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共尝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

第一篇：抗战胜利后中共尝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

抗战胜利后中共尝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农村地区发动和领导的土地改革，主要是以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地主土地被无偿没收分给农民。

鲜为人知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共曾经设想以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中共七大首提以“适当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 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怎样实现这一任务？在1927年至193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实行的政策是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抗战爆发后，中共为了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民众一致抗日，停止执行这一政策，代之以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减租减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因此这一政策只能是策略性的、暂时的。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七大，即考虑以新的土地政策来取代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毛泽东所说的“适当方法”，显然不是恢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应是与这种政策有所区别的方法。

当时，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是在战后与国民党合作建国，通过和平的方式参与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中，发挥自己在政治上的影响。与这种方针政策相联系，中共在土地问题上不能不考虑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以尽可能减少敌对者，争取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因此，中共七大实际上就已经考虑在抗战胜利后以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了。

《五四指示》重视土地改革的“合法性”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土地政策发生转变的标志。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党史论著都认为在这一指示中，中共的土地政策从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现在学术界已公认这是一种误解。那么，误解在什么地方呢？

误解就在于《五四指示》虽然明确提出了要改变减租减息的政策，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但并没有提出要以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相反，它明确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除了对大汉奸的土地外，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要实现有偿转移。

其方式，一是购买，“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

二是清算地主对农民的负欠，“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

此外，《五四指示》还提出农民可以在地主自愿捐献的基础上获得土地，“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

《五四指示》认为，上述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就是中共七大所提出的“适当方法”。这些方法是由群众创造的，而为中央所批准的。这些方法“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这些方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

因此，《五四指示》具有一个为一般党史论著所忽略的重要特点，就是它重视土地改革的“合法性”。虽然在它颁布前后各解放区实际进行的土地改革中，所谓购买、清算、自愿捐献，大多演变成了变相的无偿没收；虽然中共中央对这种变相的无偿没收，采取了默许乃至实际上支持的态度，但至少在形式上和名义上，中共中央要求土地改革要以有偿的、和平的方式进行，而不能恢复到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五四指示》的这一特点，与中共七大关于土地改革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都认为土地改革要以和平的方式进行，要与十年内战时期的方式有所区别。

《五四指示》制定之时，虽然全面内战的爆发迫在眉睫，但中共在政治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争取和平民主，即使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进行反击，也是为了恢复国内和平。在与国民党的合作没有全面破裂的情况下，公开采取没收地主土地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酝酿

《五四指示》没有明确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而重视采取“合法”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因此过去的党史论著认为它有不彻底性。

在这一指示颁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考虑得更多的问题，是怎样制订一个规范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有偿转移地主土地的方案，以统一指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使它在形式和名义上更具有“合法性”。中共中央的这种考虑，主要是为了避免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对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批评，在政治上争取他们的支持。对于《五四指示》颁布前后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他们是啧有烦言的。由于当时的土地改革，形式上是以“清算”“购买”或地主无偿捐献的方式进行，但在很多地方实际上是变相没收，因此他们批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过火。

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治格局中，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政治态度往往能够左右国内舆论，对政局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意见十分重视。

1946年5月3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反映“最近上海、南京、重庆等地接到许多封关于苏北清算斗争的信件，众口一词，提到过火”。来信者并非敌对我党分子，而是“多与我方原有好感”。周恩来认为对这种批评要给予重视，并建议“可否在苏北斗争方式择较温和办法，以便争取上层中产者阶级”。

对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给予了认真考虑。考虑的结果是，在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然后分配给农民；对于土地已经在土改中被没收和分配的地主，给他们补发公债。6月27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周恩来、叶剑英，把这一设想通知了他们，并要他们向中间派透露。电报说：“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唯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

中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与中国民主同盟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提出：“国家„„规定最高限度之土地私有额，凡超额之私有土地，国家于必要时，得依法定程序征购之，而以渐进方式完成土地国有之最高原则。”中国民主同盟的上述主张，其核心是国家有偿征购地主多余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他们所主张的土地改革，其性质是和平的、有偿的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出现在中国民主同盟的主张提出之后，因而很有可能从他们的主张中得到了启示和借鉴。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具体方案

中共对于有偿征购地主土地，提出过一整套具体的方案。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研究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通告他们中共中央正在研究一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并就这种政策的主要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可以公布的土地政策”，就是中共中央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的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其具体方案为：

一、地主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以法令征购之。

二、地主可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免于征购。其保留数额，根据各地土地的多寡，由各地政府规定之。其标准大致为：地主每人所保留的土地可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

三、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及积极协助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的地主，其保留土地数额可多于一般地主一倍左右。

四、征购地主土地每户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过定额以上之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之价格征购之。

五、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由获得土地的农民付出一部分，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出一部分。农民应付之地价，分十年付清，特别贫苦之农民可分为二十年付清。

六、土地改革后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及财权、人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上述方案，最基本的精神是两个方面： 一是有代价地征购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土地改革显得合理合法；

二是在土改过程中适当照顾地主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基本的保障。

中共中央认为，实行这样的土地政策，既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时又能给地主以较多的利益，可以使土地问题的解决更加顺利，同时还可缓和地主的敌对态度，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中间人士的支持或者不反对，从而巩固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提出上述方案后，一方面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见，一方面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要求他们对中国民主同盟的有关人士说明这种土地政策的主要精神，并表示“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共同研究这一有关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欢迎他们提供意见，必要时可以与他们开座谈会来研究这个问题”。由此也可看出，中共中央在制定这一政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的反应和评价。

陕甘宁边区的试点 中共中央提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主要是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即在满足解放区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能够得到全国各阶层民众，特别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派的理解和接受，从而取得合理合法的地位。

此外，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没有完全破裂，争取和平民主的机会尚存，中共中央还设想如果能够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能够为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地区解决土地问题提供一种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从而在各党派联合执政的情况下，也能顺利地解决全国的土地问题。

因此，能不能满足解放区农民的土地要求，会不会影响和妨碍解放区正在进行中的土地改革，是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付诸实施的关键。

但是，当中共中央将这一设想向各解放区征求意见时，大多数解放区反应并不积极，有些地区要求暂缓公布，有些地区则认为没有实施这种政策的必要。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并没有迅速将这种设想形成为正式的政策，而只在陕甘宁边区的少数地方进行了试点。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能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试点，和这一地区的地主在抗战时期与中共建立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分不开。

抗战时期，这一地区的开明士绅李鼎铭等人与中共的良好合作，众所周知。延安地主张永泰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的亲密交往，在当时亦被传为佳话。1946年中秋节，张永泰带着孙子，担着两筐葡萄和桃子拜访毛泽东，受到热情接待；后来，他带着自酿的葡萄酒给朱德祝贺六十寿诞，又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被留下吃饭看戏。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中共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时，必须采取更加慎重的态度。这成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试点的重要推动因素。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试行土地公债的决议。12月1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总则规定：“在未经土地改革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过应留数量之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之农民，以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对于征购土地的分配方法，条例规定按征购原价的半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购。地价分十年付清，家境贫苦无力缴付者，经批准可予以免付。此外，对于地价的评定、地价超额递减的计算方法，以及土地公债的来源、还本付息的办法，条例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这就为陕甘宁边区开展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和统一的指导。

《陕甘宁边区征购地主土地条例草案》公布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组织了三个工作团分赴绥德、庆阳、米脂进行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对于试点的情况，当时的《人民日报》大都进行了及时的报道。

1947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陕甘宁征购土地法——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的报道，对于绥德的试点给予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超额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办法，已在绥德新店区试办成功。”

1月3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陕甘宁庆阳县王家村取得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报道，对于庆阳县的试点也给予了肯定。报道称：“陕甘宁边区试办土地公债，已在庆阳县高迎区王家村试验中获得成功。”王家村是一个乡，一共征购了1900余亩地主土地，每亩地价为该地一年至一年半之收获量。在此之前，该乡尚有无地或少地农民457人，通过征购地主土地，这些农民每人得地五六亩，“该乡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已为农民所有”。地主也每人保留了至少九亩土地。其结果，“确实达到了发动广大群众，使所有无地农民得到了土地，不损害富农、中农基本利益与照顾了地主，加强了群众组织与健全了村乡政权”。

总的来看，陕甘宁边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试点是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肯定。1947年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经验的通报》中指出：

“最近在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陕甘宁边区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试点的成功，使中共中央认为“用公债征购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很可在各解放区采用”。

但当中共中央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政策再次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征求意见，并准备将它在各解放区推广时，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偿征购地主土地设想的放弃

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当局分别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限3月5日前撤离全部人员，同时封闭了《新华日报》。中国共产党认为这“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紧接着，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又集结重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并占领了延安。

随着和谈希望的最后破灭，中共的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解放区的农民支持和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共彻底否定和放弃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而代之以激烈的、彻底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7年5月1日，刘少奇在转发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对该区通过清算斗争，把地主土地财产全部搞出来，直接、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必须迅速纠正才有利于运动。”

那么，哪些办法是错误的呢？批语指出：“对于地主，必须根据全体农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的意见来处理，对于中、小地主及抗日地主、干部家属地主的照顾，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愿，由领导上规定要留给这些地主多于中农一两倍土地的规定是错误的。”这实际上否定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

刘少奇的批语是一个标志，它表明中共至此完全放弃了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而转向以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中共有偿征购地主土地的设想和尝试，与当时中共争取与国民党合作，和平民主建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由于国民党破坏和平谈判，发动全面内战，中国没有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因而有偿征购地主土地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实施，只成为了中共领导的土地改革历史上的一段插曲。

第二篇：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感后感

今年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70年的今天日本代表正式向中国提交了无条件投降的协议。如今，为了不忘历史，缅怀先烈，展我军威，振我中华，我国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我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观看了本次大阅兵。其中有激动，有感慨，有伤感。但最重要的是我有一颗无比自豪的心。看到国父和**迎接各国领导人和代表，看过各国军队的方阵走过天安门城楼，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或许这就是万国来朝的感受吧。这次阅兵的一个特色是各个英雄模范部队的亮相。我的思绪仿佛又被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个英雄的英勇事迹像幻灯片般在我脑海中闪过。再看到眼前一个个装备精良，步伐矫健的士兵们，对比起新中国第一次阅兵的“万国造”，心中的感慨，欣慰，缅怀之情交织在一起，令我思绪万千。

而之后紧接着便是各种新型装备组成的方队，这次又84%的装备是首次亮相，当看到我国自主研发的99A型大改坦克方阵是，我仿佛全身被点燃了般激动。当年武器匮乏的抗日军队吃尽日军坦克，飞机的苦头。而如今我国自主研发的坦克各项性能在世界上却已是名列前茅。装备方队最后的信息化方阵更是使祖国有能力，有信心打赢现代化的信息战争。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现在这句话说起来更有底气了，更有自信了。

最后的飞机方阵拉出七色彩烟，武装直升机摆出70字样的方阵时阅兵式更是到达了高潮。我激动得站了起来，我注意到观礼席上的几名抗战老兵在阅兵期间从未放下自己敬礼的手。相信他们能看到今天的祖国是如此的繁荣和强盛，一定感慨万千。

这次阅兵使我深深得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军事实力完全可以名列世界前茅。中国有实力打赢任何一场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个好战的国家，恰恰相反，中国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举行阅兵式，正是为了挽起世界的手，以史为鉴，不忘战争带来的痛苦，愿和平永远„„

第三篇：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为何迅速走向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为何迅速走向崩溃

内容摘要：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三年内就失败而退出大陆，究其原因各种各样，关键还在国民党本身存在的问题：政治上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渴求和平民主的旨意，把全民推入水深火热的内战中，遭到社会各阶层的反对，从而使国民党政府成为孤家寡人；在经济上剥夺民众，构成人民对其深度反感；军事上出无名之师 “剿共”，再加上国民党军队在战略战术上的弱点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关键词：国民党 政权 政治 经济 军事

一．为政不仁

1、专制统治，破坏民主法则（1）镇压进步民主力量

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之间还有存在着第三势力，进步民主力量。他们政治观点非常明确，那就是利用民主手段改造国家政治，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内政治争端。但

蒋介石为实现一党专制，一直准备武力消灭中共势力并挑起内战。这显然与民主力量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民主力量的种种政治要求与蒋介石的想法也有冲突。这一时期蒋介石利用特务制造的几起反民主事件，主要有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较场口事件，下关惨案和“一二·一”惨案，并于1947年10月，取缔民盟。蒋介石打击中间党派等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这股政治力量全部推向中共，很快在国统区形成了爱国反蒋的第二条战线。

（2）欺压民众

蒋介石在军事上竭力消灭中共，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同时对国统区人民也加强了法西斯统治，利用大大小小的特务进行恐怖统治，致使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学生失学、商店关门，民不聊生。

蒋介石发动内战给民众带来巨大灾难。到1947年5月，不堪忍受的民众在全国更广泛范围内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前方打内战，后方打学生”的抗议活动。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镇压，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五二零惨案”，致使国民党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失去民众的支持和信任的政权是没有前途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3）三面开战

从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到他退守台湾，在短短三年内就走上了失败之路，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开战有很大关系。蒋介石从刚上台就同时与中共，第三势力，党内反动派和地方实力派开打，这一方面与他自身实力认识过高，另一方面说明他未能认清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抗日时期，在急需团结一致对付侵略时，他不忘与中共搞摩擦，8年抗战刚结束，本该休养生息，可他又把三种政治力量当成对手，一种是中共，一种是进步民主力量，一种是人民大众，三面开战的错误战略选择注定了其失败的必然结局。[1]

2、难以驾驭的国民党

尽管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仍掌握了各级国家权力中枢，但国民党由于自身组织功能的衰败，已不能承担任何现代化的使命了。

（1）组织结构落后

就其组织结构而言，国民党是一个革命型政党，因此它必须具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严格的组织纪律。然而，自1927年国民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后，在以党治国的国策下，它既没有向法理型政党转变，也难以继续保持“革命党”的本色，其衰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2）意识形态模糊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信仰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然而国民党的政策与主义常年脱钩，三民主义失掉了凝聚国民党组织的功能，而且1946年后与共产党内战的错误决策更使国民党官兵不知为何而战。由此产生了厌战避战和投降心理。当国民党既不能用意识形态凝结党员，其政策又不为下层阶级接受时，就失掉了维系组织存在的精神纽带，其结果只能是自我解体。[2]（3）派系斗争激烈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亲美派，张君、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同盟会和中华革命时期留下的右派组织，特务组织cc派等盘根错节的国民党派系及长期的派系斗争成为国民党政权的巨大内耗，也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内部原因。

（4）自我革新失败

国民党衰败的另一个原因重要体现就是其自我革新能力的丧失。这主要表现为政学系，cc派和黄埔系改革国民党努力的失败。当国民党的一切变革都淹没在派系斗争时，却也注定了其政治衰败不改逆势的命运。

（5）全面腐败

其主要表现在以派系纷争为主的政治混乱和抗战胜利后以接收为主的导致国民党各阶层出现普遍和大面积腐败。对东北地区接收的政策性失误使东北成为国民党最先失败的地区。对台湾接收的政策性失误，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爆发了“二二八”事件。再加上日本投降后，整个沦陷区的接收工作一片混乱，出现无序状态。致使沦陷区的接受连续遭到三次大洗劫。[3] 接受变成了劫收。暴露出了国民党内部的大腐败，为自己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

（6）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为了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在占领张家口后单方召开了制宪国大，通过了伪宪法，他使当时中国的其他民主力量进一步认清蒋介石的独裁本质，也是内部本已存在的利益冲突更加严重，从而削弱了自身统治根基，加速了南京政权的灭亡。

二、为经不济

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的二十二年里，给中国人民带来明显的感受莫过于经济上的压力。这一方面是有历史的包袱的，但更多由于国民党政策和蒋介石集团经济决策和具体政策上的失误，如巨额军费，四大家族的强取豪夺，最终导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覆灭。

1、掠夺民众

重庆政府再接收沦陷区过程中变相掠夺，兑换伪币。抗战结束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再加上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和超量征收捐税田赋，不但税额很高，而且税种繁多，税收十分严厉，因此引发了无数的农民起义和斗争。这些并非一般政策上的失误，而是当权者的阶级立场和仇视人民的立场所致。

2、四大家族垄断

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为代表的四大家族，不仅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垄断者也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命脉的垄断者。土地革命时期，他们从控制权入手控制财政，把原有的大批官营资本变成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获得了重额财富。四大家族代表的官僚资本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蒋介石政权的经济基础。

3、财政赤字

庞大的经费需求使国民党政权左支右绌，这不但包括行政支出和经济建设，还有南京政府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在加上巨额军事费用，成为国家财政的无底洞。最高的1933年，军费开支竟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巨额赤字中度日如年。而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

国民政府抓兵抓夫，横征暴敛，加上连年天灾，耕地荒芜，造成农作物锐减，不但把广大农民而且把广大城镇贫民推上了饥饿的死亡的绝路，更谈不上维持军队的大量军粮。[4]

三．为军不当

1、发动内战

日寇投降，并留下大批武器，加上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在抗日胜利不到一年便匆忙发动内战，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失策。虽然他在军事上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军队内部将兵不识、争权夺利，使“改造人的思想”这一思想备战无法做到。因此蒋介石的军队‘备’而可以战，但‘战’而无法胜。[5]

2,、全面进攻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但蒋介石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内战不得人心，人民不会容忍欺骗和压迫。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八个月由于国民党战略失误，军事方针不当，加上毛泽东正确的决策、英明的领导，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使国民党损失兵力七十一万，全面进攻失败。

3、重点进攻

蒋介石及其身边的幕僚不了解人民战争，也不愿相信人民战争，却过分相信军队数量和理论上的战斗。这是蒋介石军事盲点所在。进攻延安拿下一座空城；进攻沂蒙山，丢了精锐部队，迫使国民党由进攻和转向防御。

4、重点防御

千里跃进大别山，刘邓大军反守为攻，到国民党分区防御被各个击破，战略要点纷纷丢失。再到三大战役中共占领平津，国民党政权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了。

5,、败逃台湾

解放军进军全国，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蒋介石狼狈出逃。至此，国民党在中国22年的统治结束了。

综上所述，从各个方面讲，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却违背了人民的意愿，逆历史潮流而行。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并且政党的政策要能顺应民心，而且建立的政府要轮流执政来保持清廉。否则，必然失去执政权。

参考文献

[1] □□何虎生.蒋介石传.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版：835页 [2] □□何虎生.蒋介石传.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版：836~837页 [3] □□方永刚.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版：426页 [4] □□何虎生.蒋介石传.下.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版：863页 [5] □□刘红.蒋介石大传.下.团结出版社，2001版：1466页

第四篇：《国民党为何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陷入全国人民包围中》研究性学习报告

《国民党为何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陷入全国人民包围中》

研究性学习报告

学校：北京科技大学 班级：机械1011 小组成员：于洋 乌力吉 王小宇 王俊杰 王燕龙 代敏 冯弟瑶 刘丹 孙韵韵 何泽威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随着对历史进一步的学习，以及步入大学以来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育，我们对中国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好奇为何国民党不能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留在大陆，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富强。

2、中国近代史课堂恰好给了我们一个学习国民党败亡的机会，让我们各组员聚集起来一同研究。

二、研究方法：

通过一部电影《建国大业》来引导我们完成整个学习，跟随故事的发展，了解国民党为何败，共产党为何赢得全中国人民的爱戴。

三、研究的重点及内容：

1、国民党对沦陷区财产的劫收。

2、特务猖獗活动。

3、国民党内部争斗。

4、民主运动的兴起。

5、国统区经济崩溃。

6、解放区成功的试行了土地改革。

四、研究过程和组员分工

我组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向三个方面发展，将其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辅以其他方面的学习，共同展开研究。

第一组：于洋，王小宇、王燕龙、代敏、刘丹、孙韵韵、何泽威。主要任务搜集各种资料并对其了解。

第二组：于洋，王俊杰，乌力吉，冯弟瑶。主要任务筹备课上汇报工作。对第一组所搜集资料进行研究学习，整理，筛选，汇总成汇报内容。

首先我们小组在开始研究学习之前进行了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分工事宜及各项活动的事件安排。继而展开了小组的学习过程，整个过程严格按照了第一次会议的安排，各组员积极踊跃，学习兴趣高，守时高效。在经过了三天的第小一组的学习任务后，第一小组各成员按时将资料上交，完成了学习任务。期间，一组成员经过了多次讨论对学习方向，资料可信度等进行了确认。第二小组继承第一小组的成果，对学习成果进行汇总，研究，挑拣课上汇报所需资料，提炼大纲，制作演示文稿，演讲稿，对课上的报告进行反复演练。其中也包括了对演讲技巧的学习等。最终形成了，我组在课堂上精彩的展示！第三组在整个过程中记录组员学习过程，督促组员完成任务，组织各项活动。

五、资料收集手段 根据学习内容，在图书馆，互联网等设施搜集资料，搜集过程中注重资料可信性。真实性，客观性，典型性，易懂性。

六、学习成果

背景

抗日战争结束后，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百年外侮消除。残酷的战争催生了人们渴望和平的心态，而被压抑的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亦勃然而起。呼吁建立联合政府，以民主建国为目标的运动风起云涌。制止内战爆发，使中国走向民主与和平，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称霸世界，其全球战略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扶持国民党政府统一中国，把中国变为其附庸。苏联这时也明确表态不再支持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此时的苏联并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和国民党政府抗衡。为了不失去对中国的影响，苏联表态支持国民党。另一方面，美苏也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实行改革。美国一再要求国民党政府在战后实行体现其意图的民主政治。“协助中国在真正的民主政府下达到永久和平和稳定经济，仍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的愿望。”

人民的愿望

当我们庆祝最后战胜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由不想到八年来中国所遭受的痛苦经验，千万人民，不论是平民或者士兵，已经蒙受最大的牺牲，而更有其他无数人民则已经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已经被敌人侵占而变成荒芜，价值无数亿万元的公私财产已遭破坏，而且因为敌人侵略及封闭的结果，各阶层人民已经遭受到不可描述的贫乏和艰苦。

此时，重建家园，是饱经战乱的绝大多数人的强烈愿望。

民主活动被镇压

较场口血案

1946年2月2日，协进会等19个团体，定于10日上午9时，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当参加大会的群众团体陆续进入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这就是“较场口血案”。

李闻惨案

李公朴、闻一多均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盟西南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们经常参加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活动。1946年6月初，他们发起昆明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委员会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晚李公朴在回家途中遭特务暗杀。15日下午，闻一多在出席为李公朴被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后，回家途中，亦被特务暗杀。李闻惨案发生后。国内各阶层人士极为愤慨，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均发表声明，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残暴行径，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

特务活动

土改

土地改革是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执行的重要方针，也是它获得农民的支持，最后战胜国民党的强大法宝。1949年10月以前，全国大约有1．19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主要是抗战以来中共所管辖的地区。1949年冬天，在中共新解放的一些地区，主要是华北的一些城市的近郊和若干地区，加上河南的一半地区，总共有0．26亿农业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规定，将来在南方新解放区，必须“首先有步骤地层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二年后“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将“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是中共预定在全国解放后必须完成的计划。

蒋经国上海整顿经济

对于这次使命，蒋经国颇具自信，以为只要“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但是社会舆论对这项改革毫无信心。

蒋经国也真想铁面无私，大干一番，以帮助父亲蒋介石拯救行将倾倒之江山。他到上海后，把上海中央银行作为自己的据点，把随自己到上海“打虎”的“戡建大队”改组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由王升出任总队长。总队在上海设了11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责任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平民百姓的举报线索。蒋经国要求“戡建”队员“一无所有，一无所求，保持乡下佬本色，与恶势力奋斗”。他的设想是“使上海经济管制的任务，部分从政府官员的手中转移到社会青年头上，将这个工作由政府命令形式蜕变为社会大众的需求，并以爱国青年为中心，形成一个社会运动”。他这里所说的“社会青年”、“爱国青年”不是别人，只是“戡建”队员和青年服务队员。

在这一时期，蒋经国最动人、老百姓最爱听的话是：“我深深地感觉到，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些穷善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实际这

个道理人们都明白，但由“太子”说出，人们的感觉就不一样。蒋经国还公开宣称，自己这次来上海是“专打„老虎‟，不打„苍蝇‟，是打„祸国的败类”。

‟蒋经国在经济管制手法上，采用“赣南的手法”。首先进行广泛的舆论宣传，以争取全社会的支持。他那“宁使一家哭，不可一路哭”，专打“老虎”的誓言和不打败奸商不收兵的决心，以及雷厉风行、言出法随的行动，受到了新闻界和广大上海市民的普遍好评。他每星期二、四下午在中央银行公开接见市民，回答市民的提问，更使他名声大振。

尔后，蒋经国便开始了“打虎”的实际行动。他统一指挥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宪兵。以及江湾、京沪铁路、京杭铁路三个警察局的数千名军警和管理局的管理、执勤人员分散到全市各处，突击检查市场、商店、工厂、公司、仓库、车站、码头等处。明令规定：“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任何人不得套购金、银、外币，不得操纵股票市场；工厂、商店不得在因坚守“8·19防线”而造成的物价偏低情况下，不供货、不售货；切实保证金圆券的币值；保证预定的总额20亿圆的金圆券发行量不被突破。

蒋经国行政手段治理通胀的失败在于：

1、上海并非自给自足的城市，很多商品和原料来自于外地，仅仅通过治理一地的物价是无法实现的。

2、很多投机分子都是官商勾结，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严惩的结果最终可能会威胁到自家头上，所以很难从根上清除掉腐败。

3、价格的极端波动虽然有投机分子兴风作浪的一面，也有市场供求关系起作用的一面，蒋经国仅仅通过压制终端价格而不顾供需关系，虽然短期可为，但长期注定会无力。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蒋经国在上海的治理通胀以失败而告终。

内斗

冯玉祥

蒋介石

李宗仁

.政见不合，国民党内民主派另树一帜，打击了蒋介石集团，令国民党统治呈现危机。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和推行法西斯主义，国民党内民主派人士与蒋介石政权渐行渐远。兴国家民族和挽救国民党的命运为目的，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等部分国民党民主派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不久之后，李济深、冯玉祥、龙云等民主派人士也于1946年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典型人物 冯玉祥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劝蒋停止内战，实行民主和平。信中还列

举了在蒋政权统治下国计民生深受危害的种种状况。他亲手撰写了《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此书以冯玉祥口述，其夫人李德全笔录，披露众多蒋介石鲜为人知的内幕。本书由初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动摇不定、民心尽失、为政不仁、一意孤行、营营狗苟、倒行逆施、穷途末路九个部分组成.﹒不满排挤，杂牌军自寻出路，反正成风，令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在国民党军队中，素有“嫡系”与“杂牌”之分，两者矛盾很深。蒋介石惯于培植私人势力，优待嫡系，排斥杂牌。非蒋嫡系长期受到岐视，他们待遇低，装备坏，将领身受猜忌，这种状况到抗战后并未缓和。是时蒋介石置各地杂牌军的死活于不顾，缩减杂牌，扩大嫡系，极力独霸南京政府税款，以保证中央军的军费和给养。他向杂牌军大量派遣特务，监视他们，最终取而代之，搞得人人自危，备感寒心。这引起杂牌军的极大恐慌和强烈不满，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前途只有两条：要么被蒋吃掉；要么充当蒋的炮灰，被解军消灭。要生存，只有起义，向人民靠拢。渐渐地非嫡系蒋介石的离心力愈来愈大。他们对蒋介石或虚与委蛇，阳奉阴违，战场上不敢舍命拼杀，以免部队被歼，自身职位不保；或见危不救，以泄旧怨，导致某些战役失利。

﹒角逐权力，蒋桂交恶，彼此倾轧，令国民党危机四伏，日趋衰败。角逐权力，蒋桂交恶，彼此倾轧，令国民党危机四伏，日趋衰败。蒋桂之争由来已久，为了称王中国，过去双方的控制与反控制、吞并与反吞并斗争，就从未间断。只不过由于蒋的力量过于强大，桂系才只好暂时忍让。抗战期间，在其他地方实力派遭到削弱后，桂系却凭借其不俗战绩，以及善待各路杂牌军，壮大了势力，提高了声望，从而为战后与蒋分庭抗礼作了铺垫。到解放战争后期，随着蒋嫡系军队在内战中损失殆尽，桂系逐渐不甘心逆来顺受，对蒋开始时常拆台刁难，尤其1948 年后，蒋桂间的权力角逐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成为在大陆埋葬蒋家王朝的催命符。在1948 年‟3 月召开的“行宪国大”上，桂系李宗仁不顾蒋介石反对参选，最终在美国支持下，击败蒋支持的孙科当选，令蒋气愤不已，矛盾激化。李宗仁就任副总统后，有关军国大事的会议，蒋都不请李参加。蒋把李当作心腹之患，欲除之而后快。可以说，正是由于蒋、桂之间的尖锐矛盾，使本来就朝不保夕、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更危机四伏，加上一国三公，政出多门，互相

牵制，把国民党现存的力量都内耗光了，其迅速败亡的命运也就不卜而知。

﹒私心至上，蒋介石嫡系同室操戈，互争高下，内哄不已，扼杀了国民党自救的最后一线生机国民党上层不仅派系繁多，而且往往派中有派，系中有系，蒋介石集团内部就分为黄埔系、新政学系、..系、蒋太子系、夫人派、军统等大小不等的派系。在黄埔系内部又有陈诚系与何应钦系之分。此外还有胡宗南派、汤恩伯派等。这些嫡系和亲信虽然都是当权派，都奉蒋介石为首领，极力维持蒋的统治权威，但他们内部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为了一己私利，它们往往同室操戈、互不相让，使国民党在危机面前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令局势更加败坏，乃至不可收拾.国民党内部矛盾总结确实，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充分肯定人民革命力量的打击是决定性的，我们也丝毫没有低估国民党腐败带来的杀伤性。但是，显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斗争，也确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其政权短暂早亡的又一要素。历史是无情的，也是现实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内的民主派，经过长期观察，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心灰意冷，他们逐渐认清形势和局势的发展，以民主与法制为工具，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最终与蒋分道扬镳。而大批国民党杂牌军由于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也在中共的感召下，一次次在战役微妙时刻起义，反戈一击，给蒋介石当头一棒，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于蒋桂及蒋介石嫡系间的权利之争，更使国民

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从反面教育了人民群众，间接促进了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这些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也造成了国民党的巨大内耗，扼杀了国民党自救的一线生机。

劫收

接收中的不同系统重复接收，大批机关相互争夺。各地敌伪资产，一般都要经过三四轮接收。

当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水楼台”为第一轮； 机动性较强的部队和前线部队，捷足先登为第二轮； 陆军司令部系统与各省市接收委员会紧随其后为第三轮； 行政院系统各部门及各地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取而代之为第四轮。

1945年抗战胜利。敌伪财产本系沦陷区人民的膏血，国民党政府及四大家族垂涎已久，必欲攫为已有。9月5日，陆军总司令部即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何应钦为主任委员。蒋宋家族当仁不让，行政院院长宋子文10月报请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仍由陆总主持外，一切“逆产”的接收与处理大权，统归行政院独揽。

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不如坐着不动的”。一时间京、沪、平、汉等各大城市忽地出现了四五十个各不相属的接收机构，接收大员成了风云人物，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见到什么都像饿疯的野狗猛扑过去，不惜相互倾轧。真是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黑暗过去后出现的光芒，只是沦陷区人民群众想象中的一瞬。当光明像流星一样从夜空划过，他们苦难的眼中又噙满了痛苦和绝望的泪水。贫困的人民群众愤怒而又无奈。重庆的晚报上刊登了这样的讽刺诗: 剩水残山殊不恶，断歌零舞倍关情；

百官耗尽陈仓粟，又办归舟向二陵。

其实，发国难财的争夺由上到下，一开始就趋向白热化，有的后来竟发展为动刀动枪的流血冲突。

结论：

1.国民党政府由于其专政独裁通统治和官员门的贪污腐败，大发国难财，抗战后期在大后方便已严重丧失人心，在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希望的原沦陷区人民，也很快对它感到极端的失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政府派出的官员到原沦陷区接收时，把接收变成了“劫收”，大发国难财。

2.国民党之所以迅速失去人心，还由于它违背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执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国民党除了对人民征收苛重的捐税以外，更无限制的发行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3.国民党当局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之于饥饿和死亡的界限上，因而就迫使全国个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做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出路。

4.与此同时，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热潮与农民的广泛发动，学生运动高潮到来，人民民主运动等一系列因素使国民党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并迅速走向崩溃。

七、总结

经过这次学习，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这足以让我们惊醒，对以后为人处世有很大的借鉴。

组员：于洋 乌力吉 王小宇 王俊杰 王燕龙 代敏 冯弟瑶 刘丹 孙韵韵 何泽威

机械1011 第一组

第五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共以及民主党派对中国前途的三条道路之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中共以及民主党

派对中国前途的三条道路之争

历经八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人们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在紧锣密鼓的讨论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中国究竟应该确立何种政治体制，及中国究竟该走那种政治道路。

在这期间，中国国民单，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基本主张为:国民党主张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坚持***的独裁统治；中共主张推翻国民党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国家；民主党派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此期间，从1945年8月28日开始，国共开始在重庆举行和谈。从8月底到十月初，重庆谈判一共进行了四十多天，谈判过程异常艰难，经过彼此的抗争和妥协，国共双方终于在十月十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达成了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人民自由、党派合法 等一列的共识，并与民主党派协商尽快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联合政府，然而这项协定很快失去了效应，中国共产党为了全中国人民的幸福，尽快结束中国的战争，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同意和平建国，尽最大的努力阻止内战的发生，而国民党实行假和谈，真内战的策略，一方面用和谈欺骗人民大众，拖延时间;一方面加紧内战部署，执行蒋的剿匪手册。国民党军队大肆进攻解放区的举动彻底宣告了和谈的破裂，同时也导致了刚刚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将被迫再次卷入长达四年的内战。

其实，站在理性的角度来看，这场内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必然的；战争的结果也是必然的，国民党的不得人心带给他的的必然战争失败的结果。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民主党派所宣扬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所以导致了他的必然不可行性；历史也在再次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新民主主义国家才是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最科学和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在这场为确立中国未来政治道路的斗争中，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道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发展潮流，继续实行***的制度和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是人民不能接受的，导致了他的必然失败。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主党派的受挫在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加上国民党,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人民的反对以及他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主张，导致了他的必然失败性。

在对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对中国前途的三条道路之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和确立的；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