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
(一)受教育程度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高。根据抽样调查, 1986年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小学教育水平占37.2% ,初中占21.2%。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末期,农村外出务工经商
1的劳动力中,初中水平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另有调查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 , 比老一代的24.2%高出14个百分点。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普遍享受了义务教育政策,所以,其所受到教育的程度有所提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都完成了义务教育,更有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职业培训。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社会开放程度加深,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容易获取知识、信息,更容易地了解国家、社会情况,使其在进入城市进行工作时,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目标性和目的性。同时,由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有所加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对比,他们更容易接受和适应社会的变化,更快地进行社会化。同时,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其对职业的期望,也加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这导致其在寻找职业之时,更加注重薪酬的高低,自我权益的保护,更加关注自我的实现。
(二)女性比例增高,年龄集中并普遍较低。根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所调查的结果表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从在第一代农民工总数的34.3%,提高到现在在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的53.9%。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状况也发生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分布集中,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6-38岁之间,其比例占整个外出农民工的89.2%。
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45.9%,平均年龄为20.8岁,标准差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主要集中在18-22岁之间,年龄相对集中。因此,从数据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和性别结构正在转型中。过去由于农村“重男轻女”、“男主内、女主外”的传统思想,第一代农民工中,男性居多,但如今,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使新生代农村工中,女性农民工比例开始上升。同时,也使新生代的农民工的年龄趋向年轻化。
(三)普遍处于未婚状态。据《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的调查可知,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10.2%的未婚率,新生代农民工中,总数83.7%都处于未婚状态,初婚有配偶的也只占总数的16.2%。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大部分是体力型、服务型工作,一般情况下他们工作时间较长,认识异性的机会相对较少。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 年的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8.93 小时。其中,每周工作7 天,没有休息日的农民工占46.9%0 这客观上减少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异性接触的机会并造成男女关系的3疏离,对新生代农民工择偶制造了障碍。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未婚的特征也应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四)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与城市的工人相比,农民工做同样的工作却往往是同工不同酬,农民工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很大,农民工务工月均收入只有职工工资月均收入的六成左右;而且随着年份的累积,全国职工工资的增长幅度约为29% ,而农民工工资的增长幅度仅为18%。此外,大多数农民工少有节假日,不被尊重,甚至受到歧视。不少企业也没有为他们提 1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6年版。
丁志宏:《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分析》(中央财经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100081)3 长子中:《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中国社会报/2010 年/1 月/13 日/第003 版)供相应的保险和社会保障。而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深圳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显示, 99.39 %的人感觉在城市打工遭受了歧视, 73.62 %的人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 41.72 %的人有加入工会的愿望, 100 %的女
4性都知道妇联可以起到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知道自身的权益,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忍气吞声,他们懂得通过抗议、法律等合法有效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
虽然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在受教育程度、维权意识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和改善,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的大背景在,仍然需要面对许多困难和困境,他们的前路并不好走。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 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
二身份:非城非乡
崔江红:《新生代农民工20年初长成》,《神州》2005年第11期。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 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灰暗生活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寻找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泡网吧、下迪厅、染头发、穿时髦服装,对攒钱并不十分看重。他们讲究的是“心随我动率性(彰显)自我”。新生代农民工通常也会在春节时回家一趟,但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仪式”,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对农业活动则缺乏浓厚的感情和兴趣。他们更倾向于改变现状,想在城里有喜欢的工作,买房子,娶妻生子,真正融入城市。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27.4%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城市买房成新“客家”;50.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干得好,愿意待下去”;“再干几年回家”或“想尽快回家”的加起来只有不到2成《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及代际对比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生活,有71.4%的女性、50.5%的男性选择“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他们手机的拥有比例高达72.9%,绝大多数人的通讯方式都很现代化。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依然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
从法定身份上讲,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是农民。当前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定身份仍然是农民。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一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他们没种过地,不会种地,更不愿意种地,普遍存在着农民不爱地,农民不爱农,农民不识农,“轻农、厌农、弃农”意识严重。虽然户口在农村,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城市人,压根儿就没准备再回农村,出来长见识的同时,希望能够和城市人一样“体面地活着”。
三就业:高不成 低不就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就业期望甚高,但仍面临困境。
就业期望高与敬业精神差。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岗位比较挑剔,怕吃苦,常常不能踏实工作。一项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敬业精神差,且职业流动率是最高的,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5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即使能够做到“敬业”,也很难做到真心“爱岗”。这其中,近一半的人是因为“生活、生产环境和闲暇时间不足”而跳槽,17%的人提出,“自己不喜欢那个工作”或者只是“想换个环境”。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享受生活,得到尊重,在文化、娱乐、健身等精神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以独生子女为主,他们从小就被父母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就业意愿,即只希望找那些社会地位高、条件好、工资高的工作。加之有父母做其强大后盾,生活压力小了很多,所以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槽,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工作环境。
就业期望高与职业技能低。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农民工的素质需求也发生着变化。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1%,高中文化程度占8.7%,比以前高出8.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仍然较低,缺乏必要的专业培训、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不了解工业生产或现代化服务业的基本规范,同现代非农行业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仅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占76.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广东省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有高达62.6%的新生代农民工未来有做老板的打算“有自己的事业”是他们中不少人的最高理想。他们不愿像上一代农民工那样承担城市里低端的重体力活,又无法胜任复杂的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作,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定位,基本上只能从事体力运输、建筑小工、工业加工以及低层次服务等劳动密集型、重体力、低报酬行业。同时过于频繁跳槽,使得他们对每个行业、岗位只能作蜻蜓点水式的了解,每一项职业技能也只能停留在“学徒期”的水平。如此周而复始,也形成恶性循环。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他们很难融入城市,并且体面地生存。
四落户:三壁垒”
根据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愿望强烈,但高门槛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
经济壁垒。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经调查,许多省会城市都将农民工购房在60平方米之上作为落户条件之一。目前房价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于收入微薄却喜欢大手大脚花钱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能够实现的积累非常有限,这种以货币构筑的以经济壁垒取代身份壁垒的新门槛对普通农民来说仍然是难以逾越的,这也是他们融入城市的一大经济障碍。
素质壁垒。目前不少省会城市落户要求农民工具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不少地方仍然要求达到大专文化程度。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 程度占90.0%。这对以初中为主要群体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也是进城落户的一大障碍。并且不少地方对农民工进城落户实行二元待遇。比如重庆市2006年8月1日实行了《关于解决进城农民工户籍问题的意见》,重庆公安局就指出,“本市农民工在主城落户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而在重庆务工的其他省市的农民工要落户重庆主城区,文凭“门槛”没变:仍需大专以上学历。且购买的住房人均面积达到30平方米以上,并实际居住。
社会福利壁垒。我国各地社会福利系统不兼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以省级为改革单元,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一些省份已在省内实行城乡户籍统一,但省际之间人口自由迁徙障碍依然较大。各地社会福利系统的不兼容是制约人口省际迁移的重要因素。解决矛盾还须深化城市改革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快速转型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兼生,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共存。一亿多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正处在适龄期,目前他们首要面临的大问题就是婚姻问题。《劳动合同法》出台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虽较上一代农民工有所进步,但仍然得不到维护。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虽然职业期望高,受职业技能低的限制,即使有心摆脱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力不从心,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苦、累、风险大等边缘职业,就业环境差,劳动时间长,工作量大,劳动报酬低,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马克思曾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生代农民工一旦进入城市新环境,乡村社会规范所具有的凝聚力失散,原有的道德行为失范(即自律性丧失),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农村不愿意回去,城市又不能融入,他们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低于父辈,在城市陷入生活困境时,在职业技能低、经济收入差、无住房、受歧视、讨不到老婆等的连锁反应下,贫穷和光棍的结合,对城市社会的冲击将是巨大的。
另一方面,受户籍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定位为城里人,但城市仍未作好接纳他们的准备。相反既有经济门槛,又有素质门槛和福利门槛,即使这样,他们仍不愿回到农村。它意味着,农村 不是退路。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必须依赖于城市的工作和生活,那种将农村作为“蓄水池”的政策概念完全过时了。这样,新生代农民工只能集中居住在房租低廉、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边缘区、老城区,交往的对象多为老乡,社会结构呈现单一化、封闭性的特点,形成一个自我隔离的孤岛。在那里,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弱劳动力联系,贫困和孤岛的经济效应往往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与主流社会脱 节。他们处于非城非乡、进退失据的境地,面临着双重边缘化的状态和贫困化不断加剧的境况中。
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就业受限制,《劳动法》第3条规定的“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很难从纸上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入城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了工作,往往要付出比市民更高的代价。大多数农民工只能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寻找一些城市人的“剩余”工作。很难获得一种地位资源的积累,更不用说实现一种地位向上的流动。生活来源决定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无业便无依,将使这一部分人处于游动不定的状态,具有游民的特征,成为随时可能妨碍社会稳定和和谐的隐患。杭州市2008年的案宗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比例占70%以上,最近刚发布的广东三大监狱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九成在26岁以下。并且由于信息网络媒 介的发展,他们也更容易被组织起来共同发出声音,社会矛盾更容易被扩大和激化。如果继续将他们排斥在体制外,将他们边缘化,漠视他们的物质、精神文化和民主政治需求,他们更容易产生怨恨心理,不利于社会治安和稳定。这值得我们警惕!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的种种差异及面临的困境,对当下的城市管理政策提出了挑战。并且,这种挑战将日益变得清晰、紧迫。
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六条建议:
一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
当前,必须加强严格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推动各类企业同新生代农民工按照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格实行《劳动合同法》及相关的带薪休假制度,保障外来民工休息休假权利,使其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经营生活,交友恋爱。要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的民主政治权利,保障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要依法保障农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
二是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要转变管理理念,转变由过去主要面向和管理户籍人口,转变到同时面向和管理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并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让农民工参与到城市管理当中来,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度。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对进城农民工“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要求,完善对农民工保护的相关法规,出台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规定,加大政府部门的执法力度,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是改革劳动就业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要极探索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就业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劳动力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城乡协调发展的共同政策框架下,采取一体化的就业政策和管理体制,让农民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公开、公平的开展就业竞争。要创新农民培训转移机制,大力加强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能力。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就业提供就业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四是按照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
当前要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口管理结构,打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尽快改变目前农民工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转换的现状,实行以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人在哪里工作、生活,就在那里登记,就纳入当地的管理范畴,建立以常住户口、暂住户口为基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户籍一体化,实现户籍管理由静态化向动态化的转变。
五是要更多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积极扶持打工者文化团体,不要“让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了空话。六是积极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区生活
要依托集中居住中心、居(村)综合活动室有针对性地开展社会公德、法制宣传、市民素质等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自治组织和各类学习型、服务型、文体型、公益志愿型等居民互助性的社区民间组织,使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生活和社区管理,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加速融入城市的大熔炉。
第二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摘要】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城乡的迅速发展,大量的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90年代中后期涌入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正在以其独有的特点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中,他们面临着社会制度,公众及自我认知等各个方面的困境与障碍。
【关键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城乡二元化;社会认知
在南方周末上有一篇题为《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的特别报道,时间为轴,以十七个生动而有代表性的农民工为线索,谱写了农民工的群像图,以及由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的历史,它以翔实的材料,描写了农民工30年像洪流般迁徙流动的背景和特点。在农民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渐渐从原有的农民工群体中独立出来,2010年,这些与乡土的联系愈加薄弱的青年一代,凭借着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走上了我国的一号文件,如洪水猛兽般在国内掀起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浪潮。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 年之后出生的,在90年代外出到城市打工却不具有城市户口的青年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出了明显的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的“三高一低”的特征,其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钧与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差异。亦农亦工,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农村流动人口,不了解农村也不喜欢农村,渴望城市却不被城市接受,利益矛盾。由于农民工的大量涌入以及户籍制度造成的住房问题也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扎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和差别歧视尤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他们向市民化的迈进。
三、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
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年龄大多在18~25周岁之间,他们农村和城市的经历,传统和现代的观念均使其婚恋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在许传新所做的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调查中我们发现,受城市生活体验的影响,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有同市民恋爱结婚的想法,60.74%的人表示如果能够通过婚姻解决户籍或长久居住,他们愿意牺牲爱情[1]。而由于市民对农民工的身份认知存在的诸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情况出现了城市的扎根和农村的归根的两难情况,刘淑华认为,其“两栖”的婚恋模式为以后的婚姻埋下了隐患,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农民工的居住地及社区存在认知差异。
城市对农民工持“经济接纳,社会拒入”的态度,新生代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生活却处于低水平,长期受城市生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都在发生改变,他们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对农村的认识在日益减弱,而在城市中又遭受制度性的社会排斥,他们的社会认同就趋于“内卷式”的建构,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从而 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2]以及钟摆两栖式的生活方式。
[1]贺飞.转型期青年农民工婚恋观念和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J].青年研究,2007,(04):42-49.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4]唐踔.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N].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5]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7-239.容纳性,应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型城镇转移,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城乡发 展一体化。
二、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统一完善的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
应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下,规范各企业的用工制度,劳资双方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将农民工纳入企业正式员工行列,工作期间及时为农民工缴相应的各类社会保险金(人身意外伤害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给予农民工“同工同酬”、“带薪休假”和“休息日”等一系列公平待遇[6]。
三、消除观念误区和心里歧视,引导社区居民与农民工群体正常交流,创造友好的交流环境。
社区及组织应对居民进行思想教育,纠正他们对于农民工脏乱差的认识误区,取消学校等的双轨制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和平等。城镇居民也应从自身出发,自觉与农民工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在婚恋方面消除歧视心理。
四、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积累市民化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文化水平方面较传统观念上的农民工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不可否认其综合素质,信息量和思想观念较城市居民仍处于落后地位,他们应从自身抓起,积极参加再教育,有针对性的参加职业技
[4]唐踔.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N].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9卷第2期
[5]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37-239.[6]栾云云.浅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途径[N].沈阳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沈阳110161,2010年第23期
第三篇:学习材料读后感-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希望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困境与希望
—暑假活动学习材料心得体会
相信大家都印象深刻,在政治课中学到我国国体时有这样一句重要的表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这里把工人阶级作为了重要的社会构成,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战线上的工人阶级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现今的事实是,中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正陷身于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直以来,“农民工”都被大多数人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似乎这群人代表了愚昧无知,贫穷落后,这也许与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时代背景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把改革开放的重心放在了东南沿海城市,使这一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与此相对的是农村的徘徊不前,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促使一大批农村劳动力来到城市谋生,但这种转移带有季节性特点,通常在农忙季节,他们又会返乡务农。第一代农民工的归宿在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打工挣到钱后就会回家结婚,盖房,又再次转回农民的身份。而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最初三十年中,他们与父辈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境况。
在学习材料中,老师们把研究新时代农民工的焦点选在了富士康这个企业中,以这个企业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新时代下的农民工心中的困惑与摸索前进的背影。在材料的学习中,我也有了一些认识和感悟。首先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土地的关系改变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和能力,主观上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务农。这让我想起了暑假回老家时见到的场景,整个村子里几乎见不到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都在城里打工,家里的地都由父母来种。这些年轻人只是每年过节回来一两次,一方面是看望父母,另一方面也会从家里拿一些粮食走。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把自己当作城里人来看待,他们理想中渴望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我觉得这个与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与父辈们相比,他们的学历更高,与城市的接触也更多,因此无形中塑造了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价值观与消费观,他们认为城市中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是年轻人应该奋斗的地方,相比较之下,农村那有限的土地自然不具有什么吸引力了。然而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在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彻底突破的情况下,农民工想要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是很难的。这也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去留的首要问题,成为城市中的一员到底是梦想还是一场梦。
其次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条件的现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东南沿海,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布设了一大批加工工厂,这些工厂往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招的工人比较多,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低,大多数岗位是经过短期的培训就能上手的熟练工,因此吸引了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这其中最有代表的当属号称“代工帝国”的富士康。大概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就完成了它在大陆的资本扩张,在中国大陆拥有了90多万工人。在许多大中城市都设立了工业园区,我曾在晚上坐火车路过富士康(晋城)园区,也不由得为该厂的规模和外在形象震撼。当时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富士康大门灯火通明,仿佛彰显了一个工业帝国蒸蒸日上的势头。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对富士康的认识只来自两次经历,一次是听新闻中提到的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另一次是暑假富士康来我们学校招临时工。坦白的说,这两件事让富士康在我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这从一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状况。首先是工作强度很高,除去基本工作时间,工厂绝大部分的利润都是通过加班来实现的;其次是收入与工作量不对等,从学习材料中看到,许多地方农民工工资仅仅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人在辛苦了一个月之后拿到的报酬却不能令人满意,这也就导致了他们的流动性。而频繁的更换工作又使他们事业上难以有大的发展,在城市中难以立足,而回乡务农吧,又困难重重,于心不甘,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面临这样的抉择。
新生代农民工中另一个重要的团体是建筑工人,他们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索要拖欠的工资,在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突飞猛进的今天,他们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去年暑假,我在工地实习了一段时间,期间接触到了一些农民工,我在的那个工地的农民工主要有两拨儿,分别来自四川和河南,他们的组织形式比较简单,一般是附近几个村里出来比较早,经验比较丰富的人做领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包工头,揽下工程后按期成获取报酬。其中年轻人大多数干粗活重活,但挣得相对较少,而掌握了一些技术的人一个月能挣到一万左右,差距很大。我在和工地上的同龄人聊天中感觉到他们对工作收入还是挺满意的,但能不能按时拿到工钱就是未知数了。
回归到理论层面看这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道路艰难而漫长,中国在参与国际资本博弈的过程中,过去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是要从廉价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中获取助力的,这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正如学习材料中提到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提高农民工待遇,就个体而言是好事,但一旦丧失了比较优势,外资就会撤走,工厂会倒闭,最终受害的还是农民工群体。我讲不出理论来反驳这个观点,但总觉得以牺牲两亿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换取发展有些残忍。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呢?
我觉得改善农民工生存现状,政府是要承担主要义务的,无论是出台法律,政策切实保护农民工权益,还是成立工会组织,维权协会为农民工提供服务,亦或是为农民工做教育,培训,为他们的发展消费买单,都是政府有责任去做的。而民间的团体与协会应该积极行动起来,采用更加灵活的形式解决农民工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可以在工厂集中的地方办工友社区,建立图书馆,甚至是社区大学,为工友们提供休闲,娱乐,学习的场所,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应该是一个全社会联手的项目。
当然了,以上仅仅是我在书面材料学习中收获的一些感悟,我对具体的农民工工作,生活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对如和解决这些问题也很茫然,希望能在活动中找到答案,也提高自己吧。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首次出现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年龄在18岁到25岁之间,他们占了外出打工农民工的主体,约有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当下,各地节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务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老一代农民工为养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放下书包进工厂”,赚钱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们希望跳出“农门”进“城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然而,他们却有更多的困惑与迷茫。尤其是90后农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根在农
村,却与农村日益疏远。他们只好尴尬地流动在城乡间。
羊城晚报记者深入川、粤、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农民工,触摸他们的打工生活和城市梦。70后最怕你跟他讲劳动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赚钱;80后既怕加班,又怕总放假,两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则三餐饱饭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签几年的“卖身契”。
为改变,他们进城寻求“机会”
“现在最头痛的是人员不稳定。”深圳一家汽修厂家负责人朱先生告诉记者。“我们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90后,干两天就想干别的或者干两天就走了,我们最烦这个。”朱先生说,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来就想干销售,不行就跳走,结果干了三四年还是什么都不会。朱先生感叹,找
做事踏实的老一代农民工越来越难。
广西南宁一家鞋厂的人力主管告诉记者,他们倾向于不招90后入生产一线,因为很多人干不长,流动
太频繁。
深圳鹏强人才市场的经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这个特点。他说,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职者对职业的诉求已发生变化。“很多年轻人到深圳是来看一看,打工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有很大差别。”汪炬文说,很多90后年轻人抱着寻找“机会”的心态来到深圳,他们希望寻找自己心目中的“机会”。他们没有父辈那样严重的生存危机,没钱的话家里会寄过来,因此他
们对工作的要求与老一辈有很大差别,注重工作环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当流水线工人。”生于1991年的陈志文,是广西南宁武鸣县人,初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结果在某工厂干了个把月就辞职了,他已记不清换了多少家工厂。父亲觉得他没定力,去年强行带着他在一家瓷砖厂工作。节后,陈志文说什么也不肯再跟父亲回瓷砖厂了,他说受不了生产线每天的重复劳作,更不愿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耗在生产线上。
广西天等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黄桂德认为,90后不愿上生产线,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劳,而是他们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来有所发展。天等县一家企业的老板向记者抱怨,该县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务员,很多人不愿意来工厂。“他们觉得能看到希望,将来也能开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业管理者有着共同的感受:70后爱加班;80后爱看世界;90后爱叹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则出现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严重缺失;把子女带在身边,则成为浩荡的“流动儿童”,学校教育又出现巨大困难,这是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窘境。
为发展,他们重视子女教育
与老一代农民工“单打独斗”的情形相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携家带口进城务工。
来自广西桂平的80后陈隆,决定带4岁的儿子去深圳上幼儿园。“农村我们回不去了,都不会干农活了。我想给儿子创造机会,让他将来可以留在城市。”陈隆说,自己曾是留守儿童,不愿儿子重蹈覆辙。但
现实也摆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户城市,孩子高考时,还是要回老家。
在广西天等县孟养村龙彰屯,差不多整个屯都搬到深圳了。“他们在深圳挣了钱,回老家盖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却没几个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过年过节都不回来。屯子里的红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进行。”
当地一位干部说,去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在深圳公明设立了选举分会场。
但并非所有儿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儿童仍是困扰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问题。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儿童1.3万人。记者走访的数十位返乡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明确表示,因为不想让家人成为“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选择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辈常年在外打工,难
以顾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务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24岁的四川金堂县新鑫村民王天寿告诉记者,他小学毕业后就外出务工,而21岁的弟弟黄召华小学没读完,就跟着哥哥打工了。淮口镇就业服务站负责人陈敏告诉记者,这样的家庭在当地并不罕见,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响,很多“留守儿童”长
大后选择了外出打工。
来自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工作单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过33%,通过亲友、同乡介绍的超过36%。这些靠自己打拼出来的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近乎疯狂。一项针对近5000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将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广东等地已实施农民工积分入户、“流动儿童”入读当地公立学校等政策,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来自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农民工不愿或没考虑好
是否入户城镇。主要原因是不愿放弃土地、城市生活压力大、担心工作不稳定、农村环境趋好。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为子女,他们回乡另谋出路
广东东莞虎门镇,一房一厅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孙三代迎来了龙年。这是王磊一家在广东过的第三个春节。
王磊,河南省驻马店人,1987年生,一个两岁孩子的爹。他是虎门中心客运站的一名普通车管员,与他那大半辈子都漂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样,王磊打算到儿子要读书的年纪,就结束打工日子,举家回老家发展。“学门手艺,比如修车,在我们那边开个修车铺;老婆卖卖衣服,可以从虎门进货,拿回
去卖,比打工强多了……”
不像父辈农民工一样:打工、赚钱、娶媳妇、生娃、盖房,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刚刚25岁的王磊对自身的人生规划异常清晰。大约三年前,他辞去了工厂工作,因为“不自由”,而且“学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满意,正规稳定、相对自由,加班还有三薪,最重要的,是离自己“学手艺”的梦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万万名新生代农民工的缩影,他们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线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劳”的标准衡量他们,指责他们耐不住性子,批评他们“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获”,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许已经不合时宜。
心怀梦想、体面劳动、尊严生活,正成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实剪影。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生代打工者的潇洒建立在父辈的艰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独生子女比例较高,在多数家庭中,父母打工挣钱盖起了房子,为新生代解决了后顾之忧;还未成家的新生代,没有养家的压力,活得更洒脱,换工作、换城市、换圈子、换活法,成为他们的常态。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儿童”,父亲在长三角当过多年建筑工,给家里盖起了大房子,现在年纪大了就在客运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时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亲当环卫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两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为人父的王磊,现在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内地渐渐发展起来了,不少老乡回去了。”王磊说,在虎门中心客运站看着回东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开始为回家做准备。
记者手记
培训和服务掉队了
与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体力打拼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技能培训的欲望强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轻农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经变化了,他们不想只在酒楼端盘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龄耽
误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主张直接由财政出钱,为年轻农民工做培训项目。
也有学者建议,在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同时,加强省际劳务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发到劳务输出省,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但记者采访发现,在四川金堂、湖南长沙、广西南宁等地,几乎均未进
行跨省劳务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务工者自己寻找为主。
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没有务农经历,不愿或难以回到乡村。他们表面上被城市接纳,实际在就业、医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这样的“半城市化”状况让务工
人员处在“进不去”城市和“不愿回”农村的尴尬境地。
第五篇:新生代农民工
2010.12.10
从近几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在近半年内发生了“十二连跳”系列自杀之后,“新生代农民工”也日渐作为一个群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公务员申论考试入手,运用利益主体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现象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供考生参考。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主要指由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轻群体,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1.5亿人里面占到60%,他们出生后就上学,上完学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很大困境,其产生原因可以从政府、社会、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合法权益有效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保护他们的劳动权益和人格尊严。此外还有户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社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观念上的诸多歧视,使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宿感;而他们在劳动供给和行业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使得社会出现了“用工荒”,造成了劳动资源的浪费;
企业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视性待遇;或者给他们极低的工作报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视他们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他们在心态和观念上,对职业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较之第一代农民工高,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专业技能和融入较高层次就业市场的本领,同时他们工作耐受度较低,缺乏父辈的吃苦耐劳精神,心理抗压能力比较脆弱,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他们在城市的发展;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关部门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出台切实措施保障其利益,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生产便利的同时,还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区功能,为打工者提供劳动、生活权利方面的制度性关怀;
第二,全社会要以更宽容的心态来接受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机构要积极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开展各种活动,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交渠道,让他们处于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
第三,企业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劳动报酬,同时依照法律规定为其提供社会保障;同时要充分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与沟通的组织,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要端正心态,不怕吃苦、不惧困难,在基础性岗位上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加强自身的敬业精神;同时,制定职业规划,脚踏实地去努力,不好高骛远,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去奋斗,实现自己的梦想。
以上是关于新生态农民工这一热点问题的解析及备考指导,华图教育希望考生能从中总结规律,受到启发,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并且多多关注国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体评论,让自己的申论知识储备更加充实全面,为自己迎接考试,继续努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