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

第一篇：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

2013年十大精品案件茂名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荫国受贿案

罗荫国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共人民币862万元、港币1318万元、美元40多万元及丰田牌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35.5万元）、房产一套（价值人民币5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共人民币2565万元、港币2823万元。后被中山市中院判处死缓。广州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何靖受贿案

何靖单独及伙同其妻受贿约700万元，日前被省高院终审维持了无期徒刑的判罚。3 深圳市医疗卫生系统“5·14”专案

深圳检察机关在该专案中共查处了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院长（案发前系深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侯庆中、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原副院长刘寿桃、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原院长张德仁等医务工作人员和行贿人员共43人。侯庆中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0万元。刘寿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张德仁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2万元。连州市委原副书记罗门生受贿案

罗门生先后多次收受连州市开发补充耕地工程承包商给予的贿赂共人民币119万、港币20万元，被韶关市中院判刑5年。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局长、政委蔡彬受贿系列案

“房叔”蔡彬先后利用任职便利，多次收受他人以现金和超出股本分红方式贿送的财物约合人民币275万元，被以受贿罪判刑11年6个月。广州市民政系统贪腐窝案

2012年，广州市检察院查处了广州市民政局领导干部腐败系列窝案14人，其中原局长李治臻因受贿被判刑13年，副局长许千里因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数罪并罚被判刑14年。东莞市交通局虎门分局原局长黄平等24人系列职务犯罪案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原局长林金满受贿案

林金满原是中山市公安局小榄分局局长、小榄镇副镇长。他利用担任该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受贿人民币83.7万元，港币22万元，美元2000元；2012年12月被中山第一法院判刑8年。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受贿、挪用公款案

郑年胜在担任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1亿元，并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900万元。在担任顺德区陈村镇镇长期间，向企业主索要好处费人民币1200万元；在担任禅城区祖庙街道党工委书记兼佛山名镇功能区管委会主任期间，利用其分管禅城区名镇项目工作的便利，收受刘某某贿送给的好处费人民币160万元。2012年12月广东省高院终审以挪用公款罪、受贿罪判处郑年胜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佛山市高明区公路局原局长谭文雄受贿、私分国有资产案

谭文雄利用担任上述职务的便利受贿800余万元。以发放奖金的名义，私分国有资产共1167万元。因犯受贿罪、私分国有资金产罪，被佛山市中院判刑16年

第二篇：十大热点案件

前言

今年年初，我在《检察日报》上发表了对2000年热点民事案件的点评，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年，编辑又约请我对今年的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我从今年媒体上报道的热点民事案件中，筛选出了我认为最有影响的十件热点民事案件，进行点评。应当说明的是，这种选择和点评，纯粹是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人。对案件事实的描述，也都是依据媒体的报道，不一定完全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因此，我把案件的当事人和时间、地点都隐去，只就简要的事实进行点评，立意在于说明法理和观点。如有不当，请有识之士指正。

第一案 最具创意的判决

——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案

案情：1990年，山东省某市中学生齐某参加中专考试，被一学校录取为90级财会专业委培生。齐某所在的中学既未将考试成绩通知齐，也未将录取通知书送给齐某本人，却送给了与齐某同一届的另一名学生陈某。陈某即以齐某的名义读完中专，被分配到金融单位工作，其在人事档案中也一直使用齐某的姓名。此事在多年后东窗事发。1999年1月29日，齐某以陈某和她的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数家单位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责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于2001年8月13日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指出：“陈××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损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这起民事案件给司法机关提出了一个难题，即《民法通则》规定了姓名权的民法保护，但受教育权却没有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然而它是不是一个民事权利，值得研究。我国人民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一般不能直接引用宪法作出判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指出，在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如果民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法院可以直接引用宪法作出民事判决。

点评：这是一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国的普通法院是否有权适用宪法的规定，直接作出民事判决。

我认为，这是一个判得非常好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典型案例，对于保护自然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应当适用部门基本法得到保护。而受教育权这种公民权利受到损害，损害的是民事权益，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进行保护。假如没有这样的保护方法，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不会落实。而在这个问题上，恰恰是宪法和民法之间出现衔接不当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国外对于这种情况是有先例可循的。德国在战后，修订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尊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德国民法典对此没有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在一个被称作“记者投书案”的案件中，援引宪法的这一规定，作出了判决，用民法的手段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并将此案件作为判例，指导德国各级法院的审判实践。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具有同样的效果，这就是运用司法解释的手段，规定普通法院可以援引宪法的规定，作出民事判决，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当然，有些具体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这不能否认这一极为重要的判例的意义。因此，我把它列为2001年的民事第一案。

第二案 掌声背后的道理

——“同居者”请求实现遗赠案

案情：蒋某与丈夫黄某于1963年结婚，婚后感情不合分居。1996年，黄某认识了张某，并与张某同居。2001年4月22日，黄某患肝癌去世。在办丧事时，张某当众拿出黄某生前的遗嘱，称她与黄某是朋友，黄某对其财产作出了明确的处理，其中一部分指定由蒋某继承，另一部分总值约6万元的遗产遗赠给她，此遗嘱经公证机关于4月20日公证。遗嘱生效后，蒋某控制了全部遗产。张某认为，蒋的行为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按《继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她有权获得黄某遗赠的财产。张某请求法庭判令蒋给付她的财产6万元。

受理案件的法院审理认为，遗赠人黄某临终前于2001年4月18日立下书面遗嘱，将其部分财产赠与原告，并经公证机关公证。该遗嘱虽是遗赠人黄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形式上合法，但在实质赠与财产的内容上存在违法之处：按有关政策规定，该遗嘱处分了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等属于死者配偶的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侵犯了蒋某的合法权益，其无权处分部分应属无效。同时，公证机关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进行公证，违背了有关法律规定，后又变更了遗赠人的真实意思，应根据有关规定撤销其违法部分的公证。且黄在认识原告之后，长期与其非法同居，其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而黄在此条件下立遗赠遗嘱，是一种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蒋一直忠于夫妻感情，直到黄某病危仍悉心照顾，黄的行为侵犯了蒋的合法权益。故该院依法作出驳回原告获得遗赠财产6万元诉讼请求的决定。

据报道，该案件宣判后，1500余人的旁听席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点评：一个获得热烈掌声的判决，就是符合法律的判决吗？就是这个获得了热烈掌声的案件，在事后得到了那么多的批评，不能不给人以深深的思考。这就是这个案件给人们的启示。

看起来，判决认定黄某立遗赠遗嘱的行为是违反公共秩序、违反法律的行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是经不起推敲的。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遗赠给与自己同居的人（即使是有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但也是要析产的呀！），对公共秩序究竟有什么违反呢？违反什么法律呢？这完全是对自己的私权的处理，完全是对自己所有财产的处理，完全是依照法律进行的民事行为，丝毫不具有对公共秩序的破坏，也丝毫不违反法律——这就是黄某遗赠行为的性质。至于在这个行为的起因上，是不是有违道德的问题，这确实是真实的。但是，在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内，法律具有绝对的权威，不能因为一个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而无效。法院维护的应当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法院的判决貌似公正，但是实际上却在违背法律，这就是破坏了民法的秩序，损害了财产所有权的威信，置《继承法》的规定于不顾。这一判决维护的是道德，但是损害的却是国家法治的尊严。

掌声就能说明问题吗？不然！这就是掌声背后的道理。

第三案平等的生育权利

——“死刑犯”及其妻请求人工授精案

案情：浙江省青年妇女郑某的新婚丈夫罗某供职于一家公司。2001年5月29日，因琐事与公司副经理王某发生争执，王某先打了罗某一耳光，并用榔头打了罗某一下，之后，罗某与王某进行厮打，将王经理打死。检察院将罗某起诉后，8月7日，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罗某死刑。一审判决宣判的第二天，罗某向高级法院提起上诉，而罗妻郑某则向法院提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一审法院当即以此做法无先例为由，拒绝了罗妻的请求。罗某杀人案已进入终审程序。高级法院尚未对郑某主张生育权的请求作出答复。

点评：应当说明，这个案件还不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因为郑某的请求没有通过正式的诉讼渠道提出。但是这个案件的意义比一个真正的民事诉讼案件还有价值。

本案见诸报端以后，媒体普遍认为，罗妻郑某的请求已经闯入了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是立法上和实际操作中还没有明确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当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另一方即公民的生育权该不该受到保障？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保障？

对此问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基本的观点不外两种。其一，认为无论“死刑犯”还是一般公众，都享有生育权，都有权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对于即将被执行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也应当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其二，认为“死刑犯”虽然享有生育权，但是其丧失了行使这个权利的条件，就是失去了人身自由，尽管现代技术可以解决人工授精的问题，但现行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况且也没有先例，因而这种请求不能予以支持。

我支持前一种意见。生育子女，繁衍后代，本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社会责任。生育也确实是一个权利，无论国家的现行法律中是不是有规定，都是如此。在计划生育的范围内，任何人的生育权都是得到保障的。如果对一个人的生育权进行非法限制，甚至予以剥夺，那不仅仅是剥夺了人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人类繁衍和社会发展的机会。“死刑犯”及其配偶也有生育权。这就是，他们是人，是我们这些高等动物中的一员。我们每一个人享有的权利，他们都享有。且不说其配偶，她（或他）并没有犯罪，她（或他）理所当然地享有一切民事权利。就是“死刑犯”本人，在对他（或她）判罪的判决生效之前，他（或她）还是一个被告，而不是罪犯。在这个时候，他（或她）的权利是完备的。即使是有罪判决确定，在没有被剥夺生命权之前，也就是没有实际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或她）的权利也还存在，剥夺的也只是政治权利终身，民事权利并没有被剥夺。如果有行使权利的条件，还是应当保证其权利的行使。

“死刑犯”作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行使生育权有一定的障碍，这就是其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无法以自己的行为来行使这一权利，不可能再通过正常的夫妻生活来繁衍后代。现代科学技术给人们行使这一权利提供了技术上的帮助，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完全可以在不违反监规的前提下，为“死刑犯”的妻子实行人工授精，圆其做母亲的心愿，也实现了“死刑犯”的生育权，完成了其繁衍后代的愿望。

第四案 应当保护的权利

——因强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案

案情：1998年8月15日，26岁的王某参加了深圳某单位英语俱乐部举办的英语口语对话活动，并结识了美籍华人李某。当天下午，李某带着王某来到他的住处，将王某强奸。王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后，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后被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随后，王某向审理刑事案件的中级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10万美元，被法院驳回，理由是起诉理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王某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属于物质损失，不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王某上诉后，高级法院指出，王某的这种诉讼请求“应循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另行起诉”。2000年11月10日，王某向某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认为被告李某侵犯其贞操权，要求法院依据国际惯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判决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45万元人民币。受审法院认定：被告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其侵害的直接对象是原告的生命健康权和贞操权，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给原告造成终身精神痛苦和部分可得精神利益的丧失，并由此导致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对原告上述方面的损失，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又因被告的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犯罪时间持续长、原告又系处女、受损害的结果严重，因此判决被告赔偿王某精神损害赔偿金人民币8万元。

点评：贞操权受到侵害，可不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一个在理论上一直有争论，在实践上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判决告诉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贞操权是一个人格权。反对这个权利的，最主要的还是认为它的名称问题，那就是要不要叫贞操权。很多人认为，规定贞操权，就是歧视妇女。这其实完全是误解。贞操权就是人的性的尊严的权利，性行为和性利益支配的权利。规定这样的权利，怎么会是对妇女的歧视呢？这恰恰是保护人的尊严的，男女都同样进行保护的权利，尤其是对妇女更为侧重保护的权利。

多年以来，我国法律对贞操权的保护，都是采用刑法和行政法的手段进行，没有进行民法的保护。这是很大的欠缺。试想，侵害人的名誉权、姓名权等，受害人都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严重的侵害贞操权，造成受害人极大痛苦的这种行为，受害人却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之后，法院可以认定侵害贞操权的行为侵害的是其他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判决援引这个司法解释作出判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现在大概有一种“叶公好龙”式的意见，那就是，总在说要保护人的权利，总在说对人的权利保护不够，但是真正对人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时候，却又要说三道四。面对这样的意见，真不知道要说什么好。

第五案 评丑就是侵害名誉权

——网上评丑案

案情：2000年10月17日，网蛙公司在其“三九网蛙音乐网”举行“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将臧某列为候选人之一，同时还有其他歌星共30人。评选活动同时在网易网站音乐频道进行互动链接。11月13日，评选结果在上述两家网站公布，臧某以16911票当选“十大丑星”之一，位列第三名。臧某认为，这两家公司未经自己同意，擅自使用自己照片，并加文字介绍，将自己列为候选人，并在文中出现“要嫁就嫁臧某，但怎么也没看出来广大适龄未婚女青年有什么重大举措”等调侃内容，并在评选期间遭到网民的随意攻击，两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自己的肖像权、名誉权，给自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影响了自己的声誉，构成侵权行为，故提出索赔经济损失65万元、律师费10万元、精神损失20万元及赔礼道歉等诉讼请求。网蛙公司与网易公司均认为，照片是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文中出现的文字内容也是事实，网民的评论与网蛙公司、网易公司无关，此次活动也没有对臧某的声誉与形像进行贬低，“丑星”是个广泛的称谓并非就是贬义，因此没有对臧某构成侵权。法院一审判决认为，网蛙公司和网易公司在未告知臧某并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其列为“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评选活动”的候选人，在“评丑”的前提下，又擅自加配了涉及人身的调侃性文字，并最终给臧某冠以国内歌坛十大丑星第三名的称谓，侵害了臧某的人格尊严；同时对臧某照片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行为，构成对臧某肖像权的侵害。法院判决，两家公司赔礼道歉；共同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１５００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2万元。

点评：“丑“是什么意思？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说，其一是地支的第二位；其二是丑陋、不好看，叫人厌恶或瞧不起，坏、不好；其三是戏剧角色行当，扮演滑稽人物。在这三个含义中，除了第一个含义之外，其余的都是贬义词，或者具有贬义的成分，都不是对人的歌颂和赞扬。“丑星”虽然是“星”，但是仍然是“丑”的“星”，还是具有贬义。

这就是了。虽然是“星”，但是其限定词是“丑”。说一个人是“丑星”，这就具有对人格的贬损。再加上大张旗鼓的进行评选，再加上在评选中的各种“调侃”和评论，这就构成了侵权，侵害的就是名誉权。当然，这个案件对原告的肖像权也构成侵权，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原告认为判决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太低，我认为这倒不是大的问题，关键的是要确定这种行为是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六案 网上的行为也要负责

——网上发帖侮辱案

案情：原告张某是一名漂亮女孩，网名“红颜静”，主持管理了e龙网站社区站点里的一个文学版块。被告俞某以“大跃进”为网名，在e龙网站上网活动。去年11月某日，张、俞等网友在南京聚会交流，并打牌娱乐到深夜。回家之后，张某打开电脑，发现刚刚还在一起玩的俞某以“大跃进”的网名在公开版块上发出侮辱她的帖子，称“红颜静”是网上的“交际花”，以及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语，内容极为低下。张某当即回帖要求对方不要乱写，侮辱他人。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大跃进”毫无收敛之心，在西祠胡同网站的“交叉线”等公开版块发表了大量的帖子，侮辱“红颜静”，声称“我和„红颜静‟有一腿”。同时“大跃进”还以另一网名“华容道”的名义发帖，对“红颜静”进行侮辱和诽谤。法庭查证被告的身份和行为属实，经过合议认定，被告在明知对方网名和真实身份的前提下，在网站的公开版块发帖，对原告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故侵权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在西祠网站上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元。

点评：我作为一个网络法律人，支持法院的这一判决。诚然，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这个虚拟的空间中享有更为充分的自由，可以与网友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但是，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而且在网络社会活动的网民就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并不存在绝对虚拟的网络主体。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网民在网络世界中进行活动，也必须遵守现实社会的法律，在现实社会中违反法律的行为，在网络社会中实施同样构成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构成犯罪行为，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本案被告明知原告的网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在网络上对其进行人格侮辱和诽谤，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第七案 政府更应当守信

——某公安机关悬赏广告案

案情：某日，江苏省某县的一个镇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逃之夭夭。该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汤某率队到安徽省某村布控，并向该村村长李某通报了案情，说明：“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你们村出现，报案的给5000元，抓到人的给10000元。”李某后来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县公安局只给李发了1000元奖金，没有兑现给10000元的承诺。李某于2001年2月9日起诉，将该公安局告上法庭，请求公安局依法履行悬赏承诺。该公安局否认其实施悬赏行为，汤某则认为他的悬赏只是一种玩笑，公安局不同意按照他的说法给付奖金。因而，该公安局拒绝履行悬赏的承诺。

点评：对于这个案件中刑警大队大队长的行为，有的认为是行政行为，有的认为是民事行为；有的认为应当兑现承诺，有的认为不应当兑现承诺。但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赞成按照悬赏广告的意见处理，公安局应当兑现其承诺。

我的看法是，第一，大队长的这种行为是职务行为。第二，大队长的行为是一种民事行为，是产生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三大队长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性质符合悬赏广告的基本特征，其性质应当是悬赏广告。那么，对于本案就应当按照悬赏广告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就是了。原告已经实施了悬赏的行为，他就有权请求兑现承诺的奖赏。公安局已经得到了悬赏的行为成果，有什么理由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呢？

说到这里，就要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政府守信。政府不守信，政令就不能畅通。今天公安局因为不兑现承诺悬赏的9000元，那就失信于民，下回你再说什么，百姓还信你的吗？不信，就不会再按照你的意见办，就不再拥护你。这样，损失的是9000元大呢？还是百姓不再拥护你大？

第八案 荒唐的“选贼”活动

——班级选小偷案

案情：某学校某班级的一位同学丢了10元钱，有人怀疑是本班同学所为。在班长的建议下，由班主任组织，在班上进行了一场荒唐的选举，通过投票决定谁是偷钱的“贼”。经过“选举”，将“贼”选出来了，这就是被怀疑偷钱的那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辩驳自己没有偷钱，副校长竟说：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没有拿同学的钱呢？

对于这个严重侵害学生名誉权的案件，经过该县教育局处理，对在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班主任老师给予了行政记过处分，对负有管理责任的副校长给予了严重警告处分，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校长也给予了警告处分，同时将此事的处理结果通报全县教育系统。

点评：这件案件没有经过诉讼程序，还不能就说是一个民事案件，但是，从法律上，选举某人作“贼”的行为，就是侵权行为。

这种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两位同学的名誉权。法律保护名誉权，就是保护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保持自己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不使社会对自己的这种客观评价因为他人的行为而降低。两名同学本不是偷钱的“贼”，而是一个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学生，他们有权保护自己的这种社会评价的“值”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由于“选贼”的行为，使他们的这种社会客观评价，因被误认作“贼”，而使稳定的“值”大大降低，因而名誉受到了损害。这种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是严重的侵权行为，由于发生在学校，又是有组织进行的，其性质更为恶劣，损害结果更为严重。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当然，民事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都是权利人自己的权利，行使不行使，是由自己决定的，他人不能干涉。两位同学是不是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追究哪个侵权人的民事责任，完全在他们自己决定。法律给了他们这种保护自己权利的权利，可以通过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名誉，保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因此，两名同学可以自己决定，究竟应当怎样办。

第九案 网站有权缩减免费邮箱的容量

——新浪邮箱缩水案

案情：原告来某在新浪网站免费邮箱自愿明确接受网站服务条款后，与被告四通利方公司之间缔结了电子邮箱服务合同，免费使用新浪网站邮箱服务业务。后来，新浪网在网站上公开声明之后，变更了服务条款，将50M邮箱容量调整为5M。来某认为新浪网站的行为违背了网站服务条款的承诺，属于违约行为，起诉要求四通利方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新浪网服务条款作为双方缔结的电子邮箱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四通利方公司作为新浪网北京站的运营管理者，已经事先通过新浪网北京站服务条款，明确而清晰地告知原告获得了免费电子邮箱服务，在变更服务条款之前进行了声明，履行了服务条款中变更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义务，是正当合理地行使其依据合同享有的对合同内容加以变更的权利，缩减邮箱容量不属于违约行为。法院判定原告有关确认四通利方公司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为违约行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的支撑，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点评：在网站邮箱使用问题上，应当认定为合同关系，受到合同法的调整。新浪网站对原告申请注册新会员的要约行为作出了承诺，这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成立合同关系。至于免费邮箱是否“免费”问题，尽管原告认为网站免费邮箱实质上属于有偿合同，但是，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原告在使用网站邮箱的时候确实是不交费的，因而应当认定免费邮箱服务合同是无偿合同。在一个合同中，判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无偿和有偿，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有偿合同中，接受报酬的一方应当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而在无偿合同中，无偿提供服务的一方承担的注意义务相对较轻。按照服务协议的条款，新浪网站有权变更合同的内容。新浪网站依据该约定，对邮箱容量进行缩减，没有违反合同的约定，属于正当行使合同变更权，是合法的、符合合同约定的行为。因此，法院的判决是应当支持的。

第十案 还能造出什么“权”来？

——伤嘴侵害“亲吻权”案

案情：2001年６月１日晚10时许，被告吴某驾驶的一辆奥拓汽车将陶女士撞伤。事发后吴某既没有对现场进行保护，也没有对她进行抢救。经群众报案，陶某被送至市人民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车祸造成上嘴唇裂伤，全身软组织挫伤、门牙折，脑震荡。”当月14日，交警部门对事故认定为：吴某系酒后驾车，对事故负全责。陶某后经省法医学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车祸后，陶某经常出现短暂失忆，思维判断出错；两颗门牙折断既影响身体的完整性，又损害了撕咬食物的功能。由于嘴唇的原因，她再与丈夫亲吻时常常感到害怕、有排斥感，严重阻碍了她与丈夫的感情交流。她认为，作为妻子，不能与丈夫感受亲吻时醉人的甜蜜，作为人母，也不能像往常一样满足女儿的“索吻”。在律师的帮助下，陶某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吴某赔偿其身体权、亲吻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损失人民币3．9万元人民币。

点评：一个“亲吻权”概念，令法学界为之惊诧，学者无不检讨自己的“无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权利存在！

按照常识，任何一个权利，尤其是作为绝对权的人格权，总是要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一个准备新创造的，并且有可能成为新的人格权的权利，也要具有一定的“资格”，符合一定的条件，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权利。这就是，确定人格权也要讲究“规格”。不符合规格的任何人格利益，都不能成为一个具体的人格权。

确认一个具体的人格权，要解决的是一个权利所“主管”的范围，就是这个权利所调整的人格利益的范围。受害人的嘴受到伤害，侵权行为侵害的就是健康权，就是人体的各部位功能协调一致的发挥受到损害。一个侵害健康权，就什么都齐了，还要增加那些“亲吻权”之类的“劳什子”干什么？

“亲吻权”的问题就出在了“因事设权”上面。难道嘴有什么功能，人就享有什么权利吗？嘴还有吃饭的功能，要不要再增加一个“吃饭权”呢？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泛权利论”在作怪。在当前，确实有一种偏向，就是什么什么都叫“权利”。主张或者创造“泛权利论”者，如果都是为当事人着想，也就罢了；如果还有另外的什么意图，就不好了。受害人不是法律专家，不懂什么是权利，什么应当是权利；但是搞法律的，基本的常识应当懂得。

第三篇：2012十大经典案件

盘点2012年中国十大经典案件

2012年已经谢幕。回首2012，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是“十二·五”的承上启下之年，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年，也是82宪法实施30周年。为了留住2012年法治前进的脚步，“法学前沿问题研讨会”本学期第三期研讨，在何士青教授的指导下，从过去一年浩如烟海的法治事件中特别挑选出10个具有制度意义和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来进行探讨和总结。期望能从中窥见今日中国之现状，感受到中国法治的明天。

本次研讨遴选出的十大经典案件分别是：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部分涉及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吴英集资诈骗案、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温岭幼师虐童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赖昌星走私行贿案、“毒胶囊”系列案件。

一、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案

【案情】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王立军当庭表示不上诉。法院查明，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违背查禁犯罪职责，徇私枉法，明知薄谷开来有故意杀人重大嫌疑而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情节特别严重；其作为掌握国家秘密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期间，擅离岗位，叛逃外国驻华领馆，情节严重；其滥用职权，未经批准或者伪造批准手续，先后对多人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其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以四项罪名追究刑责。

【点评】由于王立军的“临门一脚”，还踢飞了一起涉外杀人案件的盖子，昔日的“铁血警魂”、“唱红打黑英雄”转眼间变成了“阶下囚”。重庆上演了一幕红歌下的黑色幽默。王立军案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这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政法官员特别是政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应该完善法律思维，提高遵法、守法的素养，进而成为执法的模范和守法的楷模。如果政法机关的官员都不执法、不守法，甚至戏弄法律，将法律视作儿戏，国家法律还

谈何尊严？人民的权利还做何保障？此案虽然是公开审理，然而当事人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关系仍然是社会关注的话题。这是不是又一场包涵政治含义的审判？还是有网友坦言的仅仅是一个“高官落马后需要的一个在法律面前低头的仪式”？

二、天津许云鹤驾车撞人案

【案情】2009年10月21日，天津市民许云鹤驾车与王秀芝老太太之间发生纠纷。王秀芝称自己被许云鹤驾车撞倒在地；许云鹤则认为自己是主动停车，下车搀扶从护栏上摔下来的王秀芝，是助人为乐。事发后，受伤的王秀芝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向法院起诉索赔。2011年6月16日，红桥区法院一审判决许云鹤承担40%的民事责任，赔偿王秀芝10.8万余元。许云鹤不服，向天津市一中院上诉。二审期间，一中院以抽签方式确定了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送鉴定材料亦经双方认可，最终得出鉴定结论：“王秀芝腿部伤情单纯摔跌难以形成，遭受车辆撞击可以形成。”二审法院认为，可以由鉴定结论、事故现场图、当事人述称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认定王秀芝腿伤系许云鹤驾车行为所致。遂于2012年1月19日作出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点评】许云鹤案事发在南京彭宇案之后，在案情方面具有相似性，故又被称为彭宇第二案。单纯就案件本身的裁

判来看，主要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即王秀芝的受害是否因许云鹤的行为引起，这也是该案最大的疑点。在诉讼活动中，案件事实的判断是依据证据规则进行的，由此形成的法律事实与事情的真相即客观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前者则是具有主观色彩的认识，法律事实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却无法重现客观事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而社会民众却怀有朴素的真假、善恶观念，将对案件真实探求的责任完全赋加于法官之上，因此，法官依据案件事实裁判难免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而此时法官应当做好裁判的说理工作。从公开的判决书内容来看，该案的裁判应该是合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也是有证据可循的。但对于社会公众为此而产生的质疑，则应当通过公开、透明的释法方式加以化解，做好心证公开与裁判说理工作，使其了解法院裁判的运作原理，增强法院裁判的正当性。如此，法院方能回答社会民众的质疑，提升社会公众的认同，并承担起法制宣传的作用。反思本案，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还在于该案可能引发的道德危机，助人为乐却要冒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传统的社会道德行为面临着现代法制社会的挑战。如何协调传统社会道德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冲突，挽救日益凸显的道德滑坡成为隐藏在该案背后亟需我们深思的问题。

三、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诉重庆市劳教委案

【案情】2011年9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发表“反面言论和信息”为由，判处劳教两年。2012年8月，任建宇在其父代理下向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11月19日，重庆市劳教委以“处理不当”为由，撤销了对任建宇的劳教决定，20日，法院公开宣判因任建宇起诉超过法定期间，裁定驳回其起诉。11月29日，任建宇上诉，要求法院认定劳教决定违法，12月28日，二审上诉开庭并当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点评】任建宇案与唐慧案在今年引发了对于劳教制度的大讨论。对于劳教制度的诸多批评由来已久。以前尚且停留于其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问题，而任建宇一案的发生则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担忧，即劳教制度很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外特权。无论是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出发，还是从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出发，有权机关都应当立即着手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修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另外社会媒体现在经常以案件为契机，来宣传并推动某些制度改革。这种方式现在已经日益走向成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继续担当中国民意与法制的桥梁。任建宇被释放是好事，但希望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希望该案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此类有疑问的案件都能很快得到复查，还无辜当事人以自由，对责任方予以追究。同时也希望，“任建宇”们所付出的代价，能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有

所推动。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2013年1月7日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这些劳教制度改革试点的信号不断传出，希望早日能看见实质性的推动。

四、吴英集资诈骗案

【案情】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2007年3月16日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捕。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承诺付以高额利息，以投资、借款、资金周转等为由，先后从11人处筹得人民币7.7亿元。吴英将集资款部分用于偿付欠款和利息，部分用于购买房产、车辆和个人消费支出。2009年12月，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2年1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死刑判决。4月，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将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5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死缓的终审判决。【点评】吴英一案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死刑改革、民间资本出路、金融垄断、价值观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深刻的讨论，堪称普通案件演变为法治事件的典范。对民间金融放开与进行立法监管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相关的法律修改与制订工作却迟迟未能确立，一方面是默认其存在，一方面又是严刑打击，使得社会陷入不确定性的心理危机之中。对这些

“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客观上形成了维护现有垄断体系，维护国有金融体系利差所带来高额利润的现状。如学界人士所呼吁，诈骗该入罪，但非法集资罪名则可休矣。同时，当国有金融体系中那些非法占有公众或公共资金多达上亿元的官员们仍可免于死刑之时，类似吴英这样的民间金融麻烦制造者为何又以极刑震慑之？吴英的命运已经与民间借贷紧紧地栓在了一起，对于吴英个人而言，死缓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终审，但是对于民间借贷市场而言，改革才刚刚起步。吴英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但是民间借贷市场依旧形势严峻，或许这就是有人说的：“趋势和愿望有时是相反的”。关于吴英案的后续，如吴英案的“案中案”问题及对罪犯合法财产权利的保护等，可能还会持续发酵。

五、刘艳峰诉“表哥”工资信息公开案

【案情】2012年9月1日，湖北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工资。9月20日下午，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答复，称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故不予公开。2012年10月9日，刘艳峰分别向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和新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陕西省财政厅及安监局不予公开信息行为违法，法院未予以立案。

【点评】这一案件可以说是近年来公民意识觉醒与“微博反腐”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网络反腐通常都以扳倒腐败官员为结果，而在这起案例中，作为在校学生的刘艳峰穷追不舍，要求公开涉事官员工资，而这远比扳倒腐败官员本人更重要。公开官员工资，可以让公民了解官员的工资构成，更有助于公民判定官员是否清廉。更重要的是，如果公民具有了对官员工资的知情权，那我们离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也就更近了一步。借用当事人的话就是，“希望大家不仅仅关注杨局长个人的处理，还要更多去关注官员工资公开制度的推进。那样的话，即便贪官不微笑，他也逃不了”。

六、自然之友与重庆绿联会等告陆良化工铬渣污染索赔案

【案情】2011年6月，云南陆良化工厂将五千余吨的重毒化工废料铬渣非法倾倒在曲靖市麒麟山区，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库水体遭到严重污染。同年8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委托公益律师前往调查取证，向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曲靖市环保局中途加入原告之列）。10月19日，法院正式受理本案。2012年5月23日至24日，法庭组织双方进行了证据交换。此后，本案在法庭组织下进入调解程序。12月6日云南省环保厅对被告的历史铬渣治理工作通过了阶段性验收。12

月28日，在法庭组织下，双方初步达成调解协议草案：被告愿意承担环境侵权的全部法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和环境修复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责任，同时愿意接受包括原告在内的公众监督及第三方审核。

【点评】环保意识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与2012年发生在启东、什邡等地的以环保为动因的群体集会不同的是，云南曲靖的环境污染事件，人们选择了公益诉讼，通过司法寻求正义。这些环境污染侵权案件诉讼今年也正好呼应了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内容。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即将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其他的法人、自然人或社会团体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因为欠缺具体的法律规定，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不明确，对于侵害公共环境权益的案件不能提起公益诉讼，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生态环境也不能得到应有地保护。不少污染纠纷因不能及时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有的甚至成为污染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有舆论称，“该案的成功立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案件，这意味着公益诉

讼终于开始破冰。”但是，公益诉讼依然处在摸索阶段，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还必须克服法律专业人员稀少、经费短缺、取证困难等诸多障碍。因此，社会组织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善：如建立制度，保证评估费、律师费、调查费等；政府信息应当公开，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建立鼓励性措施，使得公益机构保持持续的诉讼热情等等。总之，民事诉讼法修订已经为此开了一个好头。

七、温岭幼师虐童案

【案情】2012年10月24日当天，网络上流传一张幼儿园女教师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学生照片。后查明，颜某自2010年在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工作以来，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待，并拍照取乐。而在颜某的空间里，被网友搜出的有关幼儿园照片多达702张，不少是虐童的照片。其中一张图片说明为“活该”，当有网友评论建议她“删掉这些照片”时，她回复称：“没事”。网上流传的用双手拎起幼童双耳照片，是今年10月上旬，颜某在实施该行为时，要求同事童某帮助拍摄的。相关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当事老师颜某即被辞退，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点评】我们在迷茫，一个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幼儿教师为何以虐待儿童为乐？虽然案件已过去，但其罪

名引发很多社会争议，“为何不是故意伤害或虐童罪”而是定“寻衅滋事罪”？国内以前虐待儿童的案例除非打死打伤否则罕有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因为刑法中没有专门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定性也是模糊的，如要启动刑事追诉程序需要找罪名，通常司法机关懒得找也不太容易找到，但此次浙江温岭警方是个例外，不但主动去找罪名，而且还找到了，尽管这个罪名有些争议。在国外，虐待儿童的行为是法律的高压线，而在我国则是一条虚线——虽形式上禁止但定性模糊且处罚疲软。虐待儿童是静悄悄的犯罪，其身体伤害通常不严重而心理、精神伤害尤其是对成长的负面影响是巨大和长远的。如果不对虐待儿童作刑法上的单独评价与定性并确立严厉的刑罚后果，此类行为必然层出不穷。温岭虐童事件性质之恶劣超出常人忍受的限度，足以引起有孩子在幼儿园就读家长的恐慌，警方打破虐童非死伤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惯例是值得期待的，期待此案能够创造一个没有死伤后果的情况下追究虐待儿童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判例。关于寻衅滋事罪名，温岭虐童案基本符合：主观上具有追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客观上有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但至少也有两点牵强：殴打对象是特定关系人——学生;行为实施地为相对封闭的教室，犯罪侵犯的客体主要还是儿童的身心健康而非社会管理秩序，但这已是相对最合适的罪名及可基本成立的罪名。但是温岭虐童案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当

事人的隐忧也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口袋罪名”的威力——尽管用这个“口袋罪名”来装颜艳红这样的人多少有些快意人心。在复杂的心情中，我们也还是要祈祷刑法中的“口袋罪名”不要随便装人。当然，除了法律上的思考外，我们也应看到对于“黑幼儿园”与“黑幼师”这一现象的监管失范以及如何加强对教师职业道德的评价等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八、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案情】2011年10月5日，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水域遭武装分子枪杀，2011年10月15日中国成立湄公河案专案组，负责调查此案。2012年5月，专案组将制造湄公河惨案、盘踞“金三角”地区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抓获。2012年11月6日，该案在昆明市中级法院一审宣判，糯康等四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其余两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缓和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6名被告人当庭表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12年12月26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是首例“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人的犯罪”在中国法院依中国法律判决的案件。

【点评】一直以来，受到种种原因约束，如司法协助等国际合作方面的障碍等，外国人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的大案要案，并没有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的那样，顺利地由中国

司法机关实质行使司法管辖权。也因为如此，此案最终形成的主犯糯康被判处死刑，使得此案成为我国司法主权的第一案。在国际化时代，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的域外权利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湄公河惨案的侦办与审理堪称完美，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多个第一，是中国国际司法合作的经典之作。

九、赖昌星走私行贿案

【案情】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赖昌星走私普通货物、行贿犯罪一案，2012年5月18日上午在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宣判后，赖昌星未提出上诉。1999年案发后，赖昌星畏罪潜逃至加拿大，后被成功遣返。

【点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更何况只是一个赖昌星。终于回到他的原点厦门，回想十多年前，是多么风光于沿海的他，外国潜逃日子过的很潇洒吗？无疑赖昌星案件的终结昭示着赖昌星走私时代的彻底结束。反思厦门“远华案”，它将为我们今后在更广范围内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一些启示。腐败大部分都因经济活动而起，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反对腐败，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来制约和消除腐败，只有这

样，才能重树法律在全社会的权威，重树百姓的清廉信仰。另外，这一事件无疑对众多外逃的腐败分子和经济犯罪人员敲响了警钟，更彰显了中国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

十、“毒胶囊”系列案件

【案情】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本期节目《胶囊里的秘密》，曝光河北一些企业，用生石灰处理皮革废料，熬制成工业明胶，卖给绍兴新昌一些企业制成药用胶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进入患者腹中。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时，要使用含铬的鞣制剂，因此这样制成的胶囊，往往重金属铬超标。经检测，修正药业等9家药厂13个批次药品，所用胶囊重金属铬含量超标。针对此事件，2012年4月21日，卫生部要求毒胶囊企业所有胶囊药停用，药用胶囊接受批批检验。2012年4月22日，公安部通报，经调查，公安机关已立案7起，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9名，刑事拘留45人。

【点评】从硫磺熏制生姜是行业潜规则，到潲水油炼制食用油成油脂行业潜规则，再到这次有毒工业明胶生产药品胶囊成该行业的潜规则，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有多少潜规则在危害公众健康与安全？常言道：“是药三分毒”。可是现在的药，已何止是三分毒。食品安全法律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第四篇：2011年银行业十大案件

盘点2011年银行业十大案件(入选推荐日志，加10币)

NO.1 齐鲁银行卷入巨额骗贷案

破坏指数：★★★★★

2011年3月2日，齐鲁银行董事长邱云章、行长郭涛、监事长张苏宁的职务直接被济南市委免去，并直接任命了4位新高管。而三位高管全部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因2010年末齐鲁银行卷入了巨额骗贷案，出现亏损。

事件缘起：

2010年岁末，山东省济南市发生一起伪造金融票证案，济南市公安接到报案，某银行在受理业务咨询过程中发现一存款单位所持“存款证实书”系伪造。而后公安局组成专案组，迅速将嫌疑人刘某及其他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济南票据诈骗案主角全名为刘济源，事件过程中发动了很多社会上有“能量的”下线帮他高息揽储，其中就有齐鲁银行一名部门经理的妻子。而这名部门经理全名赵连成，是齐鲁银行营业部的一个总经理，而后被司法调查。

这起金融票证伪造案牵涉多家金融机构。据透露该案涉案金额共约60亿元，其中齐鲁银行涉案金额最多，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等银行均牵扯其中。2010年12月28日，坊间盛传齐鲁银行亏损60亿，加上其他总计亏损过百亿，董事长邱云章、行长郭涛“被抓”。随后银监会介入调查，齐鲁银行董事长邱云章否定被抓、否定亏损60亿元，济南市政府称涉案资金被扣押。

案件爆发后，受60亿元传闻影响，部分公司客户已开始采取防范措施，把公司账户和员工的公司账户转到了别的银行，部分企业开始拒收齐鲁银行的票据。大公国际2011年1月5日发布公告表示，决定将齐鲁银行列入信用评级观察名单。

点评：

对于中国的中小银行而言，拉存款始终是巨大压力。各行都给出了非常诱人的“返点奖励”，这也是触发票据造假、高息揽储等违规行为的直接原因。而银行内部管理也存在漏洞，内部作弊难以避免。

而单纯从票据伪造的角度来看，反映出了目前承兑汇票管理的落后。目前仅有一部分承兑汇票实行了电子化，大部分尚为纸质，加上大小银行的系统不统一，银行无法当场识别承兑汇票的真假而被骗。

NO.2 渤海银行超亿元贷款被卷走

破坏指数：★★★★☆

2011年12月21日，新华日报记者陈志龙发布微博，称自己因为追踪报道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在“南京宇扬集团董事长杨军出逃事件被骗贷1496万元一事”，受到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的人身威胁。随后“渤海银行超亿元贷款被卷走”进入公众视野。

事件缘起：

2011年8月底失踪，南京宇扬集团董事长杨军失踪，包括一些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都被卷入其留下的债务危机，涉及总量不少于3亿元，其中以渤海银行贷款额最大。

宇扬集团前身是南京宇扬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初期靠做脚手架起家，后来规模逐渐扩大。事发前宇扬集团拥有六家分公司，主要生产建筑用系统脚手架等。

宇扬集团董事长杨军跑路后，令多家银行陷入紧张，贷款银行有十多家，而渤海银行则是提供贷款最大的一家。渤海银行向宇扬集团开具的两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9000万元和5960万元，两笔合计逾亿元。

后渤海银行曾就此事向监管部门递送过一份简报，但没有详细报告贷款总额，以及具体汇报和评估风险敞口情况。近日，江苏银监局已派出工作组，调查该行向南京宇扬集团发放的两笔合计超亿元贷款。

12月22日，据媒体报道，南京新华日报记者陈志龙发布微博称自己因为追踪报道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在“杨军出逃事件”被骗贷1496万元一事，受到渤海银行南京分行的人身威胁。

12月23日，渤海银行南京分行针对“陈志龙微博言论”发表声明，称南京分行始终没有任何主使参与恐吓、威胁该记者的行为。并表示该行已对此笔垫款提取了拨备，并密切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清收工作。

点评：

中小银行激进的业务扩张，是多家银行集体沦陷宇扬集团事件的深层次原因之一。近年来中小银行急于扩张，在各地招兵买马，战线拉得很长。一些在竞争中不占优势的中小银行，不得不走上不顾风险、盲目扩张的道路。

银行内部也承受着巨大的业务压力，从内部管理来看，由于扩张过快，管理人手匮乏，往往一人多岗，缺乏相互制衡，内控机制形同虚设，极易酿成重大风险。当风控所要求的谨慎同扩张所要求的激进发生矛盾时，银行纷纷选择隐瞒风险。

NO.3 汉口银行卷入5527万元假担保事件

破坏指数：★★★★☆

2011年4月2日，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衣男子冲闯“全国城市商业银行第十一届发展论坛”演讲席，高声指责主持人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在风险防范方面存在重大违规操作。突然变故导致会场一片混乱，随后该男子被警方强制带离会场，汉口银行董事长陈新民当场发表口头声明并向大会代表鞠躬道歉。

这令人震惊一幕发生在武汉东湖宾馆，黑衣男子名为艾群策，武汉人，47岁，自称青岛万国宝通投资事务中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和武汉万国宝通生物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事件缘起：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2010年7月2日，艾群策发现所在的武汉生物谷公司涉入一起民事诉讼，资料显示“武汉生物谷公司在2004年11月8日为武汉思登达(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但担保人在担保期间未履行担保义务，武汉中院遂于2006年11月13日裁定追加武汉生物谷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2009年6月20日的民事裁定认为：„武汉生物谷公司尚欠申请执行人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路支行本金527.105万元及利息。‟武汉生物谷公司成为汉口银行的债务人，债务金额527万元，担保所涉及的总金额为5527万元，250亩涉及黄陂区木兰湖的土地被冻结。”

艾群策表示对公司对外提供非法担保一事毫不知情，而后开始举报，无果后多次表示要求向汉口银行偿还这527万元贷款，均遭婉拒。艾群策认为“他们却做笼子这样陷害我”，最终导致上述一幕发生。

时代周报报道发布“汉口银行假担保调查：5527万元贷款暗箱操作”稿件后，汉口银行4月7日在其官网上发布严正声明，指出“报道存在几个方面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其一是„假担保‟一说颠倒事实真相;其二是所报道艾群策身份与其真实身份严重不符;其三是报道对采访情况的叙述多有虚构”。

4月10日晚间，《时代周报》记者姚海鹰通过微博的形式，驳斥了汉口银行官网上的声明，表示时代周报和记者不存在任何虚假报道。最后汉口银行表示董事长陈新民于4月6日已经向银监会有关部门汇报了相关处理情况，目前具体结果仍未出。

点评：

虽然此案件尚未有任何结果，但我们也能从中窥出一些痕迹“银行自身的业务流程存在一些问题，透明化不足;而在事件爆发之后，也未能给行业关注者一个交代。只有真正把服务客户作为工作的核心，而非纯粹追求利润、追求规模，才能赢得社会的信赖。”

NO.4 温州银行惊曝1600万骗贷案

破坏指数：★★★★

“监守自盗”的骗贷案并不少见，但温州银行一位普通的信贷员却能够连续7次都成功实现造假骗贷，共骗了1600多万元贷款。这一出骗贷案发生在温州银行塘下支行，主人公名为黄范晔，今年31岁，在温州银行工作近7年，负责银行信贷业务。

事件缘起：

2008年黄的朋友陈某继续800万资金，在典当行借款后由黄做了担保;但陈某没有偿还能力，典当行转向黄逼债;最后黄与陈伪造了房地产证等证件，向温州银行塘下支行贷款，第一次拿到600万贷款之后，黄陈两人在半年之内，用同样手法继续骗贷，共计7次骗贷超1600万元。黄范晔已于2011年4月中旬被捕，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点评：

骗贷案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整个行业性的揽储大战，为了追求利润、规模、排名、指标达标，银行的扩张心态很紧张;第二个问题是，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机制存在漏洞，本该对贷款进行严格审核的信贷部门负责人，甚至是支行行长并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对于信贷员拉来的业务没有进行审核，涉嫌失职。

NO.5 渤海银行职员挪储户千万私自放贷

破坏指数：★★★★

对老百姓来说，把钱存在银行是最安全的。但随着近年来中小银行的大举扩张，这样的安全感正不断受到挑战。《投资者报》记者就了解到一起发生在山西的储户银行存款被盗案件。

事件缘起：

2010年11月，渤海银行太原分行几十位储户发现自己的上千万存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网银被转走，当地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调查发现盗走客户存款的不是窃贼，而是渤海银行太原分行的员工。而这些被盗存款并未进入银行员工的腰包，而是被放贷给需要资金的人。

公安机构调查结果是“渤海太分员工内外勾结，高息揽储，然后以客户名义私开网银，再利用网银盗取客户存款。将其„放贷‟给需要资金者。”据了解，此案最后很可能被定性为“非法集资”。

点评：

一方面，近几年城商行各项业务发展迅速，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跨区域放开后经营网络不断延伸，快速发展与落后的基础管理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操作风险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总分支之间存在标准化和本地化的冲突也会导致风险放大。

另一方面，银行内控设计存在问题，审核制度不完善、不严格，内部人容易寻租钻漏洞。

NO.6 中行内蒙分行行长夫人绑架案

破坏指数：★★★☆

2011年7月19日，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行长张凤槐妻子被绑架，次日，公安局成功解救人质，绑架案主使人图雅落网。蹊跷的是，绑架者的要求居然是：要么交付2亿元赎金，要么允许此前被调离岗位的中行呼和浩特市支行三名工作人员复职三个月。由此牵扯出一场银行内外合谋的非法集资案。

事件缘起：

绑架案主使人图雅操控着一个庞大的地下资金网，这个地下资金网的每一步都需要银行工作人员配合。

第一步，她先将社会资金吸纳进银行储蓄账户;第二步，储户除获取银行利息外，还与图雅另行签约，许诺20%以上的回报率;第三步，图雅利用银行大额无折存单管理的模糊地带，操控银行有关工作人员前后台合作，将这些储户资金转走，并按照图雅的指示，进入指定账户，投机获利。

在过去数年中，图雅从社会上吸纳的资金在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分行、包商银行、中国银行内蒙古分行等银行之间辗转腾挪，资金在银行“内鬼”帮助下逃过层层风控关口，如出入无人之境。

直至今年6月，中行总行大额账户监控系统发出警报，内蒙古境内40多个账户资金异常，勒令分行即刻进行自查。中行内蒙古分行随后将呼和浩特支行三名工作人员停职。

“图雅绑架张凤槐之妻，就是因为中行突然采取行动，导致资金链崩盘。绑架者想管银行要两个亿。”知情人士介绍。

点评：

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进一步评论说，内蒙古这起恶性案件，相当于图雅利用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构建了一个非法结算平台。在银行揽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它警示着银行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从未真正平息过。

NO.7 农发行吉林3亿连环贷款迷案

破坏指数：★★★☆

在媒体曝光了农发行多起准政策性不良贷款案件，农发行三令五申加强风险控制之后，2011年初，又一起涉嫌违规的涉农贷款迷局浮出水面。由吉林省分行营业部牵线重组两家企业，规定盛祥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股东自有资金偿还康润公司不良贷款，而康润公司曾涉嫌多次违规放贷，协助其他公司套取农发行的涉农贷款。

事件缘起：

时间回溯到2010年5月24日，农发行吉林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侯敏主持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一份决议：同意农安盛祥玉米公司与长春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重组。

为了促成这次重组，吉林省分行营业部针对盛祥公司的要求作出了多达12项答复，包括：按照现行政策和贷款条件对盛祥公司进行积极贷款支持，余额控制在2亿元以内，保证连续支持3年，3年以后还可以继续支持;如果发生重要人事变动，应保证贷款支持的连续性;允许该企业不缴存风险准备金。

这份会议决议的一个原则是，明确集体承担责任。(重组)以后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也要通过(吉林省分行)营业部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解决。

从当时的会议纪要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分行营业部牵线两家企业的原因在于重组之后，盛祥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股东自有资金偿还康润公司不良贷款。

点评：

吉林省在粮食收购中，收购资金以农发行政策性收购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主要价格按照高于国家临储粮价格的贸易粮价格。在这起复杂的连环贷款案中，康润公司使得农发行的收购贷款面临敞口风险。

NO.8 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支行长违规揽存被免职

破坏指数：★★★

通过该银行短信平台向所有储户群发“存款加送现金”信息。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将军支行行长因非法揽储，被银监会温州监管分局要求严肃处理，并免除该支行行长的职务。

事件缘起：

2011年6月，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将军支行行长潘徐翔因苦于“钱荒”，通过支行短信平台向部分客户群发信息，内容如下：“尊敬的客户：将军支行7月1日起推出“存款加送奖金活动”，储蓄20万元加送1200元奖金，储蓄50万元加送5000元奖金，存款越多，奖金越高!”

几小时后，潘的这条群发短信出现在温州的各大论坛和个人微博上。第二天，发送这条短信的将军支行行长潘徐翔被瓯海农村合作银行总行免职。

点评：

自银行监管新规要求出台以来，将银行资本压力推上历史高点，贷款派生存款急剧减少，加上通胀走高、存款负利率加剧导致存款被投资等渠道分流，银行存款压力逐渐增大，“钱荒”的压力银行上至行长下至业务员皆不能幸免。

NO.9 深圳建行被指最大高利贷公司

破坏指数：★★★

2011年8月，深圳建行卷入新星化工互保金事件，从而被指放3000完要还6900万。建行随后回应称“贷3000万需还6900万”无事实依据，其中涉及股权性收益，是单方面的股权叫价溢价部分与违约金。扣除这两项，其贷款3000万两年支付的成本不足300万元。

事件缘起：

2009年新星化工公司为向建行深圳分行申请贷款6000万元，加入了深圳市总商会互保池，遂获批3000万元贷款，期限为3年。陈学敏万万没想到，厄运就此降临。

不到两年新星化工就提前清偿了贷款，但就在该公司紧锣密鼓打算上市期间，却被建行深圳分行纠缠在一个诡异的“期权财务顾问协议中”，导致其不得脱身，对正常上市造成巨大影响。

忍无可忍之际，新星化工决定与建行对簿公堂，公布3000万元贷款期间发生的所有潜规则真相，其中包括2份不合理服务合同和“期权财务顾问协议”，前两份合同涉及向建行多交贷款利息之外的97.2万元，而后者涉及建行强夺新星化工2688.82万元股权利益。

点评：

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业高速增长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推动了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社会融资结构也正在发生迁移，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工具也相应产生，但其中暗藏的风险也不得不应引起监管的重视与规范。

NO.10 工行储户900万存款失踪悬案

破坏指数：★★☆

储户自己存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扬中支行的900万元存款被人偷偷转走，两年多来，经多方讨要，目前仍没有结果。时隔三年，储户状告工行丢失900万存款的纠纷在2011年11月开庭恢复审理。

事件缘起：

2008年6月，浙江人张菊花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扬中支行存款900万元。2008年年底，张菊花发现自己的900万元存款居然不翼而飞了。

经多方了解，张菊花得知自己的900万元存款是被工商银行扬中支行原营业部主任何卫华利用U盾通过网上银行转走的。

2009年9月，张菊花将工行扬中支行告上法庭，要求银行赔付其存款本金及利息。

2009年9月14日，工行扬中支行向扬中市公安局报案，称此事中有客户资金被外部人员诈骗嫌疑。当年9月19日，扬中市公安局决定立案侦查。镇江中院随后以此案涉及经济犯罪为由中止审理，将案件移交给了扬中市公安部门。

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吴绍祥解释说，考虑到案子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法院担心民事和刑事如果分开处理，可能造成界定不明，从而影响判决结果，于是决定将案子移交公安机关侦查。

事情从银行转到法院再转到公安，张菊花陷入了两年多的漫长等待之中。

点评：

先不管双方孰对孰错，安全问题一直是银行电子业务面临的最大考验。风险事件严重影响了客户使用电子银行的信心，威胁着客户资金安全和银行资金安全，成为制约电子银行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五篇：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法院公布“民告官”十大典型案件

证监会、国税局、交通队、铁道部、教育部等成为被告 政府部门有

胜有负 本报记者 李罡

自古中国“刑不上大夫”。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没有《行政诉讼法》。从1989年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通过，行政案件的审理几乎多数处于媒体报道的“禁区”。而随着依法治国步伐的加快，昨天———

案例一：退回A股发行企业不服海南凯立告赢证监会

2000年4月2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函》，该函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海南凯立公司不服该函的认定结论及退回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于2000年8月16日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有关错误认定，并判令恢复审查程序。

2000年12月18日市一中院判决：确认中国证监会退回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判决后，证监会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点评：此案是全国首例涉及股票发行、申请、核准行为的行政诉讼案件。证监会是行使国家证券监督管理职权的行政机关，负有核准的职责和权力，但其行使该职责和权力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并适用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受理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后，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核准决定或者不予核准决定并予以说明的行为。该核准程序应当公开并依法接受监督。在此案中，证监会作出的上述行为并未按上述法定程序进行，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其行为违法。该案对推动证监会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作用。案例二：“泛美卫星”诉国税局跨国卫星使用费纳税第一案

2000年6月30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向中央电视台发出《关于对中央电视台与泛美卫星公司签署〈数字压缩电视全时卫星传送服务协议〉所支付的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通知》，通知认定：依据美国泛美卫星公司与中央电视台签订的《协议》，央视所支付的费用属于《中美税收协定》中确定的特许权使用费，根据该协定，应在我国缴纳部分所得税。依照我国税法的规定，要求央视履行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的义务,并认定泛美公司于1999年3月25日缴纳的150余万美元预提所得税，应由中央电视台依法代扣代缴。美国泛美公司不服，向国税总局对外分局提出复议，对外分局于同年11月17日作出维持319号《通知》的决定。后泛美公司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2001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一、维持北京国税总局319号《通知》；

二、驳回泛美公司的诉讼请求。2002年12月2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终审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驳回泛美公司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点评：该案涉及国际间使用通讯卫星费用性质的确定，涉及涉外税收征管、国际税收协定、涉外电信管理等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此类案件当时在国际上仅有两例起诉。一中院依据国际条约和我国税收征管法作出上述判决，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案例三:女律师告了交通队司法建议规范交管拖车

2001年3月1日14时左右，北京方正律师事务所女律师刘燕燕，将其所驾驶的小客车停放在西城区金融街投资广场对面的非机动车道内。值勤民警用清障车将刘燕燕的车辆拖至西城区月坛桥下。西单交通队依据有关规定，对刘燕燕处以5元罚款。刘燕燕不服该决定，向西城交通支队申请复议。2001年4月11日，西城交通支队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仍决定对刘燕燕罚款5元。刘燕燕不服向法院起诉。

2001年9月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决维持西城交通支队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市一中院就市交管局处罚违法停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司法建议。该司法建议认为，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在实施拖曳违章车辆的执法程序中，未履行告知义务，行政执法行为不够公开、透明，建议其予以改进。交通管理部门十分重视法院的司法建议，及时采取了有效的整改措施。

点评：一中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注重通过司法审查活动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司法建议的形式及时提出改进意见。据不完全统计，一中院近年来共发出各种司法建议近100份，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更好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案例四：河北律师告铁道部引出上浮票价听证制度

2000年12月21日，铁道部向北京铁路局等发布了《关于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实行票价上浮的通知》。35岁的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乔占祥认为，该通知的作出违反法定程序。依据《铁路法》、《价格法》有关规定，制定火车票价应报经国务院批准，而铁道部未经该程序报批。同时，依据《价格法》有关规定，票价上浮应召开价格听证会，而铁道部未召开听证会。乔占祥认为该通知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2001年3月19日，铁道部对乔占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票价上浮通知》。乔占祥不服，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请求判决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并对铁道部春运票价上浮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和制定程序的合法性进行了审查。一中院于2001年11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以此次春运票价上浮行为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002年2月27日，市高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点评：该案的意义不在于原、被告谁输谁赢，而在于价格听证制度被广泛关注。同时通过该案的审理，有力地推动了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和实施。虽然1997年颁布《价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价格听证会制度，但实际上中央一级的价格听证会从未召开过。该条法律的实施因从未有人提出质疑或提起监督而似乎被人遗忘，成为摆设，直到此案才引起人们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广泛关注。在此案一审过程中，国家计委即颁布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2002年1月12日国家计委依照上述听证程序，首次举行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案例五：地址搞错证书寄丢专利权人获国家赔偿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上未公告联系人事项，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专利权人向法院提起国家赔偿诉讼。2003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赔偿判决书，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行为违法,赔偿原告王向东经济损失3354.5元。

2001年2月27日，王向东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了一种名称为“滚动式拖把”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由于王向东是外地人，在北京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因此在填写申请人地址一栏时，王向东将北京的一位亲戚的姓名、地址写上，在联系人姓名一栏填写的是“夏某某转王向东”。

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后，于2001年12月授予专利权，并在实用新型专利公报进行了公告，公告的专利权人地址上删去了“夏某某转”的字样,并于2001年11月27日将专利权证书寄出。一直没有收到专利证书的王向东,多次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询问，才得知是由于知识产权局在邮寄专利权证书时没有将联系人夏某某的名字写上，致使被告将原告的专利证书寄丢。2003年7月，原告向市一中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行为违法，并索赔相关经济损失。

点评：此案中，法院首先确认国家知识产权局未公告联系人事项的行为是违法的，在此基础上考虑到原告因被告的违法行为来京解决问题及进行相关诉讼，确实支付了一定的交通、食宿、检索、打印复印和邮寄等费用，酌情确定了赔偿数额，依法保护了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六：大学讲师状告教育部高校依法享有职称评定自主权

武汉一名大学讲师因学校职称评审而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一案，在立案阶段已经引起社会的关注。2003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一审宣判，原告讲师败诉。

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讲师王晓华,因其在学校举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未通过副教授的资格评审，认为学校在资格评审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问题，而教育部又对其提出的行政复议作出了不予受理决定，因而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教育部行政不作为。

法院审理后认定：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进行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评聘委员会认定王晓华在学校没有主持或参加过一项科学研究项目，不符合有关政策中副教授任职资格。而王晓华认为其符合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该校在职称评定问题上存在弄虚作假问题，故多次向湖北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等部门反映、检举。2003年1月21日，王晓华向教育部递交了“行政复议及检举信”。2003年2月21日，教育部针对王晓华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后王晓华将教育部起诉到北京市一中院。

法院认为，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评聘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职务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华中科技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委员会有权对副教授的任职资格进行审定，该行为属于高等学校行使自主权的范畴。依法判决：维持被告教育部作出的行政复议不予受理决定；驳回原告王晓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评定职称属高校自主权的范畴，学校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使自主权应该支持。法院依法认定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权不应延伸到此范畴内。该案的判决结果对全面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案例七：女主持家属告了消防局行政败诉为民事胜诉打底

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主持人沈旭华在张生记餐厅吃饭时误入施工区域，失足坠楼死亡。其夫喻建华向法院起诉北京市消防局未尽消防验收责任。2003年8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喻建华的起诉。

北京张生记餐饮有限公司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于2002年4月开业。经法院调查，2002年4月，北京市消防局对浙江大厦裙房验收合格后，作出京消验字（2002）第121号验收的意见，认为位于浙江大厦裙房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楼梯满足安全疏散要求，被确认为安全出口。喻建华以市消防局违法发放消防验收意见书，致使未完工的建筑投入使用，造成沈旭华死亡为由诉至法院。

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沈旭华并非因发生火灾或启动消防系统及设施等原因导致的死亡，其高坠死亡的地点亦不是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此次消防验收的范围，故沈旭华之死与消防验收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喻建华应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解决沈旭华之死而引起的相关纠纷。此后不久，朝阳法院判决张生记餐饮公司等对沈旭华之死承担赔偿责任，两被告共赔偿沈旭华家属30余万元。

点评：这是一起涉及公安消防验收行政许可行为的案件。该案的正确裁判为后来原告提起民事诉讼并获得民事赔偿奠定了基础，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案例八：减肥药含有违禁成分生产厂家状告卫生部

原告广州健柏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生产厂商。2002年12月4日，国家卫生部认为健柏堂牌减肥胶囊中含有法律禁止添加的“芬氟拉明”、“吗吲哚”成分，因此作出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以被告所做撤销通知认定事实有误，起诉至一中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该通知。

法院查明，2002年2月6日，被告经审查向原告颁发了保健食品证书。同年7月10日，湖南省卫生监督所在对该省长沙市的灵通保健品商行进行检查时，抽取了“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经检验，该产品中含有“芬氟拉明”、“吗吲哚”等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的成分。后国家卫生部又委托体育总局检测中心对“健柏堂牌减肥胶囊”样品进行了检验，结果再次证实该样品含有违禁成分“芬氟拉明”和“吗吲哚”。经听证，被告认定含有违禁成分的“健柏堂牌减肥胶囊”系原告生产，遂作出前述撤销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通知。原告不服，向被告申请行政复议。被告经审查，于2003年4月27日作出复议决定，维持了卫生部的撤销通知。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该案作出判决，卫生部一审胜诉。

点评：本案涉及减肥产品生产许可的行政管理问题。减肥产品涉及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因此国家对此从严进行管理，体现了卫生行政部门既对广大消费者负责也对生产厂家负责的工作态度。法院的判决有力地支持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案例九：国内厂商起诉专利复审委法院依法支持国外当事人

2002年5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公告了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第三人日本摩托车生产厂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于2002年9月13日向专利复审委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专利复审委受理后，于2003年3月作出宣告原告专利无效的决定。原告台州市川铃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不服，向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一中院审理认为，专利复审委所作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是正确的。法院判决维持了专利复审委的上述决定。

点评：本田摩托车外观设计专利案，法院判决支持了外国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体现了对外国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护，贯彻了WTO的原则。案例十:“奔驰”诉商评委商标不显著法院不支持

2003年12月18日，一中院对原告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四起商标行政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因其申请注册的四个图形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而败诉。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于2000年10月向商标局提出四个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因该四个图形与汽车散热格栅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商标局驳回了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注册申请。原告不服，向商评委申请复审，商评委作出驳回复审决定。2003年8月，原告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撤销被告的驳回复审决定。

一中院认为，原告申请的商标与汽车散热格栅（俗称“前脸”）的常用造型基本相同，使用在汽车等商品上，难以起到区别商品来源的作用，不具有商标的显著性。故依法判决维持被告商评委的驳回复审决定。

点评：该案涉及奔驰汽车生产厂商，系外国著名公司。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的规定，缺乏显著特征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所谓商标的显著性是指商标从总体上具有独自特征，并能与他人使用在同一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商标相区别。原告申请注册的商标，因其没有显著性而败诉。

■编后

今天，本报集中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年来审结的10大行政案件以飨读者。这些案件有的过去曾经报道过，有的是首次披露。据我们了解，集中公布10个“民告官”的案件，在北京的法院系统还属首次。那么对于过去一直被搁臵在“敏感区”的行政案件，为什么现在可以集中推出？记者采访得知：首先是法院公开审判，已经给行政案件的“阳光披露”提供了可能；其次，随着法治的进步，老百姓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政府的行政行为，与自己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百姓对政府依法行政倾注了更大的关注度；第三，恐怕还有政府的自信力大为增强，现在的法治环境让集中披露行政案件从“禁区”走向可能。所有这些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主法治的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