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522名江苏官员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被查办

第一篇：去年1522名江苏官员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被查办

四川今年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1137件

2008年12月28日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成都12月28日电（肖林、吴晓颖）2008年四川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犯罪1137件、渎职侵权犯罪335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超过2.3亿元。

北京检察院：去年立案侦查贪污大案188件

2009年01月15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一月十五日电(记者赖海隆于立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十五日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透露，北京去年集中力量查办贪污贿赂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立案侦查大案188件，其中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案件28件；查办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要案67人，其中局级领导干部19人。

上海检察机关：08年查办贪污贿赂大案占九成多

2009年01月10日来源：中国青年报

本报上海1月8日电（施坚轩 记者龚瑜）记者日前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获悉，2008年，该市检察机关共侦破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348件388人。在查获的全部案件中，受贿案占25％，贪污案占49.7％，行贿案占12％；通过查案追缴赃款赃物合计价款人民币2．36亿元，10名涉嫌职务犯罪在逃人员被追捕归案。

去年1522名江苏官员因贪污受贿等问题被查办

2011年01月13日 扬子晚报 李明耀于英杰

本报讯昨日，记者从省检察院在南京召开的全省检察长会议上获悉，去年以来，全省各级检察机关严查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发生在工程建设、商业贿赂、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侵害民生民利的职务犯罪和窝案串案，其中，有1522人因贪污贿赂而被立案查办。

青岛去年查办处以上干部19人 13人贪污超百万

2011年02月25日 来源：新华网

昨日下午，青岛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董以志在工作报告中说，2010年市检察院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共立查贪污贿赂犯罪203人，其中大要案185人，大要案比例为91%；渎职侵权犯罪61人，其中大要案55人，大要案比例为90%；查办处级以上干部19人，贪污、受贿金额100万以上的13人。

（新华网山东频道/青岛早报 李晓丽 王磊江 孙娜）

第二篇：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官员因给原县委书记送礼被免职

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每逢年节“争先恐后”“成群结队”给县委书记送礼；县委书记从“半推半就”到“习以为常”，再到“谁不来送不放心”，并“边收礼边交公”以避责。双方均称对当地的“风气”感到“无奈”：“不收不送，工作不好开展”。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近期对已争议两年之久的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案做出终审裁定，萧县80多名“送礼干部”也被免职。

“人情来往”年年送，“成群结队”半公开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

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

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

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

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办案人员介绍，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送礼者从县领导班子成员到县直、乡镇领导，乃至退休干部；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不少人送礼持续5年以上，有的从毋保良2003年来萧县任职直至2012年“出事”，“年年送”；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不少干部送礼时“成群结队”，有一名干部曾3次与其他干部“结伴而行”，共同送给毋保良4．8万元。“套关系”“随大流”，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

“有事”送礼，没有“请托事项”为何也要送礼？萧县多名“送礼干部”说，一方面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工作中得到关照”，另一方面则是“随大流”：“春节、中秋节，各单位都这么做”，不少人是“代表单位送礼”，费用由单位报销。

“萧县当时就这个风气，大家都送，我不送不好。”一些被免职干部感到“委屈”，尤其有些人“只送过三五千”，更认为“处理过重”。

毋保良这样描述萧县的“送礼成风”：“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这客观上有外部风气影响，但其思想深处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

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使这家长期亏损的国企起死回生，成为利税大户。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正是在这个岗位上的“受挫”，影响了其对“风气”的认识。

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前途看好的毋保良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办案人员介绍，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开始了受贿行为。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其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告诉记者，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腐败中的“摇摆心态”：“边收边交”以避责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办案中，这部分款项“算不算受贿”成为争议焦点。

法院分析认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且知情者极少。综合来看，毋保良形成受贿罪的所有要件，至于他将部分收受财物用于办公，属于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一种处理方式，不影响定性，只作为量刑时酌情考虑的因素。

这种看似不合情理的“边收边交”，实为毋保良面对腐败风气时“摇摆心态”的产物。他解释，任职后期权力增大，收礼越来越多，内心也愈发恐惧。在贪婪、恐惧和侥幸三种复杂心态斗争下，想出了一套逃避打击、掩人耳目、自我安慰的办法。

既然上交，为何不交到纪检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据悉，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采访中，多名干部、群众介绍，“送礼风”不仅“刮倒了”一批干部，还“刮乱”了很多东西。——干部价值取向。一些“送钱干部”优先得到提拔重用，“干得好不如送得多”，挫伤许多干部的积极性和进取心。

——社会风气。“事事钱开路”观念泛滥，许多人办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政策、法规，而是给谁送钱、送多少钱才能“拿下”。

——社会矛盾。干部“拿人手短”，不敢直面解决矛盾和问题，导致一些社会矛盾“越拖越大”。

——社会治安。萧县一些公安干警受腐败思潮影响，在升官发财上挖空心思，不思工作，社会治安较乱，发案率高、命案积案多。

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认为，所谓“腐败风气”都是人为产生的，“身不由己”是腐败干部脱责的借口。“干部向领导送礼，不管是短期、长期投资，一定是有所求；领导收礼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贪欲。对腐败必须„零容忍‟。

第三篇：保定交通事故专业律师 - 江苏丰县副县长等因校车事故被停职检查

河北保定交通事故专业资深大律师：连会有律师，男，法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大学法学教师现为河北省及优秀律师事务所、河北省级文明律师事务所—河北盛誉律师事务所律师（保定市火车站对面赵燕大酒店北门二层连会有律师办公室），并同时具有律师资格证和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证。连律师既在大学从事法学教学研究又在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业务，在国家法学学术核心期刊公开发表论著二十余部篇，在法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有较一般律师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为当事人提供优质服务创造了更好更扎实的条件。现为多家单位的法律顾问。连律师擅长在如何办理交通事故中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人身损害数额的合法计算；修车费、车辆减值损失等直接物质损害及误工费、承包费、营运损失、交通费、拖车费、租车费、电话费、运输费、货物清理费、路产赔偿费等间接物质损害数额的合法计算；交强险、第三者责任商业险等保险理赔数额的合法计算；驾驶员、雇主、驾驶员所在单位、挂靠、出租人、发包人、出借人、修理人、保管人、质权人、道路设施设备管理人、机动车所有人等赔偿主体的确定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办案宗旨：让责任方尽可能减少损失、让受损方及时得到合理赔偿。

电话：189 0312 8818158 0312 9099lianhuiyou@yahoo.com.cn

QQ：13848031

2搜狐博客：http://i.sohu.com/blog/home/entry/index.htm

新浪博客：http://i.blog.sina.com.cn/blogprofile/index.php?com=

1记者16日从江苏丰县有关部门了解到，“12?12”校车事故已启动问责机制，目前，丰县分管副县长以及教育局、公安局、学校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已被停职检查。

12日17时45分许，徐州丰县首羡镇中心小学的一辆小学生校车在行至该镇张后屯村时，因避让一辆三轮车而发生侧翻事故，致15死8伤。

事故发生后，徐州市、丰县在事故调查的基础上，启动了责任追究机制，目前，丰县人民政府分管副县长张斌、教育局局长孙光华、公安局副局长陈立坤、首羡镇中心小学校长张先启等已被停职检查。

截至目前，伤员正在积极治疗当中，相关善后工作正在开展，事故具体原因也在进一步调查

转自：中律网

第四篇：新疆一官员存在对暴恐怖事件态度暧昧等问题被立案调查

新疆一官员存在对暴恐怖事件态度暧昧等问题被立案调查据天山网报道，新疆自治区纪委副书记马国伟27日与网友们在线交流。马国伟介绍，近年来，新疆纪检监察机关根据维护新疆社会大局稳定需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2013年至今，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违反政治纪律案件5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5人。

去年7月，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纪委查处的温宿县古勒阿瓦提乡武装部干事艾合太木·合力力，多次在互联网浏览并下载大量宣扬宗教狂热、鼓吹“迁徙、圣战”、煽动分裂及民族仇恨等内容的非法电子文件，并通过互联网传播供他人浏览，最终艾合太木·合力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最近，根据干部群众举报，查处了伊犁州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巴图尔·杜瓦买提违反政治纪律案件。巴图尔·杜瓦买提在担任住伊宁市都来提巴格街道“三民”活动组组长期间，在公共场所散发与自治区民族政策不一致的言论，并存在对暴恐怖事件态度暧昧等问题。伊犁州纪委已对巴图尔·杜瓦买提进行立案调查。

结合新疆实际，今年，自治区纪委专门成立了政治纪律检查室，监督检查党的政治纪律执行情况，重点查处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案件。

第五篇：三大外卖平台因环境污染问题被起诉

三大外卖平台因环境污染问题被起诉

外卖带来的大量一次性餐具污染问题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目前美团外卖、饿了么、百度外卖三家平台日接单量达2000万份。按照每单消耗3个塑料餐盒估算，三家外卖平台日消耗塑料制品超过6000万个。

2017年9月1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原告重庆市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分别起诉被告北京小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三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的公益诉讼案件。三名被告分别是外卖订餐平台百度外卖、饿了么、美团外卖的主体公司，原告以被告未向用户提供“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的选项，致使系统默认配送一次性餐具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据了解，这是国内首起因外卖平台环境污染问题而引发的诉讼案。

多维解读

打造“环保外卖”亟须完善公共政策

目前的当务之急，其实是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联手，共同探求遏制外卖污染、打造“环保外卖”的治理之道。

首先，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普遍原则，餐饮外卖平台和餐饮企业都需要承担治理外卖污染的主体责任。不久前，美团外卖宣布启动“青山计划”，美团外卖APP上“不需要一次性餐具”选项正式上线，后续还将鼓励用户参与“自备餐具”活动；为使用环保餐盒包装的餐饮企业点亮环保标识；继续与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等合作研制和推广环保餐盒包装，等等。餐饮外卖企业做出的这些努力，也可视为其对环保组织诉由的积极反馈。

其次，针对外卖污染问题，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需要适时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将治理外卖污染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应当更多地通过正向激励措施，推动餐饮外卖企业、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做出遏制外卖污染、有利环境保护的选择。比如，对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研发可降解的环保餐盒包装进行补贴，对可降解的环保产品减免税收，使公众获得更加方便、环保的替代产品。可以借鉴国际普遍采用的垃圾回收押金制度，消费者购买外卖时先支付部分押金给平台，用餐后将外卖餐盒送至自助回收机器或人工回收点，平台确认后将押金退还给消费者，以此促?M消费者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垃圾回收意识。

外卖垃圾需要社会共治

一次性筷子、塑料餐盒等之所以成为外卖标配，源于餐饮企业对外卖成本的控制。推广能够循环使用的餐具和可降解的包装就意味着外卖成本的提升，但环保餐具和包装得不到有效推广也就无法遏止外卖垃圾的产生。这就需要餐饮企业负起环保的社会责任，加大环保餐具和包装的使用力度。同样，外卖平台也应积极倡导消费者和餐饮企业践行环保，通过鼓励消费者自备餐具、向商家提供环保餐具和包装、加大对使用环保餐具包装的商家的宣传力度等形式，减少在配送环节中一次性餐具和包装的使用。在垃圾分类方兴未艾的当下，也有必要将外卖餐盒回收再利用提上日程。日本就有专门的回收渠道，鼓励消费者清洗餐盒后分类回收，此类做法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外卖垃圾看似是新情况，其实是老问题，是被互联网经济放大的“塑料袋难题”。很早之前，人们因漫天飞舞的塑料袋闹心，如今被满是油渍的塑料盒烦心，虽然形态不同，但都是塑料垃圾，都是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垃圾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材料技术、降解技术和再循环技术有待提升，人们有必要重新检视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今天，当我们提倡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时，不仅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发展理念的提升，更是对现代化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的反思。或许，借由从倡导到行动、从技术到理念的转换，发展才能真正有“绿”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