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款缘何成为唐僧肉 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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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扶贫款缘何成为唐僧肉 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调查

扶贫款缘何成为唐僧肉 我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调查

2013年08月09日 18:59来源:新华网 作者:石志勇

新华网西安8月9日电(记者石志勇、徐旭忠)随着近年来我国扶贫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各项扶贫资金的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对农村发展和农民脱贫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扶贫资金职务犯罪也呈逐年上升的势头,扶贫款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被个别干部分食的“唐僧肉”,值得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

扶贫领域犯罪呈多发态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增强,国家拨付给各地的扶贫资金呈逐年增多趋势。但在国家扶贫工作“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同时,各地涉农和扶贫资金领域相关职务犯罪也在不断增多。

有统计显示,仅2012年1月至11月,我国各地检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就达9612件,涉案人数14517人,涉案总金额27.7亿余元。

在重庆市云阳县普安乡,挖出一起干部集体腐败窝案,包括书记、乡长、乡财政办主任等12名干部私分公款数十次,侵吞计生款、移民款、饮水工程款等上百万元。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该市两级扶贫办(市、县、区、旗)主任、科长等10名扶贫官员因贪污扶贫款,近日被法院分别判处11年至5年有期徒刑或缓刑。

有调查显示,公开贪污国家扶贫款,已经成为这些扶贫官员暴富的方式。记者从陕西省检察机关了解到,2011年至2013年5月,陕西省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共查办扶贫领域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00件,查处各类犯罪嫌疑人159人。在查办的扶贫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涉嫌贪污的82件,占立案总件数的82%。

据陕西省检察院反贪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扶贫资金的特殊性,对其管理、使用须具备一定的权限,这使得作案主体主要集中在各级扶贫办领导和村干部,且大多数为窝案、串案。扶贫资金的立项、管理和使用由政府专设的部门负责,人民群众对此情况不太了解,从而导致在这一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扶贫款缘何成为“唐僧肉”?

据各地检察机关调查显示,目前各地扶贫资金领域犯罪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合伙“私分”扶贫款。如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检察院2012年查办的一起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平利县广佛镇八角庙村黎某等3人利用职务之便,共同贪污移民搬迁款3万余元。其次是虚报户头“吃空饷”。主要为涉案人之间或涉案人和扶贫对象之间互相勾结,利用政策漏洞虚报冒领、套取侵吞、截留私分扶贫款。如重庆市城口县明中乡双利村原村支书、村主任和村会计合伙,在退耕还林工程中虚报户头,多领了补助款12万余元。

再次是虚报项目套取资金。主要是采取虚假合同、虚假农户名册、虚报培训人数和天数、多报工程量、层层转包扶贫资金项目等方式套取扶贫资金。如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沙河子镇石窑子村接受国家拨付的五十余万元扶贫资金,由该村党支部书记张某、村副主任党某、村文书张某某三人保管账务,三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虚增材料费、人工费支出单据入账核销的方式,套取国家扶贫款34000元。

陕西省检察院反贪部门相关负责人认为,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频发,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扶贫部门的领导干部利欲熏心,将上级下拨的扶贫资金当成为个人牟利的目标,在侥幸心理作用下,明知违法犯罪也要铤而走险。

除主观原因外,一些地方对扶贫资金管理不规范,只注重扶贫资金的划拨,疏忽对资金的申报、拨付、使用等环节的监督,致使个别基层干部能够采取虚假合同等办法套取扶贫资金。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不透明、不公开,也让不少“有心人”有机可乘。有些扶贫项目资金分配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各类涉农项目资金分配政策的知情权仅限于相关部门,大部分农民对涉农和扶贫资金的种类和操作程序不了解,使得扶贫资金使用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管理监督并重管好惠民资金

针对扶贫领域犯罪频发的问题,部分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扶贫资金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此类案件的发生不仅严重影响民生工程的顺利实施,而且极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给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严重影响,为此应采取监督与管理并重的办法管好扶贫资金。

一些基层干部认为,防止扶贫领域资金犯罪,首当其冲的是用制度为扶贫资金加上一把“安全锁”,通过建立扶贫资金专户等措施,对扶贫资金使用实行报账制管理,使扶贫资金被截留、挪用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同时应建立健全扶贫资金使用监督制约机制,充分发挥上级部门和本级检察机关、审计、财政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在扶贫资金预算、使用、结算环节认真进行监督。

增加救灾扶贫款项的使用透明度也是防止扶贫款被染指的重要方法。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副所长王建康认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最好监督力量是群众,应把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适当范围予以公示,便于农民群众知情和监督。

检察部门有关人士认为,要针对扶贫资金使用较为集中的农林、民政社保、交通搬迁等领域,对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环节部位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和打击对策,遏制扶贫资金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二篇:公务员考试热点:“扶贫款”缘何屡成“唐僧肉”?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公务员考试热点:“扶贫款”缘何屡成“唐僧肉”?

时事政治: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部署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和公共资金审计监督。扶贫助困资金跑冒滴漏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扶贫济困力度不断加大,惠民政策“含金量”越来越高。然而,作为贫困群众“保命钱”和减贫脱贫“助推剂”的扶贫助困资金,在一些地方却屡屡遭到“揩油”和“打劫”,个别干部甚至将“扶贫助困”变为“劫贫济私”。

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两级扶贫办(市、县、区、旗)主任、科长等10名扶贫官员就因贪污扶贫款,被法院分别判处11年至5年有期徒刑或缓刑。

有统计显示,仅2012年1月至11月,我国各地监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就达9612件,涉案人数14517人,涉案总金额27.7亿余元。

记者查阅了近两年审计署公开披露的多份审计结果发现,扶贫助困资金跑冒滴漏主要存在四大“黑洞”:

一是虚报骗领。例如,四川省蓬溪县蓬南小学存在虚报困难寄宿生人数骗取补助;安徽省肥东县残疾人联合会以会务费、招待费、考察费及购置残疾人康复器材等名义,套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彩票公益金共163.61万元;江西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昌东镇民政办公室两名工作人员编造低保户名单套取农村医疗救助资金74.45万元。

二是贪占侵吞。例如,2004年至2012年,呼和浩特铁路局社保处财务科原科长王某冒用部分已死亡人员身份骗取社保资金2323.66万元,2012年12月因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2年至2012年,陕西西安市临潼区地方税务局城东税务所原所长齐某利用职务便利协助其妻子骗取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保资金5万多元。2011年1月至2012年2月,山东省章丘市刁镇民政所原工作人员孟某利用工作便利,伪造部分已死亡五保人员签名骗取五保供养金,2012年7月被当地法院判处贪污罪。

三是挤占挪用。例如,对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发现,360个项目或单位挪用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近58亿元,用于归还贷款、对外投资、征地拆迁以及单位资金周转等非保障性安居项目支出;2012年对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三项社会福利资金审计发现,部分地区扩大范围支出5.29亿元,用于基层单位工作经费,平衡市级、县级财政预算,购建培训中心、体育场馆和购车等。

四是蒙混过关。例如,2012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结果显示,有10.84万户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因提供不实资料、相关部门审核把关不严,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实物分配3.89万套、领取租赁补贴1.53亿元;2012年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审计发现,8个省本级、178个市本级和1899个县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低保待遇累计323.06万人次、13.82亿元。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中央财经大学民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永壮认为,扶贫助困资金跑冒滴漏现象频频发生,除了一些地方和干部主观原因外,民生资金使用管理不规范、监管不到位也是重要原因,让不少心术不正之人有机可乘。

“让扶贫助困资金真正发挥好„保命钱‟„兜底钱‟作用,防止截留、贪占、挪用、冒领等漏洞,关键要从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督两个方面发力,实现由粗放化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李永壮建议,应建立扶贫助困资金流入流出透明化机制,从“上墙”到“上网”,建立多渠道、全方位的公示制度,引入第三方加强监督,增加动态审计、随机审计,防止一些地方、部门和干部提前做“账面文章”,及时曝光和严惩违法违规行为,真正看好保民生的“钱袋子”。

第三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申论热点话题:扶贫款成了贪官的“唐僧肉”

申论热点:韩亚航空悲从何来|申论范文:基层社区建设|

【申论热点】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申论热点:航班晚点|申论:业务员完不成任务被罚闹市裸奔上街乞讨|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的两级扶贫办(市、县、区、旗)主任、科长等10名扶贫官员因贪污扶贫款,近日被法院分别判处11年至5年有期徒刑或缓刑。当地扶贫部门多人贪污,有的整体沦陷。这起特大扶贫系列腐败案,也首次揭开了扶贫领域的犯罪黑幕,拷问我国扶贫款发放使用中的“黑洞”。

巴彦淖尔市扶贫办主任不仅个人贪污,甚至伙同下属干部共同贪污;名目堂皇的扶贫项目,居然要返回项目金额的40%作为“活动经费”„„在这些部门官员眼中,国家下发的扶贫款,俨然成了人人皆可分肥的“唐僧肉”。他们不仅完全无视国家扶贫款的制度设计初衷,忘记了底层民众的疾苦,甚至将扶贫款的发放、使用当做一项奇货可居、有利可图的生意来做。

据世界银行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称,中国极度贫困人口占世界极度贫困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不过,贫困人口的数目依然十分庞大。权威数据显示,按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年计算,中国还有1.28亿贫困人口。在广袤的中西部农村,依然生活着众多亟待帮助的贫困农民。

责在扶持农民脱贫致富的扶贫办,居然沦为分肥扶贫款的罪恶渊薮,不能不让人感叹涉案官员的无耻。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钱不能贪占,这不仅丧失了一名官员的公共责任,也突破了做人的最后底线。

扶贫款每每沦为“唐僧肉”,也折射出相关扶贫制度的不透明乃至缺乏约束。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扶贫款的流动使用依然高度封闭,社会公众既难以知情,也就无从监督了。在巴彦淖尔的贪腐窝案中,款项的发放、项目的确定,以及最后的验收,全部由扶贫办包办,只要搞定了具体的经手人员即可大功告成,贪腐成本可谓十分低廉。

另一方面,相关审计、公示制度也不太健全。扶贫资金的划拨多没有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依然沿袭传统的层层下拨方式。在下发过程中,即便遭遇层层截留、盘剥,也因为缺乏相应的信息公开,而无从查起。比如,在巴彦淖尔窝案中,扶贫办索取的40%“活动经费”,并不是从扶贫资金里直接扣除,而是由获益单位和部门“先行支付”。这样,即便事后审计,也很难查出端倪。

特别是,鉴于目前国家扶贫款的无偿性质,很多地方和单位均将其视为“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因此往往满足于拿到就行,哪怕支付相当比例的“费用”,也在所不惜。其结果,就是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分肥。

有数据显示,仅2012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贫困地区的综合扶贫投入就达2996亿元,如此庞大的一笔惠民资金,亟待规范使用。用于救急的国家扶贫款,不能总是被贪腐官员和无良商人肆意侵占。长此以往,不仅国家的扶贫政策很难完全起效,也会因此而减损政府公信力。

当此之际,不仅要强化对扶贫部门公职人员的监督和约束,更要从制度层面增强公开透明,杜绝暗箱操作、封闭运行,将扶贫部门的权力晾晒在阳光之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四篇:预防涉农扶贫领域“最后一公里”职务犯罪

预防涉农扶贫领域“最后一公里”职务犯罪的调研报告

辉县人民检察院预防局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扶贫开发已进入攻坚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扶贫资金投入将更大、项目将更多。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乡镇站所等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直接面向群众,是党的政策的基层代言人,他们被形象的称为推进国家政策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在涉农扶贫领域中,由“最后一公里”监管失守而导致的政策扭曲或资金流失现象却时有发生。村“两委”干部、乡镇站所工作人员成为涉农扶贫领域里职务犯罪“重灾区”,凸显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对基层监管失之于软的管理短板,敲响了惩治“小官涉贪”、规避监督“灯下黑”的反腐警钟。

一、“最后一公里”职务犯罪的特点

1、层级与社会影响成反比。村“两委”干部、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层级不高,多为科级以下干部,故此,人们常常把扭曲惠民政策、侵占涉农资金、借机损公肥私、损害百姓利益的“小官涉贪”,戏称为念歪“好经”的“歪嘴和尚”。但这些人往往手握实权,直接面向群众,是党的政策的基层代言人。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原温浏乡令冲村村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余勇利用职务便利,伙同妻子毛艳用村民杨某的户口册为其申请了农村低保,但两人没有告知杨某有低保,也没有将低保存折交给杨某,将1.146万元低保金侵吞。余勇夫妇二人为本村4名孤儿申请办理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但没有将民政部门发给4名孤儿的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的存折交给抚养人,而是将7.2万元补助金占为己有。

本案中余勇身为乡政府秘书兼村党总支书记,伙同担任该村村委会副主任的妻子毛艳共同作案,虽然二人级别不高,但均实权在握,拥有财物的管理权和支配权。余勇这些“歪嘴和尚”们在涉农扶贫领域中的贪腐犯罪,不仅直接侵害了最基层广大农民的经济利益,而且具有损害政策信誉、玷污政府形象、动摇执政基础的深层危害,负面效应不可小觑。

2、工作不负责任,玩忽职守。纵观基层干部在扶贫领域里的职务犯罪,责任心缺失,不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导致犯罪的不在少数。

安阳县民政局救灾办负责人姚丙宪,安阳县国税局税政科科长付文军,两人未按照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办法对安阳龙海鑫源实业公司和安阳县京豫桂鑫达贸易有限公司福利采砂厂履行年检职责,未全面认真审核残疾职工的实际在岗情况和工资领取情况,未能发现企业存在残疾工人只挂名不上岗的情况;发现企业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提出限期整改措施,使年检流于形式,致使二企业通过了2010和2011福利企业年检。之后,二企业骗取国家退税款2113772.68元,给国家共计造成2113772.68元的经济损失。2013年12月,安阳县人民检察院作出判决,姚丙宪、付文军二人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3、想办实事,却好心办坏事。

山西省壶关县晋庄镇西山后村地处偏僻,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农民人均耕地少,农民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用原支书王羊昌的话说当时村集体没有一分收入,无一间办公室。为增加集体收入,解决村集体公益事业支出经费问题,王羊昌和时任村扶贫移民项目负责人的村委主任王金库虚列7户28口人移民户花名表,每口人补助2500元,套取上级扶贫移民资金7万元。两个法盲村官本是一心想为集体办点实事,却不知扶贫移民资金碰不得,挪用超过5000元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不懂法闯了大祸。

由此可见,“扶贫政策救了一部人,也害了一部分人。”作为村官,学法守法是非常必要的。要懂得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应该怎样做;什么钱能花,什么钱不能花,什么钱应该怎样花。不要让好心为民办事,即使没有贪赃枉法,也触犯了刑律,犯不应该犯的错不值。

二、“最后一公里”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1、法制观念淡薄。职务犯罪的基层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也就不可能自觉遵照法律规定做到依法办事。违法干事的干部往往认为工作不会出问题,自己不会犯错误,甚至对一些违法乱纪情况,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法制观念淡薄。

2、信仰宗旨不强。个别乡村以穷为荣,以穷为要扶贫款的资本,老是盯着国家扶贫资金这块肥肉。国家扶贫资金年年拿,“贫困帽子”当做“金饭碗”。进北京,跑省城,要扶贫资金,花了3万要了5万,到最后落个被纪委查处,严重者锒铛入狱,身败名裂。对于国家的扶贫政策,贫困地区的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一定要讲党性,讲信仰,树立利用优惠的政策干事创业的精神,切实解决老百姓急需解决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要搞好村民致富创业,早日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3、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近年来,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4、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上述案例中山西法盲村官也曾向镇政府签订责任书,保证移民资金不得截留,不得挪用,保证足额到户。但一纸责任书并没有真正对基层干部起到约束和警醒。这也正说明管理上的漏洞是监督制约机制没能正常运行的结果。

三、“最后一公里”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警示教育,深化法治宣传。一是通过以案释法等方式,对涉及扶贫开发工作的单位和人员定期开展法治教育和警示教育,促进增强法律意识,做到警钟常鸣,为预防职务犯罪筑牢思想防线。二是加强对村级干部的党风廉政教育,着力提升其廉洁意识和纪律观念,引导其走出“村干部非国家公职、捞取好处不算贪腐”的认知误区。促使党员干部做到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筑牢预腐防变防线,从行动上自觉严于律己。

2、强化查处,打防结合。一是加大查处力度,增强震慑效应。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坚决遏制涉农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对涉农职务犯罪发现一件、查处一件,特别要将征地补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惠农资金补贴等重点领域作为当前办案工作的重中之重,严厉打击那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的村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同时,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模式,重点查办窝案、串案,对在一定时期内某一涉农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集中清理查处,扩大办案的影响力和威慑力。二是要从源头上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注重利用报纸、电视、微信等现代媒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公共舆论对扶贫领域的监督制约。尽可能将涉及农民群众利益的公共事务,如惠农利民政策、专项资金发放等重大事项的政策依据、受益对象、发放标准、工作程序、监督方式等,及时采取各种形式公布于众,提高农村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农村职务犯罪;三是加强纪检、检察、审计以及“三农”工作部门的合作,坚持打、促、防并举的方针,遏制干部犯罪的上升趋势。

3、加强案件易发环节的防控制度建设

从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情况看,权利相对集中的部位是职位犯罪案件易发环节,村支书,村主任,负责人等具有一定实权的“一把手”多人次出现腐败。加强对案件易发环节的防控制度建设,是有效遏制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根本措施之一。

第一,对于那些经济活动频繁,掌管扶贫物资和有权支配扶贫财务的部门和人员,制定相应的岗位工作流程,对关键岗位的办事程序、步骤、环节、审批权限、时限都要明确规定,并有效实时监控。

第二,对关键岗位人员加强管理力度,实行管理人员岗位交流制度,防止关键岗位人员经营关系网,为职务犯罪创造条件。

第三,对涉农扶贫项目资金实行同步预防,重点监督项目资金的申报、划拨、发放落实等环节,严防贪污、挪用、截留涉农惠民项目资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要完善村务管理和政策落实的民主监督机制,做到惠农政策、资金总量、资金分配的“三公开”,确保民众的话语权和监督权。

第五篇:四川省人民检察院通报十一起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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