而径直加以确定。本案的撤销判决从根本上纠正了行政机关这一典型违法情形，为当事人提供了充分的司法救济。

案例3 房主想获商用房补偿败诉

霍佩英的房屋被认定为“住宅”，而其提交了相关的营业执照，想证明自己的房屋是“非住宅”，以获得更高的补偿。因政府将房屋认定为“住宅”，霍佩英提起行政诉讼。此案经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霍佩英因营业执照是2008年到期，而拆迁发生在2013年，而且其房屋类型登记上也写明“住宅”而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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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性质如何确定？

房主需拿证据证明“商用”

王振宇称，虽然此案霍佩英败诉，但是案情对于如何界定被征收房屋是否属于居住房屋、进而适用不同补偿标准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实践中，“房屋属于什么性质和用途”这方面争议很多。法院在实践中通常依据房产登记证件所载明的用途认定房屋性质，但如果载明用途与被征收人的主张不一致，需要其提供营业执照和其他相关证据佐证，才有可能酌定不同补偿标准。

此外，王振宇表示，目前很多地区的房屋登记并不规范，有些甚至没有写明房屋的类型，这就需要被拆迁人拿出证据来证明房屋是否实际用于经营。

□拆违问题

案例1 合法建筑与违建一起被拆

被拆迁人廖明耀的房屋一部分是合法建筑、一部分是违建，但是江西省赣州市龙南县人民政府在强行拆除违建的过程中，还将廖明耀的部分合法建筑一并拆除。廖明耀为此起诉。经法院审理，由于政府只向法院提供了对廖明耀违建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相关证据，没有提供强制拆除房屋行政行为的相关证据和依据，因而被法院认定为行政行为违法。据了解，此案后经法院多次协调，最终促使廖明耀与政府就违法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及拆除其全部房屋达成和解协议。廖明耀撤回起诉，行政纠纷得以实质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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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中行政机关败诉原因？

政府未在期限内拿出证据

王振宇告诉记者，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不在法定期限提供证据，视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证据，这是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的法律底线。本案中，政府将廖明耀的合法房屋在拆除违法建筑过程中一并拆除，在其后诉讼过程中又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供据以证明其行为合法的证据，因此只能承担败诉后果。

案例2 拆违前不通知算违法

叶呈胜、叶呈长、叶呈发的违法建筑被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人民政府拆除后，提起行政诉讼。虽然他们的房屋属于未经乡镇规划批准和领取土地使用证的“两违”建筑，但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政府在强拆时，未发强行拆除通知、未予公告，而且是在凌晨5时（休息时间）进行，属于行政行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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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拆何时都能进行吗？

违建不得在夜间强拆

王振宇表示，即使强制拆除违法建筑，政府也要严格遵循《行政强制法》的程序性规定，拆除之前应当先通知相对人自行拆除，在当地张贴公告且不得在夜间拆除。本案政府未遵循这些程序要求，被法院判决确认违法。王振宇表示，《行政强制法》自2012年1月1日起至今施行不久，本案判决有助于推动该法在行政审判中的正确适用。

□评估问题

案例

政府未说评估结果被判违法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政府委托评估公司对拆迁房屋进行评估后，没有将评估结果告知被拆迁人艾正云、沙德芳，就作出了补偿决定。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雨山区房屋征收部门未将评估报告内容及时送达艾正云、沙德芳并公告，致使两人对房产评估价格申请复核评估和申请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权利丧失，属于违反法定程序。据此判决撤销《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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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违法导致怎样的后果？

房主复估等权利无法行使

王振宇指出，此案其实是一种程序违法，但这种程序上的违法，对百姓的利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他解释称，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王振宇表示，此案通过严格的程序审查，在评估报告是否送达这一细节上，彰显了司法对被征收人获得公平补偿权的全方位保护。房屋价值评估报告是行政机关作出补偿决定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如果评估报告未及时送达，会导致被征收人申请复估和申请鉴定的法定权利无法行使，进而使得补偿决定本身失去合法性基础。

□数据

拆迁补偿类案件比例高

记者发现，十大典型案例中，半数以上涉及征收补偿问题，“民告官”在拆违建方面的行政不作为也被列入其中。对此，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表示，近10年来，涉及拆迁的行政案件一直排在行政诉讼的前三位，而其中涉及征收补偿类的案件数量最大。2011年至2012年在六七千件，而2013年增长比较大，达到了8600件。王振宇表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后，程序上更加严格，未来案件还会保持在一个高发态势。

王振宇表示，征收补偿协议不履行应怎样定义，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对一些审理中发现违法的案件是否能够直接判决（并非撤销或责令重新作出）、能不能直接判决补偿多少钱等问题，“我们争取明年将这些列入司法解释计划”。

第五篇：十大热点案件

前言

今年年初，我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对2000年热点民事案件的点评，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年，编辑又约请我对今年的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我从今年媒体上报道的热点民事案件中，筛选出了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十件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应当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和点评，纯粹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也都是依据媒体的报道，不一定完全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因此，我把案件的当事人和时间、地点都隐去，只就简要的事实进行点评，立意在于说明法理和观点。如有不当，请有识之士指正。

第一案 最具创意的判决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东省某市中学生齐某参加中专考试，被一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齐某所在的中学既未将考试成绩通知齐，也未将录取通知书送给齐某本人，却送给了与齐某同一届的另一名学生陈某。陈某即以齐某的名义读完中专，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工作，其在人事档案中也一直使用齐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东窗事发。1999年1月29日，齐某以陈某和她的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数家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民法通则》规定了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受教育权却没有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然而它是不是一个民事权利，值得研究。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一般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指出，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作出民事判决。

点评：这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的规定，直接作出民事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自然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适用部门基本法得到保护。而受教育权这种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损害的是民事权益，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不会落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宪法和民法之间出现衔接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国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国在战后，修订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被称作“记者投书案”的案件中，援引宪法的这一规定，作出了判决，用民法的手段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并将此案件作为判例，指导德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运用司法解释的手段，规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出民事判决，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不能否认这一极为重要的判例的意义。因此，我把它列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声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请求实现遗赠案

案情：蒋某与丈夫黄某于1963年结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黄某认识了张某，并与张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某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某当众拿出黄某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某是朋友，黄某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某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某控制了全部遗产。张某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她有权获得黄某遗赠的财产。张某请求法庭判令蒋给付她的财产6万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临终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部分财产赠与原告，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按有关政策规定，该遗嘱处分了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等属于死者配偶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蒋某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同时，公证机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进行公证，违背了有关法律规定，后又变更了遗赠人的真实意思，应根据有关规定撤销其违法部分的公证。且黄在认识原告之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蒋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黄某病危仍悉心照顾，黄的行为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故该院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获得遗赠财产6万元诉讼请求的决定。

据报道，该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听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点评：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给人们的启示。

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赠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也是要析产的呀！），对公共秩序究竟有什么违反呢？违反什么法律呢？这完全是对自己的私权的处理，完全是对自己所有财产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丝毫不具有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丝毫不违反法律——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至于在这个行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违道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决貌似公正，但是实际上却在违背法律，这就是破坏了民法的秩序，损害了财产所有权的威信，置《继承法》的规定于不顾。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尊严。

掌声就能说明问题吗？不然！这就是掌声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平等的生育权利

——“死刑犯”及其妻请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妇女郑某的新婚丈夫罗某供职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琐事与公司副经理王某发生争执，王某先打了罗某一耳光，并用榔头打了罗某一下，之后，罗某与王某进行厮打，将王经理打死。检察院将罗某起诉后，8月7日，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某死刑。一审判决宣判的第二天，罗某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而罗妻郑某则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当即以此做法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罗某杀人案已进入终审程序。高级法院尚未对郑某主张生育权的请求作出答复。

点评：应当说明，这个案件还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因为郑某的请求没有通过正式的诉讼渠道提出。但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比一个真正的民事诉讼案件还有价值。

本案见诸报端以后，媒体普遍认为，罗妻郑某的请求已经闯入了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是立法上和实际操作中还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权该不该受到保障？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障？

对此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基本的观点不外两种。其一，认为无论“死刑犯”还是一般公众，都享有生育权，都有权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应当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其二，认为“死刑犯”虽然享有生育权，但是其丧失了行使这个权利的条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工授精的问题，但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况且也没有先例，因而这种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种意见。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也确实是一个权利，无论国家的现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规定，都是如此。在计划生育的范围内，任何人的生育权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对一个人的生育权进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剥夺，那不仅仅是剥夺了人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机会。“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权。这就是，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些高等动物中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享有的权利，他们都享有。且不说其配偶，她（或他）并没有犯罪，她（或他）理所当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对他（或她）判罪的判决生效之前，他（或她）还是一个被告，而不是罪犯。在这个时候，他（或她）的权利是完备的。即使是有罪判决确定，在没有被剥夺生命权之前，也就是没有实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或她）的权利也还存在，剥夺的也只是政治权利终身，民事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如果有行使权利的条件，还是应当保证其权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权有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无法以自己的行为来行使这一权利，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来繁衍后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完全可以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为“死刑犯”的妻子实行人工授精，圆其做母亲的心愿，也实现了“死刑犯”的生育权，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应当保护的权利

——因强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岁的王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李某。当天下午，李某带着王某来到他的住处，将王某强奸。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王某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元，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王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王某上诉后，高级法院指出，王某的这种诉讼请求“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李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人民币。受审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终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对原告上述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时间持续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的结果严重，因此判决被告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点评：贞操权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在实践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判决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贞操权是一个人格权。反对这个权利的，最主要的还是认为它的名称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叫贞操权。很多人认为，规定贞操权，就是歧视妇女。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贞操权就是人的性的尊严的权利，性行为和性利益支配的权利。规定这样的权利，怎么会是对妇女的歧视呢？这恰恰是保护人的尊严的，男女都同样进行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对妇女更为侧重保护的权利。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对贞操权的保护，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进行，没有进行民法的保护。这是很大的欠缺。试想，侵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侵害贞操权，造成受害人极大痛苦的这种行为，受害人却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法院可以认定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判决援引这个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大概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意见，那就是，总在说要保护人的权利，总在说对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但是真正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时候，却又要说三道四。面对这样的意见，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第五案 评丑就是侵害名誉权

——网上评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网蛙公司在其“三九网蛙音乐网”举行“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将臧某列为候选人之一，同时还有其他歌星共30人。评选活动同时在网易网站音乐频道进行互动链接。11月13日，评选结果在上述两家网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当选“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认为，这两家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绍，将自己列为候选人，并在文中出现“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没看出来广大适龄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举措”等调侃内容，并在评选期间遭到网民的随意攻击，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给自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影响了自己的声誉，构成侵权行为，故提出索赔经济损失65万元、律师费10万元、精神损失20万元及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网蛙公司与网易公司均认为，照片是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文中出现的文字内容也是事实，网民的评论与网蛙公司、网易公司无关，此次活动也没有对臧某的声誉与形像进行贬低，“丑星”是个广泛的称谓并非就是贬义，因此没有对臧某构成侵权。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网蛙公司和网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列为“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的候选人，在“评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调侃性文字，并最终给臧某冠以国内歌坛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称谓，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严；同时对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构成对臧某肖像权的侵害。法院判决，两家公司赔礼道歉；共同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１５００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

点评：“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说，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厌恶或瞧不起，坏、不好；其三是戏剧角色行当，扮演滑稽人物。在这三个含义中，除了第一个含义之外，其余的都是贬义词，或者具有贬义的成分，都不是对人的歌颂和赞扬。“丑星”虽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还是具有贬义。

这就是了。虽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词是“丑”。说一个人是“丑星”，这就具有对人格的贬损。再加上大张旗鼓的进行评选，再加上在评选中的各种“调侃”和评论，这就构成了侵权，侵害的就是名誉权。当然，这个案件对原告的肖像权也构成侵权，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原告认为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太低，我认为这倒不是大的问题，关键的是要确定这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网上的行为也要负责

——网上发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张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网名“红颜静”，主持管理了e龙网站社区站点里的一个文学版块。被告俞某以“大跃进”为网名，在e龙网站上网活动。去年11月某日，张、俞等网友在南京聚会交流，并打牌娱乐到深夜。回家之后，张某打开电脑，发现刚刚还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跃进”的网名在公开版块上发出侮辱她的帖子，称“红颜静”是网上的“交际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语，内容极为低下。张某当即回帖要求对方不要乱写，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大跃进”毫无收敛之心，在西祠胡同网站的“交叉线”等公开版块发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红颜静”，声称“我和„红颜静‟有一腿”。同时“大跃进”还以另一网名“华容道”的名义发帖，对“红颜静”进行侮辱和诽谤。法庭查证被告的身份和行为属实，经过合议认定，被告在明知对方网名和真实身份的前提下，在网站的公开版块发帖，对原告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故侵权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网站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

点评：我作为一个网络法律人，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诚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可以与网友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但是，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而且在网络社会活动的网民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并不存在绝对虚拟的网络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网民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活动，也必须遵守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网络社会中实施同样构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网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第七案 政府更应当守信

——某公安机关悬赏广告案

案情：某日，江苏省某县的一个镇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该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汤某率队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该村村长李某通报了案情，说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们村出现，报案的给5000元，抓到人的给10000元。”李某后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县公安局只给李发了1000元奖金，没有兑现给10000元的承诺。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诉，将该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悬赏承诺。该公安局否认其实施悬赏行为，汤某则认为他的悬赏只是一种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说法给付奖金。因而，该公安局拒绝履行悬赏的承诺。

点评：对于这个案件中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行为，有的认为是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民事行为；有的认为应当兑现承诺，有的认为不应当兑现承诺。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成按照悬赏广告的意见处理，公安局应当兑现其承诺。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队长的这种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大队长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大队长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质应当是悬赏广告。那么，对于本案就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就是了。原告已经实施了悬赏的行为，他就有权请求兑现承诺的奖赏。公安局已经得到了悬赏的行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呢？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畅通。今天公安局因为不兑现承诺悬赏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说什么，百姓还信你的吗？不信，就不会再按照你的意见办，就不再拥护你。这样，损失的是9000元大呢？还是百姓不再拥护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选贼”活动

——班级选小偷案

案情：某学校某班级的一位同学丢了10元钱，有人怀疑是本班同学所为。在班长的建议下，由班主任组织，在班上进行了一场荒唐的选举，通过投票决定谁是偷钱的“贼”。经过“选举”，将“贼”选出来了，这就是被怀疑偷钱的那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辩驳自己没有偷钱，副校长竟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没有拿同学的钱呢？

对于这个严重侵害学生名誉权的案件，经过该县教育局处理，对在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老师给予了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副校长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校长也给予了警告处分，同时将此事的处理结果通报全县教育系统。

点评：这件案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还不能就说是一个民事案件，但是，从法律上，选举某人作“贼”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两位同学的名誉权。法律保护名誉权，就是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不使社会对自己的这种客观评价因为他人的行为而降低。两名同学本不是偷钱的“贼”，而是一个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学生，他们有权保护自己的这种社会评价的“值”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由于“选贼”的行为，使他们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因被误认作“贼”，而使稳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誉受到了损害。这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由于发生在学校，又是有组织进行的，其性质更为恶劣，损害结果更为严重。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当然，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都是权利人自己的权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人不能干涉。两位同学是不是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追究哪个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决定。法律给了他们这种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名誉，保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因此，两名同学可以自己决定，究竟应当怎样办。

第九案 网站有权缩减免费邮箱的容量

——新浪邮箱缩水案

案情：原告来某在新浪网站免费邮箱自愿明确接受网站服务条款后，与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间缔结了电子邮箱服务合同，免费使用新浪网站邮箱服务业务。后来，新浪网在网站上公开声明之后，变更了服务条款，将50M邮箱容量调整为5M。来某认为新浪网站的行为违背了网站服务条款的承诺，属于违约行为，起诉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新浪网服务条款作为双方缔结的电子邮箱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为新浪网北京站的运营管理者，已经事先通过新浪网北京站服务条款，明确而清晰地告知原告获得了免费电子邮箱服务，在变更服务条款之前进行了声明，履行了服务条款中变更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义务，是正当合理地行使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对合同内容加以变更的权利，缩减邮箱容量不属于违约行为。法院判定原告有关确认四通利方公司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为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的支撑，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在网站邮箱使用问题上，应当认定为合同关系，受到合同法的调整。新浪网站对原告申请注册新会员的要约行为作出了承诺，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成立合同关系。至于免费邮箱是否“免费”问题，尽管原告认为网站免费邮箱实质上属于有偿合同，但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原告在使用网站邮箱的时候确实是不交费的，因而应当认定免费邮箱服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在一个合同中，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无偿和有偿，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有偿合同中，接受报酬的一方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在无偿合同中，无偿提供服务的一方承担的注意义务相对较轻。按照服务协议的条款，新浪网站有权变更合同的内容。新浪网站依据该约定，对邮箱容量进行缩减，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属于正当行使合同变更权，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因此，法院的判决是应当支持的。

第十案 还能造出什么“权”来？

——伤嘴侵害“亲吻权”案

案情：2001年６月１日晚10时许，被告吴某驾驶的一辆奥拓汽车将陶女士撞伤。事发后吴某既没有对现场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她进行抢救。经群众报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车祸造成上嘴唇裂伤，全身软组织挫伤、门牙折，脑震荡。”当月14日，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为：吴某系酒后驾车，对事故负全责。陶某后经省法医学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车祸后，陶某经常出现短暂失忆，思维判断出错；两颗门牙折断既影响身体的完整性，又损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与丈夫亲吻时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严重阻碍了她与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认为，作为妻子，不能与丈夫感受亲吻时醉人的甜蜜，作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满足女儿的“索吻”。在律师的帮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某赔偿其身体权、亲吻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损失人民币3．9万元人民币。

点评：一个“亲吻权”概念，令法学界为之惊诧，学者无不检讨自己的“无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权利存在！

按照常识，任何一个权利，尤其是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总是要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一个准备新创造的，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人格权的权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资格”，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权利。这就是，确定人格权也要讲究“规格”。不符合规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格权。

确认一个具体的人格权，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利所“主管”的范围，就是这个权利所调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受害人的嘴受到伤害，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健康权，就是人体的各部位功能协调一致的发挥受到损害。一个侵害健康权，就什么都齐了，还要增加那些“亲吻权”之类的“劳什子”干什么？

“亲吻权”的问题就出在了“因事设权”上面。难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权利吗？嘴还有吃饭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个“吃饭权”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泛权利论”在作怪。在当前，确实有一种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权利”。主张或者创造“泛权利论”者，如果都是为当事人着想，也就罢了；如果还有另外的什么意图，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专家，不懂什么是权利，什么应当是权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应当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